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察官就是称作:某某检察官.对检察长一般可以简称为:某检 如姓张的检察长,可以简称为:张检
一审代表国家进行公诉，所以叫公诉人。二审主要是对一审的案件进行监督，同时履行公诉职责，所以二审叫检察官。行话讲，一审出庭支持公诉，二审出庭履行监督职务。
检察人员不应称作“干警” 应规范使用称谓当今，许多有关检察机关、检察人员的新闻报道及文件中，称呼检察官的词语仍在沿用“干警”一词，一些地方还笼统地将检察官都称为“干警”，笔者认为，这是不合适的。用词用语的不规范损害检察机关的形象，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规范化建设水平，亟需规范更正。检察官称谓的来源 据笔者调研，我国检察官的称谓最早见于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国家设置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并对人民检察院的职权、组织、活动原则和行使职权的程序作了明确规定。据此，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在这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称呼“检察官”。当时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然采用了“检察官”名称，但是“干警”仍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干警”称谓有强烈倾向性 长期以来，检察官在我国都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形象而出现的。“干警”一词，不仅现在一些检察官在相互使用，即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各类书面文件中，也屡见不鲜。 “干警”一词，本源有二:一为来源于公安机关，是公安干部与警察的统称；二为来源于政法干警的统称，是民政干部、公检法的干部与警察的合称。 “干警”一词用到检察官身上，可以牵强地理解为干部和法警的统称，但这中间，却找不到检察官的影子，根本无法反映检察官的本质特征。而且“干警”称谓，军警化色彩浓厚，有着极强烈的倾向性，与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的法律地位根本不相对应，而且“干警”中，既包括检察院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包括法警中的警官，这种多年沿袭下来的范畴其实含义混乱。因此，“干警”一词根本不适用于描述检察官。称检察官为“干警”不利于公正执法 检察官的“干警”称谓，抹杀了检察官工作的特殊性，无法给检察官一个公正的准确定位，也从概念上使检察官无法找到自身的明确坐标，进而容易使其失去应有的公平与公正。 赋予检察官“干警”的称号，还体现在抹杀了检察机关、检察官的司法属性，把检察机关、检察官当作行政人员对待的思想。因为我国的“干部”就是约定俗成的对公务行政人员的称呼，可是如果检察官同时也是“干警”，检察官无疑也成为行政机构中的一员了，这样一来，检察官和法官都是“干警”，成了一家人，难以避免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群众就会出现不明白、不理解、不知所以然的现象，偏袒、倾向由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控方的现象发生，由此所办理的案件也无法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而在行政诉讼中，如果检察官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职能部门的行政人员身份出现的话，那么他就有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身份之嫌，其审判结论的公正性同样令人怀疑。 尽管我们不能简单从检察官的“干警”称谓上推断出我国的检察官独立性不强，但这种称谓还是会影响人们对检察官角色的理解及定位。同样的，在法院系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检察官的称谓将日趋规范 可喜的是，大家逐步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检察干警”的称谓逐渐为“检察人员”所取代，检察用词将逐步走向规范。 笔者发现，在今年初肖杨院长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已经没有出现 “干警”一词。在最近几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检察“干警”的称谓也在减少，而“检察人员”的称呼在增多，特别是今年以来，高检院贾春旺检察长所作的多次讲话中，均未使用“检察干警”一词，而是一律使用“检察人员”。 在当前开展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高检院政治部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一书中间，凡涉及的称呼均为“检察人员”、“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也没有出现“检察干警”词句（如:97页第二段、153页第二、四段）。 例一， 2006年2月24日，贾春旺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检察人员”一词11次，而没有使用“检察干警”一词。 例二，2006年4月26日，贾春旺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检察人员”一词18次，而没有使用“检察干警”一词。 我们相信检察机关通过连续多年开展规范化建设活动，这一不规范现象将越来越少，最终将逐步走向规范。用语建议 1、将“检察干警”称作“检察人员”或“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等； 2、区分不同场合将“检察干警”称作“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官”、“助理检察官”、“法警”、“书记员”等； 3、将“全体检察干警”、“广大检察干警”称作“全体检察人员”、“广大检察人员”等等，以此类推。 以上建议，为即兴思考浅见，难免存在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别瞎说，检察长副检察长 叫 XX检，如王检 李检。其他的称职务 张科长 赵局长。普通检察官就叫某哥、某姐 当然岁数大的叫叔叫姨
一、亲属称谓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家庭构成模式是以父子为中心的。在家庭中要严格遵守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序，年龄的大小、辈分的高低是极为重要的区分依据。同辈分的要区分哥哥和弟弟、姐姐和妹妹、伯父和叔父、伯母和婶母。不同辈分的称谓是长辈可以直呼晚辈的名，也可以连姓一起称呼；晚辈对长辈则只能严格按照其相应的称谓来进行称呼，直呼其名是万万不可的。英语中的亲属称谓则不区分长幼，辈分高低也不太讲究。如姐妹、兄弟各只对应一个词：非直系亲属中，长一辈的男性一概称“uncle”，女性一概称“aunt”；而同辈的不论男女，一律称“cousin”。同辈之间，英美人士往往是以名字或昵称相称呼，晚辈对长辈也可直呼其名。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关系融洽。（一）血亲、姻亲称谓的差异 血亲，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姻亲，指的是有婚姻关系的亲属。男有其宗，女有其族。前者称“宗亲称谓”，后者称“姻亲称谓”。在汉语里血亲称谓和姻亲称谓界限十分分明，即兄弟连襟、姐妹妯娌、伯叔姑婶要严格区分，如伯父、叔父是 血亲，伯母、婶母为姻亲。英语里没有血亲和姻亲的区分。父母的兄弟以及父母姐妹的丈夫都称 “uncle”，父母的姐妹以及父母兄弟的妻子都称“aunt”。当然，在某些非区分不可的场合里，英语中常用“in—law”作这些称谓的后缀，以示与血亲的区别。例如，用“broth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伯子、小叔子等；用 “sister—in—law”来表示与汉语相当的大姑子、小姑子等。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二）宗族与外宗族称谓的差异 《现代汉语词典》对“宗族”一词的解释是：“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不包括出嫁的女儿)。”因此，爷爷、奶奶、侄儿、侄女、孙儿、孙女属于同宗族，外公、外婆、外甥、外孙、外孙女属于外宗族。在旧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同宗族的亲戚要亲于外宗族的亲戚。英语亲属称谓没有宗族、外宗族之分。“grandfa—ther”囊括了祖父和外祖父的意思，“grandmother”包括了祖母和外祖母等等。交际中，如果需要明确是“爷爷”还是“外公”，就要单独加以解释，“on my father’S side or on my mother’s side”。此外，“cousin”一词的广泛涵义也说明了英语不区分宗族和外宗族。“堂”和“表”在汉语中分属两个不同的宗族，是绝对不能混淆的。而英语中“cousin”一词不仅涵盖了堂兄、堂姐等，还包括了表兄、表姐等诸多的汉语亲属称谓词，抹去了宗族的界限 。 （三） 亲属称谓的泛化差异 亲属称谓的泛化是指用亲属称谓词去称呼一些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姻亲关系的人的现象。如称呼陌生的年长者为“大爷”、“大娘”等，还可以加上职业称呼，如“邮递员叔叔”、“售货员阿姨”等。英语中也有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在英国中部的一些地区，一些传统家庭常将“aunt”和“uncle”用于称呼非亲属成员。例如，称呼父母的朋友为 “UncleTom”或“Aunt Kate”。但英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远没有汉语普遍，小孩子见了不认识的人，一般用“先生”、“女士” 来称呼对方，而对父母的朋友，则可直呼其名。二、社交称谓的差异 （一）姓名称谓 汉语有关姓名的称谓可谓灵活多样。可称呼“姓+名”、“名”、“姓／名／姓名+称谓词”，还可称呼“小／老 +姓”或“姓+老”。如人们可称“李小明”为 “李小明”、“小明”、“李先生”、“小明先生”、“李小明先生”、“小／老李”或“李老”。