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论文
摘要：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主流立足于书坛，历代文人、书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赞其法书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关键词：王羲之 书法 艺术成就
魏晋时期，战争和分裂频仍，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化之中。儒学的削弱，佛教的输入，玄学的兴起，促进了学术、文艺的繁荣，书法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王羲之就是在这个时期高高升起的一颗巨星。
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体作为中国书法的主流立足于书坛，历代文人、书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赞其法书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少有艺术家能够像王羲之那样，在跨越了如此巨大的时空之后，仍然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不断地给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复加新的意义，使东方艺术之魂――中国书法艺术永葆青春的光辉。
变古制今
王羲之，大约从五六岁学文习字，到五十九岁去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书法艺术的实践和研究。青少年时期师从名家，临池不辍;成年后博采众长，变古制今，自成一家，终至‘化境’。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在其当世已有定评。其壮年时期的作品，已被当时与他齐名的庾翼赞为‘焕若神明， 顿还旧观’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其书法是‘古今莫二’。这里说到的‘草’，是章草和今草;‘隶’是真书，或叫正书、楷书。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和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
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王羲之的楷书，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
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敛，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
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革，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后完成，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行书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
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
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
王羲之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晶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所以后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写一篇还送一篇，自己选吧。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这要看到书法才好说的,
据专家考证，“小品”一词，晋代已经出现。《世说新语·文学》中有：“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又有人认为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对《般若经》的翻译，即这类佛经的简本通常称为“小品。”到晚明后期“小品”一词开始普遍地应用于文学，专指某种类型的作品，有用以名集者，如《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陈继儒）、《无梦集园小品》（陈仁锡）、《文饭小品》（王思任）；亦有用以名各种选本的，如《苏长公小品》、《闲情小品》、《皇明十六家小品》。小品文的体裁多种多样，有游记、速写、随笔、杂感（或称杂文），寓言、序、尺牍等。这些文体在古人看来，与诗文正统文学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故在古代分类的文体论中，不见有单独的“小品文”一类。中国的文体论，发轫于魏晋，盛于齐梁以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把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九类，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属于“文”的有六种；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也把文分为九类：诗、颂、赋、七、箴、铭、诔、哀、碑，属于文的有五种。至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著名的文、笔说，“无韵者笔也”，笔指各种散体文，他所列的二十种文体中，属于无韵文的有十种，还出现了“杂文”这一名称（不过它属于韵文），就是还没有“小品文”。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将诗文分为三十八类，属于散文的有二十一种；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入选的文体更广泛，分类更细密，前者共分文体五十九类，后者搜罗文体一百二十七类,还是没有提及“小品文”这一名称。人们不禁要问：明代小品文如此兴盛，名称的应用如此普遍，为什么出现在明代的二部分类书却没有“小品文”的一席之地呢?分析原因：大约有三：首先是诸家进行文体分类时，多以文章用途为依据，而小品文并非指专用的某一类文体，故无法单列。其次，“小品文”一词的概念，外延模糊，从逻辑上讲，它与许多文体有交叉关系，与某些文体又多重合，比如刘基的《卖相者言》，既可归之于寓言或杂文一类，也可归之为小品文。其三，“小品文”在正统文人看来“既不宜说理，也不易传道”，以致于“体裁与风趣，殊纤纤不足道”（陈炼青《论个人笔调的小品文》），故只能是小技、小道。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把明道宗经放首位，如《颜氏家训·文章篇》所言：“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小品文是属于“行有余力”而可为之的文字；再与正宗的高文大册（如策论、碑传）以宏正典则为宗、高古浑朴的风格相比，小品文以随意抒发感情为目的,风格比较自由活泼，因此显得不够庄重、严肃，且明代的小品文作家，大多思想离经叛道，自创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风格，逸出封建正统文学的常规。而且小品文里面颇有带刺成分，正人君子又多有疮疤，唯恐被刺到痛处，所以小品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为“正统文人”所不齿，所痛恶，斥之为“滥调浮辞，卑不足道”，所以“小品文”终究难登文章的大雅之堂了。小品”一词始见于晋代，作为一种文体，它兴盛于明代，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明代小品文最盛，作家对小品文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人的观念，如袁中道对小品文特点的阐说，他在《答蔡观察之履》中自述：生少也贱，幸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终难列作者之林，……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家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文，妙得此法。今东坡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丈大册，人固不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这里的小文即指小品文，小说指一则则小故事，多诙谐幽默，富有趣味，由此可见，小文与小说还是有区别的。明代袁宏道的好友江盈科也有《雪涛小说》，但他讲一则则小故事总是有寓意的，有明显的议论文字，与纯粹说小故事的“小说”有所不同，所以还是能归入小品文一类。六朝小品中著名篇章最多的应推陶渊明，他的《五柳先生传》、《与子严等疏》都是绝妙好辞，前者诙谐风趣的自画对明代文人的自传文、自为墓志气在风格、手法上的影响很大，后者是一份给五个儿子的疏札，这篇文字虽有训戒、遗嘱的庄重色彩，但读来如叙家常，甚觉亲切。这种如叙家常的笔调对明人特别是归有光潜移默化的影响或多或少总是有的。其他如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杂贴》，陶渊明的《闲情序》、《游斜川序》，谢灵运的《山居赋序》，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等等，都是六朝有名的小品文。
