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安乐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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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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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系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参考选题一、 经济法类：1. 试论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2. 企业集团反垄断问题探讨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探讨4.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问题探讨5. 试论我国自由贸易区立法6. 浦东新区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律问题探讨7. 浦东开发中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法律问题初探8. 税收担保问题探讨9. 反避税的法律对策10. 出口退税问题探讨11. 社会保险税问题探讨12. 证券税收问题探讨13. 加强证券市场管理法律对策14. 资产评估立法中相关问题探讨15. 论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的若干法律问题16. 涉外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初探17. 试论我国出口加工区立法18. 建立我国涉外反倾销法律制度探讨19. 略论经济犯罪案件的查账20. 论论审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作用21. 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探讨22. 试论我国劳动保险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23. 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法律思考24. 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思考25.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思考26.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执法的思考27. 论建立我国的技术开发区法律对策28. 商品销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9. 期货立法若干法律问题探讨30. 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31. 试论反暴利立法的必要性32. 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法律思考33. 房地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研究34. 我国投资立法初探二、商法类：1. 论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2. 论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3.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4.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究5.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6. 论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7. 论公司瑕疵设立制度8. 论公司内部监督制度9. 论控股股东的义务与责任10. 论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11. 论公司股份回购制度12. 论保险的功能--兼论与侵权损害赔偿功能的比较13. 论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求偿权14. 保险业现金运用法律监督的问题研究15. 论强制保险制度16. 保险费管理法律问题初探17. 论消费保险合同18. 论信贷合同的担保19. 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0. 试析票据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21. 试论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22. 论自然人破产制度三、民法类�1.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2. 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思考3. 论法人越权行为性质及效力--评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十条4. 论尸体的法律地位--兼评我国遗体及其器官捐赠与移植立法5. 论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6. 浅析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7. 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8. 由“借腹生子”所引发的思考--论民法中的身体权9. 试论名誉权--兼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10.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11. 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及其价值研究12. 不动产物权顺位登记及其价值初探13. 论公信原则及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14. 简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15. 简论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及效力16. 试论我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的完善17. 添附规则与其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18. 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19. 试论商品房抵押及效力20. 商品房预售法律问题初探21. 在建工程抵押若干问题思考22. 共同抵押及其效力探析23. 最高额抵押的设定及效力24. 股份出质的设定及其效力实现25. 商品房按揭与让与担保制度的比较研究26. 论代位权的效力：兼评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0条27. 关于我国代位权与代位权执行制度整合之研究28. 债权人的撤销权与破产法上撤销权的整合研究29. 债权人撤销权要件中的善意分析30. 论保证合同的无效及其责任的承担31. 试论担保物权与保证的竞合32.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及效力33. 浅析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34. 论无权处分合同：兼论《合同法》第51条35. 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比较研究36. 论预期违约责任--兼谈与不安抗辩权的区别37. 论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38. 论可预见性规则及其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作用39. 论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40. 转租的性质及效力思考41. 浅论租赁权的物权化及其法理依据42. 浅析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43. 浅议租赁物上增设物的归属44. 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法定抵押权分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45. 浅议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安全保护义务46. 货物联运合同中的责任承担初探47. 见义勇为的报酬请求权--从完善无因管理相关规定谈起48. 雇主责任浅析49. 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保险与赔偿50. 医疗风险防范与损害赔偿的协调51. 试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52.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53. 简论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54. 关于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55.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56. 论人格权的法律保护57. 试析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58. 论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构建59.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60.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61. 网络音乐著作权问题探析62. 论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63. 试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64. 略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65. 论发行权穷竭原则66. 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限制制度67. 网络言论自由及其法律规制68. 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探析69.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四、诉讼法类：1. 论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不足与完善2. 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3. 试析民事诉讼的第三人制度4. “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探究5. 审判监督程序利弊谈6. “小额消费诉讼”的法律问题探析7. 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保护8. 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探究9. 论民事诉讼中的抗辩10. 地域管辖中的若干问题探究11. 举证妨碍问题探讨12.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探析13. 浅谈行政听证制度14. 论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15.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16.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17. 民事诉讼陪审制度改革初探18. 论民事诉讼中调解程序制度的完善19. 论遗产继承中的共同诉讼人20.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辨析21. 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若干问题探讨22. 论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制23. 论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的改革24.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25. 试论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26. 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探究27.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探讨28. 沉默权问题研究29. 试述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五、刑法类：1. 论特殊主体犯罪2. 论挪用公款罪3.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及不足4. 论罪刑法定原则5. 商业贿赂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之比较6. 略论正当促销手段与贿赂罪7. 安乐死问题探究8. “非法经营罪” 探究9. 网络犯罪问题探究10. 新型金融犯罪问题探究11.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12.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研究13. 论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14. 论不作为犯罪15. 浅谈股票贿赂案犯罪数额的确认问题16. 论投案自首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17. 试论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18. 结果犯及其形态探究19. 浅析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 死刑存废问题探究21.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完善22.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23.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探究六、宪法、行政法、法理、法史、国际法类：1. 试论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影响2. 浅析中国近代宪政立法3. 论沈家本修律与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4. 试析汉代法律的儒家化5. 论君权、父权、夫权与中国古代法律6. 谈无讼与息讼7.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调适8. 论法律职业化与司法改革9. 行政执法难成因探究10. 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思考11. 论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12. 我国宪法司法化探析13. 司法审查制度探究14.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15. 论法的时代精神16. 论国家主权豁免17. WTO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探究18. 试析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19. 对反倾销立法及其适用的法律思考20. 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21. 试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的方法22. 论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23. 论我国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三、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与一物一权主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突变都会使既有的制度体系受到冲击和挑战，因为绝对所有权分离与裂变而直接受到冲击和挑战的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一物一权原则。在这场变革中，不乏学者挥洒笔墨质疑一物一权原则，认为，一物一权的原始涵义是一物之上只存在一个所有权，因此，自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产生之后，尤其是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产生，在任何一个不动产上都可能存在多个物权，甚至是多个所有权。一物一权原则在历史上也许很必要，但现在已经彻底过时了。而且，作为法学的概念，一物一权原则非但不科学，还常常对实践发生误导。故应当废除。也有学者站在相对的立场上以否定双重所有权为基点坚决捍卫一物一权原则，认为近代大陆法的所有权制度之所以选择了罗马法的模式，而没有选择日尔曼法的模式，即从西欧中世纪的双重所有权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物一权，是人类社会摧毁以身份等级为特征的封建制度清除财产上的封建身份束缚所做的重要努力。如果今天我们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这种二元结构的所有权制度一旦建立，现存的所有权制度即会因所有权的肢解而丧失其逻辑支撑以至崩溃。没有一物一权精神的物权决不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物权，否定一物一权，即否定物权概念、物权制度本身。当然也有学者采折衷的态度，认为股东和公司两种形态的所有权的分离是以公司的存在为根据的，公司有可能因为法定原因发生终止，一旦发生终止，权利分离的根据丧失，清算后的财产要返回股东，从而使所有权的权能完全复归于股东，这种返回正是所有权弹力性的表现。因此，多重所有权的存在与一物一权主义并不发生矛盾，在法人存续期间并存的两种所有权仅仅是一物一权的例外现象和特殊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从大陆法上所有权发展的轨迹来看，其确实经历了从日尔曼法的双重所有权到罗马法的绝对排他所有权的变革历程，而且确实通过确立所有权制度废弃了封建的身份关系的束缚，张扬了所有权人的人性与自由。但如果仅以此作为论据，就导出“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便是历史的倒退的结论，这一结论其实是欠缺必要的前提而不能成立的。因为绝对所有权的分割与碎变并非由封建身份关系所致，亦非导致封建身份关系束缚之结果，恰恰相反，它是绝对所有权人对其权利的自由表达，表明基于契约关系而各司其职的所有权主体各方地位完全平等，不受任何身份关系的束缚，决不是简单地向封建所有权制度的回归。肯定所有权自由分割的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法制的倒退，而是法制的前进。物权具有排他性，这也是物权法的本质属性所在，否则，物权法就不称其为物权法。但是，物权的排他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同一物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所有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以及担保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就是相容性的最好例证—物权兼具排他性与相容性双重属性。如果片面夸大物权的排他性，而否定物权的相容性，同样就如同否定物权的排他性一样，将使精心构筑与设计的大陆法物权体系遭致毁灭性的灾难。经过分割而在同一物上存在的多重所有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与相容性，相容性决定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重所有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在买卖标的物上存在的出卖人法定所有权和买受人的实意所有权即所有权相容性使然;而排他性又决定在同一物上不可能存在性质相互冲突的两个所有权，出卖人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只能为出卖人一人所有，在同一出卖物上，不可能存在两个以上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同理，在同一出卖物上也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实意所有权。物权的排他性与相容性是对立的，但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构成物权的完整属性。因此，只要我们依然坚持物权的排他性，尽管承认物权的相容性，承认在同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双重所有权，反映排他性的一物一权原则仍然可以在物权法中占据重委的地位。易言之，承认双重所有权与捍卫一物一权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大可不必谈虎色变，诚惶诚恐。一物一权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正视所有权的当代发展与变革又坚持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对此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在保持原有一物一权概念的基础上，将双重所有权解释为一物一权的例外或特殊表现;其二，在现代法的语境下对于一物一权予以全新的阐释。国内外学者在阐释法律原则时颇有共识:“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是法律制度的原理和机理。”任何一项规则、制度及规范都不得和法律原则的精神相悖，因此，法律原则是对各项制度、规则和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原则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有份量，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与平衡。”每一项原则均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它所追求的价值，当某一个具体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原则将有不同的结果时，就需要在不同的原则之间进行平衡和衡量，适用价值最大者。原则之间可以相互冲突或相互衡量，但原则项下不可以有例外，否则，法律原则不称其为法律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不称其为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则与法律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有例外或特殊表现形式，很难想象那应当是怎样的例外或怎样的特殊表现形式。一物一权原则既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同样不应该有例外。显然，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本意在于解决矛盾，却又将自己陷人新的矛盾之中。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谈及概念之演变时，以德国学者的名句作为论据:“法律必须随时间经过而演进，始能符合因时间之经过而变更之社会，应无疑义。其结果，构成法律规定之概念，自与法律同样常有历史性的时间结构，必须随历史之变迁而演进。”[41]“没有一个法律概念，在教条上是完全不变的”，[42]现代法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使得一物一权等物权法上的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样一来，第二种方法似乎才是最符合逻辑的。中外学者对一物一权的界定，文字的多寡不同，但就其所揭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冲突的他物权。[43]实际上，我们无须浪费太多的文字，只要将“内容、性质相互冲突”这一修饰语放在更准确的位置上，传统的一物一权概念便会有相当大的改观:在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排斥的物权。这一概念具有两重含义:1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个物权，包括一物之上可以存在两个所有权、所有权和他物权，或所有权和若干他物权。就是说，物权可以竞存，前提是，各种物权之间具有包容性，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包容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当潜在的物权排他性终于按耐不住物权的包容性而从骨子里进发出来时，竞存的物权便发生生死存亡的激烈冲突，解决冲突的手段是物权与生俱来的，或法律后天赋予的优先效力。物权优先效力的价值就存在于物权排他性取代物权相容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也造就了物权的优先效力;当然，所有权(母权)与自所有权中分离出去的他物权或自所有权中分割出来的它种意义的所有权(子权)[44]之间竞存的解体与优先效力无关，而由子权最终要向母权回归的本性所决定。2.性质或内容相互排斥的物权，即不相容的物权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这是一物一权原则的本质内涵所在，是物权的排他性使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任何物权相互之间只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就不可能在同一物上竞存，一个权利在某一实在物上生成了，另一相斥之权利则自始不能生成:取得质物占有之人成就了质权，未取得占有之人不可能成就质权。当然，转质可以生成另一质权，但是转质权必须以原质权的有效存在为前提，依附于原质权而存在，原质权消灭，转质权随之消灭，转质权实际上是原质权的衍生物，在质物上存在的原质权与转质权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质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一经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买受人的实益所有权即产生，同一标的物上不可能同时存在另一实益所有权。这期间，如果由于出卖人一物二卖，抑或买受人将自己的实益所有权出让他人而导致再行转让的实益所有权成立，那么，原实益所有权将于次实益所有权成立之时自行消灭。[45]这种天然的排斥性来源于物权本性与内容的同一性，正所谓“同性相斥”。典权可以与抵押权并存，但不可以与另一典权并存，因为两个典权同以占有为要件，并具有相同的使用、收益之内容。同理，基于信托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所有权可以与受益人的实益所有权并存，但在信托财产上决不可以再设定他人相同内容的法律所有权。总之，无论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会给所有权，乃至于整个物权体系带来怎样的变化，一物一权原则不容置疑。注释:尹田:《论一物一权原则及其与‘双重所有权’理论的冲突》，载《中国民法学精萃》2003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美〕托马斯·C.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高新军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参见欧阳坷:《人性光辉下的所有权》，吉林大学2004年民商法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陈华彬:《外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梅夏英:<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0页。前引〔2〕，王利明书，第286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9页以下。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289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16页以下。肖厚国:《所有权的兴起与衰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以下。GottfriedDietze，InfnseofproPer，ThejohnsHOpkinsPress，1971，p.126.参见【日」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页，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94页。宋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担保意义—从大陆法系责任财产角度》，清华大学2005年法学博士学位论文。谢哲胜:《台湾物权法制发展》，《财产法暨经济法》2005年第2期。申卫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诸种形式的所有权保留做了详细论述。简单的所有权保留指卖方将标的物交付给买方，在买方支付该特定标的物的价款前，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由出卖人保留，其保留所有权的客体仅限于根据本合同占有的特定的标的物;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购买标的物不是用于消费或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将标的物转售他人，或者是对标的物进行加工、添附后再行出售，为了保证卖方的价金债权，卖方保留所有权的客体可以延长到买方的转售所得或加工物之上。在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在完全支付价金后方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全部价金交付之前，买方有权对标的物进行处分。扩大的所有权保留，是指当事人约定当买方不仅清偿了全部价金，而且清偿了出卖人与买受人基于其它生意而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债务后，买方才可以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参见申卫星:《期待权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8页以下。沈达明:《法国/德国担保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参见前引〔20〕，申卫星文，第51页。转引自前引〔2的，申卫星文，第91页。转引自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页。笔者曾经主张，所有权保留中存在双重所有权，卖方所保留不是实益上的所有权，只有在买方没有按照约定交付价金时，这种所有权才具有意义，成为出卖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买受人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使用标的物的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只是这种所有权于买受人未按约定交付价金时终止而已。故可以借鉴英美法的经验，将两种所有权分别称为取回所有权和附条件的所有权。参见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上的土地现实所有权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王利明:《论公司所有权的二重结构》，载前引〔2〕，王利明书，第78页。前引〔l〕，尹田文，第249页以下。梅夏英教授在他的论文《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中也认为:“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包含的一切权能，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就个人对物本身权利义务的描述，法人作为一个法律构建的实体，本身便是一个团体的概念，这种由团体占有形成的法律上的主体本身便与’绝对所有权’的个人主义隐喻相悖”。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2页。前引〔7〕，梅夏英文，第84页。以所有权保留为例，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金的，其所有权终止，并回归于出卖人，出卖人的所有权由法律所有权转变为完整意义的所有权，有权利向买受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买受人依约支付价金的，价金一经交付，出卖人的法律所有权自行终止，买受人的所有权转变为完满状态的所有权。前引〔1〕，尹田文，第252页。121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这种抽象的所有权的结果”。GyorgyDiosdi，nersnPinAneetanre一classcazRomaLaw，pp.135、133、134.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75页。傅静坤:《论美国契约理论的历史发展》，《外国法译评》1卯5年第1期。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前引〔1〕，尹田文，第249页;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79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第72页。同上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年版，第13页。[41]Laren:，Meth记enlehrede:Reehtswissenschaft，3.Aufl.1975，5.124f;GerhartHusserl，Reehtundzeit，1955，s一off.，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42]前引〔41〕，黄茂荣书，第83页。[43]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所言:一物一权主义是指一个物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的有体物，在同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物权，尤其不能设立两个以上所有权。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同样的表述，一物一权原则指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物之上不得设定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他物权。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44]为行文方便，我们在此将所有权称为母权，分离或分割后产生的物权称为子权。[45]实意所有权指不具有所有权的法律责任，但具有所有权本质属性的所有权，亦称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或实质上所有权，英美法上相应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与此对应的是法律所有权，指由法定公示方式表征的所有权，又称为法律上所有权，或形式上所有权，英美法中相应为普通法的所有权。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临终关怀” 的调查问卷下面是我查过的资料1摘要】 目的 了解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护理。方法 对唐山市六所医院的护士进行了临终关怀态度及知识掌握情况的调查。结果 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但对相关知识掌握仍存在不足。结论 应系统的向护士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 【关键词】 临终关怀 护士 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组织-“圣克里斯多弗”关怀中心-由英国人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创立〔1〕，临终关怀也由此开始逐步在世界更多的国家、地区发展。1988年，天津首创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也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不被人了解到渐渐为众多人所熟悉的过程。临终关怀是指向临终患者及家属提供一种全面的照料，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使临终患者的生命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家属的身心健康得到维护和增强，使患者在临终能够无痛苦、安宁、舒适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2〕。为更好的提供临终病人的临终关怀、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依据，调查了目前临床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认识情况、实施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唐山市六所医院（其中三所三级甲等医院，一所二级甲等医院，一所传染病院，一所中医院）的护士。其中年龄20～50岁，平均年龄30.7岁，全为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67.7%。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经预试验校正。由作者亲自发放，调查对象自填问卷，统一指导语。共发放问卷263份，有效问卷26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98.9%。调查内容包括：1）一般资料（科室、年龄、职称、职务、学历）。2）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与临终关怀有关的知识的掌握情况。 2 结果 2.1 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基本态度 见表1。 2.2 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 见表2。 表1 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 略 表2 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 略 3 讨论 3.1 护理人员对于临终关怀的态度 “临终关怀”这一概念进入我国已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安乐死”也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生命质量，临终关怀事业是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必然需要〔3〕，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调查中有91.5%护理干预对的护士认为医院有必要开展临终关怀，大部分对晚期病人进行心理护理有效也是认可的，说明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只有48.5%的护士认可临终关怀的目标是预防慢性症状带来的痛苦，可以看出护士对临终关怀的目标不是十分明确。而认为护理临终病人有利于护士成长的有65.4%，也是同意率较低的题目，说明护理临终病人的过程对护士有各方面的影响。 3.2 临终关怀开展的场所 开展临终关怀的场所有医院、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以及社区每种场所开展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开展的方式、方法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医院是否有必要单独设立科室收治临终病人，同意者只有50.8%。医院并不是临终关怀开展的唯一场所，但每天都有病人处于临终状态，如何在医院更好的以适宜的形式开展临终关怀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3.3 提高护士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 虽然护士对临终关怀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仍缺乏系统的认识。调查显示，护士对临终知识的掌握情况不好，除晚期镇痛药物一题外每题的答对率均低于60%，最低的一题是关于临终病室应保持的条件，答对率只有25%。医院不是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普通医院的护士未能很好的将对临终病人的护理区别于普通病人，临终病人需要的心理、环境、营养等方面也就不能很好的得到有针对性的“特殊”对待。因此对于护士应进行系统的临终关怀知识的教育，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体现现阶段“以病人为中心”的现代医学模式，造福人民和社会。【参考文献】 〔1〕 刘艳.对临终关怀的探讨〔J〕.青岛医药卫生,2004,36(1):48-49 〔2〕 殷磊.护理学基础〔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1 〔3〕 余静,刘小国.我国临终关怀的现状与展望〔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3,3(10):1489-1491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情况的调查为了解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对北京市一所综合医院和一所肿瘤专科医院的120名护理人员进行有关临终关怀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7％护理人员的临终关怀知识处于一般水平，优秀率仅2.5％，以临终、临终关怀基本知识缺乏最严重。两所医院不同护龄、学历的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程度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临床护理人员普遍缺乏临终关怀知识。 2 “临终关怀” 满城难寻 金羊网 2006-12-03 15:13:43 专家指出：临终关怀服务尚未进入市民视野，亟待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许琛、通讯员 文燕媚报道：目前临终关怀在我国几为空白！昨今两天，首届生命关怀论坛在广州举行，主题为临终关怀。与会专家表示，眼下国内每年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需求者享受到临终关怀。记者了解到，广州没有一家公立医院设有临终关怀服务。 临终关怀是“稀缺资源” 在论坛上，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介绍，临终关怀是指对于走向死亡的人进行的“全人”（身体、心理、宗教信仰等）、“全方位”（自生病到死亡到丧事过程中病人及病人家属的压力疏导）的关怀，目的是减轻临终者及其家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临终关怀服务的主要人群应是众多平凡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慢性病缠身，死亡过程缓慢。要达到上述要求，既需要专业的医生、护士、护工组成的医疗队伍，也需要社工、宗教服务等人员。但目前这一服务在中国极其稀缺。 临终关怀与“孝道”相克 广州的情况如何呢？据了解，目前广州临终关怀服务工作还未大面积铺开。除宁养院外，仅有广州友好医院及一洲医院等两家民营医院专门设有临终关怀科，而公立医院都未设。 由于传统孝道根深蒂固，多数人对临终关怀持有排斥心理。广州友好医院老年关怀科一位医师称，友好医院在2002年专设老年临终关怀科，但一直生意冷清。广州一洲医院也存在病源不足的问题。为了有效利用病床，目前两家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都住进其他病种的患者。 记者采访发现，“临终关怀”并不能得到广州市民的理解。一位市民说：“让亲人在最后时刻由别人照看，怎么说我们都于心不忍，只有守着亲人才能够表达孝心。”也有市民认为：“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将病人推给别人，不是要承担不孝之名？”针对这种现象，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的“孝道”要求父母临终时子女要守在身边，而“临终关怀”则有点背道而驰，让中国人接受还需要一个磨合期。 广州将建临终关怀大楼 据了解，2001年以来，广州市共投入3.3亿元，建成了1239个“星光老年之家”，为老年人提供了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多项服务。但目前一些社会机构提供的临终关怀则形形色色，甚至漫天要价。因此，亟待建立临终关怀的专业队伍及制定统一标准。 “我国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能享受得到”，论坛上专家指出。缺口为何这么大？据分析，首先是临终关怀尚属于非医保项目，无资金保障；其次是正规医院一般不收治这类病人，因为不愿影响治愈率考核；还有就是经费问题，让综合医院承担临终关怀，难免长期的住院及重复检查等，医疗资源浪费，病人也开支过大。因此，专家们认为应主要由基层乃至社区医院进行。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广州将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据介绍，这座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位于市老人院，名为慈爱楼，能容纳200个床位，同时还设立ICU重症监护室，专门为临终的老人及其亲属提供服务。 3有人认为，临终关怀，其实就是把老人放到养老院等死，是子女不孝的表现。 什么是临终关怀？ 几百年以前，临终关怀，是指给虚弱或生病的旅行者以庇护。 而在现代，该词表示对濒临死亡的老年患者给予亲切的抚慰、良好的照顾和尽可能的帮助，使其安然故去。 最早对临终病人的照料是在1967年，在英国伦敦由桑德斯首创的圣克里斯多费临终关怀医院。 其后，1974年，美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 1982年，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在医疗保险计划（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 口老龄化、人们对有尊严地死亡的关注促使临终关怀的需求量大大增长。 谁需要临终关怀？ 在发达国家，临终关怀的对象是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即通常诊断生命只有6个月或不足6个月的病人。 按照规定，临终关怀医院不向病人提供治疗。 因为临终关怀的目的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通过提供缓解性照料、疼痛控制和症状处理来改善个人余寿的质量。 其中，病人的尊严是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 临终关怀强调病人和其家属的情感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精神的需要。临终照料主要是在病人的家中提供，当病人无法选择家庭照料时，临终关怀照料可以在医院、护理院、或其他设施中进行。 我们需要临终关怀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大量涌现，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 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不要以为临终关怀是将家庭成员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使照料工作社会化，是子女的不孝。要知道，临终关怀，不只需要医院、医护工作者，社会的参与，更多的，是需要家属的支持。如此，才能让临终者走得放心，走得安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优秀安乐死论文参考文献

