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有二伯是个性情古怪，勤劳、倔强而又麻木的老人。文中作者着重揭示了有二伯的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的性格。《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本书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特色。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一、女性悲剧形象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二、女性悲剧探询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三、社会深层探索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美和追求美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人们欣赏自然的美，创造生活的美.而作家艺术家们开垦出人类美的艺苑，以自己的才华和心血培植出一株株千姿百态的艺术之花，为人类生活增添无比绚丽的色彩。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以她清新自然的笔融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为世界文苑开出一朵美而不艳的奇葩。首先，《呼兰河传》在结构上与其它小说完全不同.以一般小说的概念去衡量它，它不具备贯穿全书的线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中心人物。有人说它是自传，因为它描写了作家的家庭及幼年的生活，但“作品是既不讲家史，也不说家庭，就连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也不谈.这是不符合‘传记’的写法和要求的。”(《萧红文学之路》208页)。茅盾先生曾指出:“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序言)《呼兰河传》前四章，作者以画家的笔墨描绘出呼兰河的风俗人情画面，可谓多姿多彩，生动自然，又创造出一种散文诗的意境，纯朴清新，一种别样的美.小说的后三章又可做为三个短篇，各自独立，但作者又因为一个统一的主题将它们联结一体。仿佛在面前叙述一些遥远而又真实的故事，牵动着读者的心弦，为它和起美丽抑或优郁的调子。呼兰河的冬天:“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象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这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这是怎样的一幅东北农村小镇的晨景，何其生机盎然，乡土气息扑鼻而来。“得得”的马蹄声，清脆的甩鞭声，打破了静寂的清晨;而那跳跃的灯笼，升腾的热气更使画面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那卖馒头的老者，脚踏有圆滚滚的鸡蛋大冻掌子的鞋子，背着箱子颤颤惊惊地往前走，眼睛晴挂着霜，胡子的冰溜沉甸甸的……至于那东二道街的大泥坑，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象粥一样，一下起雨来，则白亮亮的涨得溜溜地满，涨到两边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呼兰河的火烧云也特别的夺目耀眼，照得小孩子的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了。红公鸡变成金色的了，黑母鸡变得紫植色的了。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红堂堂、金洞桐、半紫半黄，半灰半白合色、蔺萄灰、大黄梨、紫茄子……真是色彩缤纷，绚烂至极。从地面到天空，女作家那支神来之笔仿佛将你带入呼兰河的小镇。不仅那晨景图，火烧云，不仅那园子的蝴蝶，小白菜，狗尾草……使你历历在目。还有那黄昏之后尚未人睡的孩子的嚷叫:“乌鸦乌鸦你打场，给你二斗粮”;那粉房里鲜明荒凉的歌声“人家的丈夫团圆聚、孟姜女的丈夫去修长城”也声声传入你的耳鼓。在你的心间荡起一种纯朴的美感，那么实在、那么自然!使你不觉沉醉其中，置身于小镇的清晨与黄昏，感受着浓郁的小镇的气息。这也得力于它那不似小说的小说结构。假如我们将它刻意构思，套入固有的模式: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打起伏笔、制起波澜，则必失这自然纯朴之美.难以使人产生“天然去雕饰”的美感。作者在第一章里开首就写“严冬一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读者便从东北小镇的严寒的大地着眼，领略了呼兰河的自然、社会、人情风貌。到第二章，我们又顺着作者的笔触进入呼兰河人们的精神世界.那全身无处不哆嗦的大神，跳到半夜时分，那鼓打得分外地响;拥拥挤挤变得荒凉孤寂的河灯还在黑色的河水中流下去;野台子的戏牵动着小镇所有的人们，酿造许多或许欢乐或许不幸的故事;四月十八的娘娘庙会，没有儿子的妇女们正在给送子娘娘戴一副眼镜;人们围拥着争着看不倒翁的表演……。到第四章，我们又看到了童年的作者在其祖父的庇护、娇惯、溺爱中那种悠然意的任性的成长。我们只感到这是作者的信笔写去，自然而洒脱，毫不娇柔，毫不矫饰，决没有因为它不像小说，感到斋要一个完整的情节和中心的人物.当我们看到后几章的漏粉的一群的生活，贫苦却还苦中作乐，直感到一种凄凉和悲哀。及至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周围邻居的评头品足，又使你既为他们的愚昧狠毒而痛恨，也为他们被毒害不觉悟而痛心。直至最后作者写到王大姑娘同磨官冯歪嘴子的爱情，他们居然冲破封建樊篱，在穷苦、诽谤、中伤中生活得恩爱、兴旺，才透出一口气。不禁为他们的勇敢，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整篇小说朴素流畅，宛如你与作者在一个美丽的繁星当空的夜晚，听她娓娓讲述着呼兰河—她美丽的家乡.尽管凄婉，尽管优郁，却仍然美丽得动人。恰如茅盾所言，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其次，《呼兰河传》在语言运用上也别具一格.读着它，会感受到一条悠悠的小河，缓缓地从容地流淌着，时而溅起几朵机智的幽默的浪花。就像作者那聪颖的双眸闪耀的智慧光芒。在作者童年的后园里: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象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搂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真如在青天一方碧绿的草地上，我们微闭双眼，聆听着身旁一湾清澈的小溪，轻轻地默默地流过。