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以研究公权力、公权力配置、公法关系和公法责任为主要内容。公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公法是指调配公权力内部或公权力之间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广义的公法是指调配公权力之间，以及调节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果从各部门的调整来看，公法就是典型的公法和非典型的公法或非典型私法中的公法部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最早由古罗马法学家提出的。按照乌尔比安的解释，公法是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私法是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公法调整国家或公共利益，它的一方主体应当是国家，与另一方主体一般是不平等的隶属或服从关系，公法否定私法自治，多以强制性规范为主。而私法则是强调私人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多以任意性规范居多，弘扬私法自治，以自治为其最高原则和精髓所在。公法与私法在调整范围，调整机制与其所维护的利益上存在本质区别。公法与私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立法理念不同：公法强令服从，注重权力运作；而私法关注意思自治，平等等价，注重权利的形式和保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正如德国学者基尔克所言：“公法和私法的区别，是今日整个法律秩序的基础”。
中西方法律文化认识现代法律科学及法律文化本质上应该只是西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中国法律文化”的提法仍然需要推敲，因为“法律文化”实在还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但是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移植“法律”的尝试，它比中国人发现马克思主义更早，但是中国人对它的排异反应却比对马克思主义更严重。我们必须找出中国文化中与“法律文化”相类似的东西与之相比较，以图根治这种排异反应。追本溯源，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下起步的，因此，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对这种冲突的性质、机理、根源和形式等多方面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地立足中国、合璧中西，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法制。有鉴于此，探寻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和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很独特，相对于西方世界——她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奴隶社会阶段，因为她没有留下能与其他文明相提并论的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的遗迹，而且时间很短，我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很不发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阶段更短暂，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还是她的封建绝对主义时期。长达两千年的建立在超稳态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绝对主义将一切产生“法律文化”的可能因素都消灭了。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差异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从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这可以图示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其特点是日益集团化。西方的法律本位则经历了一条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神到个人的道路，图示为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其特点是日益非集团（个人）化。不过，本世纪以来，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连带主义、民族主义则对西方法律本位一度产生了非个人化的影响。 从法律文化所体现的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中国传统法律中确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主要标志是民法和商法的发达。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西方法律在近代以前的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化现象。 伦理化与宗教性可以说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上最具对极性的差异。传统中国的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及清末而毫无变化。儒家伦理使传统中国的法律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这不仅使传统中国法律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它向现代的转变。西方法律文化从罗马开始就受基督教的影响，到中世纪时，基督教逐渐控制了世俗的法律，虽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法律在整体上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与控制，但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深入到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深处。 中西法律文化在体系和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是斗争和冲突的产物，法律文化总是反映着几种力量的斗争。“一切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律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我发现这一点是很难颠覆的。贯穿中国历史的斗争与西方社会不同，与经典作家们描述的也大不相同，中国社会没有产生出界限清楚地阶级再加上稳定的农业社会基础，包括广阔的土地大量的人口，因此她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结果都大不相同，一方面她的历史上不断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却中国社会改变很小，另一方面和平状态下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的结果是发展出了最发达的古代伦理学，而不是宗教和法律。我怀疑在发达的农业社会中似乎不可能产生法律，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因素包括法律都是产生在农业社会的“薄弱环节”——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城市，中国大陆的地理特征也断绝了这种可能。 在中国培植西方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清楚，“体用”之争已经过时了，把新芽嫁接在朽木上新芽还是要死亡，必须将这株新芽种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地”上，让古老的“土壤”能够接触到新生命的根系，让它们之间互相适应产生出新的生命形式。中国要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进步有所贡献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说，每一文明都有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不同文明的理想自有差异，但都是人类心性的表现，都是人类对生活秩序化和正义性的追求。这提示我们，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
公法、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时代。而把这种划分与经济法联系起来，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认识公法、私法划分的价值及其如何处理好公法和私法的关系。一、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关于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法学界看法个有不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1、利益说（目的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为公法，规定私人利益的则为私法。2、权力与权利主体说，即以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的管理服从关系的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相互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则为私法。3、 主体说，即以规定国家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作为主体一方或双方的为公法，规定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的则为私法。4、意思说（意志说），即以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的管理服从关系的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相互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则为私法。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根本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法、私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区分也是必然的。过去搞计划经济，公法掩盖了或者说取代了私法关系；现在搞市场经济，应当恢复私法的本来面目，因为市场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公法和私法两种因素是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私法的实质是保障合法权利问题，公法的实质是正确运用权力（准确地说是公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问题。换言之，是关于“民本位”和“官本位”的关系的问题。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要有私法，又要有公法，而且可以说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是以私法为基础，以公法为主导的，许多经济法律正是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的结合体。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从法律角度上考察，正是公法、私法两种因素分别作用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承认公法、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它们的界限。有些学者将问题提得更加尖锐，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得区分并真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2〕的确，政府的职能和行为的规范化，企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的规范化，莫不与法律的科学性相关。公法、私法的划分和组合是法律的三、我国立法目前应如何处理好公法和私法的关系1、坚持公法和私法的法律划分。法律区分公法与私法，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代法的基本原则和法秩序的基础，我国要完成现代法制建设，不能没有公法和私法的二分。2、完善法的分层结构，树立宪法的崇高地位，并以确立和维护基本人权作为我国当今宪法的基础。宪法至上和尊重人权是另一项现代法的基本原则。今日之公法和私法的分立关系已不是简单的公私法对立关系，而是在宪法和法律分层基础上的以宪法作为共同基础的公私法分立关系。宪法本身既是公法一部分，又具有最高阶位性，是一国全部公法和私法的共同最高基础。宪法必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自身和全部法律的最高原则。3、在必要的范围应适当模糊公法和私法界线，确保“社会”目标的实现。现代社会国家负有社会照顾、促成社会福利的义务，个人亦负有顾及社会保护、维护社会正义、善待弱者的义务，因此之故，现代法律在必要的范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分离，应引入“社会法”。4、妥善处理好行政立法的定位。在现代人权宪法和福利国家的观念下，行政法受到两个重要的定位限制：一方面，行政法应该从干涉行政发展为兼顾服务行政，在必要的范围进行扩展，并同时在行政形式上进行翻新。市场经济和福利社会欢迎善于提供服务的积极政府。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个方面，行政法是为规范政府权力、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个人自由而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越多，意味着政府权力受到的限制越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越受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在立法取向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一些行政立法直指个人的活动自由，无端限制个人受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例如前不久废除的收容遣送办法，这种“行政法”越多，政府的权力就越具有任意性，个人自由就越受限制。所以，一些学者大声呼吁“市场经济法律越少越好”。准确地说，其实是呼吁我国行政法的正确定位，行政法并不是越少越好，该制定的还是要制定，不过不应该指向个人自由，而应该是指向限制政府权力。市场经济害怕的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5、私法立法应注意多元化。我国的私法传统一直刻意采取了统一模式，民商合一色彩很浓。但是，现代社会是无限丰富、多元发展的社会，私法生活应该是复杂多样的。现代各国的私法一般呈多元结构，在一般私法之外，承认商法、劳动法、营业经济法、无形财产法等特别私法的相对独立性。我国属于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差异比较明显的国家，私法生活的内部区分应更具有现实基础。在今后，随着立法技术和立法手段的完善，我国私法立法应取实际态度，在私法的一些特别领域进行特别调整，建立一个多元的私法系统。最后，我国有学者还提出，在公法与私法分立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公法和私法孰为优位的关系处理问题。在我国，基于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国家性质，今天应抛弃国家中心主义的法律观，确立私法优位主义，使私法较之公法更具有优越性。
