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相传粤西的“年例”是由道教上元节（民间元宵节）衍化而来。自汉唐以来，北方文化习俗逐渐渗透粤西大地，其习俗与本地习俗庆祝丰收、祈祷祭祀相结合后，逐步演变成现今隆重热烈、极受村民重视的民俗节日。
一说：它是上元节、庙会、粤西地方各村村民祖先迁移落脚纪念日等综合起来的节日。
年例主要盛行地方：高州、化州、电白、茂南、吴川、信宜、遂溪、廉江、赤坎、霞山、坡头、麻章、雷州、徐闻，以及广西北流一带。年例从正月初二起至二月底，各村均有不同日期的年例日，集中在新春期间。一般年例日期一天，有的一至三天。
传统年例活动包括：起年例、正年例、年例尾。具体指敬神、摆宗、打醮、祭拜、挂花灯、游神、放鞭炮等环节，大都以祭祀活动为主。还有舞狮、舞龙、舞春牛、八音、粤剧（“做大戏”）、木偶戏（“鬼仔戏”）、歌舞、杂剧、宴席等活动。
粤西地区农村每年一次的年例，主人家让你免费大吃大喝，酒管够
不知什么时候起，年例已成了粤西村落的独特习俗。届时村村鸣锣醒狮，亲戚汇聚，乡俗缤纷，喜庆欢闹。我出生在农村里，正月十五是我家乡的年例期。这是大人们装满祈愿的日子，更是人们小孩子盼望的快乐时光。旭日东升，初春的早晨还散着寒气，“迎神”队伍就由祠堂出来了，一路欢闹。列队而回，旗幡开路，“文武”跟前。游神队伍中有人撑阳伞“护神”，有人撑大旗扛关刀，锣声哐哐，村民纷至沓来。众神被抬到村口，守候的妇女们手中燃旺了香烛，相率奔香案争插头柱香。大家都盼望着，求神保佑，期待百花争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更盛大的是“摆醮”和“祭神”。村前的荒地上聚集了几百人，一派喜庆、吉祥的气氛。花灯轻曳，红联飘香，烛烟袅袅，祭品丰盛。面对着神像的地上铺放着长长的凉席，锁呐吹响了，锣鼓敲响了，穿着阴阳八卦袍的道公，用特别的语调，叨念着冗长的祭文。仔细辨听，无非是邀请众神光临，以保佑六畜兴旺、谷粮满仓、益了旺孙、团结和睦之类的内容。村民朝拜，更是讲究礼节，三拜九叩，动作规范，在虔诚地祈愿饱暖富余、世道清平。锣声再起，鞭炮氤氲，香油更旺，年例亲意春情满乡间。到了晚上，乡戏招览主人及亲朋，木偶戏成了老人们的佳肴，而露天电影甚至轻音乐会则是年轻人的冰琪淋，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喜欢暗探后幕，洞察戏里春秋了。真是台前热闹，台后匆忙哪！
fghfhf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红色土地。在这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等。这一个个红色经典的称号与地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已化作一颗颗与日月同辉的星辰，在红色中国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奏响雄浑激越的华彩乐章。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据统计，1955年至I965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325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极其光荣、伟大的牺牲。江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迹所到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萍乡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许多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他曾十次赴萍乡，建国后二次上庐山。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在萍乡的安源煤矿，他下矿井，办夜校，访贫问苦，宜传马列主义真理。次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1927年月，大革命失败，到处腥风血雨，全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他走铜鼓，下修水，跑萍乡，率领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经莲花、永新、宁冈，于1927年的10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国革命，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楼……井冈山的名字永远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他率领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战东固，打吉安；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兴国、寻乌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儿乎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8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率领中央苏区的军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中华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中国的希望。这期间，毛泽东曾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依靠军民，坚持斗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是他永远与江西人民心连心的见证。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过于都贡江上的浮桥，和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万里长征，从此北上抗日，一别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这块红上地上，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奋斗，他的伟大足迹正如他的诗篇所云“无限风光在险峰”。红色的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搏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截止2005年7月，江西共有9个由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个革命纪念馆分布于全省各地。全省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4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义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江西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拥有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色摇篮”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发地、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诞生地等众多中国革命之最，江西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红色旅游产业，江西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在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上，将按“一个龙头、四个基点、两个集散中心、六条精品线路”来布局，即以井冈山为龙头，以南昌、瑞金、萍乡、上L饶为基点，以南昌、赣州为集散中心，以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等六条精品线路为骨架（即：1、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2、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3、赣湘红色义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沙”；4、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州－瑞金－长汀－龙岩－梅州－广州”；5、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6、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同时，打造一批成熟的红色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并重点加强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江西是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江西人民对于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具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为革命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7月他重上井冈山时又谆谆教导我们：“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对江西这片红土地有着浓厚的情谊，他于1972年深秋来到井冈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郑重向全党提出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歪曲和破坏的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并要求“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文明的主要支柱”。