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主要以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一、敦煌遗书书法。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对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祥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向楷书转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祥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二、石窟题记。在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历史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三、敦煌碑碣书法。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四、汉简书法。汉代筒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中国文联、中国书协第二届兰亭奖理论提名奖；甘肃省委、省政府第九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二等奖；甘肃省委、省政府第十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三等奖；甘肃省第四届高校社会科学奖三等奖。 甘肃省委、省政府第三届敦煌文艺奖三等奖；甘肃省委、省政府第四届敦煌文艺奖二等奖；甘肃省委、省政府第五届敦煌文艺奖三等奖；中国书协全国第三届正书展（入展）;中国书协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展（入展）；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全国第二届教学成果展（入展）；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全国第三届教学成果展（入展）；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学成果回顾展并获奖（入展）；中（国）新（加坡）书法展（入展）；中（国）韩（国）书法展（入展）；首届国际敦煌书法展等全国性展览（入展）。 《书法散论》（甘肃教育出版社）；《精意向真》（《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书境》（甘肃美术出版社）;《写字》（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书韵》（《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大学艺术素质教程》（甘肃人民出版社）；《大学书法》（敦煌文艺出版社）；主持并完成了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07EF81 ）《敦煌书法艺术研究》课题。 中国书协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中国书协全国隶书论文讨论会；中国书协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览论文讨论会；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全国第一届书法教育教学论文讨论会；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全国第二届书法教育教学论文讨论会；第二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二十一世纪书法论坛”论文讨论会;论文先后发表并复印在《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大学学报》《敦煌研究》《中国书法》等学术性杂志和专业性报刊上的有50余篇。主要论文：论大学国民性艺术素质教育《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1）从书法文化的视角和立场关照写字教学的深化改革《社科纵横》（2004/06）“双百”方针对新世纪书法艺术发展的作用和意义《社科纵横》（2003/06）书法创作语言体系分析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3）隶书文化教育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辨析《社科纵横》（2001/04）蔡襄人品书品论《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1）中小学书法教育若干问题思考《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重视学术价值是学报生存发展的根本?——本刊十八年来编辑风格在学术印象回顾《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3/01）自然界里有春天，生命过程中也有春天《文艺出版社》（ 2007/03）论书法品评视角的审美定位及其延伸——兼评《书品》与《书谱》在书法品评史上的地位《甘肃社会科学》（2005/05）（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西狭颂”与东汉书法文化研究《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5/02）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次高层次理性对话——“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学术特征及其意义《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1）汉末魏晋前书法艺术生成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 （2006/06）论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河西学院学报》（2006/04）论书法教育学科地位确认的可能性《社科纵横》（2006/05）书法“意象”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01）论高等书法教育发展失衡的成因及对策《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02）敦煌遗书民间书法特征研究《敦煌研究》（2006/02）画院书画家应成为时代和谐的使者《书与画》 （2007/02）我对读书的选择《党的建设》（2007/03）书法创作中功利行为的解读与评价《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8/03）论画院的教育意义和教育功能的实施价值《甘肃美术出版社》（2008/06）重释：敦煌书法在创作中的现代意义《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0/03）与刊授学员谈书法临摹 《中国书法》（2002/01)甘肃古代书法书体形式分析及其借鉴意义 《书法导报》（理论版)（2001/10）书法语言的特征论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08)立足本土，形成特色——二十世纪后期甘肃书法理论研究综述 《甘肃日报》(理论版）（2003/06)甘肃书法教育的现状分析及其对策 《甘肃日报》（理论版）（2003/07)经典书风与时代气息的和谐统一 《书法报》（理论版)（2003/12)浅谈书法在学校中的功用 《甘肃教育》（1992/05)浅谈书协会员与书法家的区别及其意义《中国文艺报》（理论版）（2003）书法教育：一个及待开发的学科领域 《中国文艺报》（书法专版）（2000/01）论独字引言书法特征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当代书法创作思潮漫谈 《新一代》（2001）书法批评标准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10）论基层党组织的协调职能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关于成人高校政工干部权威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1992)试论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极其应用 《党风通讯》（1994)关于高校办公室系统工作的几点思考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论凝聚力增强的新途径 《西北师大学报》（1995)城市中学生成人化倾向不容忽视 《甘肃教育督导》（1997)谈企业政工干部待遇的问题 《党的建设》（1986)重释：敦煌书法在创作中的现代意义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03）从汉代书论窥探敦煌汉简的“民间性”《山西师范大学》（社科版）(合作)（2010/03）再释书法的意义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01）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即2～14世纪）。其间，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现知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最晚的为宋咸平五年（1002）。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05年（西凉建初元年）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可用于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 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写成的典籍和文件，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 世俗文献约占20%，数量虽少，但其学术价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种类除了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以内容来分，有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名籍、账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曲艺、占卜书等等，广泛反映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数百件科技史文献更是敦煌遗书中的珍品，其中与医药学有关的近百件，有医疗方1000多个；天文历法方面的40多件；数学方面的约20件；水利、农业、化学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官私文书”也是世俗文献中具有珍贵价值的史料。“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账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账方面，包括计账、户籍、差科簿等有利于《西魏大统十三年计账》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色、摇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私文书”有契卷、社司转帖、账历、书犊、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关系、高利贷经营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敦煌遗书中还有上万卷吐蕃、回鹃、粟特（康居）、干阗、龟兹、突厥、叙利亚、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本。是研究这些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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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楷书的艺术特点如下：
1、笔画严整规范。楷书是一笔一面书写的，从短小的点到撇捺等长笔画，从字的大框到内部的细小结构，都要认真对待，写好每笔，不能随手划马虎了事。笔画间的承接要清楚，如果似接非接，似断非断，就会显得杂乱无章，直接影响字的效果。同时，要按照标准的笔形、笔顺、字形和结构去书写，以使现行汉字的书写更加统一。
2、线条平直自然。楷书的笔画大体上都是直线条，虽然各种笔画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别，但其运笔都是严谨的直线性运动，切忌过分夸张起笔和收笔的动作或刻意体现笔画的圆弧和弯曲度，致使笔画累赘、不自然。
3、结构匀称方正。楷书的结构基本呈方形，或正方，或长方，或扁方，这就要求不论一个字的笔画是多是少，都要组合在大小致的一个个方块内，因此，笔画少的字结构就要疏一些， 笔画多的字结构就要密一些，不能把笔画少的字写得很密很小，把笔画多的字写得很疏很大。楷书的字形十分端正，讲究对称、均衡等，切忌东倒西歪、比例失调、重心不稳。
4、运笔流畅有度。所谓运笔，就是使笔在纸上运行以写出各种笔画。
