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姓历史考略冯姓在中国百家姓中属人口较多的大姓之一，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周至今，英豪辈出。并经历代蕃衍，子孙遍布中华大地。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内忧外患，灾害频繁，百姓历尽沧桑，以至家乘散失，祖武断踪，不少人不知先辈的由来。冯氏虽有其显赫的历史，但流传下来的族谱也不详不尽，而且版本甚多，说法不一。现只能根据一些资料整理简略介绍，也不一定准确。谬误之处祈望读者指正。据《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中说：“冯氏世本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毕万封魏，支孙食采于冯城，因氏焉。”也是说，周文王第十五子姬高，封地于毕国，叫毕国公，又称毕公高。四百年后，毕国被西戎所灭，毕高后裔毕万投奔到晋国，晋献公封他为大夫。毕万多次随晋献公出征，屡立战功。晋献公把魏地封给他，任魏大夫，并封给毕万奉禄食采地于冯城（冯城一说是陕西省大荔县的冯翊城，一说是河南省荥阳县西）。毕万子孙就以邑为姓，此乃冯氏之所出。而魏地的子孙则姓魏，故冯魏两姓实为同一祖宗。冯氏有声望的世家大族居陕西省兴平县东南之始平。春秋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名斯，也是毕万的后代。魏斯之子魏启字长卿，封于冯（河南省荥阳县西），故魏长卿的子孙也姓冯。其世家大族居杜城。因此，冯氏有声望的世家大族就分为始平、杜城两大世系。至秦汉以后，冯氏支脉繁多，出上党者（今出西长治、潞县一带），为汉左将军冯奉世之后；出颖川者（今河南宝丰、禹县一带），乃汉征西大将军冯异之后；出弘农者（今河南灵宝县以西、陕西的华阴以东），西魏宁州剌史冯宁之后；出京兆者（今河北省内），是北燕王冯弘之后。而他们的源上归属那个世系，只能依据其本支族传著。称始平世系者，乃冯简子支脉；称杜城世系者为魏长卿支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冯氏子孙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春秋周景王时，郑国名卿冯简子，为人精明，郑国公凡事必问之。简子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他第一个把人道置于天道之上，反对当时奉行的“天神论。”战国时韩人冯亭任上党太守。秦伐韩，攻上党，韩不能守，冯亭即与赵联系，把上党入于赵，赵封冯亭为华阳君。冯亭与赵国大将军赵括共同抗击秦军，结果被秦将白起包围于长平，冯亭及赵括等战死，赵军四十万人被俘活埋，成为历史上一大坑俘惨剧。西汉时冯奉世任卫侯，曾持节出使大宛。时莎车贵族叛反，杀汉人官员。冯率兵击破莎车，威震西夏，封奉世为光禄大夫。后又大破羌虏，于边郡要处屯田。赐奉世爵位为关内侯，任左将军。奉世子冯野王，字君卿，通诗书，历官陇西太守。奉世女冯婕妤，为元帝昭仪皇后。而冯野王弟冯立，也官至山西太原太守。东汉时冯异，精通孙子兵法，随刘秀安定河北，为刘秀偏将军，封应侯。后又封为孟津将军。在多年的行军作战中，冯异为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冯异谦逊，从不夸己功，诸将并坐论功，他常避于大树下，被誉为大树将军。刘秀即位封冯异为阳夏侯，任征西大将军。后代冯氏宗祠的楹联写：“始平世泽；大树家声”或“始平开玉叶；大树发金枝”，冯氏子孙以冯异有功不居功为荣，并以谦逊为家训。东晋十六国时，后燕慕容宝即位，冯跋任中卫将军，后燕主高云被部下所杀，冯继位跋起兵平定之，众拥冯跋称天王，建立北燕政权，建都于昌黎。冯跋病逝，其弟冯弘。至唐代有吏部尚书冯宿，工部尚书冯定和谏议大夫冯审。后晋宰相冯道，南唐宰相冯延己，北宋宰辅冯拯，北宋状元冯京，明朝户部尚书冯铨，清朝进士冯成修，太平天国领导人冯云山等，都是当时的名臣良将。广东冯氏始自何时，源于何人，说法不一。笔者倾向于自冯业始。冯业为冯弘三子，公元436年北燕王冯弘被北魏所败，北燕亡。冯业受父王冯弘之命，率三百人乘船南下，投靠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留居广东新会，初封怀北侯新会太守，后封罗州剌史（治石龙县、化县、今廉江、茂名等地）。冯业就成为岭南冯氏的始祖。作者：冯雄 0位粉丝 2007-4-30 05:18 回复此发言2 【冯姓历史考略 】转 〈冯〉吧冯业之子冯宣及孙冯融都任罗州剌史之职。冯融之子冯宝，自小勤奋好学，二十岁就考取了功名，被委任为高凉太守。冯宝与高凉蛮酋豪族冼氏女冼英结婚。梁武帝太清二年，高州剌史李迁士谋反，召冯宝欲协迫其出兵同反。被冼夫人劝止，并策计率锐兵直入李府砍李迁士。冯宝关心群众疾苦，经常派军队医生为群众治病并宣传医学道理。当地人民把他当作救命恩人。梁武帝封冯宝为护国公。冯宝卒于陈朝永定二年，其墓葬于高州良德东十五里之凤凰山磨盘岭。冯宝之妻冼英，其威望、功绩远胜于冯宝。高凉冼氏豪族，辖部落十余万。冼英自幼贤明，有勇有谋。与冯宝结婚后，她在部落中推行封建法治，以改造俚人的旧习俗。李迁士谋反，冼氏率兵会同高要太守陈霸先把李追杀至江西南康。后冼氏又为陈霸先建立陈朝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陈朝，冼夫人成为岭南百越一方的重要支柱。冯宝去世后，其子冯仆年九岁，任阳春郡太守，实际上由冼夫人主政十多年。她把政务治理得有条有理，境内汉俚一家，不分彼此。后陈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冼夫人为圣母，保境安民。隋文帝遣书命其归化于隋。冼夫人以统一大局为重，集首领数十人迎隋使入广州，岭南悉定，华夏统一。隋文帝册冼夫人为宋康郡夫人。隋开皇十年，番禺王仲反叛，冼夫人遣兵会同隋将裴矩平乱，岭南遂定。隋帝封冼夫人子冯盎为高凉太守，追封冯宝为谯国公，册冼夫人为谯国夫人。仁寿初，冼氏卒，葬于电白电城山村。冼夫人的一生，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岭南民族的团结，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周恩来总理誉她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在冯氏族谱中，对冯维乙公是那个朝代人、是何人子孙有不同说法。这也牵涉到广东冯氏始自何人。有的族谱说冯维乙是冯业的十三代孙，每一代有名有姓，有根有据。以这样推算，冯业为南北朝人，其曾孙冯宝是隋代人。冯宝后再相隔九代，冯维乙应是唐代人。但有的族谱则认为冯维乙是冯异的十七代孙。说他自郑入粤，初为徵仕郎，任高要尉升邑长，转授奉政大夫广州府参军。其依据是原始平义学供奉其神位写“隋奉政大夫广州参军镇涌房始祖考维乙冯公妣白何氏安人神位”。故冯维乙是隋代人。对此，尚需进一步考证。为什么对冯维乙公出生年代及源流如此重视？这是因为今天广东冯氏有不少是冯维乙的子孙。他生有五子，长子朝元，其子孙居南海镇涌；次子朝恺，其子孙居南海藤涌；三子朝端，其子孙居南海石涌；四子朝纲，其子孙自南雄迁至鹤山，分居于越塘、大埠、维墩、玉桥等处；五子朝纪之后分善俊、善长、善牧三房，善俊之裔居前江、福迳、新仁和、新社等地。善长后代居古劳。善牧之裔分居湴蓼及广西柳州一带。冯维乙公之墓葬于鹤山湴蓼之将军山。他的夫人白氏和何氏均葬于南海西岸之凤冠山。香港冯氏宗亲会于1991年拨款在将军山下建了一座将军亭，并筑水泥石级直到维乙公墓前。凤冠山也修筑了一条水泥路通到白氏太婆墓前，以方便冯氏子孙拜祭。每年重阳节，香港冯氏宗亲会都组团回乡旅游并祭祖。鹤山、南海、新会、番禺等地的冯氏子孙也自动前往拜祭，一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甚为热闹。冯氏居住在鹤山的沙坪、古劳、雅瑶、龙口等镇30多条村庄，人口有15000多人，华侨、港澳同胞10000多人。作者：冯雄 0位粉丝 2007-4-30 05:18 回复此发言3 回复：【冯姓历史考略 】转 〈冯〉吧冯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七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四。