学法律的 把法条看好就行了！
百科全书出版社出过一套经典的法学著作，比如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等。也有关于英国合同法的。
权利一般是私权，个人个体的资格利益，是凭借法律加以确立和授予。权力一般是公权，是国家机构的强制力，凭借国家政权加以确立和授予。
公权”与“私权”的划分是对“权威”与“自由”关系的界定和确认,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是：（1）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共权力有效行使的保证.如果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对“公权”和“私权”做一个划分,从理论上提供理论依据,从法律上提供法律保障,这就为公共权力机构有效行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法律准绳.使权力得到有效行使和利用；（2）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的保障.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公共权力机构或者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或者出于机构工作人员的私利目的却往往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侵害.如果对“公权”和“私权”进行明确划分,就能从法律上对公民权利实行有效保护,防止公共权力机构对公民权利的损害；（3）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能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从理论上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并从法律上赋予公共权力效力范围,规定公民权利保护范围,为二者各自的活动界定范围,能够有效防止“公权”超越其界限而产生的对“私
一、“公权”与“私权”划分的意义 1、“公权”与“私权”的定义及其性质 “公权”即指公共权力，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政治主体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和力量”。公共权力指的是公共行为主体对公共性为客体的制约能力和力量。“私权”即指公民权利。公民权利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公民权利的外延大于政治权利的外延，指的是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权利。其中，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是公民权利的首要内容。利益的存在形成了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的根本理由，利益的内在矛盾特性决定了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特性，形成了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存在的基础。 （1）公共权力具有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公民权利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和最高权威性，公共权力部门（个人或机构）得到公众授权，代表公众行使公共权力，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公民人人生而平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信念。因此，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完全一致的时候，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个人利益和权利将得到保护。但是，一旦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公民权利就会受到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力部门和个人的威胁和侵害。此外，社会成员出于个人私利，也可能会违背公共权力意志，增加公共权力运行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公权”与“私权”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界限不清的问题。如果从理论上对“公权”和“私权”进行的界限进行清晰的划分，从法律上对“公权”和“私权”的界限进行明晰的规定，就能保证公共权力有效行使，并使公民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2）公共权力表现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公民权利表现为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主和自由。公共权力因为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得到法律的授权，因此，公共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在非公共领域的私人领域内，公民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享有绝对自由。划定个人自由范围，由法律做出规定，并通过确认公民权利的形式予以保护，对于公共权力机关（政府）合理合法行使其权力，保护公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2、“公权”与“私权”的划分及其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1）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共权力有效行使的保证。如果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对“公权”和“私权”做一个划分，从理论上提供理论依据，从法律上提供法律保障，这就为公共权力机构有效行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法律准绳。使权力得到有效行使和利用； （2）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的保障。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公共权力机构或者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或者出于机构工作人员的私利目的却往往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侵害。如果对“公权”和“私权”进行明确划分，就能从法律上对公民权利实行有效保护，防止公共权力机构对公民权利的损害； （3）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能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从理论上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并从法律上赋予公共权力效力范围，规定公民权利保护范围，为二者各自的活动界定范围，能够有效防止“公权”超越其界限而产生的对“私权”的侵害； （4）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民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能够对公共权力有效行使提供保障，对公民权利实行有效保护。权力的范围有所限制，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并受到约束和监督，权利得到合法保护，这是对社会秩序的基本确认。经验事实表明，权力的滥用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使权力得到有效限制、权利得到有效保护，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 二、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界限的界定 划分“公域”与“私域”的界限，界定“公权”与“私权”的关系，究其本源，就是对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界定。 个人利益：指的是从公民个人角度出发，基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基础之上，源于人们生理、心理需求的物质及精神需要。 团体利益：就是出于同一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共同利益。部分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成员个人利益的交叉就构成团体利益。 公共利益：是政治共同体（国家）内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统称，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所形成的总体意志和要求的表达，是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上升到全社会范围内的利益意志的表现。 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既有协调一致的时候，也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在二者一致的时候，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意味着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反之亦然。当二者不相一致、甚至发生冲突的时候，划分二者的界限就显得非常必要。这种划分在理论和实践上就体现为法律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自由范围的确认。 三、权力与政治权力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按其吩咐做事的能力，是一套执行政策和决定的能动的工具。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对人的制约关系，是权力施动者对受动者的制动关系，同时受动者也对施动者和权力过程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其次，权力是一种能力，是一个人或者机构对另一个人或者机构的驾驭能力和制约能力；权力是一种工具，权力作为一种工具手段，是行使权力、执行政策的载体和依托。 政治权力强调的是权力的政治特征，是权力现象在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和体现。政治权力表现为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它在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社会公共权力。根据有关权力的一般理论，政治权力是一种政治能力，也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反映的是一种政治关系，即支配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政治权力在政治生活中还更多的表现为国家权力，反映了国家权力机构实现公共利益的行为能力。 政治权力具有如下特性： （1）权威性，政治权力的行使要得到全体公民的认可，得到法律的授权，因此，政治权力带有一定的权威性； （2）支配性，政治权力是一种支配力量，掌握了政治权力，也就掌握了社会的支配力量。掌握了社会的支配力量，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价值和利益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正由于此，政治权力才成为社会势力展开角逐和斗争的焦点； （3）强制性，政治权力也是一种要求政治服从的强制力量。它一般通过严密的组织，以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军事的等多种手段作为备用，奖励和惩罚是它的基本原则。为了实现政治服从，暴力往往是后盾； （4）扩张性，政治权力具有自我扩张和膨胀的能力，它的应用边际直到遇到阻力和反弹而不能前进为止。而且，有权力的人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所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化”； （5）排他性，政治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倾向于排除其他权力的介入。 