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礼法结合的两点体现及其影响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唐律礼法结合的两点体现及其影响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朝代，结束了长期分裂与战争，创造了相对统一与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得以重新恢复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方面也开始空前繁荣与发展，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充满了活力。唐代的立法也以此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离不开中华文化土壤。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使礼与法的关系这条贯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观的主线达到“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使法律制度儒家化，将儒家思想法律化，促使立法思想和具体法律制度相适应，完成了礼法结合，对后世封建王朝立法及周边国家法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唐律;礼法关系;礼法结合;
一、礼与法的基本内涵
（一）礼的基本内涵
礼，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的一支，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之一。学术界对礼的起源存在争议，“祭祀说”、“交换说”、“人情说”、“风俗说“等多种观点都有，其中尤以“祭祀说”影响最为深远，亦即“礼源于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亦即古人认为祭祀和兵戎征战是国家最重要的两项大事。我国古代自夏商开始便有“礼”，及至周公旦制礼，“礼”已逐渐地政治化、法律化，成为维护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基本规范。“亲亲”、“尊尊”成为了“礼”的基本内容。西周以来的礼，已经具备了礼仪、道德与法律的性质。春秋战国时期，“礼”通过孔子及其弟子的进一步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及至西汉，经由董仲舒的发展，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要思想，“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规范，也随着儒家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唐代，“礼”更是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成为了立法思想的一部分，唐律“于礼以为出入”，儒家思想给唐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法的基本内涵
法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刑法起源于兵。刑“始于兵”，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刑制最早源于战争或者军事行动。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和部落之间的军事征服和兼并战争不断，由于这种战争需要高度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行为规范，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最早的军法，这也是中国古代最初的法律，这种军事征服和战争也就是最早的刑罚。普通法律便是由此逐步演变和改造而来。因此，最初的法律往往同时具有军事镇压的军法和刑事制裁的刑法的双重属性。可见，“兵”是中国古代刑罚、刑法、法律等产生的重要渊源。由此，中国古代的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刑”。自西周制礼作刑以来，礼与刑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形式，在预防和惩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唐律礼法结合的两点体现
礼与法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礼是经过统治者制定或者认可的指导性规范，其主要作用是预防犯罪和教化万民，指引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法作为一种惩罚性规范，主要是处罚和遏制犯罪行为，警告人们什么是不该做的。礼与法作为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当然存在着联系，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规范，其间仍存在着一些差异和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礼有差等与法应普适的矛盾与冲突。这里所讲的礼的差等主要是代表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同代表维护封建统治根基的“法”之间的矛盾。第二，复仇问题所引发的礼与法的冲突。唐代统治者一方面期望加强中央集权，将生杀大权牢牢掌控，禁止民间实施血亲复仇，但这却与唐代重伦理道德的法律指导思想相矛盾。正是由于礼与法在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争议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和矛盾冲突，也导致了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制发展一直处于礼与法不断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至唐代，礼与法的结合已臻成熟，礼法冲突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礼法结合在唐律中也有诸多体现。
