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中，鼠疫鼠疫，肯定是由鼠导致的嘛。一场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因此在全国展开。仅奉天一市，就消灭老鼠三万多只。然而奇怪的是，鼠疫并没有随着老鼠的消失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以哈尔滨为例，11月8日疫情初起之时，每天死亡病例仅一两人，到了12月，每天竟有十多人死于鼠疫。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在奉天将市民抓获的三万多只老鼠逐一解剖，也没有发现体内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图片鼠疫杆菌想要查清楚病原，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尸体解剖。在当时的中国，尸体解剖是大忌，必须秘密进行。12月27日清晨，伍连德和助手得知，傅家甸（今属哈尔滨道外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在昨天深夜因为疫病去世，便连忙带上设备赶往傅家甸。图片1910年的傅家甸（图自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傅家甸是哈尔滨的贫民区。在阴暗低矮的小房子里，伍连德从尸体身上取得了足够的血液和组织，以备细菌培养和涂片观察。因为怕别人发现，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解剖结束后，伍连德和助手又将尸体的所有脏器复位，并缝合皮肤，用棺材装殓，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以待安葬。东北大鼠疫发生以来的首次尸体解剖，就这样在傅家甸完成了。经过几天的细菌培养，伍连德确认，此次东北大鼠疫属于肺鼠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而不像普通的腺鼠疫那样，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根据解剖结果，伍连德提出了如下九条建议：11 傅家甸存在肺鼠疫流行，已经被临床和细菌学检验充分证实；2 该传染病几乎完全是从人到人传播，因此防疫的重点工作应该集中在流动人口和居民中；3 满洲里和哈尔滨之间的铁路交通必须严格管制；4 开放的道路和结冰的河面助长了鼠疫的传播，必须派人巡逻；5 傅家甸应该提供更多房舍用来治疗患者，并建立隔离医院，隔离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6 必须招募更多的医师和助手；7 当地官员应为防疫和治疗提供足够的经费；8 京奉（北京—沈阳）铁路沿线的卫生情况必须密切关注，一旦发现鼠疫病人，要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9 必要时可以寻求国际合作。1910年12月31日，外务部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黑两省巡抚（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管辖），称：“伍医生明于医理，一切应办事宜自应授予全权，并由地方官绅协力辅助。”在名义上授予伍连德指挥防疫的权力。图片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但实际上，伍连德并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法国医生梅尼，就给伍连德制造了不少阻力。梅尼时年43岁，在天津北洋医学堂任总教习多年，颇有威望，而且与东北医学界渊源深厚：在哈尔滨防疫的中国医生，大多出自梅尼门下，吉林省官医院的院长钟穆生也是北洋医学堂毕业生。此外，1908年，梅尼曾在山海关、天津、唐山一带防治腺鼠疫，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就连梅尼本人，也认为伍连德才31岁，资历尚浅，需要经验丰富的外国同事（比如他自己）来指导工作。1911年1月2日，伍连德去梅尼下榻的饭店拜访。没想到，两人就此次瘟疫究竟是肺鼠疫还是腺鼠疫的问题吵了一架，差点动起手来，不欢而散，随后各自向外务部提出辞呈：有这样的搭档，没法合作，不如撂挑子不干了。东三省总督锡良发现内讧，连忙开始和稀泥：现在鼠疫蔓延的势头比较猛烈，哈尔滨、奉天等多地都发现了鼠疫疫情，不如让梅医生到奉天去指导防疫，伍医生还是留在哈尔滨，怎么样？在两名医生僵持的当口，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梅尼医生染上了鼠疫。1月5日，梅尼医生去俄国人开的鼠疫医院问诊。他自信这次鼠疫是腺鼠疫，不会通过飞沫传染，便没有戴口罩，而且面对面为病人做了检查。1月8日，他开始头痛、发烧。俄国医生得知消息后，迅速将梅尼医生送往那家三天前他还在问诊的鼠疫医院，可是为时已晚。1月11日，梅尼医生便去世了。德高望重的传染病医生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在哈尔滨的各国领事纷纷把这个消息电告本国政府，当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梅尼的患病和死亡经过。这是自哈尔滨发现疫情以来，公众第一次认识到鼠疫的恐怖：连梅尼这样的医学大咖都会染上鼠疫，更别提我们这些缺少专业知识的人了！他们终于明白：想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得听从那些防疫人员的警告。由伍连德提出的“戴口罩”这一措施得到了广泛推行。伍连德设计的简易口罩，用纱布制作，中间裹有消毒过的棉花，质地柔软，可以与面部紧贴，戴用时，两条缚带系在脑后。图片戴口罩的防疫人员，旁边是货车车厢改建而成的临时隔离所（图自《鼠疫斗士》）很快，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了这样的口罩，虽然不是所有人戴口罩的方法都正确。有的人把口罩挂在耳朵上，有些人把口罩当成护身符，挂在脖子上，还有人防疫意识过强，在口罩上洒过消毒液再戴，结果灼伤了鼻头和嘴唇。其他的防疫措施也迅速推行：伍连德将哈尔滨疫情最重的傅家甸分为白、红、黄、蓝四个区，每区有1名主管医官，配备2个助手、4个医学院学生、58个勤务人员、26个警察，以及112辆大车和16副担架。各区居民必须佩戴相应颜色的袖标，而且只在自己所属的区里活动，如果要跨区活动，必须向防疫处申请。每一天的报纸上，都要公布当地昨日的疫死者信息，包括死亡人数、死者姓名、住址等，一方面减少不必要的恐慌，一方面便于大众自我防护。所有可以使用的建筑物，比如关闭的学校、人员已经撤空的客栈和大车店，全部租用，并尽可能改造为四个部分：办公区、消毒室、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隔离营。所有的医务和勤务人员，不论是医生、护士、医学院学生，还是担架员、车夫，下班以后必须先进入消毒室，对身体和衣物进行严格消毒。来往的信函、文件，也都要经过消毒、杀菌。图片员工消毒室（图自《鼠疫斗士》）在哈尔滨城外，有1200名士兵严格看守，没有防疫处的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城。东北的各主要交通线更是严加防范。1月14日，京奉铁路二等、三等车票停售，1月20日，头等车票也停售了。京奉铁路交通完全断绝，连关外送往北京的贡品也无法运进山海关，而是在山海关副都统处暂时收存。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长春—大连），于1月14日全线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满洲里—绥芬河），从1月20日起，三等、四等车停止载客，头等、二等车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至于水上交通，早在1910年12月，吉林东北路兵备道官员就下令禁止百姓渡江前往俄罗斯。在青岛，德国人为了防疫，竟在海里架设铁网，防止中国船只进港。在烟台和大连，两地互相怀疑鼠疫是由对方口岸传播而来，因此乘船来往于两地之间的乘客均不准登岸。在天津，凡是来自疫区的船只，如果没有西医开具的检疫证明，则不准靠岸。东北各地纷纷仿照“傅家甸模式”建立防疫体当地系。戏园、妓院、客栈、当铺等人员物资来往密集的地方，在鼠疫期间一律关门歇业。理发店、浴池等，则需每天消毒。浴池用过的浴巾一律焚毁，不得重复使用。伍连德还敏锐地注意到，是否能妥善处理尸体，与防疫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虽然官方给的承诺是妥善埋葬死者，但事实上，由于东北的冬天极度寒冷，挖掘墓穴非常困难，所有的棺材乃至裸露的尸体，都堆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一旦天气回暖，冰消雪融，后果不堪设想。图片堆积在室外的棺材（图自《鼠疫斗士》）伍连德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焚尸。他首先请了一些当地的头面人物去参观位于城北的停尸场，并解说尸体和棺材裸露在外的危害。鉴于鼠疫的可怕，地方的所有领导者一致同意伍连德给朝廷上奏，允许将鼠疫死者的尸体火化。在上奏的电报中，伍连德列举了种种状况：2000多具尸体暴露在荒野之中，事实上不可能招募到足够的工人将死者一一埋葬；如果野鼠吃了死者的尸体携带上鼠疫病菌，会增大疫病传染的风险；百姓看到堆积的尸体，会感到沮丧，导致抗疫士气低落……电文的最后，伍连德做出保证：如蒙恩准火化尸体，2000多具尸体在三天之内便可处理完毕。电报发出后第三天，伍连德收到了回复：准许火化。1911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伍连德派同事全绍清医生雇了200个工人，将尸体和棺材按照100具一堆叠放，一共放了22堆。1月31日下午两点，焚尸正式开始，一些资深医生和地方要员来到焚尸现场观摩。成桶成桶的煤油泼在尸体和棺木上。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刹那间，烈焰腾空，浓烟滚滚，伴随着棺材和尸体燃烧噼噼啪啪的响声。盘旋在东北大地上的瘟神，仿佛也即将被焚尸的烈火送走。正值新年伊始，在场的人们见到如此振奋人心的景象，无不兴奋异常。防疫人员士气大振。此后，各地防疫局也开始用火化法来处理鼠疫死者。神奇的是，从焚尸的1月31日开始，傅家甸地区因鼠疫导致的死亡人数逐渐减少，并在整个2月一直呈下降趋势，没有出现反复。3月1日，傅家甸报告了最后一个鼠疫病例。东北其他地区的疫情也逐渐得到控制。到了4月，这场历时7个月，波及全国多个省份，总计死亡人数达六万多人的大鼠疫，终于宣告结束。回想疫情最为猖獗之时，无论中国外国，社会各界几乎都认为清政府不可能成功扑灭鼠疫疫情。外国舆论自不必说，就连当时的清朝重臣、锦（州）瑷（珲）铁路督办郑孝胥，都在1910年12月的日记里写道：“中国政事素以姑息为主义，其知识、手段万不足以施行防疫之政。”孰料，防疫之战竟在中国人的指挥下最终获胜。无怪乎外国媒体在鼠疫疫情平息之后高喊：清政府这次居然令人刮目相看！（清政府）于北方救疫事宜，其布置之完备，与对付之敏捷，一扫本来敷衍因循之积习，实出人意料之外，事后追思，大有兴味。——美国《世界大势报》1911年6月，李广诚译1911年4月3日，为了介绍此次鼠疫防治的成功经验，清政府在奉天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美、俄、日等11国代表，主要研讨了此次鼠疫的疫源物、鼠疫的防治措施、药物消毒法等等。以及开元县一名妇女林单氏的情况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这三个人贴身护理过多名鼠疫患者，与鼠疫患者同处一室，也不戴口罩，却奇迹般地没有染上鼠疫。各国专家无不引以为罕，对三人进行多次抽血化验，但结果竟然与常人无异。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归功于先天免疫力了。图片顾喜诰（中）、贾凤石（左）与防疫人员合影（图自《鼠疫斗士》）抗疫成功的伍连德博士，担任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总医官，继续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而奋斗。1917年，山西流行鼠疫，延及内蒙古、河北、安徽、山东等省，伍连德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奔走灭疫，终于在1918年5月将疫情平息。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伍连德救治2000余人，又发明高浓度盐水静脉滴注治疗法，效果良好，控制了疫情。中华医学会、全国防痨协会、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今哈尔滨医科大学）……这些专业组织机构和院校，或是伍连德亲自主持创办，或是伍连德参与创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不愿意与日本合作，愤然离开哈尔滨，来到上海，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任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伍连德被迫离开中国，举家返回马来西亚定居，1960年，以81岁高龄病逝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回顾1910年的东北鼠疫，不难发现，从疫病的源头，到疫情初起时各界的反应，防疫措施，医护人员的奉献精神，乃至疫病流行期间发生的种种荒诞事件，都与2020年年初的这场疫情有颇多相似之处。如何防范大规模传染病的发生？一旦疫情发生，人类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也许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幸福繁荣。中国在长达四五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历过无数兴衰，方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取得今天的地位。——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自序
