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母亲的宗教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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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 刘海峰 （黄淮学院 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 要：中华母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嫘祖为中华人文之母，中华母亲节应以嫘祖为母体。嫘祖文化具有丝绸文化、服饰文化、科技文化、婚姻文化、旅游文化、母爱文化等丰富内涵，而中华母亲文化则是以母亲为主体、以慈爱为核心的中国女性根文化。新时期应大力加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嫘祖；母亲文化；中华母亲节 当今世界，在国际上稍有影响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母亲节，而号称“礼仪之邦”、“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却缺失自己的母亲节，“中华母亲文化”也一直为社会和学界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失。嫘祖为中华人文之母，加强嫘祖文化研究，对推动中华母亲文化研究、中华母亲节的设立以及当今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嫘祖文化与中华母亲文化 2011年11月17日，首届嫘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嫘祖文化与母亲文化”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与交流，一致认为，应该围绕嫘祖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母亲文化。 母亲节是传承母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肇始于古希腊，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现代的母亲节则发端于美国，1913年5月，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设立母亲节；1914年，美国国会正式命名“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时至今日，设立母亲节的国家已达40余个。 1988年5月，广州市借鉴香港、新加坡母亲节经验，开始庆祝母亲节，所取日期却与美国一样，即“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受广州影响，上海、武汉、深圳等众多城市也开始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自发欢庆“母亲节”，尽管是“洋节日”，但却表达了人们对伟大母亲的无限崇敬和弘扬母亲文化的自觉心愿。 2006年10月，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教授联名16位专家学者倡议设立“中华母亲节”，李教授认为：“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本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当中华儿女吮吸母亲节的文化乳汁时，这位母亲代表的却是洋妈妈，这样的事不宜再继续下去。”“要维系中华文化血脉、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就需要自己的中华母亲节，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1]222007年“两会”期间，李汉秋、凌孜等100余位全国政协委员，汪纪戎、郭新志等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设孟子出生日——农历四月二日为中华母亲节。 尽管李汉秋等人以孟母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的提议暂时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批准，但却得到山东省的积极响应，2007年4月，青岛、莱西、泗水、邹城、日照等市县相继举办中华母亲节活动。一石激起千层浪，继山东之后，湖北、山西等省的专家学者提出以女娲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而四川与河南的有关专家学者又提出以嫘祖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2011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的人赞同中国人过自己的母亲节，其中的人表示‘非常赞同’”[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尊重母亲、关爱母亲、宣传母亲、歌颂母亲、回报母亲早已成为时代文化潮流。面对广大民众对母亲节强烈的文化诉求，学术界、理论界应该积极回应。 二、中华人文之母——嫘祖 李汉秋等人关于中华母亲节的提议之所以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孟母为母体的中华母亲节难以满足海内外广大炎黄子孙对母亲文化的需要。因此，设立中华母亲节首先应找准母体定位。 中国的神话传说滥觞于中国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中华 民族早期的祖先崇拜多尊“女祖”。伏羲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华胥，神农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安登，有熊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附宝，少皋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女节，陶唐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庆都，有虞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握登，夏后氏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修己，早期商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简狄，早期周族所崇拜的祖先神是姜嫄。