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又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1989年10月来江西视察时，挥笔题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江西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在国内，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最先提出红色旅游口号，最先举办“心连心”《红色之旅》节目。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2000年江西就开始打“红色旅游”牌；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正式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口号；2004年10月20日起程，行程一万多公里的“2004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我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国家旅游局领导评价说：“这不但是亲身实践和宣传推广红色旅游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红色，正成为江西旅游的主色调；红色旅游，正在被打造成江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线！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大步向前，全省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350余万人次，红色旅游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按待国内游客总数、旅游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004年，革命圣地井冈山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红都瑞金市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而上饶集中营名胜区接待人数则同比增长60%以上。2005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条精品线路录》和《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红色旅游30条精品线路和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四线五景”榜上有名。四条精品线路分别是：1、南昌－吉安－井冈山线；2、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3、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4、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在全国红色旅游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占5个，即：1、南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2、萍乡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3、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4、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5、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目前，中央正在大力建设的全国爱国注意教育基地的三个“一号工程”中，江西的井冈山就位列其中（另外两个为韶山、延安）。在红色旅游的交通条件方面，江西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更多的国际航线，井冈山军用机场改扩建为旅游机场，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经过瑞金的赣龙铁路已通车，吉井铁路也正在抓紧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达1500多公里，使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都有高速公路相通。发展红色旅游是“瞻仰一次圣地、净化一次灵魂”的政治工程；是“挖掘一种内涵、铸就一种精神”的文化工程；是“开发一方红，致富一方人民”的经济工程；是“三位一体”、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江西省委、省政府，对红色旅游都十分工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加快发展红色旅游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同月，《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也出台实施。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
罗香林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广州国民大学、广州文化学院等校教授，并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院长。1949年移居香港，先后在新亚书院、香港大学等校任教，获香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衔。罗香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执教之余勤于著述，毕生著书42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凡所著述，恪守科学态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深为史学界所推崇。罗香林在史学方面具有两大建树：一、开拓了客家研究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黄某等学者编著的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及某些报刊、志书对客家进行侮蔑，妄称客家“非汉种”，并将客字加上“犭”旁，引发了多次关于客家族属大论争。罗香林积极参与论争，并据其多年对民族史的研究及客家文化的考察，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捍卫了客家人的社会地位。50年代初，罗香林推出了客家研究的又一力作《客家源流考》，从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演进说起，对中华民族中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的特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和考证，是客家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撷录 《客家源流考》中关于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的记载：（一）江西省：江西一省，计有纯客住县：寻邬 安远 定南 龙南 虔南 信丰 南康 大庾 崇义 上犹；其非纯客住县，已知的则有： 赣县 兴国 云都 会昌 宁都 石城 瑞金 广昌 永丰 万安 遂川 吉安 万载 萍乡 修水 吉水 泰和（二）福建省：福建一省，纯客住县，仅：宁化 长汀 上杭 武平 永定 将乐 沙县 南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清流 连城 明溪 平和 诏安 崇安（三）广东省：广东的纯客住县，计有：梅江区 梅县区 兴宁 五华 平远 蕉岭 大埔 连平 和平 龙川 紫金 仁化 赤溪 始兴 英德 翁源至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南雄 曲江区乐昌 乳源 连县 连山 阳山 惠阳区 海丰 陆丰 博罗 增城区 龙门 深圳宝安区 东莞 广州花都区 清远 佛冈 开平 中山 番禺区从化区 揭阳 饶平 信宜 潮安区 河源 丰顺 鹤山 封川 徐闻 阳春 三水区 防城 合浦 临高 陵水 钦县 广宁 惠来 儋县 定安 崖县 化县 澄迈 万宁 潮阳区 新丰 罗定 台山（四）广西省：广西一省，没有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桂平 贵县 苍梧 平南 博白 郁林 北流 藤县 贺县 武宣 象县 横县 武鸣 陆川 宜山 柳州 融县 昭平 平乐 永淳 钟山 荔浦 三江 罗成 柳城 来宾 阳朔 蒙山 兴业 隆山 迁江 东兰 南丹 信都 修仁 凤山 那马 榴江 崇善 宜北 绥渌 中波 宁明 明江 河池（五）湖南省：湖南一省，亦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汝城 郴县 浏阳 平江 宜章（六）四川省：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 巴县 荣昌 隆昌 泸县 内江 资中 新都 广汉 成都 华阳 新繁 灌县（七）西康省：客家迁到西康的，仅有非纯客住县的会理县一县。