还好意思说你是本科生，写论文还要别人给提供题目，不知道你上学时都干什么了。
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小品文是一种寓有抒情意味和讽刺性的短小散文。相关知识点的阅读：它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种样式，古代许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语文优美生动的序、跋、记传、书信等等，都可以算作小品文。小品文的名称并不始于明清。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的是佛经的节本。小品是相对于大品而言的，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的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文。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尺牍、游记、日记、序跋、辞赋、小说等文体都可以是小品文。小品文作为文体的兴盛是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影响分不开的。小品文也是随笔、杂感等杂文的别称。小品文中的讽刺小品，就是用幽默讽刺笔调，批判错误思想，抨击腐朽事物的杂文。主要是通过事实和艺术形象来表现思想内容，议论较少，叙述、描写或抒情成分较多，以幽默的方式和喜剧性的情节，活泼、轻松的语言，给人一种揭露性的笑，并使人在笑过之后，看到问题的实质，发人深思。分类因内容不同，一般有讽刺小品，时事小品，历史小品和科学小品之分。详细说明散文品种之一。短小灵活，简练隽永，具有议论、抒情、叙事的多重功能，偏重于即兴抒写零碎的感想、片断的见闻和点滴的体会，是一种轻便自由的文学形式。在中国盛行于明清。在现代中国，20年代的小品文，是各式短文的统称，与美文、随笔、杂感、絮语散文大体相当。30年代前期，小品文盛极一时，多样竞荣，并出现对立的创作倾向和思想论争。林语堂等人推崇晚明小品文，提倡幽默小品文、闲适小品文，把小品文视为个人独抒性灵、消闲自娱的形式。鲁迅等人强调小品文的现实战斗性和审美愉悦感的统一，倡导生活速写、讽刺小品文、科学小品文和历史小品文，坚持和发展了现代小品文的现代化、革命化、平民化方向。此后，闲适性小品文趋于衰落，敏锐感应社会现实的小品文获得很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小品文的类别和风格日趋多样化。小品文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几度兴盛，明代是小品文观念的成熟期，也是创作的旺盛期。明人的小品文观念奠定了后代小品文观念的基础，其创作风格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人。小品文从无一席之地到受到人们的追捧，是明代文学先驱们赋予小品文以精神魂魄，使其名正言顺，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代有更替，人们对小品文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一直青睐有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作家，高举“闲适”文学的大旗，对明代小品文推崇备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探索和发展，小品文再度兴盛。至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文学审美观念的成熟，小品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越发引人重视，小品文再掀热潮。一种文学样式的兴盛，必然会令人反思。之前学人有对小品文的名称、特点作探讨的，而对小品文的流变作探讨的文章则显得不足；对现当代的小品文发展有梳理，而对明代以前的小品文流变史则少探讨。文学的发展有着历史继承性，本文通过对明人与后人小品文观念的对比，重新界定“小文”、“小说”与小品文的区别，对后人过于宽泛的小品文概念作辨析，更加明确小品文的概念，以此探讨其源头，并对其流变史作一分析总结，希冀对当代研究有所裨益。明朝前概况据专家考证，“小品”一词，晋代已经出现。《世说新语·文学》中有：“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又有人认为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对《般若经》的翻译，即这类佛经的简本通常称为“小品。”到晚明后期“小品”一词开始普遍地应用于文学，专指某种类型的作品，有用以名集者，如《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陈继儒）、《无梦集园小品》（陈仁锡）、《文饭小品》（王思任）；亦有用以名各种选本的，如《苏长公小品》、《闲情小品》、《皇明十六家小品》。小品文的体裁多种多样，有游记、速写、随笔、杂感（或称杂文），寓言、序、尺牍等。这些文体在古人看来，与诗文正统文学相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故在古代分类的文体论中，不见有单独的“小品文”一类。中国的文体论，发轫于魏晋，盛于齐梁以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把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九类，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属于“文”的有六种；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也把文分为九类：诗、颂、赋、七、箴、铭、诔、哀、碑，属于文的有五种。至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著名的文、笔说，“无韵者笔也”，笔指各种散体文，他所列的二十种文体中，属于无韵文的有十种，还出现了“杂文”这一名称（不过它属于韵文），就是还没有“小品文”。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将诗文分为三十八类，属于散文的有二十一种；到了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入选的文体更广泛，分类更细密，前者共分文体五十九类，后者搜罗文体一百二十七类,还是没有提及“小品文”这一名称。人们不禁要问：明代小品文如此兴盛，名称的应用如此普遍，为什么出现在明代的二部分类书却没有“小品文”的一席之地呢?分析原因：大约有三： 首先是诸家进行文体分类时，多以文章用途为依据，而小品文并非指专用的某一类文体，故无法单列。其次，“小品文”一词的概念，外延模糊，从逻辑上讲，它与许多文体有交叉关系，与某些文体又多重合，比如刘基的《卖相者言》，既可归之于寓言或杂文一类，也可归之为小品文。其三，“小品文”在正统文人看来“既不宜说理，也不易传道”，以致于“体裁与风趣，殊纤纤不足道”（陈炼青《论个人笔调的小品文》），故只能是小技、小道。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应把明道宗经放首位，如《颜氏家训·文章篇》所言：“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小品文是属于“行有余力”而可为之的文字；再与正宗的高文大册（如策论、碑传）以宏正典则为宗、高古浑朴的风格相比，小品文以随意抒发感情为目的,风格比较自由活泼，因此显得不够庄重、严肃，且明代的小品文作家，大多思想离经叛道，自创一种适性任情的文章风格，逸出封建正统文学的常规。而且小品文里面颇有带刺成分，正人君子又多有疮疤，唯恐被刺到痛处，所以小品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为“正统文人”所不齿，所痛恶，斥之为“滥调浮辞，卑不足道”，所以“小品文”终究难登文章的大雅之堂了。小品”一词始见于晋代，作为一种文体，它兴盛于明代，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明代小品文最盛，作家对小品文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人的观念，如袁中道对小品文特点的阐说，他在《答蔡观察之履》中自述：生少也贱，幸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终难列作者之林，……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家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文，妙得此法。