作者童年心目中的后园多么的动人和可爱！不禁使人产生一种审美的超越，心灵的净化，竟至于没有什么形容词，更不要谈华丽了。而语言是如此的平缓，就像一个纯朴的女孩儿正向她的小朋友讲叙她所迷恋的地方，真切率直，却令人神往。当我们谈到祖父蹲在地上拔草，童年的作者偷偷地在他的草帽上插上红彤彤二三十朵玫瑰花，祖父嘴里念着: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怕也闻得到的.然后祖父就戴着满头红彤彤的花朵进入家门，祖母大笑，父母亲笑，祖父则笑了十多分钟，我在炕上打滚笑.祖父刚有点忘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的雨水真大呀。”和着作者童年的“搅乱整个后园”的震耳的笑声，我们也忍俊不禁。仿佛那红花正在耀眼，花香正在袭人，家人的笑语正萦绕在你的耳畔……正是作者那幽默的笔调，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才使你丑身其中，得到精神的愉悦，产生美好的情感。还有那卖馒头的人跌倒后挣扎着爬起来，连馒头带冰雪拣到箱子里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后，就对那吃馒头的人说:“冷的天，地皮冰裂了，吃了我的馒头了。”听着的行人都笑了。读者也禁不住哑然失笑。为书中人物的幽默，为着作者的幽默。《呼兰河传》的作者在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揭示他们的贫苦、无望、愚昧、麻木的时候，讽刺幽致则使人感到悲凉、凄苦。养猪的那家租住的碾磨房，房顶的草上长着青苔。一到下雨，那房子里的人就提着筐子上房采蘑菇，采蘑菇的骄傲得不得了，而全院子的人则没有不羡慕的，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那草房里。于是感叹啼嘘，相叹不已。房上采蘑菇的故意选几个大的抛下来，借以炫耀，哪知道忘记了房顶已经露了洞，一不小心就把脚掉下去了，把脚往外一拔，脚上的鞋子不见了，鞋子就从房顶落到翻开的滚水里，滚着翻着……读者绝不会因为这情景的有趣而欢笑，即使有笑也是沉重的，凄凉的，含着眼泪的。既同情他们的不幸，又原凉他们的麻木。这也是作者的讽刺幽默所产生的优郁的美感效应。女作家萧红不仅以独特的结构布丑《呼兰河传》的篇章，以从容平实的笔触叙述呼兰河畔人们的乡土生活，风情习惯，同时又为我们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童话般的情调: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翔嵘、蜻址样样都有.栩嵘有白翔碟、黄蝴裸。这种蝴裸执少，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蚁是绿的.蜂子则嗡嗡的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国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芜芜的，红的红，绿的绿，断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果子园。祖母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嘴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探大精树。这偷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检树先喻，来了雨，大精树就先胃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拾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止的拜壳一样了。这是一个童话的王国，虽然语言仍不失其质朴，却着了重浓的色彩，色调斑斓，生机跃动，彩蝶飞舞，金光闪耀。而你也正漫步其间，接受灵魂的陶冶。正是这美丽的花园，组成了作者童年的快乐，自由的生活、造就了作者的热情奔放，而又坚强刚毅的性格。相关的评论：这部作品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不少研究者提出的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当然，最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茅盾对此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堪称精当。“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萧萧的形象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中具有典型代表性。萧萧是美丽，淳朴，清纯，透露出无限乡土气息的湘西女孩，同时她有着一份对命运的坚韧，她有着自然的天性和纯美爱情的热烈向往。
萧萧是个孤儿，她没有享受到父母对她的爱，而她也不像翠翠一样，尽管没有爸爸妈妈的疼爱，但是从小就是在爷爷的呵护下长大的。所以她渴望一份爱，渴望一份呵护。
然后萧萧从小是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长大的，在她只有十二岁的时候她就做了别人的童养媳，而且还是嫁给了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因为没有什么是值得萧萧牵挂的，所以萧萧的出嫁并没有让她很难过，她只是换了一个环境生活。
就在她还懵懂无知之中，她人生的道路已经被铺好了。从出嫁再到生孩子，完成“承宗接祖”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又是湘西一般女子命运的典型代表，走着一般女子共同的人生道路。
扩展资料：
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
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从文
