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学术论文

清末的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这个“龙兴之地”应对鼠疫灾害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一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肇因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tǎ）。它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蒙古、贝加尔湖区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穴居在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其洞穴通常远离人类的住所。健康的旱獭动作敏捷，但一旦染上鼠疫，就会行动迟缓，并且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有经验的居民和猎人避之惟恐不及，决不会去捕捉。到了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旱獭的毛皮只要稍经加工即可与貂皮相媲美，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价格亦随之猛涨。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猛涨了6倍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捕猎者，不少逃荒闯关东的苦力也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人大都没有猎捕经验，又急于发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有的还将染病的旱獭剥皮煮肉充饥。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就是因为不久前吃过染疫的旱獭。10月27日，瘟疫蔓延到距满洲里800多公里的哈尔滨。10月31日，长春又发现两个病例。1911年1月2日，沈阳也发现第一例鼠疫死亡者。东北的冬天气候严寒，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密闭的屋子里取暖，这也大大提高了细菌传染性，使疫病控制更为艰难。闯关东的农民大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往往赤膊裸体，挤睡在土炕上。除了睡觉之外，土炕还是人们聊天吃饭的主要场所。由于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于是这种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紧接着又有许多人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对疫病的恐惧加剧了传染。当地居民一旦听说有人食旱獭而死，便知道无情的瘟疫到了，于是四散而逃，鼠疫杆菌也就沿着他们的逃亡路线迅速地传播开来。逃避瘟疫的人们，又把瘟疫带给他们的家人、同伴、朋友和更多的陌生人。据官方统计，这次鼠疫袭击了东北三省共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但这些数字是官方根据各地订做的棺材数进行估算的，实际上，由于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及供应，往往是好几具尸体被塞在同一副棺材里，还有很多被草草掩埋的。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二就在鼠疫疯狂肆虐东三省之时，亟欲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列强，也纷纷将魔爪伸向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基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东北在名义上虽然还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成为日俄的殖民地。鼠疫发生后，日俄双方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采取行动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他们还将这次鼠疫看作一个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大好机会，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涉。为排斥其他国家考察防疫，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铁路沿线附近设立隔离区，在主要地段布置军事警戒线，成立 “联合防疫局”等。但这些“联合防疫局”，其实是由日本关东殖民政府、警察局以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联合组成的，总部设在沈阳，并在长春、铁岭、辽阳、牛庄、安东、大连、旅顺口等地设有分局。在该局两千多名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医生只有几十名，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各类军事情报人员。与其说是“防疫局”，不如说是军事情报组织。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在自己势力范围的活动。在哈尔滨，俄方未经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即自行决定在铁路线内驻扎俄兵，实行戒严，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并威胁清廷，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就将派兵进驻哈尔滨。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宣称，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在满洲里，俄兵也以检疫为借口，越境挑衅。就连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俄国也以防疫为借口集结了大量炮队、步兵及哥萨克骑兵。俄政府甚至照会英法日三国，对清王朝“阻其防疫”深为不满，决定诉诸武力。其以防疫为名，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昭然若揭。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千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在扎来诺尔煤矿区开荒的数百名关内农民，同样被俄国人拘留于瓦罐车内，住房用具全部焚毁。其后，俄国人又先后将满洲里和其沈阳租界内的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三在晚清外交中备受屈辱的清政府，决定独立自主地控制鼠疫。瘟疫发生后两个月，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请求下，清廷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进行防治工作。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以伍连德为首的一批中国人。伍连德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的中国学生，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12月20日，伍连德率领医疗队一抵达哈尔滨，便被当地糟糕的卫生条件惊呆了。当地主管官员根本不相信什么细菌和西药，也没有任何医院、实验室和消毒站，只有一座瘟疫房，只要略有咳嗽、吐血和头痛症状的人，就马上被当作疫病患者关起来。这场防疫的困难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交锋。由于当地习俗反对解剖尸体，伍连德无奈只好冒险解剖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从而确定罪魁祸首是肺鼠疫。