（一）议、请、减、赎和官当制度与“十恶”制度中的礼法结合
为解决礼的“差等”与法的“普适”的矛盾与冲突，唐律规定了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审判和处罚的特殊程序。“议”为“八议”，规定了八种特权人物犯非十恶死罪时可由皇帝召集众臣议定后决定如何处罚，结果一般是赦免。“请”是一种奏请皇帝裁决的特殊程序，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五品以上官员等，上述人物如若犯绞斩之罪直接奏报皇帝裁断。“减”意为减等刑罚，主要适用于应“请”者的亲属和七品以上官犯流刑以下罪者，可减一等刑罚，但死罪不可减。“赎”是以铜赎罪，同样适用于官员等特权阶级。官当制度则规定可以官品和爵位折抵徒、流两种刑罚。唐律之所以规定这些制度，其背后实际是深受儒家思想也就是“礼”这个封建等级秩序所影响，同时也使封建特权得以制度化、法律化。
为了取得封建等级秩序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平衡，唐律又规定了“十恶”，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等十恶大罪加以严惩。纵观十恶大罪，无外乎是严重威胁了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犯罪，在这样的犯罪中，无论是议、请、减、赎还是官当制度都不得适用，必须依照常法定罪处刑。这实际上是礼法结合在唐律中的很好体现，一方面唐律通过特权制度维护“礼”的差等，另一方面又通过“十恶”制度使法具有了一定的普适性，解决了礼与法在这个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
（二）复仇问题中的礼法结合
作为礼法矛盾体现之一的复仇问题，在整个唐代却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据《全唐书·复仇状》记载，复仇这件事如果按照《礼记》来看，与仇人不共戴天是天经地义的，按照法令而言就应当杀人者偿命。礼教和法令都是帝王治理万民的依据，但是律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如果不允许复仇，有悖伦理道德，但如若允许复仇，那恐怕人们将倚仗法律滥杀无辜。因此，最好能够规定如果有复仇者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下尚书省统一讨论上报皇帝，酌情处理，只有这样才可以经、律皆无失。可见，唐律最终将复仇问题酌情处理，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根据案情事实的情况下，做出最合情理的`判断，寻求礼与法的最佳结合点。
当然，唐律中还有很多具体的礼法结合表现，如同居相为隐原则，一方面肯定为犯罪的亲属通风报信不违法，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另一方面又规定谋反、谋大逆等危害封建统治的重大犯罪不适用相隐原则，以此维护封建统治基础。除此之外，唐律中也还有很多礼法结合的体现，本文在此不过多赘述。
三、唐律对后世及周边国家法制的影响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盛世，物质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律制度便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诞生。唐律以其完备性、科学性等特点成为当之无愧的封建法典的代表。礼法在《唐律疏议》合而为一，法律制度儒家化，儒家思想法律化在唐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成为中国古达礼法结合的典范之作，对后世中国封建法制的影响也可谓相当深远。唐以后历朝历代立法基本源自于唐律，宋“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也“参照唐宋之制”来制定法律。至于明清，立法等受唐律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唐朝作为当时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法律制度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较强影响。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封建法制的代表《高丽律》、《大宝律令》等法典均受到唐律较大影响。可见，唐律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代表之作，其礼法结合不仅对中国后世封建法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周边国家有深远意义，是世界封建法制的代表之一。
四、结语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历代统治者往往重视利用礼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严刑峻法制度来治理国家。唐律的立法指导思想便是以礼为本，以刑为用，采取礼法并用的手段综合治国，这是符合国家发展规律的。同时，唐律作为封建社会礼法结合思想发展到成熟的产物，通过积累前代在巩固封建统治和维护封建秩序方面的丰富经验，从而使法律制度不断儒家化，儒家思想不断法律化，不断解决礼与法的冲突与矛盾，最终达到了礼与法合而为一，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在唐律中成为现实。因此，唐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封建法制形态的典型代表，其不仅为当时唐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后世的封建法制发展提供了蓝本，更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封建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辽史》卷六十一《刑法志》．
[3]《全唐书·复仇状》卷549.
