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筱筱筱瞳
1916年7月2日，傍晚，一个中式打扮的北方青年与两个朋友在上海黄浦江边散步，三人游兴正浓，突然，一个巡捕挡住他们，赫然喝道：“你们三个，退回去！”这个北方青年颇觉惊讶，再一细看，发现被挡的都是穿长袍马褂者，而着西装革履者则可畅通无阻。原来已走到租界边上。在回旅馆的路上，这个北方青年一直在想：那个同样是中国人的巡捕究竟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呀？为什么他要对同胞如此无情无义，“几忘自系人类”呢？ ……这个北方青年便是年方30岁的白坚武。白坚武（1886—1937），河北交河县洼里王镇西常庄人，190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毕业后曾任黄钟报记者与内务部佥事，1917年以后分别在北洋军阀李纯和吴佩孚处做顾问，1937年9月，在冀南被属于冯玉祥旧部的国民党军队以“汉奸首领”罪处决。终其一生，白坚武都没有脱离北洋派的圈子，可以说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任直隶督署秘书）与最顶点（任吴佩孚处总参议），都是在北洋派的圈子内实现的。然而，年轻时的白坚武却对这个圈子颇为不满，对圈子内的人和事充满痛恨。这一点，倒与当时绝大多数受《新青年》影响的新派人物相通。譬如，1917年1月24日，他曾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入世以来，朴心未退，而社会机心日增；机心递演之结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团之内有小团，大圈之内有小圈，对外无论矣；团与圈之内，无时不用其机心。所谓政团也、政治社会也，有如货币者然，只有恶货驱逐良货而已。非但如此，作为圈内人的白坚武对所处“圈子”不仅愤慨，而且急切地想打破它，改变它。譬如，当他在上海听说北京的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上街游行，“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便在当晚的日记中表示强烈同情，认为此举“足征人心未死”。 当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病死的假消息，便当即认为陈可称得上“中国之路得、卢梭”，斯人之死，“则人道之明星陨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读过《新潮》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对文中流露的“根本改造”思想大表赞同，认为中国社会“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打破或改造这个“圈子”从何入手？从白坚武的早年日记看，虽然他没有提供一个以新替旧的具体方案，但其倾向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即与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白坚武颇为看好社会主义。譬如，当他读过《新青年》6卷5号刊载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后，立即感到“曙光在此”。 在1920年2月28日的日记中，他甚至写道：“余现觉宇宙间所有动止，俱由环境构成，物由心造，诚有此象。然展转以细索其因果，仍不出唯物关系。突然而有此内识，突然而有此外效，为世界所无之事。攻马克思唯物论者众矣，余不论其有充分理由。若以马克思所论演证据不充足则有之，强余绝对信仰唯心论现未能也。” 对唯物论的偏爱与对唯心论的怀疑，并由此而引发的为马克思学说的辩护，溢于笔端。总之，1917年至1921年间的白坚武几乎是北洋“圈子”内的一个“另类”，他对所处环境极其不满，对社会主义心存向往，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腐败到极点，“非经洪水洗濯一次”，“将不得以人类自荐于世界”。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同时期广为人知的《恽代英日记》，便会发现两人年轻时在思想上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属于向往改变中国社会与个人人生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血性、有追求的进步青年，为什么最后会堕落成无耻汉奸呢？ 白坚武思想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怀疑的态度变化。事实上，在民国初年，由于宪政实施并未带来预期效果，中国思想界陷入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的“人心枯窘” 的一个彷徨年代，如果说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同样混乱，那么晚清思想界起码还知道以一种共同认可的方式（宪政）去改变这种混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一旦宪政这剂药方经过民初政治的检验证明失效后，包括白坚武在内的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这批年轻知识分子便不得不开始新的思想探索历程。依照白坚武在1921年前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他极有可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也是当时相当一批企图破旧立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除了上一节中所列举的材料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白坚武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第一，他对宗教向来没有兴趣。民国初年，当“定孔教为国教运动”甚嚣尘上之际，白即“终不谓然” 。事实上，他不仅对定孔教为国教没有好感，甚至认为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一神较多神为进化，然无神尚胜一神也”，所谓宗教，只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即所谓“可由不可使知之义”。第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1920年1月2日，当他读张东荪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7号上的一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时，发现作者所说的“如有建设必定依著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是言实为我所欲言者”。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尽管他所读的社会主义书籍多是经过进步党人中转的社会民主主义，但他并不同意点滴改良。一方面，白坚武在1917-1921年间追寻生命意义过程中，对彼岸世界的诱惑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在此岸世界中对社会主义颇有兴趣，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况来推演，白坚武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事实上也是许多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思想轨迹。