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和近》虽只有短短的六句，却容纳了对历史反思的丰富内涵。“远”、“近”：是物理距离概念，这是客观存在，有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在情感作用下产生的心理距离却不同，“远”可以变“近”，“近”可以变“远”。诗中用“你”、“我”、“云”心理距离的变换，曲折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诗人对和谐、融洽的理想人际关系的向往、追求。诗中的“你”、“我”、“云”三个意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你”、“我”都生活在客观现实中、同属于社会的组成人员，“云”则象征着美丽淳朴的大自然。“你看我时很远”，这是地近心远，“咫尺天涯”：“你看云时很近”，这是地远心近，“天涯若比邻”。诗人这种“人远天涯近”的辩证感情方式已成为人审美理想的发展的方式，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观的创造。”这首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给人的印象是：自然而不自然，工巧而不矫饰。
给你几个论文题目顾城之死与女儿国的破灭 （邓晓芒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童心的复归——顾城之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诗人顾城之死也谈“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之死与“不无自我”顾城的死与人格缺陷顾城之死的文化解析本文试图从诗人对童话乌托邦世界的迷恋和皈依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放逐、迷失消亡，对情爱世界的欲望偏执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嗜血性发展，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焦虑和绝望三个维度梳理、解析顾城自杀...杨丹丹 《求索》2008年 第8期相关文献幻像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弃城《英儿》成书未及出版,随即传来顾城杀妻自杀的惊世传言,社会各界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惊异声、感叹声、唏嘘声淹没了事件。有评论者以道德尺度界定事件,顾城自私自利、为所欲为,《英儿》的全部内容章学珍 《小说评论》2007年 第S1期相关文献微笑而痛苦的灵魂——顾城诗作中的死亡意识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九十年代初的杀妻自缢事件对整个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坛因此众说纷纭，其死亡原因也因此成了一个神秘而难解的谜。本文正是从不同侧面在诗人逝去十余年后试着客观公正...任岩岩 《中华现代教育》2007年 第9期相关文献从女性观到死亡观——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分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不同的女性观——对女性的占有或对女性的崇拜，以及与这女性观休戚相关的死亡观。顾城的一生是追求“自我”的一生，川端的一生是追求美的一生。所以，...高华 王蕊 《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误读乎？真人乎？——对顾城死因的浅析及思考顾城在观念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读，导致其错误地想在现实中完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结果只是理想的破灭，狂狷与自私交织而成的变态人生观使他走上极端。张瑜 《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死亡的寓言从1989年3月26日海子的卧轨自杀开始，经过骆一禾的“革命性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直至顾城的杀妻自缢，诗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已经砰然发动。当我着手收编有关顾城的文本时，诗人自杀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朱大可 张灵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4年 第12期相关文献顾城的死亡意识对顾城诗歌意象的解读显示：回归自然和女儿国是顾城理想王国的最高境界，在理想的追逐与破灭中，又对死亡有着独特的预测性体验，最后漂泊无依的顾城渴望家并终于回归了“家”。许艳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3期相关文献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诗人最后的诗歌作品有一篇是可以当作遗言来看的，这就是《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世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死亡在诗人看来已经不是痛苦而悲哀的事情，只是行走疲惫后舒适的休息，心里充满着渴望与期待，而人世呢“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仍然是些说三道四苟且偷生的无聊人，他们把诗人的死当成饭后的谈资，如此麻木如此冷酷，这样无奈的人生诗人已经疲倦，他渴望宁静与长久的睡眠。 一切都得到了验证，诗人最后终于安息在他的墓床里，而世人也果然把他的杀妻案当成轶闻。是疯子也好是魔鬼也罢，诗人带着所有的谜团终于消失在茫茫黑夜中。一个偏执的任性的满脑子幻想与完美理念的生命，诞生于黑夜回归于黑夜，只把耀眼的流星光芒瞬间的燃尽，顾城，没人能读懂你没人理解你奇怪的运行轨迹，这就是你对我们的评价吗？
概述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基本信息栏中文名：顾城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北京出生日期：1956年9月逝世日期：1993年10月8日代表作品：《黑眼睛》《英子》《白昼的月亮》目录[隐藏]生平简介 顾城简介 顾城简介（2） 关于顾城 顾城的帽子 诗句经典 顾城:《给我的尊师安徒生》 顾城 童话诗人 顾城的遗书 生平简介顾城简介顾城简介（2）关于顾城顾城的帽子诗句经典顾城:《给我的尊师安徒生》顾城 童话诗人顾城的遗书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1956-1993)顾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顾工下放山东广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 做过搬运工、 锯木工、借调编辑等。 “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并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1977年起重新进入纯净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因为离婚与其妻谢烨发生冲突，谢烨受伤倒地，过程成谜，顾城随即自杀，谢烨于其后数小时不治。媒体捕风捉影称“顾城用斧头杀妻”，令诗人在后从童话诗人被妖魔化成精神异常的杀人恶魔，后蒙冤。（从顾城姐姐顾乡所做“顾城最后的十四天”中看，斧头只是偶然在场物件，跟案件根本无关。）1993年3月曾回国探亲，惨案发生时，值其夫妇从德返新西兰不久。顾城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烨合著）、《灵台独语》(1994年3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杨编）、《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城》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法等多国文字。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组诗《城》、《鬼进城》、 《从自我到自然》、《没有目的的我》。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编辑本段]顾城简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总计 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顾城后期诗歌艺术形式分析伍方斐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他注意鲜艳的亲吻像花朵一样摇动像花朵一样想摆脱蜜里的昆虫他注意到另一种脱落的叶子到处爬着，被风吹着随随便便露出干燥的内脏——顾城《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1985)顾城(1956—1993年)的后期诗歌，有一种反形式或超越形式的倾向。诗人对形式的放逐，是缘于他内在精神的充溢，还是缘于他对“自然”的崇拜，甚或他根本已意识不到形式与内容、结构与材料、技巧与意义等有关的或传统或现代的区分，这要通过分析他后期诗歌既有的形式和风格，才能作出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诗人对形式规则的放弃和否定，是与他对意义(包括文化规则)的否定和放弃相联系的。我们对诗人艺术作品的形式化研究，即是试图扼要把握其在⑴主题与母题，⑵意象、隐喻与象征，⑶语言与文体等艺术层面所呈现的因素，探讨其后期诗歌形式构造的本质。1992年底，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袖珍汉学》杂志的编辑采访时，谈到不断变化的“我”的阶段性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把自己诗歌创作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阶段(1969-1974年)、文化阶段(1977-1982年)、反文化阶段(1982-1986年)和无我阶段(1986年以后)。