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顾维钧研究的论文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当中，一共只有两个半外交家， 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是周恩来，剩下半个是顾维钧。"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主观，有些片面，但是这种说法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外交历史当中，顾维钧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头衔： √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缔造者之一 √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 √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 √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 这都是我们的历史书本对他头衔的一些界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头衔，一个非书面化的头衔，他是民国三大绝世美男之一。在中华民国时期有三大绝世美男，分别叫顾维钧、梅兰芳、汪精卫。此三人颜值爆表。 顾维钧的祖上顾氏家族，曾经是江南一带的名门望族，在江南一带特别有实力，声名显赫。但是在晚清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江南一带饱经了几年的兵火战乱之苦。在此期间，顾氏家族又因经历了好几次重大变故而家道中落。 直到顾维钧的父亲这一代甚至可以用家境贫寒还形容。顾维钧的父亲叫顾溶，在顾溶十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进入社会靠打工谋生。不过顾溶生性聪敏机警，并且踏实肯干，最早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做学徒， 期间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他做了总账房，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收入上也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家境相对改善，之后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婚后顾溶夫妻先后生育了两子一女，一共三个孩子，于1888年，顾溶妻子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就是顾维钧。这次怀孕并没有让两夫妻觉得特别兴奋，因为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老小，生活压力巨大。所以两夫妻商量后打算不要这第四个孩子。他们尝试两三次拿掉这个孩子，但是均告失败。最终这第四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取名字就叫顾维钧。 顾维钧几乎从自己一出生，就彰显了他自己生命力的强大。而且还特别旺他的父亲，他的年出生几乎成为了他父亲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顾溶从此开始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就在顾维钧出生的那一年，顾溶离开了原来供职的小公司，进入了当时著名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进入之后，顾溶负责海运业务，并做出了很好地业绩，得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赏识。盛宣怀，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之一，中国著名的官商，红顶商人，洋务派的实际领袖之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并且是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实际负责人，直接提拔顾溶为招商局的高层管理人员。 顾溶的独特的具有天赋的理财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工作做得特别出色。他又进一步得到了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的赏识。“上海道台”相当于是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将顾溶从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调出来掌管上海钱庄，并且一路提拔，最终坐到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经办，说通俗一点，就是交通银行总行第三任行长。算是他人生的事业巅峰，从此进入上流社会。 家庭条件的优渥，使得顾维钧从小就能接受到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自费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完成预科班学习后，顺利的进入了当时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大学阶段的学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独特的超乎常人的一些天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挥。首先是他卓越的社交能力，那个年代美国人对留辫子的中国人总是存在一些看法和排挤，当时他们对顾维钧却不是这样，他似乎特别能融入那些美国同学的圈子，特别受同学们喜欢，搞什么活动都喜欢邀请他一起来参加。比如说，他是大学赛艇会的舵手，是辩论赛的辩手。并且在一次全校范围内的学生会的选举当中，他以高票当选了当时哥大九人学生会的成员。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受他同学们的欢迎。相比他的社交能力，更耀眼的应该是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彼时的哥大，可以说是名师云集，像宪法学、国际法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几乎每一科都有一些国际顶尖的大学教授在这里讲学。顾维钧又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学，所以一口气把这所有的专业学科全给报了，并且每一科的成绩都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受这些教授的喜欢。 这些大教授们经常喜欢把顾维钧邀请到自己家里来，一起搞学术研究，开party，搞茶会，对这个学生特别的认可。 外人眼中的学霸人设，人生巅峰。当时顾维钧却有着自己的忧虑。他一直忧虑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自己该往哪里去的问题；到底应该深入的学习哪个专业的问题，或者说是毕生追求方向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就在他人生最纠结、最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的老师，就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家穆尔教授。 穆尔教授不仅仅是个大学者，还是个实干派，曾经担任过美国的代理国务卿，在政治上政绩斐然，在学术上著作等身，在当时美国政治界和法学界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 穆尔教授特别赏识顾维钧，有一次跟顾维钧的对话过程中，听出了顾维钧心中的忧虑，他于是说了一段话开导启发这个学生，大致意思是：我们在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方向选择的时候，比较低层次的选择是根据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特别有天赋、特别有才干的人来讲，如果也按照兴趣爱好去选择，可能经其一生会荒废埋没他的很多天赋和才干，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那就是根据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需要去进行选择。比如说，你所处国家医学不够昌明，你就可以选择去学医，在医学领域有所突破，改善民生。比如说你的国家军事武器比较落后，你就可以去研究国防、军事，甚至去研究物理、核导弹，以增强国家军事能力。