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哲学为主题的论文

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到讨论中，诸如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生活世界、哲学与现实、哲学与人的生存等话题，其实都是这一讨论的部分。然而，任何讨论都必须首先确立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真问题，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或胡言乱语。那么，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否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它现在成了问题？是追逐西方哲学谈论回归生活世界的“时髦”？ 是在哲学被边缘化之后，学者们不甘寂寞，试图重新回到社会关注的中心，使哲学成为像“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的“显学”？是学者们不愿清贫，试图通过关注现实，充当“工业的宦官”，勾引消费者皇帝的最下流的欲念、迎合皇帝们的最肮脏的欲望，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套钱？是出于某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即对中国至今尚未产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忧虑？还是哲学与生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哲学远离了生活？ 其实，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愈来愈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古代哲学关注的是客体、对象世界，近代哲学以人的认识为对象，现代哲学讨论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越来越生活化、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平民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之树常青，生活的生成性必然使前一个时代的哲学与后一个时代的生活发生断裂，这时就要求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所以，每当时代发生变迁，既有哲学的解释力无法包容生活或者说生活越出了哲学的解释框架时，就会产生哲学回归生活的呼声。而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状况正是哲学与生活之间出现了断裂。 从“论坛哲学”的角度（按照高清海教授的说法，现今马哲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报告、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年前），实践唯物主义（1978-1990年）和后实践唯物主义（1990年后）（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即指所有主张凸显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观念，而不是仅指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冠之以“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也是扭曲的，那时哲学作为无所不能的指导者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哲学的地位、作用以及与生活的关系并未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没有成为问题，因为那时哲学与生活是同步的，从真理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最后到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所有这些讨论都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并且首先是作为现实问题粉墨登场的。比如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肆意践踏人、侵犯人的反动；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为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等等。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时期，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哲学不仅见证了这一过程，而且是这次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生力军。也是由于哲学问题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以，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乐观的、朝气蓬勃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哲学家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失落之感。而到90年代后，恰如在西方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一样，哲学与生活的姻亲关系解体了。事实上，在9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就已有解体的趋向。因为实践唯物主义要求体系化，试图建构取代旧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诉求就蕴含着脱离现实的种子。有的学者曾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来概括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一概括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也反映了部分真实。的确，90年后，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术，甚至以纯学术自居，沉迷于史的挖掘，耻于谈论现实，把学术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这当然与建国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过于紧密、与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不强、与90年后学术界日渐浓重的商业气息有关，是对它们的反拨，是对学者的自身操守或职业意识和具有学术底蕴的学术研究的呼唤。但是，对于哲学、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史”的研究并不能以“论”的牺牲为代价，对学术性的强调不应排斥对现实的关注。另有一部分学者转向庸俗，学术的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荡然无存，学术研究成为挣钱的工具、谋生的手段，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挣稿费。对于这部分人而言，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58页）诚然，上述两种倾向是90年后学术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并不代表学术界的全部，但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却真切表明，90年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代感和生活气息，成为象牙塔里的学问，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学问，哲学与生活的关联断裂了。这正是哲学贫困化或思想淡出的原因，也是哲学被边缘化的原因。