冯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十七位，在宋版《百家姓》中列第九位，在以人口为序的中国姓氏中排名第27位，在台湾省名列第七十二位，人口约八百六十一万五千余，占全国人口的左右。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和云南等地。汉唐时期，冯氏繁衍很快，从原来的发源地陕西，发展到了现今河南、河北、山西及福建等地。冯姓的宗族较多，唐代的《元和姓纂》说，冯氏出颍川（郡治今河南许昌）者，是东汉征西大将军冯异的后代；出上党（今山西长治）者，是西汉左将军冯奉世的后代；出长乐信都者，是汉代宜都侯冯参的后代；出京兆（今陕西西安）者，是北燕昭成帝冯弘的后代；出弘农（今河南灵宝）者，是冯弘之孙冯宁的后代；出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者，是唐监察御史冯师古的后代。出岭南者，是唐越国公冯盎的后裔。
冯京连中三元，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作为北宋的大臣，为人正直，是一个很好的清官。曾经张尧佐也就是张贵妃的伯父，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而且保证他可以升官发财。但是他不畏权势所动。
这句话的意思要看整体的历史情节来解说。冯京是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己丑科状元，从小就是天资聪颖的能人，为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也就是自乡试、礼部以至於廷试中进士皆为榜首，他中状元后，以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他的岳父是当时的名人富弼。冯京这个人很懂得为官的道理，後来他以翰林学士被召回京城，算是荣升，按照官场的做派与习性，提拔自己的长官，还有自己最重要的人脉长官丞相大人韩琦，都必须要马上去拜访道谢（谢谢人家让你升官），由於官员外放回京（从外省回到首都当官），表示出当时官员升职的光荣，台面上的礼貌是必须要这麼做的，相信当时北宋的官员应该皆如此。但是冯京却没有这麼做，反而好几个月都没有去拜访丞相韩琦，韩琦就觉得冯京不懂官场道理，显示出才子的高傲。他的岳父富弼要冯京赶紧参见韩琦，冯京却回答道：＂公（韩）为宰相，从官不妄造请，乃所以为公重，非傲也。＂（韩琦是宰相，当属下官僚的人不应该随便请托拜访，这是我为韩琦丞相设想，并非是我这个人自恃才学而表现得很高傲啊！）
写作思路：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在知网查阅相关的文献，然后从文献中找出有用的知识点加以总结，最后再编撰关于冯姓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
例文：
汉族冯姓源出有二，一是姬姓，二是归姓。其他冯姓则由外族改姓而来，包括汉朝初期的匈奴人，南北朝时期的百济人，元明时期两广南部的浬人，以及清朝末期的满蒙人等。
冯氏最初发祥于河南省荥阳地区，族人迁移较早，先秦时期就已开始迁移。
向南，先进入了楚地（今湖南、湖北）。楚怀王时期（战国后期）冯郝官至楚大夫，是楚国的重臣。向西，进入了陕西关中等地。
向北，冯氏进入了山西等地。战国中后期，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长治西）郡守冯亭，为人果敢而有谋，入赵国，拒秦战死，其宗族分散，有的留在上党潞县（今山西潞城东北），有的留在赵（今河北境），并发展繁衍下去。
唐末黄巢起义时，中原冯氏有一支避乱南迁至福建宁化石壁，到宋代分成上杭、漳州、武平等支脉，至宋末元初，上杭冯氏有的又南迁至广东。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广东、福建的冯氏有数支移居台湾，此后，有的又远迁到海外。
在宋版《百家姓》中列第九位，在以人口为序的中国姓氏中排名第27位，在台湾省名列第七十二位，人口约八百六十一万五千余，占全国人口的左右。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和云南等地。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冯姓
关于小学近视问题的研究报告看下面: 一、课题的提出： 我们班许多同学都陆陆续续带上了眼镜，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有多少人近视了？他们又为什么近视了？我做了一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1．查阅有关书籍，了解普通人是怎么近视的。 2．调查询问同学，了解他们是怎么近视的。 3．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我班一共有多少人近视了。 4. 通过班级博客发表问卷。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我班共有11个人近视。 我国的近视率已接近30%，小学生患有近视，初中近视率猛增到高中生人戴上眼镜，大学生近视比例高达80%。 近视成因较多，据我们猜想，造成近视的因素有：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个体因素，营养体质因素和睡眠因素。导致小学生近视的主要原因是作业做的太晚，使睡眠不足，过度地看电视、玩电脑，摄入大量的德和蛋白质。 现在小学生近视率很高。虽然近视存在某种的遗传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外界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配戴眼镜外，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唯有持久地开展预防措施。中学生极高的近视率和现行的教育制度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更多的是因为用眼习惯而导致近视的发生。近视预防的重点也在于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四、结论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我发现： 1.从整体来看，作业负担较重的同学占大多数，作业负担随年级的升高而加重。 2.无论是哪个年级在做作业时都没有好好的让眼睛得到休息；而在校休息时间又一次随年级的增高呈递减趋势。 3.抗疲劳眼药水与眼保健操都是对眼睛有治疗作用的，但却没有引起同学的高度重视。 4.近视人数虽然远远高于非近视人数，但不佩戴眼镜的人却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这表明同学们对近视的问题还不够重视！ 5．其中的因素，像：姿势不对、用眼不当之类的毛病，我们可以努力克服、改正；像灯光太暗或太强之类的，我们可以调节；像防护不当、用药不当之类的，我们可以尽量避免；…… 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每日坚持远眺、坚持眼保健操和课间操，并积极参加文体活动。 2、学习时要有充足的光线，光线要从左侧方向来。不要在光线不足和耀眼的阳光和强灯光下看书写字。 3、不要睡在床上或边走路边看书。更不要歪头偏身趴在桌上读书写字。 4、不要长时间使用视力，每学习50分钟后，应当休息10分钟。 5、看电视的次数不要过多，时间不要过长，要控制在1小时以内。距离不要太近。至少隔两米远。 要记住眼科医生给大家的劝告：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看书、上网、看电视不要连续超过一小时，不要在太强太暗的光线下看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写字姿势，坚持作眼保健操很重要。希望对你有帮助 O(∩_∩)O~
冯姓在中国百家姓中属人口较多的大姓之一，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周至今，英豪辈出。并经历代繁衍，子孙遍布中华大地。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内忧外患，灾害频繁，百姓历尽沧桑，以至家乘散失，祖武断踪，不少人不知先辈的由来。
冯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十七位，在宋版《百家姓》中列第九位，在以人口为序的中国姓氏中排名第27位，在台湾省名列第七十二位，人口约八百六十一万五千余，占全国人口的左右。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和云南等地。
迁徙分布