然而，1922年以后的白坚武的思想变化，并未沿正常轨道行驶，他非但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变成信仰者，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对者。单凭笔者手头的资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白坚武的这次思想转折，根据他留下的日记，笔者猜测可能有三种原因：首先，可能与他在1922年的人生际遇的改变有关。也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南京李纯的幕府，来到洛阳吴佩孚处参赞军政，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政治地位，都有了较大提升。从其日记看，也就是在这一年后，他对所处“圈子”的抱怨大为减少。其次，可能与他对接触的苏俄代表的观感变化有关。在吴佩孚处，白坚武曾与来访的苏俄代表接触，发现对方在中东路和外蒙等关键问题上，“恍惚其辞，不肯为确定之答复”。 这一点可能使他对苏俄乃至社会主义都产生一种“厌”屋及乌的逆反心理。最后，可能与他1917年的一次不佳的旅行经历有关。当年4月29日他乘国营的津浦线列车北上，发现该线的二等车尚不如京奉、沪宁、京汉线的三等车洁净舒适，便感喟道：“国家营业，乃如此乎？” 这次不愉快经历有可能长期定格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三点原因当然还限于理由并不十分充分的猜测，因为当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之初，有人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会妨碍个人的创造性，另有人则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当家作主，能刺激个人的创造性，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刚刚起步，其利弊得失并非一目了然，所以双方还是处于各执一端的对峙状态。然而，不管怎样，从白坚武1922年之后的日记看，他对社会主义再也没有此前的热情和兴趣了，并且常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谈及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比如，1928年2月，他在读过一本书中关于烟酒归国家专有办理的论述后，即在日记中评论道：（该论点）理论上诚然有据，然实行尚待讨论。即以北省言，业烧锅者甚多，一律令其完全丧业，殊非维持民生之道；且由国家为之，经官吏之手，亦不见其适宜得利。最好由国家提倡改良，维持其固有之业，而捐其相当之税，斯为酌量得中。凡政策须俯察实际，不可太涉空想也。摈弃玄虚理想，讲究因时制宜。这大致可以视作白坚武在1922年之后的一种基本政治心态。处于这种心态之中的白坚武，一方面感受到自由选择的愉悦，另一方面也体悟到目标缺失的痛苦。 白坚武在告别社会主义之后，其思想处于一种“目标缺失后的漫游”状态。由于没有一种价值体系，他在对政治人物或思想做判断时，便只能从“用”的角度出发来加以取舍。因此，他在1922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带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的首要表现，就是否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万灵丹，一切制度都要拿到环境中试验一番。这正如现代中国最早的政治学家高一涵在1919年所强调的：“一切制度政策都是人类为达到目的而应用的器具；要想选择那种器具合用，那种器具不合用，必须把所有的器具都拿来比较比较，并研究各种器具的由来、变迁，找出进化的路径，看看处现在的环境，应该用那种器具才好。” 而在192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白坚武表露了类似的观点：……而不知人类的政治与物质的机器不同，机器可以完全适用科学律，政治则须随时运用良明之人事支配确定之规模，方可相得益彰，若永久不敝之制度乃世所无也，道在因时制宜耳。白坚武是否相信实用主义哲学，仅凭日记已不可考，但在日记中可以看出，每当提及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时，其笔端都流露出赞许同情之意；而且，对“永久不敝之制度”的否定，事实上也就是对真理客观性的否定，一切政治思想，在他看来，都只是“因时制宜”的产物。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其直接的外在表现便是价值相对主义——不承认固定恒一的价值观，一切以是否有用作为标准。在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支配之下，人们不易被某一种意识形态俘虏。正因为此，白坚武对于已成潮流的社会共识，往往也要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风靡中国思想界的以苏俄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潮 ，白坚武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不能苟同。他甚至认为苏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终为畸形发展”，因为“若处处为军事准备，就过程中或亦有相当便利，然终局总是害”。 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白坚武的这种经济思想还是基于他对人性的一种根本认识。在1931年8月13日的一则日记中，他在论及公、私二字的关系时，感到“人类既不能无私，惟有以公调剂之耳”。 考虑到我国哲学家贺麟此后10年方提出“大公无私不过只是一完美邈远的理想，而假私济公才是切实有效的方法”， 不能不承认白坚武的识见确实有独特之处。一般而言，价值相对主义的长处在于分析——一切思想都可在是否有用的标准下被“去魅”，而其短处则在于综合——不可能形成一种能够整合社会的共同政治理想。如果白坚武在1927年下野后，在天津安安静静做寓公，凭着怀疑一切的价值相对主义眼光，他大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民间思想者”。但白一直是一个有很大政治抱负的人，总持有天降大任于“自己”的良好感觉。这便促成了其思想的进一步转变。作为一个冷眼旁观的“民间思想者”，白坚武尽可以将观察对象一一分解，而不用考虑这样做的社会后果。但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他深知“旗号”（共同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以一种合情合理而非仅仅实用的政治目标来凝聚信徒，是任何政治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正如白早年的朋友李大钊在1919年所揭橥的：“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白坚武在民初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深谙核心政治目标在动员群众方面的重要性。这在他1927年后的日记中有多方流露。比如，1928年12月14日，他曾与几个朋友预测国共相争的结局，白的观点是：盖共党主张是非善恶，固另为一问题，而其澈头澈尾直捷了当予人以共见，则也所知也。