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工艺研究论文

中国手工艺有万年以上的不间断历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段的发展演变，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过程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但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文化产业。我们都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一百年间、传统手工艺从鼎盛期日渐下滑，到世纪末，已衰退到历史的低点。而同样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文化内涵的整理和研究却日渐兴隆，到世纪末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这一反差耐人寻味，但并不奇怪，它们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生的。前者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联，是已发生的客观事实，不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有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拟从近代以来传统手工艺潜在的蜕变因素、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的冲突来分析21世纪传统手工艺的前途。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一、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推翻了千年封建体制、建立了共和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思想体系和陈规陋习，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震撼之中，传统手工艺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大体上传承了清代的风格和技艺，时强时弱地延续了几十年。但从它与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即将迫使它发生蜕变的潜在因素。 （一）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 在中国古代，手工艺品的使用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手工艺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所需和生活所需，大到帝王的礼服、礼器，小到民间的嫁衣、纸马。尤其是宫廷和宠大的官僚机构对高档手工艺的需求曾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生产，使金、玉、漆、木、丝织、刺绣等行业的技艺登峰造极。但辛亥革命引起的政体骤变，使顶戴花翎、龙袍朝珠一夜间被废除，带有封建等级烙印的手工艺立即失去了市场。这是市场缩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晚清以来，西方生活用品源源输入中国，如洋布、洋油灯、洋火、洋袜、电扇、电灯、钟表等等，逐步占领了大都市的市场，就连慈禧、光绪都有了钢琴和沙发。1893年（光绪十九年）上海安装了6325盏电灯，次年达到9091盏。接着，北京、天津，包括皇宫禁苑都装起了电灯（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这样，实用手工艺的生产必然受到排挤。 （二）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 传统手工艺品原来就有两大类别。一类是高档品（即后来所说的特种工艺）。兼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一类是普及的实用品，直接服务于人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高档工艺品早就成了少数人积敛财富的对象，古物则当作“古玩”收藏。据《查抄和 家产清单》，何家玉器库有“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二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古玩器有“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等等。民国以来，实用手工艺品虽然有收缩的趋势，但富商大地主和新贵对高档工艺品的需求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对手工艺品的价值就明显地偏向了高档的特种工艺品。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明显上升，使实用价值显得无足轻重。晚清至民初苏州工艺美术的畸形发展就是一例，当时以红木家具、玉雕、珠宝、檀香扇、刺绣为大宗，基本上都是特种工艺品。 （三）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 近代传统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方式，使技艺和风格走向程式化，一时难以扭转。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二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不平衡性，使传统手工艺无法迅速与时代靠拢。上个世纪初叶，当东南地区和大都市已经出现较多西装的时候，边远地区还在给少女裹足，社会上出现了古今混杂、中西并举的现象，传统手工艺似乎无所适从。一些人感到世事的变迁，以创新来争取市场，如景德镇瓷瓶上出现了时装人物画。一些人处于猎奇心理，又丢不开传统的观念，就产生了非中非西的混合风格。如苏州东山雕花大楼，既有中国吉祥纹和廿四孝雕刻，又有罗马柱头和文艺复兴式的雕花，杂乱无章。只有刺绣不自觉地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蜕变。刺绣在古代以实用为主，明代露香园的“顾绣”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并广为流传。在实用刺绣日趋衰退的时候，这种工艺反而蒸蒸日上，但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绣了。三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档工艺品，本来就是用以升值的藏品和玩物，以仿古为上品，自然可以无视社会的变革。总之，近代传统手工艺处在变与不变，似变非变的边缘线上，预示着一场难以阻挡的蜕变之风将要横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