清末的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这个“龙兴之地”应对鼠疫灾害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一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肇因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tǎ）。它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蒙古、贝加尔湖区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穴居在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其洞穴通常远离人类的住所。健康的旱獭动作敏捷，但一旦染上鼠疫，就会行动迟缓，并且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有经验的居民和猎人避之惟恐不及，决不会去捕捉。到了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旱獭的毛皮只要稍经加工即可与貂皮相媲美，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价格亦随之猛涨。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猛涨了6倍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捕猎者，不少逃荒闯关东的苦力也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人大都没有猎捕经验，又急于发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有的还将染病的旱獭剥皮煮肉充饥。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就是因为不久前吃过染疫的旱獭。10月27日，瘟疫蔓延到距满洲里800多公里的哈尔滨。10月31日，长春又发现两个病例。1911年1月2日，沈阳也发现第一例鼠疫死亡者。东北的冬天气候严寒，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密闭的屋子里取暖，这也大大提高了细菌传染性，使疫病控制更为艰难。闯关东的农民大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往往赤膊裸体，挤睡在土炕上。除了睡觉之外，土炕还是人们聊天吃饭的主要场所。由于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于是这种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紧接着又有许多人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对疫病的恐惧加剧了传染。当地居民一旦听说有人食旱獭而死，便知道无情的瘟疫到了，于是四散而逃，鼠疫杆菌也就沿着他们的逃亡路线迅速地传播开来。逃避瘟疫的人们，又把瘟疫带给他们的家人、同伴、朋友和更多的陌生人。据官方统计，这次鼠疫袭击了东北三省共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但这些数字是官方根据各地订做的棺材数进行估算的，实际上，由于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及供应，往往是好几具尸体被塞在同一副棺材里，还有很多被草草掩埋的。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二就在鼠疫疯狂肆虐东三省之时，亟欲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列强，也纷纷将魔爪伸向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基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东北在名义上虽然还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成为日俄的殖民地。鼠疫发生后，日俄双方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采取行动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他们还将这次鼠疫看作一个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大好机会，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涉。为排斥其他国家考察防疫，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铁路沿线附近设立隔离区，在主要地段布置军事警戒线，成立 “联合防疫局”等。但这些“联合防疫局”，其实是由日本关东殖民政府、警察局以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联合组成的，总部设在沈阳，并在长春、铁岭、辽阳、牛庄、安东、大连、旅顺口等地设有分局。在该局两千多名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医生只有几十名，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各类军事情报人员。与其说是“防疫局”，不如说是军事情报组织。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在自己势力范围的活动。在哈尔滨，俄方未经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即自行决定在铁路线内驻扎俄兵，实行戒严，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并威胁清廷，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就将派兵进驻哈尔滨。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宣称，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在满洲里，俄兵也以检疫为借口，越境挑衅。就连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俄国也以防疫为借口集结了大量炮队、步兵及哥萨克骑兵。俄政府甚至照会英法日三国，对清王朝“阻其防疫”深为不满，决定诉诸武力。其以防疫为名，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昭然若揭。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千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在扎来诺尔煤矿区开荒的数百名关内农民，同样被俄国人拘留于瓦罐车内，住房用具全部焚毁。其后，俄国人又先后将满洲里和其沈阳租界内的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三在晚清外交中备受屈辱的清政府，决定独立自主地控制鼠疫。瘟疫发生后两个月，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请求下，清廷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进行防治工作。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以伍连德为首的一批中国人。伍连德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的中国学生，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12月20日，伍连德率领医疗队一抵达哈尔滨，便被当地糟糕的卫生条件惊呆了。当地主管官员根本不相信什么细菌和西药，也没有任何医院、实验室和消毒站，只有一座瘟疫房，只要略有咳嗽、吐血和头痛症状的人，就马上被当作疫病患者关起来。这场防疫的困难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交锋。由于当地习俗反对解剖尸体，伍连德无奈只好冒险解剖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从而确定罪魁祸首是肺鼠疫。另外，由于尸体太多，其上残留的病菌可存活到第二年春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火化，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时届春节前夕，大批农民回流山东、河北老家，伍连德起初在火车站建立检疫站，因人数太多，检疫工作无法进行，有的人还有意绕道回家，故而只好请求当局派士兵帮助检查。最艰巨的工作是彻底控制病源。伍连德会同当地官绅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措施隔离患病者。为保证检疫效果，又组成搜索队，分区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搜索队在每个区都反复检查，直至确定疫情消失。艰苦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报告了最后一例鼠疫患者。这场蔓延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瘟疫终于在3月底被控制住了。1911年4月3日，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廷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并就此次鼠疫防治工作做长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鼠疫的理论与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与赞赏。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成功地抵制了日俄的干涉，使其趁疫灾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未能得逞。这次鼠疫对中国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西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面对致命的疫病，当时传统的中医显示出其局限性。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还使许多普通民众对西医西药有了更多的了解。1912年初，清王朝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健全的近代卫生防疫机构。正是有赖于此次防疫的经验教训，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和1920—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的鼠疫，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
著作：1、《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1、《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19-40页。2、《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12-37页。3、《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9页。4、《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29页。5、《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分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7-90页。6、《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认识》（葛剑雄、曹树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4页。7、《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12-27页。8、《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6页。9、《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第33-52页。10、《洪武时期山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8-30页。11、《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四辑，《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出版，1997年，第1-13页。12、《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32-41页。13、《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第14-21页。14、《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葛剑雄、曹树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页。15、《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47页。16、《洪武时期东南地区府县治城市人口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33页。17、《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4页。18、《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5-236页。19、《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33-44页。20、《清代前期“丁”的实质》（曹树基、刘仁团），《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21、《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58页。22、《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8-140页。23、《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5-28页。24、《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0-56页。