（八）贵州省：客家迁到贵州的，也仅有非纯客住县的榕江县一县。（九）台湾省：台湾无纯客住县，其非纯客住县则有：彰化 新竹 高雄 屏东 苗栗二、奠定了中国族谱学的地位60年代，罗香林撰写成《中国族谱研究》一书，揭示了中国族谱的撰述对象，阐明了中国民族的迁移，社会演进，文物盛衰，遗传优生，及其与中国历史之关系，中国族谱今后发展方向等，开辟了继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之后的又一史学新学科领域，成为中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罗香林主要著述有：《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乙堂文存》、《傅秉常与近代中国》、《唐代文化史》、《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唐元二代之景教》、《客家史料汇篇》、《客家源流考》、《客家研究导论》、《幼山府君年谱·一卷》、《明清实录中之西藏史料》、《历史之认识》、《梁诚的出使美国》、《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亚之真空教》、《百越源流与文化》、《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蒲寿庚研究》、《陈兰甫与广东学风》、《颜师古年谱》、《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国父之大学时代》、《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国父与欧美之友好》、《民俗学论丛》等。附录一：罗香林《客家民系的形成》何谓“客家”？中国史学界历来认为，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称客家。由于唐宋间有“给客制度”，有“客户”之籍，与当地的土著相对而言。《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近几年来，许多学者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对“客家”称谓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下列几种：（1）“客家”一词，作为民系的称谓，在内涵上有其规定性，是由其区别于其他民系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不是与当地原来居住的土著相对称谓。如果“客家”的称谓是与当地原来土著相对称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上流落他乡的流民，在定居之后，都可以称为“客家”，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2）历史上的“给客制度”的所谓客户，实际上是汉魏以来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土地兼并下，不堪战乱和压迫而流离失所的农民，称为“流民”或“流人”、“佃客”等，唐朝时更在户籍上有“主户”与“客户”名目。“客户”实际上专指佃客、佃户。主户、客户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别标准，主户失去土地即为“客户”，客户能有土地，也成为“主户”。可见“客家”称谓不可能是来自“给客制度”的“客户”一词。（3）如果“给客制度”的“客户”指中原迁来的民族，那么同是由中原迁来的汉人，定居闽南漳泉一带则称为“河洛人”，其方言为“河洛话”；定居闽东的通称为“福佬人”，其方言为“福佬话”；定居广州一带（包括大部珠江三角洲）的称为“广府人”，其方言是“粤语”。他们并不称为“客家人”。（4）认为衣冠南渡的汉族是编户齐民，乃是主户，土著不属编户，免纳贡赋，应是客户，所以“给客制度”的客户不是指南迁的汉人。（5）认为在唐宋以前迁来的汉人是主户，唐宋时迁来的是客户。总之，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客家人的界定应根据科学的尺度，既不能完全从源流来确定，也不能抛弃历史事实来臆断或推理。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中原民族南迁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还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客家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众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性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共同体中的一个重要民系，在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其所具有的本民族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外，又有着自身的诸多特征，从而与本民族的各历史、文化特征既同又异、同中有异，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统一，一般性与特殊性共存的关系。南迁的中原汉族、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在迁徙过程中和在自己民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自然不同于中原地区。一方面，客观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对自身原有的心理素质要作些适当调整；另一方面，迁徙过程中心然发生的与客居地土著、他族的相互影响、融合乃至争斗，也会以这样或多或少那样的方式，改变着他们原先的心理因素。这样，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融合以及迁居地经济生活等诸多作用的相互影响下，南迁的中原汉族在心理素质方面，自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一旦这种调整、改变和重新整合得以完成，客家民系也就最终形成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客家语言至今仍作为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而流行于粤东、闽西和赣南等客家地区，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个独立的方言系统。这种独特的方言系统的最终形成，也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故客家民系的形成亦应是以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四大要素为其标志。“当然，形成民系的第一要素是人，要有优势的人群势力，才能形成自我优势的环境，才能酿成以自我祖源为本，又同新环境相融合的个性，并继续保持和发展。”客家民系的形成时期为五代至赵宋年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总的说来：1、客家人是汉民族（中原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在古代历史上，中原民族南迁后曾与百越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相融合，历经千年，但其形神气质还是中原民族而无变异，有独特的稳定性。2、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闽粤赣三省相连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只是有个别县的语言受其他语系的影响，但也还保留客家话的基础，只是语调上有所差异）。如长汀城与宁化治平人的语言完全相同；长汀城客家话与广东本系梅州、江西赣南的客家话完全可以相通。离别家乡五六十年归来的华侨，完全不会忘记而且能很自然流利地讲家乡客家话。客家话与粤语（广府话）、福佬话（闽东）、河洛话（漳泉）方音都无关系，而与河南中州（郑州一带）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说：客家话源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像中州河南的话。中州话为河南郑州的土话，与客家话非常相似。3、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从明清遗留下来的永定圆形、四方形土楼群，结构厚实，高峻雄伟。宁化安乐、安远，长汀涂坊、宣城，广东兴宁、梅州市梅县区的多层围龙屋，长汀的九厅十八井，标志着客家的的建筑艺术，其结构独特，是客家人客居他乡聚族而居，群体式的客家大屋的见证。尤其永定土楼独特的建筑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与赞赏。“永定土楼是永定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文化财富。”武平中山的“百家姓聚居地”和“军家方言岛”是客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晋书·王导传》云：“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南迁的结果，形成了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个支派的汉族民系。鄱阳湖支派即为现在客家民系的先民。他们是原来居住在山西和河南等地的汉人，逃到安徽、湖北、江苏至江西，再沿鄱阳湖迁赣南和闽西各地。