《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法政系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参考选题一、 经济法类：1. 试论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2. 企业集团反垄断问题探讨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探讨4.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问题探讨5. 试论我国自由贸易区立法6. 浦东新区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律问题探讨7. 浦东开发中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法律问题初探8. 税收担保问题探讨9. 反避税的法律对策10. 出口退税问题探讨11. 社会保险税问题探讨12. 证券税收问题探讨13. 加强证券市场管理法律对策14. 资产评估立法中相关问题探讨15. 论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的若干法律问题16. 涉外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初探17. 试论我国出口加工区立法18. 建立我国涉外反倾销法律制度探讨19. 略论经济犯罪案件的查账20. 论论审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作用21. 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探讨22. 试论我国劳动保险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23. 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法律思考24. 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思考25.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思考26.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执法的思考27. 论建立我国的技术开发区法律对策28. 商品销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9. 期货立法若干法律问题探讨30. 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31. 试论反暴利立法的必要性32. 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法律思考33. 房地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研究34. 我国投资立法初探二、商法类：1. 论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2. 论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3.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4.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究5.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6. 论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7. 论公司瑕疵设立制度8. 论公司内部监督制度9. 论控股股东的义务与责任10. 论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11. 论公司股份回购制度12. 论保险的功能 --兼论与侵权损害赔偿功能的比较13. 论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求偿权14. 保险业现金运用法律监督的问题研究15. 论强制保险制度16. 保险费管理法律问题初探17. 论消费保险合同18. 论信贷合同的担保19. 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0. 试析票据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21. 试论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22. 论自然人破产制度三、民法类1.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2. 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思考3. 论法人越权行为性质及效力--评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十条4. 论尸体的法律地位--兼评我国遗体及其器官捐赠与移植立法5. 论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6. 浅析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7. 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8. 由“借腹生子”所引发的思考--论民法中的身体权9. 试论名誉权--兼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10.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11. 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及其价值研究12. 不动产物权顺位登记及其价值初探13. 论公信原则及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14. 简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15. 简论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及效力16. 试论我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的完善17. 添附规则与其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18. 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19. 试论商品房抵押及效力20. 商品房预售法律问题初探21. 在建工程抵押若干问题思考22. 共同抵押及其效力探析23. 最高额抵押的设定及效力24. 股份出质的设定及其效力实现25. 商品房按揭与让与担保制度的比较研究26. 论代位权的效力：兼评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0条27. 关于我国代位权与代位权执行制度整合之研究28. 债权人的撤销权与破产法上撤销权的整合研究29. 债权人撤销权要件中的善意分析30. 论保证合同的无效及其责任的承担31. 试论担保物权与保证的竞合32.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及效力33. 浅析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34. 论无权处分合同：兼论《合同法》第51条35. 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比较研究36. 论预期违约责任--兼谈与不安抗辩权的区别37. 论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38. 论可预见性规则及其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作用39. 论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40. 转租的性质及效力思考41. 浅论租赁权的物权化及其法理依据42. 浅析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43. 浅议租赁物上增设物的归属44. 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法定抵押权分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45. 浅议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安全保护义务46. 货物联运合同中的责任承担初探47. 见义勇为的报酬请求权--从完善无因管理相关规定谈起48. 雇主责任浅析49. 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保险与赔偿50. 医疗风险防范与损害赔偿的协调51. 试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52.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53. 简论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54. 关于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55.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56. 论人格权的法律保护57. 试析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 58. 论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构建59.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60.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61. 网络音乐著作权问题探析62. 论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63. 试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64. 略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65. 论发行权穷竭原则66. 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限制制度67. 网络言论自由及其法律规制68. 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探析69.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四、诉讼法类：1. 论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不足与完善2. 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3. 试析民事诉讼的第三人制度4. “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探究5. 审判监督程序利弊谈6. “小额消费诉讼”的法律问题探析7. 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保护8. 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探究9. 论民事诉讼中的抗辩10. 地域管辖中的若干问题探究11. 举证妨碍问题探讨12.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探析13. 浅谈行政听证制度14. 论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15.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16.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17. 民事诉讼陪审制度改革初探18. 论民事诉讼中调解程序制度的完善19. 论遗产继承中的共同诉讼人20.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辨析21. 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若干问题探讨22. 论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制23. 论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的改革24.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25. 试论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26. 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探究27.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探讨28. 沉默权问题研究29. 试述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五、刑法类：1. 论特殊主体犯罪2. 论挪用公款罪3.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及不足4. 论罪刑法定原则5. 商业贿赂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之比较6. 略论正当促销手段与贿赂罪7. 安乐死问题探究8. “非法经营罪” 探究9. 网络犯罪问题探究10. 新型金融犯罪问题探究11.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12.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研究13. 论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14. 论不作为犯罪15. 浅谈股票贿赂案犯罪数额的确认问题16. 论投案自首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17. 试论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18. 结果犯及其形态探究19. 浅析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 死刑存废问题探究21.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完善22.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23.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探究六、宪法、行政法、法理、法史、国际法类：1. 试论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影响2. 浅析中国近代宪政立法3. 论沈家本修律与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4. 试析汉代法律的儒家化5. 论君权、父权、夫权与中国古代法律6. 谈无讼与息讼7.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调适8. 论法律职业化与司法改革9. 行政执法难成因探究10. 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思考11. 论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12. 我国宪法司法化探析13. 司法审查制度探究14.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15. 论法的时代精神16. 论国家主权豁免17. WTO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探究18. 试析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19. 对反倾销立法及其适用的法律思考20. 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21. 试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的方法22. 论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23. 论我国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三、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与一物一权主义 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突变都会使既有的制度体系受到冲击和挑战，因为绝对所有权分离与裂变而直接受到冲击和挑战的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一物一权原则。在这场变革中，不乏学者挥洒笔墨质疑一物一权原则，认为，一物一权的原始涵义是一物之上只存在一个所有权，因此，自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产生之后，尤其是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产生，在任何一个不动产上都可能存在多个物权，甚至是多个所有权。一物一权原则在历史上也许很必要，但现在已经彻底过时了。而且，作为法学的概念，一物一权原则非但不科学，还常常对实践发生误导。故应当废除。也有学者站在相对的立场上以否定双重所有权为基点坚决捍卫一物一权原则，认为近代大陆法的所有权制度之所以选择了罗马法的模式，而没有选择日尔曼法的模式，即从西欧中世纪的双重所有权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物一权，是人类社会摧毁以身份等级为特征的封建制度清除财产上的封建身份束缚所做的重要努力。如果今天我们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这种二元结构的所有权制度一旦建立，现存的所有权制度即会因所有权的肢解而丧失其逻辑支撑以至崩溃。没有一物一权精神的物权决不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物权，否定一物一权，即否定物权概念、物权制度本身。当然也有学者采折衷的态度，认为股东和公司两种形态的所有权的分离是以公司的存在为根据的，公司有可能因为法定原因发生终止，一旦发生终止，权利分离的根据丧失，清算后的财产要返回股东，从而使所有权的权能完全复归于股东，这种返回正是所有权弹力性的表现。因此，多重所有权的存在与一物一权主义并不发生矛盾，在法人存续期间并存的两种所有权仅仅是一物一权的例外现象和特殊的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从大陆法上所有权发展的轨迹来看，其确实经历了从日尔曼法的双重所有权到罗马法的绝对排他所有权的变革历程，而且确实通过确立所有权制度废弃了封建的身份关系的束缚，张扬了所有权人的人性与自由。但如果仅以此作为论据，就导出“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便是历史的倒退的结论，这一结论其实是欠缺必要的前提而不能成立的。因为绝对所有权的分割与碎变并非由封建身份关系所致，亦非导致封建身份关系束缚之结果，恰恰相反，它是绝对所有权人对其权利的自由表达，表明基于契约关系而各司其职的所有权主体各方地位完全平等，不受任何身份关系的束缚，决不是简单地向封建所有权制度的回归。肯定所有权自由分割的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法制的倒退，而是法制的前进。 物权具有排他性，这也是物权法的本质属性所在，否则，物权法就不称其为物权法。但是，物权的排他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同一物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所有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以及担保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就是相容性的最好例证—物权兼具排他性与相容性双重属性。如果片面夸大物权的排他性，而否定物权的相容性，同样就如同否定物权的排他性一样，将使精心构筑与设计的大陆法物权体系遭致毁灭性的灾难。经过分割而在同一物上存在的多重所有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与相容性，相容性决定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重所有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在买卖标的物上存在的出卖人法定所有权和买受人的实意所有权即所有权相容性使然;而排他性又决定在同一物上不可能存在性质相互冲突的两个所有权，出卖人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只能为出卖人一人所有，在同一出卖物上，不可能存在两个以上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同理，在同一出卖物上也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实意所有权。物权的排他性与相容性是对立的，但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构成物权的完整属性。因此，只要我们依然坚持物权的排他性，尽管承认物权的相容性，承认在同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双重所有权，反映排他性的一物一权原则仍然可以在物权法中占据重委的地位。易言之，承认双重所有权与捍卫一物一权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大可不必谈虎色变，诚惶诚恐。 一物一权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正视所有权的当代发展与变革又坚持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对此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在保持原有一物一权概念的基础上，将双重所有权解释为一物一权的例外或特殊表现;其二，在现代法的语境下对于一物一权予以全新的阐释。国内外学者在阐释法律原则时颇有共识:“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是法律制度的原理和机理。”任何一项规则、制度及规范都不得和法律原则的精神相悖，因此，法律原则是对各项制度、规则和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原则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有份量，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与平衡。”每一项原则均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它所追求的价值，当某一个具体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原则将有不同的结果时，就需要在不同的原则之间进行平衡和衡量，适用价值最大者。原则之间可以相互冲突或相互衡量，但原则项下不可以有例外，否则，法律原则不称其为法律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不称其为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则与法律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有例外或特殊表现形式，很难想象那应当是怎样的例外或怎样的特殊表现形式。一物一权原则既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同样不应该有例外。显然，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本意在于解决矛盾，却又将自己陷人新的矛盾之中。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谈及概念之演变时，以德国学者的名句作为论据:“法律必须随时间经过而演进，始能符合因时间之经过而变更之社会，应无疑义。其结果，构成法律规定之概念，自与法律同样常有历史性的时间结构，必须随历史之变迁而演进。”[41]“没有一个法律概念，在教条上是完全不变的”，[42]现代法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使得一物一权等物权法上的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样一来，第二种方法似乎才是最符合逻辑的。 中外学者对一物一权的界定，文字的多寡不同，但就其所揭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冲突的他物权。[43]实际上，我们无须浪费太多的文字，只要将“内容、性质相互冲突”这一修饰语放在更准确的位置上，传统的一物一权概念便会有相当大的改观:在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排斥的物权。这一概念具有两重含义:1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个物权，包括一物之上可以存在两个所有权、所有权和他物权，或所有权和若干他物权。就是说，物权可以竞存，前提是，各种物权之间具有包容性，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包容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当潜在的物权排他性终于按耐不住物权的包容性而从骨子里进发出来时，竞存的物权便发生生死存亡的激烈冲突，解决冲突的手段是物权与生俱来的，或法律后天赋予的优先效力。物权优先效力的价值就存在于物权排他性取代物权相容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也造就了物权的优先效力;当然，所有权(母权)与自所有权中分离出去的他物权或自所有权中分割出来的它种意义的所有权(子权)[44]之间竞存的解体与优先效力无关，而由子权最终要向母权回归的本性所决定。2.性质或内容相互排斥的物权，即不相容的物权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这是一物一权原则的本质内涵所在，是物权的排他性使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任何物权相互之间只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就不可能在同一物上竞存，一个权利在某一实在物上生成了，另一相斥之权利则自始不能生成:取得质物占有之人成就了质权，未取得占有之人不可能成就质权。当然，转质可以生成另一质权，但是转质权必须以原质权的有效存在为前提，依附于原质权而存在，原质权消灭，转质权随之消灭，转质权实际上是原质权的衍生物，在质物上存在的原质权与转质权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质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一经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买受人的实益所有权即产生，同一标的物上不可能同时存在另一实益所有权。这期间，如果由于出卖人一物二卖，抑或买受人将自己的实益所有权出让他人而导致再行转让的实益所有权成立，那么，原实益所有权将于次实益所有权成立之时自行消灭。[45]这种天然的排斥性来源于物权本性与内容的同一性，正所谓“同性相斥”。典权可以与抵押权并存，但不可以与另一典权并存，因为两个典权同以占有为要件，并具有相同的使用、收益之内容。同理，基于信托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所有权可以与受益人的实益所有权并存，但在信托财产上决不可以再设定他人相同内容的法律所有权。总之，无论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会给所有权，乃至于整个物权体系带来怎样的变化，一物一权原则不容置疑。 注释:尹田:《论一物一权原则及其与‘双重所有权’理论的冲突》，载《中国民法学精萃》2003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 241页。 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美〕托马斯·C.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高新军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 参见欧阳坷:《人性光辉下的所有权》，吉林大学2004年民商法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陈华彬:《外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 梅夏英:<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 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0页。 前引〔2〕，王利明书，第286页。 前引〔5〕，陈华彬书，第9页以下。 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289页。 前引〔5〕，陈华彬书，第16页以下。 肖厚国:《所有权的兴起与衰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以下。 GottfriedDietze，InfnseofproPer，ThejohnsHOpkinsPress，1971，p.126. 参见【日」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页，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94页。 宋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担保意义—从大陆法系责任财产角度》，清华大学2005年法学博士学位论文。 谢哲胜:《台湾物权法制发展》，《财产法暨经济法》2005年第2期。 申卫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诸种形式的所有权保留做了详细论述。简单的所有权保留指卖方将标的物交付给买方，在买方支付该特定标的物的价款前，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由出卖人保留，其保留所有权的客体仅限于根据本合同占有的特定的标的物;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购买标的物不是用于消费或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将标的物转售他人，或者是对标的物进行加工、添附后再行出售，为了保证卖方的价金债权，卖方保留所有权的客体可以延长到买方的转售所得或加工物之上。在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在完全支付价金后方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全部价金交付之前，买方有权对标的物进行处分。扩大的所有权保留，是指当事人约定当买方不仅清偿了全部价金，而且清偿了出卖人与买受人基于其它生意而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债务后，买方才可以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参见申卫星:《期待权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8页以下。 沈达明:《法国/德国担保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参见前引〔20〕，申卫星文，第51页。 转引自前引〔2的，申卫星文，第91页。 转引自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页。 笔者曾经主张，所有权保留中存在双重所有权，卖方所保留不是实益上的所有权，只有在买方没有按照约定交付价金时，这种所有权才具有意义，成为出卖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买受人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使用标的物的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只是这种所有权于买受人未按约定交付价金时终止而已。故可以借鉴英美法的经验，将两种所有权分别称为取回所有权和附条件的所有权。参见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上的土地现实所有权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王利明:《论公司所有权的二重结构》，载前引〔2〕，王利明书，第78页。 前引〔l〕，尹田文，第249页以下。 梅夏英教授在他的论文《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中也认为:“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包含的一切权能，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就个人对物本身权利义务的描述，法人作为一个法律构建的实体，本身便是一个团体的概念，这种由团体占有形成的法律上的主体本身便与’绝对所有权’的个人主义隐喻相悖”。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2页。 前引〔7〕，梅夏英文，第84页。 以所有权保留为例，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金的，其所有权终止，并回归于出卖人，出卖人的所有权由法律所有权转变为完整意义的所有权，有权利向买受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买受人依约支付价金的，价金一经交付，出卖人的法律所有权自行终止，买受人的所有权转变为完满状态的所有权。 前引〔1〕，尹田文，第252页。121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这种抽象的所有权的结果”。 GyorgyDiosdi，nersnPinAneetanre一classcazRomaLaw，pp.135、133、134.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75页。 傅静坤:《论美国契约理论的历史发展》，《外国法译评》1卯5年第1期。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前引〔1〕，尹田文，第249页;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79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第72页。 同上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年版，第13页。 [41]Laren:，Meth记enlehrede:Reehtswissenschaft，3.Aufl.1975，5.124f;GerhartHusserl，Reehtundzeit，1955，s一off.，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42]前引〔41〕，黄茂荣书，第83页。 [43]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所言:一物一权主义是指一个物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的有体物，在同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物权，尤其不能设立两个以上所有权。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同样的表述，一物一权原则指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物之上不得设定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他物权。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44]为行文方便，我们在此将所有权称为母权，分离或分割后产生的物权称为子权。 [45]实意所有权指不具有所有权的法律责任，但具有所有权本质属性的所有权，亦称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或实质上所有权，英美法上相应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与此对应的是法律所有权，指由法定公示方式表征的所有权，又称为法律上所有权，或形式上所有权，英美法中相应为普通法的所有权。另外,站长团上有产品团购,便宜有保证