……国党规定悉仿苏俄，而口头则称反共，其主张之方案，如平均地权等条目，又为准共产；迄无一明白贯澈之主张、脚踏实地以求实效，处处现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见势绌也。天下有论而无行终归失败，何况并理论亦不能自完其说乎？1928年，国民党尚处于上升期，连林彪这种浴血井冈山的共产党人都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白坚武能有如此预测，关键便在于他敏锐地发现国民党所宣示的理论不彻底，缺乏说服力。从后来的结局看，这一点也确实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白坚武不仅对夺取政权时的“共见”作用相当看重，而且也强调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同样应借助“信条”来整合社会。1929年9月27日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余谓国家有信条而后，群众心理对于政治始有准循。往昔皇帝一物，千百年纲纪修饬结果，构成一国家神圣信条，相率遵守而不敢渝；自皇帝倒而易民主，旧信条亡矣，必有可以代易之新信条，上乃有统治，下乃有遵循之道。惟民国以来，国家永无确定之信条，专凭当局一、二人之威权驱驭徒党；威权以势力而存，势力不能常具，而威权凌替矣。故政治变相仍其势然也。不管是“共见”，还是“信条”，事实上在这里都是指一个社会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白坚武对“共见”或“信条”在政治中的粘合剂作用有相当清醒的认识，那么，下野后仍不甘寂寞的他又应以何种思想作为自己动员群众的“共见”或“信条”呢？ 如前所述，白坚武的政治思想在1922年之后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因此他的思想往往会因“用”的不同频繁转变。比如，他曾对国民党大搞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颇为不满，认为“凡崇拜之人物须有相当之分寸” ，但一旦其政治活动屡因组织涣散而失败，便又对德国希特勒的独断手法大加欣赏；再如他曾肆意攻击社会主义，但一旦见到身边的朋友因生计困难而一筹莫展，便又认为马克思强调经济作用的唯物史观“亦未可一笔抹倒也”。 不过，这些大致没有超出以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做基础的价值相对主义的范围。在白坚武晚年的思想中真正异于从前的一个明显变化应是：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所谓南、北畛域之见，这里指的是将南北的地理差别引入政治斗争，认为北伐战争是南人对北人的侵凌，因此北人有必要起而反抗。1933年夏，在与朋友的一次交谈中，白坚武即感觉到“蒋介石南北之见太深，以北为征服地，任其自然，惟有当亡国奴耳。非集合同志决心自救，无他途也。” 此时已流露出以北方代表自居的意思。在稍后白坚武手订的《正义军军歌》中，这种强调南北对峙、复兴北方的观念更是表白无遗。军歌包括5首，其中第三首的歌名即是《强北》，歌中唱道：泱泱东海，巍巍太行。惟人与士，王者北方。天如相中国，北在终不亡。燕赵好身手，切莫须臾忘。到了晚年，白坚武这种“北方复兴，舍我其谁”的自我定位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早年吴佩孚曾有一次给他看手相，他觉得“似有似无”，而在1936年3月28日，当两个算命先生告诉他：“定中国定北方者为白氏烈士”，他即感到大为受用，认为是“天命攸托”。如同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对满汉民族差异的强调，白坚武此时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也有其社会背景。民国初年，由于南方和北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一些政治冲突便往往被简化为南北冲突。当时一个南方的革命党人曾从南方的角度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中国古来南北之争，恒北方占优势，予作《革命杂诗》，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所以纪实也。……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视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土，派兵驻防，一如满洲。” 南方对北方的不服与不满，跃然纸上。当时开战多称“南北战争”，议和则叫“南北妥协”，以致态度相对超脱的国民党领袖黄郛在1918年感叹道：“今北京命令，称西南曰南服；西南文电，名北京曰北庭；吾试问西南究为何国人，北京究为何国都。”北伐之后的情况，可能比民国初年更为严重。尽管蒋介石在北伐之初即把三民主义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认为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不是以南方统一北方， 但北伐战争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方发动、并取得成功的统一行动（第一次是元末朱元璋的北伐），这对北方民众的心理，应有较大刺激。而且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一系列举措（如迁都南京），皆加剧了北方对南方的成见。青年党领袖李璜当时曾游走南北，对此有深切感受，他晚年回忆道：国民党在北方未能深入民众去做基本诱导工夫，这已足造成南北彼此了解不够，易滋误会；何况……革命而要称之为“北伐”，北京又定要改成“北平”，更足使北人认为南人骄妄了。我初闻此种怨言于失意军人政客之口，并未加以重视，及询问同志们，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便令我不能不对国事有了隐忧。值得注意的是，从白坚武的日记看，他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大北方主义者”，换言之，他的南北畛域之见在早年并不强烈。譬如他在1918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北京今俨然国都也，其人除食睡外几同鹿豕。” 事实上这将北京人视为行尸走肉。白很早即对南北两地人民有一种成见：即认为南方人“智优而力不足”，北方人则“力不患不足，患见事之不明”， 而且，这种成见基本贯穿始终，一直到1936年，他还在日记中感叹：“北人多混沌不明” 由此可见，他在能力方面并没有厚北薄南，充其量只是认为南人与北人在体力与智力上各有所长。不过，他在1927年之后，亲见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后在北方造成的动荡与不满 ，于是便敏锐地抓住当时政治斗争的这一症结，迅即打出“强北”的政治旗号。这中间，从其前后态度的反差看，可能也有政治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作祟。不管白坚武的南北畛域之见上是借题发挥，还是确实相信，这个借口或解释后来成为其政治行为的一种安魂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第一节所述，白在青年时即持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观念，即使到晚年，这种起码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并未完全丧失。譬如，在“九?一八”之后，他也会痛心疾首，认为“东北一般醉生梦死之人，外患之来未能防于事先，复不能应于临时，可痛可恨！” 面对日本的侵华活动，他在内心深处也有一定的防备，如其在1932年即认为：“现在日军横冲直撞，不啻向世界宣战，必步德国后尘” 。考虑到白写日记并无示人的动机，那么我们便不能认定他的这些言论完全出于作秀。事实上，白坚武一方面高谈救国爱国，另一方面为求政治发迹而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其理由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见的“强北”动机。正是这个虚构的“正当理由”， 才使得他在内心深处将如此矛盾的政治行为统一起来，既为自己动员信众寻求理论工具，也为自己卖国求荣找到正当理由。如果说吴三桂的降清如同民间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那么白坚武与日本勾结的自我解释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见的“强北”。