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力量，它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组织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从消极的方面讲，它也是实施专制和暴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恶”。这就要求我们在肯定和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对它保持高度戒备，限制和约束它行使的范围和方式。 四、权利及权利观念的变迁 所谓权利是指某人或某一群体所享有的从事某种行为的资格或正当性。在常见的讨论中，权利一般被分为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前者被归结为正式的法律和行为规则，具有强制性；后者被认为是一种道德的主张或哲学观点。人权和早期的自然权利，均属于道德权利的范畴，尽管现在也经常被引申为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内容。 对权利的认识和阐述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对权利的上述基本划分（即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划分），都包含了这两个不同的角度：积极的权利观念和消极的权利观念。消极权利观念划出一个行为不受限制的领域，约束他人，尤其是约束政府不要侵占“我”的领地，那是“我”的权利范围。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公民自由如言论自由等，多属于这种权利观念。这种权利观念在实践上要求政府和我们的同类不要干涉我们，让我们自己好生呆着。积极的权利观念要求别人，特别是政府给我们提供资源和支持，因而，要求政府和我们的同类要对我们承担责任。社会和福利方面的权利，如受教育权利，社会受益等权利，多属于这个范畴。这种积极的权利观念在实践上要求政府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提供服务，保障社会资助。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范围内权利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权利”指传统的自由权和公民权，如宗教宽容，免受专制逮捕，自由言论、自由选举等权利。第二代“权利”指社会经济权利，如受教育权利，居住、健康、选择职业和保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权利（这被认为是较为激进的主张，但基本上还属于个人权利观念的范畴）。第三代“权利”指向社团和群体，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权、民族自治权、维持整体环境和经济发展权等。如果说第一和第二代权利基本属于个人权利观念范畴，那么，第三代权利则过渡为团体权利观念。 政治权利一般指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政治自由（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权利）、政治参与（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和社会平等（如种族、民族、性别、教育等方面平等权利以及平等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利）三个方面的权利。 政治权利的内容在早期关于人权的若干历史经典文献中就有明确体现，这些文献包括1679年英国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等等。当前，各国对于政治权利的规定主要见之于国家的宪法中。
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由四个：被滥用的权利本身是合法的；当事人有滥用权力的故意；滥用权利造成了损害；损害与滥用权力行为有因果关系。
权利滥用是指权利人行使权利超过一定的界限，损害了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是对他人权利行使的限制。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又叫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活动应当遵守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滥用自己的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公权滥用的危害：
一、公权滥用侵害弱势群体权益
所谓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等等都己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并且这个群体目前在中国人口中仍占大多数。
尤其是他们面临着权利困境，各方面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矛盾和压力会导致他们内心的焦虑与矛盾。然而公权人员在公权施行中发生的种种滥用职权痼疾，更是直接侵害弱势群体的权益。诸如垄断自然资源、就业资源，垄断信息、垄断热门产业，刮民脂膏、贪得无厌，对弱势群体横征暴敛。
有的扰乱市场公平竞争，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形成行政垄断，使弱势群体发展受挫；有的官商勾结，征地拆迁中应当补偿给拆迁户的补偿款被挪用、克扣，补偿标准被人为压低，回扣部分进入个人腰包。
有的在具体实施低保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搞“人情保”、“关系保”，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纳入低保对象，致使一些真正生活困难的家庭，却被驱于低保政策之外等，虽然公职人员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其内容与法律、法规设定该职权相差甚远。
二、公权滥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党和政府贯来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但部分公权施政者却滥用公共权力，人为地制造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直接破坏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破坏了公共权力通过再次分配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帮助弱势群体的原则。
同时，公共权力的滥用诱发了社会道德的失范。公权施行基本上都是官员，官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遵守社会道德，成为社会表率，应是他们的天职。可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如果政府这些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注1）最后，公共权力的滥用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信任，只有相互信任才能把社会不平等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而，由于公共权力施行中腐败的顽固存在。
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存在质疑，而且对党的执政地位产生忧虑，这种怀疑和忧虑又增加了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的难度，在某些领域造成公平正义进展缓慢的被动局面。
三、公权滥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把“官场上存在严重的腐败和权利侵犯”，视为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注2）。
这是因为，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起点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少数公权施政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拉大了社会人员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正义。
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中，无论是社会分配不公，包括就业机会、创业资源分配的不公，还是腐败和权利侵犯，都只有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才有条件做到，并且这种腐败和权利侵犯痼疾，根本原因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换，公权力成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种现象不是一时一事所能停止，而是越演越烈，成为一种官场病态，成为施政官员的一种恶劣习惯，由此把社会贫富差别愈拉愈大。
四、公权滥用激化矛盾催生犯罪
近年来国内外法学界研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公共权力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导致激情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注3）。这是因为现代犯罪学早就指出，“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
可以这样说，公权力对弱者的侵害，不仅有诱发激情犯罪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促使激情犯罪行为转化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地步。尤其是一些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主张一方，权钱交易，警匪勾结、草菅人命，渎职犯罪等，不仅成为不良痼疾，且大有泛滥漫诞之势。
如近年来各地不断上演的死亡拆迁、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铲车压碾、开胸验肺、被精神病等激起民愤的事件，与孔子感慨的“苛政猛于虎”不相上下。这些横行无忌的行为，群众早己痛恨己极，不少民众心中都憋着一团怒火，一旦遇上对抗公权力的群体事件。
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民众即会愤然加入，最终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使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全国各地不少类似事件告诫我们：公权滥用的痼疾，不仅是激化矛盾的直接因素。
而且是催生危及党执政地位潜在因素的主要祸根，在当前全党“汇聚推进改革强大正能量”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彻底清除，以确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顺利贯彻执行。
2022思想道德与法治大作业咋样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如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公平正义、制约公权、保障人权。其中党的领导是法治理念的政治内核，人民民主是法治理念的制度根基，依法治国是法治理念的第一要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制约公权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原则，保障人权是法治理念的精髓所在。
1、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共权力有效行使的保证。
如果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对“公权”和“私权”做一个划分，从理论上提供理论依据，从法律上提供法律保障，这就为公共权力机构有效行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法律准绳，使权力得到有效行使和利用。
2、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民权利充分实现的保障。
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公共权力机构或者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或者出于机构工作人员的私利目的却往往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的旗号，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侵害。如果对“公权”和“私权”进行明确划分，就能从法律上对公民权利实行有效保护，防止公共权力机构对公民权利的损害。
3、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能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
从理论上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并从法律上赋予公共权力效力范围，规定公民权利保护范围，为二者各自的活动界定范围，能够有效防止“公权”超越其界限而产生的对“私权”的侵害。
4、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是公民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
对“公权”和“私权”进行划分，能够对公共权力有效行使提供保障，对公民权利实行有效保护。权力的范围有所限制，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并受到约束和监督，权利得到合法保护，这是对社会秩序的基本确认。经验事实表明，权力的滥用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使权力得到有效限制、权利得到有效保护，这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
扩展资料
公权与私权的关系