称谓的不同，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疏程度。 英语姓名的称谓比较单一。英语对姓名的称谓形式是“名”和“称谓词+姓”。例如，人们可称“John Brown”为“John”或“”。英语中没有“称谓词+名”这种称呼形式，如“John Brown”不能称为 “”。（二）职衔称谓 汉语中一般能够表示职业、职务、职称等社会地位的象征词都可用于称谓。除可单用外，还常与姓名连用(姓／名／姓名+职衔)以示认可或尊敬。英语中的职衔称谓局限性很强，一般不用作称呼。例如，如果某人是“老师”或是“建筑师”，人们是 不能称其为“老师／建筑师”的，而应称其为“先生／女士”。社交活动中常用的职衔称谓有：Dr.，pro— fessor等。这些职衔称谓既可单独使用，又可与姓氏、身份等结合使用，但要放在姓氏前(职衔+姓氏)。总之，汉语的职衔称谓要比英语广泛复杂得多。（三） 泛称称谓英语中的通称有：Mr.，Mrs.，Madam，guys等。前三者可与姓名连用，使用尤为普遍。汉语中的通称有：同志、先生、女士、朋友等。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有三种人称，但是英语的人称称谓远比汉语简单得多。英语和汉语都有零称呼语。如汉语的“喂，嗨，那个谁”等，英语的“Hello，Hi，Excuse me”等。在中国，零称呼语须谨慎使用，这是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零称呼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然而在英美国家，无论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零称呼语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参考文献： [1] 贾彦德.中西常用亲属词的语义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 刘超先.中西称渭差异及其文化内涵[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3] 姚亚平.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J].语言文字应用，1995(3)：31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一直引起中外民族学者的兴趣和重视。许多学者在摩尔根研究的基础上，对亲属称谓问题提出了分类的见解。如美国的.克罗伯、.拉德克利夫-布朗、.穆尔多克,英国的.里弗斯、 .罗维以及法国的C.莱维-斯特劳斯等，都有自己的分类法。在美国，穆尔多克在《社会结构》(1949)一书中提出夏威夷式 (Hawaiian type)、爱斯基摩式(Eskimo type)、易洛魁式( Iroquois type)、奥玛哈式(Omaha type)、 克罗式(Crow type)、苏丹式(Sudanese type)等6种亲属称谓制图式，被众多的研究者所采用。苏联学者Α.Μ.佐洛塔廖夫、Д.Α.奥尔捷罗格等赞同英国里弗斯的意见,认为马来亚式亲属制是从土兰尼亚-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简化而来。他们提出亲属制度首先取决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基本单位的结构，而不仅是婚姻形式。两合氏族组织与土兰尼亚－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相适应;父系大家族与分叉旁系式亲属制相适应;在不正常条件实行族内婚的情况下产生马来亚式亲属制；描述式亲属制与个体小家庭的产生相适应。
父母 （1）父母：父母是亲属中最重要的亲属，除“父母”、“双亲”、“二老”、“爹娘”等古今通用的合称外还有“高堂”、“严君”、“尊亲”、“严亲”、“两亲”、“亲闱”等以及文人笔下的“所生”、“椿萱”等对父母的代称。 （2）父、父亲：是对父亲古今习见的称呼，还可以称父亲为“公”、“翁”、“尊”、“大人”、“严君”、“爷”、“爹”、“爸”、“老子”等。 （3）尊：古代常见的敬称用语，称自己的父亲可称“家尊”，称对方的父亲则称“令尊”。 （4）爷：古代对成年男子较广义的称呼，宋代开始用作对祖父之称，魏晋南北朝就用作对父亲之称，或写作“耶”。 （5）母：是对母亲最常见的称呼。而在古代对母亲的称谓中，大都和“母”相似，又用作对成年妇女或老年妇女的泛称。其中较重要的有：“婆”、“娘”、“娘娘”、“姥”、“大人”、“妈”、“慈”、“家家”和“姊姊”等。 （6）继母:如果自己的母亲去世、离异或被父辈逐出，则称续娶之妻为继母、继亲、后母、假母、续母。 （7）出母:如果自己的母亲离家之后还能相见，则称为出母。 （8）生母：在古代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称自己的生身母亲为“生母”或 “本生母”。 （9）庶母：在古代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如果自己的生母是正妻，则称父亲之妾为“庶母”、“少母”、“诸母”、“妾母”。 （10）家家和姊姊:是中古时期对母亲的两种特殊称呼。 （11）姨: 在古代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无论自己的生母是妻或妾，对父亲的妾都可以称为“姨”、“姨姨”、“阿姨”。 ( 12 )义父：指是在自己的父亲之外再拜认某人为父，这个“义”字有外加、假、代、自愿等意。 ( 13 )义母：指是在自己的母亲之外再拜认某人为母。
4.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2期；5.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变革》，载《月旦法学》第14期（1996年6月版）；7.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8. 《国外规范律师辩护行为的立法与实践》，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9. 《起诉制度的重大变革》，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10. 《集中审理与延期审理之研究》，载《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9月版；11.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问题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12. 《更新律师执业观念，完善律师执业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14. 《保障〈刑事诉讼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举措——试议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载《中国法律》1998年第2期；15. 《略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16. 《公诉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17. 《西方六国刑事诉讼制度》，载《法制日报》1998年4月25日；18. 《依法治国与刑事诉讼》，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关于建立我国证据规则的思考》，《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20. 《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6月版；21. 《沉默的权利》，载《南方周末》1999年7月30日、8月6日； 22.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24.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7期；25. 《美最高法院重申“米兰达警告”》，载《检察日报》2000年7月13日第8版；26. 《如实陈述与抗拒从严》，载《广州日报》2000年8月；27. 《诉讼证明概念辨析》，载《检察日报》2000年8月31日第3版；28. 《提起公诉实施问题研究》，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9. 《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30. 《从起诉效力看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载《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1. 《司法鉴定及其规范运作》，载《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32.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33. 《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5日第3版；34. 《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比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9日第3版；35. 《罪刑法定的程序价值》，载《检察日报》2001年5月8日第3版；36. 《为司法改革切脉》，载《检察日报》2001年6月5日第3版；37. 《诉讼证明：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38. 《举证责任的承担》，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29日第3版；39. 《主张责任与量刑建议的关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40. 《主张责任的实现》，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6日第3版；41. 《关于举证规则》，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0日第3版；42. 《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及免证》，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43. 