医学伦理和生物伦理关系 定义的医德直接关系到生命伦理，医学伦理和生物伦理谁的谁也或两个独立的学科的定义吗？当你准备写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沃伦·帝国在1971年开始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可见，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名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丹尼尔卡拉汉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的生命伦理，医学伦理和生物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医德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代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虽然它仍然是重要的今天，但不够涵盖所有的问题“。”生物伦理道德是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方面，医学，生物，环境，人口和社会科学的医德包括生物伦理，以及其他主题的一部分，构成生物伦理和存在的问题。 “国际道德百科全书”学科的医德也列为生物伦理学。 不同的看法：医德体验古代医学伦理学习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生命可以看出，从我们的医德部门，伦理的发展阶段。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医疗道德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与健康道德阶段。可见，我们的主要生物伦理学作为一个阶段的医德覆盖。 J.斯图尔特·霍纳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这个定义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和生物伦理经常被混淆，但后者则是前者的一个方面，但后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定义的医德 英国托马斯·珀西瓦尔于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并在第一时间“医德”。他没有从前面的医德定义，但材料可以分析他所掌握的医学伦理的概念。他说：“职业道德”人类的知识“和”广泛的道义上??的责任“之间的全面”，“一般系统的医德是，无论是官方行为或在医疗领域之间的交流，由温和的和正直的原则的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已被广泛接受。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药理学教授，昌西·利克上述观点提出质疑。波斯富街术语“医德”使用不当......它是指由专业的，用于管理的礼节，礼仪，职业生涯成员彼此互动。 ...然而，真正的道德和礼仪，他认为：礼仪是不同的，应该明白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处理医生和患者，医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伦理学KD Clouser的理解，医学伦理权威的利克的角度看那里是没有本质的区别，他的第一个版本的“百科全书生物伦理学：医学伦理日常道德一般有没有什么区别，相同的一般道德规则，我们使用的医疗道德的定义：“使用一般的道德原则，道德，为解决健康医疗实践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医疗和关系的社会和人之间形成的一门科学，无论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是医学的一部分。 “国内外在过去过分强调医德是一门应用规范伦理学倾向容易误解的医学伦理，医学伦理只能被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学会使用普遍伦理和道德原则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不仅不正确的，为了维护健康的病人，也忽略药物本身，一方面医德的作用，性质和用途的药，疾病的治疗，显示，医疗道德 - 患者的利益。许多道德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结果。包含一个固有另一方面，医德伦理的作用是也明显的陈施说：“成功的”外科正宗“先知儒家管理，那么我们知道医学科学的原则，两者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概念医德医德是一个基督教的概念，英美医疗道德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模型通往欧洲南部自治的原则仍然是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为主导的模式，可以更好的看清医学伦理道德因素的作用。简单地说，医疗技术和伦理道德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医德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道德）医学伦理研究的主要对象，说的医德，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代名词一个主题。医学伦理与医学伦理同志的邱人踪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名称的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道德血光学校的含量比一般义务论道德，没有任何理论价值，而不是证明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代医学伦理，科学，事实上，没有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有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的代码，该研究仅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医德是一个系统的学科，从医务人员医患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医疗，医疗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核心，延伸性能研究。 都之整同志认为，现代医学伦理的研究包括六个主要方面：医学伦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临床医学伦理问题，伦理问题，生物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应用，卫生政策，伦理，健康伦理，医学伦理，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生物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之间，强调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医学伦理学的术语，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长期的医疗伦理和生物伦理”，它的意义和原则以及医疗管理一个行业，医疗保健提供资助，改变的文化因素外，医学界作为一个整体， 历史发展的医德 希波克拉底学校可能是最早的医学界和医生建议的规范的行为，但这个想法可以流传很久以前，主要是因为基督教思想在某些方面，而不是人工流产的理念和符合他们？对病人的保密性，无论是主流思想在古希腊医学界。许多作者强调，本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以起到安全的作用，为保险起见，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以避免治疗失败或拒绝被告的治疗。传统的基督教强调完整性的重要作用，战胜疾病，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以挽救病人的医生举行了慈善的理念和价值观？负责为穷人，其实，早期的基督徒也这样做没有可能是更好的比医院这种新兴的机构表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们为病人，老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尽管许多负责食宿，医疗，但好基督徒医学以外的其他甚至科学的控制，一些教会允许看的书，只看到其中的一些著作，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中世纪的黑死病，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也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是，许多教士仍留在城里，祈祷为死去的人做心灵上的安慰死，使那些谁相信上帝，也是对死者家属很高兴。 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机械科学，物理学，化学，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医学上也采取了更加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努力动力学理论最终取代盖伦的学说血液体育，基于机械的主导理念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的指导下进行后，在快速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的病理在19世纪，来临之前，全面进步的手术技术，麻醉，消毒，是不可能的，19世纪晚期，手术已取得真正的进展。最近的实验医师心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哲学，医学最崇高的任务比延长人的寿命，由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有关医生对病人的同情，现实的科学保护提供对疾病的治疗，以减轻病人的痛苦，是的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初，英国的规范，道德的医生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但注重礼仪，包括衣着和行为，英国绅士和淑女风度的现代英国的贡献医德比大的主要有四个人：约翰·格雷戈里1772年出版的“讲义的职责和任职资格的医生托马斯·吉斯认为，医生不应该削弱了基督教慈善组织的颜色，并认为它要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职业，因为他坚信财富的欲望是至关重要的;托马斯·贝多斯强调法律的手段来摆脱江湖的应用;托马斯·珀西瓦尔在“医学伦理学”发表于1803年，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医德开始的过程中，科学和世俗的托马斯波斯富街最大的贡献在1847年美国医学协会的道德法典样品 20世纪第一次，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住院费用上升，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医院的医疗诊断和治疗后的土地X射线影像诊断与1972年的计算机的问世作出了巨大的进步的本质视为断层扫描（CT）和核磁共振技术，花了很多钱，医疗设备，于1960年左右，第一批免疫抑制剂的问世，器官移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混乱，如何器官当移植到人等问题。20世纪，在科研的医疗服务与医疗增加显着的进步，但也可能导致更多的道德问题，在1946年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协会在1964年，宣言“赫尔辛基（2000年是最新的版本）是医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涉及人。 20世纪前的传统医学伦理中主要限于医生的培训，临床医疗道德行为准则的做法二战结束后，延长寿命，是不是难在医疗新内容被添加在不断发展的道德准则，非医生在20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约瑟夫·弗莱彻和保罗·拉姆齐（包括人均神学家）写了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寻找在药品和医疗科学和技术在社会道德层面上的影响：首先是先前关闭的中医药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的医疗事业的独特视角之外;这些意见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在医学界的人开始接受这些外部视图;第三，扩大其范围的医疗道德，并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的社会伦理问题，如社会和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等。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医德已经开始转变，从原来的行为，指导临床医生在健康和疾病的社会道德准则和所有关心，美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重点病人的自主权，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今天的医学伦理。医学伦理本质的病人的利益，但具体是什么，对病人的利益是一致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改变人的态度的变化。性能上的医疗模式，是一般举行的过去“医疗待遇”的“治愈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延长寿命是在良好的病人，和二战结束后，延长寿命是不是唯一的目标，生活质量是很重要的，受到尊重病人的意愿的表现。 生物伦理学（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这个词的第一个句子的解释是：”有一种说法，在圣经的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然而，自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那么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变化的文化和理念，新的生命和死亡，痛苦的忍着，他们的生命权，想他人和社会的义务，因此一个全新的领域 - 生物伦理的，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交叉），并代表了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技术和环境的影响。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是指只到新的领域，了很大的变化，在科学和技术为导向的广义地说，它已经扩展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说，生物伦理学的字典条目在广泛的意义上，这是其研究的垂死病人的床头和医疗人员个人的道德混乱所面临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以制定公平的健康或环境政策面临的选择公众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定义道德的生活 生命伦理的术语是第一次使用，威斯康星州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员范伦斯勒波特的大学在1970年，然而，不久，荷兰胚胎华盛顿生理学家和生产的科学家安德烈Hellegers工作，和他一起工作于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们使用不同的意义。凡伦斯勒波特与这个所谓的“新学科“结合生物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的知识，它是科学和中东的人文架起了一座桥梁，以帮助人类的生存，维护和促进世界的文明的安德烈Hellegers的和他的同事狭义的应用领域的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伦理。沃伦帝国在1971年，准备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可见，医学伦理，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的名称开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部广大的医德是一个传统的配方，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不再是足够覆盖所有的问题。据称从广泛的角度来看，生物伦理学，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包括生物伦理道德传统医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广阔领域的伦理问题。 到一定程度，更全面的Raanan吉隆的生物伦理学字典条目。 Raanan吉隆生物伦理学条目中的“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写道：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疗，护理，包括兽医，包括其他保健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从一个字的意思）学科的伦理问题。广泛的范围除了生物科学的研究，其中包括环境伦理（包括对环境的污染和人民与其他地区的动物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伦理学，以及各种社会和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困，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在这门学科所涉及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在学术领域相关的哲学，道德神学，法学（三级学科）在生物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的学校。 的丹尼尔?威克勒主题的第三次国际会议上生命伦理学的报告 - 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物伦理学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第四个阶段的过程中，出生的专业代码为标志的行为，如果允许做医疗广告，禁止诋毁同行，这个阶段被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琼森的（阿尔伯特R.Jonsen）在他的“出生的形成生物伦理，说：“历史学家和他的同行们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在古老的医学专业医生根本上改变家长式作风的情况，讲真话，公众开始质疑这个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学术联盟病人的权利。生物伦理学家需要新的理念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而不是道德的个人行为，也不是传统的伦理原则来定义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但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社会正义的分配。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研究卫生保健的政策和卫生经济学，卫生官员在许多国家的许多细节，各国政府对生物伦理??学咨询。生命伦理学的第四个阶段生物伦理被称为人口健康，这是不一样的第二阶段，包括专业的行动准则，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公众，作为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之外的第三阶段，在整个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但也其自己的特点：高科技医学和应用程序的出现是没有的中心问题，但只有一个，不再支付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可以得到的罕见健康资源和其他问题，并着眼于各种因素影响保健。在美国社会中常见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许多患者存在的观点之间的病人的痛苦，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比大多数的人口，卫生保健状况的恶化，而不是改善，我们的目标应更大部分的公共医疗系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让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共卫生，国际医疗保健支出 - 效用分析，医疗保健系统音量，并且将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的历史背景 生物伦理学最早产生于美国，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泛的意义上说，从1900年的人数，从20世纪医学科学的发展，对医疗服务的一些投资的钱，享受到的服务，医务人员和专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数量程度的看到了一代的道德问题，科学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从三大线索：医院角色的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医学专家。 早在19世纪后期，美国医院的数量以很快的速度增长，并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来源，在诊断和治疗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成为更有效，更经济，并能满足1946年的希尔 - 伯顿法“的人的需求，联邦政府支持当地的医院，新的全民健康保险往往会提供补偿医院的医疗服务，而不是私人诊所或家庭服务的美国医院围绕1900年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医学科学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改革医疗的医疗实践中，美国医学协会教育系统，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继续支持政府医学科学，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医学教育和病人护理，研究和介绍。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研究，试图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所以涉及到的实验对象。 由于医疗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所以很多医生进入越来越狭窄的范围内，只限于为AA专业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家协会成立上半年的20世纪，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逐步改善与其他玫瑰精，他们非常清楚，使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许多患者。 总体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在医院的医疗服务，促进专业化的非人性化和组织的医疗服务，而被忽略，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的疾病，过分强调对生物和生理方面的疾病，因此患者抱怨说，医生已经失去了患者的整体护理方面的，从以前熟悉的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变成了“床头陌生人。生物伦理产生可能有这样的误解，生物伦理学简单地理解为刚刚生成的，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这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实际上，生物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疗因素的伦理，文化和社会运动的出现，参与的公共医疗问题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复杂的医疗技术和人道主义使用的增加，城市化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不均匀获得卫生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增加，使（病）人的思维是更复杂的显着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起政府增加投资，在生物医学研究受试者保护问题，聘请有能力的人购买医疗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引进基本机制显着改善现在由于过于专注于技术的美国医疗服务的成本大幅上升的人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此外，结束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者权利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抗议差的食物开始）开始影响医疗制度，病人权利运动20世纪70年代是的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介绍到女性患者关注的关注，但也影响到人的生育控制和堕胎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以在相同的时间周期的和平运动和的成长生态运动铅到关注，由于战争，在环境和污染问题引起国际健康的问题。，因为在核武器威胁到人类的健康，的社会责任的医生在1971年。这些反射的医疗作用的整体健康和完整性的维护世界人口挑战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倾向和的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构成了的生命伦理学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这些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短，生命伦理学，我们知道今天是植根于市民的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的护理，这些显着美国时代的文化认同。具体的事件，在20世纪60年代后，肾透析，器官移植的广泛使用，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心脏移植手术在1967年，的成功引起死亡的标准和哈佛脑死亡标准的讨论，在医学上是非常安全的流产，避孕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机已经广泛的，，但昆兰情况下删除了呼吸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安乐死的问题;在家里从传统到现在死在医院死亡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应用程序后，几起案件都没有被告知的病人在美国的同意，这样做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出版的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掀起了一股环保，在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的兴起，也.. 。但它是文化的并行过程中，主要的原因是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公众和历史背景 有毫无疑问，美国是在生物伦理领域中的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成立于1969年，后在1971年更名为黑斯廷斯报告和肯尼迪学院，成立于1971年，但不能否认欧洲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的大多数，说的医德，而不是生命伦理学），他于1975年创办的医学伦理杂志（医学伦理杂志），1985年成立了医学伦理通报（医德通报）。在德国开发的医疗道德的哲学批判，前苏联和欧洲南部。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会传统的国家本身是天主教徒的一部分道德神学，后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观念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生命伦理学发展缓慢，在亚洲和非洲，在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医德的学校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制定了应该指出，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政策和相关法规的制定，生物伦理问题的宏观调控领域，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是它独特的中，西，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发达国家发生的某些类型的生物伦理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出现同样的问题。在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三个普遍性的生物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中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的，什么样的人带领的道德生活和道德上是正确的决定吗？我的行动时，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的，什么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社会的一员，我应该为社会公众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美德，值吗？和目标应该强调人的行为和一个成就;第二个问题，认识到一个人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到有一个影响，并尝试以了解我们的人之间的关系 - 我们应该做给别人是我们应该的期望他人;第三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关系更在深入一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生物伦理道德的前提：尊重自主，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功利主义的社会正义;四个原则，案例研究，美德伦理学的道德描述;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问题生命伦理学研究：卫生服务人员和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命和死亡的问题;病人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分配正义概念问题（即一词的含义）;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加以澄清的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 纽伦堡推广生物伦理，科学和技术，社会，环境伦理。 ：一个事实与价值之间？应雕刻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来区分什么是一个医学问题，什么样的价值观？（道德）（医生良好的医疗决策决定并不意味着良好的职业操守）;的另一项任务是建立一个的方法来解决道德问题。生物伦理多样性的特点，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伦理问题的方法指南。现在，至少在四个领域出现了一个显着的，他们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物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他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开。功能生命伦理学的的邱人鬃同志认为：当人们证明的生物医学做出正确的决定