太阳的路
1938年3月，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总部撤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时，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宋哲元知道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安排，於是黯然离开部队，渡过黄河前往郑州，而他的第一集团军(由二十九军改编而成)随即被撤销了番号。失去部队指挥权的宋哲元郁郁寡欢，不久就得上了肝病，病情日渐恶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4月5日，宋哲元终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4岁。仅仅一个多月后，宋哲元的老部下，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鄂西山区的南瓜店壮烈殉国。宋哲元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羡慕他昔日的战友死得其所吧。 后人为宋哲元盖棺定论，考虑到他一生的大节，仍然尊称宋哲元为抗日名将。如果只看他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宋哲元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1935年6月二十九军移防平津，宋哲元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地盘。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宋哲元来到平津这是非之地，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得不完成了由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角色转换。这以后的两年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这两年的风风雨雨也几乎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 抗日雄师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24年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都统。 宋哲元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抢。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27年5月，冯玉祥和西北军诸将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冯玉祥反蒋，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宋哲元遂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失利后退回陕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於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序列如下：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 参谋长 张维藩 总参议 萧振赢 第三十七师 师长 冯治安 第一O九旅 旅长 赵登禹 第一一O旅 旅长 王治邦 第三十八师 师长 张自忠 第一一二旅 旅长 黄维纲 第一一三旅 旅长 佟泽光 暂编第二师 师长 刘汝明 第一旅 旅长 李金田 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介石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 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有很多，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介石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
我是阿晨
”白色恐怖“形容专制社会执政者迫害政治异见人士而导致的社会不安氛围；李先生原名寿长（关于李大钊的名字，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附录《李大钊生平活动简表》记载：1895年，李大钊的私塾先生单子鳌为他起学名耆年，字寿昌。以后改名大钊，字守常。这里所说的寿长，究竟是有其名，或是记录、印刷之误，尚待查证），直隶蓝田人（李大钊实为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此处记录稿有误。因“乐亭”与“蓝田”读音相近，故将“乐亭”误写为“蓝田”）。七岁时即父母俱亡（关于李大钊父母逝世的时间，现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说。这主要根据李大钊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在英语班上写的一篇题为《我的自传》的作文(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3期)中说：“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另外，李大钊1927年被捕后，在监狱中写了一份《狱中自述》(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其中也说：“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二是“遗腹子”说。这主要根据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保存的李家祭祀牌位。这个牌位记载李大钊父亲李任荣逝世于“光绪十五年三月”，公元为1889年3—4月间，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故称“遗腹子”。另外，李大钊的女婿贾芝研究李大钊生平多年，许多材料出自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的回忆，他在《李大钊战斗的一生》(见《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一集)中也说：“大钊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在他降生以前，他的父 亲只有二十三岁就夭折了；母亲生下他以后不满一百天，也因丈夫的死亡而悲痛致病，不久离开了人世。”