1沈从文《边城》一书的内容简介: 《边城》原本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是《边城》给我们的，却绝不仅仅是“优美”，也有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边城》获得一种深邃的品格和魅力。 1943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叙述的是湘西小镇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边城》原本是沈从文为我们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是《边城》给我们的，却绝不仅仅是“优美”，也有人在命运的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这生命的无奈和悲悯之情，使《边城》获得一种深邃的品格和魅力。 《边城》简介 内容：民国初年，位于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 茶峒，有位船总顺顺，颇有名望。他的两个儿子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同时爱上渡口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老船夫怕翠翠重蹈其母因婚姻不幸而殉情身亡的复辙，对她的婚事十分关注。端午节的夜晚，情窦初开的翠翠邂逅二佬傩送，心中萌发爱慕之情，但在二佬面前却羞于表露。以后在顺顺家又与大佬天保相识。一天，顺顺托杨马兵来向老船夫说媒。老船夫得知大佬喜欢翠翠，不胜欣喜,试图说服翠翠,翠翠却十分恼怒。当天，王团总也派人到顺顺家为女儿提亲，他愿以一座新碾房作陪嫁，但二佬 傩送表示宁要渡船，不要碾房。大佬得知弟弟也爱慕翠翠，郁闷不乐，遂乘船外出经商，不幸落水毙命。噩耗传来，二佬傩送十分悲痛，不愿再提亲事，离家出走。老船夫见翠翠婚事无望，怅然伤怀，加之劳累过度，心力交瘁，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与世诀别。翠翠依旧守候在渡船上，长年为人摆渡，同时，仍旧有所等待。 2如何理解翠翠的形象？ 赏读第一部分： 1、这部分可分几个层次，试进行概括： 提示：可分两部分。“黄昏来时……很觉得悲伤。”表现翠翠内心的骚动不安；“天夜了……就是这种歌唱出了你。”写爷爷讲妈妈过去的爱情故事。 （1）第一段中，翠翠为什么会感到“薄薄的凄凉”？ 明确：忙碌一天的世界要休息了，翠翠也闲坐下来。看着天上的红云，嗅着空气中残留着的白天热闹的气息。不觉寂寞惆怅涌上心来，看世上万物都那么生机勃勃，而自己的生活却“太平凡”了，觉得“好像缺少什么”。内心骚动不安的爱情，却不能像雀子、杜鹃、泥土、草木、甲虫那样，热烈勃发。和周围的景物相比，不由得感到“薄薄的凄凉”。 （2）第二段中，翠翠为何要“胡思乱想”？翠翠和祖父之间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无论是他们二人，还是读者，对此都不会怀疑。但是为什么翠翠会产生“惩罚”爷爷的念头？（是爷爷不知道女大不中留，不理解翠翠的感情需要吗？不是，爷爷早就在操持这件事了。是翠翠不知道爷爷的操持吗？不，翠翠明白，爷爷永远会满足她的任何一个要求和心愿。） 明确：翠翠感到日子有点痛苦，“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她觉得委屈，自然地迁怒到唯一可以向之撒娇的祖父，她并不当真地胡思乱想着自己出走以后带给爷爷的惩罚。注意，翠翠的“惩罚”手段仍然是建立在两人亲情深厚的基础上，她深知祖父爱她，所以让他尝尝失去她的痛苦。更感人的是后面，只是这样一个念头，就吓坏了翠翠，她不敢想像没有祖父的生活，竟不顾爷爷正忙着摇船，一次又一次叫爷爷回家，仿佛晚一点他们真会分开。其实，翠翠此时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或一件具体的事情，她就是那么“莫名其妙”地感到日子空虚心情郁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不安或不快，但又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因为无法言说，所以没人能帮助你；因为确实存在，所以它总在折磨你。这就是孤独感。 翠翠这清醒的白日梦，把一个少女单纯而隐秘的内心情感托现给读者：因情感生活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哀怨的心理。 （3）翠翠坐在溪边，为什么就“忽然哭起来了”？为什么无来由地多次地“哭”？ 明确：翠翠怀着满腔心事，无人能诉说。渡船上人们悠闲地过渡，又有谁能了解她的心事呢？船上的人的安闲和翠翠内心的波动，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表现出翠翠那看似无来由的哭的深意。 翠翠无来由地哭，一要注意翠翠情窦初开的朦胧感情，一要注意湘西这样闭塞但人情质朴的环境，翠翠的心理肯定不会和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女一样。 （4）外公给翠翠讲父母的往事，注意引导学生把握此时翠翠心理的微妙变化。 2、翠翠为什么看到天上的红云，听着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凄凉？ 提示：一方面内心寂寞惆怅，一方面又迸发出骚动不安的爱情的火花。 3、翠翠在成熟中的生命，到底缺少了什么？ 提示：是那朦胧中的爱情，后文说“新的人事”“生活太平凡”与此同。 4、翠翠真的想逃走吗？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提示：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实际上反映了其内心的无聊与孤寂。 5、“祖父不理会她”真是她“觉得悲伤”的原因吗？ 提示：祖父不理会是外部表象，渴望情感的抚慰是真。 6、翠翠为什么对母亲“神往倾心”呢？ 提示：主要是对母爱的渴求、对母亲的怀念。 7、翠翠为什么对母亲的爱情故事那么感兴趣？ 提示：源于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朦朦胧胧的期盼。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有没有写萧红的书，比如说萧红传什么的。答：很多。 到现在为止，在黑龙江省的萧红故居收藏的“萧红传记”，大约有39种。而杨会的论文《体验与旁观》则说“有关萧红的传记现在已经出了很多本,据有关研究者统计已经达到70多部”。笔者统计到的萧红传记名单如下：骆宾基的《萧红传》、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1979年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1980年在台湾再版；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肖凤的《萧红传》(1980年12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秋石的《萧红与萧军》（学林出版社，1999-12月出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丁言昭的《爱路跋涉：萧红传》（业强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丁言昭的《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年 