终极关怀太多的迷障让我们忘记自己正在迈向死亡。关怀临终者可以让我们悲切地觉察到：不仅他们会死，我们自己也会死。当我们知道自己和众生一起正迈向死亡时，就会产生一种几乎心碎的脆弱感，感受到每一时刻、每个众生都是那麽珍贵。一、临终关怀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幸遇佛法，走上念佛的道路，对后生一大事不再担忧，人生之旅才算真正有了意义。但还有太多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平生无缘得遇佛法，即使有所接触，也难以生信，一期人生将成虚度。对於他们，我们可以在其临终的特殊时刻，用我们的爱心来传达佛的宏恩，使之也能信心开发、往生极乐。尽管会很生疏，还是让我们试着了解精神层面的知识，并对临终者提供最大的帮助。1、此生的结束生命结束时，生理上要经历"四大分离"的苦楚，全身有如重物压迫，意识暗昧，手足抽搐，忽冷忽热，气喘身颤，唾液乾涸，精疲力尽，容颜消失，眼不能视，耳不能闻，口不能言，犹如百千把剑割裂身体。临终者心理上要经历复杂的意识活动，首先是"全景式回顾"："一生善恶，俱时顿现"，生命中的一切逐一浮现，而且，不仅看到一生的事件细节，还会看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经受自己带给别人的一切感觉。当临终者看见自己的生命史重演时，会遭遇类似的问题："你这辈子做了些什麽？你为别人做了些什麽？"所有这些都突显一个事实：死亡是面对面接触自己的时刻，在死亡时，无法逃避自我的真面目。在此时刻，善业众生自忆先前所作令人喜悦的善事，陷入幸福的回忆中，无极苦逼迫於身，坦然而终；恶业众生对自己所经验到的许多事情感到羞耻，觉得那些似乎不是自己做的，生起恼恨、恐惧之心，众苦逼迫，犹如生龟脱壳，感觉天地崩溃，看到离奇幻相，听到古怪声音。2、临终关怀生命能留给临终者的，是深度的恐惧：恐惧离开所爱的人，恐惧尊严荡然无存，恐惧要依赖别人，恐惧此生毫无意义，恐惧因愈来愈强的痛而失去控制，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越逃避，它就变得越强大。临终者正在丧失他的一切：他的亲情、他的财产、他的身体、他的心。我们在生命里可能经验到的一切损失，当死亡来到时，全都汇集到一起，因此，临终者怎麽可能不悲伤、痛苦、愤怒呢？因此，我们要再三向他肯定：不论他感觉如何，不论他有多麽挫折和失望，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直接把自己放在临终者的立场上。想象躺在床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正在面临死亡，痛苦而孤独，然后问自己：我们最需要什麽？最希望眼前的亲友给我们什麽？我们将发现，临终者所要的，正是我们想要的：被真正地爱和接受。临终者期待被看成正常人而非病人，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替他按摩，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应该仁慈善巧地告知临终者：他正在接近死亡。临终者从直觉上知道自己已为时不多，却仍然依赖别人来告诉他。如果家人不告诉他的话，他也许会认为那是因为家人无法面对那个消息，然后，他也不会提起这个主题。这种缺乏坦诚的状况，只会使他感到更孤独、更焦虑。让临终者把他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温暖地鼓励他尽可能自由地表达对临终和死亡的想法，这种坦诚、不退缩地披露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临终者顺利转化心境，接受生命，好好地面对死亡。临终者常常会为一些未完成的事焦虑，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能释怀。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处理未完成的心事，他就不可能全然放下，就会紧紧抓住生命，害怕去世。首先亲友必须学会放下，学会放下临终者。如果我们攀援着临终者，就会给他一大堆不必要的头痛，让他很难安详地去世。临终者必须从他所爱的人那里听到两个明确的口头保证：一、允许他去世。二、在他死后，亲人们会过得很好，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坐在所爱的人床边，用柔和的语气告诉他："你将要过世，死亡是正常的事。我们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但我们不要你再受更多的苦。我们相处的日子，我们将永远珍惜。现在请不要再执着生命，放下，我们完全诚恳地允许你去世。"有些家庭拒绝让他们亲爱的人离开，认为那样才是对亲人的爱。让我们想象自己就是在生命边缘的亲人，想象自己站在即将远航的游船甲板上，所有的亲友都在岸上挥手道别，船已经离岸了，除了离开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此刻，我们希望亲友如何向我们说再见呢？尽力帮助临终者解脱对一切财物、朋友和亲人的执着，让他清楚交待如何分配财产，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清楚，这样才可以真正放下。临终者最后的念头，对未来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死亡的那一刻，心是完全不设防的，很容易被情绪所主宰，而最后一个念头或情绪会被极端放大，淹没整个认知。在诸苦交集的关头，素无宗教信仰的人难免会慌乱痛苦，生起恐怖、焦虑、贪恋、 恼等恶念，从而转生恶的境界。因此，四周的环境非常重要，一定要宁静和谐，在可能的情况下，让临终者死在家里，因为家是人们觉得最舒适的地方，在临终者能看见的地方挂一张佛像，使他眼中见佛，心中有佛。如果是在医院里，有很多方法可以提供帮助：带来一张佛像，摆一束鲜花，打开念佛机，建立一个温馨的氛围。亲友应提起正面的情绪和神圣的感觉，如爱、慈悲和恭敬，尽量放下攀援、欲望和执着，痛苦和悲伤将会破坏祥和的气氛，使临终者失去死亡时刻的平静。保持自然，保持我们平常的样子，单纯而平等地跟他沟通，让他感到我们真的关心和接受他。提醒临终者：他一生中有很多做得好的事情，让他觉得生命是建设性和快乐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美德上。当我们眼睁睁看着所爱的人离开人间，强忍悲痛不哭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亲友要提前把执着和悲伤处理掉：一起哭出来，表达出对临终者的爱，说再见，在死亡时刻真正来临前完成这个过程。在临终者断气的一刻，不要过度表露悲伤，因为临终者的意识在那一刻特别脆弱，亲友在临终者床边的啜泣，对他而言，犹如雷声和冰雹。3、助念我们眼前的人正经历着可怕的痛苦，我们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不知道该怎麽做才好，此时，应把我们的心整个开放给临终者，为他的痛苦生起慈悲心，为他启请阿弥陀佛的神圣力量，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阿弥陀佛会慈悲地出现在临终者上方，以爱心凝视他，以光明加持他，净化他过去的罪业和目前的痛苦。把阿弥陀佛的无量愿力以及西方世界的清净庄严在临终者耳边熏习一遍，使之生起往生西方的正信，告诉他："娑婆世界犹如火宅，没有什麽好留恋的。你若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愿生西方净土，到了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手持莲台出现在你面前，迎接你往生西方。你以前即使有再大的过失，也不要放在心上，阿弥陀佛不会舍弃任何一位众生。只要一心念佛，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亲友组成助念团，分班助念，使临终者随念，如果六字、四字圣号难以提起，随念一个"佛"字即可，如果连"佛"字也提不起来，心中知道有佛即可。（经云："临终不能观及念，但作生意知有佛，是人命终得往生。"）让临终者安详地死去，死后不要让身体受到干扰，让他的心保持宁静，并持续助念到最后的时刻（断气后八小时）。通常情况下，临终者往往不能了解阿弥陀佛的慈悲，唯恐念佛功夫不够，把握不住自己。阿弥陀佛泯念他颠倒散乱之苦，慈悲现身，垂手接引。临终者见佛显现，蒙佛光注照，身心安稳，如入禅定，自见坐金莲花，受生七宝池。阿弥陀佛对众生的临终关怀，可谓慈悲周全之至。多数人在昏迷的状况下去世，但他们还是会敏锐地觉察周遭事物。因此，不断积极地对昏迷者讲话是很重要的，首先对他表达明确的关怀，赞美他的善行，然后为他助念。二、帮助亡者由於缺乏对生命的了解，我们会认为对亡者再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这个信念只能加深我们的痛苦和孤独。其实，生死之间并无任何区隔，慈悲心的力量和温暖可以伸展到任何境界中。1、中阴身临终者断气大约八小时后，身体完全冷却，神识逸出体外，如释重负，但所见光明渐渐消失，神志也变得昏沈迷惚，在三日半之中，忽可出现一刹那的清醒，不知自己已经死去，呼唤家人的名字，寻求家人的帮助。或可寻见家人，如在梦中，对家人说话，却见他们视若无睹，想尽办法还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内心甚感悲哀、愤怒、挫败，"犹如鱼在热砂中受苦"。当发现自己没有身影、在镜子里没有反射、在地上留不下足迹时，才终於了解自己已经过世。承认已经去世所带来的惊吓，足以令它昏厥过去。三日半后，神识依我执和习气生成酷似前生的身形。因为处於由死亡到转生的中间状态，故称为中阴身。中阴身与生前形貌相同，身体完美（即使生前有残缺），身高如孩童，以气味为食，四大细微，非肉眼所能见。由意识所化的中阴身，能知他人所作、所思，有前知回忆及明白事理的特能，从前各生的经历在此时能随意活现於目前。中阴身耳根灵敏，虽游荡於远地，一闻召唤，必立即前来。中阴身有不可思议的通灵，能见到肉眼所见不到的事物，还能遥见其所应去处，随意往来於宇宙空间，无影无碍，欲往何处，随念即至，还具漏通力，墙壁、高山均能通过。中阴身有两种心理倾向：一、飘忽不定，孤寂凄苦。二、"依於淫欲倒心"。它不属於任何一道，当因缘成熟时，就会以各种方式转生。中阴身形成之时，习气的种子苏醒过来，顿觉清明，感觉"如同天和地又分开了"，此后进入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幻境。中阴身会重演生前的一切经验，重新经历很久以前的生活细节，再度造访所曾游历的地方，甚至包括"仅仅吐过一口痰的地方"。中阴身每过七"天"要被迫再次经历死亡时的痛苦经验。一切都在快速进行，前世的恶业以非常集中而混乱的方式出现。在中阴境界中，中阴身因不能宽恕自己而在心中呈现审判的景象：善心化成白色的守护神，重述前世的善行，为自己辩护；恶心化成黑色的司恶神，数记前世的恶行，提出控诉；业的镜子为审判的最终结果提供证据。在第一个七"天"，有两种平行的光明化现，一种是色彩明亮的佛光，另一种是色彩暗淡的轮回之光，认证前者则入佛土，认证后者则入轮回。通常，中阴身惧怕灿烂的智慧之光，而由习气邀集来的轮回之光却使它感到温暖。当业力的狂风吹起时，眼前会突然出现各种可怕的亮光、幻影、声音，又见生前所杀害的众生前来索命（这些都是生前业力的显现），中阴身在恐怖的黑暗中逃避，却被贪、 、痴化现的一白、一红、一黑三个深渊挡住去路，中阴身又 又渴，苦不堪言，被恐惧所征服，到处寻找避难所。事已至此，中阴身完全成为无主游魂，投生欲望不可抑制，但四面袭来的乌云、密雾、雷电、骤雨、猛火、恶兽、暴客、魔鬼使它到处逃窜，它孤苦无依，肝胆俱裂。同时，越来越强烈的六道之光前来勾摄，中阴身被自身业力牵引，应生何道，即随彼道之光而去，毫无选择馀地，於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处分别见宫殿、集市、战场、石窟、荒野、铁城等境相。极善之人生天界，极恶之人堕地狱，没有等待因缘的必要，所以不入中阴。信心深厚的念佛人，临终之时阿弥陀佛慈悲加佑，心中欢喜踊跃，顷刻间往生净土，也没有中阴身的过程。2、超荐诚如前面所介绍的，中阴身敏锐的觉察力使它特别容易接受眷属的帮助，因为没有肉身的束缚，它的心会变得很容易被引导，只要把善念导向它，就有很大的利益。帮助亡者最有力的时间是在受生中阴的四十九天内，尤其是前二十一天。在前三个星期内，亡者和生前的关联比较强，比较能接受家人的帮助。最有效的超度方法是称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我们用真爱和诚意为亲人祈祷。如同火会燃烧、水能止渴，阿弥陀佛一有人启请，就会立刻出现。当"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响起时，从阿弥陀佛身上所发出的巨大的光将 遍亡者的身心，使他得到彻底净化，把他从混乱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施给他深度、持久的安详，并迎接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当我们想到过世的亲人，每当他的名字被提到时，就把我们的爱心送给他，然后专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念多少，随个人所愿。亡者的神识在受到祈祷的力量引发之后，能够清楚地感觉我们的一切思想、念头，因此，可以毫无障碍地了解我们向他开示的教义，甚至不同的语言也不能构成隔阂。因此，开示的人应专心一意，而不只是照本宣科，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亡者是活在实际的经验里，比起我们，更有能力了解真理。对於亡者的帮助，并不限於死后四十九天。帮助过世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嫌晚。我们要帮助的人即使已经过世一百年，为他念佛超荐仍然是有益的。