公权和私权是法治社会的两大基本权利范畴，法治社会的一切问题一切都要围绕这两个范畴展开。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公权和私权都是基于民主程序、按照法律规定产生和行使，都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护。私权是私人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但公权的行使也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这一点来讲，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冲突。
公权与私权存在紧密的联系。公权，原则上都需要法定，这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即公权法定。税收法定、预算法定、法无规定不得为等，这些都是公权法定的具体化。
虽然公权和私权有区别，但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双方存在密切的协调关系，再者法治社会需要两者相互协调才能构成法治的基石、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在：
一方面，私权必须有赖于公权的保护。私权主要涉及到个人利益，但也必须在国家法治框架内行使。很多情况下，私权还是要公权的行使才能得到保障。行政机关从事了大量的行政活动，旨在增进和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在保护私权。
另一方面，公权的行使也是为了创造和维持社会秩序，最终有利于私权的正当行使。公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秩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一个交易安全、稳定的秩序和良好、有序的环境，正是私权得到良好行使的基础和条件。如果公权过于软弱，不能在创建秩序方面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私权也是很难行使的。
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在所难免，其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是两种诉讼程序先后分别进行，但是处理结果却可能互相矛盾；
2、是在一种诉讼程序进行时，另一种程序启动，两种程序孰先孰后；
3、是民事诉讼被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附带程序，是否能真正发挥民事救济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公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私权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选题题库1.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个案分析2. 论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公共导向3. 全球化语境中的公共物品概念解释4. 公共物品中的技术构成分析5. 论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技术理念6. 城市环境管理政策的实证研究7. 电子政务规划设计的实证分析8.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9.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10. 当代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11. 中国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的特色问题研究12.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13.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困境分析14. 政治理念与行政体制改革15.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16.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17.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18.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19.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20.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21.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22.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23.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24.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25.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26.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27.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28.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29.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30.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31.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32.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33.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34.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35.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36.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37.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38.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39.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40.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1.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42.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43.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44.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45.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46.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47.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48.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49.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50.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51.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52.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53.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54.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55.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56.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57.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58.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59.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60.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61.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研究 62. 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研究 63.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64.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 65.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社会工作介入 66. 论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管理 67.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68. 社会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69.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70. 论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完善71.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72. 试论行政不作为及其危害73. 行政补偿概念刍议74.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75.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76. 浅谈“政府上网”77. 论选人用人方式的创新78. 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激励竞争机制的对策研究79.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80. 简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其保障81.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机构改革难点及对策探析82. 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83. 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84. 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约束机制建立85. 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信用的关系分析86.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87.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市场化改进88.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89. 论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90. 政府财政教育投入比较分析91.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92. 试析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人本原则93. 试论激励机制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确立与作用 94.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思考95.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96. 当代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研究97.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98.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99. 浅析企业团体意识的培育100. 行政领导的方法与艺术101. 电子政府的内涵及对行政发展的影响102.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103. 地方政府竞争及地方保护主义研究104. 公共财政体制研究105. 信息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利用研究106.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薪酬研究107. 第三部门（NGO）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108. 公共伦理对于构建廉洁政府的意义109.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的建设110.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111.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分析112.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113.