[4]《宋史·刑法志》．
[5]《元史·高智耀传》．
[6]《唐律疏议·名例律》．
唐初，左、右仆射及中书令、侍中并为真宰相，左仆射居首，地位极为尊崇。太宗贞观年间，房玄龄为左仆射近二十年，成为唐朝著名宰相。但是就在唐朝前期，尚书省的地位已在下降。首先，是仆射相权的削弱和被剥夺。唐朝在门下省设政事堂，为宰相议政之处。参加议政者原为三省长官(即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但皇帝又以敕令指定其他官员参加议政，称为参加机务、参议朝政等。其官品位较低者则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亦为宰相。贞观二十三年(649)，李籣拜尚书左仆射，亦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于是左仆射为当然宰相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其后，凡官仆射者必须加此称号，才能参加议政，才是真宰相。左右仆射逐渐被排除于宰相之外，到唐玄宗时就少有仆射参加议政的事例。尚书省因其长官被排除于决策机关之外而成为单纯的执行机构了。其次是尚书省各部诸司的职权逐渐为新发展起来的各种使职所夺。这种使职由皇帝以敕令任命，专管某一具体职事，属于差遣性质。
唐玄宗时是各种使职迅速发展的时期，如在财政制度方面就有劝农使、度支使、营田使等的设置。这些专一性的使职，直接禀承皇帝的敕令，指挥其下属机构，很少通过尚书省。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军事上的急需，使职增设更多，权力更大；加以宦官专政，藩镇跋扈，尚书省的职权更加削弱。于是尚书诸司成为闲曹，“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官曹虚设，俸禄枉请”，“一饭而归，竟日无事”。
唐朝后期，尚书省已有名无实。
北宋初，形式上还保留尚书省的组织系统，但权力既不归属，郎官又不治事，权借此以寄禄秩，别无差遣，尚书省的制度名存实亡。
辽、金有尚书省，与宋制略同。
元代以后，尚书省遂废除。
摘要： 时尚的流行与传播，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时尚，从一定层面折射出人们思想观念的碰撞与更新、行为模式的调适与重构，展示出人们由过去“非此即彼”的二维判断，向“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多维判断的认识飞跃，也反映出人们对精神压抑、个性束缚、强求一律倾向的否定与反叛。
时尚是指反映一定政治、经济形态的，体现着某种发展趋向的文化存在形式。时尚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定阶层的价值展示，它常常表现为一个时代或时期流行于青年群落的符号和装饰，以此标新立异、引人注目。因此，它具有崭新性、前沿性、活跃性的特征，是涌动于社会肌体之中的一股新鲜血液。
时尚虽然是生活方式的浅表饰物，其实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意义。它常常是社会心理趋向的风向标，是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标志，对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生活流向具有某种隐含的指标。在信息发达的当代，时尚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年族群不断追逐的对象，不时还可以听到媒体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伴唱。
与时俱进、趋新求异的现代性重构，是时尚不断衍生和更新的内在发散机制。譬如现今青少年参加选秀节目，“超女”一时间红透天下，国人为之空巷，立时成为时尚的代表。不过我们看到，许多专家对之冷嘲热讽，动辄猛批“一夜成名”的“超女”现象，甚至呼吁权力部门予以封杀。我奇怪，那些专家与大众的情趣怎么那样格格不入？专家们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心理障碍：我奋斗几十年尚未成名，你几个小女孩靠唱几首歌一夜红透天下，这个社会太“浮躁”了！会把青年引到什么地方去！我认为，“超女”大赛尽管可能产生某些误解误读，但其积极意义绝不可低估：收视率的大幅跃升及其链接性商业开发（据说短信收入就有几千万）；大众文化生活增添了新视野和新选项；为那些富有才华的青年打开脱颖而出的大门，“超女”们的奋斗历程也同样刻苦而艰辛……最重要的是这项大赛在一个开放的、宽容的、活跃的、多样的社会中才可能举办。