临终关怀与安乐死论文参考文献

试论我国安乐死的立法选择摘要：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 killing）。原意是指在人类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这项提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人们提出，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安乐死自愿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国家，但是很快便于1997年废除。2002年，荷兰下院通过法案，使安乐死合法化。而本文中提到的特丽案件中对于安乐死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于本人意愿、伦理以及法律实务操作中的一些问题。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使人们再度开始对安乐死的大讨论，本文通过对一些观点的分析总结来阐述对这个话题的法律思考。关键词：安乐死；法律；伦理Try to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through Terri Schiavo’incidentAbstract：Euthanasia is not a verdant noun. Euthanasia one etymology produce Greek euthanasia, and " death" two phrases succeed by " bright ", the original meaning mean that says good-bye to this world under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external force safly. The proposition propose as far back as 1930s people British establish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uthanasia first of all 1936, propose the euthanasia bill , Australia i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pass " euthanasia law " in the world, it is abolished but benefited quickly in 1997. In 2002, Dutch Lower House legalized euthanasia through the bill . And Terri Schiavo’incident dispute in euthanasia concentrate on to one's own will, ethics , legal practice some questions operate , mainly specially. The American vegetable is specially Terri Schiavo’incident；Fertile life and death make people begin the free discussion to euthanasia once again in summer，this text explains the legal consideration of this topic through summarizing in analysis on some views. Key words： Euthanasia； Law； Ethics特丽•夏沃是一个害羞的女人，喜欢小动物、音乐和篮球。她从小在宾夕法尼亚长大，1982年认识迈克尔•夏沃，两年后结婚。他们后来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在那里特丽就职于一家保险机构。由于常年减肥，特丽饮食功能紊乱，最终导致26岁时（1990年）彻底病倒。医生们说，由于钾失衡，她的心跳停止跳动，在被救活之前，脑部缺氧长达10分钟，导致严重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1998年，在医生将特丽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且无任何康复可能后，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他认为，这是尊重特丽的意愿，因为她曾表示不愿用人为手段维持生命。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特丽父母的反对。此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迈克尔和特丽的父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官司。特丽的进食管曾两度被拔除，后又根据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而两次重新插上。2005年3月18日，佛罗里达州法院第三次裁决拔掉她的进食管。之后，美国国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干预，授权联邦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联邦法院法官3月22日做出裁决，拒绝下令将特丽的进食管重新插上。此后，特丽父母又几次向不同的法院提出上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就这样13天后特丽在争论声中离开了人世，逝者已矣但是对这件事的争执还在继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安乐死”又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国内外安乐死研究概况（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体对象1．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1]，或称怜杀[2]（Mercy killing）。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在濒死状态下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痛苦时，在其本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人为方法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3]。当前，我国民间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多是狭义的。2．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植物人并不是“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我们谈“安乐死”，一定要有这样一些前提：（1）安乐死的对象是那些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处于临终阶段、正在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患者；（2）患者本人有安乐死的强烈意愿；（3）必须由医生采取行动，并选择没有痛苦的终结方法[4]。由此可知，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对其死亡过程进行的主动医疗干预行为。 （二）国内外安乐死的研究概况1．国外安乐死研究概况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5]。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一放宽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 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似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1994年10月20日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百万市民通过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目睹了一位63岁的老人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目前，安乐死在荷兰很受公众的支持。80%以上的荷兰人赞成安乐死。 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 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6年4月24日，又裁定允许为53岁的珍妮特-约翰逊太太(已成为植物人4年多)实施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的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 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 以色列1998的也实行了首例经法院批准的安乐死，耶路撒冷一家医院的医生给一名49岁的身患绝症的男性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6]，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拥护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最后，澳大利亚其它一些洲的议员也在准备制定本洲的安乐死法。 美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包括医生在内的美国公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已占多数。1994年，世界许多媒体都报导了美国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在儿女们轻唱的平安歌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的“诗意死亡”[7]。2．我国公民对安乐死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二、伦理道德以及人权保护上是否可以接受（一）安乐死并不违备伦理道德为了减轻患病者的痛苦，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特定的临终患者实施“安乐死”，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允许的。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会涉及到很多感情问题，比如特丽的父母，就很难接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因为营养和水分缺乏而导致的死亡。这种人之常情，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对安乐死的法伦理学解读，也许会突破目前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僵局。安乐死实现的是何种利益？安乐死能否成为一种权利，首先要看它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以人的需要为分析起点。人的存在有三重关系维度[8]。人的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必然性，决定了人要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并由此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永远的主体，物作为客体只存在对人的单向效用，不存在人对物的有用性问题。但人必须是以群体的方式，才能实现寻求需要满足的现实物的活动，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即是说，只有在人的联合中，才能获得直面自然的勇气和力量。物质生产的实践既创造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生产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它引起了人的不同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生活需要，如交往、合作的需要、归宿与安全的需要、友谊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等等。社会实践所建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不同于人与物的关系，它是主体间的关系，而且使人与物的单向效用关系摆脱了粗陋的、原始的“动物学”性质，使主体的自然需要带上了社会文化的印记，使客体的效用能否实现为现实的价值存在形式，受到活动主体的生活态度，活动方式等的制约，这不是因为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不是主体不需要某些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而是取决于一种更高的价值形态。因此，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外，由于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人还有认识自我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条件，因此，与人的三层需要相对应的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格利益三个利益领域。其中，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其核心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价值，内在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生在人的自身内部，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需要，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需要，简言之，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利益是内在的，与其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不同。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而其他利益关系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关系，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格利益属于身信领域的关系。意味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实现的是物质利益，后者实现的是人格利益。安乐死的利益基础是人格利益。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二）安乐死不是侵犯人权而是保护人权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在宪章中提出：“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同样需要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安乐死正是这样一种完满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实现了人格尊严的状态。显然，安乐死带给我们的不是物质利益，也非社会利益，而是人格利益。这是我们讨论安乐死是否是一种权利以及是何种权利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说，要说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它只能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物质上的或社会上的权利。不过，这里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如果是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利益的人格权，是否会和人格利益中最关键的生命权发生冲突？问题的关键是对安乐死本质的看法。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吗？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这里“安乐”所界定的是死亡的状态，不是死亡的原因和性质。它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所以安乐死所解决的矛盾，不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死亡质量”问题；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不是“为什么死”，而是“死得如何”。可见，安乐死是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唯一目的，使人死得安乐，维护人的死亡尊严。如此一来，那种把安乐死称为是一种死亡权的说法，就显得很可笑了。因为，死亡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利益，死亡不可能成为一种需要，相反，生命的存在是其利益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况且，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可见，安乐死如果是一种权利，也不是死亡权，而是自主权，是人格权[9]。 三、法律实务中安乐死出现的一些问题（一）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1．安乐死能否成为法律权利安乐死可以成为法律权利吗？没有合理的理由限制安乐死，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就能成为一种法定的权利。权利是以体现社会意志的规范的认可为前提的。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安乐死典型的是一种人的意志的体现。有学者把安乐死说成是死的权利。其实死是人的一个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必然，也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则是对人的实存的一种反思、限制和决定。具体来说，一是安乐死是个人要求的，体现个体的意志。二是安乐死要符合规范，得到社会意志的认可[10]。如此，安乐死才能成为一种权利。2．安乐死成为法律权利的条件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是谋杀了。这意味着无法表达和不具备个体意志的个体，是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至于要得到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得到社会道德习俗的认可和承认。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安乐死是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存在的。起码在我国，它能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但安乐死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否就必定转化为法定权利？这当然取决于合法化过程的几个限制性因素。立法者在将应有权利通过立法的形式转换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法律形式本身的限制。正因为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和不可避免，使得现有的法律权利不能完全再现应有的权利[11]。所谓客观因素的限制，是指任何应有权利要求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权利的客观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民族传统等，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权利主张就会不同，因此有些应有的权利可能在某个时代、地区得到确认和保护，而在另一个时代和地区则得不到保护[12]。（二）我国是否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在中国社会，安乐死作为一种应有权利是否可以转化为法定权利呢？我们可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做个比较。荷兰之所以能使安乐死合法化，至少有四个有利因素：1、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2、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它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3、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的医生不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因素显示荷兰医病关系有高度彼此信赖的传统。4、他们的家庭医师制度推行的很不错。大部分的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的友谊关系。显然，这些条件在中国还远未具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还没有能力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较好的医疗条件。很多人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不愿意让亲人多花钱而想到一死了之。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基本的医疗保险尚未建立健全。许多人得了个小病就面临巨大的家庭经济危机，主动谋求死路是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医院的医疗水平还不高，而对于医学上无法挽救的濒死者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的医疗水平，具备一定的医疗条件。最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医疗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死亡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可见，客观因素的限制不支持将安乐死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合法权利。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一）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二）结语2006年5月9日，金陵晚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南京一位年仅5岁，名叫龙龙的小朋友意外发生车祸导致昏迷，在龙龙父亲的情求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陈忠华教授与南京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共同给龙龙会诊，确定龙龙已经是脑死亡，虽然龙龙能依靠呼吸机呼吸，但最主要的生命体征已经不存在了，龙龙的父亲双眼含着泪水，拔掉了龙龙的呼吸机，对龙龙实行了安乐死，并把龙龙包括双眼在内的多处器官捐献给四位极需帮助的病人，而龙龙的遗体则送往东南大学医学院作医学研究。虽然龙龙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安乐死，但却可以做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安乐死立法提供参考。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公开讨论安乐死以来，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方各执一词。不少学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但进行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安乐死在我国尚不合法，但必须承认，罹患重病且无救助可能者的家属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等原因停止对患者的有效治疗而让其“自然死亡”的情形在我国客观存在。如何保障患病者得到有效治疗，最起码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使其能够安详、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在对生与死的权利仍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可考虑先行立法对这一特殊人群在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应有权利给予切实保障。参考文献：[1]Tom Jackson,Health Law Litigation Reporter.Novembe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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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临终关怀” 的调查问卷下面是我查过的资料1摘要】 目的 了解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护理。