今东坡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丈大册，人固不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这里的小文即指小品文，小说指一则则小故事，多诙谐幽默，富有趣味，由此可见，小文与小说还是有区别的。明代袁宏道的好友江盈科也有《雪涛小说》，但他讲一则则小故事总是有寓意的，有明显的议论文字，与纯粹说小故事的“小说”有所不同，所以还是能归入小品文一类。六朝小品中著名篇章最多的应推陶渊明，他的《五柳先生传》、《与子严等疏》都是绝妙好辞，前者诙谐风趣的自画对明代文人的自传文、自为墓志气在风格、手法上的影响很大，后者是一份给五个儿子的疏札，这篇文字虽有训戒、遗嘱的庄重色彩，但读来如叙家常，甚觉亲切。这种如叙家常的笔调对明人特别是归有光潜移默化的影响或多或少总是有的。其他如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杂贴》，陶渊明的《闲情序》、《游斜川序》，谢灵远的《山居赋序》，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等等，都是六朝有名的小品文。明朝时期小品文的发展到明代，明初是以宋濂、刘基为代表，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燕书》和刘基的《郁离子》继承了柳宗元寓言小品的传统，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锋利遒劲而又蕴含深沉，但他们这些作品大都是元末写的,明代开国以后就很少写“光芒卒不可掩”的寓言作品了。明初写寓言小品的作家还有贝琼、方孝孺、薛瑄等，但因明初屡兴文字狱，寓言小品文也失去了它应有的锐利锋芒。到明代中期，归有光如叙家常的小品对明代中后期的小品作家影响匪浅，但当时小品文还没形成气候，像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只是偶而为之，并非自觉创作。到明代后期随着文学解放思潮的蓬勃兴起，晚明的小品文也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文学先驱们有意创导，有理论指导，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作家队伍，有李贽、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徐渭、张岱、屠隆、汤显祖、陈继儒、赵南星、李日华，锺惺、王思任、冯梦龙等等，他们的小品文风格各异、体裁多样，在小品文这块艺苑中竞相争奇吐艳，并带动了整个文坛风气的改变。 晚明学者借用佛教中“小品”一词命名篇幅短小的艺术性散文，他们不仅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将其发展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明代文学成就的标志，且总结出小品文与正统文学在写作动机上的“一饷之欢”与“千秋之志”的区别，在创作目的上“自娱娱人”与“明教载道”的不同，并指出其小中见大、寸瑜胜尺瑕的审美特点。清代时期晚明时的袁宏道的[西湖杂记]一书收录的作品初至西湖记、晚游六桥待月记、雨后游六桥记等，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与[湖心亭看雪]等 清时的郑燮（郑板桥）的板桥题画一书。民国时期民国初年周作人夏丏尊，徐志摩，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现代现代陈之藩，余光中，琦君，余秋雨，侯文咏，高兴宇，蔡康永等散文品种之一。“小品”一词在中国始於晋代﹐称佛经译本中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後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20年代所谓“小品文”﹐又称作“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系泛指文学体裁中与诗歌﹑戏剧﹑小说并举的散文。30年代上半期﹐小品文盛极一时﹐报纸副刊纷纷开辟专栏﹐1932年 9月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半月刊﹐是最早专门刊登小品文的杂志。当时﹐对小品文的范围﹐看法不尽相同。有的仍指包容各种体式的文学散文﹐有的侧重於指夹叙夹议的杂感随笔﹐还有的偏重於指抒情散文或指速写之类的叙事散文。一般来说﹐此时和以後所谓“小品文”﹐系指那些形式活泼﹑内容多样﹑篇幅短小的杂感文字﹐它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生动精练地叙述一件事情﹐其特点是深入浅出﹐言近旨远﹐讲究情趣﹐并往往有幽默感和讽刺力量。当代1934年以后﹐《人间世》半月刊﹑《太白》半月刊﹑《新语林》半月刊以及《文饭小品》月刊﹑《芒种》半月刊﹑《西北风》月刊等以刊登小品文为主的刊物竞相出现﹐同时出现了“科学小品”﹑“历史小品”和“幽默小品”﹑“讽刺小品”等名目﹐以至人们称1934年为“小品文年”或“小品文杂志年”﹐围绕什么是小品文﹐小品文的内容﹑写法和价值﹑倾向等﹐展开了热烈讨论﹐林语堂提倡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人间世〉发刊词》）﹐林语堂﹑周作人写的那些闲适淡远的小品文即其代表。这种主张受到许多人的批评﹐鲁迅等人反对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强调它对社会现实的迅速反应和作为“匕首”﹑“投枪”的社会功能（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杂文中的许多篇章便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小品文典范。
补充……隋书里面一般是（某年某月某日 如“甲寅”）咨尔（授予你）然后是官名，并骈体表述此人的功绩，有些话例如“翊亮王朝”“五气陶铸，万物流形”等等
册书：用于册封（册立皇后妃子、封赠王位爵位）的诏书 制书：制书就是皇帝说的话。所谓“天子之言曰制，书则载其言。 慰劳制书：皇帝安抚臣子的话。 发日敕：代诏旨形式之一。凡增减官员、废说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等用之。 敕旨：百官奏请朝廷施行的政务，皇帝批答的文书。 论事敕书：君臣讨论出结果的政务文书 敕牒：由门下省政事堂草拟文书经中书舍人进奏画敕字，然后政事堂出牒公布于外，所以又称敕牒。唐制，封授三品以上官称册授；五品以上称制授；六品以下称敕授。 注：诏书一般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颁行，其中有严格规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复奏而施行之。小事则署而颁之。”（《唐六典》卷8 门下省·给事中条）。所以在颁行的制书之首往往是“门下”两字，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开头就是： 门下 天下之本 ……。
看看《全唐文》，唐代诏书一般都是骈体的，四个字四个字的居多。我找两篇唐高祖李渊给两名官僚加官的诏书作模板：授裴寂司空诏 槐路清肃，台阶重峻，经邦论道，变谐是属。然而表德优贤，昔王令典，庸勋纪绩，列代通规。尚书左仆射魏国公寂，地胄清华，风神�悟，立志温裕，局量宏雅。爰自义旗，早参缔构，冥契所感，实资同德。譬兹梁栋，有若盐梅，翊替绸缪，庶政惟允。历居端揆，彝章缉穆，元功懋德，膺兹重望。可司空。擢史孝谦诏 自隋以来，离乱永久，雅道沦缺，儒风莫扇。朕膺期御宇，静难齐民，钦若典谟，以资政术，思宏德教，光振遐轨。是以广设庠序，益召学徒，旁求俊异，务从奖擢。宁州罗川县前兵曹史孝谦，守约邱园，伏膺道素，爰有二子，年并幼童，讲习《孝经》，咸畅厥旨。义方之训，实堪励俗，故从优秩，赏以不次。宜普颁示，咸使知闻，如此之徒，并即申上，朕加亲览，特将�异。附提一下，诏书的第二字如是平声，第四字必是仄声，因为理想的格式都是平平仄仄，仄仄平平这种上二字平声下二字仄声或上二仄下二平这样的，起码二、四字的平仄交替是必须的，一三字可以宽一点。
书法作为中华名族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极其构成运动为形式，来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课程的学习，我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历代的名家、代表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于书法的欣赏，我有了更深的体会。下面我将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如何欣赏书法以及学习书法的体会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 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名族是最早使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名族，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而不是图画。 