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王出自氐羌的研究论文

▲白族历史 僰： ①中国西南古代民族。“僰人”之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为“西方之戎”，属氐羌族群。秦以前有僰侯国，在今四川宜宾地区。秦略通“五尺道”，买卖僰人为奴隶，史称“僰僮”。汉初设僰道（县），那里已很少有僰人。汉武帝通西南夷，滇(今云南滇池地区)和邛都(今四川西昌地区)两部落也居住有大量僰人，史称“滇僰”和“邛僰”，他们都梳椎髻的发型，种田，有聚居的村落。据1955年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墓葬出土文物考察,僰已进入早期奴隶制。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滇池地区僰人首领若豆、孟迁起义，反抗王莽暴政。汉末以后，“僰”的名称不见于记载。汉晋间出现了“叟”，为僰中比较汉化者的族称，故史书也称为“氐僰”、“氐叟”、“爨氐”。唐代称“西爨白蛮”或“白蛮”，为南诏文化的中坚。宋代大理国是僰人(白人)建立的。元、明继续称为僰人或白人。明、清以后称“民家”。他们都是白族的先民。 ②元以后也称傣族先民“白夷”为“僰夷”，最早见于《元史·泰定帝纪》。一般称“白人”为“僰人”，称“白夷”为“僰夷”，有所区别。 ③有些记载也有袭用“僰人”旧名称四川南部古道地区各族，如称“悬棺葬”墓为“僰人墓”、“僰棺崖”等。而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认为，这是川南、滇东北“土僚”族的墓葬，僰人（白人）未发现有这种习俗。 白族的“白”系本民族自称，亦作“僰”。一说历史上把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云南少数民族称为“白蛮”，一说其俗尚白而称为白人。大多居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余分布于云南省各地、贵州省毕节地区、四川省凉山族自治州及湖南省桑植县。人口为1131124人(1982)。使用白语,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绝大部分居民操本族语言,通用汉语文。元明时曾使用过“僰文”(白文)，即所谓“汉字白读”。 族源及其历史发展 白族的先民，史称“滇僰”、“叟”、“爨氐”、“西爨”、“白蛮”、“白人”、“僰人”、“阿僰”、“白爨”、“爨”、“民家”等。纳西族称之为“那马”，僳僳族称之为“勒墨”。本族自称“僰子”、“僰儿子”、“白尼”、“白伙”，意为僰人或白人。西汉初，夜郎以西分布着“以十数”名称不同而族属相同的各有“君长”的“同姓”部落，其中以“滇”部落为最大,史称“滇僰”,是最早居住在云南境内的“僰人”。“僰人”之称始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是先秦时分布于中国西方的氐羌群的一支,称为“西僰”,“氐僰”、“羌僰”。相传春秋时蜀国保子帝曾统治过青衣（四川雅安）的僰人。秦以前有“僰侯国”,秦通五尺道,买卖僰人为奴隶。公元前182年，西汉设“僰道”县,属犍为郡（四川宜宾地区和云南昭通地区）,故称僰人为“犍为蛮夷”;并在通往“南夷”的僰道和通往“西夷”的青衣开放关禁。当时道的僰人已逐渐迁徙；到公元前97年，青衣县也全是汉人，两地的僰人向滇东北和滇西北迁徙，与原住于云南的僰人汇合。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滇王降汉，以其地置益州郡。1956年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墓葬中出土“滇王之印”金印一枚，与《史记》“元封二年赐滇王王印”的记载符合。石寨山青铜器图像表明，白族先民居住的滇池地区于西汉时已进入奴隶社会，奴隶来源主要是战俘。在益州郡西部洱海地区，1931年在祥云县大波那发现铜棺墓,出土青铜器特征与石寨山相同，而早于西汉,同属于滇池地区“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农业文化，而不是西汉时洱海地区另一种还处于“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的“雟、昆明”人的游牧文化。 公元1世纪初,益州郡(治滇池县)人首领若豆、孟迁起义，杀了益州大尹程隆，反抗新莽暴政。王莽将人较多的胜休县（通海一带）改为“胜僰”县，并把若豆、孟迁列为不赦之人。王莽惯于搞类似的精神胜利法,对高句丽等亦然,可3次派兵20余万人镇压僰人，都告失败。东汉至西晋年间，“僰”这个族称从记载上消失，而在僰人居住的滇池地区及滇东地区出现了大量“叟”人。《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把与“滇”同姓的“劳浸、靡莫数犯使者吏卒”一事称为“叟反”，确认汉晋南中的叟人即秦汉的僰人。 3世纪20年代，南中“叟帅”,“大姓”煽动叟人反蜀，为诸葛亮所讨平,留下了七擒孟茯的故事。