楷体在我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字体风格非常的有特色。那么，我国的楷书字体有什么特点呢?以下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楷体书法的特点，希望能帮到你。
楷体也叫“正书”、“真书”，为什么叫“楷”体，意思就是他的字体可以作为楷模。他是一个及其经典的字体。
相信大家还有印象小时候我们买的最通用的汉字临摹帖就是楷体的，其特点：形体方正，笔画平直、讲究用笔。
笔画有提顿、藏露、方圆、快慢等;笔画既起收有序、笔笔分明、坚实有力，又停而不断、直而不僵、弯而不弱、流畅自然;在结构上，楷体重心平稳、比例适当、字形端正、合乎规范。
所以写的小时候楷书也是我们入门的第一款字体，他能很好的让我们了解汉字结构，也能考验我们的写字功底。
楷体作为一款已经经过一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洗礼以及无数书法大师的锤炼的字体，字体秀气、文气、拥有着极强的文化内涵气息。所以经常使用在一些显传统、文化气息的印刷物料上。
【钢笔楷书笔画特点】
钢笔楷书在结构上强调笔画和部首均衡分布、重心平稳、比例适当、字形端正、合乎规范。字与字排列在一起时要大小匀称、行款整齐。虽然也有形态上的参差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仍是整齐工整的。
【毛笔楷书笔画特点】
【点】
点画是一些长笔画的浓缩，如一个字的眼睛，是一个字的精神所在。短小的点画书写要轻捷，轻入重收，不可粘滞太久，迅疾转入下一个笔画，这样点画才能写出神采;长点运笔相对要慢一点，这样才显得沉稳一些;如一个字有几个点画，那就要注意点与点之间的变化和联系，用笔宜快，一气呵成。
【横】
横画是汉字使用率最高的笔画。横画是一个字的大梁，一般略有点左低右高，起笔可轻可重，行笔较快，收笔较重。笔画写得要有弹性。几个横画在同一个字里出现，不能写得一样，可以在长短、方向上做点变化。例如：“土”，上横略斜，下横略鼓;“三”，三横绝不能写得一样长，用笔的轻重也有变化。
【竖】
竖常常在一个起支撑作用，特别是中竖、长竖宜挺直有力，长竖又垂露竖、悬针竖之分，一般起笔较重，行笔向下，略轻，垂露收笔较重;悬针则顺势而下，出锋收笔，收笔宜尖。只有当一个字最后一笔为竖画的时候，才可以用悬针竖。
竖不完全是垂直的，也不容易写得垂直，这如同人站立时，不可能总是站得笔直的，只要站得正就行。在书写时要果敢下笔，过分“认真”，反而适得其反。而有些竖画，特别是一些短竖、侧竖本身就应该写得斜一些，如：“中”的侧竖，“五”的中竖。
【撇】
写法同悬针竖，只是在练习时，注意观察笔画长短、方向的不同。例如：“后”字两撇，就不能写错，否则，张冠李戴，极其难看。
【捺】
捺又称作波画，，顾名思义，是有起伏的笔画。分斜捺和平捺两种。
斜捺，下笔较轻，向右下由轻到重行笔，行至捺脚出顿笔再向右水平方向提笔出锋，收笔要尖。
平捺，写法同上，起笔时先写一短横，然后向右下(略平一些)行笔。
还有一种变异，在同一个字出现几个捺画时，往往只保留最后一个捺画，其他捺画改为长点，如“这”。
【提】
写法同短横，起笔较重，然后由重到轻向右上行笔，出锋收笔，写得要有力。
【折】
这是组合型笔画，关键在折处，宜放慢书写，先顿再折。如同汽车转弯，不能太快，也没有必要刻意描摹，要一气呵成。
【钩】
也是组合性笔画，在写好其他笔画的基础上，钩笔要钩出有力，其中有些弯折笔画----到底写成什么样子才够美观，需要自己多揣摩。
1、点画齐备。楷书的点画有点、横、竖、撇、捺、提(挑)、折、钩八种。一般具体在书写时，横画、竖画、撇画的起笔以及横画的收笔多作顿笔;撇画收笔处逐渐提笔出锋;捺画收笔时先逐渐铺毫重顿，再渐渐提笔出锋;笔画转折之处往往为顿笔，钩画为一种特殊的转折，在停驻之后挑笔出锋，这一点也是楷书的独特点画表现，即与隶书相比，楷书省改了波磔，增加了钩。历史上也屡有对楷书点画的探讨。楷书笔画工整、规矩有法度。对楷书八种基本点画的具体写法及要求有“八法”之说。如初唐欧阳询有《八诀》，概括了楷书八种点画的基本形态。此后唐代张怀在《玉堂禁经》中说，“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并有图示“永”字的八种点画。楷书的点画要求严格，各种笔画皆有自己的规范、标准，不能任意进行改变。如“到”字的立刀旁后一笔，必须作钩，而绝不能写作“悬针”。又如“亡”字最后一笔是竖弯，就绝不能写成竖横或竖折。又要求“笔笔不苟”，每个笔画的起、落、转、折、收等皆要有所据。此前的篆、隶书作为“正体”，都有点画问题，但点画形态不及楷书齐备，也没有楷书对点画要求之严格。
2、结字方整。一般认为，中国文字是“方块字”。在篆、隶、楷、行、草诸体中，应该说楷书是最具方块字形的。楷书中，虽然严格意义上的方形字极少，但都以方块为其基本字型。在各种字体中，楷书的结构既不同于篆隶的横平竖直、均匀布白，也不似行草的自由散落布白。楷书要求在结字的“平正、匀称、飞动、参差”中字形方整。
一是要依字取势，因字立形，比例协调。从结构上分析汉字，大致有单独结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及综合结构。在具体的字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使之协调。一般来说，左右结构的字偏宽，上下结构的字偏长，包围结构的字偏方，单独结构的字偏紧且略小，综合结构的字略大。
二是横斜竖弯，整字平正。一般人读起楷书，总认为是“横平竖直”，而我们真正写起楷书来，却是横不平、竖亦不直，横画多是向右上倾斜，竖也是略含曲势的。也正因如此，才说楷书的结字“平正”是指整个字的平正，而非指具体笔画的平正。整个字的平正就要求重心稳定，各部分均衡协调、左右相应。
三是“计白当黑”、静中寓动。楷书的结字基本上是匀称的、协调的。结字时，“计白当黑”非常重要。点画对空间的分割要匀称，不可粗细、长短、疏密过于悬殊，但同时又要追求匀称中的生动之美。孙过庭《书谱》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就是讲优秀的楷书字迹是结构平中见奇、静中寓动，是平正而不呆板。
魏晋时期有了楷书。“楷”是规矩、楷模的意思。楷书自形方正，笔画规整平直，比隶书更加便于书写和认读。进入南北朝之后，楷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字体，一直通行至今。
楷书，字体名，也叫正楷、真书、正书、小楷。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书中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这种汉字字体端正，就是现代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