另外，由于尸体太多，其上残留的病菌可存活到第二年春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火化，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时届春节前夕，大批农民回流山东、河北老家，伍连德起初在火车站建立检疫站，因人数太多，检疫工作无法进行，有的人还有意绕道回家，故而只好请求当局派士兵帮助检查。最艰巨的工作是彻底控制病源。伍连德会同当地官绅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措施隔离患病者。为保证检疫效果，又组成搜索队，分区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搜索队在每个区都反复检查，直至确定疫情消失。艰苦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报告了最后一例鼠疫患者。这场蔓延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瘟疫终于在3月底被控制住了。1911年4月3日，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廷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并就此次鼠疫防治工作做长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鼠疫的理论与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与赞赏。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成功地抵制了日俄的干涉，使其趁疫灾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未能得逞。这次鼠疫对中国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西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面对致命的疫病，当时传统的中医显示出其局限性。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还使许多普通民众对西医西药有了更多的了解。1912年初，清王朝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健全的近代卫生防疫机构。正是有赖于此次防疫的经验教训，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和1920—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的鼠疫，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

著作：1、《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1、《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19-40页。2、《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12-37页。3、《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9页。4、《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29页。5、《明清时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分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77-90页。6、《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认识》（葛剑雄、曹树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33-44页。7、《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12-27页。8、《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6页。9、《永乐年间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第33-52页。10、《洪武时期山东三府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8-30页。11、《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四辑，《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出版，1997年，第1-13页。12、《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32-41页。13、《洪武时期凤阳府的人口迁移》，《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第14-21页。14、《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资料研究〉》（葛剑雄、曹树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页。15、《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47页。16、《洪武时期东南地区府县治城市人口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9-33页。17、《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104页。18、《论明代的人口增长率》，《中国学术》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5-236页。19、《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33-44页。20、《清代前期“丁”的实质》（曹树基、刘仁团），《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21、《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58页。22、《清代中期的江西人口》，《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第128-140页。23、《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与施坚雅商榷》，《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4期，第15-28页。24、《清代江苏城市人口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0-56页。25、《马尔萨斯理论与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批评》（曹树基、陈意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54页。26、《清代中期的四川人口——以1812年数据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92-105页。27、《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对〈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一文之回应》（陈意新、曹树基），《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116-132页。28、《清中叶以来的江南市镇人口———以吴江县为例》（游欢孙、曹树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4-134页。29、《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0-147页。 