25、《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批评》（曹树基、陈意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26、《清代中期的四川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92-105页。27、《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陈意新、曹树基），《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16-132页。28、《清中叶以来的江南市镇人口———以吴江县为例》（游欢孙、曹树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4-134页。29、《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0-147页。 著作：1、《鼠疫：战争与和平——132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曹树基、李玉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2、《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曹树基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论文：1、《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192.2、《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7-32页。3、《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67页。4、《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第二作者），《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09页。5、《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6、《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曹树基、李玉尚）《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16页。7、《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李玉尚、曹树基），《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71页。8、《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编：《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辑， 香港科技大学出版，2003年，第132-152页。9、《历史时期的传染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收入燕爽主编：《SARS与社会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0、《历史时期的鼠疫流行模式与社会变迁》，收入谢遐龄等主编：《SARS、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1、《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与上海——以申报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2-81页。12、《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78-190页。 著作：1、《石仓契约》第一辑第1-8册，（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论文：1、《〈禾谱〉及其作者研究》，《中国农史》1984年3期，84-91页。2、《〈禾谱〉校释》，《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74-84页。3、《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62-66页。4、《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303页。5、《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5页。6、《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边卫所辖民籍人口》，《历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147-160页。7、《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127-141页。8、《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19-133页。9、《清代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曹树基、李霏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页。10、《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王保宁、曹树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37-48页。11、《石仓地契的发现、收集与整理——来自浙南山区一个客家村庄的报告》，《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年6月，第146-172页。12、《“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曹树基、李楠、龚启圣），《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页。13、《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曹树基、高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第28-36页。14、《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单丽、曹树基），《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9-129页。15、《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蒋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833-888页。 著作：1、《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论文：1、《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嘉兴县1946年乡镇职员政治试卷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98-110页。2、《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3、《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4、《1959-1961年广西十县人口数据的“加工”》（孙琦、曹树基），《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第75-86页。5、《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6、《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第5-18页。7、《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9-71页。8、《土地耕作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孙琦、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82-88页。9、《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6-26页。10、《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曹树基、李楠），《学术界》2010年第1期，第180-194页。11、《两种“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7月，第97-132页。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刘诗古、曹树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75页。 1、《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203-206页。2、《以人为本的农业历史地理学——评萧正洪〈地理环境与技术选择〉》，《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122-124页。3、《评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在近代的命运〉》，《中国学术》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4、《历史语言的文化阐释——评陈建华〈现代革命话语考论〉》，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3期，第153-156页。5、《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审制度——评王铭铭〈闽台三村五论〉》，《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6、《也谈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垦、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答周翔鹤先生》，《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71-77页。7.《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146页。8、 «Les normes scientifiques : Un grand débat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chinois»,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igie ( 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2002.《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大论争》，《汉学年鉴，2002年》，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4页。9、《评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第270-273页。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10年前的春节前后，一场鼠疫席卷了几乎半个中国，总共历时6个月，带走了60000多条鲜活的生命。多亏了那个叫伍连德的马来西亚华侨，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更设计了中国的第一个口罩，更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对当时的疫情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和处理。本文将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领大家再次走进那一段黑暗又光明的历史。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疫情起因：都是那个吃了野生动物（学名旱獭ta第三声，俗名土拨鼠）的男人20世纪初，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一种叫旱獭身上剥下的皮毛非常值钱。所以有一个猎人吃了染病的旱獭，进而被感染，又以人传人的形式扩散开来。土拨鼠，俗称旱獭，英文名MARMOT(学名:prairie dog)，属啮齿动物，成年后平均体重为4.5公斤，最大可成长至6.5公斤，身长约为56公分。土拨鼠与松鼠、海狸、花栗鼠等皆属于啮齿目松鼠科。疫情初期，大家都以为只是普通的生病，都没有重视。可是才仅仅过了一个月，东北三省就出现了许多疑似乃至确定的患者，他们往往从咳嗽开始，之后发烧、腹泻，甚至是昏迷，身上也伴随着大面积的蓝黑色斑。这种病，在欧洲曾也发现过，叫做黑死病。黑死病，也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据记载，那个时候病情传播非常之快，后果非常严重，1天就有100多人死亡，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治愈。因此，我们大胆分析这个鼠疫的起因：01.人类总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吃了染病的野生动物引起，这是血一般的教训。02.恰逢春节前后，人员流动高峰期，初期未引起重视，无知导致疫情一传十，十传百，一发不可收拾。03.等我们开始重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医疗技术跟不上，防控措施做不来，疫情越来越严重。那么之后又怎么消灭疫情的呢？请往后看。防控措施：一个叫伍连德的人，在疫情防控治疗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先来简单介绍下伍连德：01.祖籍广东，出生在马来西亚，7岁上学，接受了当时的10年制教育，然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学医。02.