①本文所称“后期”，大抵相当于顾城所划分的后两个时期，但指的是1985年至1993年这个时间段，内部的分期则以1988年定居海外为界。按顾城自己的表述，在“反文化阶段”，“我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破坏的心理，并使用荒诞的语言”，在“无我阶段”，“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进入了‘无我’状态。我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②这“反文化”和“无我”两个阶段，本质上具有共通的一面，都带有明显的反人类与反人本倾向：“反文化”针对的是作为“类”的人及其规范个体行为的“文化”，而反文化的个体和非文化的自然在诗化世界中仍居于中心位置;“无我”则把对文化与世界的否定推向绝对，直至从根本上剥离和摒弃“自我”和“自然”，“无我”的“我”，“既是神，又是鬼，既是人，又是昆虫”，③这显然是对人的“人本”地位的彻底解构，是一种接近死亡又无死亡可言的无为无不为状态，“在我放弃了自己的时候，我忽然就自由了，我终于理解到了什么叫自然而然”。④这个后“文化”甚至也后“自然”的“自然而然”，成了顾城后期诗歌、诗学以至行为的核心。这也是理解顾城后期诗歌形式与结构因素的前提和关键之点。一、主题与母题如果按流行看法，把主题理解为中心观念、主导思想及“被人物、情节和形象具体化了的抽象概念”，把母题理解为“起着扩展叙事的基石作用的简单成分”(参见弗·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母题、典型、主题》)，那么，顾城诗歌后期各阶段在主题和母题方面明显地各有侧重：“反文化”阶段侧重主题，尽管因主题向母题靠近，意义神秘化，但主题仍不失其可知性与完整;“无我”阶段侧重母题，随着母题向意象的“淡出”及意象的具象化，主题与意义也零散化并逐渐消解，最后彻底消隐为不可知。这一倾向表明，顾城后期诗歌的主题与母题，已成为作品形式构造和功能结构的重要因素。在1985年至1988年的“反文化”阶段，诗人创作的主题，虽然在明晰度方面已大不如前(有人称他此期的作品“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神秘”，“是真正意义上的朦胧诗，除此的朦胧诗，只是一个误称”⑤)，但题材领域却已相对内敛、集中，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向母题回归、接近，有关爱欲、死亡与宿命的主题极为突出，其次是神秘和荒诞因素的加入，由这几个元素凸现的反文化与非理性精神，往往在不同的诗中有大抵相近的表现。在以《颂歌世界》(1985年)为总题的组诗中，爱与死是两个核心主题。其中，表现前者较突出的诗篇有《是树木游泳的力量》、《提示》、《本身》、《季节·保存黄昏和早晨》、《睡前》、《就在那个小村里》等。后者写道：“在你的爱恋中活着/很久才呼吸一次/远远的荒地上闪着水流//村子里有树叶飞舞/我们有一块空地/不去问命运知道的事情”。在这里，爱是对抗命运与死亡的方式。但在命运和死亡面前，爱是脆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微小的命运/如同黄昏的脸/如同草菊的光在暗影中晃动”(《封页》)。死亡几乎成为这一组诗中绝大部分作品咏叹的对象，如《方舟》、《叙事》、《如期而来的不幸》、《空袭过后》、《河口》、《丧歌》、《颂歌世界》、《硬币中的女王》等，均是集中表现死亡的作品。“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沦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方舟》)，象征生命希望的方舟带来的是被注定的死亡。“总有人要变成草原的灰烬/变成雪水流出村庄，乌鸦在枯萎/一枚枚沉重的鸟打翻了土地//……总有树要分开空气、河水，分开大地/使生命停止呼吸，被自己的芳香包围”(《河口》)，在诗人眼里，意识到死亡是生命和自然的另一种形态，死也就成为美和必然。这一主题在后来的《春天死了》、《墓床》等诗中有更绚烂、神秘的表现。到了组诗《水银》(1988年)，即“无我”阶段的开始，爱欲与死亡主题进一步母题化，最后合并为“自然”母题中的两个侧面，看似对立的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在更深处合而为一：“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像花藏好它的刺/因为我爱过/芳香的时间//……凶手/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我把刀给你们》)。这使我们联想到弗洛伊德(S.Freud)在《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一文中对诗人还原神话的原始意义的过程的描述，“打生命开始，母亲这个形象就以三种形式出现：母亲，根据母亲形象选择的爱人，最后，拥抱每个人的大地母亲”。⑥生命，爱欲，死亡(永生)，这是自然(大地母亲)形式不同、本质相通的三位一体的形象显现。“无我”的顾城，则摒弃过程与形式而直奔自然本体：“我们摘下熟了的果子/我们创造早已成功的东西//我们摘下已经熟了的果子/微微转动/光芒四溢/我们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案》)。自然成功地创造了一切，甚至创造了我们的“创造”，因此放弃自我创造而顺乎自然、回归自然并自然而然，成为诗人艺术与生活潜藏的唯一主题。顾城说《水银》已“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然的个人化生活”，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此后，诗人以“自然状态”写作组诗《鬼进城》(1992年)、《城》(1993年)等作品，任自然母题碎裂为意象或具象，用片断性的零星句子、偶然性的词汇以至生造词、象声字，书写一种无目的(即兴式的)、无主题(甚至诗的标题与内容毫无关系)却不乏“丰富的象征”与“生动的神秘”的文本。这是顾城自然母题的形式归宿。二、意象、隐喻与象征与对意义世界的逐层剥离有关，在意象、隐喻与象征的处理上，顾城后期诗歌走的是一条与现代诗歌相悖的道路，它把现代诗歌中的神秘与反知性成分发展到极端，通过对意象的客观化与零散化处理，和对具象与经验的直接呈现，剔除隐喻与象征中的理性因素，从而把意象、隐喻、象征三者连为一体并神秘化。如果说在现代诗歌中，“一般的过程是，意象变成隐喻，隐喻再变成象征”(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意象、隐喻、象征、神话》)，那么，顾城后期诗歌则以隐喻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代替意象向隐喻与象征的偏移和过渡，从而避免现代诗歌以象征为终点的意义化过程;而以原型意象(原型或原始意象)为核心的隐喻和象征，无论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上，又都能确保自然之境在呈现和建构时的直接性。以本文开首所引一诗为例。诗中的意象主要有风、花朵、蜜、昆虫、叶子，花朵和叶子是两个中心意象。围绕中心意象展开两个隐喻：“鲜艳的亲吻”(花朵，生命)、“干燥的内脏”(叶子，死亡)，而“亲吻”和“内脏”同时又是两个拟人化的隐喻性意象。连系两个中心意象和两个隐喻性意象的，是一组连续性的行为动词(“摇动”、“摆脱”、“脱落”)和作为动作行为原因的两个意象(“昆虫”、“风”)。意象和隐喻的融合，展示世界的两面：暖风亲吻花朵的盎然生机(蜜，圆满)和风中落叶的飘零枯萎(昆虫，坏损)。起首两句：“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则使这个世界对象化为无分别的统一体。“孤寂的住所”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一个象征性意象，它暗示“灵魂”的“孤寂”和“住所”的“孤寂”。而此处，“灵魂”的对应物，已不是一般意象或中心意象，而是潜藏其中并包容一切的象征性原型意象，(诚如荣格所言，“象征不是比喻，不是符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内容的意象”，)即具有神秘本性的荣枯盛衰同时并存的“自然”，它同时也是上述一系列自然意象的抽象化和具象化。这样，围绕原型意象进行的隐喻和象征，其意味就若隐若显地呈现出来：灵魂甘于孤寂，安于自然，俯视生死并超越生死。这是一个典型的顾城式主题。而这个看似凌驾万物的“灵魂”，它到底在“自然”之内还是之外，也是晚期顾城的一个意蕴玄奥、不乏矛盾的分裂性主题。顾城诗歌的意象，尽管越往后期越显得破碎、零散，但整体上仍存在一些具有规律性和范式意味的形式基因。“反文化”阶段的作品，大抵以自然意象为主，意象的美感色彩和意象组合的有序性仍有所遗留，中心意象多属于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这与前期自然意象以动植物居多相比是一个微妙变化)，如海(重要诗作有《倾听时间》、《海的图案》、《方舟》、《爱我吧，海》)，水(《溯水》、《来源》、《月半》、《我知道了，什么是眼泪》)，风(《风的梦》、《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风的样子》、《兼毫》)，以及火、光、石头、木头等，其中个别已具有荣格(C.G.Jung)所谓的原始意象的性质。“无我”阶段的意象，逐渐从前一阶段社会化的自然意象，如墙(《有墙的梦寐和醒》)和桶(《没有注满的桶》)等，过渡到纯粹的社会性意象以至具象，组诗《鬼进城》和《城》是典型代表。这一时期，意象的“意”(知性)和“象”(感性)被客观化为纯粹偶然的个人经验，一种无“意义”的具象。如组诗《城》中的《知春亭》：“那么长的走廊/有粉笔//把手伸得高高的”;《新街口》：“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这些梦境似的分裂性社会意象(具象)，是臻于自然之境的诗人心理经验(包括潜意识)的自然产物，它的“意义”，只能从它与作为整体的自然之境构成的隐喻的或象征的关系去体认。对隐喻与象征和诗的意象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隐喻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的意义本质，修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有关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顾城诗歌的进一步理解。一般说来，隐喻无非两类，即用有生命的事物来比拟无生命的事物的隐喻，和用无生命的事物来比拟有生命的事物的隐喻。前者本质上是诗人的神话式想象，它把个人人格投射到外部事物上，赋予自然以生命和灵魂。这也是前期顾城的隐喻和隐喻性意象的特点。