《控方应否承担通知证人出庭责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0日第3版；44. 《证明标准的若干问题》，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4日第3版； 45.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46.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1月刊；47. 《查明 证明 判明》，载《检察日报》2002年1月10日第3版；48. 《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49. 《个案监督研究——兼论人大审判监督的合理取向》，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50.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51.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52. 《综合各种力量解决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1日第3版；53.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54. 《困境与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现象分析》，载《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5.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56.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移》，载《诉讼法学研究》（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7月版；57. 《关于公诉制度的讨论》，载《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58.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版；59. 《罪刑法定的程序性要素》，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60. 《证据法学三人谈（一）》，《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61. 《解析“辩诉交易”》，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7日第3版；62. 《“证据展示”面面观》，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3. 《如何看待公诉中的检察一体化》，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64.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12期； 65.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66. 《刑事证明主体新论——基于证明责任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1期；67. 《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与制度定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68. 《应审慎推进沉默权》，载《检察日报》2003年3月7日第3版；69. 《证据法学三人谈（二）》，载《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版；70. 《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图景——兼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普遍性》，载《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71. 《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载《法学家眼中的中国法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0月版；72. 《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载《检察日报》2003年12月22日第3版； 73. 《证据法学三人谈（三）》，载《证据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版；74. 《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载《“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4月版；75. 《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76.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司法鉴定管理的影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77.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78. 《检察官：司法品性和职业素养同等重要》，载《检察日报》2004年10月29日第1版；79. 《执正义权杖 护法制尊严》，载《检察日报》2004年11月7日第1版； 80.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81. 《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之立法势在必行》，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4期；82. 《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83. 《再论诉讼模式转型与证明观念更新》，载《证据学论坛》（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84. 《建构诉讼证明标准是“乌托邦”吗》，载《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9日第3版； 85. 《See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trial structure from China’s criminal courtroom arrangements (tribunal design)》，载《Frontier of Law in China》2006?Volume1?Number2?April；86. 《无罪推定与举证责任问题》，载《山西检察》2006年第2期；87. 《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88. 《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89. 《诉审关系论辩——兼论对诉审关系异化的程序性抑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90. 《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介入死刑程序》，载《检察日报》2006年4月6日第3版；91. 《公诉案件终有证据标准可资参考》，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1日第3版；92. 《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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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职业教育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职业教育教学方法
摘要：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重要补充，中等职业教育现代教学方法，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主线的中等职业教育现代教学方法体系。针对中职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多年课堂教学工作经验，本文提出分层次教学方法、启发式互动教学方法、现场实训的教学方法、采取模拟教学法等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方法;创新
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重要补充，虽然我国在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诸多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探索提高空间。根据多年的管理教学实践来看，中职生学习层次参差不齐，针对学生实际，应该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一、采取分层次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信心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个人是否有成就只有看他是否具有自尊心和自信心两个条件。”还有人说：自信是成功的一半。这就更加说明了自信心与成功的紧密联系。所以在学习上，如果缺少了自信心，就会缺少前进的动力，甚至是失去前进的动力。有多少人因为缺少自信而走向人生的低谷，又有多少人缺少自信而失去成功。自信是成功的基石。中职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在教学的过程中就不能用统一的要求方式。
有些学生感觉学习很困难，感觉自己永远都做不到，最终选择了放弃学习，从而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采取分层次教学法。例如，成绩差的，要求起点低一点，掌握最基础的要点即可;成绩好一点的，要求全面掌握基础知识;成绩很不错的，除了掌握最基础的知识以外，引导鼓励他们掌握更深的理论，为以后的升学打好坚实的基础。这样不同的要求标准，使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后进生，也能感觉到我能学会、也能学好，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和动力。
