关于李约瑟难题论文范文资料

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对李约瑟难题做出了相关分析，供参考李约瑟难题内涵丰富，解答困难。本文分别从“科学，技术，社会”三方面分析“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这一问题，并着重从社会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一．科学的本质——“由特殊到一般”与“由一般到特殊”的碰撞 古代西方科学的本质特点与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是不同的。他们对于事物的研究是采用分类的方法。例如，他们把科学分成一个一个的大段，从而有一个一个的大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生物学等，每一个大段还可以分成若干个小段，每个小段再可细分，如生物学的分类系统就有7个主要级别：界、门、纲、目、科、属、种（种是最基本的分类单位），他们科学的任务就是分别研究实是的各个品种。如此的分类就使得他们的科学注重不同事物所特有的东西，因此，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特殊性”，即寻求这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点。然后，再把分类的事物加以整理，归纳，形成一个个大的学科，从而形成科学。相比于西方，古代中国科学的本质特点则是“一般性”，中国古人的科学强调“道理”，也就是推之万物之理。正如老子所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这意思是说，道理不仅不以实践为基础，过多的实践，沉溺于具体的食物，会妨碍我们对整体道理的把握。因此，古代中国学者总是先去探寻事物的本质道理，在把得出的普遍道理加以应用，推广。 不同的本质特点，决定着不同的发展规律。由于中国古代学者的聪明智慧，总可以总结出许多相对正确，科学的道理，并加以实践，应用，因此这种“速成”发使得中国在很早就有了如李时珍的《本草》，勾股定理的之类的发现，相比于西方还在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相对整体的科学，如“黄帝内经”“水经注”等著作，因此古代中国的科学遥遥领先于西方。但因为中国对于事物特殊性的研究过少，也就是实践的过少，使得理论并不完善，且进步，发展缓慢。而“重学轻用”的特点使得实践是作为对 “道理”的补充而存在的，不是最核心的内容，因此整体中国科学发展缓慢。而西方科学的发展由于几个世纪甚至是十几个世纪对自然认识的不断积累，实践，便可以对各种学术进行整理和分类，从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再加上文艺复兴后，科学家大量的实践研究（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钟摆试验，人体解剖）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又深化了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因此古代中国科学在近代被西方科学超越也是不足为奇了。 二．技术的进步——“经验”与“工具”“理论”的主导地位 技术与实践紧密相关，它直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服务，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技术大致包括“经验技能”“工具设备”“理论应用”三个方面的要素。在古代，由于工具设备的落后和理论应用的残缺，经验技能起主要作用。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并且社会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内相对稳定，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中国关于生产，生活方面的技术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而欧洲封建社会的开始是以西罗马帝国（公元后476年）的灭亡为标志的。换句话说，中国封建社会比欧洲早950年，长达数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以及工具设备、理论的传承保证了中国古代技术相对于西方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理论的不断发现和创新，特别是重大理论研究的发现（如牛顿力学3定律，能量转移与守衡定律）以及工具设备的不断更新，工具设备和理论应用对于技术的影响渐渐代替了经验技能，对于技术的发展起主要作用。如第一次科技革命：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等工具设备的产生使生产技术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电机、电动机、为代表）的关键技术就是建立在科学的电磁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的技术更加依赖科学，理论应用日益成为了影响技术的最关键性因素。因此，在近代由于中国的工具设备尤其是相关的科学知识落后于西方，技术也落后于西方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社会的发展历程——“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新老代替 当然，我认为之所以在科学、技术等方面一直领先的中国在近代被西方超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因素的不同。我认为这是以下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 a) 长达2000年的封建制度是把双刃剑。中国从公元前475年就已进入封建社会（战国），而相对稳定的社会为经验的传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悠久的历史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与西方。但残酷的封建制度严重的扭曲了劳动人民的人性，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作为推动科技的主体，中国人民在如此的制度下只能仅仅维持生计，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去创造，研究，去发展科学。而西方科技的发展和科技革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兴起的，资本制度的产生和建立极大的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最大程度的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争先恐后的不断研究科学，研究技术，从而进一步的推动生产力以及科技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基础。相对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更有效的推动科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而稳定的中国封建统治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化的全面落后。 b) “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影响中国科技进步又一重要原因。科技的进步与实践密不可分，而交流是使实践扩大的一种很好的形式，“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看不到西方世界的进步，缺少与世界先进技术的交流，闭门造车，中国便缺少了科技进步的客观因素。再加上国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国人民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缚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中国又失去了发展科技的主观因素。而相比于中国的西方，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区，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突飞猛进，发生了科技革命。海外贸易和掠夺又使得西方国家为商品生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引发了工业革命，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久而久之，西方的科学，技术相对于中国已遥遥领先。 c） 千年的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深远。中国人民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度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儒家思想重视求道，《论语》《诗经》《周礼》《大学》等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人道和学问，也就是儒家思想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以及对于道理的理解，对于实践却并不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其次儒家文化重视发展农业，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也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阻碍总用。封建科举制度，为平民登上仕途提供了道路，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民对文化，对理论知识的学习，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毫不变革的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朝开始兴起的“八股文”形式单一，知识 片面，重点在于对个人修养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了解以及对自然、社会的实践，忽视了对理论知识的创新，牢牢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严重的阻碍科技的进步。 此文仅仅是个人对李约瑟问题的一些粗浅理解，同时也借鉴了不少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期待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还有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带来的科技革命的为什么的问题，最早由李约瑟博士提出，而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答案的难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在这里，浅显的我能谈的也只是一些自己浅显的见解罢了。 要问为什么，我们首先就要搞清问题的界定。首先近代科学是什么？它的特点又是什么？它的产生又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有人把科学归结为两类：一是以近现代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为典范，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出发，强调科学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组成的关于自然界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二是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关于这两种认识中，显然第二种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讨论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所谓的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用数学抽象地描绘自然规律，同时面对自然能够创造出相适应的抽象数学。那么对于我们的描绘是否准确，我们采取的是实验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大部分都属于实验科学。 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就必须拿中国的文明传统来和西方的文明传统作一个比较，同时这个比较应该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了。