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后，在相关疾病研究所实习了一年，然后又顺利攻读了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03.受当时政府的聘请，回国担任天津某医学院的副校长，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都相熟。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疫情爆发之后，伍连德身为医学“专家”，自然来到了一线，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决定对患病死去的人进行解剖，这是多么大的勇气。要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解剖尸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更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的。幸亏他是秘密进行的解剖实验（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并且做了相关的化验，证实了这是一场鼠疫引起的传染病，但是传播途径又和以往的经验不相同。经过一定的实验，伍连德得出了这种传染病是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播，因为命名为“肺鼠疫”，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防控措施：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01.隔离和宣传对疫情发生区域进行划分隔离，控制相关的铁路、公路等交通，并且向外界征集医生和物资。各个区域都配备医生，警察，卫生夫役,一旦发现有人感染，立即送到指点地点隔离，并且利用硫磺和石炭进行相应的消毒。收治的感染者也根据病情轻重分别处在不同的区域（火车车厢），方便进一步观察治疗，也避免了交叉感染。印刷大量的防疫宣传单，挨家挨户去宣传，分发部分防护用品，进行戒严，让大家在家里不能出门。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02.消毒和防护防止飞沫传染，设计了一种简单的双层纱布口罩，也就是两层纱布中间放一块药水海绵。现在很多口罩原理和这个差不多，当时叫做“伍氏口罩”。同时在非常时期，提议调配士兵开展相应的防疫工作，实行军事管制。对死亡的患者进行焚烧，火葬处理。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难度非常大，但还是严格执行了。伍连德还提出，从科学的角度，号召大家燃放烟花爆竹，里面的硫磺有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这一系列的措施布置执行下去，各个区域的鼠疫死亡人数慢慢减少，感染人员也不再大规模增加。6个多月后，鼠疫死亡人数连续一段时间为0，证明了这场疫情的结束。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看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具体怎么治疗的呢？怎么不使用药物啊？当时并不存在有效的药物去治疗，我们都知道，这个治疗药物主要还是利用抗生素抑制病毒，而那个时候抗生素概念才刚刚出来，并没有研制推广开。1910年，德国医生埃尔利希在第606个配方实验中取得了成功，就是现在还在用的阿斯凡纳明，代号“埃尔利希606”。1922年，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从人体鼻腔分泌物中观察到一种酶，即“溶菌酶”，具有抵抗微生物的能力。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又发现一种抗生现象，那就是青霉素的抗生作用。1929年，发表了题为《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的论文，这一年被视为“抗生素元年”。但青霉素极不稳定，提纯很困难。后世的影响：这次东北大鼠疫让我们对传染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建立起防控治疗初级模型相信看了上面内容的人都有了一定的明白，从前期发现疫情，到中期防控，后期处理，都对后来的各种各样传染性疾病起到了借鉴的作用，包括口罩，宣传，隔离，甚至是抗生素药物性治疗等等。防控治疗初级模型：01.一定要抓住时机，尽快对感染患者进行诊治，找出感染源，研制治疗药物。02.通过隔离等方式切断传播途径，并做好自我保护，避免多次感染甚至交叉感染。03.发动一切力量，调配全部物资，对重点区域进行援助，对其他区域采取非常时期处理。04.掌握舆论阵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避免谣言带来的恐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选三只松鼠为题目的意义是三只松鼠很出名，一看题目就明白内容。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16日，公司总部在安徽芜湖，是中国第一家定位于纯互联网食品品牌的企业，也是当前中国销售规模前列的食品电商企业，其主营业务覆盖了坚果、肉脯、果干、膨化等全品类休闲零食。12月3日，三只松鼠宣布，2019年其全年销售额突破百亿，成为零食行业首家迈过百亿门槛的企业。
因为三只松鼠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种类的选择和渠道定位。
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消费者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有更多的钱去消费更多的休闲食品。这三只松鼠以坚果为主打品种，主打坚果休闲小吃。
新的分类完全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第二个渠道选择是由于淘宝电子商务的奖金期。其他小吃品牌如良品店、来逸芬等都选择了传统的线下模式。三只松鼠创立了快餐在线品牌。产品的准确定位和渠道红利的把握造就了三只松鼠的快速发展。
三只松鼠零食消费行业的绝对龙头，三只松鼠于2012年2月在安徽芜湖创立，业务以坚果类零食作为切入，2012年首次参与天猫双十一活动便是食品类流水金额第一名，此后8年一直蝉联冠军。
其营收从2014年的9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102亿元，5年CAGR为62%；归母净利润从2014年的-0.13亿元增长至2019年2.39亿元。
坚果产品是三只松鼠主要的营收和利润来源，也是三只松鼠起家的业务16年之前70%的营收都是来源于坚果，现在坚果业务也是超过50%营收的，就连三只松鼠的品牌形象都是“松鼠”都是专门吃坚果的。
其他的零食业务果干、肉制品、烘焙不是三只松鼠的基本盘，这些早早的在中国的本土市场就有竞争者了，三只松鼠的发家历史也是随着2010后坚果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而长大的。
总结如下：
单从营收增长来看，三只松鼠绝对是零食消费市场的冠军并且表现的竞争力非常强劲。自22012年三只松鼠创立，到13、14年获得大额资本融资正式踏上发展的高速公路，到现在短短不到十年，已经跨入了百亿营收级别的门槛。
要知道二级市场上消费行业投资大热品种白酒，泸州老窖、山西汾酒这些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老字号也不过前两、三年才迈过这个门槛，三只松鼠迈过这个门槛只用了7年。
1、 黑死病（1347 - 1351）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普遍认为是由一种名为鼠疫的细菌造成的。但最近有人认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引起的。关于鼠疫的起源在专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开始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或中亚。在随后的数年内由商人和士兵携带到俄罗斯南部克里米亚。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流行病从克里米亚传到西欧和北非。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数为2500万到5000万。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内的蚤携带来的。在14世纪，黑鼠的数量很多。一旦该病发生，便会迅速扩散。在1348~1350年间，总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但是，这次流行并没有到此为止。以以后的40年中，它又一再发生。14世纪20年代当此瘟疫细菌再次爆发之前，它已经在亚洲戈壁沙漠中潜伏了数百年，之后迅速 随老鼠身上的跳蚤中的血液四处传播，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亚和土耳其，然后由船舶带到意大利，进入欧洲。欧洲密集的人口成了此疾病的火药筒。3年 里，黑死病蹂躏整个欧洲大陆，再传播到俄罗斯，导致俄罗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2、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85-1950s）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是指1855年始于中国云南省的一场重大鼠疫。这次世界性大流行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超过了前两次而出名。这场鼠疫蔓延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先从云南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后，这些地方死亡人数就达10万多 人。中国南方的鼠疫还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单在印度和中国，就有超过1200万人的人死于这场鼠疫。据世界卫生组织透露，这次大游行一直延延续到1959 年，这时全世界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减少到了200个左右。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养动物中也有流行。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云南，并认为云南是一个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断言云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并认为云南的鼠疫是输入性的。即从印度和缅甸直接或辗转传入的。然而，1974年，云南鼠疫工作者从云 南剑川县的中华姬鼠中分离出鼠疫菌，证实了滇西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学者们称为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这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提供了进一步的的科学 根据。现在，鼠疫已非常罕见，但并不没有完全消失，因为它仍然会在鼠类之中传播，一有机会还会传播 给人。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道。1996年印度爆发的鼠疫还成了世界性的重大新闻。目前，每年大约有1000到 2000人感染鼠疫。即使在美国，平均每年也会有10多人从野外鼠类感染鼠疫，1/7的患者死亡。尽管鼠疫已非不治之症，也容易控制，但是历史惨剧在人们 心中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消除，它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最恐怖的疾病。3、查士丁尼瘟疫（541-542）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它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但是此次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程度很深，其极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国人口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负面后果，而且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欧洲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4世纪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渐渐分裂为东西两部分。雄距东部的拜占庭帝国的历代 皇帝一向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所以一直试图收复失地，重新统一罗马帝国，再现往日的辉煌。到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决定采取行动 实现这一梦想。于是，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动了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然而就在他横扫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将重现罗马帝国辉煌的时候，一场空前规模的瘟疫却不期而至，使东罗马帝国的中兴之梦变为泡影。公元541年，鼠疫开始在东罗马帝国属地中的埃及爆发，接着便迅速传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当时出现了许多诡异恐怖的情景：当人们正在相互交谈时，便不能自主地开始摇晃,然后就倒在地上；人们买东西时，站在那儿谈话或者数零钱时，死亡也会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贫苦人，鼠疫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就有5000到 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官员在极度恐惧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汇报，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了23万人，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埋葬 地，尸体不得不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味。