汉代冯姓发展的显著标志是冯姓郡望的逐步形成。两汉时期冯姓的分布基本上覆盖了当时华夏大地的所有重要区域，并且在一些地区，由于冯姓豪杰名士的大量涌现，形成了以冯姓为主体的聚族性居地。汉代冯姓辉煌之发端者为安陵冯氏，其代表人物首推冯唐。
汉兴置国，出于安全及施政考虑，实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政策：一方面为了充实关中人口，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六国宗室及大族豪门坐霸一方。汉廷访得代北冯氏为豪杰之后，于是特迁其大部再入关中，定居安陵。冯唐，正是生长于代北而后迁入安陵的。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冯姓
、冯姓的历史：冯氏最初发祥于河南省荥阳地区，族人迁移较早，先秦时期就已开始迁移。春秋战国时期向南，先进入了楚地（今湖南、湖北）。楚怀王时期（战国后期）冯郝官至楚大夫，是楚国的重臣。向西，进入了陕西关中等地。
二十世纪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从一九一九年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开端 到二○○○年底结束，共八十余年，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一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创期(1919-1948)；（二）重建期(1949-1977)；（三）繁盛期(1978-2000)。以下分述三期的基本情况，勾勒其发展的大体轮廓。 一、开创期 这一时期从一九一九至一九四八，整整三十年。研究开始时王国维尚未去世，研究过程中 王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加上这三十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各政治派别为了本派的利益 曲解王氏文学批评，使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复杂的状况。 1.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之奠基 前三十年的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中，著名学者的评价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一九年元旦，时值《宋元戏曲史》单行本发行不久，傅斯年就发表了以《宋元戏曲史 》为题的书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 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注：傅斯年.宋元戏曲史[M].新潮第1卷第1号，）给予王氏《宋元戏 曲史》以高度评价。文中作者体会到了王氏开创性工作的难度，罗列了王氏的精辟之论。 北京朴社一九二六年重印《人间词话》，这是《人间词话》首次单行出版，俞平伯为之作 短序。俞氏从批评方法入手高度评价这本小书，同时也指出开展研究的难度。《人间词话》 单行本刊印和俞氏的序，使广大读者更方便接触王氏的文学批评，扩大了人间词话的影响。 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四大教授之一，两人私交甚笃。王氏自沉后，陈为其写清华纪念 碑铭文。陈氏不仅了解王之为人，更通读他的著作。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写 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 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 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崖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四十年代，郭沫若比较王国维与鲁迅，对他们的学术研究，郭沫若有这样的评论：“王国 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注：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 以上著名学者的文章只是初步的评介，并没有对王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细致、系统周密的研 究。从著名学者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的评价可见出王氏文学批评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 位。由于学术大师们的推崇介绍，广大读者开始接触王氏文学批评，对王氏文学批评的整体 研究逐渐兴盛起来。 2.多样化的研究 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开创期三十年中，有四篇文章经常被研究者提及。吴文祺有二篇：《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李长之的《王国维 批评著作批判》和壳永的《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吴文祺、壳永、李长之代表三派人， 即革命派、传统派和科学社会主义派。他们从自身的地位、思想观念出发，用不同的批评视 角研究王氏文学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在此革命派是指主张文学革命的派别。 我们先看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吴文祺的文章。在他的第一篇研究文章中，吴氏给予王国 维新文学家的地位。“不料在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国文坛里，居然有一个独具双眼大声疾呼 地以小说戏曲为‘文学中之顶点’的人，其见解之卓越，较之现代的新文学家，有过之无不 及，其人为谁？就是海宁王静安先生。”（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J].小说月报，卷17号外，.）作者通过大量引用《静庵文集》中《宋元戏曲考》中的论述，如强调文学的现实价值、肯定悲剧的力量、认为文艺的目的是给人审美的愉悦 、提出文学以自然为贵、反对格律和用典，借以表达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反对文言、力倡 白话。吴氏想借王国维的学术地位，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替文学革命制造声势。 吴氏的第二篇文章是找到了以前未见材料后对第一篇的补充。作者的立场没有改变。吴氏 的两篇文章，虽说是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摘抄王氏的文学见解为己服务，并没 有从整体上把握王氏的文学批评。所选材料多是王前期的杂文和《宋元戏曲考》中的一部分 观点，由于《人间词话》用传统的文论样式——词话来批评古典诗词，因此在两篇文章中不 曾一见，尽管它当时极常见，影响也越来越大。作者不了解王的为人，更谈不上理解，没有 看到王氏治学道路的转变。用王氏的话说是没有“入乎其内”，自己心存己见，这样的研究 牵强之处就在所难免。另外，作者的批评方法散漫随意，多是引用材料，少分析研究，没有 进一步深入丰富本派的理论，反映了革命派早期的激进浅薄。 李长之的《王国维批评著作批判》与吴文祺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文学季刊》。李 文与吴文的弊端大致相似，不同的地方仅在于作者所持的立场，故在此不重复。 传统派的文章是《大公报》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作者题为 壳永，有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吴宓写的文章，此说可从。全文用文言写成，分三部分立论。 第一部分，历史的批评。开篇盛赞王氏对文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具有历 史的眼光。