二、敦煌壁画随情赋彩的色彩艺术 敦煌曾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也曾是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着众多充满色彩与韵律的象征符号，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壁画中的色彩，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仍然光彩夺目，它所表现的个体形象和整体色调都很优美，这不但归功于当时的艺术家们所研制、选用的材料，而且艺术家们用以情赋彩的手法，加强了自己作品的诗意化、情感化、现代化和意象化，使之随时观摩敦煌壁画均有百看不厌之感。现就以第61窟中的壁画为例，可作一些粗略的讨论。第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它是五代曹元忠夫妇开凿的，甬道于元代重绘。五代的石窟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塑像和壁画内容丰富，布局严谨，经变画情节增多，故事画再度兴起，画面上有许多社会生活场面。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部，主室覆斗形顶，顶中央饰团龙莲花井心，四坡画千佛，窟顶四角画四大天王。西壁详细描绘了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盛况，南、北两壁共画10铺经变画；东壁画维摩诘经变，东壁和南、北壁东侧下部画曹氏家族供养人49身、供养比丘尼3身；南北两壁西侧和西壁下部屏风画共33扇，画佛传故事。这是莫高窟晚期艺术中最详细的佛传图。61窟规模大，形制典型，内容丰富，壁画保存好，艺术水平高，其中内容完备。巨型的五台山全景图、联屏佛传故事画、字迹清晰和数量众多的榜题和曹氏眷属等身像，都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61窟室藻井图案——团龙莲花藻井，刻画精细至微，以石绿、赭石、白三色为主色，加黑、黄、朱红等色相间描绘，整个画面呈绿色主调，色彩丰富而和谐、高雅，人物面部色彩变化多端，但均统一入调，使整个画面气势宏大，有巧夺天工之妙。甬道南壁的炽盛光佛画，整幅以冷调完成，以石绿、石青、白三色相间，色彩稳重而协调；人物的面部和衣服多以红褐着色，节奏感强烈而不落入俗套；下半部以黄灰色虚画营创画面气氛，产生了色彩的虚实透视功能；战车上的色彩描绘极其丰富，可与印象派油画色彩相媲美。纵观整个画面用色，跌宕起伏，极富音乐色彩。东壁北侧女供养人以暖调呈现，红、黄、黑三色相间，古朴、厚重、大方，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北壁侧面不空绢索观音，用色丰富，冷暖相间，对比强烈，给人以激情奔放之感。南壁弥勒经变画，形象众多而繁杂，用红、绿相配，既有强烈对比，又有协调之感，是补色相配而不俗的典范之作。 莫高窟的所有壁画均完成于黑暗的石窟内，所有形象的赋彩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但艺术家们通过高超的绘画技艺，使所绘形象栩栩如生，色调统一、协调，令人感叹不已。仅从敦煌壁的施色中，我们可以进行以点代面的思考，画家没在自然光下作画，而在昏暗的油灯下着色，没有自然的描写，都是艺术家胸有成竹的体现，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刻画精细，色调和谐统一。六朝谢赫在“六法”中提出要“随类赋彩”，讲的是着色时客观地反映事物，是对物象表面之色的描绘。笔者则以为创造敦煌壁画的艺术家们用色是“气韵生动”“随情赋彩”，在使用材料上充分强调发挥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想象，以饱满的激情，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把自己的情感色彩挥洒在昏暗的石窟之中，使石窟永放光彩。 三、敦煌壁画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敦煌壁画中的众多经变画，传达了人心向善的教育思想，壁画不仅能从艺术上给人以视觉感受，而且要使观画人能品读出其中的教育哲理。敦煌壁画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敦煌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是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它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例如，第98窟中的《摩河萨捶以身施虎品》描述了摩河萨捶太子与二兄长外出游玩，归途中见母虎和七只小虎饥饿不堪，母虎要给幼虎充饥。摩河萨捶以身拯救饿虎，于是他横卧虎旁，但虎已无力食他，他在山崖上刺破喉咙，坠崖投身虎旁，饿虎饮吸鲜血恢复体力，取食萨捶。二兄长收拾遗骸，起塔供养。如《恒伽达品》《善事人海品》等等，都表达了教育众人从善的思想，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绘画的内容和思想主题给我们现代人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艺术是为大众服务，不但要使观众赏心悦目，而且要起到一定教育作用。以积极、健康、向上为主题的艺术品仍然是当今社会所需求的主流，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之中，尽最大可能地把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融合于艺术作品之中，在观众品读艺术作品时不但能给予一定的艺术熏陶，而且要能给予教育的感染。当然，艺术不等于教科书，但笔者认为，纯粹的无思想的艺术品，绝不能称之为上品。一件艺术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如果不能更多地净化观众的心灵的话，那至少要留给观众一个良好的心境。在这一方面上敦煌壁画的艺术创作做得相当优秀。敦煌壁画描写了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充分体现着“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可见古代艺术家，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独具匠心，融艺术与教育为一体，留辉煌于后世。 人类的敦煌，人类要了解，文明要延续。它很神秘，很令人向往，值得我们从各个领域的不同专业、多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地去研究它，以便更早地、更全面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把它的辉煌完全展现给人类，供世人研究、品读、借鉴，促使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我们广大从艺者更要以敦煌艺术为契机，与时俱进、传承创新，早日创造出当代艺术的辉煌，共同缔造我国艺坛更加灿烂的明天。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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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勋 (1935—— ) 张鸿勋，祖籍河南省郑州市，1935年2月4日生。敦煌 文学研究专家。 