查士丁尼自己也险些感染瘟疫，在恐惧之中，他下令修建很多巨大的能够埋葬上万具尸体的大墓，并以重金招 募工人来挖坑掩埋死者，以阻断瘟疫的进一步扩散。于是，大量的尸体不论男女、贵贱和长幼，覆压了近百层埋葬在了一起。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的居民 死亡。它还继续肆虐了半个世纪，直到1/4的罗马人口死于鼠疫。这次鼠疫引起的饥荒和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也使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4、 伦敦大瘟疫（1665-1666）伦敦大瘟疫是指一场于1665年到1666年发生在英格兰的大规模瘟疫。在这场瘟疫中，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历史上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引起的大面积黑死病，由人通过跳蚤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1665年这场传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瘟疫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来自法国，1665年4月，两个法国海员昏倒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与朗埃克路口，后来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染。另一种说法是说鼠疫病毒来自荷兰，这种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兰当地传播了。瘟疫袭击的第 一个地区是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就已经有病例在那里出现，但直到1665年开春，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卫生条件的急剧 恶化，疾病才大规模迅速地传播开来。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经遍布伦敦城。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都被迫离开了伦敦前往牛津郡，但市长和参事仍在坚守岗位。而一部分神职人员、医生和药剂师也因此忙碌了整个夏天。满大街都是负责瘟疫的医生，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执照。由于这场瘟疫的蔓延非常之快，人们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连人封死，在紧闭的大门外漆上 红十字，上面写上“上帝保佑”的字样，严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地死 去，最多时一周死去的就不下万人。时至9月上旬，原来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了一座寂静的死城。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 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体。每到夜晚，运尸车“咕隆，咕隆！”的车轮声和那哀婉的车铃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最初，这项 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进行，后来死者人数太多了，不得已也在昼夜进行了。死者的尸体被横七竖八地装到运尸车，运到各处的埋尸坑。在那里，负责埋尸的工人们往 往蒙面捂嘴，摇着铃，口中念着：“安息吧！”匆匆把尸体倒入坑内，掩上薄土后，匆忙离开。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到1665年九月，平均每周已 经有7000人死亡。到深秋时候，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二月，城市被认为安全到可以迎接国王了。而同时，由于与欧洲大陆的商贸交流，瘟疫传到了法国。此后直到1666年九月，瘟疫仍在温和的流行。9月2日和3日，伦敦城遭遇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部分遭到感染了的房屋，这是状况好转的开 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被感染的人群都已经死亡了。此后伦敦城在大火的基础上重建，在这场瘟疫过后又获得了的新生。5、美洲瘟疫（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居住着400万到500万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数都在16世纪几十年间死 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它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不过，夺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杀手不是欧洲人的枪炮，而是他们所带来的瘟疫。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 时，欧洲人就已经经历了多次致命传染病的浩劫，也从中找到了治疗一些传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离，印第安人也几乎与这些疾病完全隔 绝。欧洲人的疾病随着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后开始蔓延到新大陆。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这些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来说 却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因此阿兹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拥有欧洲人攻不破的城墙，但却被外来的瘟疫打败。瘟疫摧毁了阿兹特克。1521年，当墨西哥殖民者的军队开始围攻墨西哥原住民阿兹特克人的堡 垒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进攻一次次被击退。受到重创的西班牙人原以为阿兹特克人会趁机发动致命反击，但是城堡里的军队却迟迟不见有什么动作。这给了 西班牙人喘息的时间，8月21日，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却并没有遇到任何反抗。而城堡里的情形让他们自己也难以置信：死尸遍地，到处弥漫着腐尸的气味，比 西班牙军队更致命的力量已经横扫过这个城市，那就是瘟疫。有人曾经认为，是落后的武器和技术让美洲印第安人败给西方殖民者。因为在传统观念中，欧洲人的先进武器一直是他们获胜的关键，但是当时的西方火枪并不先进。印第安人很快发现，虽然火枪威力巨大，但要瞄准却不容易，他们对于新武器的畏惧感也随之消 失。而且印第安人弓箭的远程威力也并不逊色。在15世纪时候，拉美印加文化就已经达到了鼎盛，他们修建田地，社会分工明确，造就了繁荣的经济，他们的天文地理知识足以让现代人惊叹。然而，就这这样一场瘟疫却让这样一个并不落后的种族在短短几十年间濒临灭绝。实际上，欧洲传染病的蔓延速度完全超过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陆的推进速度，那些从海岸居民口中得 知欧洲人到来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时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当殖民者在16世纪20年代抵达智利时，这里的印加文明已经遭遇上了天花的重创，整个王室几乎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而新的王位之争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机。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是当时瘟疫导致盛行的原因。传染疾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 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由于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已经形成适应性；印第安人则不是，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 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也就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而非洲人由于较早和欧洲人接触，也拥有相似的免疫系统和抵抗力。而疾 病的传播也可以是双向的。当时，唯一一种从美洲传入欧洲的疾病是梅毒，它夺走了大量的欧洲人的生命。6、米兰大瘟疫（1629–1631）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称为米兰大瘟疫。包括伦巴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约28万人死亡。米兰大瘟疫是黑死病开始后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后一次大瘟疫。1629年，德国和法国士兵将传染病带到意大利曼图亚。在三十年战争中，威尼斯军队感染了疾病，当他们撤退到意大利中北部时，将疾病传染给了当地人。当时米兰总人口为13万，在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数高达6万人。 7、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雅典鼠疫是一场毁灭性的传染病，袭击了整座古希腊罗马城。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场毁灭雅典的瘟疫的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 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 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 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8、古罗马“安东尼瘟疫”（公元164—180年）古罗马“安东尼瘟疫”是因为传染而引起的。据史书描述得此传染病的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感到难以忍受的口渴，皮肤化脓。在近东打战士兵回到罗马帝国，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 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维鲁斯（Lucius Verus），于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继承人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传染难逃厄运。9年后瘟疫再次爆发。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瘟疫对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文学好艺术领域的影响。上面这幅图上的坑里的遗骸就是传染病死者的尸骨，让人触目惊心。当时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正当雅典胜利垂手可得时。据说鼠疫由比雷埃夫斯传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来源地。斯巴达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袭击。此瘟疫曾于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两次死灰复燃。现代历史学家不同意鼠疫是雅典在伯罗 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的说法。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失败为马其顿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最终，建立了罗马帝国。据史料记载，此次瘟疫以多种形式爆发， 包括伤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9、马赛大瘟疫（1720 – 1722）1720年，马赛遭逢瘟疫侵袭，这是该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也是18世纪初欧洲最严重的瘟疫之一。1720年，法国马赛突发瘟疫，影响了整座城市和周边城市，造成10万人死亡。这场瘟疫来得 快，去得也快，马赛很快从瘟疫中恢复过来。经济只用了短短的几年就恢复了，并发展很快，贸易扩展到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截至1765年，人口增长恢复到 1720年之前的水平。这场瘟疫不像14世纪发生的黑死病破坏性那么大。 10、莫斯科黑死病（1771年）莫斯科最初出现鼠疫迹象是在1770年底，到1771年春季变成流行性大瘟疫。当时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设立隔离区，销毁被污染的财产，关闭公共浴池等。此次大瘟疫造成市民的极度恐慌和愤怒。整座城市的经济陷入瘫痪，主要是因为许多工厂， 市场，商店，和行政大楼已被关闭。接下来是粮食严重短缺，造成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日益低下。为逃避瘟疫，贵族阶级和有钱人纷纷离开莫斯科。1771 年9月17日早晨，大约1000人再次聚集在Spasskiye门口，要求释放被俘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和消除隔离。军队试图驱散人群，但无法驱散，最终只能 再次镇压暴乱。大约300人被监禁。9月26日，卡拉辛奥尔洛夫（Grigory Orlov） 手下的一名政府官员被派往莫斯科恢复社会次序。为减轻瘟疫带来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发放食物给他们，最终平息了莫斯科民 众的不满情绪。这场瘟疫结束得快与法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不无有关。政府规定如马赛市民与普罗旺斯和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来往或沟通将会被处以死刑。为加强隔离，还建立了瘟疫隔离墙。你看下这里面鼠疫带来的危害。