此处所说“七岁时即父亲俱亡”，如果记录和印刷无误的话，似可作为“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之说的佐证），亲旧亦甚少，孤苦异常。十五岁入北洋法政学堂（此处有误。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学校的时间为1907年，即其十八岁的时候），曾领导全体学生从事立宪运动，与同学白坚武等有该校三杰之称。民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先生以为非实行第三次革命，彻底革命不可，遂决心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据《李大钊传》记载，李大钊1913年冬东渡日本，1914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民五(年)陈独秀先生在上海主办新青年杂志，先生常执笔为文（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是1916年春在日本写的《青春》，登在1916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民)六年，办民彝杂志（《民彝》杂志是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1916年春开始编辑，5月15日出版，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的论文）。先生曾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氏，旋又组织政治经济学会从事研究，可见先生之热心政治运动（关于神州学会成立的时间，有的说是在“二十一条”签订之后(贾芝：《李大钊战斗的一生》)，还有的说是在1916年(见《李大钊传》第228页脚注)。但这里说的是在政治经济学会成立之先，而政治经济学会成立于1914年，那么，神州学会成立最迟在1914年。另外，高一涵后来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中清楚地写道：“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据此，可以断定神州学会成立的时间当在1915年1月“二十一条”签定之前。那种认为神州学会成立于“二十一条”签定之后或成立于1916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袁氏死后，先生返国（关于李大钊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据《惺庵日记》(惺庵即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的同学白坚武)记载，是1916年5月。(转见刘野：《李大钊同志自日本归国的日期》《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时汤化龙欲搜罗国外留学生鼓吹革命，创办晨钟报，请先生举其事（李大钊在《晨钟报》任职的时间为1916年6月至9月）。后因汤与孙洪伊意见冲突，汤渐与保守派接近，先生乃毅然脱离该报(即现在的晨报)。旋又与章士钊编辑甲寅，因章勾结政学系，不久亦去（李大钊担任《甲寅》日刊编辑的时间为1917年1月至5月。在这五个月里，他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文章七十篇）。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此处所谓“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有误。据高一涵自己后来写的《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记载：“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这说明李大钊并没有到武汉讲演。据查，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觉悟社邀请曾到天津讲演过。这里所说的“到武汉讲演”，可能是到“天津讲演”之误）。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据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记载，1919年暑假，李大钊曾经回到故乡乐亭，后来又去了昌黎五峰山）。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此处“途中”指的1920年1月护送陈独秀去天津登轮赴上海的途中。 由于乘坐的是骡车，从北京到天津需要好几天时间。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因此，在途中共同商讨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奉直战后，白坚武与吴佩孚勾结，下令通缉先生等，先生乃逃往苏俄，至国民军入京时方返国在京主持北方民众运动（1924年5月，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不得不避往昌黎五峰山。6月秘密回到北京后，即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初冬回国。年底，中共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由李大钊负总责）。三一八惨案，先生与群众在人丛中为士兵击倒，幸而逃出（据《李大钊传》和李星华著《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记载，1926年3月18日那天，李大钊亲自参加了在天安门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之后，又带领群众赴执政府请愿。当反动军警向请愿群众开枪镇压时，李大钊曾被人群挤倒，头部和手上还受过伤，并曾一度被捕，只因回答机警才得脱险）。先生温和浑厚中有侠义气，故朋辈多敬而畏之。至其学术思想，文字散见各报章杂志者甚多不赘。
小麻烦ly
答： 万章问孟子说：“有人说：‘到了大禹的时代，天下不讲道德，衰落起来，不把王位传给贤臣，却传于儿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孟子曰：“不是，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天意，让传与贤人，那么就传与贤人；天意让传给儿子，那么就传给儿子。过去，舜推荐禹也是按上天的意思，十七年以后，舜去逝。三年之丧之后，禹在于阳城回避舜之子。天下老百姓民都听从禹，与尧去逝之后，老百姓不听从尧之子而听从舜的事情一样。大禹曾推荐过益，七年，禹去逝。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的人都不去找益 而找启，曰：‘你才是我君的儿子也。’讴歌者，不歌颂益而歌颂启，曰：‘你才是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成气，舜之子亦不气。舜被尧看中，禹被舜选中也，时间长，施恩泽给老百姓姓长久。启贤，所以能敬承继禹之道路。益被禹选中，时间短，没有施泽于民。舜、禹、益相去远，他们儿子的贤德或不贤，皆天也， 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 禹，而又有启贤，能敬承继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都 是天意吧， 非人力之能控制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一定要如舜 禹，同时，一定有天子推荐，所以仲尼没有得到天下。