著作：1、《鼠疫：战争与和平——1320-1960年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曹树基、李玉尚），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2、《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曹树基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论文：1、《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192.2、《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7-32页。3、《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曹树基、李玉尚），《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67页。4、《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第二作者），《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209页。5、《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9-32页。6、《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曹树基、李玉尚）《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4-116页。7、《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李玉尚、曹树基），《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第67-71页。8、《光绪年间云南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市镇和村庄为基础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主编：《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辑， 香港科技大学出版，2003年，第132-152页。9、《历史时期的传染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收入燕爽主编：《SARS与社会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0、《历史时期的鼠疫流行模式与社会变迁》，收入谢遐龄等主编：《SARS、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1、《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与上海——以申报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2-81页。12、《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78-190页。 著作：1、《石仓契约》第一辑第1-8册，（曹树基、潘星辉、阙龙兴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论文：1、《〈禾谱〉及其作者研究》，《中国农史》1984年3期，84-91页。2、《〈禾谱〉校释》，《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74-84页。3、《玉米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62-66页。4、《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303页。5、《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5页。6、《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边卫所辖民籍人口》，《历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147-160页。7、《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127-141页。8、《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19-133页。9、《清代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曹树基、李霏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40-54页。10、《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王保宁、曹树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37-48页。11、《石仓地契的发现、收集与整理——来自浙南山区一个客家村庄的报告》，《客家学刊》（创刊号），2009年6月，第146-172页。12、《“残缺产权”之转让：石仓“退契”研究》（曹树基、李楠、龚启圣），《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18-131页。13、《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曹树基、高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第28-36页。14、《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单丽、曹树基），《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9-129页。15、《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曹树基、蒋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四分，第833-888页。 著作：1、《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国际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论文：1、《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嘉兴县1946年乡镇职员政治试卷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98-110页。2、《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3、《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4、《1959-1961年广西十县人口数据的“加工”》（孙琦、曹树基），《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第75-86页。5、《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8-121页。6、《土地分种：雇佣、合作还是出租——以南汇县土改档案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第5-18页。7、《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59-71页。8、《土地耕作与“田面权”之争——以抗战胜利后嘉善县的佃权纠纷为中心》，（孙琦、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82-88页。9、《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6-26页。10、《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曹树基、李楠），《学术界》2010年第1期，第180-194页。11、《两种“田面田”与苏南的土地改革》，谢国兴主编：《改革与改造——冷战初期两岸的粮食、土地与工商业变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7月，第97-132页。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业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认定》（刘诗古、曹树基），《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6-75页。 1、《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张乐天〈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203-206页。