二、采取启发式互动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要想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有动机的主动学习，其效果极好，因为主动学习学到的东西不会忘，印象深刻，引发更多的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而无动机的被动学习，那样往往把学习当成一种负担，学习效果极不好，尤其是对于自控能力不太好的中职生，学习效果更差。
所以，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对于中职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开拓学生的思维境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人翁作用，采取主动学习的态度，在学习中发挥独创性，才能培养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为了使学生达到这种主动学习的能力，就要采取一种适合现在中职生特点的教学方法。启发式互动教学方法不免为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因为启发式互动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留有探索与思考的空间，使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也达到了我们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使他们主动地在兴趣的海洋中遨游，学到更多的知识。
三、采取现场实训(项目)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中等职业教育的实质是就业教育，是饭碗教育，而就业教育的实质是能力培养，而能力培养的实质是学生在课内外实验、实训、实习中，理论服务与实践、理论与实践学习循环交叉进行，动手能力的锻炼。而现在传统的以知识学科体系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也就是说，目前人才培养目标、社会需求和人们的期望值三者之间并不是统一关系，而是相互脱节，已无法培养出专业型高技术人才，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笔者以为应该采取现场实训的教学方法，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代之以任务式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主，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中的“教学做合一”。任务(项目)式教学指教师根据项目的实施过程，对学生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因为采取这种教学方法是为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前提供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专业课学习时不断联系认识实习，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认识现场实训，为培养专业型、应用型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采取项目教学法，提高学生与他人的合作能力
项目教学法是老师和学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在职业教育中，项目是指以生产一件具体的、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产品为目的的任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生产组织形式对职业教育要求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分成小组工作的方式，即每个小组共同制定计划、共同或分工完成整个项目。在许多情况下，参加项目教学工作小组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和工种，甚至不同的职业专业领域，目的是训练他们今后在实际工作中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部门的同事合作的能力。
五、采取模拟教学法，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
模拟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为目标导向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模拟教学分为模拟设备教学与模拟情境教学两大类：
1、模拟设备教学，主要是靠模拟设备作为教学的支撑，其特点是不怕学生因操作失误而产生不良的后果，一旦失误可以重新来，而且还可以进行单项技能训练，学生在模拟训练中能通过自身反馈感悟正确的要领并及时改正。
2、模拟情境教学，主要是根据专业学习要求，模拟一个社会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具有与实际相同的功能，及工作过程，只是活动是模拟的。通过这种教学让学生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环境氛围中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岗位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综合性的全面理解，特别是一些属于行业特有的规范，可以得到深化和强化，有利于学生职业素质的全面提高。
总之，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化发展，我们要在原来的教学方法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在职业教学方法的探讨过程中，教学方法的改革要从多方面着手，因为教学方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广，但实际上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接纳、学习、研究”。我们要通过教学改革的现场观摩学习，网络学习的机会，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增加紧迫感、责任感，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去研究，设计具有个人特点的新课改下的个性化教学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显著的效果。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使其更加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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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
摘要今年,在高检院的统一部署下,集中一年时间在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这一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对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提高检察队伍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法律监督能力,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和社会形象,全面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检察队伍 职业道德 公正廉洁
检察队伍的道德状况,将对检察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法律权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在检察队伍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今天,我们依然还要将“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作为检察队伍建设的重要主题,就是因为在现实中,检察队伍还是存在司法道德意识淡漠,司法腐败严重的现象,对检察队伍、检察机关的声誉和尊严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在今年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是当前加强检察队伍司法道德观念、司法道德行为和司法道德品质建设的重大举措。
一、对检察职业道德的科学认识是加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前提
只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才能够对事物的特点、变化规律和功效等一系列问题准确把握。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在从事职业活动中判断是非曲直的准则。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而言是不可忽视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是维持法律职业生涯,保持良好职业形象的基本要求。而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就离不开对检察官职业特性的把握,检察职业道德不同于普通的道德规范,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检察官的职业特殊性使检察职业道德和其他司法职业职业道德有着根本上的区别:
一是检察职业道德具有更强的责任性,法律赋予了检察官法律监督的职能,其根本使命是“维护公平正义”,检察官的行为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权利的维护。如果检察官在履行职责时不能用更强的责任感约束自己,会产生强大的负面效应。
二是检察职业道德具有更高的示范性,检察机关是执行法律的机关,有事监督法律实施的机关,这就决定了检察官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工作能否廉洁高效的运行。换句话说,作为监督者,人民自然而然的对其的要求更高,如果人们无法从“监督者”那里得到足够让人信服的信息,对于司法工作而言将是巨大的打击。因此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较之其他司法职业道德具有更强的示范性,内容设置上应该更科学和规范,要求上应该更合理实际。
三是检察职业道德具有更强的约束力。道德规范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起作用,但作为检察官其道德规范应该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将道德规范与法律和党纪纪律相挂钩,使其产生更强的规范性。
由此可见,检察职业道德作为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公众对检察官在从事检察工作中的职业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自身形象的综合评价,也是检察官对自身人生观、价值观的自我认同,是检察官在从事检察职业活动中各种法律、社会关系,是在履行检察职能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今年开展的“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对检察职业道德规范做出了新的规定:一是强化“公正”理念,公平正义进一步体现;二是铸造“忠诚”品格,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三是树立“清廉”意识,廉洁从检进一步自觉;四是倡导“文明”观念,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这一要求既说明了检察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对检察队伍的基本要求,也对新时期检察队伍的职业道德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对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深刻内涵的探索是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
检察职业道德教育不仅仅限于对检察职业道德的讲授,而是要将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寓于检察工作实际中去,与其他职业道德教育相比,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其独特而深刻地内涵,只有把握住其内涵,才能使道德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长期性。检察官职业道德教育是建立在检察官岗位上的教育,是属于继续教育的范畴,因此它必然具有长期性,不能够是简单的照本宣科或者是基础理论和法律知识的讲授,而是更高层次的检察官职业素养的培养。
其次,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复杂性。检察官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要求教育方式要有针对性,教育内容要有实用性,教育目的要有准确性,但另一方面又因为检察官职业的特殊性而难以保证系统的学习时间,容易受到社会负面因素的干扰,而这些都有悖于国家对于检察官职业道德的高要求。因此,就决定了检察官职业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而应该做到入脑入心。
第三,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具有更高性。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对象是检察干警,这一岗位具有十分特殊的要求。教育对象所从事的职业是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因此对于它的要求和约束大大高于社会上的一般职业,这也决定了它的职业道德教育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职业道德和普通伦理教育,而是要具备更高的约束力和更强的影响力。
三、对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方式不断创新是加强检察职业道德建设的路径
正是基于检察职业道德在新时期面临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唯有不断创新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方式才能够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符合人民的要求,才能更好的开展好“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一)改变传统,倡导新观念教育
现阶段的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存在不少县市的问题,一是教育内容空洞,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教育的内容往往使人有“假大空“的感觉;二是教育方法落后,尤其是在很多基层检察院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做过场,是教育缺乏针对性;三是教育缺乏系统性,没有一套完整、长期性的计划,往往是上面开展什么活动,下面就照搬做法,是职业道德教育显得零散,带来的结果必然就是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四是教育手段的单一性,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教育手段只有学习文件、举办报告会等单一方式,这些方式都注重说教而缺乏打动人心的能力,而且容易收到相反的效果。由此可见,要创新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方式,只有首先在观念上突破了,重新思考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才能真正使检察职业道德教育步入新的发展道路。
(二)引入心理教育,提高职业道德教育针对性
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三个方面。如果人的认识、情感和意志协调发展,即保持健康的心理过程,则能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正确的认识、健康的情感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当前,检察职业道德的教育正是缺乏了对检察官心理的了解而是教育效果难以发挥。
当前,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还是奖惩并行,忽略了职业情感的培养,是检察官的职业认同感不高,难以使职业道德的认知内化为内心的固有特质。加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应当在教育、监督、激励、惩处的同时,更加着眼于检察官强化自律能力的培养,要通过人性化的管理观念,通过及时干预有风险预兆的检察官的心理,达到防范于未然的目的。通过营造出良好的职业环境,来提升全体检察人员爱岗敬业、自励自律的职业情感,是检察官们能够自发的遵守检察职业道德。
(三)建立岗位风险防范机制,增强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前瞻性
所谓风险防范机制就是通过主客观方面查找研究如何消除和避免科技成果和社会成果所带给人类的副作用和危害。这也是近年来西方新兴起的一门跨学科边缘科学。对风险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规避风险。法律风险在于,在执法过程中如不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就有可能因为超过道德底线而出现触犯法律的行为。因此,通过查找检察职业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提前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提高对法律风险的认知水平,端正对法律风险的态度,通过开展利用典型事例进行反腐败教育等方式,激发其对检察官职务犯罪多侧面的思考,达到风险教育的目的。
(四)建立检察职业道德评估机制,提高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参与性
道德教育与其他教育相比,具有更强的双向性和互动性,需要受教育对象的参与才能使教育更具效果。通过评估机制的建立,使检察官通过评价的方式来指导和纠正自己的行为言论,协调自身的人际关系。通过评价、激励、说明、榜样或示范等形式,以唤起检察官内心的责任感和义务心。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检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包括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等方式在内的科学评价体系,明确评价指标,运用评价式教育方式进行道德的培养。
把检察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的主题实践活动,显示了作为法律职业人的检察官对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知已经提到了新的高度。正如台湾学者史尚宽说过:“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添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德修养尤为重要”。 希望通过此次高检院组织的主题实践活动,能够使检察人的道德操守上升到系的高度,使广大检察干警能够更好的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可以，论文中都是将“我认为”写作“我们认为”或“笔者认为”。