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构建114.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115.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116.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或宪政主义）去向的理论渊源和发展117. 政治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118.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119. 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影响研究120. 权力腐败中的59现象研究121.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22.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23. 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问题探析124.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125. 浅谈集体上访的原因及对策126.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127. 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128. 浅谈政府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129. 浅谈入世背景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30. 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131. 当前人力资源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分析132.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133.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134. 浅谈儒家道德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135. 浅析企业服务品牌的创建问题136. 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管理137. 浅析儒家思想对高校人事管理的启迪138. 浅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问题139. 浅论加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140. 试论电子政务的实施对推进政府作风建设的影响141. 浅析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142. 浅谈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塑造企业文化143. 社会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144. 浅析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145. 浅析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146. 浅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47. 浅谈社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148. 公共行政人才资源开发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149. 浅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及对策150. 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151. 儒家文化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影响152. 企业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研究153. 浅谈当代民营企业文化建设154. 浅析团队沟通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155. 浅析我国法治进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156. 浅析企业执行力157. 浅谈“公推公选”的目标定位158. 论官员问责制159. 浅谈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160. 乡镇合并后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61. 浅谈有奖发票制度的完善162.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国近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及启示163. 经营城市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定位164. 浅谈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165. 浅谈民营企业领导者的授权艺术166. 浅析我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定位167. “两委会”的矛盾及其对策168. 基层政府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169. 浅谈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170. 浅谈组织目标的制定171. 农村养老主体问题探悉172. 浅谈我国的行政区划173. 浅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174. 论我国社会救助的不和谐——低保户的保行为175. 论当代企业推行目标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76. 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存在的误区及对策177. 我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程序分析178. 电子政务—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179.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民增收180. 浅析政府在GDP与国民收入增长关系中的作用181. 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及管理现状的反思182. 浅析我国政府网站建设183. 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初探184. 浅析企业危机管理185. 浅谈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186. 从“鸡鸣狗盗”浅谈企业用人之道187. 浅论农村税费改革188. 农村基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困境与对策189. 浅谈领导者的能力素质190. 论在科学发展观下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191. 试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192. 企业公共关系沟通模式与价值分析193. 企业人才流失问题及对策研究194.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195.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196.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197. 行政绩效初探198.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199.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200. 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201. “守夜人”角色与政府主导型之辨202. 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向203. 论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204.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205. 地方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法制监督研究206. 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府公关的必要性207.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208. 中外政府经济职能比较研究209. 城市公共企业评价（或改革）探讨210. 论电信市场的政府管制211.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212. 我国行政监督的回顾与思考213. 各国行政监督比较研究214. 西方行政改革的研究215. 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改革216.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217.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要素分析218.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探讨219.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因与对策研究220.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2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基础教育管理、环境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222. 我国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223. 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分析224. 关于中国农民“离土”问题研究225. 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226. 试述农业保护政策227. 行政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比较研究228.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研究229. 试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23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思考231. 浅议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232. 我国乡镇机构改革的焦点与对策研究233. 论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234. 浅议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改革235.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理论探讨236.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237.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238.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239.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240.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241. 论政府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定位242. 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243. 拯救“志愿失灵”244. 培育志愿精神，奠定公共事业组织发展基础245. 牵手合作，共建和谐——市场经济添加下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246. 优化制度环境，发展公共事业247. 公共责任监督机制研究248.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249.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研究250. 社会团体治理结构研究251.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252.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253.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254.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研究255. 公共决策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256.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257.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258.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259. 公共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260. 中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探讨26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特色与发展262. 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初探263.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264.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初探265. 国家公务员制度考核研究266. 强化公务员绩效考评的思考267. 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268. 以人为本在国家公务员管理中的作用269. 论公共部门内部治理中的公平问题270. 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271. 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问题探讨272.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273.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274. 以企业精神打造公共事业组织275. 试论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及对策276. 提高企业培训有效性的对策分析277. 管理者开展有效沟通的路径研究278. 人力资源的战略与规划关系分析279. 浅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有效激励280. 民营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281. 人力资源之招聘分析282. 现代企业绩效考核低效之成因分析283. 论人力资源的柔性化趋势284. 提高员工忠诚度的对策研究