2、《以人为本的农业历史地理学——评萧正洪〈地理环境与技术选择〉》，《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122-124页。3、《评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在近代的命运〉》，《中国学术》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4、《历史语言的文化阐释——评陈建华〈现代革命话语考论〉》，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3期，第153-156页。5、《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审制度——评王铭铭〈闽台三村五论〉》，《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6、《也谈清代台湾的土地开垦、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答周翔鹤先生》，《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71-77页。7.《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7-146页。8、 «Les normes scientifiques : Un grand débat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chinois»,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igie ( Review of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 2002.《学术规范：中国学术大论争》，《汉学年鉴，2002年》，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出版社，2003年版，第65-84页。9、《评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国学术》2005年第2期，第270-273页。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10年前的春节前后，一场鼠疫席卷了几乎半个中国，总共历时6个月，带走了60000多条鲜活的生命。多亏了那个叫伍连德的马来西亚华侨，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更设计了中国的第一个口罩，更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对当时的疫情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和处理。本文将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领大家再次走进那一段黑暗又光明的历史。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疫情起因：都是那个吃了野生动物（学名旱獭ta第三声，俗名土拨鼠）的男人20世纪初，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一种叫旱獭身上剥下的皮毛非常值钱。所以有一个猎人吃了染病的旱獭，进而被感染，又以人传人的形式扩散开来。土拨鼠，俗称旱獭，英文名MARMOT(学名:prairie dog)，属啮齿动物，成年后平均体重为4.5公斤，最大可成长至6.5公斤，身长约为56公分。土拨鼠与松鼠、海狸、花栗鼠等皆属于啮齿目松鼠科。疫情初期，大家都以为只是普通的生病，都没有重视。可是才仅仅过了一个月，东北三省就出现了许多疑似乃至确定的患者，他们往往从咳嗽开始，之后发烧、腹泻，甚至是昏迷，身上也伴随着大面积的蓝黑色斑。这种病，在欧洲曾也发现过，叫做黑死病。黑死病，也叫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据记载，那个时候病情传播非常之快，后果非常严重，1天就有100多人死亡，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治愈。因此，我们大胆分析这个鼠疫的起因：01.人类总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吃了染病的野生动物引起，这是血一般的教训。02.恰逢春节前后，人员流动高峰期，初期未引起重视，无知导致疫情一传十，十传百，一发不可收拾。03.等我们开始重视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医疗技术跟不上，防控措施做不来，疫情越来越严重。那么之后又怎么消灭疫情的呢？请往后看。防控措施：一个叫伍连德的人，在疫情防控治疗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先来简单介绍下伍连德：01.祖籍广东，出生在马来西亚，7岁上学，接受了当时的10年制教育，然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学医。02.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后，在相关疾病研究所实习了一年，然后又顺利攻读了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03.受当时政府的聘请，回国担任天津某医学院的副校长，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人都相熟。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疫情爆发之后，伍连德身为医学“专家”，自然来到了一线，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决定对患病死去的人进行解剖，这是多么大的勇气。要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解剖尸体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更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的。幸亏他是秘密进行的解剖实验（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并且做了相关的化验，证实了这是一场鼠疫引起的传染病，但是传播途径又和以往的经验不相同。经过一定的实验，伍连德得出了这种传染病是通过呼吸之间的飞沫传播，因为命名为“肺鼠疫”，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防控措施：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01.隔离和宣传对疫情发生区域进行划分隔离，控制相关的铁路、公路等交通，并且向外界征集医生和物资。各个区域都配备医生，警察，卫生夫役,一旦发现有人感染，立即送到指点地点隔离，并且利用硫磺和石炭进行相应的消毒。收治的感染者也根据病情轻重分别处在不同的区域（火车车厢），方便进一步观察治疗，也避免了交叉感染。印刷大量的防疫宣传单，挨家挨户去宣传，分发部分防护用品，进行戒严，让大家在家里不能出门。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02.消毒和防护防止飞沫传染，设计了一种简单的双层纱布口罩，也就是两层纱布中间放一块药水海绵。现在很多口罩原理和这个差不多，当时叫做“伍氏口罩”。同时在非常时期，提议调配士兵开展相应的防疫工作，实行军事管制。对死亡的患者进行焚烧，火葬处理。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难度非常大，但还是严格执行了。伍连德还提出，从科学的角度，号召大家燃放烟花爆竹，里面的硫磺有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这一系列的措施布置执行下去，各个区域的鼠疫死亡人数慢慢减少，感染人员也不再大规模增加。6个多月后，鼠疫死亡人数连续一段时间为0，证明了这场疫情的结束。从疫情起因、防控措施和后世影响三个方面，带你走进东北大鼠疫看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具体怎么治疗的呢？怎么不使用药物啊？当时并不存在有效的药物去治疗，我们都知道，这个治疗药物主要还是利用抗生素抑制病毒，而那个时候抗生素概念才刚刚出来，并没有研制推广开。1910年，德国医生埃尔利希在第606个配方实验中取得了成功，就是现在还在用的阿斯凡纳明，代号“埃尔利希606”。