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叶廷玉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六尺巷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但此事所涉的当朝宰相是张英，而不是其子张廷玉，那首著名的“让他三尺又何妨”也是出自张英的家书。安徽桐城县发生了一件当朝宰相张英与邻居叶秀才为了墙基争地界打官司的奇闻。 因为张英家要盖房子，地界紧靠叶家。叶秀才提出要张家留出中间一条路以便出入。但张家提出，他家的地契上写明“至叶姓墙”，现按地契打墙有什么不对，即使要留条路，也应该两家都后退几尺才行。这时张英在北京为官，其子张廷玉(雍正、乾隆两朝名臣)也考中进士，在朝为官，老家具体事务就由老管家操办。俗语说:“宰相家人七品官”，这位老管家觉得自己是堂堂宰相家总管，况且这样建墙也有理有据，叶家一个穷秀才的意见不值得答理。于是沿着叶家墙根砌起了新墙。这个叶秀才是个倔脾气，一看张家把墙砌上了，咽不下这口气，秀才自己能动笔，一纸状文告到了县衙，打起了官司。一个穷秀才与当朝宰相打官司，而且理由也不十分充分，亲朋好友都为叶秀才担心，怕他吃亏，劝他早点撤诉，但叶秀才就是不听，坚持把官司打下去。张家管家一看事情闹大了，就连忙写了封信，把这事禀告了北京的张英。不久，就接到了张英的回信。信中没有多话，只有四句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管家看了这首诗，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来到叶家，告诉叶秀才，张家准备明天拆墙，后退三尺让路。叶秀才以为是戏弄他，根本不相信这是真话。管家就把张英这首诗给叶秀才看。叶秀才看了这首诗，十分感动，连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张宰相真是好肚量。”第二天早上，张家就动手拆墙，后退了三尺。叶秀才见了心中也很激动，就把自家的墙拆了也后退了三尺。于是张、叶两家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百来米长六尺宽的巷子，被称为“六尺巷”。据说，这里成了桐城县一处历史名胜，一直保存下来。张、叶两家打的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官司，张家是当朝一品深受康熙皇帝信任的文华殿大学士，叶家是个教私塾的穷秀才，就事情本身而论，张家按地契位置砌墙，也算不上恃强霸占。当时张英接到管家来信，不必写什么对付叶秀才的强硬言词，只需要让管家向当地地方官吏打个招呼要他们“酌情办理”或者“按律处置”，那些对当朝宰相唯恐巴结不上的地方官吏当然心领神会……但张英没有以强凌弱，而是采取了和邻睦里，以仁爱待人的姿态，从而使两堵冷墙之间有了温度。这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张英、张廷玉父子，一般称之谓“大小张相”。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号乐圃，又号倦圃翁，安徽桐城人，清朝大臣，张廷玉之父。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康熙四十七年，卒，谥号文端。张英为官勤细谨慎，深得康熙信任。康熙称赞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他的家教是“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张英轶事典故颇多，除了“六尺巷”外还有节俭济贫方面的也很值得称颂：张英60岁大寿时，他的夫人计划专门雇一个戏班子唱一场”堂会“，并设宴款待那些前来贺寿的亲朋好友。张英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劝说夫人放弃这一计划，并用这笔钱做成了100件丝绵衣裤，施舍给行走在路上的穷人们。

千里捎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韩，李镐澈、朴宰弘，朝鲜后期农书中水稻品种分析，《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32-45页；金荣镇，17世纪韩国水稻栽培技术体系。《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48-60页。[2] 韩，崔德卿.韩国的农书和农业技术——以朝鲜时代的农书和农法为中心，《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81-95页。[3]宋·王得臣：《麈史》卷三载：“安陆（今湖北安陆）地宜稻，春雨不足，则谓之打干种。盖人牛种子倍费。元符己卯（1099）大旱，岁暮，农夫告曰：来年又打干矣。盖臈日（农历十二月初八）牛?泥中则然。明年果然”。清程瑶田《九谷考》载：“吾徽播种生秧，有水旱二法。然皆必拔而更莳，及其更莳也，则皆在水田中。”又民国八年《建德县志》卷二载：“他处有不施水之秧田，谓之：畑秧田，其利或出水田之上。”（稻下编，177页）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教育院的曾吉夫教授则总结了一套“水稻旱秧田法”引自王达、吴崇仪、李成斌合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稻下编，农业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稻下编）549页。[4]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七载：宋代“果州、合州等处（今重庆直辖市）无平田，农人于山陇起伏间为防，潴雨水，用植粳糯稻，谓之（田曾）田，俗名雷鸣田，盖言待雷鸣而后有水也，戎州亦有之”。[5]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 904页。[6] 游修龄在《中国稻作史》中有一节提到直播，指出直播有两种情况，一是旱稻（陆稻）的直播，二是水稻的水田直播。并认为，旱稻的直播起源早于水田的直播，《齐民要术》中仍然沿用的是直播法。（中国农业出版 社，1995年，148-49页）[7] “水稻篇”：“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隈曲而田者，……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既非岁易，草稗俱生，芟亦不死，故须栽而薅之）”；“旱稻篇”：“科大，如穊者，五六月中霖雨时，拔而栽之。入七月，不复任栽。”[8] 这种现象在移栽普及的今天仍可看到。今日农民在耘稻时，看到一杂草与稻株盘根错节时，也会偶尔采用拔而栽之的办法来清除杂草，然后将稻苗回栽。[9] 一作湖湘之圩，表明今湖南地区在明末清初时也有水稻直播的存在。