后者截然相反，它在陌生、异己的事物中摸索，它使自己失去生命和主观意识;这种隐喻和神秘象征“是毁坏生命的(de-animizing)”，“它们召集另一个世界，即无生命世界、不朽的艺术、物理的法则”，是一种“把生人化成石头的愿望”，“在根源上是一种对生物学上的生命的强力摧毁，一种有意的隔绝(异化)”。⑦而它的心理本质则是对人作为“正在死亡的动物”的超越和对“永恒”和“永恒的世界”的追求。顾城后期诗歌对无机自然，尤其是晚期对水银(组诗《水银》)、石头(《城》和《鬼进城》的“城”是石头的另一种形态)等隐喻性、象征性意象的偏执，⑧与曹雪芹对石头、狄金森(E.Dickinson)对石化经验、叶芝(W.Yeats)对黄金锻造的执著如出一辙，都是“把文学意象用作一种巫术的－象征的意象”，而实质上“巫术式的隐喻是自然世界的一种抽象”。⑨由此看来，诗人追求的自然之境，反过来对他所运用的意象、隐喻与象征，又有着潜意识的深层影响。三、语言与文体这种影响同样也表现在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方面。前期顾城在同辈诗人中是语言和技巧意识觉醒最早的诗人之一，在一篇题为《关于诗的现代技巧》(1983年)的文章中，诗人曾对自己早期创作中自发运用与借鉴的现代技巧进行过较详尽的分析，并把“尽得天下之道而无道，尽得天下之法而无法”，作为自己学诗的“最终方法论”。1985年以后，顾城创作的“文化阶段”结束，社会乌托邦的幻灭和随之而来的精神危机，使诗人意识到在自我与世界的对抗中，“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生命的矛盾”，唯有进入超越自我与世界的“自然之境”才能使矛盾得以解脱。诗人对语言和技巧的认识随之也发生了逆转，“从那个时候起，我做一个好玩的事，我不写诗，不使用文字，也不说我自己。但是我给这些文字以自由。它们就像那些我热爱的小昆虫一样爬来爬去，发出声音，就像中国古代《诗经》里许多象声词一样。那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像叶子，或鸟快乐时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会到我的生命里来，因为我也是从自然里来的。”所以，“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然的语言，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变成我们的生活，它还会离去，它不会留下来。但是它毕竟创造了一种跟我们生命相和谐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遥远的一种生活，作为鱼、作为花、作为树这种不断变幻和死亡的生活。”⑩诗的语言作为自然的语言，对于后期顾城，除上述世界观的意味之外，更是指一种自然的文体。首先，从整个语言系统来看，这种自然文体的口语特点极为突出，它主要表现为：词汇的浅近通俗，语言的拟声色彩和同音、象声字词的大量运用，无格律音韵的叙述性语调，随意、芜杂、片断化的词汇与句群组合，以及多义、歧义、无义的语义构造，同时也不乏口语特有的简捷、明快、直接、鲜活。其次，从语言与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自然文体在抽象与具象、概念与感觉、有序与无序、明晰与晦涩、激昂与沉静、修饰与质朴之间的选择，极端地偏重后者，即它是一种具象的、感觉的、无序的、晦涩的、沉静的、质朴的文体。再次，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文体是断裂的、松散的、反逻辑的。上述语言与文体的自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与诗人后期诗歌写作的技巧或不再使用技巧有关。诗人后期尤其是“无我”阶段的自然写作，是真正意义的“意识流”、“自由联想”，回忆、想象、幻觉、梦境、潜意识，一切感官的与心理的个人经验(包括某种天启式的神秘体验，某种从自然直接传到诗人生命里的“声音”)，都成为诗歌表现的内容，从而影响到语言与文体。如组诗《水银》中的《电传》：“极天尽头/鸟飞/我的脚很小/猪很美/野猪躲过/带针的木棍/一口吃/柞树叶子/红猪/绿身/蓝尾//对/对对/桌子要小/来小土堆。”《看见》：“我看见苹果/在花开的时候/远远地看/只有这一片是红的//十五只鸟在路上飞/飞过 飞不走了”。这是顾城最后岁月提到自己后期诗歌的少数几首样板诗中的两首，还有一首更典型、诗人也更偏爱的，是《水银》中的长篇压轴作品《滴的里滴》。这些诗作在语言与文体方面表现出的口语化、具象感与断裂性，和诗人后期整体风格的明澈与神秘、可知与不可知，是互为表里的。有些甚至已走向绝对的神秘与不可知，如“上次不是这样/己已己已/己已己已”(《扫描》)，“小人过/马来了/苏绿索/有个尚大的祖国”(《倚天》)，“天天有个/个个像了”(《青虹》)。它们把诗在语言、文体和技巧上的可能性，向“自然”的方向推到了极限，从而也把作为“艺术”的诗推到了接近自我解构的边缘。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是“我甚至不再想这是否是艺术”。德国文体学家施皮策(L.Spitzer)在分析作家的文体风格与心理的关系时指出，“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必须有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表达它”。(11)顾城后期诗歌的自然文体，看似超越形式，实际是一种否定正常形式与正常精神的特殊形式，它通过“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建构背离正常文化世界的自然之境，同时作为一种“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的产物，这种自然之境(包括自然文体)也深深烙上了诗人个性与心理的印痕，它并不是纯然客观与自然的：诗人对口语和“声音”的崇拜，是基于德里达(J.Derrida)所揭示的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者对“声音与心灵有着实质的并且直接的近似关系”(12)的信仰，是诗人对返回本源与先在的统一性本质的内心吁求;诗人对具象图景的呈现，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诗化的现象学还原，它本质上是对文化化的意义世界的“悬置”与否定;而对断裂性的注重，则与他对人性世界的疏离与分裂、颠覆与重组的潜在欲望有关。这类问题，已超出形式研究的范围，而成为心理分析的对象了，我们将另文论及。————————①②③参见《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2-4页。④顾城《从自我到自然》，《香港文学》108期，1993年12月。⑤赵毅衡《死亡诗学》，虹影、赵毅衡编《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代表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93年，391页。⑥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74页。⑦⑨(11)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225-230页，197页。⑧这在顾城同时期的绘画中也有明显表现，参见谢烨《顾城的画》有关水与石头两类线条的论述，《墓床》，356页。⑩顾城《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墓床》，226-227页。(12)德里达《文字语言学》，转引自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81页。作者伍方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出处：《学术研究》1997年第七期
科技 教育 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能力是人们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科技教育教学类论文 范文 ，希望大家喜欢!
《中学语文课堂中渗透科技教育的有效教学策略》
摘要: 为了补充和完善中学语文教学体系,努力实现“ 语文学习 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的目标,引导中学生将学习语文的视野引向更加广泛的空间,本文作者就“中学语文课堂中如何渗透科技教育”的论题,提出几点有效教学策略,已期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学科技教育渗透
中学语文教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态,有着养成学生基本的现代语文能力与习惯的要求。现在的语文学科对学生渗透科学教育是比较薄弱的。将科技内容渗透到听说读写的训练中,不仅能提高语文的应用能力,而且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为学生积累大量素材,为提高应用写作能力做好铺垫和准备。其更进一步的意义是使得语文学习变得更加生动起来,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再作为知识的接受者被动地听教师的指令,而是带着各自的兴趣、需要和观点直接与客观世界对话,在教师的指导下分享学习的乐趣,使得学习成为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发展过程。至于“如何将科技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则是见仁见智,笔者结合自己工作五年以来的 经验 ,作 总结 如下,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功效。
1.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
教师应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让他们敢于表达,大胆争辩,甚至达到“无所顾忌”的地步。这是语文课堂上渗透科技教育的一个大前提。试想一下:学生不敢发言、不敢参与的语文课堂必定不会很成功。
如教授《雅舍》一文时,教师可设计“现实生活中雅舍的‘雅’在何处”问题,让学生自由发言,激发参与的兴趣,之后教师便可引入对课文中“雅舍”外部特征的学习,让学生在这种鲜明的比较中感受到名教授的“雅”旨在何处,引导学生畅所欲言。教师可出示本文的写作背景,及时表扬所有能品味到“生活情趣”、“审美情趣”的学生,营造良好的心理教学环境。
2.创设合理的情境
所谓情境是指教师在正式讲授教学内容之前,创设相关的问题情景,以引发学生的好奇与思考,激发他们探究学习语文的兴趣。其具体的操作程序可设计为:教师设疑→学生探究→学生深思→学生尝试→师生解决。