据《嘉应州志》载：“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来自，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语言声音皆以汀赣为近……。”现在嘉属不少氏族的族谱、家谱明载由元末明初迁来，足资佐证。客家是中华民族中的汉族南迁的一支民系，即闽、粤、赣系。客家人的聚居地为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相连的地区。这里有33个纯客家县，是客家人上千年历史的开拓地。汀州宁化石壁村是宋元以前客家南迁的中转站；梅州市、兴宁、大埔等地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向海外发展的以粤东、粤南、闽西、闽南为多。汕头、厦门自清末民初以来，已是中国两个著名的华侨口岸。香港、深圳、南洋群岛各商埠的港胞、侨胞（其中一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所保存的谱牒，以及有关海外客家源流的研究资料，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汉族南迁入闽，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后经长汀、上杭、永定入广东汕头出海，或由闽西、闽南经厦门出海，或经广州迁徙香港、深圳及南洋各地的。客家历史上经过几次大迁徙，辗转南来，源远流长。客家儿女分布世界五大洲，足迹启蒙遍天下。他们天涯飘泊，客居异邦，而爱国爱乡的传统世代相传。客家人是当代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附录二：罗香林《客家人的迁徙》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戍驻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军区50万驻岭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不受欢迎筑灵活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县筑灵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汀江和湘江和漓江凿通，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5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发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政策，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据李吉甫《无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两年10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前已有5330户，人口万人。户口统计所显示的数字主要是汉人。唐总章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宠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朝廷费了相当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黄巢联合庞勋余众，揭竿起义，其势甚速，从河南、山南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十几年动乱，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昭宗时，王潮、王审知参加寿州王绪起义，有5000余人渡江南下。这些人多来自河南光州一带，称为中原氏族，入闽汀者大多留居。黄巢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被授予宣武节度使之职。天佑元年，朱温弑唐昭宗，越两年受禅为帝，终于篡夺了唐朝政权，改国号梁，开始了五代纷争的割据局面。据志载：后梁时（897年），王审知被朱温封为闽王。王审知为了顺时应人，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他折节下士，开门兴学，以育才为急。凡唐末士大夫避地南来者，皆厚礼延纳，筑'招贤院'以馆之。于是中原士大夫纷纷携带家眷，不避艰辛，爬山越岭，分路入闽为王审知效力。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中原氏族入汀者数以千计。故汀城建有白马庙，奉祀王审知。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之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第三次大迁徙。在此期间，中原氏族流亡入汀者日众。据说陈朝皇室陈元光裔孙陈叔明共有九子，成为巨族，奉谕凡巨族分居，乃散处九州。“九子分九州，满子封汀州”的陈魁（其实为第六子），字参琬，敕封大夫，携带家室97口迁汀州，为汀州陈姓始祖。陈氏就是宋代入汀的。当时的汀州，地广田多，人口日殷，竟达成10万之众，可谓盛矣。据史志记载，自东晋以来直到宋代末期，是中原人民大量涌入闽、粤、赣三省边区的时期，因为闽西、粤东、赣南山水相连，土地肥活，气候温和，有江河之利，而人口相对稀少，迁来的中原流徙民众到这里有田可耕，有安身之地，环境较为稳定。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人入闽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黄遵楷所撰之《先史公度事实述略》一文中说，就在此时，“散居于汀州、邵武各属的客家人，再迁梅州”。《嘉应州志》卷三十二《丛谈》也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中国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都经过了汀州宁化石壁。从《客家源流考》、《客家源流研究》所引的“族谱”和客家姓氏渊源的研考，大致可以梳理出曾留居汀州宁化石壁的客家早期姓氏。据《百家姓辞典》及“族谱”初步统计：晋代永嘉之乱后，由中原南迁入汀州宁化石壁寨的有：卓、罗、郭、詹、邱、何等姓。唐朝安史之乱先后八年（755-763年）及至唐末迁至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县的有：廖、郑、温、陈、王、蔡、杨、古、吴、沈、薛、钟、周、刘、卢、李、苏、张、阙、曹、罗、邓、伍、江、梁、谢等姓。北宋、南宋抗御辽、金，以及宋末抗元，烽火江南，几无宁日，在这期间先后迁徙汀州宁化石壁寨和长汀等地的有：曾、谢、邹、欧阳、胡、孙、赖、游、兰、魏、邓、巫、吴、宋、罗、林、江、黄、彭、梁、简、汪、范、赵、官、徐、傅、潘、翁等姓。据《上杭县志·氏族志》载：自汀州宁化石壁经长汀迁上杭县境的计有：丘、江、朱、伍、严、李、官、罗、陈、袁、范、张、龚、黄、曾、詹、谢十七姓，所迁年代多在宋朝，宋代以前的很少。据永定县调查：唐末五代迁徙入永定的现仅存阙氏一姓，南宋迁入的有：卢、廖、郑、胡、江、巫、林七姓。赵匡胤统一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但是赵宋王朝很少过几天安静的日子。100多年以后，金灭辽复又侵宋，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宋高宗迁都于临安建立南宋政权以后，政治一天天腐败，国家一天天衰弱。公元1234年，元灭金，并吞中原。接着，元军南下，南宋亡。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元兵攻破汀州，是时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犹力图抵抗，挽救宋朝江山。闽粤赣义民纷纷起来抵抗元兵，于是闽粤赣交界地成为抗元辗转攻守的战场。向日居住在这里的客民失败后，大批辗转流入广东东部大埔、梅县、兴宁及粤北一带，另辟安身的所在；有的战死于罔州或崖山，有的流落于岭南海隅。明朝永乐年间，从浙江、江西、安徽迁汀大量客户，一是避差役，二是顶军、奉例屯田的新客户。汀州的客家人，经过明朝一代休养生息，人口剧增。据考至明末清初，南迁来汀的姓氏已超过了百家姓。明末政治腐败，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金文官贪敛，武官诛戮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起义，各地峰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朝祚已衰，无可挽救。石头城内福王昏庸，马、阮掌权，结党营私，诬谄忠良。清兵南下，大军压境，大臣史可法殉难，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风血雨，遍于国中。弘光元年乙酉，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旋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二年，郑芝龙受清统帅的贿赂，并许以闽粤王，竟尽撤仙霞关的驻军，清兵入闽。客家群众奋起抵抗。然而清兵连骑追至，隆武帝汀州蒙难，随臣殉国，汀洲、赣州文臣武将，自刎、自缢、跳水或引火自焚者均有。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此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起义失败后，四川一带遭满清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徙，所谓：“移湖广，填四川。”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洲。这是第五次大迁徙，是太平军失败以后的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家在今河南灵宝县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虽未必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