张鸿勋1949年9月考入陕西省第三中学，初中毕业后，1952年9月升入西安市高级中学，1955年7月高中毕业，旋即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1959年8月毕业，分配到天水师范专科学校(今天水师范学院)任教至今。现任该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甘肃敦煌学会副会长等职。 张鸿勋就读大学期间，即开始从事宋元话本与明代小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1958年曾于《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发表其论文《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 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敦煌说唱文学历史的研究。不幸这一研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被迫中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80年代，得以继续进行。从1980年在甘肃《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起，至今在有关专业刊物或论文集上相继发表敦煌文学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专著5部，并先后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甘肃省高校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次。 张鸿勋的敦煌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中的通俗文学作品，他认为这部分作品是现存敦煌文学作品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对它们的探讨，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具体作品分析，都应置于整体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大背景下进行宏观观照，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他的《敦煌俗赋(茶酒论)与“争奇型”小说》(刊《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敦煌唱本(百乌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刊《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孔子项讬相问书)传承研究》(刊《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等，就是把它们放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中作纵横考察而有所发现之作，因而被同行学者评为“无疑扩大了敦煌文学的研究领域”(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第2期［总第15期］:《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纪要》)。但是，敦煌文学生存的土壤是当时西北边陲重镇敦煌，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环境，以及受周边少数民族、外来佛教文化等等影响，遂形成了它与中原主流文学不同的一些独特个性，他的《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收入《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敦煌话本(叶净能诗)再探》(收入《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敦煌本(观者证验赋)与敦煌观音信仰》(收入《敦煌文献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敦煌写本(下女夫词)新探》(收入《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就分别是从佛教、道教及民俗的角度，研究它们的产生背景、成立年代、流传地域、民众信仰等之间的关系，由古及今，由近及远进行比较，以确定它们在宗教文学中的价值，及其在早期话本小说、唐赋、婚礼仪式等方面的地位，受到海外学者的重视。 张鸿勋的敦煌文学研究，勇于探索，敢于立论，尤其是以敦煌说唱文学研究为主攻方向，多有建树。他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虽在注释等方面存在某些不足，但却是国内外敦煌学界第一部这类作品的普及选注本，获甘肃省高校1979一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为台湾“敦煌学导论丛刊”撰著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一书(文津出版社，1993年)，又是敦煌学界第一部较系统，较全面探讨这三种敦煌俗文学类型的专著，为前辈学者从未如此涉及过的一个领域，故有相当的开拓意义。获1994年甘肃省高校社会成果一等奖。1982年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的《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及收入台湾《敦煌丛刊》二集的《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将以往被笼统地称为“俗讲”、“变文”，重新分类，并简明扼要而又全方位地探讨了每一类型的体制特点、渊源流变、演出场所、演出艺人、演出底本、演唱声腔及演出仪式等，分析其中一些优秀之作，探讨它们的题材选择、故事结撰、思想倾向、人物形象、语言艺术、对后世之影响等等，被同行专家评为“比较辩证、切实和稳妥”(见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第634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台湾著名敦煌学家郑阿财在其《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篇》中也说：“以敦煌变文的概念进行探索，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推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2期［总第74期］，2000年5月) 张鸿勋1999年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