写毕业论文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
毕业论文应反映出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
扩展资料：
毕业论文的基本教学要求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
2、培养学生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3、培养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提出论点、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
4、毕业论文是毕业生总结性的独立作业，是学生运用在校学习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去分析、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过程，也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是整个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撰写毕业论文对于培养学生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毕业论文
其实都可以的，“笔者”一般是硕士论文多用到的称呼，“我”其实就可以了，老师不会扣那么细的，毕业论文只是个形式，不用太担心！
论文中对于自己的称呼可以写作“我们”或“笔者”。
写论文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加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从总体上考查学生大学阶段学习所达到的学业水平。
论文题目由教师指定或由学生提出，经教师同意确定。均应是本专业学科发展或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通过这一环节，应使学生受到有关科学研究选题，查阅、评述文献，制订研究方案，设计进行科学实验或社会调查，处理数据或整理调查结果，对结果进行分析、论证并得出结论，撰写论文等项初步训练。
扩展资料
论文的种类
1、专题型论文。
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
2、论辩型论文。
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另外，针对几种不同意见或社会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以正面理由加以辩驳的论文，也属于论辩型论文。
3、综述型论文。
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
4、综合型论文。
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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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是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法律监督工作的好与坏,关涉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实践看,由于法律规定、职权配置、人员素质等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存在监督不广、监督不深、监督不够、监督无力等现象。如何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完善法律规定,使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一是对法律监督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从目前看,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监督、如何监督、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手段等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如: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见于《宪法》的第129条、《刑事诉讼法》的第8条和第87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的第1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372条到379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等,但这些大都为原则性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规定(试行)》。然而上述规定多为程序方面的规定,又只是规定互相通报、建议、通知、送达、报请等,这种软性监督的方式对于被监督对象拖延不执行或拒不执行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实际操作性差。二是监督门槛设置不宜过高。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较轻”的,只能进行口头纠正,缺乏效力,监督效果不明显。三是应强化法律监督的手段。刑诉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手段较为单一,除抗诉外,主要是发书面通知、检察建议等,一旦被监督单位或个人不予执行或拖延不办,没有后续措施,这就造成了监督不力的现象。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方面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手段有限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加之被监督机关对立案监督在案情认识上及证据收集上会有差别,必然会影响立案监督效果。四是应促进对等监督。应制定相应规定,在重点乡镇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强化对乡镇一级的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另外,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8条和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和执行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是,同级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不用经过审委会,就可以直接由副庭长进行回复,甚至敷衍、不回复。再如,在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请抗诉后,法院发还重审时虽然另行组成合议庭,但有时负责签字审批的主管院长还是同一个人,对再审案件的公正办理有影响。二、强化内部分工配合,使法律监督更加专业化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侧重于刑事检察和自侦工作,对法律监督重视不够。造成这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检察机关承担着较重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以我院为例,近三年来,侦监部门的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70件案件,人均2天1件;公诉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公诉案件85件,每人平均天办理1件。这些固定的工作量占据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副业”。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将法律监督单独抽出,设立诉讼监督局,或者成立诉讼监督组,专门从事刑事、民行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变副业为主业,变被动为主动。同时,独立出来的法律监督部门或办案组应与院内其他业务部门紧密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一是与案管部门合作,强化对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监督;二是与批捕、起诉等刑检部门合作,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和诉讼监督部门或办案组联系,避免监督部门的二次阅卷和重复劳动,既提供了监督案源,又确保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完善证据链条、促进公正审判,为刑检部门扫清障碍;三是与自侦部门合作,对于在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或者审判人员有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渎职失职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与反贪、反渎部门配合,既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又为反贪反渎部门提供了案源;四是与监所检察部门合作,强化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暴力取证等进行监督调查,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三、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使法律监督更加扎实有效一是应完善执法考核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在工作实践中,有时候出现的监督难、难监督现象,与执法考核有关。