例如:在教授《口语交际――即席发言的技巧》这节说话课时,笔者在揭示课题时精心准备了一个小问题:“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令人害怕,一个是原子弹,谁知道另一个是什么?”在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后,笔者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科技教育渗透的优势作用,投影展示《__妙解“沾老子光”》、《先生选婿》的经典画面,同时播放录音,启发学生大胆作出“即席发言”的尝试。接着,笔者又介绍《顾维钧的 故事 》,让学生试着总结即席发言的技巧,形成一定的共识。在这些共识被逐步揭示出来以后,笔者设计了一些学生中常见的矛盾场合,让学生尝试着运用这些共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做到活学活用。这些情境,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渗透了自我探索的意识,体现了科技教育的精神所在。
3.创设信息交流的平台
中学生对信息的储备与收集的量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匮乏的。而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是本该避免的。语文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内涵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门科学知识和人类思想的结晶。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学脱离生活着的社会 文化 环境,只局限在学科所属的社会科学范畴,不仅会使语文缩小它载体的功能,而且会使学生的知识结构片面单一,思路狭窄,缺乏文理贯通的能力。创设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正是“语文学科渗透科技教育因素”的一种实践和研究。
4.创设课外模拟
课外模拟就是模仿课外的生活实际。教师在教学中根据科技渗透的需要,组织相应的活动,积极鼓励让学生担任相关角色,模拟情景,以强化学生的科技体验与语文学习意识。其基本过程是:视频播放→规则公布→情境模拟→角色扮演→活动中再认识。
结合语文学科与课外的活动实践,笔者认为语文教师可试着从以下方面作尝试。
(1)应用文体的活用。
语文学科的性质和 语文教材 的功能决定了教师在语文学科中渗透科学教育必须结合语文学科自身固有的特点,必须在结合具体语言材料的训练中进行,尤其在实用文体的阅读与写作教学中更应如此。教师可给学生播放精心准备的人才招聘会的现场实况录像或关于演讲的影像资料,让学生先有一个视听上的感触,充分发挥科技教育的巨大魅力。接着,教师可给学生公布相关文体的规则,给学生一定的理论依据,然后设置相关的情境,鼓励学生去模仿、去实践,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既收获才艺又收获求职、应聘、倡议、演讲等应用文体的知识,可谓一举多得。
(2) 辩论 赛的精心准备。
有经验的语文教师大多有这样的感触:一场成功的辩论赛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教师可安排以下环节:精选辩论选手、观看经典的辩论影像、精讲辩论的规则与要点、小范围的辩论尝试与分析整改、全班的正式辩论汇演,最后全面总结得失。
5.创设开放的写作训练课题
众所周知,语文的写作训练是锻炼中学生科技思维的有效 方法 之一。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与时代特点确定适合学生实际的写作主题,让学生得到科学合理的科技思维锻炼。
中学生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比较全面和深入,而且写作水平较高,教师可引导他们进行科幻小说的写作。例如1999年全国高考语文 作文 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是写作训练中渗透科技教育的经典体现。又如职教语文教材第四册的写作训练中就有明确的“引申与联想”的阅读要求。在一些命题作文中,如《科技进步带来的难题》、《未来之旅》、《科技的利与弊》、《科技信息》、《科技与生活》、《与“神七”对话》等,既可调动学生的科技思维,又可妥善地协调科技教育与语文学科的关系。
6.结语
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语文学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学科。它除了发挥自身的学科功能外,还将成为各种教育渗透的重要载体。同时,语文是集“基础性”、“综合性”、“知识性”三者于一体的特殊学科,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也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基础,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语文学科中渗透科技教育的因素”,就是要不失时机地辅之以现代化教学手段,运用优化课堂教学的方法策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实现由兴趣向志趣的转变,以便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当然,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果还能考虑到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点:在科学态度上,树立怀疑、严谨、求实的态度;在科学思想上,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逐步养成“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在科学方法上,养成有计划性,善于自我总结 学习方法 等,那么在中学语文课堂中同步实施科技教育的策略就越发具有可行性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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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中，一共只有两个半外交家， 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是周恩来，剩下半个是顾维钧。"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主观，有些片面，但是这种说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外交历史当中，顾维钧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头衔： √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缔造者之一 √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 √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 √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书本对他头衔的一些界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头衔，一个非书面化的头衔，他是民国三大绝世美男之一。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三大绝世美男，分别叫顾维钧、梅兰芳、汪精卫。此三人颜值爆表。 顾维钧的祖上顾氏家族，曾经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特别有实力，声名显赫。但是在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江南一带饱经了几年的兵火战乱之苦。在此期间，顾氏家族又因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变故而家道中落。 直到顾维钧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可以用家境贫寒还形容。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溶，在顾溶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进入社会靠打工谋生。不过顾溶生性聪敏机警，并且踏实肯干，最早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学徒， 期间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总账房，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收入上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家境相对改善，之后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婚后顾溶夫妻先后生育了两子一女，一共三个孩子，于1888年，顾溶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就是顾维钧。这次怀孕并没有让两夫妻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老小，生活压力巨大。所以两夫妻商量后打算不要这第四个孩子。他们尝试两三次拿掉这个孩子，但是均告失败。最终这第四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取名字就叫顾维钧。 