方法 对唐山市六所医院的护士进行了临终关怀态度及知识掌握情况的调查。结果 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但对相关知识掌握仍存在不足。结论 应系统的向护士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 【关键词】 临终关怀 护士 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组织-“圣克里斯多弗”关怀中心-由英国人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创立〔1〕，临终关怀也由此开始逐步在世界更多的国家、地区发展。1988年，天津首创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也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不被人了解到渐渐为众多人所熟悉的过程。临终关怀是指向临终患者及家属提供一种全面的照料，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使临终患者的生命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家属的身心健康得到维护和增强，使患者在临终能够无痛苦、安宁、舒适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2〕。为更好的提供临终病人的临终关怀、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依据，调查了目前临床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认识情况、实施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唐山市六所医院（其中三所三级甲等医院，一所二级甲等医院，一所传染病院，一所中医院）的护士。其中年龄20～50岁，平均年龄30.7岁，全为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67.7%。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经预试验校正。由作者亲自发放，调查对象自填问卷，统一指导语。共发放问卷263份，有效问卷26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98.9%。调查内容包括：1）一般资料（科室、年龄、职称、职务、学历）。2）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与临终关怀有关的知识的掌握情况。 2 结果 2.1 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基本态度 见表1。 2.2 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 见表2。 表1 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 略 表2 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 略 3 讨论 3.1 护理人员对于临终关怀的态度 “临终关怀”这一概念进入我国已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安乐死”也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生命质量，临终关怀事业是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必然需要〔3〕，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调查中有91.5%护理干预对的护士认为医院有必要开展临终关怀，大部分对晚期病人进行心理护理有效也是认可的，说明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只有48.5%的护士认可临终关怀的目标是预防慢性症状带来的痛苦，可以看出护士对临终关怀的目标不是十分明确。而认为护理临终病人有利于护士成长的有65.4%，也是同意率较低的题目，说明护理临终病人的过程对护士有各方面的影响。 3.2 临终关怀开展的场所 开展临终关怀的场所有医院、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以及社区每种场所开展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开展的方式、方法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医院是否有必要单独设立科室收治临终病人，同意者只有50.8%。医院并不是临终关怀开展的唯一场所，但每天都有病人处于临终状态，如何在医院更好的以适宜的形式开展临终关怀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3.3 提高护士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 虽然护士对临终关怀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仍缺乏系统的认识。调查显示，护士对临终知识的掌握情况不好，除晚期镇痛药物一题外每题的答对率均低于60%，最低的一题是关于临终病室应保持的条件，答对率只有25%。医院不是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普通医院的护士未能很好的将对临终病人的护理区别于普通病人，临终病人需要的心理、环境、营养等方面也就不能很好的得到有针对性的“特殊”对待。因此对于护士应进行系统的临终关怀知识的教育，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体现现阶段“以病人为中心”的现代医学模式，造福人民和社会。【参考文献】 〔1〕 刘艳.对临终关怀的探讨〔J〕.青岛医药卫生,2004,36(1):48-49 〔2〕 殷磊.护理学基础〔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1 〔3〕 余静,刘小国.我国临终关怀的现状与展望〔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3,3(10):1489-1491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情况的调查为了解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对北京市一所综合医院和一所肿瘤专科医院的120名护理人员进行有关临终关怀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7％护理人员的临终关怀知识处于一般水平，优秀率仅2.5％，以临终、临终关怀基本知识缺乏最严重。两所医院不同护龄、学历的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程度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临床护理人员普遍缺乏临终关怀知识。 2 “临终关怀” 满城难寻 金羊网 2006-12-03 15:13:43 专家指出：临终关怀服务尚未进入市民视野，亟待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许琛、通讯员 文燕媚报道：目前临终关怀在我国几为空白！昨今两天，首届生命关怀论坛在广州举行，主题为临终关怀。与会专家表示，眼下国内每年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需求者享受到临终关怀。记者了解到，广州没有一家公立医院设有临终关怀服务。 临终关怀是“稀缺资源” 在论坛上，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介绍，临终关怀是指对于走向死亡的人进行的“全人”（身体、心理、宗教信仰等）、“全方位”（自生病到死亡到丧事过程中病人及病人家属的压力疏导）的关怀，目的是减轻临终者及其家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临终关怀服务的主要人群应是众多平凡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慢性病缠身，死亡过程缓慢。要达到上述要求，既需要专业的医生、护士、护工组成的医疗队伍，也需要社工、宗教服务等人员。但目前这一服务在中国极其稀缺。 临终关怀与“孝道”相克 广州的情况如何呢？据了解，目前广州临终关怀服务工作还未大面积铺开。除宁养院外，仅有广州友好医院及一洲医院等两家民营医院专门设有临终关怀科，而公立医院都未设。 由于传统孝道根深蒂固，多数人对临终关怀持有排斥心理。广州友好医院老年关怀科一位医师称，友好医院在2002年专设老年临终关怀科，但一直生意冷清。广州一洲医院也存在病源不足的问题。为了有效利用病床，目前两家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都住进其他病种的患者。 记者采访发现，“临终关怀”并不能得到广州市民的理解。一位市民说：“让亲人在最后时刻由别人照看，怎么说我们都于心不忍，只有守着亲人才能够表达孝心。”也有市民认为：“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将病人推给别人，不是要承担不孝之名？”针对这种现象，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的“孝道”要求父母临终时子女要守在身边，而“临终关怀”则有点背道而驰，让中国人接受还需要一个磨合期。 广州将建临终关怀大楼 据了解，2001年以来，广州市共投入3.3亿元，建成了1239个“星光老年之家”，为老年人提供了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多项服务。但目前一些社会机构提供的临终关怀则形形色色，甚至漫天要价。因此，亟待建立临终关怀的专业队伍及制定统一标准。 “我国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能享受得到”，论坛上专家指出。缺口为何这么大？据分析，首先是临终关怀尚属于非医保项目，无资金保障；其次是正规医院一般不收治这类病人，因为不愿影响治愈率考核；还有就是经费问题，让综合医院承担临终关怀，难免长期的住院及重复检查等，医疗资源浪费，病人也开支过大。因此，专家们认为应主要由基层乃至社区医院进行。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广州将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据介绍，这座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位于市老人院，名为慈爱楼，能容纳200个床位，同时还设立ICU重症监护室，专门为临终的老人及其亲属提供服务。 3有人认为，临终关怀，其实就是把老人放到养老院等死，是子女不孝的表现。 什么是临终关怀？ 几百年以前，临终关怀，是指给虚弱或生病的旅行者以庇护。 而在现代，该词表示对濒临死亡的老年患者给予亲切的抚慰、良好的照顾和尽可能的帮助，使其安然故去。 最早对临终病人的照料是在1967年，在英国伦敦由桑德斯首创的圣克里斯多费临终关怀医院。 其后，1974年，美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 1982年，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在医疗保险计划（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 口老龄化、人们对有尊严地死亡的关注促使临终关怀的需求量大大增长。 谁需要临终关怀？ 在发达国家，临终关怀的对象是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即通常诊断生命只有6个月或不足6个月的病人。 按照规定，临终关怀医院不向病人提供治疗。 因为临终关怀的目的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通过提供缓解性照料、疼痛控制和症状处理来改善个人余寿的质量。 其中，病人的尊严是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 临终关怀强调病人和其家属的情感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精神的需要。临终照料主要是在病人的家中提供，当病人无法选择家庭照料时，临终关怀照料可以在医院、护理院、或其他设施中进行。 我们需要临终关怀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大量涌现，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 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不要以为临终关怀是将家庭成员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使照料工作社会化，是子女的不孝。要知道，临终关怀，不只需要医院、医护工作者，社会的参与，更多的，是需要家属的支持。如此，才能让临终者走得放心，走得安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终极关怀太多的迷障让我们忘记自己正在迈向死亡。关怀临终者可以让我们悲切地觉察到：不仅他们会死，我们自己也会死。当我们知道自己和众生一起正迈向死亡时，就会产生一种几乎心碎的脆弱感，感受到每一时刻、每个众生都是那麽珍贵。一、临终关怀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幸遇佛法，走上念佛的道路，对后生一大事不再担忧，人生之旅才算真正有了意义。但还有太多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平生无缘得遇佛法，即使有所接触，也难以生信，一期人生将成虚度。对於他们，我们可以在其临终的特殊时刻，用我们的爱心来传达佛的宏恩，使之也能信心开发、往生极乐。尽管会很生疏，还是让我们试着了解精神层面的知识，并对临终者提供最大的帮助。1、此生的结束生命结束时，生理上要经历"四大分离"的苦楚，全身有如重物压迫，意识暗昧，手足抽搐，忽冷忽热，气喘身颤，唾液乾涸，精疲力尽，容颜消失，眼不能视，耳不能闻，口不能言，犹如百千把剑割裂身体。临终者心理上要经历复杂的意识活动，首先是"全景式回顾"："一生善恶，俱时顿现"，生命中的一切逐一浮现，而且，不仅看到一生的事件细节，还会看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经受自己带给别人的一切感觉。当临终者看见自己的生命史重演时，会遭遇类似的问题："你这辈子做了些什麽？你为别人做了些什麽？"所有这些都突显一个事实：死亡是面对面接触自己的时刻，在死亡时，无法逃避自我的真面目。在此时刻，善业众生自忆先前所作令人喜悦的善事，陷入幸福的回忆中，无极苦逼迫於身，坦然而终；恶业众生对自己所经验到的许多事情感到羞耻，觉得那些似乎不是自己做的，生起恼恨、恐惧之心，众苦逼迫，犹如生龟脱壳，感觉天地崩溃，看到离奇幻相，听到古怪声音。2、临终关怀生命能留给临终者的，是深度的恐惧：恐惧离开所爱的人，恐惧尊严荡然无存，恐惧要依赖别人，恐惧此生毫无意义，恐惧因愈来愈强的痛而失去控制，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越逃避，它就变得越强大。临终者正在丧失他的一切：他的亲情、他的财产、他的身体、他的心。我们在生命里可能经验到的一切损失，当死亡来到时，全都汇集到一起，因此，临终者怎麽可能不悲伤、痛苦、愤怒呢？因此，我们要再三向他肯定：不论他感觉如何，不论他有多麽挫折和失望，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直接把自己放在临终者的立场上。想象躺在床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正在面临死亡，痛苦而孤独，然后问自己：我们最需要什麽？最希望眼前的亲友给我们什麽？我们将发现，临终者所要的，正是我们想要的：被真正地爱和接受。临终者期待被看成正常人而非病人，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替他按摩，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应该仁慈善巧地告知临终者：他正在接近死亡。临终者从直觉上知道自己已为时不多，却仍然依赖别人来告诉他。如果家人不告诉他的话，他也许会认为那是因为家人无法面对那个消息，然后，他也不会提起这个主题。这种缺乏坦诚的状况，只会使他感到更孤独、更焦虑。让临终者把他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温暖地鼓励他尽可能自由地表达对临终和死亡的想法，这种坦诚、不退缩地披露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临终者顺利转化心境，接受生命，好好地面对死亡。临终者常常会为一些未完成的事焦虑，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能释怀。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处理未完成的心事，他就不可能全然放下，就会紧紧抓住生命，害怕去世。首先亲友必须学会放下，学会放下临终者。如果我们攀援着临终者，就会给他一大堆不必要的头痛，让他很难安详地去世。临终者必须从他所爱的人那里听到两个明确的口头保证：一、允许他去世。二、在他死后，亲人们会过得很好，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坐在所爱的人床边，用柔和的语气告诉他："你将要过世，死亡是正常的事。我们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但我们不要你再受更多的苦。我们相处的日子，我们将永远珍惜。现在请不要再执着生命，放下，我们完全诚恳地允许你去世。"有些家庭拒绝让他们亲爱的人离开，认为那样才是对亲人的爱。让我们想象自己就是在生命边缘的亲人，想象自己站在即将远航的游船甲板上，所有的亲友都在岸上挥手道别，船已经离岸了，除了离开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此刻，我们希望亲友如何向我们说再见呢？尽力帮助临终者解脱对一切财物、朋友和亲人的执着，让他清楚交待如何分配财产，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清楚，这样才可以真正放下。临终者最后的念头，对未来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死亡的那一刻，心是完全不设防的，很容易被情绪所主宰，而最后一个念头或情绪会被极端放大，淹没整个认知。在诸苦交集的关头，素无宗教信仰的人难免会慌乱痛苦，生起恐怖、焦虑、贪恋、 恼等恶念，从而转生恶的境界。因此，四周的环境非常重要，一定要宁静和谐，在可能的情况下，让临终者死在家里，因为家是人们觉得最舒适的地方，在临终者能看见的地方挂一张佛像，使他眼中见佛，心中有佛。如果是在医院里，有很多方法可以提供帮助：带来一张佛像，摆一束鲜花，打开念佛机，建立一个温馨的氛围。亲友应提起正面的情绪和神圣的感觉，如爱、慈悲和恭敬，尽量放下攀援、欲望和执着，痛苦和悲伤将会破坏祥和的气氛，使临终者失去死亡时刻的平静。保持自然，保持我们平常的样子，单纯而平等地跟他沟通，让他感到我们真的关心和接受他。提醒临终者：他一生中有很多做得好的事情，让他觉得生命是建设性和快乐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美德上。当我们眼睁睁看着所爱的人离开人间，强忍悲痛不哭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亲友要提前把执着和悲伤处理掉：一起哭出来，表达出对临终者的爱，说再见，在死亡时刻真正来临前完成这个过程。在临终者断气的一刻，不要过度表露悲伤，因为临终者的意识在那一刻特别脆弱，亲友在临终者床边的啜泣，对他而言，犹如雷声和冰雹。3、助念我们眼前的人正经历着可怕的痛苦，我们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不知道该怎麽做才好，此时，应把我们的心整个开放给临终者，为他的痛苦生起慈悲心，为他启请阿弥陀佛的神圣力量，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阿弥陀佛会慈悲地出现在临终者上方，以爱心凝视他，以光明加持他，净化他过去的罪业和目前的痛苦。把阿弥陀佛的无量愿力以及西方世界的清净庄严在临终者耳边熏习一遍，使之生起往生西方的正信，告诉他："娑婆世界犹如火宅，没有什麽好留恋的。你若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愿生西方净土，到了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手持莲台出现在你面前，迎接你往生西方。你以前即使有再大的过失，也不要放在心上，阿弥陀佛不会舍弃任何一位众生。只要一心念佛，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亲友组成助念团，分班助念，使临终者随念，如果六字、四字圣号难以提起，随念一个"佛"字即可，如果连"佛"字也提不起来，心中知道有佛即可。（经云："临终不能观及念，但作生意知有佛，是人命终得往生。"）让临终者安详地死去，死后不要让身体受到干扰，让他的心保持宁静，并持续助念到最后的时刻（断气后八小时）。通常情况下，临终者往往不能了解阿弥陀佛的慈悲，唯恐念佛功夫不够，把握不住自己。阿弥陀佛泯念他颠倒散乱之苦，慈悲现身，垂手接引。临终者见佛显现，蒙佛光注照，身心安稳，如入禅定，自见坐金莲花，受生七宝池。阿弥陀佛对众生的临终关怀，可谓慈悲周全之至。多数人在昏迷的状况下去世，但他们还是会敏锐地觉察周遭事物。因此，不断积极地对昏迷者讲话是很重要的，首先对他表达明确的关怀，赞美他的善行，然后为他助念。二、帮助亡者由於缺乏对生命的了解，我们会认为对亡者再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这个信念只能加深我们的痛苦和孤独。其实，生死之间并无任何区隔，慈悲心的力量和温暖可以伸展到任何境界中。1、中阴身临终者断气大约八小时后，身体完全冷却，神识逸出体外，如释重负，但所见光明渐渐消失，神志也变得昏沈迷惚，在三日半之中，忽可出现一刹那的清醒，不知自己已经死去，呼唤家人的名字，寻求家人的帮助。或可寻见家人，如在梦中，对家人说话，却见他们视若无睹，想尽办法还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内心甚感悲哀、愤怒、挫败，"犹如鱼在热砂中受苦"。当发现自己没有身影、在镜子里没有反射、在地上留不下足迹时，才终於了解自己已经过世。承认已经去世所带来的惊吓，足以令它昏厥过去。三日半后，神识依我执和习气生成酷似前生的身形。因为处於由死亡到转生的中间状态，故称为中阴身。中阴身与生前形貌相同，身体完美（即使生前有残缺），身高如孩童，以气味为食，四大细微，非肉眼所能见。由意识所化的中阴身，能知他人所作、所思，有前知回忆及明白事理的特能，从前各生的经历在此时能随意活现於目前。中阴身耳根灵敏，虽游荡於远地，一闻召唤，必立即前来。中阴身有不可思议的通灵，能见到肉眼所见不到的事物，还能遥见其所应去处，随意往来於宇宙空间，无影无碍，欲往何处，随念即至，还具漏通力，墙壁、高山均能通过。中阴身有两种心理倾向：一、飘忽不定，孤寂凄苦。二、"依於淫欲倒心"。它不属於任何一道，当因缘成熟时，就会以各种方式转生。中阴身形成之时，习气的种子苏醒过来，顿觉清明，感觉"如同天和地又分开了"，此后进入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幻境。中阴身会重演生前的一切经验，重新经历很久以前的生活细节，再度造访所曾游历的地方，甚至包括"仅仅吐过一口痰的地方"。中阴身每过七"天"要被迫再次经历死亡时的痛苦经验。一切都在快速进行，前世的恶业以非常集中而混乱的方式出现。在中阴境界中，中阴身因不能宽恕自己而在心中呈现审判的景象：善心化成白色的守护神，重述前世的善行，为自己辩护；恶心化成黑色的司恶神，数记前世的恶行，提出控诉；业的镜子为审判的最终结果提供证据。在第一个七"天"，有两种平行的光明化现，一种是色彩明亮的佛光，另一种是色彩暗淡的轮回之光，认证前者则入佛土，认证后者则入轮回。通常，中阴身惧怕灿烂的智慧之光，而由习气邀集来的轮回之光却使它感到温暖。当业力的狂风吹起时，眼前会突然出现各种可怕的亮光、幻影、声音，又见生前所杀害的众生前来索命（这些都是生前业力的显现），中阴身在恐怖的黑暗中逃避，却被贪、 、痴化现的一白、一红、一黑三个深渊挡住去路，中阴身又 又渴，苦不堪言，被恐惧所征服，到处寻找避难所。事已至此，中阴身完全成为无主游魂，投生欲望不可抑制，但四面袭来的乌云、密雾、雷电、骤雨、猛火、恶兽、暴客、魔鬼使它到处逃窜，它孤苦无依，肝胆俱裂。同时，越来越强烈的六道之光前来勾摄，中阴身被自身业力牵引，应生何道，即随彼道之光而去，毫无选择馀地，於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处分别见宫殿、集市、战场、石窟、荒野、铁城等境相。极善之人生天界，极恶之人堕地狱，没有等待因缘的必要，所以不入中阴。信心深厚的念佛人，临终之时阿弥陀佛慈悲加佑，心中欢喜踊跃，顷刻间往生净土，也没有中阴身的过程。2、超荐诚如前面所介绍的，中阴身敏锐的觉察力使它特别容易接受眷属的帮助，因为没有肉身的束缚，它的心会变得很容易被引导，只要把善念导向它，就有很大的利益。帮助亡者最有力的时间是在受生中阴的四十九天内，尤其是前二十一天。在前三个星期内，亡者和生前的关联比较强，比较能接受家人的帮助。最有效的超度方法是称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我们用真爱和诚意为亲人祈祷。如同火会燃烧、水能止渴，阿弥陀佛一有人启请，就会立刻出现。当"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响起时，从阿弥陀佛身上所发出的巨大的光将 遍亡者的身心，使他得到彻底净化，把他从混乱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施给他深度、持久的安详，并迎接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当我们想到过世的亲人，每当他的名字被提到时，就把我们的爱心送给他，然后专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念多少，随个人所愿。亡者的神识在受到祈祷的力量引发之后，能够清楚地感觉我们的一切思想、念头，因此，可以毫无障碍地了解我们向他开示的教义，甚至不同的语言也不能构成隔阂。因此，开示的人应专心一意，而不只是照本宣科，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亡者是活在实际的经验里，比起我们，更有能力了解真理。对於亡者的帮助，并不限於死后四十九天。帮助过世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嫌晚。我们要帮助的人即使已经过世一百年，为他念佛超荐仍然是有益的。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论文