对于书法的发展，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大批甲骨文与金文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建立，在这五百年里，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文化最大的一个时期，相继出现了大篆、小篆、摹印、隶书等丰富的文字形式，商周至秦汉，书法完成了从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书体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的变异。随之书法的繁荣是从东汉开始的，在这期间，纸的发明、佛教的传入等特殊现象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汉末魏晋是书法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三国时楷书出现，代表性的书家有钟繇，为楷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知名书家如林、群星璀璨的空前盛景，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的出现，使书法艺术的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尚“韵”书风形成，而且书家们在行书、草书的书写方面也达到了变幻无穷的境界，同时，王羲之的诞生使得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审美观点由古拙转变为妍美。到了隋代，楷书风行，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记、墓志和塔铭，随之而来的唐代，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代表性的书家有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其中颜真卿的楷书是以前年来影响华人大众生活最广大普遍的视觉艺术，颜体传达了大气、宽阔、厚重与包容的风格。接着是“宋四家”的出现，使书法成熟。后来的元、明、清时代，书法风格基本有了一定的趋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对于近现代的书法，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有吴昌硕、林散之、高二适等人，以篆书、行书和草书为主。 二、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感知。即通过反复观察，透过作品形式，感受、领会作品的形象、气韵、风格、情趣等。 这一点我们基本都能做到。 第二、描述。即概括、归纳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手法 、精神内涵及自己的感受等。 第三、解释。申明所以然，即说明、论证自己的所见所感。实即逐一分析作品在艺术特征、艺术手法、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成因。 第四、评价。 即审美判断，古人谓之“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重要影响、历史意义、艺术上的得失、给人的启示等，予以评述，其中包括对已有批评的批评。我认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只有懂得如何评价一份作品，才能取其长处，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能力。 一般的直观性欣赏，大多止于第一步，因此专门的欣赏，一般含感知、描述、解释、评价四项完整的内容，需要调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这四项内容相互渗透、彼此包涵，而不是各自独立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书法学习中应该尽量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欣赏书法，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作品之美。 三、书法学习的心得 学习书法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这一学 期的书法学习，我对书法及书法欣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所以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书法是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过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下面是我整理了书法学术论文范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书法艺术·艺术书法
摘要：此篇论文旨在探讨研究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艺术环境中的际遇，通过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发现当今的先锋艺术中许多作品(包括架上绘画，新潮美术，装置艺术，甚至行为艺术)都运用到了书法的元素，有的甚至直接将书法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国内外颇受关注的徐冰等人的艺术作品，还包括近几年在书法界热闹过一番的“流行书风”现象等等。
不难发现，当代的书法艺术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创作模式`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传统的书法艺术逐渐发展成了“艺术书法”。书法艺术的这种逐渐走向多元化的现象是如何形成，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对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此现象的反思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书法;艺术;多元化;现代转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新材料，新工艺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开拓了新的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地扩展了欣赏者的视野。现代书家们已不在一味追求传统的创作模式与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可见，书法艺术已逐渐开始走向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此现象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反思该现象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中国人把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此为骄傲。“书法”一词的意思，一直不十分明确。很早时是说写文章的一种笔法，以后转成为书写汉字的一种规范。然而如果只是把书法局限在书写法度之内会降低、“书法艺术”的高度。如果把“书法”概括起来，无论规范、方法、书迹、评论、分析、鉴赏、考订，甚至文字学、用具等等都积聚梳理在一起，说这是一门“学问”，倒是很合适的。另外，一些书法理论、书法史、艺术理论等论著也做了大量研究，试图对书法的“本质”做出概括和规定。如，书法是“线条艺术”、“造型艺术”、“具象艺术”、“抽象艺术”、“表达情感的艺术”、“生命艺术”、“纯粹艺术”、“最高的艺术”等。这些概括、界定和解说，或出于名家之口，或见于著名论著，它们对“书法艺术”的“高”度、“纯”度等都有认识上的差异，有趋同也有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书法是“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这在书法界、艺术界、学术界基本是一个共识。而“书法艺术”这一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04年底，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中国书法院”、标志着归属于人民政府的国家文化机构第一次正式予书法以“书法”身份。
五四以来，书法的存在意义一直遭到质疑。一位知名学者和作家曾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①，“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须性为背景，因此产生的特别自然、随性、陈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陈恳”。更重要的是，由毛笔文化所涵养出来的那种文人品格和人格构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也失去了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阻碍。很明显，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们为了推陈出新，想尽办法崭露头角，往往在创作中采用的是背离传统的方式，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利用各种手段的创新来博得大众的认可。在书法界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命名它为：艺术书法。