1993年9月）、丁言昭的《萧萧落红情依依——萧红的情与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03-01日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网友通称《人鸟低飞》，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台湾谢霜天的《梦回呼兰河》、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曹革成的《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1-1日出版）、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9-03-01）、郭玉斌的《萧红:漂泊的诗化象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月1日出版）、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1980年著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身世考》（2004年3月，哈尔滨出版社）、章海宁的《萧红作品及研究索引》和《萧红年谱》。章海宁主编了新版《萧红全集》、主编了“萧红研究丛书”。(文学评论：萧红传记知多少，一个活于第二次的萧红[王泽生] 作者：王泽生，2009年5月24日) 另外，朱云乔的《黄金时代:萧红与萧军的乱世情缘》，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5月）
文/贾冬婷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也因此被长期忽略。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也被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也认为，萧红的情感和作品不可分割。他说，“萧红确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婚姻，也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从此，“漂泊”成了她短暂人生戏剧的主题。 时光拉回到1930年夏天，萧红即将初中毕业——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属少见，于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围同龄女孩子一样，尽早把婚结了。 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汪家定了亲。汪家是当地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据见过他的萧红的长辈亲属回忆，汪恩甲个子挺高，长得也不错。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定亲的事情在同学中也比较普遍。萧红的中学同学徐淑娟回忆：“我们哈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法政大学的预科班读书，而且两人的关系起初似乎还不错，汪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把萧红接到家里去过星期天或节假日。萧红的同学回忆，汪恩甲来过女中，“乃莹还给他织过毛衣”。 然而，萧红从小城呼兰进入华洋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在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求学三年后，其眼界和目标已经不同了。当时的东省特别区首届行政长官朱庆澜，就是“东特女一中”的创办人。他的办学理念十分现代，聘请了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教书。从萧红和同学们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识的少女们产生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样一所学校，学费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萧红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督办的女儿，还有缠过足又放足的大家闺秀。据萧红的一位同学回忆，萧红那时开始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用了笔名“悄吟”，她解释，“悄悄地吟咏嘛”。另一方面，在读书期间，萧红参加过几次校外学生运动，也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她慢慢感知到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 于是，1930年的夏天，萧红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萧红和她们当时已经在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伤逝》一类作品了，她们也都怂恿她出走。 关于萧红第一次去北京的情形，后来也有很多说法。在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朝夕陪伴于左右的骆宾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萧红小传》。书中所写，萧红提到她当年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位“李姓青年”——一个“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个青年在爱慕她，也是当时她所感到的”。据《萧红小传》，也是这个“李姓青年”带她到的北京，她当时似乎还做着与“李姓青年”未来的梦，甚至把自己当成他未来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时，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就像那道“易卜生难题”——娜拉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她走后怎样？鲁迅曾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说娜拉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寒冷、饥饿和穷困中的萧红也注定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她回来了。