顾维钧几乎从自己一出生，就彰显了他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而且还特别旺他的父亲，他的年出生几乎成为了他父亲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顾溶从此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就在顾维钧出生的那一年，顾溶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小公司，进入了当时著名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进入之后，顾溶负责海运业务，并做出了很好地业绩，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之一，中国著名的官商，红顶商人，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并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实际负责人，直接提拔顾溶为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 顾溶的独特的具有天赋的理财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又进一步得到了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的赏识。“上海道台”相当于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将顾溶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调出来掌管上海钱庄，并且一路提拔，最终坐到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经办，说通俗一点，就是交通银行总行第三任行长。算是他人生的事业巅峰，从此进入上流社会。 家庭条件的优渥，使得顾维钧从小就能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完成预科班学习后，顺利的进入了当时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大学阶段的学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独特的超乎常人的一些天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挥。首先是他卓越的社交能力，那个年代美国人对留辫子的中国人总是存在一些看法和排挤，当时他们对顾维钧却不是这样，他似乎特别能融入那些美国同学的圈子，特别受同学们喜欢，搞什么活动都喜欢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比如说，他是大学赛艇会的舵手，是辩论赛的辩手。并且在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学生会的选举当中，他以高票当选了当时哥大九人学生会的成员。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受他同学们的欢迎。相比他的社交能力，更耀眼的应该是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彼时的哥大，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宪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几乎每一科都有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教授在这里讲学。顾维钧又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学，所以一口气把这所有的专业学科全给报了，并且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受这些教授的喜欢。 这些大教授们经常喜欢把顾维钧邀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搞学术研究，开party，搞茶会，对这个学生特别的认可。 外人眼中的学霸人设，人生巅峰。当时顾维钧却有着自己的忧虑。他一直忧虑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到底应该深入的学习哪个专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毕生追求方向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就在他人生最纠结、最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就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家穆尔教授。 穆尔教授不仅仅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实干派，曾经担任过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在当时美国政治界和法学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穆尔教授特别赏识顾维钧，有一次跟顾维钧的对话过程中，听出了顾维钧心中的忧虑，他于是说了一段话开导启发这个学生，大致意思是：我们在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方向选择的时候，比较低层次的选择是根据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特别有才干的人来讲，如果也按照兴趣爱好去选择，可能经其一生会荒废埋没他的很多天赋和才干，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需要去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所处国家医学不够昌明，你就可以选择去学医，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改善民生。比如说你的国家军事武器比较落后，你就可以去研究国防、军事，甚至去研究物理、核导弹，以增强国家军事能力。比如说，你的国家国际社会没有地位，不能很好融入国际社会，缺一些出色的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你就应该去研究国际法、外交学，然后更好的帮助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活动，去融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听了这段话，顾维钧深受启发，他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精通国际法的外交家。所以他拜入到穆尔教授的门下，来学习国际法学和外交学。他的这段求学生涯，为他整个后面人生的外交实践奠下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顾维钧刚来美国时，当时的中国还是晚清时期，清朝朝廷还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大清亡了，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1912年12月，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将自己博士论文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章来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华民国驻华盛顿使领馆来信。为何民国会给自己寄信，阅信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想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很高的从政起点，也正是顾维钧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他又陷入了极度纠结的状态，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另一边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选一边就要放弃另一边，于是他决定去找穆尔导师去商量，把自己的纠结阐述一遍，穆尔教授听完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难道你在美国学习这么长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穆尔 当顾维钧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穆尔教授送给了他一份厚礼，穆尔张罗了美国几个法学界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准备给顾维钧做提前答辩。而且此次答辩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答辩会上提出问题分别是： √穆尔：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 √古德诺：美国宪法哪些特点适合中国？ √彼尔德：既然赞成共和制，理由何在？在中国，接受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是顾维钧回国以后亟待去思考，亟待去解决的问题。两小时的答辩会，导师们给予了顾维钧满满的认可和期待。因此顾维钧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他的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巨句号，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从此掀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你要多长的？这么长够了吧？！论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彭文辉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摘要：著名当代女作家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集中描写了苦难和死亡，从中体现出医学人文关怀的两个侧面：品味苦难和直面死亡。除此之外，她十分关注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心理，女性的地位等等，笔下很多的女性篇章表现了她深沉的女性主义创作意识。综观其作品，透析出了浓烈的人文关怀。