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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老九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侮辱性称呼

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暴君 2005年02月28日05:33 作者：熊飞骏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和埃及、印度、巴比伦并称为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那么历史悠久，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现在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但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中国不但历史悠久，还以为数众多的暴君著称于世。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从黄帝王朝到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象样的或不象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其中暴君人数占三分之一左右。几乎每一个王朝的亡国之君都且暴且昏，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就是那些本应该很英明贤德的开国之君，也有不少拥有暴君血统；如后梁帝国的开国皇帝朱温就是一个集叛徒、土匪、强盗和恶棍于一身的大暴君。明王朝的二十个皇帝，除了七任帝朱祁钰外，几乎都可以和暴君划等号。这些暴君缔造了践踏人权的极权专制政体，创立了最为野蛮的刑事诉讼法，树立了窒息社会生机的“官本位”价值观，使世界上最为温顺的国民在一个又一个的恶梦中发抖。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有奇异癖好的暴君，如过份贪财或好色。第二类是缺乏自制力，被权力弄得昏昏然并最终丧失人性的暴君。第三类是能力超人，自视过高，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暴君。第四类暴君则是制度的产物。一、中国最早的暴君——姒履癸和子受辛姒履癸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武全才，赤手空拳可以格杀虎豹，又能把弯曲的铁钩拉直，应该有能力成为一个英明的君王。遗憾的是：姒履癸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暴虐和享乐上，他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皇宫，用黄金铸成的柱子就有九个。皇宫之内，肉堆积得跟山一样，在一个足有五方公里的巨大池塘里盛满美酒，酒波浩荡，姒履癸多次在里面划船，船上载着花朵一样的美女。姒履癸最热心的工作就是举行盛大宴会，每次宴会都不少于三千人，这在当时那个幅员不不辽阔的国度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三千人走到酒池边，象牛群饮水一样一齐从岸上伸下脖子，在震耳欲聋的助兴鼓声中放开喉咙狂饮。姒履癸最宠爱的妻子施妹喜高兴听绸缎撕裂时发出的声音，他就命宫女在她身旁日夜不停地撕绸缎。他在任时的最大杰作是发明一种名为“炮烙”的酷刑，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不可能不滑下去的，滑下去恰恰跌到炭火上烧死。当别人在这种酷刑中挣扎悲号时，姒履癸沉浸在巨大的快乐之中。有一天，姒履癸一面欣赏犯人的惨叫，一面问忠诚且英明的大臣关龙逢是不是快乐，关龙逢说：“这种作法，好象春天走在薄冰上，危在目前。”一心想听好话的姒履癸大光其火：“你只知道别人危在目前，却不知道自己危在目前！”下令把关龙逢推上烧得通红的铜柱，并眼睁睁地看着他掉进燃烧的炭火。有莘部落酋长伊尹提醒他再这样下去有亡国的危险，姒履癸大大地不以为然，他说：“你别妖言惑众，人民有君主，犹如天空有太阳，太阳亡，我才亡。”姒履癸是不可能和太阳相比的，他说这句话的明年，商部落酋长子天乙率军进攻夏王国的首都安邑（山西夏县），在鸣条（山西夏县鸣条冈）把夏军击溃，姒履癸成了俘虏，被放逐到蛮荒的南巢（安徽巢县，当时那里还示开发），夏王朝的寿命到头了，那天的太阳不但没有落下来，相反更加灿烂。商部落的末代君主子受辛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和姒履癸一样能文能武。人们对他的了解比姒履癸要充分，因为以他为主人公的通俗演义型小说《封神榜》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他天生神力，能把九条牛倒拉着走，双手可以托住大厦的横梁。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治国安帮和济世安民上，而是用在拒绝规劝和掩饰错误上。他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到了他执政的后期即使他一丝不挂地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臣僚也会大声歌颂他英明伟大。他在任时大兴土木，宫廷建筑一日不停且花样翻新，仅只“瑶宫”“瑶台”就兴建了七年。后宫中的肉象山林一样堆着，酒也是盛在庞大的池子里。这点和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姒履癸很相似。每次宴会，都七天七夜大吃大喝，沉醉不醒，以致大家都忘掉是什么日子。子受辛和姒履癸一样好色，他宠爱的苏妲己拒说比姬妹喜还要美丽一百倍，民间传说她最后被九十高龄而又铁石心肠的周兵团总司令姜子牙绑赴刑场处斩时，刽子手无不失魂落魄，不忍下手，姜子牙只好亲自行刑，在遇到同样的困难之后只好下令把苏妲己那美艳绝伦的面容用布蒙起来。绝色美女因为从小就受宠的缘故，心灵往往不太美丽，苏妲己就是一个有虐待狂的美人。她怂恿爱她的丈夫把冬天赤脚过河的夫妇的脚骨敲碎，研究他们为何不怕冷；还下令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是什么模样，丝毫也不在乎丈夫的江山会因她的病态兽行而受到伤害。子受辛在迫害忠臣良民和发明残酷的刑罚方面也有杰出的才干，他把两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九侯和鄂侯剁成肉酱，又把九侯的女儿也是最爱他的妃子用烧红的铜斗烙掉双手。有着很高才干被臣民尊称为圣人的周部落酉长姬昌因此叹了一口气，子受辛就把他囚禁在河南汤阴达三年之久，还把他的儿子姬考处死，做成肉羹给姬昌吃，姬昌只好吃掉。子受辛得意地宣称：“谁说姬昌是圣人，连自己的儿子都吃。”子受辛的绝顶聪明终于把最最忠心且最有能力保卫他的姬昌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姬昌不再不识时务进谏逆耳忠言，而是投其所好，献上大批美女、名马、珠宝和一大堆甜得发腻又不花一分钱的恭维话来表明自己的“忠心”。子受辛果然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但释放了姬昌还授给他征伐其它部落的广大权力。姬昌利用这份权力铲除了仍然忠于子受辛的部落，然后积极筹划针对子受辛的战争。子受辛的反应是大大嘉奖姬昌的“忠心”和把大批治国安帮的栋梁之才逼反到姬昌的身边，把自己的墙基淘空，为姬昌“培植”打败商帝国的力量。子受辛的叔叔子干进言规谏他不要继续倒行逆施，要爱惜人才，并指出商帝国的危机所在，子受辛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你好象是圣人，不知道有几窍。”下令把子干剖腹挖心，传示宫人察看是否真有七窍。最后的日子来到了，纪元前一一二二年，周部落跟它的联盟在河南孟津会师，四万五千人的周兵团跟七十万人的商兵团在商帝国的首都朝歌南方二十公里的牧野（河南汲县）展开决战，决战的结果是商兵团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失败，子受辛收获的果实是逃到堆满金银财宝的鹿台纵火**！姒履癸和子受辛都是能力卓越才干超群的帝王，本应该成为造福天下普济苍生的英雄人物，没想到在成为帝王之后竟成为天下的公害，为人民也为他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这说明中国的帝王从一开始就拥有不加限制的广大权力，只有无限的权力才具有如此猛然的毒性，使一个英雄人物沦为禽兽不如的恶魔。俱得注意的是：姒履癸和子受辛的所作所为就象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二人的结局也大同小异。两人都过不了美人关，并最终在美人的怀抱里跌得国破家亡。姒履癸和子受辛都属于那种能力超人，自视过高，听不进不同意见，本应成为明君可最终成为暴君的帝王。他们的过人智慧创立了极权专制制度，并最终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中国最早的暴君竟然是这种类型，不能不引人深思！