回到家的萧红立即被家里软禁起来，她再一次找机会逃到哈尔滨，但这一次，她彻底与家庭决裂了，跨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与家庭决裂的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曾和父亲张廷举在街头相遇，但双方冷眼相对而过。很多资料都证实，萧红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实在饥冻难耐，便到哈尔滨的亲姑姑家求援。可当他们打开门一看是萧红时，就立即关上门，把她拒绝在寒天冻地的街头。 后来，萧红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向现实低了头。在走投无路下，萧红又与汪恩甲联系上，住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应算得上是一家有档次的旅馆。“九一八”以后，商客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加之汪家与张家在当地都算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账的形式住进来。住了半年多时间，他们欠下食宿费达400多块钱。 ▲萧红与汪恩甲同居的东兴顺旅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东兴顺。最初，已经怀孕的萧红还天真地盼望着他再次出现，可是一直不见他踪影。一个多月后，萧红渐渐绝望，而旅馆老板也失去耐心，把她换到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严加看管。 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刚到哈尔滨不久的25岁青年刘鸿霖，他后来的笔名是我们所熟悉的“萧军”。这一年，萧军为《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一次，老斐委托萧军跑一趟，给求救的萧红送几本文学书。于是，萧军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来到了东兴顺旅馆。这是1932年7月13日，萧军后来用文字很详细记述了他们第一面的情况：房间里霉气冲鼻，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而且看上去不久就要临产了。萧军本来要送完几本书就走的，直到他“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画和字，以及旁边萧红随手写的小诗把他吸引住了。 若干年后，萧军坦率地跟女儿萧耘谈起了这段感情。萧军把两人的相识归结为“偶然”，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读了这首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就是这一首小诗，让眼前落魄的萧红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这年8月的哈尔滨，雨水格外多。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纷纷逃难。东兴顺旅馆也一片狼藉。旅馆老板忙于逃命，自然无暇顾及这个欠下巨额费用的女人了。 萧红等不及老斐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找到了萧军临时借住的老斐的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也有几分类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萧红、萧军的恋情。 ▲萧红与萧军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萧红，在裴家客厅里安置下来。1932年8月底，萧红在市立医院的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在别人家住久了，裴家开始对萧红有了意见，1932年11月，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与萧军住进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后来又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25号，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萧红后来在《商市街》中，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这些时光，有共患难的快乐。“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宇 摄） 二萧在哈尔滨的这段日子，像是普契尼《波西米亚人》里那群流浪艺术家一样，贫苦、快乐。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杨范后来回忆，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她见到了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30年代的哈尔滨，有着日本统治、俄化社会、中国土地的背景，也让萧红受到有形无形的压迫。可以说，这也是萧红对自己、对世界最迷惑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而“九一八”是一个契机，给东北造成了苦难，改变了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作家的命运。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东北作家群”，就是因为他们在东北亲眼目睹了灾难，亲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在哈尔滨或者沈阳起步，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作品，使内地的人知道了东北的生活。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在哈尔滨，因为和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这对当时在写作上还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不久，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被查禁。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中共党员舒群“与组织恢复关系”，落户青岛，向二萧发出邀请。1934年6月11日，萧红与萧军去往青岛。