“艺术书法”这一名词是由王镛老师首度提出的。顾名思义是将“艺术”提前，注重艺术的表现，而相对弱化书法的本事。这在当代表现为书法的民间化倾向上，近几年流行的“流行书风”就是其典型代表。纵观这几年来的各大书展，我们都不难发现书法正经历着从“书法艺术”向“艺术书法”转化的过程。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几千年的二王书风，颜筋柳骨看下来的确让人有点累，出现审美疲劳是很正常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下来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复制品了。于是更多的作品开始追求视觉上的感觉，开始抓形式感，尽管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丑态百出，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让人有眼前一亮，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展览和比赛的效应不容小觑。近二十余年来，各种书法展览和比赛此起彼伏，尤其是两年一届的全国展和中青展对流行书风的兴起起着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展览和比赛中，某种风格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或者受到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效仿这一风格形式的人马上就会一哄而上。为了获得好的名次，参展和参赛者往往会投评委所好，纷纷追摹评委的风格。正是因为书法流行现象的出现，以王镛为代表的几位书法艺术家共同主持了“首届流行书风、印风提名展”，并连续成功做到了现在。展览中的作品坚持汉字书写及线条原则，基本上仍属于传统书法的范畴，与更具前卫意义的“现代书法”有着较大差距。但参展作品基本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书法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趋向：随着书法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消减和信息时代东西方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和创作意识正日益凸显和升华，传统的书法艺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虽然流行书风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但其批判者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流行书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多元化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流行风尚，并显示出相当的风格魅力和艺术史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者对书法艺术现代视觉效果的不断追求，是书法艺术家们不甘寂寞的表现，也是书法艺术走向新的发展的富有生机的动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书法的自娱雅玩和记事交流，而更多地注重用笔墨线条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性情，并通过幅式、材料、颜色、结构等方面的突破来制造视觉上的特殊效果。现代展览中大多是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而且多为竖式，很少见到传统的尺牍和卷轴。这样的幅式比较适合现代化的展厅格局，同时也使观众有仰望之感，增强作品的视觉魅力。在用纸上，书法家们广泛取材，从传统本色的纯白净宣到富丽堂皇的洒金(银)宣，从有作旧效果的仿古宣到简单脱俗的手边纸，不一而足，除了在纸张上以背景色增加厚重感等手法以外，石开等书法家还大胆地以色彩入书，寻求新鲜的视觉感受。当然，更明显的是作者们对文字结构的个性化变形和章法布局方面的大胆探索。另外，从展览的布展风格较过去也有不小的突破，新颖协调，将作品拓裱在统一底色的展板上或装置于精美的画框里，旁边配有考究的标签，印有详细的说明、创作自述和主持人评语等，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档次。也极大的增强了观赏者的兴趣。 然而，“书法艺术”转化为“艺术书法”，也是具有自身必然性的。首先，书法在其漫长的历史轨迹中，曾经具有两面性，即书法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书法的实用性要求正在减弱，而艺术性要求则日益增长，人们力图在书法中获得艺术情感的表现和人格精神的追求，日益脱离书写实用价值的书法，应按照艺术的本性来发展。艺术的本性是不断地否定自己和永无止境的创造，不满足既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向传统挑战，追求原创性和超越性。这是艺术得以发展，繁荣的规律。其次，现代审美方式的改变，对书法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科技、高节奏的现代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欣赏的方式。优雅精美的印刷术和发达的出版业，消除了艺术品的神秘性和复制失真性，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大量的艺术信息;良好的展览条件和收藏条件，提高了人们欣赏和品评书法艺术的维度，人们希望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精髓所体现的艺术感受性和表现力有更为切实的现代体现。最后，书法家们面对书法的日益专业化和高度艺术化，以及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成果的挑战，更有来自艺术消费市场的巨大竞争力，因此，他们无法停留于固有的书法观念和传统书法模式。他们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当然，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丰富性并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质特征。其关键所在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代社会文化特色。他们更多地思考传统书法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或者说他们希望书法艺术不要固步自封，而应再创辉煌。古今之变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书法家的心性品质的改变。古人重“格调”与“意境”的“高”与“低”。因此，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上，更多地使致力于从传统的资源中发掘出新的可能性。例如作品以墓志残纸为基调，并掺杂一些破坏性的用笔，力图表现结构、章法的动荡感和上下左右的呼应关系。不过，这样的书风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不少创作者过于重视书法形式技巧上的翻新，而对书法文化本身缺乏深刻体悟，对传统书法艺术语言也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其创新显得底气不足，粗浅浮躁。其次，由于创作者取法相似，观点相近，且互相影响，因而存在风格面目趋同的隐患，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个性。
中国书法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探索这新的发展维度，原有古典的书法系统，正由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发，尝试着汲取其他艺术的养料，来充实自己的表现力。“艺术书法”常常招致人们的非议，斥之为非书法、不识“传统”。但事实上，书法艺术不应躺在传统的、古人的艺术成就上面沾沾自喜，书法家们也不应该是艺术创造方面的懒汉，笔墨技巧固然是书法艺术的基质之一，然而它也能扼杀人的活生生的艺术感受性。由于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因此书法艺术的现代转换中，更应注重主体的分辨力，突出主体的创造性，以之开掘新传统，整合新方法，窥视书法艺术现代发展的生长点，在面向新生活的诸种尝试中把握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契机。