夏桀 商纣 嬴政……

熊飞骏，中国民间知名人文历史学者，湖北红安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这位老九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老九，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中重新排列的。这九位包括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叛徒、特务、臭知识分子

“臭老九”一词的由来和反思“臭老九”一词的由来和反思——熊飞骏对于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中国人来说，“臭老九”一词并不陌生，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顶毛泽东老人家发明的“桂冠”，中国知识分子戴了近二十年之久。这里有必要对“臭老九”这个词的词义作些特别的解释。“臭”字人们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讨厌的意思，“老九”这两个字就颇令人费解了。这要从中国的等级制社会说起。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古至今，中国人依据其社会地位的差别被人为地划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就象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顾名思义，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毛泽东老人家还不满足，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蛮族入主中国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蒙古政府何以如此蔑视并仇视知识分子？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首先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作一简要介绍。“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有别于其它群体的特殊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包括科举及第和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人士。他们的唯一功能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和作官。在谈知识分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起源于隋王朝，定制于唐王朝，最初目的是变革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不合理现象，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门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职。因此，科举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提高整个统治阶级的文化素养，扩大政府的统治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这个进步合理的制度，因为唐以后的政府给予了过高的重视，才日益变得不合理起来。明王朝时期，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非进士出身的人无论贡献多大，都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高级官员。不通过科举考试知识分子就没有任何出路，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步入了一种畸形状态，成为社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科举考试的内容很狭窄，只考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下，知识分子首先要作的事就是应付科举考试。因此知识分子的知识面也极为狭窄，所学主要是四书五经，与人类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则很少涉猎。儒家思想的内赅又是保守和崇古，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与现代化和进步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经常不自觉地扮演了阻碍社会前进的角色。传统知识分子科举及第后，接下来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如何做官。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究其实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蒙古民族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的“贱民”。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学习儒家经典转而学习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和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品格上并无太大的不同，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保守，怯懦，不团结，好口舌之争）已深深植根于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脱胎换骨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缘故，从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转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应该是一个被尊重被敬仰的阶级，可事实恰好相反，知识分子在上世纪直至今天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我在《历史在这里哭泣》这本书里写过一篇论题为《士大夫的悲哀》的文章，末尾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缺陷作了粗略的概述：“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争个是非曲直。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正视他人的优势和长处；办事分不清主次，总喜欢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自我表现。没有全局观念，不善在协同事业中作出必要的让步；在宽松的环境中过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压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负重。对自己的不幸记忆深刻，对人类的痛苦则引不起深刻的同情。好抱怨不好行动，台下勇士台上懦夫。对个人的安危进退过于在乎，缺乏为共同事业所必需的牺牲精神，结果付出的代价更大。思想固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遍设台阶，很少在口头上肯定他人的能力。行为懒散，作风疲沓，缺乏进取精神；自以为掌握知识就可坐享其成，丝毫意识不到知识与贡献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报酬只能以贡献来衡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毛泽东老人家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把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尊严毁灭殆尽。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卑贱的阶层。尽管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知识分子毕竟是今天的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民族应该重视知识分子，宽容知识分子的弱点，为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和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进步服务。除此之外，知识分子也应该痛心革面地矫正自身的品格缺陷，使自己真个成为值得整个社会尊敬爱戴的群体。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应祈求某个集团或领袖的开明和恩赐，而应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能力和品格。要做到这点，知识分子首先得从提高自身入手，向社会讨公道则是第二位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能从能力和品格上大幅度地提升自己，迫害知识分子的悲剧一定会再度在中华大地重演！！！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