本文将分别从对苦难的关注，对死亡的思考，对女性主义的关怀三方面来探讨毕淑敏创作中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On Bi Shumin creation of humanistic concernPeng Wenhui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stitute, zhanjiang, Guangdong, China 524048Abstract: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Bi Shumin who has works which discribing the suffering and death.The works reflecting medical care are two sides of the humanities : tasting suffering and facing death.In addition,she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women'life , women's psychology,the status of women ,and so on;in her articals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refering her deep sense of feminism creation . All her works ,almost of them are dialysing the concerning of humanism .This artical will divine into three parts ,to think of death,to pay attention to suffering ,to care of the feminist This help to discussing the concern of humanism which exposing in Bi Shumin's works.Keyword: Bi Shumin humanistic care suffering Death Women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在《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一文中提到：人文关怀概念的主要含义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①换言之，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毕淑敏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女作家，她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女作家，得到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她太正常太善良……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②确实是这样，她的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深切忧虑；她在剖析社会弊端现实的同时,也赋予我们一个审视当代世界的全新视角。其充满对生命理解和思考的作品，稳健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当代人广泛关注。鉴于人文关怀已成了毕淑敏创作中的核心内容，本文将通过其创作心态和其作品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毕淑敏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一、对苦难的关注毕淑敏是一名由军医向文学转型的著名当代作家，年轻时曾经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毕淑敏要面对不幸的年轻生命的凄然逝去，要面临难以捉摸的怪异天气、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在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人的生命变得尤为脆弱，生存变成了一件尤为艰难的事，刹那间生命之火就有可能熄灭，过程之快竟然让人来不及挽救。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对毕淑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她说：“单调刻板的生活，奇异严酷的环境，让我思考人与自然、宇宙、永恒、生死和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③作为军医的她面对无法与之抗衡的神奇的大自然时，开始过早地思考人的生死命运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源自于昆仑山上的军旅生崖，她曾说：“我之所以写起小说，就是因为对昆仑山的热爱。”④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苦难的生活历程，对她以军旅小说创作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毕淑敏通过对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充分表现了人们顽强的生存信心，表现了一种对军旅人强烈的人文关怀。《昆仑殇》和《阿里》都写到了军人们恶劣的生存环境。那里是“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简直是无人区，刮起的“飓风夹着漫天黄沙滚滚而来，沙石填平人的耳轮、眼窝、头发的每一根缝隙，皮肤上的每一条纹路。”军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现实环境令人难以生存，随时在驱逐生命。号长李铁用生命在空气极为稀薄的高原吹起集结号；肖玉莲不顾女性生理弱点，坚持穿越无人区；游星为了“我的”国土，自愿申请守卫高原阿里。他们从不向恶劣的环境下屈服，充分体现了“军人不惧怕牺牲”的精神，而且充分展现了我们可爱的保家卫国的军人顽强意志。不仅是反映军旅的苦难生活，对底层人物的苦难也有所关注。毕淑敏1980年转业回北京后，曾在一家军工业的工厂担任卫生所的所长，开始观察普通下层工人的生活，由此她开始对普通人的苦难生活展开思考。她在《女工·序》中说：“我远没有她们那样吃苦耐劳执拗，我仰慕她们，期待她们幸福。”正是从这种人文关怀出发，毕淑敏认真地写下了很多普通人物的种种苦难，并表现出深深的同情。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默默无闻的过着自己卑微的生活，不但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且要受到周围人不应有的歧视，倍感凄凉。毕淑敏从此表现出对低层的人文关怀，其仁者之心处处都有，人文关怀遍及人间每个角落。《女工》中的浦小提原本是工厂里的一个普通女工，在被丈夫白二宝赶出新居后，她只能和女儿挤在工厂的一间平房里，这房里除了针线，再没有一丁点值钱的东西。厂里的改革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又发不出，但她为了让女儿读自费本科，宁愿买断工龄，变得一无所有，无依无靠，从此过着一种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流浪般的打工生涯。当代社会已经沦落为一个崇拜金钱的社会，没有金钱的一些小人物处处受难。一是上层人的蔑视。首先是受到老板的侮辱：“她慢慢地走出了这座小楼，听到老板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喊：‘你这个臭娘们还挺狂的！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下岗女工多的是！’”有钱有权，仗势凌人，对穷人毫不留情地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再次是受到雇主的鄙视：“白二宝想刺伤浦小提。如今，你是下人，我作为主顾，有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雇主变成了精神压迫者，丝毫没有平等观念。尤其是白二宝发了财之后，已完全看不起帮助自己升官发财的妻子浦小提，道德和人性尽丧。二是同学们的轻视。“大家都忘了浦小提还没有自我介绍……吃饱喝足之后，有几个人假装不动声色地看表。”这些曾经同处一个起跑线的同窗也对她不屑一顾。面对这一切不公正、不平等，苦难人物表现出不卑不亢的性格，有着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拼搏的奋斗精神。浦小提拒受高高在上的同学施舍式的帮助，坚持自力更生，给别人“专司做饭，收入成倍的增加”。她成了自强自立的社会中坚，只要不低头就有出路，体现毕淑敏对社会低层的热爱，对低层人自信、尊严的赞美。对贫困地区物质和知识的贫乏的问题，毕淑敏也有所关注。《源头朗》是塞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是一块苍凉苦寒的贫瘠之地，一个第一次走出源头朗的叫“火石”的小男孩到大城市生活，发生了种种无知搞笑的行为：把龙虾错认为大虫，把咖啡当作药汤，固执认为人体三大营养要素是柴火、粮食、水……源头朗的贫穷落后就可想而知了。但火石有着强烈的求学梦想，为了能得到学费，那怕是出卖自尊，结果他违愿用家乡土话帮助记者完成录音任务。作者借此来呼唤一种人格平等的同时，亦表现了苦难人物心中理想和现实压迫的种种矛盾，呼吁全人类来共同关注苦难，帮助苦难的人们。二、对死亡的思考一个作家写作本身离不开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作为一个有过军人和医生双重生活经历的作家，毕淑敏经历最多的是死亡，所以写作必然离不开对生存与死亡的感悟。毕淑敏说：“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当他最后凋零的时候，是否应该享受人的尊严？他是否应该有一种安宁？人为什么而生？人将怎样结束？每一个人都面临生与死，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更广大的生命，帮助他们认识生与死。”⑤毕淑敏敢于正视死亡，对于死亡有着毫不畏惧的描写，很多死亡过程写的尤为详细，她是带着“帮助人认识生与死”的神圣庄严的使命去写作。她的创作充满对死亡价值的思考。毕淑敏的文学推崇一种伟大的牺牲，一种舍生取义的死。