时尚从更新流行到普及化，再到被大众消解，这个过程愈短，表明这个社会的发展速度愈快。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电视机，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种时尚已经把人们的生活打扮得绚丽多彩。
而服饰，始终是时尚前沿最活跃的元素，是附丽于人体美、且自成一格的锦绣篇章。魅力四射的“时装秀”，总是以崭新的面料、质地、图案、款式和流行色，演绎着羽衣霓裳的独特创意。那庄重整肃的中山装，风度翩翩的燕尾服，质朴粗犷的牛仔服，富于想像与浪漫的百褶裙，以及曼妙柔滑的一袭旗袍……桃红李白，风采各异，或经久不衰，或风靡一时，展现出时尚的冰山一角。
如果某些专家对令人目眩的时尚总是看不惯的话，那么请回忆一下“文革”期间全国最为风行、最为统一的“绿军装”和“蓝制服”，难道你们忘了吗？
时尚的流行与传播，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时尚，从一定层面折射出人们思想观念的碰撞与更新、行为模式的调适与重构，展示出人们由过去“非此即彼”的二维判断，向“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多维判断的认识飞跃，也反映出人们对精神压抑、个性束缚、强求一律倾向的否定与反叛。
时尚，对陈规陋习具有“破冰”意义。时尚，又是与传统、经典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认识范畴，两者之间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现时的经典未尝不是昨日的时尚，今日的时尚也有可能积淀为明朝的经典。
时尚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门科学。请你以时尚为话题写一篇 议论文 吧。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以时尚为话题的议论文，供你参阅。
当我们将剪了无数个洞的牛仔裤，放进衣柜底时，这种往日的时尚已经过时了;当我们把80年代的老歌拿出回放时，这种往日的时尚已成经典。
同是时尚，为何就有如此大地差别?关键是一种时尚经历了众口品味后，还剩什么。所以—— 时尚需要我们去接近。没有实践没有发言权。同理，也只有当我们亲身感受体验时尚，才能摸清此时尚的脾气。
边骑车边塞个耳机大声放着音乐，外表看上去特青春，但身边的危险也渐渐逼近;阿迪的服装、耐克的品牌，那个显眼的标志就是年青人的资本。而身后的父母却在含辛茹苦地早出晚归。如果身边太多的时尚现象我们不去接近、去认识，或许自己也会挤入追求“时尚”的大军中。
时尚需要我们去感悟。毕竟时尚是青春的代名词，追逐潮流成了我们80后、90后的法宝。也不能否认，有些时尚也有着明显的多利少害性。《百家讲坛》是一个近几年才开办的央视栏目，而请去开讲座的名师也是大学、中学校园的佼佼者。他们生动形象、睿智而又耐人寻味的讲课，不仅满足了全社会感受大学 教育 的机会，也将各方面 文化 知识大众化普及，而这些教授也成为了众多观众追捧的“明星老师”。
人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其余娱乐明星少有的文化修养和待人处事，而一些学生也开始重新规划人生，非某某名牌大学不上，因为那个大学里有他的偶像。我也是此时尚的追星族，感悟此种时尚，让我又多了份信心与希望，何乐而不为? 时尚需要我们去沉淀。
大千世界对我们这些人生阅历空缺的中学生来说，身边充盈着各种诱惑，难免盲从去跟风、去追求个性自我。将所有的时尚一概接受，将自己搅得和污水一样浑浊不堪。其实时尚本身没有好坏，需要看哪些适合我们成长，静下心来耐心思考，学会将有用的吸收，没用的毅然决然地排斥沉淀下来。
当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过滤、洗涤后，我们便从纯净水变成了矿物质活性水!有益时尚让我们更有内涵。 接近、感悟、沉淀……时尚这东西也给我们品味完全了。别人的时尚未必是我们适合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品味时尚，让我们成为矿物质活性水!
梵高作画，用的是一副普通的调色板;托尔斯泰写作，手中握的也绝不会是一支高价钢笔。似乎对于这些历史名人来说，时尚与他们的人生轨迹没有太多的交集。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不是也应该拒绝过度的时尚呢?