这一次告别，萧红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二萧到青岛后，在山顶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此段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美国学者葛浩文写道：““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这句话令人心酸，也是实情。也就是在青岛这段短暂的安宁，萧红在操持家务之余，写了她第一部小说《麦场》——即后来在胡风的建议下改成的《生死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年她仅仅23岁。 在青岛的安定是短暂的。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也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在朋友建议下，1934年10月初，像当时很多崇拜大师的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试着写了封信给鲁迅。比其他文学青年运气好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冒昩的举动，竟然打动了鲁迅先生。10月9日，他们就收到鲁迅的回信，继而和朋友们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里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萧军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里所说，这一封信于他们有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意义。 1934年11月2日，萧红、萧军与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里。在萧军的不断要求下，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萧红与许广平（右） 随着与鲁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家搬得离鲁迅越来越近。1936年，索性搬到了鲁迅在大陆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萧红自己说，从那时起，一连好几个月“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人一样，而根本不是客人。在文坛上，二萧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 为什么鲁迅和这两个贸然投奔的青年走得这么近？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分析，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总是做着‘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梦。他对从沦陷区来的遭难的人，第一时间先有一个同情的反应。所以萧军、萧红写信向鲁迅求援的时候，鲁迅的反应是很积极的。作为东北人的二萧，是特别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这跟南方青年那种书生气甚至有点矫揉造作是不一样的。鲁迅就喜欢这种坦诚的，他说哪怕你是魑魅魍魉，也把自己的灵魂露出来好。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二萧本身的才气，他们展露出写作上的才能。 ▲鲁迅博物馆馆长王锡荣（黄宇 摄）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萧红这篇文章当时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称。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比如开头即是这样的鲜活：“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祖父带走了童年的“温暖”和“爱”之后，萧红又在鲁迅先生这里找回了。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 在萧红31岁即将病逝香港时，她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个和她相爱过的男人身边，也不要求回到家乡，唯愿葬在鲁迅先生坟墓旁。她说：“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如果你是文化爱好者，想要提升文化鉴赏力，积累创作素材；如果你是困惑的青年人，想要从名人的故事中，获得人生启示；如果你喜欢钱钟书，沈从文，萧红，张爱玲，并且愿意和王劲松，宋佳，海清一起来解读大师的思想，那么欢迎你来收听《中国群星闪耀时 成为大师第一季》
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演讲主旨句答：《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演讲》主旨句是文章的结尾句：“ 就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 文章中间“太好了，我的五分钟讲演只好改变计划了，让我把年轻人引申来说一下吧。”是过渡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接着是解释“年轻精神”，目的是学习“年轻精神”，目的在结尾句点出，所以结尾句就是文章的主旨句。 作者没有明写，而是暗含萧红具有这种“年轻精神”。 满意请采纳！有问题请接着提问！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一、女性悲剧形象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二、女性悲剧探询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三、社会深层探索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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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老师徐特立2、班主任3、我的老师（冰心、苏叔阳、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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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2日，日本东京，一个孤独的初秋早晨，萧红晚起，连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剧烈的腹痛让她全身发抖。