没看过这方面的书籍！！
著作：1、《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1、《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19-40页。2、《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12-37页。3、《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9页。4、《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29页。5、《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分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7-90页。6、《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认识》（葛剑雄、曹树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4页。7、《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12-27页。8、《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6页。9、《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第33-52页。10、《洪武时期山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8-30页。11、《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四辑，《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出版，1997年，第1-13页。12、《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32-41页。13、《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第14-21页。14、《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葛剑雄、曹树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页。15、《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47页。16、《洪武时期东南地区府县治城市人口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33页。17、《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4页。18、《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5-236页。19、《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33-44页。20、《清代前期“丁”的实质》（曹树基、刘仁团），《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21、《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58页。22、《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8-140页。23、《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5-28页。24、《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0-56页。25、《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批评》（曹树基、陈意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26、《清代中期的四川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92-105页。27、《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陈意新、曹树基），《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16-132页。28、《清中叶以来的江南市镇人口———以吴江县为例》（游欢孙、曹树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4-134页。29、《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0-147页。 著作：1、《鼠疫：战争与和平——132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曹树基、李玉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2、《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曹树基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论文：1、《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7-32页。3、《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67页。4、《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第二作者），《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09页。5、《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6、《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曹树基、李玉尚）《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16页。7、《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李玉尚、曹树基），《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71页。8、《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编：《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辑， 香港科技大学出版，2003年，第132-152页。9、《历史时期的传染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收入燕爽主编：《SARS与社会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0、《历史时期的鼠疫流行模式与社会变迁》，收入谢遐龄等主编：《SARS、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1、《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与上海——以申报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2-81页。12、《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78-190页。 著作：1、《石仓契约》第一辑第1-8册，（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论文：1、《〈禾谱〉及其作者研究》，《中国农史》1984年3期，84-91页。2、《〈禾谱〉校释》，《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74-84页。3、《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62-66页。4、《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303页。5、《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5页。6、《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边卫所辖民籍人口》，《历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147-160页。7、《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127-141页。8、《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19-133页。9、《清代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曹树基、李霏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页。10、《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王保宁、曹树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37-48页。11、《石仓地契的发现、收集与整理——来自浙南山区一个客家村庄的报告》，《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年6月，第146-172页。