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 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犹益之于夏，伊尹之于殷也。孔子曰：‘唐 虞禅，夏后、殷、周继，讲道义，都 是一样的道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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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与抗日雄师二十九军(1)-------------------------------------------------------------------------------- 2005-06-20 09:16:32 【大 中 小】1938年3月，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总部撤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时，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宋哲元知道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安排，於是黯然离开部队，渡过黄河前往郑州，而他的第一集团军(由二十九军改编而成)随即被撤销了番号。失去部队指挥权的宋哲元郁郁寡欢，不久就得上了肝病，病情日渐恶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4月5日，宋哲元终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4岁。仅仅一个多月后，宋哲元的老部下，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鄂西山区的南瓜店壮烈殉国。宋哲元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羡慕他昔日的战友死得其所吧。后人为宋哲元盖棺定论，考虑到他一生的大节，仍然尊称宋哲元为抗日名将。如果只看他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宋哲元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1935年6月二十九军移防平津，宋哲元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地盘。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宋哲元来到平津这是非之地，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得不完成了由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角色转换。这以后的两年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这两年的风风雨雨也几乎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一. 抗日雄师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24年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都统。宋哲元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抢。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1927年5月，冯玉祥和西北军诸将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冯玉祥反蒋，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宋哲元遂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失利后退回陕西。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於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序列如下：军 长 宋哲元副军长 秦德纯参谋长 张维藩总参议 萧振赢第三十七师 师长 冯治安第一O九旅 旅长 赵登禹第一一O旅 旅长 王治邦第三十八师 师长 张自忠第一一二旅 旅长 黄维纲第一一三旅 旅长 佟泽光暂编第二师 师长 刘汝明第一旅 旅长 李金田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介石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有很多，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介石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二. 冀察自治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於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四个师，六万多人。新增的一四三师(原暂二师)由刘汝明任师长，一三二师则由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还接收了抗盟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原东北军汤玉麟部的三十多门山炮，实力大增，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一支军事力量。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 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宋哲元在察哈尔同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不禁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来到天津以后，即有谣言传来，说中央要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更使宋哲元相信中央要向二十九军开刀。宋在天津的十几天，被大批汉奸包围，诸如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人物纷纷登门拜访，劝说宋哲元投靠日本。宋有所动摇，同意萧振赢去和土肥原接触，只等中央发布征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就公开投日。幸亏形势的变化使宋哲元免于踏上叛变投敌的不归路。“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手中无可用之兵，顿时慌了手脚。这时萧振赢趁机说服众人，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接到萧振赢电话，激动得跳了起来，掀翻了茶几。他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三十七师上午从张家口出发，狂奔120公里，下午就进驻北平西苑军营，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知难而退，逃回天津。以后宋哲元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间一带，由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於到手了。