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及其原因分析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类型多种多样，涉及的外来入侵物种数量多、范围广，造成的危害也比较严重。1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外来入侵种通过竞争或占据本地物种生态位，排挤本地种。例如从洱海、程海和抚仙湖引进太湖新银鱼后鱼产量的变化来看，浮游动物为食性的银鱼不仅与本地鱼类的幼鱼发生强烈的食物竞争，而且与程海红鮊、大眼鲤、春鲤、洱海鲤、鱇[鱼良]白鱼等浮游动物食性的本地鱼类之间也产生强烈的食物竞争，导致本地鱼类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或与当地种竞争食物；或直接扼杀当地物种。外来鱼类通过与本地鱼竞争食物并吞噬本地鱼类鱼卵使本地鱼种类和数量减少的例子很多。以洱海为例，20世纪 60年代引进"四大家鱼"时带进的鰕虎鱼和麦穗鱼主要生活于湖泊的浅水区，嗜噬本地鱼类产于浅水区的授精卵，结果导致本地鱼类种群急剧减少。或分泌释放化学物质，抑制其它物种生长，使当地物种的种类和数量减少，甚至濒危或灭绝。例如豚草可释放酚酸类、聚乙炔、倍半萜内脂及甾醇等化感物质，对禾本科、菊科等一年生草本植物有明显的抑制、排斥作用。在云南各地，导致本地鱼类濒危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外来鱼类、围湖造田、水利工程、酷渔滥捕。滇西北主要的3个湖泊洱海、程海、泸沽湖，共有本地鱼类 34种。从鱼产量的历史资料来看，本地鱼类数量急剧下降均发生于引进新的鱼类种类之后。洱海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引进"四大家鱼"时无意中夹带进鰕虎鱼和麦穗鱼等非经济性外来鱼类后，大理弓鱼等本地鱼类经历了第一次冲击，产量急剧下降，下降幅度在50~1000倍左右，同期鱼船的数量及捕捞强度的增加则仅为1倍左右；至80年代中期，鰕虎鱼和麦穗鱼等非经济性外来鱼类数量明显下降后，本地鱼类的产量又有所回升；80年代末期引进太湖新银鱼并在90年代初期形成产量后，土著鱼类又经历了第二次冲击，各种本地鱼类均陷于濒危状态。同期，泸沽湖有裂腹鱼遭受鰕虎鱼和麦穗鱼等排挤，程海有本地鱼遭受银鱼排挤的类似命运。这些资料表明，在外来鱼类、围湖造田、水利工程、酷渔滥捕等四大致危因素中，外来鱼类是导致土著鱼类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或濒危的最大因素。由于直接减少了当地物种的种类和数量，形成了单优群落，间接地使依赖于这些物种生存的当地其它物种的种类和数量减少，最后导致生态系统单一和退化，改变或破坏当地的自然景观。有的入侵种，特别是藤本植物，可以完全破坏发育良好、层次丰富的森林。禾草或灌木入侵种占据空间后，其它的乔木就无法生长。许多外来入侵种使植被遭到破坏，变成层次单一的低矮植被类型。这些植物群落（包括物种组成和空间结构等）的改变相应地引起生态过程的改变，这包括正常的火循环周期被改变，火发生的频率及水资源的消耗增加，加重土壤的贫瘠化等。外来入侵种对生态系统另外一个更不易察觉的影响是污染当地的遗传多样性。随着生境片段化，残存的次生植被常被入侵种分割、包围和渗透，使本土生物种群进一步破碎化，造成一些植被的近亲繁殖及遗传漂变。有些入侵种可与同属近缘种、甚至不同属的种（如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不但可与同属植物杂交，还可与假蓍紫菀（Aster ptarmicoides）杂交。入侵种与本地种的基因交流可能导致后者的遗传侵蚀。在植被恢复中将外来种与近缘本地种混植，如在华北和东北本地种落叶松（Larix）产区种植日本落叶松（L.kaempferi），在海南本地的海桑属（Sonneratia）产区混植从孟加拉国引进的无瓣海桑（S. apetala），都存在相关问题，因为这些属已有一些种间杂交的报道[14]。从美国引进的红鲍（Haliotis rufescens）和绿鲍（H. fulgens），在一定条件下能和我国本地种皱纹盘鲍（H. dscus hannai）杂交，在实验室条件下已经获得了杂交后代，如果这样的杂交后代在自然条件下再成熟繁殖，与本地种更易杂交，结果必将对我国的遗传资源造成污染[3]。值得注意的是，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不同，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威胁是长期的、持久的。当人类停止对某一环境的污染后，该环境会逐渐恢复，而当外来物种入侵后，即使停止继续引入，已传入的个体并不会自动消失，而会继续大肆繁殖和扩散，这时要控制或清除往往十分困难。而由于外来物种的排斥、竞争导致灭绝的本地特有物种则是不可恢复的。因而对外来物种威胁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2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许多新的医学问题，其中一些是外来物种入侵所带来的。病毒是个棘手的问题，尽管人类用疫苗成功地防治了天花、小儿麻痹、黄热病等病毒，但是对大量的病毒却束手无策。人类花费大量精力寻找爱滋病的疗法，却收效甚微。更糟糕的是，全球化会使那些对人类有害的病毒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传染性疾病是外来物种入侵的典型例证。大凡新型的传染病，一些是直接通过旅行者无意带进来的，还有一些则是间接地从人们有意或无意引进的动物体上传染的。[10]淋巴腺鼠疫（通常是由鼠疫杆菌Pasturella pestis引发的）由跳蚤携带，而跳蚤通过寄生于入侵物种--原产自印度的黑家鼠（Rattus rattus），从中亚传播到北非、欧洲和中国[10]。随着欧洲殖民地的建立，麻疹和天花从欧洲大陆席卷了西半球。当地居民对这些疾病的抵抗力很弱，这也促使了阿芝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衰落[10]。一些外来动物，如大瓶螺等，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的中间宿主。麝鼠可传播野兔热，极易威胁周围居民的健康。豚草花粉是人类变态反应症的主要病原之一，所引起的"枯草热"给全世界很多国家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据调查，1983年沈阳市人群发病率达 1.52%，每到豚草开花散粉季节，过敏体质者便发生哮喘、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等症状，体质弱者甚至可发生其他合并症并死亡[1]。大型工程，比如修建水坝、灌溉、土地开垦、道路建设和移民工程等，都可能导致疾病入侵，比如疟疾、骨痛热、血吸虫病和锥形虫病。人类开垦热带雨林地区，为更多的病毒入侵提供了新的机会，其中包括以前只在野生动物寄主之间循环的出血性发烧病的病毒。3 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外来入侵物种通过改变侵入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降低物种多样性，从而严重危害当地的社会和文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聚居地区周围都有其特殊的动植物资源和各具特色的生态系统，对当地特殊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傣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地区。由于紫茎泽兰等外来入侵植物不断竞争，取代本地植物资源，生物入侵正在无声地削弱民族文化的根基。凤眼莲往往大面积覆盖河道、湖泊、水库和池塘等水体，影响周围居民和牲畜生活用水，人们难以从水路乘船外出。4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来入侵物种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有许多不利影响。杂草使作物减产，增加控制成本；水源涵养区和淡水水源生态体系质量的下降会减少水的供应；旅游者无意中带入国家公园的外来物种，破坏了公园的生态体系，增加了管理成本；病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导致每年上百万人致死或致残。外来入侵种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造成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已有5万多种外来种，虽然有害的入侵种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它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惊人的。美国每年有700 000 hm2 的野生生物栖息地被外来杂草侵占，每年由于入侵种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 230亿美元！在美国受威胁和濒危的958个本地种中，有约400种主要由于外来种的竞争或危害而造成的，这种损失是难以用货币来计算的。入侵种给中国造成的损害尚未做出全面的评估。由于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得更为严重，入侵种更为猖獗，加上本土物种的基数较大，估计受损程度要大于美国。入侵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生物多样性及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保守估计，外来种每年给我国的经济造成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表2部分地显示了外来入侵种相关的经济花费。表2：我国外来入侵种相关的经济损失和防治费用外来入侵动植物对农田、园艺、草坪、森林、畜牧、水产和建筑等都可能直接带来经济危害。比如，外来的白蚁是破坏建筑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外来种常常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贸易制裁的重要借口或手段。外来有害生物还可以通过影响生态系统而给旅游业带来损失。在云南省昆明市，20世纪70-80年代建成了大观河篆塘处-滇池-西山的理想水上旅游线路，游人可以从市内乘船游滇池和西山。但自90年代初，大观河和滇池中的凤眼莲"疯长"成灾，覆盖了整个大观河以及部分滇池水面，致使这条旅游线路被迫取消，在大观河两侧建设的配套旅游设施只好废弃或改做他用，大观河也改建成地下河。这给昆明的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松材线虫扩展速度惊人，现在正威胁着著名的黄山和张家界的风景名胜区。一旦入侵，给这些风景区带来的经济损失将是很难估量的[1]。与直接经济损失相比，间接损失的计算十分困难。外来生物通过改变生态系统所带来的一系列火灾、水土、气候等不良影响从而产生的间接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比如，大量的凤眼莲植株死亡后与泥沙混合沉积水底，抬高河床，使很多河道、池塘、湖泊逐渐出现了沼泽化，甚至失去了其应有的生态作用，并对周围气候和自然景观产生不利影响，加剧了旱灾、水灾的危害程度。凤眼莲植株大量吸附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死亡后沉入水底，对水体二次污染，又加剧了污染程度。尽管这些损失难以准确计算，但却不容忽视。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解析: 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 *** 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 *** 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 *** 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问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战国时儒分为八，孟、荀两派较重要。汉武帝独尊儒术，遂，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已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我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是想像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他们对不幸和痛苦还有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此外，比如里厄大夫就认为，上述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怯生生地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和集体的不幸混淆起来，如今，他们已接受了这种混淆。没有记忆，没有希望，他们在现时里安顿了下来。事实上，他们的一切都变成了现时。很有必要提一提，鼠疫已夺走了所有人谈情说爱甚至交友的能力。因为爱情要求些许未来的曙光，而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当前的瞬间。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放弃他们纯属私人的一切。