时至今日，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仍流传于中国大江南北，此为中华母亲文化之根基。 然而，中华人文始母应该属谁？何人最有资格担任中华母亲节的母体？我们不妨作一些学术上的争鸣： 女娲：女娲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的《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西汉应劭《风俗通义》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以此知，女娲是战国至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神话传说人物。 西王母：西王母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成书于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以此知，西王母亦为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人物。 华胥：华胥的名字最早见于《拾遗记》：“春皇者，庖牺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蛇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即伏羲）。”《拾遗记》为西晋学者王嘉所著，以此知，华胥是西晋时期文人创造出来的神话传说人物。 任姒：任姒之名最早见载于《太平御览》，其卷七十八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登，主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首牛身。”《太平御览》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此知，关于任姒的神话传说产生于北宋。 附宝：附宝之名最早见载于《河图・稽命征》：“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河图》、《洛书》是宋人根据《山海经》、《大戴礼记》等先秦文献演绎出来的，从战国时期到北宋，《河图》、《洛书》经历了上千年层累的创造过程。 女枢：女枢之名最早见载于南北朝沈约的《宋书・符瑞志》：“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由此可知，女枢为南北朝时期文人创造出的神话传说人物。 嫘祖：嫘祖之名最早见载于《山海经》、《世本》、《大戴礼》等先秦古籍。《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汉书・表第八》载：“累祖，黄帝妃，生昌意。”以此知，嫘祖为历史人物。 太任：《汉书・列女传》载：“大任（太任）者，文王之母……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太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施胎教的母亲，比西方亚里士多德提倡胎教要早700余年。 孟母：孟母之名最早见载于西汉文景时期的《韩诗外传》，“但其事未为《史记》所采取，晚生于司马迁七八十年的刘向作《列女传》，于《母仪传》卷一《邹孟轲母》篇中，再次完整地叙述了孟母教子的故事”[3]102。可见，“孟母教子”故事形成于西汉中期。 纵观以上人物，选择嫘祖为中华母亲节的母体才是最合适的。 第一，中华母亲节的母体应该在历史人物中去寻找。母亲节体现的是祖先崇拜，而不是宗教崇拜，更不是自然崇拜和地祇崇拜，即使是西方的母亲节也很少选择圣母玛利亚。既然是祖先崇拜，中华母亲节的母体就应该抛开神话传说人物。在以上人物中，女娲、西王母、华胥、任姒、附宝、女枢皆为神话传说人物，应在首先排除之列。接下来就是嫘祖、太任和孟母等，而太任的事迹除了“胎教”以外，其他较为单薄，孟母事迹则是西汉中期儒家学者出于“为圣人立言”、“为亚圣树像”之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民间故事文化，犹如古代开国帝王之母“神龙育子”一般。假如以孟母为中华母亲节之母体，那么，孔子之母置于何地？因此，以太任与孟母为中华母亲节之母体皆不合适。众所周知，“中华人文之父”为黄帝，嫘祖为黄帝正妃，又是脱离神话传说而入中国正史的女性，最有资格担任“中华人文之母”。 第二，中国皇室一直有祭祀先蚕嫘祖的文化传统。《隋书・礼仪志》引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嫔、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4]94至于“先蚕”为谁？古书颇有争议，有嫘祖者，有菀窳妇人者，有寓氏公主者，有黄帝者，有马头娘者，有马明王者，有青衣神者，有三姑者，等等。但除了嫘祖外，其他均为后世之民间传说，史无依据，故元代著名史学家王祯在《农书》中已有断言：“尝谓天驱为精，元妃西陵氏始蚕，实为典要。若夫汉祭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又有所谓三姑为蚕母者，此皆后世之溢典也。”[5]2元代以降，皇室每年祭祀“女祖”皆以“先蚕嫘祖”为对象。历朝历代已经把先蚕嫘祖作为女祖供奉祭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中华母亲节以嫘祖为母体实际上保持了中华传统女祖文化的连续性。 第三，只有选择嫘祖作为中华母亲节的母体才符合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应从黄帝、嫘祖时代算起，黄帝、嫘祖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生产工具方面，始穿井，作舟，作乘马，作驾，作服牛，作弓，作矢，作杵臼，作镜，实现了从原始渔猎到农耕文明的过渡；服饰方面，作旃冕、作旃，作冕，作履，作衣裳，作丝衣，实现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社会文化方面，作文字，作图，作书，定婚姻，实现了从结绳记事到文字时代、家庭婚姻时代的过渡；自然科学方面，占日，占月，占星，作调历，作甲子，作五行，作算术，实现了从敬畏自然到认识然然的过渡；音乐方面，作律吕，作鼓，作钟，作磬，作笙，作簧，实现了从劳动号子到伴奏音乐的过渡；等等。 当今，海内外黄皮肤之华人皆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因此，黄帝为中华人文之父，嫘祖实为中华人文之母。 