诚然，适度的时尚的确也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展现不同的气度和神韵。一如旗袍，不仅满足了当时女子对于美的向往，更体现了东方女子的典雅含蓄。但过度的时尚却往往贻祸无穷。
过度的时尚似乎离不开被金钱役使。当时尚在一个人的内心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便不是我们在支配时尚了。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巴黎熏着香风的空气引导着一次又一次的时尚风潮，这一切诱使着这位王后一步步走上因过度追求时尚而穷奢极欲，招致亡国的道路。不曾眼见她走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但常常揣测她可曾后悔当初种种抉择?如果因为时尚而变得本末倒置，沦为“物”的奴隶而迷失自我，后果可见一斑。
当代著名作家郑渊洁曾经也陷入过过度时尚的“怪圈”。不谈他那一双价格昂贵而作用不佳的“银袜子”，就是风行至现在的“手笔感应”，也曾让他“心血来潮”。但是，清醒过后，才发现真正好用的莫过于一纸一笔这一对奇妙的组合。试想，假若郑渊洁继续沉迷于这些不实用的流行风尚之中，他是否还能给我们带来那些清澈纯净的文字，是否能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开怀的思考呢?当作者的心灵被过度时尚害得千疮百孔，他又凭什么来感动我们读者呢?爱因斯坦曾说过，简单的生活给他带来创作的不竭动力;古人也说过：“暖饱生淫逸。”当一个人的基本的物质被满足之后，唯有避免时尚的过度干扰、侵扰、骚扰……才能保持一颗相对纯净的心灵，才能腾出空间为创作、思考留出一片后花园。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苏轼所追求的“游于物外”的生活，《瓦尔登湖》中描写的除却物质纷扰的生活，也许我们学不会;但是拒绝过度的时尚，的确可以做到，也必须做到。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心灵的纯净。
牛仔裤在几经磨难后成为时尚的标志。当你套上牛仔裤，穿上T恤，配上耐克鞋，准备潇洒走一回时，你会猛然发现“靛蓝+白”的组合已充斥整个城市。不分男女老幼，高矮胖瘦!
你当然不甘心“同流合污”，于是开始捕捉新的时尚。你又发现，城市的亮点已被几个衣冠整整的男女所垄断，男士是一身皮尔卡丹西服或鳄鱼T恤，女士周身“夏奈尔5号”的香水和和满眼进奥的杰作，令人咋舌的价格，无疑使这一群人成为时尚的先锋。你的羡慕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你的决心也是惊人的。
一年之后，当你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积蓄换回一身名牌时，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可是好景不长，风行一时的雅皮风已被强劲的休闲风所替代了。天哪，满街的休闲!你觉得无所适从了，更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的休闲。
一位朋友指点道，休闲就是“麻质+木扣+米色+宽松”。
正当你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之时，时尚又变了。从巴黎、米兰到东京，设计大师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六七十年代，破烂的喇叭裤、厚底鞋、缩水T恤又成了新时尚。朋克与摇滚与非主流，卷起一股所谓世纪末的情怀的潮流。身着迷你短裙、染着五彩头发的女孩一下子成为街头的时髦的点缀。
最让你惊讶的是摩登女郎们黑色的嘴唇和指甲，仿佛从中世纪城堡中走出的女巫，朋友却告诉你，这叫“Cool!”你又怎甘落伍，立刻从头到脚如法炮制一番，却突然发现已认不出镜中人是谁了。你摸摸脸上涌出的细小皱纹，惊讶地发现：在马不停蹄、毫不松懈地追求时尚的过程中，你失去了最美丽的东西——青春。
时尚，就是永远在时间之上——你有这本事吗?否则，你永远别想抓住它。
通过实践，做实验，做调研等得出来的了。趋势图是在excel中制作的，制作好之后复制-粘贴到word中即可。选择插入图表选择图表类型，选择数据区域，这个决定图表的外观，可以自己选择。
答：三版起发，字符5000左右，万方两千起步，知网三千起步。问：发表科研论文有什么要求？答：第一，小论文字数及重复率要求在职研究生小论文字数要求不会太高，一般在3000字到5000字左右就可以了，根据学员所学的专业内容以及自己的写作方向，把字数控制在这个区间内是比较好的，因为需要发表到期刊或者报纸杂志，或者其它刊物上，所以对文字量的把握一定要十分准确，因为太长或者太短不利于排版。所以这是要公开发表的，因此对重复率要求也比较高，通常重复率要求在10%左右，如果重复率过高会影响发表。第二，发表投递要注意的事项当学员完成论文写作发表论文投递的时候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投递的时机。我们要知道，尤其是研究生这种小论文，大家都是集中发表的，所有毕业生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发表论文，这时候大家就要尽早发表，因为越早发表就越容易抢到先机，毕竟大家有这么多人在学习研究生课程，而学的专业是有限的，所以相同专业的学员发表的论文内容可能比较相近，这时候后发的人可能就面临查重的问题，所以先发就能避免很多烦恼。