在鼠疫伊始的日子，他们老为一些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小事而激动，在生活中从不注意别人，他们就那样体验个人生活，如今恰恰相反，他们只关心别人关心的事，他们只想众人之所想，在他们看来，连他们的爱情都只有最抽象的一面了。有人会问，这些关山阻隔的人看上去像什么？好吧，这很简单，他们什么也不像。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他们像所有的人，彻头彻尾的一般神态。他们分享着城里的平静，分担着全城无谓的烦躁不安。他们不再有批判意识的痕迹，同时却赢得了冷静的表象。你可以见到，比如，他们当中最有智慧的人装得像所有的人一样，在报纸或广播里寻找理由，以此相信鼠疫即将结束；表面上看，他们怀着虚幻的希望，或一读某个记者闲得无聊、随便写下的评论便毫无根据地感到害怕。其他方面，他们喝啤酒或照顾病人，什么活也不干或忙得筋疲力尽，理理卡片或听听唱片，人人如此，不分轩轾。换句话说，他们对什么都不选择了。鼠疫已消灭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力。这一点从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一斑：谁都不在意自己购买的衣服或食品的质量了。大家都囫囵接受一切。总之，他们是在赌运气，而运气并非属于每个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我能理解。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它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也许我们应当去爱我们理解不了的东西。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他知道母亲在想什么，这会儿她是在心疼他，他也明白，爱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确切的表达方式。因此他母亲和他今后也只能默默地相濡以沫。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离开人世，可是在生前他们之间谁也未能进一步倾诉母子之爱的衷情。同样，他曾生活在塔鲁身边，但这天晚上塔鲁去世了，而他们却没有来得及真正体验他们之间的友谊。正如塔鲁自己说的，他输了。但他里厄呢？他赢了什么？他认识了鼠疫，可以回忆鼠疫；他感受过友谊，可以回忆友谊；他正在体验亲情，今后可以回忆亲情，这就是他赢得的东西，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在鼠疫和生活两种赌博中，一个人能够赢得的，也就是认识和记忆。也许这正是塔鲁所谓的“赢了”吧！但如果“赢了”就意味着自己能了解和回忆一些事物，同时却被剥夺了自己愿意得到的东西，这样活着该有多苦！塔鲁一定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已意识到失去幻想的生活有多么枯燥无味。没有希望就没有安宁，塔鲁不承认人有权判别人死刑，但他也知道，任何人都禁不住去判别人的刑，连受害者有时都可能成为刽子手，因此他一直生活在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从不知道希望为何物。是否正因为如此，他才寻求神圣，试图在为别人服务中获得安宁？其实里厄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这点也无关宏旨。今后留在他记忆里的塔鲁惟一的形象将是他双手紧握汽车方向盘为他开车的模样，或现在躺在这里一动不动的他的魁梧的躯体。生活的热情和死后的形象，这就是认识。朗贝尔明白，他会一下子重新获得所有失去的东西，这样的欢乐是烫人的，是无法细细品尝的。说实在的，这种理性的努力并没有让他付出什么代价。当他恨不得直接向千百个呻吟着的鼠疫患者吐露心声时，他会想到自己的痛苦无一例外都同时是别人的痛苦，在一个往往由自己独自承担痛苦的世界，这种患难同当的情况已经很了不起了，于是他即刻忍住。的确，他应当为所有的人说话。“不为什么。他从不说废话。总之，我喜欢他。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别人说：‘那是鼠疫呀，我们经历过鼠疫。’再进一寸，他们就得要求授勋了。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人永远是一个样。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而正是在这里，里厄超越了一切痛苦，感到自己和他们心心相印了。这时，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持久的欢呼声在城市回荡，一直传到平台脚下，空中的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千变万化。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 如果缺乏理解，好心能造成和恶意同样大的危害。人总还可以尽量视而不见，蒙上眼睛，拒绝面对。 然而，明显的事实自有巨大的威力，最终总要荡涤一切。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他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宠物市场日益壮大，而种类繁多的宠物各需不同的生理环境。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宠物饲养的相关论文欣赏，一起来看看。
中国国内饲养宠物存在的问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逐渐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但相较于国外许多国家，我国的宠物文化起步较晚，因此难免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才能以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它们，善待身边的宠物。
关键词：宠物 中国 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宠物走进了各个家庭。根据2011年调查，在中国，平均每2户家庭至少曾尝试拥有过宠物，其种类比较繁多，从寻常的猫狗到蛇、蜥蜴等，有些家庭甚至拥有两只以上的宠物。21世纪以来，因为改革开放后的人民生活水品的不断提高，宠物也逐渐成为了许多家庭的一部分。
1 背景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拥有一些特殊的“朋友”，比如导盲犬等，这些“朋友”成为一部分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就是宠物。
究竟什么是宠物?宠物一般是指家庭喂养的用于玩赏、给人们做伴的动物。宠物这个词，早在西汉年间便已经出现了，西汉时的匈奴民族喜欢将鹰作为自己的宠物，同时也将它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宠物真正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晚，无论是在种类方面看还是规模方面。在清朝，慈禧特别宠爱吉娃娃，甚至只允许皇室的成员饲养。新中国成立后，大约在70年代，宠物甚至被认为是“走资派”的行为，宠物文化在这段时间几乎在中国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百姓有了更好的经济基础和更多的文化积淀，市场上也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相关配套设施，为百姓饲养宠物提供了必备的基础和便利的条件。
2 存在的问题
与以前相比，虽然目前我国人民对宠物文化有了更加成熟、科学的认识，但实际上真正的“宠物产业”仍在起步阶段。该阶段属于一个不断探索发现，一个不断改正修正的时间点，所以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等待着相关人员的妥善解决。
2.1 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
近几个月以来，我们时常会在网络、报刊上发现“保护流浪狗、流浪猫、流浪小动物”的呼吁。对于一个千万人口的都市而言，每个昼夜都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的动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游荡。一些城市为了改善市容，曾制定过捉捕流浪动物的政策，但对于捉来的动物却并没有依照合理的政策对其进行管理或饲养。因为财政原因，流浪动物在收容所里往往不会得到善意且真诚的对待，同时，真正来收容所领养动物的市民也并不多。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城市的宠物收容所都无法运营。目前比较著名的国内收容所都属于私人性质，依靠着来自民间团体或个人的募捐而艰难的运营着。
2.2 造成传染病的增加和传播
相对于人类较为完整的疾病侦测体系而言，对于宠物的疾病控制和研究仍然是相当基础的一个难题。虽然当今社会的医疗水平已到高度发达水平，但以狂犬病为例，每年中国国内仍然有数百人因此丧身。同时，宠物可能携带某些寄生虫，有些寄生虫对于人类的威胁是极其重大的。对于飞禽一类宠物，在禽流感时期甚至成为了重点的关注对象。
2.3 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十年前曾风靡全国的巴西龟，由于其繁殖方便，饲养简单，生命力强的原因被我国某些动物商人引进，从此在华夏大陆上几乎随处可见它的身影。由于它没有什么天敌，且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几乎对某些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毁灭性的打击。这个问题均是由于人们管理宠物不善而造成的，许多人在饲养宠物的同时忽略了它们对于环境的影响，例如：允许宠物随地大小便等，这些也为社会增加了负担。
2.4 宠物行业不够普及，成本较高
据统计，在国内某些大型城市，平均每一平方公里仅有一家正规的宠物医院，对于某些小城市而言，几乎没有正规的、值得信赖的宠物医院。由于生产资料的匮乏，以及行业人才的紧缺，不仅是宠物去医院治病贵，连带的一些宠物用品也非常的昂贵。产生这样的原因是多样的，但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宠物市场“僧少粥多”，消费者们对于例如“日常护理”“给宠物治病”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情况，然而由于市场竞争小，且相关生产资料较为匮乏，政府也没有系统科学的定价措施和补贴，造成了饲养宠物成本较高的现象。
2.5 饲养人员责任意识匮乏
在这几年的新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虐猫虐狗事件，伴随而来的是人们的一系列谴责。谴责之后又是差不多的事件继续发生，周而复始。大多数饲养人员仅仅把他们的宠物当作“宠物”而已，必要的时候可以成为发气的对象，这也就造成了虐待事件的发生。与国内相比，国外的家庭大多数将宠物作为家庭的一员，给以必要的尊重以及充足的关爱。而在中国，毫不留情的说，很多人将宠物视为“奴隶”的一种，可以殴打，甚至遗弃。
3 总结
中国目前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宠物文化将不断科学，充足，但由于起步较晚，在宠物产业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这些问题，采取科学的办法去解决。如何的解决当今宠物资源的匮乏问题，是当下解决宠物问题的关键，一个科学发展的民族不仅需要科学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品，也应该兼顾宠物生活水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参考文献
[1] 赵晓静，韩若婵. 城市宠物饲养的现状与对策. 2010年6月.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关于尽快出台宠物饲养管理法规的建议. 2007年1月
宠物饲养及疾病预防的调查研究
摘 要：浅谈我国宠物饲养现状、市场管理体系以及宠物疾病的危害性与预防的重要性，并对当前宠物饲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宠物饲养 管理体制 疾病 预防 对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宠物市场日益壮大，而种类繁多的宠物各需不同的生理环境。人们对宠物的认知局限为宠物饲养带来不小的压力，其中宠物疾病的爆发存在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疾病预防尤为重要。
1 宠物饲养和管理现状
现今中国，日益庞大的宠物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多样性产业，包括了宠物饲养、宠物交易、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疾病防治、宠物美容、宠物训导等内容[1]。目前国内至少有1亿只家养宠物。然而，宠物伤人、宠物粪便污染、宠物扰民、虐待宠物、宠物保护、人畜共患病等问题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强烈[2]。可见，我国对于宠物饲养管理方面的研究还远远跟不上当前饲养现状的脚步，尤其在宠物饲养管理的法律规制方面我国还没有一个国际化、标准化的平台来支撑。相对的，我国对于宠物疾病的医疗防治领域也相对薄弱，使得宠物病死，传染病流行等现象屡见不鲜。
2 宠物疾病
2.1 宠物疾病分类
宠物疾病大致可分为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病、外科病、产科病、营养代谢性疾病、皮肤病、中毒性疾病。其中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多达数十种，如结核杆菌引起的“结核病”、炭疽杆菌引起的“炭疽”、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口蹄疫”等。
2.2 常见宠物疾病概述
2.2.1 弓形虫病
一种寄生于猫狗体内的寄生虫，侵入人体后不能成熟，其幼虫在人体皮肤及器官中移行，可引起一系列的组织损伤，病程可长达半年至数年。最严重的是可以使孕妇出现流产、死产，甚至导致胎儿先天性畸形。
2.2.2 狂犬病
又称恐水症，是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狂犬病最常见的传播途径就是咬伤.它的病死率高达百分之百.