比如立案监督,在检察机关这边有考核指标,而且上不封顶、多多益善,但在公安那边,受迫于破案率,往往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被立案监督还有扣分项,所以不愿意配合,即使不积极、不主动。有的检察院甚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与公安沟通协调,做假监督、纸面监督和数字监督,只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基层院甚至出现批捕100件,立案监督80件的造假现象。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理清工作和考核的关系,考核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考核。因此,考核宜粗,抓大放小,尽量不要设指标;监督宜细,要规范明确,尽量具体。二是应完善公检法配合与制约机制。做好法律监督,需要公检法三家单位的配合协作,减少分歧,特别在统一执法尺度方面。应在立案标准、羁押必要性认识、批捕、起诉标准和法院审理标准上做到相统一、相一致。同时,重点还要相互制约。从实践看,相互配合有利于案件进展,相互制约才有利于公平公正。检察机关更要在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严把关、把好关,做到事实证据统一、程序实体兼顾,以法为是、秉公监督。三是应探索政法机关案件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和共享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例如,笔者所在的武安市检察院,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2670余起,其中报捕案件218件,直诉案件110余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大有空间,但是仅仅依靠当事人申请、举报,渠道太窄,案源不多。如果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就可以从报案、受案开始进行监督,也可以扩展到对治安管理案件的监督,防止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真正做到“源头监督”。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四、加强自我监督和检务公开,使法律监督更具公信力法律监督是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检察机关自侦、捕诉部门的监督。因此,还要将监督触角向内延伸,结合案管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批捕、起诉案件的进行程序监督和反馈调查,杜绝错案和执法瑕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公正办理;结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办案人的监督,杜绝执法过错和违法办案,确保每一名干警都能公正、廉洁执法。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强检务公开,通过多种方式,搭建阳光检务平台,提升法律监督公信力。通过整合“检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涉农检察宣传、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多种传统的检务公开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会公众集中汇报和宣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情况;通过升级检务大厅,设置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综合查询、案件受理等功能区,开展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律师接待和阅卷、行贿档案查询等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公开;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告大屏等媒介,定期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办案规程、立案范围、立案标准等内容,定期更新一些检察动态和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借力微博、微信、网络展馆等新兴媒体和方式,介绍检察职能,公开案件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法律监督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自身素质。我们的监督对象有对法律非常谙熟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官,有身经百战的老办案民警,而且执法环境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必然要具备更高的素质。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同属一个战壕的兄弟政法机关进行监督,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坚持以法为是、唯法是从,以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己任,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做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法律“挑错人”。二是要善于学习,提升法律修养。要凸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建设学习型检察院,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干警文化品味和法律修养。三是要紧贴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法律监督点多面广,需要培养知识全、业务专的的法律监督实践者。可以通过实施全员轮训,让干警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兼职”和“实习”,这样有利于干警尽快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环节的各个程序,同时,也可以在轮训中发现和培养一专多能的法律监督人才。对年轻干警可以实施跟案培训,从案管受案开始,安排有经验的业务能手做其“导师”,领办某个案件的全流程,促进年轻干警尽快熟悉各项业务,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四是要强化队伍的管理监督。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者,也不例外。必须坚持理想信念时时讲、职业道德时时抓、工作纪律时时记,同时,还要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执法检查、检务督察等活动,促进干警公正、廉洁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最高检察院1999年推行的六项改革举措之一,该制度的实质是对公诉权的重新配置,目的是在审查起诉部门建立一种责任明确、高效廉洁、符合诉讼规律的工作机制。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放权”,即打破传统办案机制层层负责,层层把关却责任无人负责,错案责任无人承担的现象,赋予主诉检察官一定的独立办案权,强化检察机关的-司法性而弱化行政性的一项改革。最终通过这种精英遴选和培养机制培养出具有较高素质的检察官,推动检察机关的队伍建设工作。实践证明,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启动和推进,有效地推动了检察制度改革的总体进程,其实施有利于落实检察院内部竞争机制,有利于发挥检察官的主观能动性,强化了工作责任心,办案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实践也证明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实践工作的迫切需要。但由于主诉检察官制度在我国尚处于初步建立和探索阶段,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实践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导致主诉检察官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得该项改革措施难以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扭曲了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目的。检察机关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改革,是希望通过此项改革,选任优秀的检察官,实行责权利相统一的办案机制,以此达到强化检察机关司法属性,弱化行政属性的目的。然而,在改革的实践中,有的人将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当成了提拔干部行政级别的“踏板”,通过任命主诉检察官来解决干部的副科级行政职级,导致符合条件的干警当不上主诉检察官,不符合条件的被任命后无法胜任,导致主诉检察官制度名存实亡。 二、主诉检察官产生条件和程序不够规范。 选任主诉检察官应当把握好主诉检察官的应具备的条件、选任的程序。有的将主诉检察官的条件放宽,无论是否具备本科学历,是否具有公诉人工作经历,都予以任命;有的高素质的检察官资源缺乏,能够真正胜任的人数有限;有的基层院科室编制仅为两、三人,科长与主诉检察官的选任产生矛盾;有的院不是在全院范围内公开竟聘,而是以指定的形式产生主诉检察官,导致主诉检察官素质参差不齐。 三、主诉检察官办案模式不够规范。