第二部分，美学的批评。吴氏突出王国维所论第二形式之美，即古雅在文学批评 中的地位，且解说王氏后从事戏曲研究并没有放弃古雅说。第三部分，伦理的批评。《< 红楼梦>评论》中有一章专门讨论《红楼梦》伦理上之价值。就象王所用“美术”一词不是 我 们今天的美术一样，“伦理”一词在此是指宗教或哲学上人生的解脱。（注：壳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综观此文，条理清 晰、论述谨严，较客观地反映了王的文学思想。这与作者与王国维有深交且对王中后期的学 术思想熟识于心有关。但此文也有缺陷，从作者立论的三个方面，就可看出他的派别观点。 作者第二部分过度强调了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发表于一九 零七年《教育世界》，此时王正在进行治学道路的转变。作者忽视了这个转变，没有看到王 前期有一个“与叔本华之为伴侣之时代”（注：王国维.静庵文集·序[A].王国维论学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406.），也没有完全理解王前期的文学批评，如在第三 部分伦理的批评中，作者所谓的伦理道德并不完全等同于王氏文中所论之伦理。总的来说， 此文比上论两派文章更切合、更有深度，缺陷用王国维的话说是不能“出乎其外”。 朱光潜的《诗的隐和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也发表于一九三四年。 朱光潜的研究没有掺杂任何门派之见，他用诗的隐和显来代替解释王国维的隔和不隔、有我 之境和无我之境。朱氏比王国维年纪小，曾留学欧洲，接触了一些王不曾见到的文艺理论， 受二十世纪初欧洲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用谷鲁斯、立普斯的“移情说”理论，认为王氏所谓 “有我之境”实相反为无我之境，他名之曰同物之境；同样“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朱 氏命名为超物之境，并且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用了大量诗词进行论证，自成一说。（注：朱光潜.诗的隐和显[J]，人间世，第1期，.）朱光 潜的这篇文章，一改上面四篇研究论文的面貌，以自己扎实的古典诗词和通晓西学的优势， 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打开了局面。可惜的是这一趋势并没有立即发展下去，直到差不多 五十年以后，纯学术研究才慢慢承续上前半个世纪的接力棒。 王国维前三十年的研究，从无到有，最后呈现多样化的研究格局，整体研究达到了一定的 高度。但与大师们的评价和王国维文学批评对中国近现代文论的深远影响比较，其研究状况 、研究水平是不相称的，还有待于拓展。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复杂，要点大致有三。其一 ，王国维所处时代及人生道路的复杂性。其二，王氏文学批评的写作发表与时代不同步，难 以形成共鸣。当王氏接受西方美学、哲学理论来改造中国古代文论时，走在时代前列；而国 内鲜有人知道、了解西欧的哲学，王氏的文章难以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王氏治中国宋元俗文 学——戏曲时，文学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当文学革命、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开始后，王 氏又回到了革命派的对立面，现实的批判掩盖了王氏曾作出的贡献。其三，其文学批评的本 身特征。如《<红楼梦>评论》的晦涩难懂、《人间词话》难以整体把握、《宋元戏曲史》 的艰深性、开创性等。 二、重建期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七年，也是三十年。研究主要在前十五年，后十五年由于 文化大革命，研究完全停顿。国内共有论文三十二篇，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低潮期。 三十二篇论文中《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二十五篇，《宋元戏曲考》的研究占四篇，《<红 楼梦>评论》的研究最少，只有三篇。此期的研究，研究者尽量避开敏感话题，如王国维人 生道路、早期文学批评中受尼采、叔本华和康德思想的影响，即使做研究也无一例外的是批 批判，如佛雏的《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再批判》、王达津的《批判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哲 学依据》等。《宋元戏曲考》由于考证较多，相对较艰深，研究论文也不多。《人间词话》 解放前有几个版本，印数很大，流传广泛，内容与政治不太关联，自然研究得最多。这一时 期国内的研究紧跟政治运动的步伐，但也有学术性研究。整个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主 潮流的研究，二是重学术的研究。 按照现已成型的文学史分期，王国维应属于近代文学中的人物，文论也收入近代文论选。 由于近代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能为政治运动服务，解放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里，王国维变 成激进研究批判的靶子。其中林雨华的《试论王国维的唯心主义美学观》和王季思的《王国 维戏曲理论的思想本质》等就是主潮流研究的突出代表。 重学术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钱仲联和周振甫。 钱仲联的文章《境界说诠证》（注：钱仲联.境界说诠证[N].文汇报，.）定义“境界”用王自己的论说材料说话，追寻“境界”说 的渊源，认为近人用艺术形象解释“境界”有一定理由，但“境界”还不完全等同于形象。 作者有感于当时研究文章的简单化倾向，自己虽然不发表很有见地的看法，但希望通过整理 相关研究资料，引导研究工作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研究面狭窄，研究方法单调，导致论文质量低， 研究水平不高；其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与前一期的研究相比较，本期研究批判的多，肯定的少，整个研究趋于同化，缺乏另类的 声音，传统的研究在本期基本绝迹。 三、繁盛期 经统计，繁盛期共有论文三百一十三篇，虽然时间比前两个时期短，但研究文章的数量是 前两期的十倍左右。学术研究经过建国三十年的制约束缚后，在解放思想的号角声中，逐步 走 上正轨，迎来了最后二十年的辉煌。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它的 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历程。 1.八十年代研究概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新时期刚开始，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承袭了解放后三十年的研 究 方向，《人间词话》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七九年共有六篇研究文章，其中《人间词话》的研 究占四篇；八零年共有十三篇文章，《人间词话》研究占七篇，另有二篇研究王的美学思想 ，其取材多从《人间词话》；八一年共十二篇，五篇是《人间词话》研究，七篇是文艺美学 研究；八二年共十四篇，八篇是《人间词话》的研究，二篇是文艺美学研究。《人间词话》 是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代表作，易为大多数人接受，影响最大，对它的研究在整个王文学批评 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九十年代以后仍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但前四年的整个研究，我们还 是能感受当时学术界乍暖还寒的基本状况。 