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论文写作时候的参考文献标注清楚，以及文中引用的地方都要明确地标注出来，以脚注的方式标注。另外论文写作一定要有严谨的写作风格，避免错别字以及用词不当，因为公开发表要求质量较高。答：发论文，一般只看论文质量怎么样对于资历没关系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有本事你就试试看别担心答：链接：提取码：d90130天论文写作发表进阶训练营。完结版，里面包含辅导课、直播课、音频课、视频课、PDF文档。课程目录：尔雅老师对四篇论文的解构修改辅导答疑尔雅老师快速批量修改不同学科论文的教学示范尔雅老师团队如何在30分钟找到论文选题并写出论文对一篇弹幕英语教学论文的修改建议对一篇新闻学本科毕业论文的修改建议解构描摹一篇好论文的实用技巧如何通过知网迅速找到200篇优质文献如何利用知网的可视化计量分析做文献综述如何批量下载200篇文献......问：在中国知网发表一篇论文版面费多少钱？？答：中国知网发表一篇论文发表的版面费是与刊物级别有关的。1、目前主要分为：普刊、核心期刊。对于普刊来说就是：省级类的期刊和国家级期刊，而核心类的期刊主要分为：北大核心、南大核心、cscd核心、sci核心、ei核心、科技核心等等。对于费用的问题来说普刊的自然要比核心类的期刊低很多了。2、对于当前来说一般性省级500元起，国家级800元起;核心国内常见分为统计源核心、北大核心、cscd核心、南大核心，一般性统计源核心在5000元起，北大核心和cscd核心在10000元起，南大核心在20000元起。扩展资料：能发表核心论文的人员在相关领域是具有一定地位与能力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论文的撰写内容，要明确自己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并且有生疏词语的话，一定要记住在文章要解释出来，要特别注意论文内容的撰写方面是很关键的，论文内容也与版面费有关的，要多加的注意。核心期刊在期刊的区域内属于有一权威性的了，而且对论文的原创度要求也比较的高，一般的核心论文字数要求在6000字左右，在3到4页的篇幅。而普刊大家都很常见的，选择普刊的也比较多，分为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普刊的费用一般在几百到几千的都有，要根据文章的实际情况来看。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可以看一下《古文辞类篡》，《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集》《全唐文》，《全宋文》《全隋文》
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将顾颉刚先生及其开创的古史辨学派的杰出成就分为四块：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民俗学。刘起釪学出顾门，在前三大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经学顾名思义，“经学”是研究古代经书的一门学问。我国的经书由最初的五种演变到“十三经”，皓首未必能穷经，因此是从娃娃抓起的。人到中年，刘先生追随他的顾老师整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是最难的一部经典。顾先生善于搜集资料，凡他写过的论文，他人再增加几条资料都很困难。刘先生继承了这一作风，到京后正值身体健旺时期，花了半年时间跑北京市的图书馆和旧书店，搜集群经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情况，用卡片记下来，回来与宋明至今各种书目及文献著录相对勘，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刘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藏书甚富，藏有历代石经图书、图录、拓片，加上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的石经图书等资料，刘先生撰成《历代石经》。又据顾先生所藏和中华书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及所能复制隶古定写本原照片、影印本、缩微胶卷本，撰写《尚书隶古定写本》。上述资料，都汇集到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1989年和1992年，刘先生到日本讲学，又搜集到一些珍贵资料，已出版《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一书。刘先生的《尚书学史》是《尚书》研究者的必备著作，曾获院级大奖。此书也是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的计划之一。顾颉刚已为整理《尚书》确定了体例，并且有样板文章发表。所谓体例，即校、释、译、论四项。“校”即校勘版本，“释”即注释字义，“译”即翻译成白话，“论”即考证历史事实。刘先生于1999年完成《尚书校释译论》，与顾先生一起署名。诚如刘先生在书首所说：“历时30余年（1963～1999），备经交困以撰成此书。”《尚书校释译论》早已是学术界的一大悬念，出成170万字的大书，无疑代表了当今《尚书》学的最高水平。我国典籍浩如烟海，如果真像顾、刘二先生整理《尚书》那样下一番真功夫，我国学术界的学风尚不至浮躁如此。 2000多年来，经书独尊。读书人从小读经、信经，离经等于叛道。