由此看来“书法艺术”转向“艺术书法”也未尝不可。当然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法艺术的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贡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书法形式美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歌唱家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向大家展示她的发音有多到位多准确，仅仅只是展示她的基本功，而不拿自己独具艺术个性的歌声展现给大家看，那观众又如何会有兴趣。中国古代的书法经典精华，被大众认可的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几十件作品，如果大家都去宗法他们的作品不去创造，书法艺术就不会形成勃勃生机，风格也不会在竞争中互补，而更严重的，书法这门艺术也会因此而衰落。
注释：①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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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秦兆诗(1989―)，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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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书法教育》
摘要：明清官方书法教育内容以晋唐名帖为主。通过科举书判与铨选制度实际规定了当时书法教育的教学目的与风格指向。晚清碑学。的产生与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为书法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明代刻帖的发展、清代碑拓的流传都为当时书法学习拓宽了取法范围，同时书法教育著述的出新和教学方法的演进亦推进了书法教育的发展。明清时期汉字书法的域外教育尤其是对日本的传教成果影响深远。
关键词：明清书法; 书法教育; 组织形态; 书法教学内容
书法以其所书写的文字内容传承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思想文化，又以视觉艺术的呈现形式传承了民族独特的艺术传统，还以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进行了物质文明的历史传承，有学者认为书法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书法教育就是传承文化核心的方式与手段。古代书法教育研究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基础，在目前书法教育史研究尚显薄弱之时，进行明清时期的断代研究尤具意义：这一时期集历代书法教育之大成，上承古代书法教育的传统组织形式与教学内容，下启现代书法教育的新兴思想和教学方法，既是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总结时期，又是现代书法教育的滥觞时期。对此一时期书法教育进行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复原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发展的全过程，亦有益于揭示中国书法传承的基本规律，从而为当代书法的教育、传承提供历史借鉴。
一、明代的书法教育
在明朝立国之前，即元至正二十五年就将应天府学改为国学，创建了中央最高学府，又于明洪武十四年改建国子学于鸡鸣山下，次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永乐元年另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十八年明正式迁都北京，将原京师国子监改为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则为京师国子监。明朝便有南北二个国子监，由此，逐渐形成了明代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制度。除学校以外，明代具有书法教育功能的官方机构还有内阁中书科和翰林院。至明中叶，书法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涌现出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一批杰出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
由此可见丰坊对两种书风提出直接批评，一是以当朝沈度、姜立纲为代表的毫无生气的台阁楷书，一是以张弼、李东阳为代表的毫无古法类于野狐禅的草书。类似上述客观而精辟的论述，正是明中叶以后对书坛时弊拨乱反正思想的具体反映，这种思想表现在书法教育著述当中则更具有深远影响，难能可贵。
刊书与刻帖的昌隆嘉靖、万历年间，图书刊刻尤为昌隆。据分析明人刻书总数应逾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当时江南市井文学繁荣，万历以后刊印了大量小说、戏曲等书籍，福建建阳、江苏金陵、安徽徽州、浙江武林等地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书坊。明代修书事业兴盛，字版书刻工作繁重，对书法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在客观上也成为刺激书法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刻帖对明代书法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初期，刻帖渐旺，中期之后更盛。明代刻帖以私帖为主，官方刻帖，远不及宋代。时人得见了许多秘藏的历代书法珍品，为当时书法教育提供了广泛的学习范本，在法帖教育发展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下，孕育了有明一代许多著名书法家。
二、清代的书法教育
(一) 教学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清代的官方书法教育机构主要有国子监太学、县学校及书院虽然对书法教育仅停留在实用所需的层面上，民间书法教育主要包括家学庭训、私塾课徒及书院教学三种模式展开。海宁陈氏家族收藏甚富，董其昌曾在陈家教书多年，并留下了许多墨宝。此外，钱大昕在苏州紫阳学院、何绍基在济南泺源书院及长沙城南书院、张裕钊在保定莲池书院讲授书法名极一时。
(二)馆阁体、碑派书法和篆隶复兴
科举考试及馆阁体的流行、碑学兴盛及崇碑书风的兴起，正是由于科举重书，所以清代学书之风极盛，促进了书法普及教育的广泛展开，同时，由于清代以科举应试为目的的书法基础教育广泛施教，到康熙时期西学的传播达到了鼎盛，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缘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加强了思想的统治，大兴文字狱，同时又禁止了西方传教活动。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出现了转向，学者们把研究的范围集中到了文字学。
(三)教学的演进和誊录的刺激
由于当时出版业的相对落后，抄书、写经成为民间获取、保存图书的主要手段，加之中央政府及各省督巡抚、学政、布政司等需要大量擅楷书者。所以文人即使科举落第，倘若擅书，就可以抄书谋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清代书法教育的发展。
综上可知，对明清时期书法教育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时期教育政策、制度，乃至于组织形式、教学内容等的规定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形态和发展水平有制约作用。
第二，包括科举、铨选等在内的任官考核制度对书法教育的社会认同有导向作用。
第三，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审美风尚对书法教育的取法范畴、风格特点、评判标准等具有规范作用。
第四，书法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教学研究成果对书法教育教学思想、方法、手段，乃至于教学效果等都有推动作用。