导师有两个意思
商法论文选题
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具有调整行为的营利性特征，又具有商主体严格法定等原则。以下是商法论文选题，欢迎参考。
1.公司人格制度研究
2.论累积投票制度对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作用
3.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研究
4.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
5.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6.试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7.试论公司资本比较研究
8.试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9.股份有限公司监督制度比较研究
10.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
11.试论少数股东权的法律保护
12.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义务研究
13.股东现物出资制度比较研究
14.试论公司法中表决权排除制度
15.试论公司法基本原则
16.试论公司法的价值
17.公司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研究
18.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
19.论公司法对股东出资方式问题的修改与完善
20.试论一人公司
21.试论公司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22.完善我国公司法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
23.股东会罢免董事的法律问题研究
24.试论公司法的理念及变迁
25.公司法的功能之比较研究
26.董事勤勉义务比较研究
27.试论董事利益保护机制
28.试论公司法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29.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比较研究
30.试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31.监事会职能比较研究
32.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比较研究
33.公司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34.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比较研究
35.股东资格问题研究
36.公司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37.试论公司债
38.试论公司的发起人
39.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40.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比较研究
41.试论公司法中表决权排除制度
42.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
43.试论公司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44.我国公司法监事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45.董事交易制度比较研究
46.试论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
47.关联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48.公司治理的司法保障
49.公司治理之国际比较研究
50.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51.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思考
52.股东大会初探
53.完善我国公司资本立法的建议
54.论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
55.虚假出资法律责任探析
56.企业集团中子公司的利益保护
57.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58.商事主体制度研究
59.非法人组织法律地位研究
60.论商法的特征及基本原则
1. 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手段加害他人之损害赔偿责任
2. 从案例分析的角度谈意思表示不一致时的法律效力
3. 干扰婚姻关系之“第三者”侵权责任
4. 母亲的探望权
5. 自管公房使用权私自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6. 买卖不破租赁
7.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
8. 试论民法重大误解制度
9. 恶意占有人的费用请求权
10. 冒名顶替之侵权责任
11. 业主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研究
12. 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
13. 间接代理——以《合同法》第402条.403条为中心
14. 论国家政策在民法中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
15. 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立法研究
16. 非婚同居房产纠纷
17. 小区停车位及车库归属法律问题研究
18. 夫妻忠诚协议效力探究
19. 城镇居民购买小产权房纠纷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20. 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21. 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效果归属
22. 论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23. 新法的困惑与制度下的阐释——区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与《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案型
24.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损害赔偿责任
25. 论遗产债权人利益保护──从放弃继承的角度入手
26. 意思表示之欺诈与侵权责任
27. 《精神卫生法》中 “被精神病”的法律探析
28. 出租人的通知义务——以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为背景
29. 侵犯信用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30. 法国亲权及监护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31. 论法人名誉权与商誉权之关系——以最高院(2012)民三终字第3号裁定书为视角
32. 冒名顶替行为的定性及侵权责任
33. 商品房认购书的法律属性
34. 第三人胁迫与第三人欺诈
35. 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
36. 从人格权保护角度界定言论自由的尺度
37. 自费留学中介服务研究——以中介委托合同为中心
38. 可撤销婚姻的具体情形
39. 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再认识
40. 侵犯肖像权的类型化研究
41. 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问题分析
42. 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保护
43.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确立特殊动产买卖合同中交付优先于登记的合理性分析
44. 表见代理中的本人过错
45. 继承放弃能否为撤销制度之标的
46.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之思考
47. 对情势变更原则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认定
48. 婚外同居财产赠与的效力
49. 夫妻房屋买卖纠纷中的家事代理权
50. 第三人代物清偿合同的性质及效力
1.论我国商法典单独制定欠缺的条件
2.论我国商法体系的构建
3.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审判的独立化分析
4.浅析我国网络交易的商法规制
5.中国民商立法及其模式选择探讨
6.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完善路径探析
7.《日本商法典》的修订
8.合作社商人化的共生结构
9.浅议商法的社会责任理念及其规则体现
10.商事行为制度浅析
11.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
12.商法中加重责任理念的司法应用及立法构想研究
13.我国商事登记制度问题研究
14.商法形成过程对今天我国建立商事制度的启示
15.商法学研究必须重视国际化与中国经验
16.民法典之外制定商法通则应为科学选择
17.电子可转移记录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18.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
19.商事仲裁与商法思维
20.商行为立法问题研究
21.商法思维法律适用性微观辨析
22.商事审判组织的专业化及其模式
23.论商法理念的时代动因
24.论商行为在相对商事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性
25.商事留置权及其扩张适用研究
26.商法的双向运动与现代商法的生成逻辑
27.日本法上的提单效力问题研究
28.组织机构数字证书在全流程网上商事登记的应用
29.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30.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31.对当代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探讨
32.商事行纪制度比较研究
33.我国商事失信惩戒法律制度的构建
34.商事登记效力问题研究
35.基于商法理念下营业转让的法律规制
36.从全球经济危机反思现代商法的制度价值
37.外观主义思维模式与商事裁判方法
38.浅析我国商主体的划分--试论个体工商户制度
39.商法解释理论的基点与法则分析
40.商法理念及其在商事立法与司法中的适用情况探讨
41.论商事裁判的代理成本分析进路
42.工商登记改革后商事司法权的定位及价值功能
43.我国商事登记的功能回归与制度完善
44.商事代理制度的比较法研究--基于两大法系理论和立法的分析
45.论我国商事登记审查模式
46.浅析现代民商法树立系统调整观念的必要性
47.民商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的现实融合
48.商主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49.依法治国语境下的商法建设
50.有关商事审判中的商法理念与审判思路探讨
51.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改革对税收征管制度的影响与完善
52.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体系构建
53.商事仲裁裁决法律适用方法研究
54.论商事代理商制度与完善构想
55.由“囚徒困境”引发的对商法互惠互利原则的思考
56.论中国商事立法法典化--以商人习惯法为视角
57.商法理念及其在商事立法和司法中的适用
58.商法总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探讨
59.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事登记制度的几点思考
60.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商法思考
61.权利外观理论视角下的现代商法价值
62.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商事登记统一立法研究
63.论我国商法的发展和民商合一体例下商法的独立性