说到底，科学虽然和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要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并隶属与文化，那就离不开关于该文化产生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马克思讲，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科学不能形成一种文化来传播，那它绝不会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两个方向的理解：一种是以研究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主体；一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为主体。 我们既然已经把近代科学归结为一种文化来讨论，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第一种方向进行理解。 欧洲的本土文化中世界可算是荒蛮的，但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科学文化迅速形成，并借助科学的力量有了现代技术而迅速崛起，站在了世界的文明之颠。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让欧洲文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到底如何对欧洲文化进行了作用。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欧洲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解禁了封建主义对科学探索的禁锢，哥白尼式的命运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艺复兴拿来了本非欧洲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中有着早期的科学哲学思想。 欧洲本来就是世俗政权和教皇政权并存的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对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腊先哲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学空间，而崇尚自由，同时又有着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将探索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城镇商业文化的兴起，对于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科技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价值基础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同样，文艺复兴借鉴来的古希腊文明的科学哲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古希腊的先哲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和工匠，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兴盛。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没有太多经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对于外来文化显得更容易适应，古希腊的科哲文明在他们手重显得更加务实。 尽管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哲学后来有了形而上的风气，可它毕竟成就了欧洲伟大的科学文明，从而带动了欧洲的整个物质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探讨欧洲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约瑟难题，关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没落就成了必须，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学文化的生长环境。网上有评论说探讨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环境属性，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们已经改造了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都是我们现在必需的。 现在沿第二种方向来走。席文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而没有‘科学’”，因为这句话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国过去的确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着整合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就绝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对自然知识的认识。中国过去有在过去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那它就是有科学的。 中国古代虽然有科学，但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图纹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图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东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进行对祖先之法的理解，要为比西方强大得多的封建专制服务。中国尽管有科学，但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很难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中国的科学都是些工匠科学。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的阻碍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孔子开始的教学平民化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平民文化将科学的探索认为是末学；而把适合封建专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作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封建等级关系并论证这种关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意识上抑制了科学的发展。 二是教学传统的沿袭抑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国最可能产生科学种子的工匠们没有这样一种适应科学产生的传统体制。古希腊的科学可以由学堂里进行师承，而中国的工匠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广泛地把自己的科学思想进行传播。我们的工匠师傅们有了研究成果，就会把它当秘方一样供起来，而不可能把它用与广泛的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而与我们不同的西方城镇文明里，他们的意识要比我们开放的多，他们明白交流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明白交流好处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讳搞科学的；工匠明白科学的好处，可又忌讳交流。这也是一大阻碍。 对于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单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影响是过于片面了，可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与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 我们从孔子开始就讲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探索意识。同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长期受着空前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又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来都把稳定和秩序作为最低底限。保守最后植入了我们的民族个性。最后造成了我们对于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经验靠感觉进行处理的，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按照传统去执行，成了“礼性社会”。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时代比我们要短，同时由于宗教的作用，他们的封建禁锢比我们要少，同时他们的文化有着追求终极理性的传统，所以在15~17世纪封建时代接近尾声时，他们的思想比起我们要自由得多，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文艺复兴，他们就能够苏醒。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们都没能完全苏醒过来。我们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们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优势改造了近现代科学，并广泛地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同时基本上建立了相对民主的社会体制，我们才有所好转。但尽管这样，我们与西方相比还是显得不够开放。而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始终都是与长期文明体制的不同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许是由于欧洲本来就能够用于否定的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并用复兴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发展。而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文化过于强大，很难否定，但是由于我们的基数要比他们大，等到我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们就一定比他们的发展更扎实，更能产生出适合我们发展的大文化。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孕育了灿烂技术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出近代科学？”也即，作为曾引领世界十几个世纪，唯一有历史延续的中华文明，为何会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反思其实早自清末洋务运动起就已开始。当时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解决此问题的实际方案。那么从学理的层面上看，究竟如何解答此问题，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难题”了。例如有人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束缚，2004年，清华大学为此举办过论坛，讨论中国文化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资本家的缺席是造成近代科学没有萌芽的重要原因，真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也许，未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这个问题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但是，作为一个经典问题，它必然会在学术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本专题搜集了近几年来与此问题相关的论文，希望能够为此问题的求解轨迹勾勒出一个基本概貌。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