新时期初期研究工作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八十 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美学热，以美学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趋势。马克思关于“艺 术”掌握世界的思想给大家以启发，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语”理论也成为一种 思考的资源。由此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 审美反映”的观点。对王的研究也卷入这一潮流，八十年代研究王文艺美学思想的文章，占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部专著，它们分别是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 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 对王国维文学批评中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美学思想的研究类似，在此不复赘述。 八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低知识群体一部分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成为新时期 富翁，而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与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对称，整个学术界的研究工作受到冲击， 知识分子纷纷下海，此时也正是中国学术的转型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研究也遭遇同样情形 ，这一段时间表现较为低迷，论文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不高，如八九年全年仅仅只有六篇论 文，为八十年代最少的一年，其中四篇是前人已谈到的或简单的评述，只有二篇相对价值较 高，即周锡山的《王国维的戏曲美学思想》、新雨的《王国维纯粹美学观新辨》。整年的文 章与前期的研究对比没有大的突破，从视角到观点以至批评方法都缺乏新意。 2.九十年代研究概况 九十年代以后，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呈现新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前期研究的 深入，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史的研究。 (1)对前期研究的深入 新时期前一段的研究，上面已讲到多有建国后三十年研究模式的痕迹。九十年代随着整个 大环境的改变和学术本身的转型，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一部分文章承继着八十年代的话 题深入进行研究，论文质量大幅度提高。具体表现为：其一，研究的系统化和细致化。如陈 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魏星的《王国维“三境界”源出尼采说》；其二， 注重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如郭志今的《晚清启蒙思潮与王国维非功利文学论》，蔡仲翔 、李哲理的《天才、超人、赤子——从王国维的作家论看中西文化的融合》；其三，王国维 文学批评现代意义的发掘。如张新颖的《王国维现代意识的变动过程》，童庆柄的《略论王 国维文艺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其四，传统研究方法的续接。如蒋哲伦的《王国维论清 真词》，赵义山的《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其五，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如《论王国维对 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2)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蓬勃发展。杨牧曾推王国维为“中 国第一位从事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王国维文学批评无疑再恰 当不过了，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园地，九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此类文章。柯尊全的《论王国维 的古雅理论兼与贝尔的形式理论比较》、周波的《中外文学关系：康德“意象”说与王国维 “意境”说比较》、蒋英豪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等是中西进行比较。国内不同时期进行 比较的有易容的《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解玉峰在《论两 种戏剧观念——再读宋<元戏剧史>和<唐戏弄>》、耿明奇的《王国维与王夫之文艺观比较》 等。 (3)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 进入八十年代，王国维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八十年代初中期每年有为数 不少的论文，到九十年代，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 唐增德的《评有关王国维研究的三本书》专评陈鸿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三部专著 ——《王国维与文学》、《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王国维年谱》。唐增德认为陈氏 三部著作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极其重视王国维史料的发掘搜集工作，以此作为研 究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陈著不仅在资料的占有和考证上十分用力，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开拓 上亦颇有气魄；第三个特点是著者勇于碰硬，拨谜析疑，在许多重要的然而又有争议的问题 上，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新见解。 夏中义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之研究》是从文献学比较的角度来肯定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 究》。 3.王氏文学批评研究专著 开创期和重建期没有出现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专著，随着研究深度、广度的扩展，研究专 著出现在繁盛期。繁盛期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有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卢善庆的《王国维文艺美学观》和《王国维美学思想论》、陈 鸿 祥的《王国维与文学》、聂振斌的《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祖保泉、张晓云的《王国维与 人间词话》等。下面择取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代表专著——叶嘉莹的《王国维及文学批 评》来稍作评介。 叶著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者，此书由香港书局始印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在国内一出版，国内王氏文学批评研究论文质量明 显提高，王国维文学批评专著遂如雨后春笋般破士而出。