《臧红花》中的高羔子不幸中弹，本可以利用臧红花来止血，等待救援，但他知道这是珍贵稀罕的藏红花，是给士兵田久麦的妻子治疗不孕症的时候，“他挣扎着把藏红花塞进肚皮上的茶杯里……肠管已经冰冷，鲜血不再流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藏红花保存下来了，高羔子却在微笑中牺牲了。为了别人的幸福，高羔子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也是充满价值的。《最后一支西兰地》里焦如海作为一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没有低沉下去，而是继续发挥生命的余热。他带领了一班学生，还将救治自己的最后一支西兰地奉献出来，救治对医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狗——阿随。他在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念：“阿随是一条生命，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医生的职责就是修补生命，延续生命。生命是平等的，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命价值观里充满了平等意识。但他最终因心脏病突发，无“西兰地”特效药急救以至猝死，更表现了一位医生为医学献身的崇高精神。《教授的戒指》同样在抒发医生甘于为医学事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伟大。《教授的戒指》写了陶教授利用手上的戒指能感受到病人体内的电流，从而能够亲身感受病痛，“由于自身的痛苦加上病人的痛苦，犹如一把双刃的斧头，加速伐着她的生命之树。”他将全部心血献给了拯救病人的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已经像黄土一样流失的美德：无私地为人类而奉献的精神。他们这些人充分实践了死亡的崇高价值。叔本华认为：“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⑥因为哲学灵感由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意志）决定的，它能够给人提供精神力量，让人豪不畏惧地看待死亡。毕淑敏忠诚于死亡的描写，就是看到了生命的顽强坚定意志，而死亡并不触犯生命的尊严和意志。相反，为了实现这种生命意志，有时是必须付出生命为代价，换取本性的高尚纯洁，这是值得我们悲悯的。其作品充满对生存质量的思考。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人们已由过去朴实单纯的“治病救人”的医学要求发展到从生命的开始到临终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得到公正的、有效的、合理的全程优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从关心人，减轻病人精神和肌体上的痛苦为出发点，使其在有限的日子里过得舒适和有意义，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命质量。临终阶段的病人生存质量与临终关怀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医学从来就不曾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容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它穿透人文与科技、道德生活与商业运作，世俗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各个层面，表达着人性、知性、理性的深刻关系。”⑦《预约死亡》里，毕淑敏扮作患者走进了临终关怀医院，目睹临终医院的情况不容乐观：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中国没有实行安乐死的法律，病人活着的唯一用处是感受痛苦；医院环境太简陋，像贫民窟；大学生到医院无偿服务，只为了得到学校品行打分等等。这些都说明病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中国人尚不重视对临终病人的关怀。因为“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贞洁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中国人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一直以来中国人错把延长生存时间当作关怀象征，甚至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种种的落后传统观念，导致人们忽视了生命质量和临终关怀。生存质量的终极目标是让病人安然愉快地到达另一个世界，在此，毕淑敏更加关怀生命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通过不人道的死亡叙述，表现了这位当代女作家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层次上的死亡，以对生命的糟蹋来控告对生命态度的不重视。《昆仑殇》的“殇”就是死亡的意思，文章写的其实就是昆仑山上一次死亡的历程。拉练首长“一号”为了和“呢军帽”较高低，实际上是为争一要职，于是请求上级到最艰苦的地方昆仑山创造奇迹。“拉练的宗旨是什么？不就是模拟实战、自讨苦吃吗？！倘若单是为了安全，他尽可能在军区的会议上保持沉默，尽可以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既然在出发动员时对战士们讲了这是打仗，他就不能姑息原谅任何一种避重就轻的方案，拉练就是打仗，他必须使他的部队每时每刻都记住这个血的前提。”“一号”怀着“打仗吃苦、血的前提”去拉练，已将战士的生死摆在了第二位，悲剧成了必然的事。为了模拟实战和有震撼效果，他命令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一律“摘下皮手套，用解放鞋换下毛皮鞋”，结果造成许多士兵手脚严重冻伤；在挑战“山顶是一层完整的极坚硬的岩板石，其边缘则像墙壁一样陡峭”的“桌山”过程中，金喜蹦、李铁相继牺牲。此刻，拉练的成败与否，不仅关乎“一号”和昆仑部队的声誉，也关乎牺牲将士的荣辱，于是“一号”作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决定：穿越无人区！“那是一个极端狰狞而残忍的地方。没有植物，没有动物，甚至没有死亡，因为哪里从未存在过生命。”加上暴雪和狂风，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次的计划中，女兵甘蜜蜜、肖玉莲因体力不支牺牲了。死亡触发了参谋长郑伟良的良知，他违背了“一个优秀士兵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的军纪，请求“一号”取消穿越无人区的决定，他的言语中透出了深深的人性关怀：“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人为的苦难之中，绝非治军的上策。军人不惧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爆发，我们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事先演练。”“况且，象这样肩冰衔草式的原始行军方式，自身的供给尚无法保障，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它只能模糊人们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以为有了精神就能打胜仗。其实，战争的物质性是异常直接的。吃苦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达到胜利的手段。我敢说，如果红军有毛皮鞋，他们绝不会穿草鞋去翻越夹金山。抛却了这个实质，反而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身，不正违背了先辈们的意愿吗？红军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苦，自身才去受非人的磨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追求苦难而忽略军人生命的价值，正是对传统的背叛。”……这一段段发自肺腑的抗争之辞，迸发出作家对个人生命的极度关怀。虽然说郑伟良违背了“服从的军人天职”，但这恰恰反映了关爱生命比任何天职都重要。在谈自己在写《昆仑殇》的体会时就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我确有把握的情景。这真是我的悲剧，他们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坠在我想象的翅膀上，使它无法飞翔。”⑧这无疑表现出女作家关注生命悲剧的意识倾向，正是悲剧才是我们看到了人文关怀精神。关爱生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前提，在生命面前，一切亵渎都要让步。毕淑敏对死亡的描写有着与众不同的超人认识，让我们感到了人的生命真谛的存在。《生生不已》是一篇极富哲理内涵的小说，探讨了鲜活的生命的归宿与传承问题。女工乔先竹的女儿姜小甜患上了不治之症，最终因医治无效死亡。在她患病到死亡的过程中，她的父母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千方百计的要求袁医生救她们的女儿的性命。但对于这种不治之症，医生也只好束手无策，因此，从姜小甜的死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最终归宿，但世人却不愿面对现实。“人一生下来就站在通过死亡的传送带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全然不理会死亡，无论是死亡的哲思，还是死亡的意像，甚至是死亡的字眼。”⑨乔先竹在痛失女儿后，不顾身子虚弱，开始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死亡的沉重代价。在这我们看出作者在传达这样的观念：超过爱自己去爱另外一个个体是母性的特征。在生——死——生的轮回传承中，毕淑敏浓缩了人类生命永恒的规律。《红处方》中的戒毒医院所长简方宁被庄羽陷害，染上毒品之后，不愿失去对快乐和悲伤的感觉，宁愿用生命来维护自己对家庭、对戒毒事业的热爱情感，正如她死前所说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具备高尚的情感，假如这一切都不存在，生命又有何意义何价值。”在这里，毕淑敏告诉人们：在生命中，人不能没有情感，否则就是去了人生的意义，简方宁为维护崇高的生命意义献身了。