2.2.3 猫抓病
亦叫猫抓热.它是由于被猫抓伤以后，一种巴冈体感染所引起的发烧、皮疹和淋巴结肿大的病状，亦有少数人会出现明显的发热、肌肉酸痛、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
2.2.4 流行性出血热
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宿主为小型啮齿类动物，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出血、充血、低血压休克及肾脏损害。
2.2.5 鼠疫
鼠疫病原体为鼠疫杆菌，以鼠蚤传播为主，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广泛流行于啮齿动物间。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鼠疫曾在世界各地有多次大流行，死者以千万计，病死率极高。鼠类比起刚才说的猫和狗，它带的病原体更多，它可能携带有200多种病原体，其中能使人致病的就有50多种。
2.3 预防措施
2.3.1 加强日常护理
通常情况下，类似于弓形虫病的病原体多为隐形感染，与猫类等易携带病原体的动物接触较易感染弓形虫病 [3] ，禁止宠物与易携带病原体的其他动物及其附属物接触。对于宠物的卫生条件的要求也应相应的提高，经常性的清理宠物的住所，清理宠物的排泄物以及食物残渣，为其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
2.3.2 定期进行宠物健康检查
宠物的健康应该做到定期的监控和保养，可以对宠物进行定期的清洗，如洗澡，可以初期较多的油渍、污垢和细菌。定期的修剪指甲，防止宠物因为指甲过长变形而长到肉里，引发伤口感染过。进行适当的牙齿管理，动物的臭味产生来源之一就是口臭，口臭能引起内脏等器官的疾病，可以通过漱口或者咀嚼牙齿骨来预防口臭。
2.3.3 注射疫苗
通常情况下，宠物疫苗的注射能大大提高宠物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提前在特定的宠物预防机构注射疫苗。
3 我国宠物疾病预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了宠物饲养量的增加，但是同时众多的人口是的宠物的生活空间局限于较为狭小的范围之内，宠物的运动机会以及运动量明显不足，营养过剩以及营养的不平衡所带来的健康问题一直是我国目前难以克服的宠物疾病预防问题。其次宠物治疗手段淡以你，多采用被动治疗的方式，通常只有在宠物生病之后才会进行一直，一来加重费用，二来是的宠物应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加重期死亡率。因此宠物预防的困难重重，任务重重 [5] 。
3.1 建议
3.1.1实施严格的卫生制度，消除致病微生物。
可用10%～20%的石灰水或2%来苏儿液喷洒睡觉处及周围环境，经常更换弄脏的垫草和垫料。当有个体患病时须及时隔离饲养，若患病动物因传染病而死亡，最好将其焚烧或深埋。
3.2.2 注射疫苗。
目前对这些传染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措施，除鹦鹉外均能通过注射疫苗的方法加以控制疾病的发展。
3.2.3 防治误食有毒食物，禁止给动物饲喂发霉变质的食物。
3.2.4 加强卫生管理。
伴侣动物的卫生管理是指为了防止动物疫病的传播，保护公共卫生和人民身体健康，按照防疫灭病的科学要求、建立、实施有关的管理制度、措施的全部活动。其中有一个必须重视的和解决的问题，及动物疫病有上百种，其中人畜共患的疾病达几十种。
3.2.5 致力于更有效的特殊动物防疫药物的研究。
如啮齿类动物至今没有专属疫苗，防治疾病时也只能使用兔类药物，这对于饲养鼠类宠物是一个较大的风险。因此研发出针对于各类动物的疫苗，药物等对预防宠物疾病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在卫生管理方面，对于所有饲养宠物要进行登记，很多私下的宠物交易没有登记档案，若传染病暴发会对追究病源造成阻碍，预防体系也不能很好的普及。
4 结论
宠物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既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存在一定社会隐患。一个合理完整的宠物管理体系对平衡宠物与自然、人类及社会见得关系有重大意义。宠物疾病对人类存在威胁，有效的防治是防止人畜共患流行病爆发的重要手段。要使人类社会和宠物市场和谐发展，中国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蒋宏 宠物和我宠物市场 [会议论文] 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宠物与人类健康 2011
[2]刘斌 宠物饲养的法律规制 [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
[3]梁红如，赖木海，江飙 弓形虫病的流行情况和预防 [J] 中国动物保健 2009 11
[4]田海燕 宠物美容与保健 [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0(20)
[5]刘士茹; 王丽丽; 李晓宇; 徐牧; 徐永平 药效营养物质在宠物疾病防控中应用的研究[J]畜牧与兽医 2015 (01)
从前，有一些老鼠把乡亲们的大米、蔬菜、水果给偷吃得一干二净，还在大伙家的床上拉了老鼠屎。乡亲们怒气冲冲，在一个屋里讨论了大半天，最后决定每个人身上带着武器，遇见老鼠就打！一天，一群老鼠偷偷摸摸地跑到米店。趁人不注意，拿出了一个袋子，把米给装满，准备开溜。不巧，这时有个人进来发现了，便大喊：&有老鼠！快抓啊！&老鼠见逃不了了，于是可伶兮兮地说：&亲爱的人类，行行好吧，我们鼠族的粮食快没了，所以才&&&&是啊，人类是最伟大的，你们就行行好吧，我的孩子还病着呢&&&一个壮丁不听他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一把菜刀，说：&乡亲们，上啊老鼠抢我们粮食，大家可不可以心软啊！&于是，大家伙都操起了工具，准备打老鼠。老鼠一看苗头不对，于是拼命往街上跑。众人一看到老鼠，在买菜的就把菜往老鼠身上扔，在施工的就拿铲子追着老鼠打，手上拿着棍子的就往老鼠身上敲&&有只老鼠被人们赶到一条死路，差点就要抓到老鼠时，老鼠钻进了水管里。一个人就拿着铲子&砰砰砰&地敲，好不容易把水管打破就把老鼠逮住了，并逼问处其他族人的下落，可这老鼠并没有卖族人，自己撞死了。而人类呢？由于还接二连三地遭受老鼠的侵犯，所以只要一看到老鼠过街，就人人喊打。后来，人们用这个歇后语比喻害人的东西，大家一致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