64.论信息失衡的商事法律回应
65.我国商法立法模式探讨
66.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商主体--生态人法律模式建构
67.浅析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
68.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
69.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70.越南商事登记的法律效力
71.论商事权利研究范式
72.刍议民商法之发展演进
73.试论如何协调商法的公法性色彩和私法自治理念
74.民商法的目的价值探析
75.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公法属性之证立
76.浅谈商事登记的对抗效力
77.论商法的商人自治理念
78.契约权利下古代商事法律思想分析
79.商事登记制度的属性反思及制度重构
80.商事代理概念重构：法经济分析的视角
81.论商法教学中商务能力的培养
82.商法语境下公平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83.论商主体资格之取得要件及其表现形式
84.论儒家文化对我国商法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85.浅析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86.论营业转让行为的认定
87.新时期商法的基本原则探讨
88.我国商法引入经营者概念的理论构造
89.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完善路径探析
90.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民商法的创新
91.我国商法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92.城市流动商贩的商法规制探讨
93.浅析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标准
94.论我国商事法律制度构建现状及完善
95.从功能与效力的关系角度论商业登记效力的分类
96.现代商法对商行为的法律控制
97.财经类院校商法课程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98.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
99.完善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刍议
100.国际商法复合开放式教学法研究
在众多法律中， 公司法 的作用是加强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和职工保护 措施 。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公司法相关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问题
摘要: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不断 发展 ,各种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和 法律 诉求不断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面临着各种法律风险。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提高公司竞争力,成为 热点 问题。本文拟从法律风险防范理念、风险源控制、防范机制的构建及维护等方面加以分析,探索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司 法律风险 防范体系 探讨
中国 加入WTO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陷阱也越来越多,正所谓机遇和挑战同在,风险与利益并存。如何控制风险,使公司以最小化风险去实现最大利益,成为所有公司面临的新课题。从 历史 和现实来看,公司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前两种风险分别是以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为特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不可控性。
而法律风险往往是因估计不足或处理不当而引起的公司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常常会给公司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甚至是灾难性、颠覆性的损失,这种法律风险,通过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能够防范的,具有可控性。因此,一个 现代 企业 的领导人必须把引领企业发展的能力同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相匹配,否则很难谈上有真正的发展。可以说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树立正确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
2004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 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实行以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和事中法律控制为主、事后法律补救为辅的 工作原则。笔者也认为公司首先应当树立以事先防范和过程控制为主,以事后救济为辅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
1. 事先防范是基础。
事先防范就是公司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使公司的法律风险防患于未然,如果不做好事先防范工作,等到法律风险已经产生并造成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即使是请来了名气再大的“空降兵”,结果也于事无补。因此,事先防范工作是基础,是最重要的,这个理念一定要牢固地树立于公司领导人头脑中。
2. 过程控制是关键。
公司的业务起于谈判签约,之后是履约。谈判签约时法律顾问参与, 合同签得非常完美,对我方很有利,但是合同签完之后,在履约过程中,法律顾问也不参与了,其中双方来往的信函或者为某些履约细节形成了诸多的会议纪要,用法律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信函或会议纪要,它们就是原合同的重要补充部分,甚至足以变更原合同条款的约定。
这些过程必须有法律专业人才去把关,但在多数的公司业务运作过程中,往往大都注意合同谈判签订的阶段,在履约阶段的变更往往无人注意,最终导致法律风险产生,给公司造成损失。因此过程控制也是防范法律风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足以引起公司的重视。
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构建适合于本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公司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形成由公司决策层主导、总法律顾问牵头、企业法律顾问提供业务保障、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法律风险防范责任体系。
1. 从公司 规章制度 入手,建立健全公司规章制度,确保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化。
完善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行为,建立健全风险识别、监测控制和防范机制,使风险管理日常化、制度化,把风险防范工作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因此,公司规章制度从制订、审核到修改,必须有法律专业人才参与,确保公司规章制度合法合规、 科学 高效。在公司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企业法律顾问也应参与,坚持制度管理,重视提高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加大制度实施的监督力度,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2. 从机构建设入手,构建由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机构和企业法律顾问构成的三级企业法律顾问组织体系,是完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核心。
总法律顾问负责领导本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负责,企业应保证总法律顾问作为决策成员出席企业办公会议以及涉及重要经济活动的决策会议。企业应当建立法律事务机构,负责具体处理本企业的法律事务,法律事务机构对企业总法律顾问负责。
企业法律顾问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的专门人才,应积极履行法律咨询服务、法律审核把关、法律监督管理的基本职责,企业应当保证企业法律顾问享有企业经营业务的知情权和法律审核权,为企业法律顾问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自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颁布《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来,目前全部央企都设立了企业总法律顾问和法律事务机构。
据调查,笔者所在的河南省省管企业中,大部分都设立有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也有一部分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型省管企业设立了企业总法律顾问,按照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理念的要求,运行效果良好。
3. 加大对员工 法律知识 的培训力度,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公司单靠几个法律顾问从事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公司设立、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法律风险无处不在,每个环节上从事不同工作的每个员工,都应当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实际上,公司从购买原材料到生产环节,再到销售环节、货款回收环节、 财务管理 环节,各种法律风险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就要求公司每个员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每个员工都应当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最起码脑子中应当有一根“法律弦”,所以公司对员工进行法律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提高其法律素质,是完全有必要的。
三、重点抓好 合同风险防范和 法律 风险评估 工作
公司的生产经营目的大多是通过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去实现的,合同风险是公司最主要的法律风险源之一。公司决策者或法律顾问只有对预测到的法律风险进行评估,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将公司法律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
1. 公司合同风险防范体系。
公司合同风险防范体系的首要目标在于有效防范合同纠纷,努力做到零诉讼,以有效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笔者结合所在公司的实际情况认为,合同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需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应当全面梳理公司的合同风险。从客户分类、业务分类、交易模式分类出发,综合考虑产业链风险、 政策法规 风险,对公司的合同进行全面梳理,明确从哪一角度出发更适合公司合同的法律风险分类 管理。
第二,设计本公司合同模板。在对公司不同类型的合同进行归纳 总结 的基础上,建立合同模板。
第三,合同操作指引及风险提示。对合同模板的具 体操 作和操作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进一步作出详细规范。
第四,合同流程管理。包括:签订前管理、签约管理、履行管理、凭证管理、预警管理、评审管理。
第五,合同培训。
2. 公司法律风险年度评估 报告 。
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是公司商业风险管理的长期方案和目标。公司法律风险随着公司外部的法律风险 环境和公司内部商业战略的调整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后,法律风险应当重新评估,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也要做相应的调整。
例如《公司法》修改之后,很多原来适用的商业活动规则都将发生变化,公司章程修改就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这时,本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合同风险防范体系、公司重大重组项目风险防范体系、公司法律风险预警机制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此外,公司外部产业链变化、公司内部商业战略调整、商业安排调整都将使公司法律风险发生变化。
因此,公司有必要经常性地对公司法律风险进行评估。通过全面调查和梳理公司经营所涉的法律事项,并就公司年度商业安排制定出法律风险防范重点,提出防范预案。
主要内容包括:尽职调查、风险披露、方案论证、预案设计等内容。因此,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不是固定的,而应该是动态的,随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必须适时作出调整。调整之前的法律风险评估是前提,这也是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内容,必须引起公司的高度重视。
