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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

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

晋太康二年 (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

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

《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

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

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

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

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

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

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

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

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

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厘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厘王的坟墓。

佚文中有“梁安僖(厘)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

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

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

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

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

《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

《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

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

《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

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厘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

《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

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

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

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

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

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