1922年，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从人体鼻腔分泌物中观察到一种酶，即“溶菌酶”，具有抵抗微生物的能力。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又发现一种抗生现象，那就是青霉素的抗生作用。1929年，发表了题为《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的论文，这一年被视为“抗生素元年”。但青霉素极不稳定，提纯很困难。后世的影响：这次东北大鼠疫让我们对传染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建立起防控治疗初级模型相信看了上面内容的人都有了一定的明白，从前期发现疫情，到中期防控，后期处理，都对后来的各种各样传染性疾病起到了借鉴的作用，包括口罩，宣传，隔离，甚至是抗生素药物性治疗等等。防控治疗初级模型：01.一定要抓住时机，尽快对感染患者进行诊治，找出感染源，研制治疗药物。02.通过隔离等方式切断传播途径，并做好自我保护，避免多次感染甚至交叉感染。03.发动一切力量，调配全部物资，对重点区域进行援助，对其他区域采取非常时期处理。04.掌握舆论阵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避免谣言带来的恐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主持国家“中国东北边疆史地工程与研究”项目之《国际法与中朝边界研究》课题的研究，主持辽宁省社科十五规划重点课题《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辽宁民俗文化变迁研究》、省社科规划年度课题《晚清东北鼠疫问题及对当代防疫工作之借鉴研究》、省重点研究基地课题《1910?1911年东北鼠疫灾难及社会应对相关问题研究》等课题研究。已相继在《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日本学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多篇学术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中国近代史》等摘发或转载。出版学术专著《中国近代文化史》、《梁启超法律思想综论》、《梁启超启蒙思想研究》、《傅斯年传》等多部。

在施耐庵所著《水浒传》中，西门庆是死于侠义英雄武松的刀下，命丧狮子楼。而在兰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中，西门庆却是在正与潘金莲共赴云雨之时，“昏迷去，四肢不收”，后来方醒；次日清早“起来梳头，忽然一阵眩晕，望前一头抢将去”，由此得病，日渐加重，最后终于呜呼哀哉。西门庆虽然不是在与潘金莲共赴云雨时当场死亡，但这种状况亦可归为性猝死，俗名马上风，其实是出血性中风的一种。现代医学上指男女在性交时，因为行为太过激烈，导致男方发生昏厥甚至突然死亡。西门庆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纵欲过度，精室虚亏。死前曾找过三个医生诊治，从这三个医生的诊断来看，西门庆所患的病的症状便是现在所说前列腺疾病。所谓癃闭，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古代说法。前列腺疾病的难治看来在明代已成为共识另外在《水浒传》中，他勾引潘金莲，谋害武大郎，最后被武松所杀，命丧狮子楼。另一奇书《金瓶梅》中，也有一个西门庆，最后不是死于武松刀下，却死在潘金莲的床上。却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情妇王六儿家“一道—口儿饮酒”，又“相搂相抱”，待回家时已经醉得“下马时腿软了，被左右扶进”。进了潘金莲房内，“倒头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摇也摇他不醒”，然而潘金莲“欲火烧身，淫心荡漾”，于是迫他吃了春药。可正当云情雨意正浓时，却见西门庆突然“昏迷去，四肢不收”，后来方醒。次日清早“起来梳头，忽然一阵眩晕，望前一头抢将去”。由此得病，日渐加重，最后“喘息了半夜，挨到已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西门庆为何而命丧黄泉？中医认为，西门庆与潘金莲欢娱之际，发生一种最严重的房事意外——脱阳症，脱阳症往往可引起猝死。西门庆当时虽侥幸留下性命，但最终未能逃过此劫。

在这一场大的鼠疫面前，中国人完全凭借本身的力量，只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疫情的发展，令世人刮目相看。那么，在这场东北鼠疫防治的战争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履历和启示呢？ 1.早发现、早隔离 东北鼠疫的防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条的防治措施就是严格的隔离政策，确诊的病人收治在防治医院内治疗，密切接触者收治在俄方提供的火车皮内，普通接触者则在本身家内隔离。隔离政策有效的阻止了交叉感染，防止疫情进一步的伸张。 我们今天疫情的防治策略沿用了这一措施，病人被集中救治，其他的人都建议在家隔离。不出门不窜门，不走亲戚不拜年，待在家里就是战斗，待在家里就是贡献。在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前，我们要继续响应号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出门戴口罩，不要小看这件变乱，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变乱。 2.防控结果公开透明 在东北鼠疫初期，谎言满天飞，每天都充斥着鼠疫伸张到哪些地方、死了多少人的谎言，这些谎言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也给其时的防控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为了控制谎言的肆意流传，其时的清当局规定“京外陈诉防疫每日奏一次”，同时各大报纸都公布每日的疫情，有利的遏制了谎言，稳定了民气。 3.不吃野生动物 东北鼠疫的宿主是“旱獭”，一些人接触、食用了旱獭，被传染了鼠疫，终极导致了一场大的大难，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这个教训着实黑白常沉痛！ 今天我们面临肺炎疫情，专家们对这次病毒的宿主一直在探求之中，有的说是蝙蝠，有的说是穿山甲，不管末了定的是哪位宿主，几乎可以断定是野生动物，有人食用了野生动物才导致了这次疫情的流传。因此，我们以后肯定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并建议国家立法，禁止一切活禽买卖业务，从根上杜绝野生动物的买卖业务。

1、西门庆一生滥交最后纵欲无度而死，终年三十三岁。2、《金瓶梅》版人物简介西门庆，号四泉，小说《金瓶梅》中的主人公，他是中国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他是一个地痞、恶霸、官僚，同时又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商业行为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建设依然有着正面和反面的启示。在小说《水浒传》中，西门庆原是阳谷县的一个落魄财主，后来开了一家生药铺。他为人奸诈，贪淫好色，使得些好枪棒，是个受人另眼看待的暴发户兼地头蛇。西门庆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是金钱和女人，他懂得有了钱可以买通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西门庆并不糊涂，他是一个明知是坏事，只要能满足他的欲望，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干的恶棍。3、《水浒传》版人物简介在古典名著《水浒传》中，西门庆原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财主，后来开了一家生药铺。他为人奸诈，贪淫好色，使得些好枪棒，是个受人另眼看待的暴发户兼地头蛇。他路过武大屋檐下，潘金莲将叉帘子的叉竿失手，正好打在他头上，正要发作，见是个妖娆的妇女，却反而笑了，恋恋不舍地走开。他缠着开茶坊的王婆，既送钱又许物，定要王婆给他拉线。王婆定下裁缝寿衣计，使他得与潘金莲通奸，王婆家成了他们白昼幽会的场所。武大郎来捉奸，被他一脚踢成重伤，接着又被毒死。收买团头何九叔，贿赂县官属吏，掩盖事实。武松回来弄清事实后，杀死潘金莲又来到狮子桥酒楼，找到西门庆，一场恶斗之后，终于把他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