[10]曾雄生，象耕鸟耘探论，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1） ，67—77页，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经济史》，1990年第3期，16—25页；没有耕具的动物踩踏农业－－农业起源的新模式 ，农业考古，1993（3） ，90—100页，又《二十世纪中国民俗经典·物质民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07-328页。[11] 据家父告知，一个强劳动力一天只能插一亩。弱者只能插6、7分田。这还不包括拔秧在内。同时也插莳的疏密有关。在我们当地早稻的行株距为5、6寸。晚稻7、8寸。一季晚稻（迟禾）为8、9寸。[12] 宋，苏东坡，秧马歌序：“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13] 如，《宋会要·食货》载：“庆元四年（1198）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占者不耕，耕者复相攘夺，故农民多散于末作。”[14]《宋史·食货志》：淳熙三年（1176），臣僚言：“……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且皆江南狭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佃，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15] 宋，彭龟年，乞权住湖北和籴疏，止堂集，卷六。[16] 元，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17] 清，程瑶田，九谷考，稻上编，248页[18] 陆世仪（1611-1672），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著有《思辨录辑要》，是书卷十一“修齐类”阐述了作者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见解，他主张以直播来取代移栽。[19]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20] 潘曾沂，江苏吴县人，长期生活在原籍，对农业生活颇有研究。道光八年（1828）他在庄地（丰豫庄）试行区种法，写成《课农区种法直讲》三十二条，详细讲解区制、播种、耕耘、用粪的方法，主张深耕早播，稀种多收。道光十四年（1834），又刻了《丰豫庄诱种粮歌》和《课农区种法图》。后来作者的侄子把这些文字连同其他文字，合编为《丰豫庄本书》，于光绪三年付刻。《本书》中对丰豫庄的稻作生产技术进行了总结。其所阐述的稻作技术的核心却是水稻直播。[21] 清，潘曾沂《丰豫庄本书》[22] 宋，翁卷，乡村四月，西岩集。[23]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24] 宋，彭龟年，乞权住湖北和籴疏，止堂集，卷六。[25] 民国时期南方地区的旱稻直播法也有镇压环节，但用于出苗之后，方法和作用也与《齐民要术》中所载不同，主要用于促长。“二月清明节后，驾牛将地犁松，以长圆石轮，顺土滚拖，碾土为细末，再以木耙钧尽芜草，始将谷种洒于细土上，以犁翻土，又用齿耙拖拽，则谷种即掩于细土中二三寸许。月余秧长五六寸时，以牛拖拽长圆石轮，滚于秧苗上，嫩叶被碾后，蹂折腐绒，似觉枯萎，再用木齿耙拽拖梳苗使顺。不数日，秧苗旺发，绿叶成丛，仍复旧状。因石轮滚后，土平贴，根稳固，秧苗遂因之怒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904页）。[26] 旱稻直播除草：“俟苗长八九寸或尺许时，用竹笼套手臂，拔草或以锄铲草。”（民国三十一年（1942）墨江县志稿，农业，稻下编，907页。）“嗣苗高尺许，以小钧锄将芜莠恶草铲除，捶其根旁，如此耘锄二次或三次后，工作始毕。”（民国二十一年（1932）罗平县志，卷六，稻下编，904页。）[27]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142页。[28] 南宋·邓深，大隐居士诗集，卷上。[29]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辨土[30]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31]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1560）。[32]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花木门，月禾。[33] 日本金泽文库抄北宋本《要术》则将“升”改为“斗”，资料主要来自《齐民要术》等书的《四时纂要》亦说：“每亩下三斗”，有人认为这是指移栽情况下的秧田播种量。[34]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第一卷。[35]南宋朱熹在《乞给借稻种状》中提到：“各请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石作为面积单位，用以计量土地。其具体数量各地不一：有以十亩为一石的，也有以一亩为一石的。如果按一石一亩计算，则大田平均每亩的播种量大致是毎亩3升。又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军屯稻田“一百二十一顷五十八亩，计用种一千一百一十五硕七斗五升。”（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二一），平均每亩的用种量约为升。[36]民国时期，四川出现的旱（干）田直播法，除了采用穴播（即挖成一个一个的窝窝播种）外，也采用条播的方式，开成一条一条深二寸的沟，然后下种。并强调沟和窝要尺可能深一些，把种子下后盖一点灰，并且用脚 轻轻踏一下。这是因为粘土，以后把水蓄起时，泥就很稀，谷子就容易倒， 所以沟和窝要深，并且稍稍要踏他一下，使他定根较深。（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稻下编，550页。）这又和《齐民要术》中所记载的旱稻直播法有相似之处。[37] 民国，合川文南特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稻下编，547-48页。[38] 曾雄生，中国历史上的黄穋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292-311页。[39] 清，嘉庆《海曲拾遗》卷六，物产，稻下编132。[40]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稻上编，355页。[41] 此一品种可能在宋以前即已存在，又称为赤?。司马光《类篇》卷二十：“?，庄加切，红稻也。”[42] 韩，李镐澈、朴宰弘，朝鲜后期农书中水稻品种分析，《古今农业》，2003年第1期，36页。[43] 具体地点待查。载：《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