摸索着吃了4粒洛定片，不管用，那疼痛像极了当年她被未婚夫抛弃在哈尔滨小旅馆的孤独，伸手触不到温暖自己的生活片断。萧红挣扎着坐在写字桌前，给萧军写了第10封信：“每天我总是12点或一点睡觉，出息得很。小海豹也不是小海豹了，非常精神，早睡，睡不着反而乱想一些更不好。不用说，早晨起得还是早的。肚子还是痛，我就在这机会上给你写信或者有凡拉蒙(止痛药)号下去会好一点，但这回没有人给买了。”事过多年，萧军在注释这封信的时候，特别解释那段文字中的“小海豹”：“‘小海豹’是我给她起的译名。因为她很喜欢睡觉，平常一至九十点钟就要睡了，而且连打哈欠，一打哈欠两只大眼睛的下眼瞪就堆满了泪水，加上她近圆形的小脸……俨然一只趴在水边亮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小海豹。”
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演讲主旨句答：《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演讲》主旨句是文章的结尾句：“ 就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 文章中间“太好了，我的五分钟讲演只好改变计划了，让我把年轻人引申来说一下吧。”是过渡句，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接着是解释“年轻精神”，目的是学习“年轻精神”，目的在结尾句点出，所以结尾句就是文章的主旨句。 作者没有明写，而是暗含萧红具有这种“年轻精神”。 满意请采纳！有问题请接着提问！
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讲演编辑《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讲演》，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开题”，赞颂女作家萧红“一生为解放事业而奔走”的精神，并由此引出“年轻人”的话题。第二部分“主体”，阐明“年轻人”的概念，论述了“年轻精神的品质”的三个特征。第三部分“结尾”（最后一段），指出“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全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且语言也风趣、幽默，具有哲理，给人以深深的思考。基本信息编辑原文在萧红墓前的五分钟讲演演讲者：郭沫若年轻的朋友们：讲演对于我倒不是件难事，然而要不多不少恰好“五分钟”，却使我感到困难。而主席又只要我作“五分钟”的滩头讲演，让你们好早点跳下海去，作你们青春的畅泳。我想，本来我可以这么开始我的讲演：“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请大家沉默五分钟！”于是当大家沉默到五分钟的时候，我便说：“沉默毕，我的讲演完了。”[1]大家假如要反诘我：“你向我们作五分钟的讲演，为什么叫我们沉默五分钟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朋友，人们不是说‘沉默胜于雄辩’吗？”本来我可以这么开始我的讲演的，但是当我听了刚才X先生两分钟的讲演，太漂亮了！他说：“人民的作家萧红女士一生为人民解放事业奔走，到头来死在这南国的海边，伙伴们把她埋在这浅水湾上，今天，围绕在她周围的都是年轻人，今后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年轻人来围绕着她。朋友们！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没有悲伤，我们没有感慨，请大家向萧红女士鼓掌。”太好了，我的五分钟讲演只好改变计划了，让我把年轻人引申来说一下吧。年轻人之所以为年轻人，并不是单看年纪轻，假如是单看年纪轻，我们倒看见有好些年纪轻轻的人，却已经成了老腐败，老顽固，甚至活的木乃伊——虽然还活着，但早已死了，而且死了几千年。反过来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见有好些年纪老的人，精神并不老，甚至有的人死了几千年，而一直都还像活着的年轻人一样。所以一个人的年轻不年轻，并不是专看生理上的年龄，而主要的还是看精神上的年龄。便是“年轻精神”充分的，虽老而不死；“年轻精神”丧失的，年虽轻而人已死了。那么，什么是年轻精神的品质呢？第一，是真理的追求者。他是一张白纸，毫无成见地去接受客观真理；他如饥似渴地请人指教，虚心坦怀地受人指教；他肯向一切学习，以养成他的智慧。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一特征。第二，是博爱的实践者。他大公无私，好打抱不平，决不或很少为自己打算，实切实地有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而为他人服务。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二特征。第三，是勇敢的战士。他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他富于弹性，倒下去立刻跳起来，碰伤了舐干血迹，若无其事，他以牺牲自我的意志征服一切。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三特征。这三种年轻精神的特征，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的，假如他把这些特征保持着，并扩大着，那他便永远年纪轻，就是死了也还年轻；假如他把这些特征失掉，比如年纪轻，便做狗腿子的事，那他不仅不年轻，而且老早是一个死鬼了。就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解析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开题”（1－3），赞颂女作家萧红“一生为解放事业而奔走”的精神，并由此引出“年轻人”的话题。第二部分“主体”（4－11），阐明“年轻人”的概念，论述了“年轻精神的品质”的三个特征。第三部分“结尾”（最后一段），指出“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开题，讲演的开题相当重要。这篇讲演，讲演者先说主席要他作“五分钟”的讲演而感到困难，接着又对自己的假设(“沉默五分钟”)加以否定，然后对某先生的话加以赞扬，很自然地引出要论述的话题。这种开场属于白曲径通幽式的开场白，既能达到活跃气氛，又能吸引听众的效果，可谓别具一格，别出心裁，与开门见山式不同。