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论文主要参考文献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摘 要：《儒林外史》中，作者吴敬梓描写了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儒林”人生样态，有文质彬彬的典雅，亦有令人捧腹的滑稽，更有是人长叹唏嘘的扼腕。此书被称为是“指摘时弊”，但认笔者认为此书本意实在立品矫俗，换言之，此书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是一曲君子的赞歌，小人的挽歌，其次才是为世人所矫俗的“讽刺之书”。书中真儒名贤虞育德是作者极力烘托的以为真人君子，君子之道在他身上表现的尤为透彻。 关键词：《儒林外史》 虞育德 理想寄托 《儒林外史》中虞博士是一个笃信儒家道统思想且表里如一的正统式人物，小说在三十六回中开始提及到他，在这一章节“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中，我们看出，从头至尾，作者对其都是褒奖肯定的，“君子以果行育德”。 此书写景处非常少，但在《儒林外史》中的写景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无足轻重。一个正面人物出场，作者必定会用符合此人物气节的景物描写来映衬人物形象。作者在三十六回后半部分提到虞博士在任南京国子监一闲职时，“自己亲手栽种的一树红梅花，今已开了几枝”，这里作者用的是“梅花”这一意象。梅花，是被几千年来，墨客骚人吟咏不绝的。文人笔下的梅是节操高尚的旷达贤士，具有脱俗高洁的形象，这也与我们的虞博士的“浑雅”气节暗符。这是小说的暗线。在三十五回中，迟衡山道：“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须得是个圣贤之徒来主祭，方为不愧”。人物还未出场，作者就将他摆在圣贤的位置，也从正面确定了《儒林外史》刻画的虞博士形象要属杜少卿所言：“这人是大不同的，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他胸襟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这是对虞博士无以复加的称允了！这明暗的赞许，作者就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真儒”形象。 （一）独善其身 儒家讲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是仁人志士的一种人文关怀，穷困时守护自己的身心，不丧失胸中的正气，不怨天尤人；显达时，惠泽天下，使百姓受益，“穷则独善其身”并不是与世隔绝，而是要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也可以说是“修身齐家”了，这样达到一定的修养才能“兼济天下”“治国平天下”。 虞博士从小苦读，在十四岁时，在祁家教书，到了十七八岁随一位晴川先生学诗文，后又应考，娶亲，而微薄的收入只能维持简单家用，只雇了一个小小厮，而娘子每日只吃三顿白粥。在三十二岁时，没了个官做，生计成了问题，而在他娘子问他“今年怎样”时，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到最后只以一切都“有个定数，不必管它”的安贫乐道作结。他了知天命的恬适自然确实与伯夷、柳下惠和陶渊明性格特点相符，在只为谋生而奔波中，不失其豁达，能够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也正映衬了诸葛亮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君子之乐，莫过于此。 （二）与人为善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并不是一种个人要求，“与人为善”方显社会之大和谐。小说第三十六回中，虞博士替远村一个姓郑的人家看葬坟，得了十二两银子的酬谢，正怡然自得地回家之际，遇见一个无钱葬父而跳河自杀的庄农，他忙与船家将这人救起，并且与他换了干衣服，问明原因后，虞博士道“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是寻死的事。我这里还有十二两银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以总给你，我还要留着做几个月的盘缠。我如今送你四两银子……你去殡葬了你父亲就罢了”庄农为孝节而欲投河，而虞博士也是为其孝道，是助其孝也，二人共同为善，“与人为善”，是“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只有人与人相互坚守孝道，才是善的最高境界。此外，虞博士的慷慨行为中还体现了中庸之道，即过犹不及。他并没有倾囊相助，而是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后才仗义疏财，毕竟，他也要养家糊口，这也算是义与利兼得吧！ （三）以德报德 四字美德：忠、孝、节、义，是中华传统的美德观，孝亲观是被视为中华民族道德准则的首要标准，在虞育德和祁太公身上，不仅体现了二人的仁义道德，而且感觉到一种隐形的孝亲观。虽然祁太公非与博世的至亲，但他对祁太公的有一种乌鸟之情，这是虞博士道德品质的体现。 三十六回详述中，祁太公对虞博士是有着再造之恩的。虞博士在十四岁时就痛失怙恃，亏了祁太公将其领养家中教他谋生本领，鼓励虞博士去应试，还资助他娶亲等等，此后虞博士给儿子起名为“感祁”，以示不忘祁太公的恩泽。后来发迹，身任南京国子监，聘祁太公孙女为儿媳，连为亲家，“以报祁太公相爱之意”。显然虞博士与祁太公之间有一层隐形的父子之情，虞博士富贵不相忘，恩恩相报，是其个人魅力的闪现，也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可见这种观念已成为一种社会意识，而在虞博士与祁太公横上得以发扬，人与人交往，是一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过程，“投之以，报之以李”，好的付出，自然会有好的回报。 （四）坦荡无为 “义利之辩”是君子人格的有一内涵，是儒家所遵从的人生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是孔老夫子对于“君子”与“小人”划出的界限。在这里弘扬君子，提防了小人，义与利，坦荡与苟且是道德品质的不同，君子将道德看做第一位，将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用道德来压制自己的欲望。 《儒林外史》在第三十六回中，“积年相与”储信，伊韶曾出主意，让虞博士，在“荒春头上”做个生日，“收他几分礼，过春天”，还要“出单去传”，虞博士丝毫没有给这二位留脸面，严词拒绝，并对此二人荒谬逻辑痛加驳斥，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泾渭之分，义与利，君子是清白做人，不贪图非分之财，坦坦荡荡，小人则是专于苟且营利。 被誉为“国中盛德者”的君子，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美德的“真精英”，二千多年来，一代代志士仁人都勉励以此自修，赢得了社会和历史的尊敬。因此，君子之道，就成为传统的理想的人格模式。而《儒林外史》中塑造的虞育德，“挟才以为善”，是真正的君子形象。在他身上正寄托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那就是君子之道。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M].长沙： 岳麓书社 , 2010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 [M].北京：中华书局 , 2008年. [4]李泽厚.美的历程 [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年. [5]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十二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 作者简介：杜明娜（1991.09-），汉族，山东济宁人，现就读于临沂大学文学院09级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一班。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