直到九十年代末，有研究文章还在 完全袭用叶嘉莹此书中的观点，如代迅的《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会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 。叶氏此书可以说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繁盛期的扛鼎之作，自然也是八十年来王氏文学 批评研究的权威著作。具体在书中体现为结构完整和论说细密。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分两部分。第一编主要介绍王国维的生平。焦点在于第二章王国 维死因的探讨，第二章第一节叶氏罗列了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几种不同说法，第二、三节抓住 王氏自沉原因中的三种主要关系，即王氏与罗振玉、清室、民国政府的关系，弄清了这三种 关系，王氏自沉之原因就跃然纸上。而第一章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则 是王氏之死和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铺垫。第一章第一节叶嘉莹认为王氏的个性有三个鲜明的 特点。一是知与情兼胜的禀赋，二是忧郁悲观的天性，三是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叶嘉莹对 王氏性格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三点结论有根有据，读后对王氏为人及文学批评的理解豁 然开朗。第二节时势对王氏的影响，主要是两次事变对王氏治学道路的影响。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编探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占了全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篇 幅，是全书的重点。第一章是序论。初步介绍王国维的二组文学批评，一组是以《<红楼梦> 评论》为主的前期杂文，一组是《人间词话》和同时期风格相近的一部分文章。而王氏的《 宋元戏曲考》叶嘉莹则没有提及，全书中也没有论及。 第二章探讨静安先生早期的杂文。即第一章所谓的第一组文学批评。第一节作者总论王氏 早期杂文，归纳出这些杂文中表现的几方面的文学观念。第一反功利的文学观，第二王国维 文学批评中的美学观念，第三是王氏对衡量文学作品之内容所持的价值观念。叶嘉莹的研究 特别注重分析，在归纳出结论后，他往往要探究出原因。在第一章中这样的例子时而可见， 在此，作者也分析了王国维这几点文论观点形成的三点原因：性格、西方影响、中国传统， 而且注意到每点观念中的这三方面所占比重。《<红楼梦>评论》理所当然是这一章的重点， 第三节全部讨论《<红楼梦>评论》，在介绍了此文后，作者对《<红楼梦>评论》一分为二的 评价，一方面是此文的长处，如：第一他认为《<红楼梦>评论》全以哲学与美学为批评之理 论基础，在七十年前的晚清时代，能够具有如此的眼光识见，便已经大有其过人之处；第二 ，批评体系的建立；第三，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另一方面，《<红楼梦>评论》有一个无可 挽回的缺点，即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在此节中，论缺点所占篇幅远远大 于优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文的评价态度，前面当作者谈读此文的意义时，也是将对现 在的借鉴价值放在突出位置。叶氏在书中条分缕析，其说最为详备。此书印行后凡评价《< 红楼梦>评论》的文章都承袭叶氏的观点，此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对《<红楼梦>评论》最权 威的评判。 第三章是下编的重点，论王氏文学批评代表作——《人间词话》。叶氏研究王国维自己编 定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六十四则词话，把前九则定位为批评理论之部，后五十五则为批 评实践之部，此说是叶氏新创。王国维长期徘徊于旧传统、新理论之间，王氏写作《人间词 话》时正在逐渐回归传统学术，但王氏早年接触的西学却并没有完全抛弃，逻辑谨严、论辩 缜密也是王氏后期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学的行文风格。对《人间词话》结构的安排可见出 王氏的苦心孤旨，同时也显现了叶氏治学的细致精微。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关于《人间词 话》中的“境界”说，三年后在《宋元戏曲考》中都改为“意境”。解释这个现象时，普遍 的看法是认为王氏晚年修改前说，复用中国文论的旧范畴。而叶氏考究王氏文论，发现《人 间词话》的一年之前，又曾用它于《人间词话》已脱稿的三年之后，而且‘意境’二字之表 面字义又较‘境界’二字尤易为人所了解和接受，那么何以他在论词之专著《人间词话》一 书中，于标示他自己评词之准则时，却偏偏不选用一般人所认为易解的‘意境’二字，而却 选用了较难为人理解的‘境界’一词？以静安先生一向治学态度之谨严，其间自然必有其所 以选用‘境界’一词的道理，也就是说，‘境界’一词之含义必有不尽同于‘意境’二字之 处。”（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89-190.）不同之处在于“静安先生之选用此词，原来就特别重于其可以真切生动的感受及表 达之特质，而此种感受又兼内在之情意与外在之景物而言，是则境界一词盖原已含有一般指 作品中‘情意’或‘景物’的习惯用法之意。而无论其为‘情意’或‘景物’，既已表现于 作品之中，当然便也有一般习用的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之界域之意。再就其可以作为衡量一 篇作品的艺术成就之基准言，当然也会有某一阶段或某一层次的意味。”（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6.） 叶氏系统受过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熏陶，推理思辩能力极强，明显让人感觉不同于建国后 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书中论述的逻辑性卓异于国内的学者。 截止二零零零年，全国共召开了三次王国维学术研讨会。它们分别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 至十二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国际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七日在海宁召开的“海峡两岸王国维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在海宁召开的“九七 王国维戏曲史论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零年出版 了了三集《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研讨会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促进了王国维文学批评的 研究。 综观王氏文学批评研究的繁盛期，研究工作逐步脱离时代和政治影响，学术走上前沿，学 术个性得以张扬，尤其是九十年代的研究，这十年是王氏文学批评研究八十年来最重要的十 年，也是与前两期显著不同的十年。 展望本世纪的研究。就材料来说，《宋元戏剧史》及与其同期相关论文的研究应加强；就 研究方法来说，比较研究还大有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还需不断寻求运用，如其它学科的观念 和方法，文化学研究视角等；就研究态势来说注意深入细致与整体研究并重，深入细致还有 许多工作可做，如王国维写出《<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的个性心理研究，对王国 维文学批评的接受研究，由微观的研究作为基础来促进整体的研究工作。^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王国维： 旧红学家中，有一位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而是自成一派的，他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 新红学主要派别及思潮