有一个弟子问师傅：“世界上真的有佛祖吗？”师傅说“有的。”弟子问：“可是我为什么看不见呢？”于是师傅带着弟子到了一个漆黑的密室，师傅对弟子说：“你看那边墙角里有一把斧子，你看见吗？”弟子张大了眼睛，可是密室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于是说：“没有啊。”师傅点亮了蜡烛，在密室的墙角确确实实放着一把斧子。你看不见的就一定没有吗？她讲完故事后说道：“同学们，我不想灌输任何东西给你们，请记住，在任何事情没有被证明之前，请千万不要相信；在任何事情没有被证伪之前，也请不要不相信。一切的一切最终都需要你自己找到那根蜡烛，点燃自己的智慧之光。否则你的人生就永远重复着自己的昨天，抑或是重复着别人的昨天。是啊，我在听了那些话之后真的很激动，我忽然发现，我一直是这个社会的奴隶，听着别人的话，唱着别人的歌，咀嚼着别人的思想，咽下别人的唾沫。面对社会上那么多不公平的现象，我的心灵被污浊，我痛苦的反省自己的罪恶，却无能无力。在后来这位出色的哲学老师的带领下，我进入了奇妙的哲学世界，其实说起来真正开始看哲学书，还是因为刘墉的一篇文章，那时的我处在成长的躁动期，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往极端想，于是有很多“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写那么多作业有没有意义，背那么多公式有没有意义，每天都要吃饭有没有意义，人反正是要死的，活着又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存在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消沉的时候，忽然看到刘墉说，“其实你问那么多有无意义的问题前，早已经有了答案了，其实你只是在用那些问题不断打击自己而已。”我震惊了，不错，我就是这样，我只是因为无能无力，因为觉得没有意义，觉得没有信心，觉得没有能力，觉得没办法证明自己，所以在为自己找借口而已，只是在用这些“有没有意义”的问题慰藉自己而已。但是在这个社会面前，我没有勇气承认，因为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我必须保护自己，必须寻找自己的面具。但是，我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虚伪，痛恨自己的罪恶，痛恨自己的无知。那些陌生的名字在那些空虚的夜里一遍一遍地游荡在眼前，从叔本华到尼采，从加缪到萨特，从胡塞儿到海德格尔，从弗洛伊德到拉康。我的注意力却无意识地集中到了形而上之的悲观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上。记得第一个让我感动的是休谟，当时翻开书本看到的就是他的学说，他认为人只能停留在知觉的王国，知觉以外的实体是否存在，无法知道。他说：“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因为任何一种个别的动作或活动重复了多次之后，便会产生一种倾向，使我们并不凭借任何推理或理解过程，就重新进行同样的动作或活动。我们经常说，这种倾向就是习惯的结果”。我于是怀疑自己的认知，怀疑我的思想，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存在，我会这样思考完全是因为后天的习惯势力，怎么办，我已经不是纯粹的“我”了，我属于“我们”，我只是那么多我们中的渺小的一个而已。我又一次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是一个人，我真的是一个人吗？我渴望我活着只是为了我是一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这五光十色的尘世，我很难保持自己，很难保持自己不受外界的诱惑，而我只要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即使是最高尚的诱惑，我也会立即成为“我们”之中的一个。我已经不属于自己。当我发现这点时，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被社会，被这个假装文明的社会，我的周围的虚伪的人只是在用他们的假慈悲在灌输他们的自以为仁义、道德的观念给我。于是我想改变点什么，虽然我也知道结果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是总该做些什么。当然我不是那种偏激的人，因为我还做不到那么绝对，毕竟我承认了自己的社会性。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但我至少还可以拒绝，对，我可以拒绝我所不认同的东西，当我刚想雀跃时，忽然有一个声音沉重的打击了我，那是柏格森。我没有看过他的什么书，他写过什么《形而上学导言》，在《评述》里记了他关于认识论的理论，从近代以来，西方认识论一直高扬理性或理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所相信的东西都是理性。实体或实在性只能为理性所把握，形而上学是理性的产物。但是，柏格森反对西方哲学的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反对在哲学研究中应用理智，主张只有直觉才能达到形而上学，才能把握具有形而上学实在性的“生命冲动”和“绵延”。我对他的“生命冲动”、“绵延”不很理解，但我明确了一点：理性也是有缺陷的。既然如此，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评判，别人的对与错呢？那么我的拒绝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陷入了绝望的循环，也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叔本华。这个名字像中国人的悲观主义哲学家，让我很着迷。不管他说什么，或许我无法理解，但是我却有共鸣，我想每个人对于共鸣的东西总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而像某些干瘪的说教只有讨厌。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既然被意志所驱策，那么，这世界就注定是一个痛苦的世界。而人生活于这样的世界里，他的一生只能是对痛苦的一种体验。人生之所以注定要痛苦，这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是世界意志客体化的最高等级。所谓最高，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生命意志中分化出自身的对立面——理智。理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意志，让人活得更好。但是，理智一出现，就发现人原来注定要死亡。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人生的最大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那些达官巨贾们可以居则琼楼玉字，宴则通宵达旦，但毕竟也难免一死，在注定要到来的死亡面前，珠玉，珍宝、舞会、盛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叔本华比喻说，人生好像在吹肥皂泡，明知迟早要破，可还是在吹。不但吹，还要比谁吹得大，吹得五光十色、富丽堂皇。为此，就免不了要挖空心思、费尽心力，然而心下却明白地知道这个肥皂泡迟早要破。人生如斯，岂不痛苦。（叔本华：《作为意志初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