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后,在具体办案模式上,最高检察院没有统一、具体的操作模式,使得各地在实际运行时形式各样,有的成立了主诉检察官办公室,由主控检察官和事务检察官组成,形成了审、控分离的模式;有的是采取“双规制”,由主诉检察官与非主诉检察官组成办案组,两人都独立办案和独立出庭公诉,非主诉检察官的案件质量由主诉检察官具体负责;有的是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和一名助手组成的搭档式的模式。分析几种模式在实践中运用,发现审控分离模式导致出庭公诉的主控检察官和负责审查起诉的事务检察官缺乏必要的协调,公诉职能发挥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双轨制”的模式会造成非主诉检察官责任心弱化,工作积极性减弱,依赖主诉检察官心理突出,而主诉检察官对非主诉检察官所办案件承担责任又显得力不从心,案件的结果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主诉检察官的意见。 四、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核心问题——责权利的统一没有落实。首先,追求责权利的统一是实行改革的初衷,但结果却暴露出了权责难以对应,风险和利益难以一致的问题。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关键在于“放权”,赋予主诉检察官多大的权力,才能保障其充分地行使职权,是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各地的做法大致都明确规定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改变侦查机关认定的事实和定性案件,改变强制措施的案件,追加漏罪、漏犯的案件等等列为主诉检察官无权决定的事项,那么事实上其能自主决定的事项已经所剩无几了。其次,享有一定独立职权的主诉检察官在办理案件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应承担多大的责任,目前尚无明确规定,各地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研究地也不到位,导致出现实体、程序方面的违法问题,仍然没有由主诉检察官承担相应责任的现状存在。 五、配套的监督制约和考核机制的建立相对滞后。在充分放权、还权于主诉检察官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和考核机制,以保证其正确行使权力。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作为在司法实践中创立的一项改革创新性的办案制度,它的存在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与不断的完善。针对目前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推行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和落实: 一、领导要提高认识,明确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行对检察改革的重大意义,真正地予以落实与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的六项公诉改革中,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其推行的重大意义表现在:工作效率提高了,以往办案中请示、汇报、讨论的烦琐程序没有了,超审限办案的顽疾解决了;办案人员责任心明显增强,以往是审而不定,定而不审,责任集体担的状态,现在责任明确、具体,迫使办案人员必须认真负责;案件质量提高了,选任优秀的检察官承办案件,赋予其一定的职权,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良好的政治素质加过硬的业务素质,结果一定是办出“铁案”;检察官的风采得以展现,出庭公诉是检察机关对外的“窗口”,优秀的检察官通过这个窗口将自身的良好形象展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二、在选拔条件和程序上把好关。注意数量的限制,宁缺毋滥、高标准的原则选拔优秀的检察官担任主诉检察官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应成熟一个,任命一个。作为主诉检察官除应当具备检察官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公诉经验,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情操。在选拔程序上应当推广在全院范围内通过竟争上岗的方式产生。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应根据各地检察机关的实际情况,规范出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模式。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推行后没有取得预期目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办案模式不能适应刑事诉讼和庭审方式的改革。因此,通过对几年来实践的总结,探索出成型的办案模式予以推广,会对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实行产生积极的作用。结合本院实际,笔者认为,目前应实行”搭档”制办案模式,即:每个办案小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和一名助手组成,助手可以是检察员、助检员或者是书记员,助手不独立承办案件,本办案小组的案件由主诉检察官依法作出处理或提出处理意见,由主诉检察官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明确界定主诉检察官的职权,真正“还权”于主诉检察官。有些检察机关明着放权,暗地收权,主诉检察官在行政、业务上仍受科长领导,案件件件请示、汇报、讨论,使主诉检察官的制度形同虚设,但是否所有的公诉权限一律下放,主诉检察官的权力应如何界定,其与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副检察长的职权如何界定,一直是理论界探讨,实践中苦恼的难题。笔者认为,应将主诉检察官的职权分为决定权和建议权,享有的决定权有起诉权、退补权、适用简易程序建议权、延期审理权、口头纠正违法权;建议权有:追究漏犯、漏罪的建议权、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权、撤回起诉和提请抗诉的建议权、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处理建议权。 五、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放权和监督是完善主诉检察官制度最为重要的,在保障司法公正前提下保证主诉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是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成败的关键,因此,应当建立、健全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结合现有的实践经验,对主诉检察官的监督有以下形式:(一)法律文书的备案审查制,即:诉前由科长、主管检察长对起诉意见书、起诉书、综合报告予以审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诉前纠正;诉后将判决、裁定书、对判决的审查意见书报主管检察长审查,以便审查主诉检察官办案质量。(二)设立督导室专门负责监督工作,督导室以检察委员会成员为主,对主诉检察官的办案质量、办案纪律、政治表现、业务素质进行综合监督。可采取临时个案抽查和定期全面检查为主的制度,具体方式可采用书面监督检查和跟踪庭审相结合的方式。(三)采取案件质量评估制,确定一定的质量标准后,先由主诉检察官根据具体标准对自己承办的案件进行评估,确定案件质量标准,再由检察委员会设立的专门机构予以审定,从而确定主诉检察官所办案件的质量。 六、考核制度与奖惩机制相结合。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同时建立配套的考核制度,可采取年终考核办法,对主诉检察官本年度所办案件数量、质量、出庭情况、业务能力、办案纪律等全面考核,并将考核的结果与奖惩机制挂钩,作为奖惩、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对不能胜任工作的或存在违法违纪问题的主诉检察官应当取消其主诉检察官职权,对工作中有较轻失误的,应予以减免津贴的处理,从而形成能者上,庸者下,优胜劣汰的激励竞争机制。
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通过整合内设机构、优化办案组织、明确执法权限责任等措施,调整和完善办案机制,能够有效减少案件审批层次,增强主任检察官办案独立性、责任心,强化检察职业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效率,进一步提升检察队伍素质能力和法律监督效能。(一)建立以办案责任制为顶层,以主任检察官为主体的责任体系深化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完善办案组织形式,是新一轮检察改革乃至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二)建立以内控体系为主线的监督机制检察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力,行使不同职能的主任检察官应当具有不同的职权。依法合理授权,明确主任检察官在执法办案工作中的职责权限,是推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核心问题。关于具体职责的划分,要根据侦查、审查起诉、法律监督等检察机关的不同职责分别予以设定,同时,要考虑基层检察机关与上级检察机关受理案件类型、主要职责的不同,在放权的范围与方式上有所区别。(三)建立权责一体化的法律机理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权责利的统一,对责任的界定十分重要。要符合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要求,更加注重办案责任的落实。应当坚持从检察权运行主体角度去研究办案责任制。注重落实执法过错追究机制,依法实行执法责任终身制,主任检察官对其在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 ——作者：曹智云 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