开门见山式开场白，显得过于直接、直露，不能引起听者兴趣，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墓前讲演)，这是针对环境的不同而言的。作者妙趣横生，语言颇为幽默。主体，讲演者围绕“年轻人”这个话题，层层展开论述。(1)作者划分“年轻人”的标准，一个人的年轻不年轻，并不是专看生理上的年龄，而主要是看精神上的年龄。(2)作者为什么这样说？有好些年纪轻的人，却已经是老腐败、老顽固，甚至活的木乃伊----虽然还活着但早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几千年了。有好些年纪老的人，精神并不老，甚至有的人死了几千年，而一直都还像活着的年轻人一样。(3)这里用了对比论述，这种写法让读者明白，看一个人年轻不年轻，不能看生理上的年龄，而看精神上的年龄，由此“年轻精神”充分的，老而不死。“年轻精神”丧失的，年虽轻而人已死了。(4)作者的论述很精辟，一针见血，颇有哲理性。“真理的追求者”“博爱的实践者”“勇敢的战士”。(5)作者还指出“年轻精神”的三个特征，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的，如果保持着、扩大着----便永远年轻，死了也年轻。如果失掉了，做狗腿子的事，不仅不年轻，而且老早是一个死鬼了。这里又是对比的写法，作者热情赞扬的是年轻精神，而批判的是那些违历史潮流的反动者，对他们加以痛斥，对比写法更加体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结尾，作者对比论述了“年轻精神”的三个品质后，自然的收尾指出向“年轻精神”饱满的青年朋友的学习，使自己年轻，使中国年轻。结语，这篇讲演引入自然、中心突出，紧扣“年轻人”这个话题，展开论述。[2]先从生理的年轻推论到精神的年轻，阐明了年龄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接着深入一步，对“年轻精神”展开论述，最后号召大家学习“年轻精神”，全篇观点鲜明，中心突出，且语言也风趣、幽默，具有哲理，给人以深深的思考。如“朋友，人们不是说：‘沉默胜于雄辩吗’”、如“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没有悲伤，我们没有感慨”排比，加强语气气势。2其他编辑作者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话剧史上的一朵奇葩。[3]他既是卓有成就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也是充满激情的浪漫诗人和剧作家。他的经历和特点使其剧作个性鲜明，大多是诗剧和历史剧，充满了喷发式的浪漫激情。郭沫若郭沫若[4]郭沫若的戏剧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节律性和时段性，有三个互不连贯的喷发期。第一期是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那时的郭沫若充满了创作的青春激情，在《凤凰涅槃》等一批著名新诗之后，他又快速创作了十余部诗剧，以“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即《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剧)，表达了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和爱情、关注妇女解放的精神倾向。这批剧作以其豪迈、热情和理想主义气质，鼓舞了追求新生活的五四青年投身于社会变革。之后几乎20年未写剧本，到抗日战争中期的1942年前后，郭沫若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写了6部剧作，成为其创作生涯的第二期，标志性作品为《屈原》，热情讴歌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忧国忧民、光明磊落、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崇高品质，尤其屈原在暴风雨中悲愤呼喊的长篇台词“雷电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大气磅礴、震撼人心，在大后方重庆的观众中形成强烈共鸣，产生了鼓舞抗战的巨大影响，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郭沫若剧作的顶峰。第三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时已六七十岁的郭沫若又提笔写下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剧，仍然像以往那样以历史女性人物为对象，而更多地融入了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印证了他“失事求似”的史剧观。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体现了他诗人、史学家和政治家三位一体的风格。他浪漫主义地处理人物形象和构设矛盾冲突，强调古为今用，主题明确，倾向鲜明，这些使他成为自成一家的历史剧作家。关于演讲讲演，是在公众场合就某个问题或事件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文体为议论文。讲演的特点是，面对一定数量的听众，公开发表个人的观点；话题集中，中心突出，结构完整；语言简洁明快，充满感情，富有鼓动性。[5]萧红其人许广平,萧红,萧军,周海婴许广平,萧红,萧军,周海婴[6](19l1一1942)，是在鲁迅先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现代女作家，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寂寞的童年养成她恬静、孤独、矜持、倔强的性格。1930年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开始了流亡与挣扎的人生征途。1932年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与萧军一道到上海，得到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5年出版中篇小说《生死场》，奠定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病逝于香港，葬在靠近海边的浅水湾，年仅32岁。萧红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在她身上有着年轻人所应有的精神品质。为了纪念这位年轻卓越的女作家，1948年，一大批民主的、革命的文化人在萧红墓前举行集会，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五分钟即兴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