第五，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的传拓、收藏以及图书刊刻的隆兴等都对书法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第六，域外别传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书法教育的推广亦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中国书法艺术本身的属性和特点决定了书法教育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基本特点，诸如学校教育等师徒授受方式的授课教育即为具有显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由书法教育著述及碑帖拓本、名家墨迹等的流通、收藏、传习而产生的法帖教育即为具有隐性特征的书法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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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又称“中国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规律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基于索本求源（指甲骨文之后），这里重点介绍毛笔书写汉字的规律。只要我们对书法有了“狭义”的理解，那么对领会“广义的书法”也会大有裨益。 从狭义讲，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次、章法）等内容。例如，执笔指实掌虚，五指齐力；运笔中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结构以字立形，相安呼应；分布错综复杂，疏密得宜，虚实相生，全章贯气；款识字古款今，字大款小，宁高勿低等。 从广义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法己不仅仅限于使用毛笔和书写汉字，其内涵己大大增加。例如，从使用工具上讲，仅笔这一项就五花八门，毛笔、硬笔、电脑仪器、喷枪烙具等种类繁多。颜料也不单是使用黑墨块，墨汁、粘合剂、化学剂、喷漆釉彩等五彩缤纷，无奇不有。过去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其涵义也大有扩展，品种之多，不胜枚举；从执笔方式上看，有的用手执笔，有的用脚执笔，就是用其他器官执笔的也不乏其人，甚至有的人写字根本就不用笔，如“指书”“挤漏书”等；从书写文种上说，并非汉字一种，有的少数民族文字也登上了书法艺坛，蒙文就是一例；从书体和章法上看，除了正宗的传统书派以外，在我国又出现了曲直（线）相同、动静结合的“意向”派，即所谓现代书法。它是在传统书法基础上，加以创新，突出"变"字，融诗书画为一体，力求形式和内容统一，使作品成为“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佳作。在日本不少书家摒弃文字的语言性，树立文字的“形象性”，出现了“墨象”派，以用笔的轻重和徐疾、笔锋的开合及落笔位置的变化等，写出各种形象的文字。这一书派，虽突出“意象”，其字赏之也新颖，但汉字并非都是“形象”字，因此步履艰难，发展受到限制。所有这些（当然不仅是这些），可以看出书法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这一点必须引起书法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当代名家有黄学江，张海，尉天池等。 解释 书法，是一门有法度的高级艺术。重在“法度”！有“法”无“法”，就是书匠和书法家的区别。传统艺术之一。指用毛笔书写篆、隶、正、行、草各体汉字的艺术。技法上讲究执笔、用笔、点画、结构、章法等，与中国传统绘画、篆刻艺术关系密切。有三千多年历史，以商周的金文为萌芽；其后秦篆、汉隶、晋草、魏碑、唐楷、宋行，各擅其胜。 (1) 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原则、体例，谓之“书法。” (2) 文字的书写艺术。亦指书法作品。 (3) 指汉字形体。 (4) 措辞方式。 起源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 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创造了文字。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得名的。近40余年，又陆续有许多发现。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 我们的汉字，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种形体逐渐形成。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 最早书法体简介 1：甲骨文 (契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殷代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时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 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甲骨文发现于188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距今已 3000多年。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疾徐的变化，下笔轻而疾，行笔粗而重，收笔快而捷，具有一定的节奏感。笔画转折处方圆皆有，方者动峭，圆者柔润。其线条比陶文更为和谐流畅，为中国书法特有的线的艺术奠定了基调和韵律。甲骨文结体长方，奠定汉字的字型。甲骨文的结体随体异形，任其自然。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后人所谓参差错落、穿插避让、朝揖呼应、天覆地载等汉字书写原则，在甲骨文上已经大体具备。 2：金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兴盛于周代。 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依附于青铜器,铸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故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器文,古金文。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于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最早的金文见于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上, 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周代是金文的黄金时代,出土铭文最多。 此时期主要作品有:《利簋》《天亡簋》《大盂鼎》《墙盘》《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尤以《司母戊鼎》《散氏盘》《毛公鼎》最为著名,艺术成就也最高。 3：石刻文 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东周时期秦国刻石文字。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 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大小雅相近。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载籀文，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 。主要作品有：《石鼓文》《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等。 4：简帛墨迹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古代的简册，以竹质为主，编简的绳用牛筋、丝线、麻绳。考古发现最早的简帛墨迹，有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盟书即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中国书法经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因此殷商以来的文字，在诸侯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书法的形态和技巧亦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北方的晋国的"蝌蚪文"，吴、越、楚、蔡等国的"鸟书"，笔画多加曲折和拖长尾。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种浓厚的形态，替之以修长的体态，显示出一种圆润秀美，如《攻吴 王夫差鉴 》。这时期留存的大量墨迹，为简、帛、盟书等。 史前至夏—混沌萌生的书法 中国的书法艺术来开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 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因此，产生了文字。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 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 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斐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这些虽不是真正的汉字，但确是汉字的雏形。 