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从实施安乐死的具体操作来看，安乐死实施不具有可行性，安乐死其自身具有非常大的不合理性。而且，于社会而言，安乐死不是帮助病患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径，相比于安乐死，临终关怀或许才是给生命以尊严更好的途径。

1，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首先，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如果允许 帮助其 选择死亡，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或减少社会成员对病人生存愿望 的支持。人们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的第一感触将不再是：“你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而会渐渐变成：“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是安乐死了算了。” 安乐死的合法化会使已经病弱不堪的弱势群体处于一种“应该提出 实施安乐死申请的”暗示之中。

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惠及民生大众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缺乏完善的医疗救护和基本的法治保障。安乐死的定义中的无法救治的标准也因这一状况而无法准确判定，公民自愿摒弃生命权利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掺杂着许多无奈的其他原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自主。除此之外，民众中大多数对于安乐死认知模糊。

3，“安乐死”剥夺了患者的生命，是对神圣法律的蔑视与践踏，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道德上“安乐死”是对社会公德与文明的玷污与败坏，特别是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它违背了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充其量不过是虚伪的人道主义。

一个敏感而有尊严的人，会解读周围的信息。如果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放弃了，肉体痛苦再加上精神痛苦，将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如果这时候他提出安乐死，那意味着，他要求的不是安乐，而是他不希望再跟这个世界有任何联系了。这样的安乐死，是社会悲剧。

但是，“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实施安乐死有三个条件：

1，医生必须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2，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

3，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

1.安乐死并不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 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 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 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 2.安乐死的消极后果是可以消除的安乐死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与其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方式与杀人与自杀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果在对安乐死的界定和实施中缺乏限制，必然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鉴于安乐死在历史上曾经造成的人道灾难（希特勒曾经用安乐死对犹太人和残疾人进行过屠杀）和严峻的现实，很多人对安乐死的后果提出了担忧：其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赡养老人的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社会的悲剧。其二，当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继续接受救治，因而申请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这无疑是因为贫困而自杀，这必然形成社会的非人道。 其三，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这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其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利用安乐死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此逃脱法律责任。其五，安乐死容易让死亡成为一种义务，从而造成老年人的负担。比如，“一个中年人，上有要进养老院的父母，下有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既要为老人进养老院花钱，有要为儿子上大学花钱。假如他的钱数有限（这种情况往往很少见），只能顾及一头，供儿子上大学就供不起父母上养老院，供父母上养老院，儿子又上不成大学。如果自杀还没有成为一种‘义务’，这个人并不会认为父母继续活着是不应该的事，因而很自然地出钱让父母进养老院，让儿子别寻他路，他自己别无怨言，他父母和孩子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是，一旦自杀成了老人的‘义务’，希望别人自杀也成了社会可接受的合法念头。”[45]就第一种情形来讲，禁止安乐死并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作为第二种情形，如果既没有对这部分人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又不允许其安乐死，显然会造成更不人道的后果。而第三、四种情形，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安乐死本身，而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这些消极性后果应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安乐死。关键在于第五种情形。义务具有客观性，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有为他人和社会的福利而做出贡献的义务，必要的时候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与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权利并不矛盾。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义务，个人也有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能力甚至生命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的存在，权利和义务的消长也是在不断的变动中的，对人的生存权的维护并没有否定个人有牺牲自己生命的义务。而有安乐死的义务也并不意味着人就一定要自杀，安乐死作为义务具有客观性，但不能把安乐死的义务性质与自杀的合理性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认为安乐死是义务就意味着人一定就应该选择安乐死或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安乐死的义务是对应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存在，而人最终“应然”的选择是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结果。安乐死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并不在于安乐死本身，安乐死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的不健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解决的，如果因为困难而否定了安乐死本身，势必会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痛苦，造成更大的不人道。3.被动安乐死并不侵犯人的权利 从道德上来讲，“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在安乐死问题上，安乐死的特点就在于死亡的过程要由他人帮助实现或直接实施来实现。从主动安乐死来看，主动安乐死因为死亡是个人的意愿，作为参与其中的个人只不过是在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证明了死亡是个人的权利，安乐死就不是对生命权的伤害，帮助安乐死的人也不是杀人。这在前面已经做出了证明。安乐死是否侵害他人生命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到被动安乐死中，被动安乐死的特殊性在于被动安乐死的对象缺乏明确的意志表达，安乐死并非是对象本身意志的体现。被动安乐死是否就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他人有没有对被动安乐死的对象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一直是有关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难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从安乐死的对象来分析。被动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脑死亡者、脑瘫婴儿和植物人。就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讲。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有区别于正常人的以下特征：第一，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不具备形成人的意识的能力，不具备人的精神。第二，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的本质。从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看，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现在不是人，将来也不是人。他们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就不能在实际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脑瘫婴儿实施的安乐死就不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被动安乐死中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植物人。“医学上认为：脑外伤后连续昏迷不醒一周、半月左右者并不少见，苏醒的机会很大，惟昏迷持续逾一个月以上者始可称为一时性植物状态。逾三个月者为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itent vegetable state PVS），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permanent vegetable state） 则在多年随诊PVS之后，经MRI提供客观依据证实之后始可确诊。PVS每见于脑缺氧，大脑皮质广泛损害等严重脑外伤和脑血管疾病之后，患者貌似清醒，故有睁眼昏迷或醒状昏迷（coma vigil）或去皮质状态（decorticated state）去皮质综合证（apallic sydrome）之称。 因脑干（中脑、桥脑）上行性激活系统受损不重，故有不规则的醒觉、睡眠周期，患者对周围环境无任何意识反应，缺乏任何思维、情感、知觉、认知，无任何自发语言或自主四肢活动，对自身生存状态了无知觉，有如植物就地生根，故被称为植物状态，俗称‘植物人’。”[46]因此，植物人有以下特点：第一，植物人不同于死人，植物人在肉体上有生命特征。第二，植物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和其他存在，植物人至少与人还有一定的情感联系。第三，植物人也不同于正常的人，植物人缺少成为正常人所必要的意识，缺乏实践能力，作为重症病人，其生命特征的维持需要社会或他人给予必要的照顾和一定的医疗资源维持生命。植物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中包括这样几个要素，能动性（能动的能力即健全的人脑）、社会性、精神性，显然，植物人虽然具备肉体上的生命特征，但单纯是肉体生命并不构成人的存在。植物人与一般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不同，昏睡状态的人虽然暂时失去了能动性，但昏睡的人却没有失去能动能力，其能动性的恢复是必然的，而不是可能的。植物人不具备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也缺乏人基于社会实践和能动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性，所以，植物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但植物人也不同于植物，更不同于死人。因为植物人有恢复能动能力的可能，因此，植物人是潜在的人。而这正是植物人能否实行安乐死讨论的关键。反对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的人认为，植物人有恢复的可能，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安乐死，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实际是杀死了潜在的人。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发作而导致脑损伤，最终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从患病以后15年来，特丽一依靠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因为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否认女儿已经死亡，因为她曾朝他们微笑流泪并做出过其他反应。在这个例子中，从反对和支持的双方的立场来看，反对的人认为植物人有复苏的可能，作为潜在的人应该享有人的权利。而作为特丽的丈夫之所以支持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主要是因为特丽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权利和义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具有现实性。植物人的权利也不是单独的存在，植物人的权利要放到社会中衡量。植物人的生存是社会性的，它关系到与植物人有关的当事人的权利。植物人的存在并不是无偿的，如果植物人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条件，他们当然最好可以无限度的存在下去。但现实是植物人存在需要一系列人力物力的投入，植物人的存在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植物人的复苏的需要一系列的投入，而这一系列的投入只能换取将来的某种几率很小的可能，这就像进行一项投资，虽然，人的生命不能简单用投入产出来衡量，但维持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投入的巨大也不能不使当事人做出权衡。第二，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负担。如果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当事人是否有权利放弃对植物人的治疗。一个人不能对他人尽无限度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总是在相互的作用中维持一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坚持植物人生存权绝对，这必然超出很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也必然会因为植物人的生存而使他人是正当权益受到损害，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 植物人的权利与其他当事人的权利是对立的，在对立的权利中人们要寻求的不是对哪一方实行保护，而是要维持权利的平衡。在对待植物人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植物人的权利，而忽视了病人家属的权利。事实恰恰应该相反，在处理植物人的问题上，植物人作为被动的一方，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要以其他当事人来决定，而不应该仅仅参照植物人的权利。应该承认，其他当事人有照顾植物人的义务，虽然在义务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很难划定一个准确的度。一个衡量尽了多少义务就可以的准确的数量度。但当事人所能够承担义务的能力是有限的，植物人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对植物人的照顾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能力，所以，对植物人的照顾要以当事人所能够承受为标准，这不管是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可操作性上，都是现实可行的。“如果哪个个人已经停止存在，我们就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下去，或者说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忍住不去防止这么做。这个主张把个人与人类的一员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员处于不可治愈昏迷中，就是说这个人类的一员肯定永远不能重获意识，那么我们将认定哪个个人已经停止了存在。既然有一个属于人类的活体，那人类的一员则仍然存在。但是，在生命的这个归宿之处，我们应当主张只有杀死个人才是错误的。”植物人的生存是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的问题，植物人是否应该安乐死不是由单方面的权利义务决定的，而是要寻求所有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植物人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也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他人对植物人的生存负有一定的责任，超出了这个责任的限度之外，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植物人权利的侵犯。总结以上所述，对脑死亡病人和脑瘫婴儿实行安乐死并不损害病人的权利，而针对植物人的安乐死，只要处理得当，也不是对他们权利的损害。