三、嫘祖文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主要内涵 嫘祖文化的内涵比较丰富，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蚕桑与丝绸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的国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有论述。丝绸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同等重要，以致古希腊人称东方的中国为“丝绸之国”，而这一贡献应归功于嫘祖。嫘祖首创养蚕织丝，开启了中国源远流长的丝绸文明时代。二是服饰文化。《通览外纪》载：“西陵氏之子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蚕丝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织帛制衣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个发明也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根本转折点，它结束了古人以树皮、毛皮为衣的愚昧时期，而进入麻衣、葛衣和丝绸并用的文明服饰时代，“以衣遮羞”、“尚衣尚美”是中华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三是婚姻文化。史载嫘祖“定嫁娶”，禁止部族内部通婚。从“血缘婚”到“族外婚”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阶段，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四是科技文化。嫘祖首创养蚕缫丝，堪称中国古代伟大的女科学家，其发明创造的丝绸技术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五是旅游文化。《汉书・律历志》引汉代崔寔《四民月令》：“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之以为道神。”北宋人丁度《集韵・平脂》载：“黄帝娶西陵氏女，是为嫘祖。嫘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以此知，嫘祖因身为黄帝正妃，常年伴随黄帝四季迁移、东征西讨、南巡北狩，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许多地方，并死于道路之中。“行神”、“道神”即今日旅游之神，嫘祖开启了中国旅游时代。 嫘祖作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以此判断，嫘祖当是一位教子有方的伟大母亲。作为后世中国母亲的楷模，嫘祖母亲文化外延为中华母亲文化，并赋予中华母亲文化诸多优良传统。 什么是中华母亲文化？中华母亲文化的内涵有哪些？由于与母亲日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洗衣、做饭、相夫、教子等家庭平常事、琐碎事，加上“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长期对妇女的歧视与偏见，导致母亲文化一直不为学术界、理论界所重视。所谓母亲文化，就是以母亲为主体，以慈爱为核心，以家庭性、本能性、无私性等为特点，以吃苦耐劳、坚强韧性、聪颖智慧、深明大义、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根文化。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中华母亲文化的核心是“慈”。仁慈，即仁者爱人，慈者爱子，仁与慈皆出于天性与本能，母爱无边。《大学》、《中庸》要求男子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经》要求母亲“修身、齐家、阃范、礼仪”，培养“治国、平天下”之才。孟子之母以“孟母择邻、孟母断织”而成就亚圣孟轲；文伯之母敬姜“教文伯戒轻狂”而使文伯成为鲁国一代名臣；孟仁之母“为子做厚褥大被”，使孟仁成为三国时期吴国的一代廉吏；欧阳修之母郑氏“画荻教子”使欧阳修成为北宋一代名相和唐宋八大家之一……古代中华母亲用善良、温婉、慈爱和宽厚的品性，孕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名人贤士。 中国古代社会，乾为父，坤为母；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的天是社会，女人的天是家庭，担负着赡养父母、相夫教子、兴旺家庭的重任。自古及今，母亲都是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以女性孱弱之身躯扛起和睦家庭、稳定家庭、兴旺家庭的重任。皇甫谧之婶母不辞辛劳教育侄子，使皇甫谧成魏晋一代名医；李密之祖母刘氏含辛茹苦抚养孙子，使李密成西晋一代名臣；王昭之母变卖手镯为儿买书，使王昭成为北宋一代名吏；尹焞之母陈氏省吃俭用供养其子，使尹焞成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作为文化回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其中的闵子骞单衣奉亲、睒子鹿乳奉亲等十五孝都是孝敬母亲的。 《广雅》云：“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古往今来，女性天生坚强与韧性，母亲又最具坚强与韧性。不论家庭是穷是富，母亲总以其坚强与韧性教育子女之刚毅、果敢、坚韧、忍耐、自立与自强。郑善果之母崔氏，“恒自纺绩，夜分而寐”，以实际行动教育儿子，使善果成为一代名臣；程颢、程颐之母侯氏，躬身力行教育其子，使二程成为理学一代宗师；刘安世之母，教子捐身报国，使刘安世成为宋代一位大学问家；张浚之母计氏，含辛茹苦抚育张浚，使张浚成为南宋一代抗金名将和名相；叶适之母，“赶子出门”，使叶适成为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林则徐之母陈氏，以剪纸供养儿子读书，使林则徐状元及第并成一代民族英雄；舒庆春之母马氏，以帮人做佣工供应子女上学，使老舍成为当代人民艺术家……母亲是子女的第一任也是终身的老师。母亲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文化、观念、思想传给下一代。 “心灵手巧”是女性的专有词汇，“巾帼不让须眉”则是世人对女杰的赞誉，母亲总是以其细腻、聪颖之智慧推动家庭进步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嫘祖教人养蚕缫丝，使世界步入锦绣服饰时代；太任以“母教”奠定周礼之基础；楚国江乙之母，不受万两黄金，以“有其母，必有其子”而洗刷儿子冤情；赵括之母，以“括不可以使将”而讽劝赵王力避纸上谈兵；孙策之母吴夫人，“倚井教子”，使孙氏占据江东；武则天以大智大勇而成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黄道婆以改进织机技术而成布业女祖。 