12、《“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曹树基、李楠、龚启圣），《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页。13、《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曹树基、高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第28-36页。14、《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单丽、曹树基），《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9-129页。15、《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蒋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833-888页。 著作：1、《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论文：1、《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嘉兴县1946年乡镇职员政治试卷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98-110页。2、《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3、《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4、《1959-1961年广西十县人口数据的“加工”》（孙琦、曹树基），《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第75-86页。5、《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6、《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第5-18页。7、《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9-71页。8、《土地耕作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孙琦、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82-88页。9、《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6-26页。10、《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曹树基、李楠），《学术界》2010年第1期，第180-194页。11、《两种“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7月，第97-132页。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刘诗古、曹树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75页。 1、《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203-206页。2、《以人为本的农业历史地理学——评萧正洪〈地理环境与技术选择〉》，《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122-124页。3、《评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在近代的命运〉》，《中国学术》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4、《历史语言的文化阐释——评陈建华〈现代革命话语考论〉》，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3期，第153-156页。5、《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审制度——评王铭铭〈闽台三村五论〉》，《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6、《也谈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垦、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答周翔鹤先生》，《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71-77页。7.《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146页。8、 «Les normes scientifiques : Un grand débat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chinois»,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igie ( 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2002.《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大论争》，《汉学年鉴，2002年》，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4页。9、《评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第270-273页。
生态平衡是动态的平衡。一旦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物质和能量输出输入不能平衡，造成系统成分缺损（如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结构变化（如动物种群的突增或突减、食物链的改变等），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一般称为生态失调，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编辑本段温室效应——地球发烧之谜 温室效应是指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氟利昂高温室气体大量排向大气层，使全球气温升高的现象。目前，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CO2大约为230亿吨。比20世纪初增加20％。至今仍以每年0．5％的速度递增，这必将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的上升。据有关数据统计预测，到203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20cm，到本世纪末将上升65cm，严重威胁到低洼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编辑本段臭氧层破坏——女娲后代需补天 臭氧层是高空大气中臭氧浓度较高的气层，它能阻碍过多的太阳紫外线照射到地球表面，有效地保护地面一切生物的正常生长。臭氧层的破坏主要是现代生活大量使用的化学物质氟利昂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作用下分解产生的原子氯通过连锁反应而实现的。最近研究表明，南极上空15－20千米间的低平流层中臭氧含量已减少了40％－50％，在某些高度，臭氧的损失可能高达95％。北极的平流层中也发生了臭氧损耗。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增加紫外线β波的辐射强度。据资料统计分析，臭氧浓度降低l％，皮肤癌增加4％，白内障发生则增加0．6％。到本世纪初，地球中部上空的臭氧层已减少了5％－10％，使皮肤癌患者人数增加了26％。编辑本段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孕育沙漠的温床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是指由于人们过渡的放牧、耕作、滥垦滥伐等人为因素和一系列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土地质量下降并逐步沙漠化的过程。全球土地面积的15％已因人类活动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退化中，水侵蚀占55．7％，风侵蚀占28％，化学现象（盐化、液化、污染）占12．1％，物理现象（水涝、沉陷）占4．2％。土壤侵蚀年平均速度为每公顷约0．5－2吨。全球每年损失灌溉地150万平方公顷。70％的农用干旱地和半干旱地已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是北美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在过去的20年里，因土地退化和沙漠化，使全世界饥饿的难民由亿增加到5．5亿人。编辑本段废物质污染及转移——工业文明的后遗症 废物质污染及转移是指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向自然界或向他国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等，严重污染空气，河流、湖泊、海洋和陆地环境以及危害人类健康的问题。目前，市场中约有7万一8万种化学产品，其中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有危害的约有3．5万种，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灾变的有500余种。据研究证实，一节一号电池能污染60升水，能使十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其污染可持续20年之久。