1 、《论两种戏剧观念》，《研究》 1999 年第 1 期2 、《明代曲论中的当行论》，《学术月刊》 1999 年第 9 期；3 、《南戏本不必有“套”，北剧原不必分“折”》，《中华戏曲》总第 25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版。4 、《北杂剧“外”辨释》，《文献》 2000 年第 1 期5 、《北杂剧“冲末”辨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 6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6 、《“悲剧”、“喜剧”与中国戏曲研究及其它》，《戏剧艺术》 2000年第 3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戏曲、戏剧研究” 2000 年第 6期转载；7 、《 20 世纪元曲研究刍议》，《南京大学学报》 2001 年第 1 期，《新华文摘》 2001 年第 5 期转载；8 、《读南图馆藏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文献》 2001 年第 2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1 年第 10 期转载；9 、《“过锦”纵横》，《戏史辨》第 2 辑，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年版10 、《元曲杂剧“题目正名”推考》（台湾）《民俗曲艺》第 140 期（传统戏曲专辑 Ⅱ）， 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2003 年 6 月版11、《20世纪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研究之述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2、《吴瞿安先生与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13、《 巫风傩影中的迷失 —评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戏曲、戏剧研究》2004年第6期转载；14、《九十年来中国昆曲研究述评》，《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15、《20世纪戏曲文献之发现与南戏研究之进步》，《文献》2005年第1期16、《也谈中国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保存问题》，《戏剧艺术》2005年第1期1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18、《近代以来京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戏曲艺术》2005年第1期19、《试论20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舞台艺术》2006年第3期转载20、《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戏剧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21、《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文艺研究》 2006年第5期22、《论角儿制》，《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23、《百年中国戏剧学刍议》，《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24、《元剧“楔子”推考》，《戏剧艺术》2006年第4期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你可以写唐宋文学形成的原因跟当时社会的联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或者将当时的文风细细的分类评论，各个文学大家之间的联系与不同写当时唐宋文学的风格
写论文时可以先稍微提一下李清照词的风格婉约中又有几种，然后找到你想论述的观点进行展开，然后找一首李清照经典的词（如《声声慢》）进行赏析，并对个别词句进行鉴赏，同时也可以找一些婉约词派的词与之进行对比，比如柳永，晏殊，秦观，李煜等。通过对比论证的方式，让李清照的词更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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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不知道你的论文是哪个层次的，不好掌握材料的深度和分寸，不过宋代的历史有特色的很多，容易找到资料而且趣味性较高的有这些：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社会分工、人物服饰等；从“杨家将”或岳飞的传说阐析宋代忠君爱国、勇于献身等人文理念，深一点可以挖到理学的社会背景；宋词的流派和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人的文化成就；在活字印刷、火药等重要发明方面的贡献……
宋朝最出名的就是政治制度了吧？冗兵神马的
绘画的发展阶段 大致有4个阶段： ① 宋初100余年间,大体遵循五代绘画传统。北宋开国后,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及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画家。院体花鸟画以黄家富贵体为规范,道释画中以吴家样影响最大,山水画以院外画家成就最高。此外,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许道宁善画平远、野水、林木,他们3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此时期则影响不大。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王□、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② 熙宁和元丰之际，出现了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鞍马人物画，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以崔白为代表的花鸟画。他们在内容及艺术上都展示出崭新的风貌，都具有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修养。李公麟以单纯朴素的白描形式，精确地表现了不同阶层、民族、地域人物的特征，特别是在刻画士大夫生活形象和情趣上，获得极大成功。崔白和郭熙都可以不经起稿而放手作画。崔白描绘季节气候变化中禽鸟的情态，善于表现败荷凫雁的荒情野趣，突破了宋初以来画院内黄氏体制的规范，取得了更为自然生动的效果。郭熙通过景色季节及气候的描绘，表现了山水林泉的幽情美趣，把李成以来的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更高水平。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也于此时形成。驸马都尉王诜筑宝绘堂收藏法书名画,并于府第西园中聚集诗人画家赋诗作画,皇族赵令穰善作清丽富有诗意的小景山水，以及米芾这一时期已开展的书画活动，都显示出这一阶层艺术活动的活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郭熙父子《林泉高致》及苏轼等人的论画诗文显示了此一时期绘画理论的新成就。 ③ 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善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甚多，给金朝统治区绘画发展以相当影响。