母亲是子女的楷模，识大体、顾大局是母亲教育子女的应有要义。子发之母，闻子得胜而“无入吾门”，终使子发成楚国一代名将；田稷之母，不受不义之财，使田子成齐国一代贤相；王陵之母，以死劝子，使王陵成汉初一代名相；翟方进之继母，倾家荡产伴子求学，使翟子成西汉一代名相；东汉范滂之母，以“名寿不可兼得”，使范滂名垂青史；赵苞之母，勉子抗敌，千古流芳；岳母刺字，使岳飞成为南宋一代抗金名将；虞潭之母刘氏，励子远征，使虞潭成为东晋一代名将；北宋初年佘太君，满门忠烈，祖孙四代为国尽忠，终使杨家将流芳百世；中国有“父母在，不远游”之古训，但徐霞客之母却鼓励儿子远游名山大川，并亲自为儿子缝制远行冠，使徐霞客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 母亲总是以自己的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和负重奋进，无私奉献家庭，无私奉献亲人，无私奉献社会。韩愈之嫂郑氏，长嫂为母，以“大丈夫志在四方”激励叔弟，使韩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元稹之母郑氏，不辞勤劳教育其子，使元稹成为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周樟寿之母鲁氏，以身边仅有的八元钱送儿子外出求学，使鲁迅成为中国当代大文豪；沈雁冰之母陈氏，“誓守遗言，管教双雏”，殚精竭虑抚育儿子，使茅盾成为当代著名的革命文学家。 《诗经》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罗曼・罗兰说：“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世界上什么最伟大？母爱！ 四、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我们把祖国、大地、大海、党等比喻成伟大的母亲，最初的学校是母校……在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不能也不应数典忘祖，而应大力弘扬中华母亲文化，以传统中华母亲文化促进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 我们倡议：嫘祖是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亲。尽管嫘祖的真正故里在河南西平，但嫘祖传说和嫘祖文化遍布全国各地，嫘祖实为炎黄子孙共同的母亲。人们应该摒弃狭隘的地域之见，以母亲般的博大胸怀，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中华母亲 文化，赋予中华母亲文化更丰富的时代精神。 我们呼吁：尽早设立“中华母亲节”。设立母亲节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母亲伟大，母爱圣洁，母亲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关爱，建议政府尽早以嫘祖为母体设立“中华母亲节”。 我们建议：为大力弘扬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应筹划实施“八个一”工程：(1) 成立科研基地，加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的历史研究；(2) 创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精品网站；(3) 撰述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系列丛书；(4) 创作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传统舞台剧；(5) 创作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影视剧；(6) 发行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专题邮票和纪念币；(7) 在嫘祖文化集中地筹建嫘祖与中华母亲文化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园；(8) 在嫘祖文化集中地先行举办“中华母亲节”。 参考文献： [1] 杨光．倡议中华母亲节[J]．新天地，2008(6)． [2] 陶焘．的人赞同国人过中华母亲节[N]．中国青年报，2011-04-26． [3] 张延龄．从最早记载看孟母教子传说[J]．齐鲁学刊，1994(6)． [4] 魏征．隋书[M]．中华历史文库本，2000． [5] 王祯．农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朱占青〕 Lei zu and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LIU Hai-feng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the important part of today’s advanced culture. Lei zu is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al mother of Chinese culture, she should be the symbol of Chinese Mother’s Day. Lei zu culture has a rich content such as Chinese silk culture, clothes culture, invention culture, marriage culture, tourism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mother love.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is the female radical culture which is the matrix of mother and the core of love. Today, we should carry out measures to research, protect and inherit Lei zu and Chinese mother’s culture. Key words: Lei zu; mother’s culture; Chinese Mother’s Day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