从清代开始，渐有一股化经学为史学的趋势。民国以后，受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洗礼，经书变成史料的一种，可以说是由天上回到了人间。刘起釪对《尚书》《左传》《周礼》这几部大经都有深入研究，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41年，古史辨派干将童书业先生为《古史辨》第七册作序，总结“《古史辨》发展到了现阶段的大略结论”，遗憾的是《古史辨》出到第七册就划上了句号。刘起釪继起再考，将自己的古史论文集取名《古史续辨》，其中如《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受到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的高度评价。搜集史料乃古史辨派所长，刘起釪的古史研究体现了他搜集材料的功夫，他一再勉励年轻人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1992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走出疑古”，矛头直指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疑古派”，刘起釪撰写长文予以反驳，充分显示了他对古史辨派的热爱。 中国人号称是炎黄子孙，这当然只是就远古较大的炎帝、黄帝两大族系而言，忽略了东部和东南一带庞大的鸟夷族系。鸟夷族系无论从分布之广、还是人口之众，都不比炎帝、黄帝两大族系逊色。炎帝、黄帝两大族系发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质上属于西部文明。鸟夷族系发源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本质上属于东部文明。这东、西两大支文明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国古史的舞台以北方为主。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关于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长期把南方误会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将南方想象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刘先生秉承顾颉刚东西方两大族的主张，大方向是对的，但对于另一大族鸟夷族有误解。刘先生主张北方有一支鸟夷（冀州），南方一支鸟夷（扬州），把鸟夷的范围缩小了。实际《禹贡》原本必然都是鸟夷，哪有那么多夷人住在岛上！鸟夷只是以鸟作图腾的族群。鸟夷族的大本营在东方，扩张的方向是向西，很可能已经到达陕西东南的丹江、汉水一带。20世纪80年代，刘起釪结合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然后东进河南。由于积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力量壮大，才一举东入豫境，击败鸟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阳城（河南登封告城镇）。很可能夏人的发祥地还得往西寻找，估计在渭水流域。刘起釪对《禹贡》地理的考证继承了顾先生的大方向，在《文史》发表了好些大文章，备受日本《尚书》学权威池田末利推崇，我则学浅，未能领会，经常和刘起釪争得面红耳赤，吓得保姆以为我们在吵架。我以为不管是顾颉刚还是刘起釪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疑古还不够，与异军突起的石泉（1918～2005）学派相比，有落伍之嫌。
书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 古代, 散文赋卷ISBN：7543438976作者：王钟陵出版社：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平装]~ 陈飞 (编者), 傅璇琮 (丛书主编)市场价: ￥ 23.70VIP 价: ￥14.94 SVIP价: ￥14.63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转载）本文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史官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关键词】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世纪之交相继面世，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这是《礼记》中原有的文章。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及时人的文章相近。特别是上博简中出现了以孔门****名字命名的文章，如第二册中的《子羔》、第三册中的《中（仲）弓》。虽然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还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它们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李零指出，郭店简“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在数量更大，现在还没有公布的上博楚简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他说:“这是我们的福气。”