另外，大批画家纷纷逃到江南，又成为南宋高宗画院中的骨干力量，促进了江南地区绘画的发展。 ④ 孝宗以后的南宋时期，特别是光宗、宁宗时期，山水画继李唐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画风变化，代表画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人。他们重视章法的剪裁，巧妙地利用画面大片空白突出鲜明的形象，画面效果含蓄凝练，简洁而富有诗意，具有优美的意境，简率而富有表现力的大斧劈皴则显示了笔墨技巧的提高。历史故事画及风俗画在整个南宋时期都比较发展，此时出现的李嵩是尤其值得注意的画家，他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服田图》、《四迷图》、《观潮图》等，作品大都含有深刻的意义。梁楷、牧溪、温日观的水墨、减笔则开了元明写意画之风气。 绘画各科的发展 宋代绘画分科更加细致、专门。宋徽宗时期办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6科。《宣和画谱》著录藏画，则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10门。孝宗乾道三年（1167）著成的《画继》辑录画家时，则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 8类。这些现象反映了绘画表现范围的扩大和题材分工的细致、深入。 人物画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从唐代以画重大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为主，扩展到描绘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各方面：如卫贤（传）《闸口盘车图》、王居正《纺车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秋庭戏婴图》、李嵩《货郎图》、朱锐《盘车图》、阎次平《牧牛图》和无名氏《耕织图》、《耕获图》、《柳荫云碓图》、《江天楼阁图》及见于记载的高元亨《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燕文贵《七夕夜市图》等,都显示了画家视野的扩大和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与热情。宋代城市中描绘民俗题材的节令画如《岁朝图》、《五瑞图》、《大傩图》、《观灯图》也纷纷出现。描绘贵族文人生活的绘画仍然流行，带有情节的肖像性绘画，如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赵佶(传)《听琴图》也都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历史故事画中常糅进民间传说，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态度。如描绘操守气节坚贞不屈的人物的《采薇图》，诤言直谏以及与权□的斗争的《朱云折槛图》、《袁盎却坐图》、《陈元达锁谏图》，反映以正确策略解决民族问题的《免胄图》、《便桥会盟图》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绘因战乱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绘画非常流行，如《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像当时民间的讲史一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宋代统治者提倡道教，修建寺观,道释壁画虽缺乏唐代那样宏伟的气势,但仍然保持了相当规模。如东京大相国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宫及南宋临安的显应观、西太一宫、五圣庙等壁画大都出自画院名家手笔。真宗时为建玉清昭应宫，招募天下画工，应试者逾3000人，徽宗时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达数百人，可见其人才之众。宋代宗教画中出现更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以热闹的场面、有趣的情节吸引观众，道教画中创造了大量的神□形象，不少是凭借现实人物形象画成。宋代前期,吴道子画派在壁画中占有绝对地位，从现存壁画粉本《朝元仙仗图》可见其艺术风貌。宋代墓室壁画之数量、质量已不能与汉唐相比。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正定静志寺塔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壁画、敦煌莫高窟宋代壁画以及河南等地区发现的宋墓壁画等，都是考察宋代壁画的重要遗存。 赵佶：《听琴图》 山水、花鸟画在宋代有着飞跃的提高。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宋代花鸟画家极注重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并为此而养花养鸟。赵昌清晨绕栏谛玩，对花调色写生；易元吉深入荆湖深山，观察猿猴野生情状；韩若拙画翎毛,每作一禽,自喙至尾、足皆有名，谙熟解剖结构。宋代花鸟画家画花果草木，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务求生动逼真。因而评画者视画中猫之瞳孔为竖线而指出《牡丹狸猫图》系画正午景候，农民指出名画《斗牛图》中之牛尾应下垂而不应上举的错误，以及赵佶对孔雀升墩必先举左足的论述都是要求形象真实合理。宋代花鸟画既有精工富丽，表现宫□中珍禽异木的黄氏体；也有笔墨简拔、淡彩着色，描绘败荷凫雁，富有江湖意趣的崔白、吴元瑜体；也有直接抒发士大夫情趣，专写墨竹、墨梅等的文人墨戏体。 “画中最妙言山水”,由于社会的重视,山水画逐渐跃居绘画的主要地位。许多山水画家深入自然山川，朝夕观察和反复体会，因而精确地画出不同地域、季节、气候的特征，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从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及松石,到用笔简括、章法高度剪裁的边角之景,显示了不同时期的卓越创造。山水景物不仅是仙山楼阁、贵族园囿游赏、士大夫幽楼隐居的景色，更多的是南北方山川郊野的自然景色，其间穿插有盘车、水磨、渡船、航运、捕鱼、采樵、骡纲行旅、寺观梵刹、墟市酒肆等平凡生活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通过真实的景物描写，体现优美的想像，塑造诗一般的意境。 绘画的成就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运用多采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 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的繁荣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首先，你的选题就很泛，写学术性论文要避开大众化，而两宋期间的艺术高度繁荣主要体现在院体画，大多数都会写宋人花鸟、院体画的影响以及宋徽宗赵佶等等，这些写的人太多了，没有新鲜感和实用性，网上一搜一大把，雷同的结果——你知道的。 其次，看来你对中国美术史和国画专业没有认真的对待，到现在还没有论文的头绪。像美术类的学术论文一定要参与自身（实践性）的体会才可能有亮点，才可能真实，论文通常是靠平时积累出来的灵感而独创的结晶，现在硬憋，结果可想而知。给你一些比较好写的题目范围吧：花鸟方面：写生赵昌对我的启发（写生这个永远是不过时的） 宋徽宗赵佶的是与非（这个写的人比较多，提出新观点，注意不要雷同） “黄荃富贵，徐熙野逸”的思考（绘画实用性和传播性研究）山水方面：“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范家山（北宋山水的写实性研究） 南宋四大家（李、刘、马、夏选其一或全选）对明代浙派（戴进、吴伟）的影响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青绿山水实用性：小作或长卷巨作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