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诸将领的民族气节。南京方面则忐忑不安，因为日本此时正大搞“华北自治”运动，只要宋哲元一点头，华北立刻成为第二个满州国。蒋介石立刻派熊斌前往天津拉拢宋哲元。宋哲元也毫不客气，要粮要饷，熊斌一一答应下来。1935年8月，蒋介石招宋哲元赴庐山会见，宋哲元对蒋介石仍然心存芥蒂，怕这是个鸿门宴，於是让秦德纯代往。在庐山，蒋介石和秦德纯推心置腹地长谈，让秦德纯拜服，日后忠心追随蒋介石一直到台湾。蒋介石最后对秦德纯说：“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刚上任，就面对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日本军部将“关东军四杰”中的两个，即土肥原贤二和多田俊调到天津，加快对华北的侵略步伐。宋哲元虽然不愿投靠日本人，但也希望能在日本和南京政府之间周旋，保住冀察平津这块得来不易的地盘。1935年3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元流通，各地收上来的银元运交上海国库。币制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统一中国的重大举措，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以后，地方分裂势力就无力兴风作浪。南京政府的金融举措让日本军方暴跳如雷。日本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银元南运，并警告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同时日军关东军也向关内运动，日本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也不愿失去财政自主权，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银元南运，河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随即响应，使南京政府控制华北金融的计划泡汤。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看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1935年11月11日向宋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山东。宋哲元又一次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赢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与民。宋哲元这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一时间舆论大噪，各界纷纷谴责宋哲元投敌卖国，而华北的大小汉奸和亲日组织上窜下跳，准备自治。南京政府立刻质询宋哲元，宋一面自辩，一面压制天津汉奸组织的自治闹剧，幸好日本政府担心军方过分激进，宣布“华北高度自治方案”缓行，才让宋哲元松了一口气。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日本绝没有放弃主张华北自治的意思。宋哲元看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以后，于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哲元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随即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武装集团。三. 丢失平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二十九军装备此时也令人刮目相看。士兵普遍使用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每人1支二十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2门、枪榴弹2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余挺，比中央军甲种师编制的274挺，多出一倍多。由于训练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此时的二十九军，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向中国政府示威。宋哲元立即决定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二十九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二十九军兵强马壮，也让宋哲元的底气足了许多。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出现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解决派，和宋美龄、冯玉祥为首的政治解决派。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声称他的部队“奉命西开“，请张、杨二人“祈勿误会”。宋哲元则站在老长官冯玉祥一边，发出“漾电”，呼吁和平解决，一定要确保领袖安全。韩复榘错判形势，为日后被蒋所杀埋下伏笔。宋哲元坚定支持蒋介石，很得蒋的好感。后来宋屡次失策，丢失平津，蒋介石也没有落井下石，拿他作替罪羊。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於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由於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此时宋哲元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军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军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於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芦沟桥事变时的平津地区态势，日军根据《辛丑条约》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屈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到7月底，日军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正好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宋哲元此时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他对张自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张自忠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长，他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29日凌晨二十九军除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以外，全部撤走。