紧接着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绍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了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的彩陶。这些符号已区别于花纹图案，把汉文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接着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其记号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单个独立的字。二里岗文化已发现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个有字的骨头，两件各一个字，一件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这使得文明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种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个具体事物。它尽管简单而又混沌，但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这种简单的文字因此可以称之为史前的书法。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商至西汉—浑然入序的书法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地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地发展。 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 、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开创先河的秦代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由李斯秦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 ，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求度追韵—东汉至南北朝 两汉书法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 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 ，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 张芝为代表。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著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
Z世代是一个网络流行语，也指新时代人群。Z世代，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数媒土著”，通常是指1995年至2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该词语的称谓最早可以追溯到发表于1999年第5期《中国青年研究》上的一篇短文-《最新人群-“Z世代”的生存状态》，文中提及将198-1984年出生的一批青年人命名为“Z世代”（即最早的一批8后青年）
——中国护肤品行业市场概述
护肤品是指滋润、营养、保护或美化皮肤的化妆用品，护肤强调的是清除皮肤上的油污，避免油污沉积导致皮脂堵塞，促进皮肤老化脱落;抑制外界环境和人体内在环境对皮肤不良影响的扩展;保持皮肤的自然状态一一清洁、滑爽、柔软。
护肤品按不同部位的护理可分为面部护理、眼部护理、唇部护理，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中国护肤品市场规模：2022年市场规模突破3358亿元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升、国人对外在形象要求与认知的提高以及核心消费人群结构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驱动下，国内护肤品行业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国内护肤品市场需求迅速增长，行业市场规模增速不断提升，2022年中国护肤品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亿元，同比增长。
——中国护肤品企业竞争格局：欧莱雅市场份额遥遥领先
中国护肤品行业企业竞争激烈，不仅有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有来自国际大企业的竞争， 2021年欧莱雅集团占我国护肤品行业的市场份额最大，占比为15%，其次为雅诗兰黛，占比为，宝洁集团占比为，位居第三。
注：截至2023年1月，Euromonitor未公布2022年数据。
——中国护肤品品牌竞争格局：兰蔻市占率最高
2021年，中国护肤品市场品牌市占率最高的是兰蔻，市占率为，排名第二的是雅诗兰黛，市占率为。排名前十的品牌中有国产品牌百雀羚、薇诺娜与珀莱雅，市占率分别为、与。
注：截至2023年1月，Euromonitor未公布2022年数据。
——中国护肤品发展趋势：未来发展趋势良好
随着国内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持续提高，有效地促进了护肤品消费力提高，且2020年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恢复，成为全球唯一经济增速为正的国家。根据Euromonitor披露的数据以及中国护肤品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到2028年中国护肤市场规模有望达到5243亿元，2023-2028年中国护肤品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 更多本行业研究分析详见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护肤品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
增进了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因为“Z世代”人群以宅腐文化为主，能带动了二次元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消费市场的作用。
Z世代是美国及欧洲的流行用语，意指在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统指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随着Z世代逐渐走向社会，他们渐渐成为市场的消费主力军。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2020Z世代消费态度洞察报告》数据显示：全球1996年~2010年出生的人口约有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4%之多。Z世代受身处的时代与文化的影响，让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消费偏好呈现出独有的特点，如敢赚敢花、独而不孤、热爱表达并善于分享、潮流生活的引领者、互联网的原住民等等成为这部分人群的专属标签。Z世代逐渐走向社会，这群炙手可热的消费主力也会成为品牌争相抢夺的焦点。那么，Z世代具有哪些消费习惯呢？
国潮是营销中的一种文化，是用户对中国制造的一种自豪感，是品牌与传统文化融合后呈现出新的品牌文化内涵，赋予了品牌独特的文化魅力。
据艾媒咨询的有关数据显示，现在的中国网民对国货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均超过了80%，而Z世代对国潮的关注度更高。
随着国潮的大热，品牌借势国潮成功抢占了用户心智的案例也枚不胜举。如百雀羚在借势国潮推出自己的新包装产品后，让三生花的系列产品独具东方美学。李宁、安踏、太平鸟等在自己的品牌文化中融入了国潮文化，助力品牌焕发出第二春。钟薛高在品牌创立之初，就在品牌文化中融入了国潮元素，设计出新颖独特的产品，而助力品牌迅速出圈。
中国茶饮市场不缺优质的茶叶原料、不缺优质消费人群、唯独缺少在新零售、新消费趋势下，对茶饮产品、消费体验模式和文化的创新。
奈雪的茶将茶饮市场做了大胆的创新，产品方面高颜值和口感并重，门店定位星巴克“高锚点”附近，店面大小和环境对标星巴克。从包装设计到跨界，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营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营销，产品包装、实体店、消费场景等，和用户接触的任何一个载体或空间，都将成为一种介质，是品牌和用户沟通的机会点，奈雪的茶显然深谙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