塑料袋在自然状态下能存在450年之久。当代“空中死神”——酸雨，其对森林土壤、湖泊及各种建筑物的影响和侵蚀已得到公认。有害废物的转移常常会演变成国际交往的政治事件。发达国家非法向海洋和发展中国家倾倒危险废物，致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危害，直接导致接受地的环境污染和对居民的健康影响。另据资料统计，我国城市垃圾历年堆存量已达60多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达5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千克。编辑本段森林面积减少——地球之肺溃疡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因发达国家广泛进口和发展中国家开荒、采伐、放牧，使得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用陆地总面积来算，地球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6．6％。森林减少导致土壤流失、水灾频繁、全球变暖、物种消失等。一味向地球索取的人类，已将生存的地球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编辑本段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类将患“孤独症” 生物多种性减少是指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所有生物物种，由于生态环境的丧失，对资源的过份开发，环境污染和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使这些物种不断消失的现象。据估计，地球上的物种约有3000万种。自1600年以来，已有724个物种灭绝，目前已有3956个物种濒临灭绝，3647个物种为濒危物种，7240个物种为稀有物种。多数专家认为，地球上生物的1／4可能在未来20－30年内处于灭绝的危险，1990－2020年内，全世界5％－15％的物种可能灭绝，也就是每天消失40－140个物种。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对进化和保护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本段水资源枯竭——逼近人类社会的危机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似乎无所不在。然而饮用水短缺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目前，世界的年耗水量已达7万亿立方米，加之工业废水的排放，化学肥料的滥用，垃圾的任意倾倒，生活污水的剧增，使河流变成阴沟，湖泊变成污水地；滥垦滥伐造成大量水分蒸发和流失，饮用水在急剧减少。水荒，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据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项目表明，全球大约有10％的监测河流受到污染，生化需氧量（BOD）值超过6．5毫克／升，水中氮和磷污染，污染河流含磷量均值为未受污染河流平均值的2．5倍。另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用水告急，其中43个国家为严重缺水，危及20亿人口的生存，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正如人们所希望的，不要让人类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编辑本段核污染——摆脱不掉的阴影 核污染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产生核泄漏甚至核爆炸而引起的反射性污染。其危害范围大，对周围生物破坏极为严重，持续时期长，事后处理危险复杂。如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13万人被疏散，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编辑本段海洋污染——致命蓝色国土 海洋被誉为“国防的前线、贸易的通道、资源的宝库、云雨的故乡、生命的摇篮”。然而，她正受到严重的污染。海洋污染常见的主要有原油污染、漂浮物污染和有机化合物污染及其引起的赤潮、黑潮。海洋污染直接导致海洋环境的恶化，生物品种的减少。编辑本段噪音污染——永无宁日的呐喊 工业机器、建筑机械、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高强度噪音，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人类身体的健康。 人口爆炸，已使地球不堪重负；环境污染，已使其伤痕累累；生态失衡，已使她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物种灭绝危及整个生物圈。面对无穷无尽的污染，河流在悲泣，泉水在呻吟，海水在怒号。森林匿迹，溪流绝唱，草原退化，流沙尘扬。我们的地球，正超负荷运转；我们的家园，正走向衰亡，人类的警钟，是自己把她敲响，挽救自然，挽救生态，挽救环境，挽救地球已刻不容缓。否则，人类的末日将是自己酿造的一杯毒酒。 环境污染的原因 总的来说，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可以是自然活动的结果，或是这两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火山喷发，往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粉尘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样也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但通常情况下，环境污染更多地是由人类活动，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我们平常所指的就是这类源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污染。人类活动之所以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因 为人类跟其他生物有一个根本差别：人类除了进行自身的生产外，还进行更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后者是其他所有生物都没有的。由于这一点，人类活动的强度远远大于其他生物。例如，对生态系统中水的利用，其他生物仅取用满足其生存要求的量，而人类对水的利用则不知道要比其他生物多多少倍，多到有的局部生态系统所有的水都不够用。污染物的排放源称为污染 源。各种污染源的情况将在第四节讲述。 对环境污染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受污染的环境系统所属类型或其中的主导要素，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按污染源所处的社会领域，可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交通污染等等；按照污染物的形态或性质，可分为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声污 染、辐射污染等。
上个回答者已经把河西走廊荒漠化的原因说的很清楚了你说的红色沙漠事实上是南方部分地区由于用水不当，胡乱开采森林资源造成的荒漠化，不完全是沙漠，导致土地盐碱化引用：红色荒漠造成原因1.由于人多地少，过度开发，加上土壤本身的特性，红壤区的土壤生产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并在不少地区严重退化，形成“红色荒漠化”。2.南方山区丘陵 水土流失严重，危害大于黄土高原。导致石质裸露，不能恢复，形成“红色荒漠”3.陡坡开垦或过度垦殖，或者毁林开荒，砍林取薪破坏地表植被导致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红色荒漠化：南方低山丘陵区 水土流失 土地退化 红壤裸露石质荒漠化：南方低山丘陵区 水土流失 土地退化 红壤裸露 红壤进一步侵蚀 石质裸露黄色沙漠：西北地区 沙漠广布白色沙漠：南极大陆 冰雪覆盖土地荒漠化：土地沙漠化、土地盐碱化、红色荒漠化、石质荒漠化。石质荒漠化土地石质荒漠化土地（简称石漠化土地），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岩溶极其发育的自然环境背景下，加上长期以来人为的影响，森林植被反复受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地表呈现似荒漠化景观的土地退化。红色荒漠形成的自然原因水蚀作用:即被水侵蚀了土地.形成的人为原因“红色荒漠”形成的人为原因主要是滥伐森林 。江西省中南部山区属我国丘陵山区，“红色荒漠”的形成是水土流失的结果，其自然原因从外力作用看应是流水侵蚀作用，造成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主要是滥伐森林所致。红色荒漠的词义红色荒漠是指再我国南方红土地区的荒漠化,放眼望去一片红