比如说，你的国家国际社会没有地位，不能很好融入国际社会，缺一些出色的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你就应该去研究国际法、外交学，然后更好的帮助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活动，去融入世界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听了这段话，顾维钧深受启发，他认为当时中国缺的就是精通国际法的外交家。所以他拜入到穆尔教授的门下，来学习国际法学和外交学。他的这段求学生涯，为他整个后面人生的外交实践奠下了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 顾维钧刚来美国时，当时的中国还是晚清时期，清朝朝廷还在。读了几年书之后，大清亡了，中国已经是中华民国时期了。1912年12月，当时顾维钧正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将自己博士论文分上下两卷共十九章来研究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封来自中华民国驻华盛顿使领馆来信。为何民国会给自己寄信，阅信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中华民国政府想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很高的从政起点，也正是顾维钧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他又陷入了极度纠结的状态，一边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另一边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选一边就要放弃另一边，于是他决定去找穆尔导师去商量，把自己的纠结阐述一遍，穆尔教授听完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难道你在美国学习这么长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穆尔 当顾维钧收拾好行囊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穆尔教授送给了他一份厚礼，穆尔张罗了美国几个法学界的专家，组成了一个答辩委员会，准备给顾维钧做提前答辩。而且此次答辩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答辩会上提出问题分别是： √穆尔：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 √古德诺：美国宪法哪些特点适合中国？ √彼尔德：既然赞成共和制，理由何在？在中国，接受程度如何？ 这些问题都是顾维钧回国以后亟待去思考，亟待去解决的问题。两小时的答辩会，导师们给予了顾维钧满满的认可和期待。因此顾维钧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他的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巨句号，收拾行囊，启程回国，从此掀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唐太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有功也有过，其赫赫功业已携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缺点过错也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如何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功大于过”。唐太宗一生的功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武功，二是贞观年间的文治。本文主要讨论后者。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进步的历史人物，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时代因素。首先，唐太宗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隋末农民起义是针对隋炀帝的暴政而发生的，人民反对横征暴敛，要求轻徭薄赋；人民反对生杀任刑，要求赏善惩恶；人民反对穷兵黩武，要求偃武修文，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这些，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时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居安思危，不敢懈怠。他的努力适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正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唐太宗君臣关系和谐，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贞观之初。唐太宗君臣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来正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形成了一个荣辱与共的整体。君主的纳谏如流；臣下直言相谏，君主选贤任能，臣下间竭尽职守；君主执法严明，臣下克已奉法。人人奋发，见贤思齐，这种良好的政治风气和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官员的积极性，充分显示了国家机器有序运作的活力，从而为贞观治世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再次，唐太宗本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种政策的制定上，唐太宗能够审时度势，洞察全局，尽量避免政策的失误。在人才的任用上，唐太宗对臣下的品德优劣和才能高下乃至性格特征，都了如指掌，所以能扬长避短，人尽其才。对古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唐太宗都能很好地吸取和继承，在处理军国在事之时，常常引经据典，运用自如；对自己和国家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和疏漏，也都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唐太宗在贞观群体中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取代的。他那高人一筹的思想见解，是贞观治世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但是唐太宗并非白壁无瑕。他虽然英明，也有其昏庸的一面。他的一生不乏光辉灿烂的闪光点，也有他黑暗的一面。特别是贞观后期他骄傲了，他沉湎于成功的观庆之中，沉醉于歌功颂德的喜悦之中。他由纳谏如流变得听不进不同意见，由宽大仁厚变得偏执猜忌，他身上的英明灵光渐渐被昏庸取代。一代明君变得老态龙钟、毫无生机。这种变化的原因和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封建体制自身是唐太宗发生蜕化的温床。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权独尊，至高无上。尽管唐太宗是一位明君，但他不是神，他自身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这种不足是不可能得以完全纠正的，相反却会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的障碍。另一方面，骄傲自满是唐太宗蜕化的催化剂。贞观前期，唐太宗经比较谦虚谨慎，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和政权的巩固，到贞观中期，在他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这种骄傲思想越到后来越严重，成为他蜕化的催化剂。再一方面，太子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唐太宗的情绪，使他日益变得猜疑和偏执。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太宗前后变化，贞观前后期的政治有明显的不同，但不能说前期绝对地好，后期绝对坏。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的言行有一定的多面性，有时自身也就是一个矛盾体。虽然他晚年犯有一些错误，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一位出的封建帝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执政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盛世，也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