四、重视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维护
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形成之后,还须进行日常的维护,这里面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训。公司的管理层甚至是每个员工,都身处这个防范体系当中,每个人都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哪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给公司造成损失,所以有必要让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中的每一分子都熟知与其岗位相关的操作流程,这就需要进行培训,只有让每一分子自觉地按流程办事,才能保障不出差错;二是解释答疑。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员工甚至管理层遇到某些特殊的问题不知怎么办,这里就需要法律专业人员解释答疑,以保障体系运行不出偏差。这种防范体系的日常维护应由公司法律事务机构来执行。
总结
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是十分重要、十分艰巨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公司高层高度重视,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才能构建好、实施好。只有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各个环节运转良好,公司的法律风险才能得到有效控制,才能将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降低公司的生产经营成本,以最低的风险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律比较与适用
内容摘要：对现代企业而言，资本是公司的“灵魂”，独立是公司的“基石”，资本充足是公司独立的前提与保障。对于公司资本不足，很多国家是运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予以解决。我国目前虽未引入这一制度，但随着公司制度的日益完善，有必要对资本不足所引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条件进行论证和探讨。
关键词：公司法人格否认 资本制度 资本不足
现代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为其经营风险提供保障，即“公司的资产必须达到合理的范围”。当公司资产与该公司具体经营运作可能带来的风险明显失衡，亦即公司资本不足时，就有可能导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
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
从资本制度的适用来看，不同法系国家的判定标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实行法定资本制，公司在设立时出资不足会导致设立无效或被撤销，因此，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多与其他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结合，以便共同判断是否适用“直索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大多实行授权资本制，公司设立时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并不严，一般都无明文规定，判断是否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大多根据公司经营的事业要求，考察股东投资是否显著不足。而日本、法国等国实行折衷资本制(又称认可资本制)，介于上述两种资本制度之间，在授权资本的基础上，对首次出资数额、授权发行的期限等加以限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往往比较低，一般企业都能达到，因此，资本是否足够不是以达到法律要求的资本最低限额为标准，而应与企业的经营相联系加以判断以准确衡量资本充足与否。
从合同性质来看，资本不足作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因素时，针对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的效果不同。合同之债案件中公司资本不足，对公司的法人格一般予以承认，因为合同的订立是合意的结果，当事人应当能够预见合同所带来的风险，因此，对资本不足缺乏足够了解的过失不能要求对方全部承担，但如果股东以欺诈的方式使其他人错误地估量了公司的财力，可能导致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侵权之债案件中，资本不足通常是公司法人格被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债权人被动地进入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之中，并无注意的责任和相应的选择权，特别是当股东转移公司资产造成其偿付能力减少，不足以清偿侵权之债时，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而毋须考虑公司是否存在规避债务的恶意。
我国法律对公司资本不足的相关规定
我国公司资本严重不足的情形大量存在――既包括在公司设立之初，通过虚假出资证明等形式，也包括在公司设立后的经营过程中抽逃资本，使公司陷入空壳经营的形式。而因为有限责任、公司独立人格等制度，公司虽然资本严重不足，股东却依然能够逍遥法外。
为了规范公司经营，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在《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出资不足法定要求的，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而由开办企业的企业承担责任;但对出资已达到法定要求，即使达不到生产经营要求的，仍可认定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以法人财产为限承担责任。
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最低限额的企业法人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如何确认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法人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在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时，应根据“1994年批复”的规定处理，即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为了稳定经济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这类企业法人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前签订的经济合同，不宜因其注册资金投入未达到法规规定的最低限额而确认为无效。
从上述两个《批复》可以看出：判断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以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来衡量。凡达到此限额的，即使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也认定企业具备法人资格，只是在企业被撤销或歇业后，要求其开办企业在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凡达不到此限额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开办企业承担所有责任。即使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其签订的经济合同仍然有效。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当依据已查明的事实，提请核准登记该企业法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该企业的法人资格可不予认定。
我国与西方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
我国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立法虽然对出资不足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存在以下问题：出资衡量限额问题。我国以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作为企业具备法人资格的衡量标准，企业达到该规定标准并不困难，但在实际生活中，企业所需资本多少往往取决于其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单纯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来衡量企业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显然有失偏颇。对于出资不足引起的法律后果是企业被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是撤销企业或吊销企业营业执照需借助 其它 主体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进行，存在认定主体和执行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不同
首先，二者运用法律的后果不同，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对公司独立人格的个案暂时剥夺，而我国的上述规定是对企业法人人格的彻底剥夺;其次，被适用的主体不同，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被适用主体是实施滥用行为的股东，而我国法律规定的被适用主体不仅包括出资人，还包括一定意义上的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者开办公司的申报单位;再次，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同，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中实施滥用行为的股东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关主体承担的责任较为复杂，呈现多元化形式，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无限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趋同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除继续保持已有的立法成果外，通过其第十条创造性的规定了差额填补股东的填补次数，即“开办单位已经在被开办企业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了民事责任的，应视为开办单位的注册资金已经足额到位，不再继续承担注册资金不实的责任。”从而反向维护了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在《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以收购方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仍由其自行承担。但因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由控股企业承担。这就具有典型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性质。
《公司法》28条规定了股东“差额填补责任”，带有明显的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色彩。
完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建议
鉴于资本条件对于公司的重要性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公司资本的不守信用，我国应完善公司资本制度，并通过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对其中导致的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理，以维护社会的交易安全。
兼有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优点的折衷资本制是一种新的资本制度，其与授权资本制大体相似，但对首次出资的数额、授权期限等做出限制，已被多数原来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认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从长远看，我国今后也宜采用这种设立公司比较灵活的出资方式：公司资本除要达到最低限额外，还要与公司生产经营相适应;衡量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不但要看是否达到最低资本限额，而且要看是否达到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并且可以借鉴我国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比例限制的规定，对企业借款的比例做出限制。
在公司资本不足情况下，股东对企业的借款视为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认公司“股东”债权人的独立地位，也是一种公司法人格的否认;而在公司资本充足时，股东以借款方式所为的投资认定为借款，不得以此享有股权。
另外，公司在出现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导致公司资本严重不足，债权人特别是非自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视情况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原则，要求出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