我本人认为是可以的 安乐死是有人性化的 是根据本人的意愿 应该合法化论文

论安乐死在中7国的合法化7来源： 作者： 日5期：03-03-52 在人v类文2明漫长0的发展史中0，人i类对死亡q的观念在不x断地发展演变着。从5最初盲目畏惧死亡k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e，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e，人y类对死亡i这一j自然法则的心5理轨迹，反4映了q人k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8华和对生命保护力e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1，我们所要做的不o是是否接受死亡h，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r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r个u涉及d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6它一n出现，就不l可避免地引6起了x一a场旷日8持久i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m有几a十m年的历j史，而且已z进入i了z我国并日3益引8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4一a个j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n能推动其合法化6。本文7以5此为1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b立法步聚、内2容进行论述，以6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7立法。 一p、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安乐死一q词源于h希腊文2Euthanasia，其原意为2“没有痛苦的死亡g”。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c则是指“对于m现代医学条件下v无u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j，医生在患者本人r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j，为1减少3病人f难以2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y生命的行为2”。 根据这一k概念，笔者认0为2，安乐死问题实际上w是接受死亡j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2实质上e是以5生命终结法则为8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6式的处置。故可以4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3“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3”，而不g能将涉及s生命处置行为4作为0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1式，而不n是针对生命处置方7式。因为5生命处置方0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c者为7挽救生命，一o者为1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w是在生命处置方6式这一x层面上d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5仅8是在已z无t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d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5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0”，甚至可以4说是一n种“优死”行为5。 通过以5上i分3析，我们可以3明确以6下h几e个j观点：第一m，安乐死是一b种死亡f状态，不n是死亡u原因，故它不g能与o自然病亡i、病理死亡a和意外死亡p这三i种死亡r原因并列为5第四种独立的死亡r原因；第二e，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h无l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h，安乐死是人k工r控制的死亡f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j“安乐”，不w在使病人l“死亡b”。 二f、安乐死在中8国合法化4的必要性及k可能性 （一f） 安乐死在中2国合法化5的必要性 2、 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q断壮大y 安乐死作为8一p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n有之z，但作为1一o个t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z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t开i始的。并在以4后的岁月0中7愈演愈烈，发展成为0一b项新的人l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3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0国家就有人u开f始要求在法律上d允8许安乐死，并由此引4发了m安乐死应否合法化3的大x论战。从340年代到8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l些国家有人x发起成立了g“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5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c对安乐死问题的认4识不u清，并且担心2被人t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c”，社会上s绝大m部分0民众反1对安乐死。二i战以0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f始呈上p升4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w日4益增多。6573年美国建立了m安乐死教育学会。2461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2202年日3本举行了n“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r“尊严的死”的权利。6047年3月6，荷兰通过了g一j项关于u“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s有权要求结束自己d生命”的法案，成为5世界上h第一k个u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m利亚北部地区z也q通过了k类似法案。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2，进入g70年代，美、法两国支y持安乐死的比6率分1别为170%和54%。荷兰立下x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s有40万g人b。而日1本、瑞士u等国家支p持安乐死合法化0的人j也f与g日6俱增。可见0在一a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p由不x理解到理解，由反5对转而支a持。安乐死作为7人g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i，为7其立法的工g作也t是势在必行。 5、 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0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8一x种规范社会的工z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h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u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7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r所以3在我国作为7一w个d问题出现，就在于f它已b成为7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w我国目前还没有一e部专x门f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3而导致了e对生命保护的不c力f。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6将安乐死作为1犯罪来处理，以6此防止7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c杆打死”的做法并不n符合社会要求，从1而也m不o能使人c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i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0，各种半公2开v的或隐蔽的对病人q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1比3皆是，但法律由于d自身的不t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r能为3力e。例如，我国大w多数医院公6开u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z，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y种不o作为5的安乐死方6式。我国卫q生部关于v对晚期癌症病人o一p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a是在一h定范围内7对安乐死变相的认0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z特别是经济不m发达地区k，医院因缺乏1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5对病人a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s，或者病人h家属因费用太b高而根本不s送病人k入a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l的情况也x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j社会关注不n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k力d，人m们往往对此习j以8为0常，很少3有人g对此提出疑议，至于y追究当事人t的法律责任就更不k用提了q。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e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o利于w对人o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k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e对生命保护的力a度，不i但具有理论上l的可行性，也g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k。 （二h） 安乐死在中3国合法化5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30年代中7期因一g起医疗纠纷案件引1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6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f在一z步步深入z。这有利于a人y们真正认0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0为2，目前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5，理论上k要先解决两个x问题：第一v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5；第二d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7，即符合社会主义k的伦理道德与v人i道主义a原则。这两个p问题奠定了r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5、 安乐死的行为4不i构成故意杀人j罪 安乐死非罪化8是安乐死合法化8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b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e被形式上h的假象所蒙蔽，以1避免公5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m实施人x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7而有利于u实现对公1民人d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0一x项基本原则，“法无c明文3规定不c为2罪，法无t明文6规定不j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1没有明文5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3或类似行为5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7犯罪处理缺乏2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r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x个y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b应受刑罚性。这三v个z特征具有刑法意义g上p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b个q特征中5最基本的特征，也o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z个a不k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7当然不d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h特征。笔者认6为2以4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0。因为6如果说安乐死行为7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d说它侵犯了t人v的生命权。但是笔者在前文0已i提出安乐死不f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8人s依病人x承诺对病人x死亡v方2式采取的人d工c调控。它不e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2，它是在尊重病人s生命权的基础上c的对病人a死亡q方5式采取的优化2处置。采取这种优化3处置，不o但可以7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b格尊严，而且可以7减轻社会与m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从3这个r意义p上e说，实行安乐死不u但不n具有社会危害性，反8而对社会有益。基于w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8因不b具备社会危害性，也h就当然不c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2不k是犯罪。 最后，根据故意杀人k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0方5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w故意杀人i罪的客观方2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r二r者是两个u不p同性质的行为4，不l能混为5一p谈。第一r，二n者客体不p同。故意杀人f罪侵犯的客体是人b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n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8也k侵犯了o他人p的生命权。因为8被害人e非必然死亡s之p人q（不b是指终极意义f上r的死亡c），行为6人j可以1采取规劝6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n的发生，但行为6人k不b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6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其行为5侵犯了w他人e的生命权。安乐死则没有侵犯病人q的生命权。因为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k治之z症的垂危病人l。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0已t确定将终结。这是不u以6人u的意志为7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q法则而对病人g的生命终结方3式进行人h工i优化6。因此，安乐死不h侵犯人j的生命权；第二r，二p者主观方3面不n同。故意杀人j的行为8不k论其杀人c的动机是为5情为4仇6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k的生命，行为6人w都具备主观上l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4人w往往是在病人v主动请求下p，出于r同情、怜悯等心3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2是解除绝症病人a不v堪忍受之s痛苦，因而主观上q无t罪过，因此，从0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0不t构成故意杀人k罪。 综上h所述，笔者认1为6实施安乐死不z构成故意杀人c罪，也p不w应当将其作为3其他任何名义c下r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b应对其正名以0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6应该停止5将其作为0犯罪来处理，以2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q承担刑事责任。5、 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t的伦理道德和人u道主义t原则 安乐死合法化8的最大m障碍在于g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与a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v人z道主义j原则相违背。然而，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是一e种意识形态，属于h社会上h层建筑，是人k们关于v善与d恶、是与d非的观念和行为6的总和。在一x定社会中1人l们由于r所处的社会地位不r同会形成不k同的道德。而社会历g史条件的不o同，人n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y会发生相应变化2。因此，在现代社会中8，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人s们的道德观念不c断发生变化1时，评价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也h不j能僵化6不w变。 几j十o年来，西方3国家的民众对安乐死的认0识也o是经历a了f一u个l由不p理解到理解，由反1对到支u持的历l程。我国由于t对安乐死的研究才e刚刚起步，有人s反5对，认7为8它不w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人o道主义s，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j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人d道主义t，摒弃其中3不y适合时代需要的陈腐观念，吸收顺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按现代的伦理道德和人v道主义r原则去重新评价安乐死问题。 首先，传统的道德观念认6为5“好死不r如赖活”。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8，根深蒂固。因此有人l不l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t方2式，不m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7现代人v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k！因为6现代人s的道德观念认5为5死亡d是人o生的必然现象，一q个z人z不w但有生的权利，也l应当有死的权利。人t们渴望“优生”，也g需要“优死”。当一r个q身患绝症不k久b于w人b世的病人f在病痛难忍求生不z得求死不g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7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8病人o利益出发，不l应该为0所谓的“社会公4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s作为1研究对象以5期发现救命良方3，从1而忽视病人z万m分6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y个k理智的绝症患者为2了v不x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e以0安静方3式离开z人m世，从5而保持其人y格尊严时，我们有什7么a理由去反8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7那种靠人n工k方6式维持生命从5而延长8病人h痛苦的历a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p道主义d啊。 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v的子h女y迫于h社会压力e，在眼看着自己d父8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w不g支s持父2母实施安乐死。因为5怕被社会视为7“大t逆不w道”或“不m肖子v孙”。他们投入x大h量的人a力r、物力q和财力s进行毫无p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k带来巨7大p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t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d！现代的道德观念认8为8生与k死的社会价值也p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j一e。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u是符合道德，反8之t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k能治好的人n身上o，从3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g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x但违背了i公5正原则，也v不n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s持安乐死，从2而一u方3面可以6减轻病人g家属的负担；另一c方8面也a可以2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3，这种做法有利于m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l的道德规范。 最后，传统的医德认0为6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j要想方5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k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q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g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r以2为5然。笔者认4为4医生“救死扶伤”时不t但要保护病人q的生命，同时也t要重视减轻病人j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5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a。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s拿不s出有效救治手4段加以4解决的绝症病人y，要顾及a其根本利益及x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o同意的前提下j解除病人t的痛苦，而不v是采取徒劳无p功的办5法去增加病人g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r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g的尊严和权利。 综上n所述，在改革开w放的今3天y，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k潮中2，当我们以5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k难发现，安乐死并不j违背社会主义a的伦理道德和人q道主义o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8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w能够为1现实生活中5的人k们所普通接受。 三e、安乐死在中3国立法的几t项建议（一x） 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8涉及y人q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k泛的宣传教育，从5而为5立法打下l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8容包括： 8、 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x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o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7，是对死亡b方7式进行优化2的行为8。它是死亡b过程的文0明化1。 6、 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安乐死并不q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v无d法挽救的情况下e，尊重病人j的意愿，为5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 3、安乐死价值的宣传 安乐死一q方0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r方3面也t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x类的一g种文0明追求，是人r类死亡f的文2明化5，是社会文4明的重要组成部分6。 （二y） 由点到面逐步推广j实施 虽然安乐死急需社会为7其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诸多影响其立法的客观因素。首先，由于j我国幅员辽阔，不v同地区y的医疗水5平有很大o差异。因此，对安乐死上m关于m“现代医学上z的不c治之n症”的确认6，需要达到一x定水6平，具备一s定医疗条件的单位作出。其次，由于v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的文4化8背景，风5俗习h惯差别较大j，对安乐死的接受程度也i不n相同。因此，目前在全国范围内4全面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还不z成熟。但可以2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制定地方6性法规，试点性施行，分4层次过渡，从6而逐步在全国推广f开w来。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i部适合中3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z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从1而造成“合法化0杀人n”，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m） 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r法律责任 4、 安乐死的实施条件 （0）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这是实施安乐死最关键之g处。必须符合下b面两个k方6面：一h、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e患有不d治之v症，已m无m法挽救其生命；二g、病人p在临近死亡a期间，伴随有难以6忍受的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 对本项条件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k、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i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g，不t包括不s可逆性的植物人e、无s脑儿g及w先天f性重度痴呆儿f。因为2这些人v没有不f可忍受的痛苦，也a非临近死亡c的濒死病人c，故不p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第二v、患者的痛苦包括了n肉体和精神两个k方5面。这里因为6痛苦是患者个o人g的自我感受，与d人y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o个s肉体上r痛苦不b堪但精神上i仍1然保持乐观向上o的人k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z反5对病人q并无q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因此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q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k不f可。 （8） 安乐死的适用前提 基于y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r除患者本人q以8外的其他任何人b和单位都不r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3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i权主动对病人f采取安乐死。但是在特定条件下s，当病人i神志不h清，不y能清楚地表达自己o的意思时，病人q的近亲属（指父8母、子n女l、祖父4母、外祖父6母以8及r同胞兄弟姐妹）基于h与d病人o的血亲关系，可以2提出为0病人s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6病人t本人n的意思表示7。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8真诚之u委托，并仅2仅3是基于v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c目的而无l其它不p良之l企图。 （1） 安乐死的实施主体 安乐死只能由达到一s定级别的医院中0的有一c定资格的医护人i员在对患者进行了q严格的鉴定、审批程序后实施。其他人i员虽基于p善良动机实施仍7为3非法。 （2） 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必须是医生对为7病人j消除痛苦的一j切2必要且可实行的措施均已z采用过而仍8不i能制止2病人x痛苦时，为7达到解除患者不u堪忍受之l痛苦的目的而不c得已w实施。（5） 安乐死的适用方0法 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j道主义m原则。能达到使患者安然无t痛苦离开f人h世的基本要求。 1、 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基于y安乐死的特殊性，立法时必须对实施程序进行严格规定，以5防止2个s别人d钻法律空子f。笔者认0为7实施程序可分5为7三m个d部分7： （7）申请程序 必须在具有相当级别的医疗单位的确诊意见5和必要的医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t才e能提出。患者神智清楚时应由其本人p提出书3面申请；如果患者已j不h能表达自己e的意思时，则可由其近亲属提出，申请须无x不v良企图且由全体近亲属一s致同意。同意意见2应以0书2面作出并经公2证方7为0有效申请；如果患者无k近亲属，其他任何单位或个h人l都不p得为3其提出申请。 （3）审查程序 对申请的审查应设立专u业审查与z司法审查两道程序，从0而保证审查的科学与u公0正。专n业审查应由具有专z业知识并达到一z定水8平的若干t人d数以3上o的人b员组织进行，对所患不y治之e症进行复诊，尽可能防止3误诊发生。经确认8无a误后，在规定期限内5将意见7告知患者或全体的亲属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询问，如果仍5坚持的，则在规定时间内1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至少5应由地市州以8上u的司法机关承担。由法医和专e职审查人k员共同进行，由法医提出鉴定意见4，由审查人y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在批准前还必须再询问一u次，得到真诚的口h头表示8后才q能作出决定。批准决定须由审查小s组成员一z致通过才o能生效。生效后一q定期限内6将决定内0容通知患者本人b或近亲属代表。 （1）操作程序 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s员操作执行。操作必须秘密进行不n向社会公5开t。操作人r员必须是专p职的医护人k员，并有近亲属代表在场见0证。操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人e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u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7章。所有材料应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c员不c得擅自保存。 8、 违反8安乐死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6）擅自实行的刑事责任 出于c善良动机，医护人c员或近亲属未经申请或审批程序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1故意杀人t罪论处，但可酌情从0宽处罚；出于f卑劣动机，近亲属迫使患者提出或主动提出申请并获准的，则对其以1故意杀人e罪论处，应从8重处罚。 （8）不u履行或不c认3真履行职责的刑事责任 审查人e员未认5真履行责任，以1致造成重大s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d司法机关声誉的，应对直接责任人i员以2玩忽职守罪论处；违反4安乐死的法定适用方6法，以3残酷方3式实施的，应对操作人b员给予4行政处分7，情节恶劣的可以1玩忽职守罪论处。 （4）民事责任 对有上u述违法犯罪行为2的个n人d或单位，可以6由受害人q或其近亲属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包括医疗费、丧葬费以8及m其他相关费用。 总之f，我国目前有关安乐死的规范还很混乱。笔者在此撰文0的宗旨在于q呼吁尽快立法。这样才z能使其从7目前的无l序状态走向有序，从0而既有利于m个q人e也o有利于l社会。 h

安乐死合法化的毕业论文

个人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剥夺一个人生存的权利，任何安乐死的方式和行为都造成人的生命的结束，是对生命权的不尊重。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应该得到绝对的保障。可以避免因为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而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并且如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治疗一名濒临死亡的绝症患者，对其进行毫无效果的抢救，这实际上将会大大地浪费社会卫生资源。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他有权按自己的绝对意愿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自由处置，这包括生的权利，也应当包括决定死亡的权利。生存权利要被尊重，死亡的权利也不能被剥夺。我国几乎没有对安乐死进行立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中国现行法律对于安乐死虽然没有做出认可，但也没有明文规定安乐死行为是犯罪，因此，把实施安乐死当作一种犯罪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

安乐死应该合法化一辩稿

从人道主义讲是应该享有主动进行安乐死的权利，但是如果问题是想问安乐死合法化的话，那这个问题具体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难以判断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行使安乐死的权利出自权利人本身的意愿，即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如何保证其是完全出于自愿主动行使安乐死这项权利，或者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是在非胁迫等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主动行使该权利。这个如果不解决的话，是没法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几个典型的例子，1、多年瘫痪在床的病人，家庭已经无法负担高昂的精力和经济负担，但是本人并不想死。2、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但是拥有高额不动产/遗产的人。具体还有很多，但是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的原因，其权利人的主观意愿是不想死的，而从生命健康权为公民最根本的权利这一点来讲，就是事实上的侵权行为，插一句，自莎其实也是一种侵权违法行为。安乐死这个话题是我大学时候毕业论文的两个选题之一，其实这种问题搜一搜文库里的论文，很容易就获得答案了。

安乐死在国外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和理解，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逐步接收的过程中。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一定的基础，所以无所谓称之为作死，各人的观点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