从形形色色的人生中，毕淑敏对各种死亡进行了深刻思考，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人性的肯定，对死亡的超人认识。三、对女性的爱护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毕淑敏的创作体现出了第二阶段的鲜明特点：“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人道关怀称为女性写作的重心，乃是基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所产生的价值迷惘，以及针对所谓现代化的反人性叙事观点。”⑩毕淑敏也说过，女性在社会上的声音总是很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毕淑敏身兼多种社会和家庭角色，因而她笔下便出现了女性角色的自我体认，女性美和女性价值的自我追寻，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面对的种种困扰和艰难选择，女性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的种种痛苦和抗争，女性在爱情婚姻路上的不幸遭际和误区，构成其创作的种种内涵。一是母性的无私奉献。在《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一文中，毕淑敏提到母亲的伟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煮着牛奶，洗着衣服，以为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好好享受。孩子上了幼儿园，女人买菜做饭还要工作，以为孩子上学可以享受。孩子读书，女人为培育孩子转动与家、学校、市场、培训班里。孩子上大学，有了工作，以为一切会好起来，可是已经成了奶奶，要照看孙子。直到有一天，“女人就这样老了，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冥冥的梦幻中，安静地睡去。”母亲为子女付出了一生，从来没有机会去享受，母爱是如此雄伟。在《血玲珑》和《生生不已》中，同样写到了母亲为孕育下一代做出的伟大牺牲。卜绣文为使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有一个相同骨髓的配型者，不顾自己已步入生育的黄昏年龄，毅然两次怀孕，并在医学泰斗的精心安排下，签下了生死契约——“血玲珑”计划。《生生不已》则写了主人公乔先竹在女儿甜甜死后，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身体单薄得摇摇欲坠，但她还是执着要重新怀孕，创造出另一个生命。她们不顾生死，凭的就是母性，她们是以母性的爱挽救生命和承传着生命的伟大。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女性有着对延展生命的本能热枕，以生儿育女的艰难显示了母性的伟大无私，这种无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女性并不仅是以自己的辛劳，而是以自己遭受的痛苦来偿还生命的债务，女性身上展示出的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伟大！女性主义的关怀。她把目光投向居女性癌症首位的乳腺癌。《拯救乳房》关注癌症患者，由国外归来的心理学博士程远青带领着“癌症治疗小组”，进行艰难的团体治疗旅程。小组里，既有面临提拔的公务员，也有学业优秀的女硕士，有为哥哥透析不惜卖淫的妓女，也有患乳癌却不得不扮女装的须眉男子——因为乳癌而面临的生理、心理的压力，在一步步的治疗中得到了不断释放，每个人也重新认识了个体生命的重要价值，摆脱了对癌症的恐惧。在所有癌症病变的器官中，乳房对于女性的意义，远远已不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而已，它的缺失同时也带来审美的缺失、爱的缺失以及自尊与自信的缺失。在此，毕淑敏敢于大胆挑战传统，关注女人最隐秘、最恐惧的话题，证明了她对当今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同情和关爱。毕淑敏小说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对在男权的社会里，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问题，予以揭露和控诉。《血玲珑》中的匡宗员因强奸而侥幸逃脱，他拼命读书，出人头地之后，疯狂无耻的寻找性爱，自认为是个成功人士就可以占有一切，包括女人，这是男性的一种罪恶思想。卜绣文为了事业和家庭也只能屈服其下，表现了女性处于社会的一种劣势地位，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受难的女人还要受难。《君子于役》中对某高原留守处麻处长将军人妻子丁宁当成战备物品一样看待的非人到的做法进行谴责，从侧面反映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的压迫。《女工》中白二宝对浦小提吆吆喝喝训斥的态度，体现了家庭中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还是弱势群体。《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十分在乎讨债的对象性别，好利用美人计将男人征服，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占有的欲望，女性为了讨债成功，只好满足于男性的欲望，这种畸形恶劣的现象并不少见。可见，女性在当代社会还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男权不公平的对待。毕淑敏在《女士，你多大年纪》里提到女权主义的涵义：“那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平等，在素质和价值上的完全平等。”所以她以探讨女性幸福来写作，追求男女素质和价值上的平等，呼唤着社会共同关注女性地位的提升。可以看出，毕淑敏写女性，包含着对人类生命特别是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审美。《寻觅优秀的女人》里，指出优秀女人应是善良、智慧、美丽的。《素面朝天》里提醒不化妆的女性更美，因为“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握紧你的右手》里提醒女性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梦想。《致强暴的女人》表示了对这种女人的同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女性要振作，“不要为这一朵阴云，从此暗淡了原属于我们的明媚的天空。”此时的毕淑敏已不仅停留在一个医学者的角度剖析女性形象，而是从一个女心理医师的角度，关怀女性价值，她在步履维艰的确立自我，追问人性的途中，凸显着女性心灵的迷茫。从男女的不平等，跳跃到女性的心灵，提倡爱护女性，她始终以一种女性主义的目光，关注女性的幸福、自由、尊严和权利，是独特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当代的人文主义关怀问题,在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等问题以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即“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毕淑敏正是以一个治疗者的身份来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关爱，对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顾虑，充分体现其启示录般的人文关怀。她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了丰富各异的人物形象，高扬了人性思想。其中人文关怀中的生命伦理和道德规范，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有益的尺度。笔者认为，毕淑敏的人文关怀可以总结为：不畏苦难，珍爱生命，男女平等。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值得中国当代文坛去关注研究的。
应该是《人可以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
《学会看病》
毕淑敏:人生本没有意义 -- 心理杂志 ：《 壹心理》、 阿里的云霞，载于《解放军生活》杂志2014年第九期。
太过深入的内涵方面的不知道，不过从语言方面入手倒是挺简单，苏童小说里的很多句子会给人一种奇幻和抽象的感觉，很多比喻也非产精彩
苏童少年形象分析论文研究有如下方法：1、通过肖像描写。2、语言描写。3、心理描写。4、动作描写。5、神态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
说实话。作为先锋作家。你去探讨他的内容本身就是意义不大的。探讨苏童还是要从他的先锋性：也就是从形式和语言下手。 个人觉得苏童的意象选用很独特也很固定，可以探讨一下。而且，苏童的文字的诡丽也是可以讨论的地方。除此之外，还可以就苏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来与其他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比较。再者可以谈谈江南水乡生活对苏童文风的影响。我们舍友有写苏童的女性意识。我个人倒是觉得苏童并不是刻意去重视描绘女性，不过真要写大概也写得出来。 好啦，喜欢苏童的话可以加qq与我讨论，我也做过苏童的论文，并且非常喜欢他。821717326
苏童1987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后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或“后新潮”）的主将。而1989年以后苏童的风格有所变化，从形式退回到故事，尝试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故事，《妻妾成群》则是典型代表作。《妻妾成群》也被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可以根据苏童写作风格变化入手，从《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到《妻妾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