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之类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新的资料引发我们提出“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题。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试论古代散文艺术文章关键词: 古代 散文艺术 艺术手法 意境 白描手法文章快照: ”做这样的“骂题”文章，作者立意之深，尤其值得称赞。(四)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散文既不象小说、戏曲的情节一贯，又不似诗歌之集中一点。前后、左右、正反、主次，纷陈杂来。故匠心所运，尤在组织安排。是以方苞论文，重在“义法”。“义法”谓何?先师姚仲实先生(永朴)说：“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应，有提掇，有过脉，有顿挫，有钩勒之谓。”我在《唐宋八家古文概述》中说：“归宿即全篇之中心，各层次、各部分不论其为正、为反、为论、为史、为豪证、为补插，其安排皆归属到这一点。”特别要看到：这是“立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组织安排是伴随着“意授于思”而进行的。譬如苏轼《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白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白用其他。”名言妙义，为文章立意最佳之例；思索出来且放置在开头，便见匠心之运，亦是选义、考辞的最佳之例。应该说明：散文构思时，选义与辞念是融和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在《读(文赋)私记》中已经谈过；立意与安排也是相伴而行的。自古代“先士”的“盛藻”，到吾辈为文的“苦心”，大约皆是如此。一些“文学概论”、“文章作法”，只为叙说方便，才分章而谈；有些同志未加深察，因而误加分割为几截，这样就无以借鉴于古人。还应指出：组织安排，体现着文气与神昧。前人所谓“行气”，多着眼于弛骤、顿挫、穿插、变化；所谓“设色”也就指插入描写，亦即所谓“烟波”，至于声音之高下、疾徐、长吟、短叹，本语气之自然．亦文章之流露。苏轼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不能“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作文自然亦同此理。姚永朴师说：“古人精神兴会所到，往往注意在笔先。”我们把这些谋篇、布局、行气、设色之艺术，放在立意中谈，正是要做到“意在笔先。”这样，才不致“专求之章法词令”，不致只在“波澜意度”上“仿佛古人”。由于这里讲的是“散文艺术”，所以在讲“立意”时也着重从“立意的艺术”来谈。自然，“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源泉是生活，而古人所谓“积理”、“练识”、“储学”、“致用”等等则正是借以丰富生活、认识生活的。至于语言使用之规律与意匠经营之巧心，也不能忽视。否则，借鉴就成了空话。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十分成熟的“散文艺术论”专著，它的内容与体制究竟应该如何?究竟有哪些是应该谈的?应该怎样组织安排?“艺术论”与“语用学”、“风格学”等关系如何?这些都还有待探讨。我曾设想“合语言与文学为一科，探语文发展之途径”，即建立我国自己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网络学”，使之成为一新的边缘的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以为：(1)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姚永朴师的《文学研究法》，那是骈文或古文的特点，提出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体制；其次是汇集古人论文之语，特别是一些文章评点(点勘)。它们虽较零碎、繁琐，但其中心得可鉴；(2)要借鉴国外的“语用学”、“篇章语言学”、“文艺心理学”、“文艺风格学”等方面的一些新知，验其得失，考其异同；(3)要吸收近、现代学者以及时贤在文章赏析或其他专著、论文oo所提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知灼见，我这篇文中就引用了不少这类言论，我所未及引用的以及尚未见到的还多得很；(4)xc古人文章要做更深人细致的研究。古人、今人论文，大多即兴而谈，随手举例，即以我写此文而言，也只是想从骈散两方面各举数例，而且只引一些人们最常见之文，实则有许多好文章还不是人们謦见的。散文艺术之缺少专论，是由于人们有畏难情绪。只要我们肯钻研努力，散文艺术专著的问世，便指’日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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