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军已经抛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於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四. 郁郁而终宋哲元退到保定以后，依然幻想着张自忠将日本人摆平，和平解决事变，他能够率军返回平津。但张自忠从北平传来的消息，日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从关外开来，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以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开始追究丢失平津的责任，矛头直指宋哲元，南京方面也态度暧昧。宋哲元清楚蒋介石擅抓替罪羊，此时正可以将他推出去法办，借以卸罪于国人，因而非常担心。8月中旬，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召他进京的电报，忐忑不安，於是又派秦德纯代为晋见。秦德纯带回了意外的好消息。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指责，反而慰勉有加，还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宋哲元为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后来张自忠重返部队)，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部队驻守津浦路沿线。但是不久南京方面就委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抗战。宋哲元知道这是变相夺自己的兵权，於是称病告退，赴泰山休养。冯玉祥满怀雄心壮志来到第一集团军，发现过去的部属早已和他离心离德，根本指挥不动。萧振赢趁机到处煽风点火，拉拢冯治安，离间第一集团军将帅。9月上旬，矶谷师团开始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第一集团军此时内部矛盾重重，诸将相互疑忌，於是一触即溃。不得已，南京方面将冯玉祥调走，让宋哲元回来收拾局面。宋哲元回到部队以后很想有所作为，他主动向南京请求发动反击，进攻邢台。他的作战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没等到第一集团军各部进入攻击地点，就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於是日军一个混成旅团从邯郸出发，进攻大名。驻守大名的是何基沣的一七九师，顽强抵抗七天以后不支撤退。此战充分反映了第一集团军诸将保存实力的普遍想法，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部，右面的黄维纲部，都拒不援手。大名丢失，宋哲元的反攻计划於是流产。宋哲元这时才感受到部队里面士气低落，矛盾重重。不久，南京方面陆续将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南调。此时的宋哲元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部下看透了他的心思，争先恐后地逃跑，反而把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部落在后面。这样撤到茅津渡，宋哲元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於是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两年后宋哲元在四川绵阳郁郁而终，被追授为一级上将。朱德和彭德怀赠挽联一幅：“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自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元忧乎九泉。”周恩来挽宋哲元: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蒋介石挽宋哲元: “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抗日雄师二十九军的故事还没有完，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都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功卓著。后来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司令，冯治安副之，算是二十九军的延续。三十三集团军后来参加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立下赫赫战功，而张自忠就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冯治安接任司令。枣宜会战以后，三十三集团军元气大伤，又由於是杂牌部队的原因而得不到补充，战力每况愈下，三年后参加常德会战时就已沦为二流部队。抗战结束以后，三十三集团军整编为三十三军，仍由冯治安任军长。冯治安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在韩庄、台儿庄附近起义。五. 结语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常使他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宋哲元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本人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蒋介石对他花过大力气拉拢，但宋哲元最终还是不肯投怀送抱。芦沟桥事变以后，宋口口声声要为冯玉详的西北军留点底子，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冯玉详始终高过蒋介石。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已经实现统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北军多少将领与时俱进，投靠蒋介石，宋哲元对冯玉详的一片忠心令人慨叹。宋哲元未尝不想抗日杀敌，但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军阀思想最终断送了他的军旅生涯。蒋介石能够重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人，以及孙连仲等其他西北军将领，但不肯用宋哲元，就是看透了他的私心杂念。张自忠在鲁南用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五十九军和板垣师团硬拼，完全不顾伤亡，才获得临沂大捷；孙连仲守台儿庄，也是抱着将部队打光的决心，才有台儿庄大捷。正是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为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归根结底，宋哲元是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时期造就的人物，虽然有不屈的民族气节，但因为思想上致命的缺陷，无法成为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宋哲元最终未能战死沙场，得到一个军人最理想的归宿，的确令人惋惜，但也在情理之中。转自：牧文财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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