生态环境建设中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发展研究摘要：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河西主要河流上游，是建设河西生态的关键地带。在分析城镇发展现状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以加快城镇化，减轻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提高城镇的生态贡献度为主旨，提出了城镇快速、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关键词：生态环境建设 特色产业 绿色人居 Research on Urban development of Hexi minority area for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DUAN Huan-e1 LI Zhi-gang2( Information System Department, Lanzhou Jiao 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Hexi minority area is located in upper reaches of the chief rivers of Hexi corridor, so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is area become the key of resolving the eco-environment problem in Hexi corridor from fountainhead. On the base of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some tactic suggests for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advanced, arming at speeding up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and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raise the eco-environment contribution degree of words: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pecial industry; green human settlements 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 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 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 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 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 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 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 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 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 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 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 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参考文献：[1] 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上海，[2] 李志刚.酒泉地区城镇发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3] 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4] 董晓峰，何新胜. 西北地区城市化推进的途径研究.经济地理，2004（2）[5] 市培. 中国城科会召开城市形象建设研讨会. 城市规划通讯，2000（12）
自然原因：全球变暖，降水减少，蒸发增加人为原因：1、过渡樵采；2、过渡放牧；3、过渡开垦。总之，就是认为破坏植被。你说的红色沙漠是指我国南方地区吗？荒漠化在我国南方也有分布，很多红壤丘陵区出现荒漠化以后，被形象的成为红色沙漠。
谢谢！我是局外人呐！对于这个问题我是一窍不通。能够谈点儿别的吗？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应答时间：2021-04-20，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特级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的正确领导，并且国家的呼职。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惠州、江门、中山、肇庆九市组成。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1][2][3][4][5]2018粤港澳大湾区上市公司发展机遇论坛在深圳举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论坛上发布的《粤港澳湾区企业大战略》白皮书预测，按照近年发展趋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人口规模，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都将成为全球第一湾区。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目标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6]2019年3月1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院成立。
甘肃民勤是我国沙尘暴多发地区之一。1998～2006年间平均每年发生沙尘暴11次。 （2016·新课标）甘肃民勤春季沙尘暴频发的地理因素：民勤周围沙漠广布（沙源丰富 植被少），春季升温快、降水少，地表干燥，易起沙；气旋与冷空气活动频繁（恰位于寒潮南下的路径上），多大风天气。受地形影响（狭管效应），地面风速增强。
地荒漠化已成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 新华网北京2月25日电（记者田雨 张景勇）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面积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工程院25日公布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认为，土地荒漠化已成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危机。 一组数据的对比结果值得警惕，据国家林业局1994年与1999年两次调查对比，5年间荒漠化土地面积扩大了万平方公里，年均净增万平方公里，其中沙化土地面积年净增3436平方公里。1999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万平方公里，西北地区约为万平方公里。 中国工程院的这项研究报告提出，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出现种种问题，如干旱缺水、河湖干涸、水土流失等，这些危机的综合表现则是土地荒漠化。在西北地区，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当和土地资源利用不当两种原因引起而又有条件治理的荒漠化土地，总面积在60万平方公里左右。（完）沙尘暴为何越来越肆虐？专家指出，西北荒漠化土地扩大难逃其咎 新华网北京2月25日电（记者田雨 张景勇）沙尘暴为何越来越肆虐？中国工程院25日公布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认为，近年来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的扩大难逃其咎。 研究表明，我国沙尘暴高发区主要分4种类型：沙漠与沙地，荒漠、戈壁与草原，黄土高原裸露的疏松黄土，阴山南北的农牧交错带以及北方半干旱地带中缺乏植被保护的旱耕地。而这4种类型，除地质历史形成的因素外，都属于土地荒漠化的范围。国家林业局1994年与1999年两次调查对比，5年间荒漠化土地面积扩大了万平方公里，年均净增万平方公里，其中沙化土地面积年净增3436平方公里。报告显示，这些土地退化面积的扩展主要发生在西北地区。 沙尘暴是大气不稳定的强大风力与地表沙尘相结合的产物。我国沙尘暴的初始源地多数发生在蒙古国的中、南部地区，境内初始源地在中蒙边界，境内加强源地在我国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河西走廊和农牧交错带中大面积的开垦地。 据了解，从2月18日开始，甘肃酒泉、张掖、武威、白银等市的部分地方出现扬沙和浮尘天气，同时宁夏、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方出现偏南大风，并伴有扬沙、浮沉天气，局部地方出现了沙尘暴。 这项研究报告所称的西北地区指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6省、自治区范围的内陆河流域（含新疆的国际河流）和黄河流域，包括35位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众多专家参与了这项研究。
西北荒漠化，首先追究其根源西北地处亚欧大陆内部，远离海洋，深居内陆，湿润气候难以到达，四周有高原阻拦，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寒冷冷干。正基于此气候难以有植物生存，森林覆盖少，冬季盛行西柏利亚寒流，干燥，风速强劲。风沙作用形成沙尘暴，其二人为原因，乱垦滥伐，森林和植物的乱挖，焚烧柴薪，取井泛滥等，地理因素和人为因素世形成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由此而联想到了处理荒漠化的措施，要因地置疑，加强退耕还林，加强植树造林，建立数字化的监控，提高成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