蜀汉在洱海地区设置云南郡。叟人聚居的味县（曲靖）取代滇池成为南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4世纪初朱提（昭通地区）大姓起兵响应李特领导的四川氐叟、青叟流民起义，遭到晋王朝的残酷镇压。宁州战乱频仍，东汉、三国时经济文化一度繁荣的滇东北地区，由于汉族屯民和叟人纷纷向西“迁徙”，云南文化也随之西移，促成了“诸氐强族”的兴起。东晋以后，“叟”这一族称也从记载上消失，而在叟人居住地区，南北朝时出现“爨氐”或“熟蛮”。“爨”是蜀汉时南中“四姓”之一,公元339年以后，成为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其统治中心在古滇国故地，继承和发展了滇文化。因此，“滇”、“滇僰”、“叟”、“爨”和唐代“白蛮”之间有着族属上和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关系。 597年，隋文帝杨坚命史万岁击“西爨”,从四川进入大姚、姚安，经祥云、弥渡到达洱海地区。648年,唐太宗李世民命梁建方征西洱河。当时从石城(曲靖)以西到洱海以东的“西爨”境内,居住着人口众多的白蛮,史称“自夜郎、滇池以西，皆庄蹻之遗种也”（《通典》）。战国时期,楚将庄硚领兵溯沅水西上（一说自巴蜀南下）略地。庄硚经夜郎至滇,适值黔中地为秦国所夺,庄硚归路被截断,乃留滇为王,全军变服从滇俗。由于分布地区不同而有“松外蛮”、“挵栋蛮”、“青蛉蛮”、“大小勃弄蛮”、“西洱河蛮”等称谓。到了隋唐之际，“西爨”地区已经是“户口殷实”，“收获亦与中夏同”了。 8世纪30年代，唐朝为了防御吐蕃，扶植“乌蛮别种”南诏合并六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以白蛮文化为中心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南诏王阁罗凤征服“西爨”后,强迫迁移20万户白蛮到滇西,又将乌蛮移居“西白蛮”故地。南诏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奴隶主（南诏王、贵族、自由民）、奴隶、平民和部落百姓。南诏广泛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农业奴隶称为“佃人”。由于南诏连续对外发动掠夺战争，势力达到川中及澜沧江中游,但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不断引起奴隶起义,到公元902年崩溃。南诏王室后期已白蛮化。南诏王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13王,247年，有10个王接受唐王朝封号。 五代时，云南地区相继建立过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杨氏“大义宁”国三个短暂的政权。公元937年，大理人段思平以“宽徭役”为号召,联合滇东37部蛮举行起义，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领主制政权。段氏自云汉人后裔,而与当地白族大户联姻,一如当年赵佗所为。“大理”政权实行了“更易制度，捐除苛令”的改革措施，推动了洱海地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大理国王不断向宋王朝称臣纳贡和要求互市，史称宋王朝曾册封“大理”首领白万（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等封号，加强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大理”政权存在300多年(937～1253)，为白族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形成内部统一创造了条件。白族自称“白子”，其首领称“白王”，其史书称为“白史”。由此可见，白族是秦汉以来主要分布于云南腹地平坝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称为“滇”、“滇僰”、“叟”、“爨”、“白蛮”等名称的族体同化了宋代以前外来汉族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此时生产文化已发展到相当水准。 1253年，蒙古贵族平定了大理。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在洱海地区设大理路和鹤庆路，起用“大理”旧主段氏“还镇大理”。1381年，明王朝进军云南，消灭了蒙古梁王势力,废除大理旧主,改设大理府,由沐氏世镇云南；继而鹤庆也改土归流。元明相继从内地迁移数十万军民来云南屯垦，促进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发展。由于大量汉族移居云南，遍布于中庆（昆明）、威楚（楚雄）、永昌（保山）一带的白族逐渐自然同化于汉族。 ▲白族风俗习惯 白族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儿子成婚后即分居,父母一般从幼子居住。同宗同姓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有女无儿的可以招赘，无儿无女的也可以抱养同族弟兄的子女（过继）或养子。赘婿和养子要改名换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以后受汉族影响改为土葬。墓葬的类型、式样很多，一般为“一层轿”或“两道花门”。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街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每年夏历3月15日至20日在大理城西点苍山下举行。明、清时期，四川、西藏、江南各省都有商人来此贸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月街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和民族体育文艺大会。火把节是白族的另一盛大节日，系秋收前夕预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一种活动,于每年夏历6月25日举行。这天晚上，家家门口都竖有火把一柱，村口更有全村公共的大火把，上插红绿纸旗，书写一些吉祥语句。村民高举火把在田间游行一周，以表驱除虫害。大理还有“绕三灵”，剑川、洱源有“耍海会”等节日活动，届时举行各种文艺活动，尽情欢乐。 白族服饰，各地略有不同。大理等中心地区男子头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头，身着白色对襟衣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大理一带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臂环扭丝银镯，指戴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上衣右衽佩着银质的“三须”、“五须”；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头。 平坝地区白族人民主食稻米、小麦，山区的则以玉米、荞子为主。白族人民喜吃酸、冷、辣等口味，善于腌制火腿、弓鱼、油鸡棕、猪肝酢等菜肴，又喜吃一种别具风味的“生肉”或“生皮”，即将猪肉烤成半生半熟，切成肉丝，佐以姜、蒜、醋等拌而食之。白族人民还喜喝烤茶，即用一小陶罐将茶叶烤黄，冲以沸水，顿时热气翻腾，芳香四溢。 白族住屋形式，坝区多为“长三间”，衬以厨房、畜厩和有场院的茅草房，或“一正两耳”、“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瓦房，卧室、厨房、畜厩俱各分开。山区多为上楼下厩的草房、“闪片”房、篾笆房或“木垛房”，炊和睡觉的地方常连在一起。 白族崇拜相当于村社神的本主，信仰佛教。本主有的是自然神,有的是南诏、大理国的王子,有的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佛教约于唐代晚期盛行于洱海地区，最初传来的是“婆罗门”和瑜珈密宗，密宗僧人称“阿阇黎”,所以又名“阿阇黎（阿叱力）”教。元明以后,内地禅宗传到大理。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使洱海地区很早就有“古妙香国”的称号。

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民族的古老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主要活动有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歌舞表演、选美等。在新时代，火把节被赋予了新的民俗功能，产生了新的形式。云南各民族关于火把节的传说，各有各的特色内容。彝族关于火把节的传说，实际上是以游牧为主转为以农耕为主之后，新的文化形态对原有文化形态的扬弃。这个传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火把节来源的原始信息，也是最接近火把节源头的一个传说。纳西族关于火把节传说的谚语中保留了火把节来历的重大信息，与《玉溪编事》、《禄劝县志》、《峒溪县志》中的记载共同对探究火把节的来历提供了重要线索。大理和昆明一带关于火把节的传说，虽然遮掩了火把节的来源，但其“星回节”的说法，一样露出了火把节的源头活水及深厚文化。民族传说纳西族天神子劳阿普嫉妒人间的幸福生活，派一位年老的天将到人间，要他把人间烧成一片火海。老天将来到人间，看到一个汉子将年纪稍大的孩子背在身上，年小的孩子反倒牵着走，他感到奇怪，细一问方知背着的孩子是侄子，牵着的孩子是儿子，因哥嫂已死，汉子认为应该好好照料侄子。老天将为这样的人间美德深受感动，想着人们的心地是如此善良，怎忍加害于他们，便将天神烧毁人间的消息告诉给那汉子，要他告诉人们于六月二十五那天事先在门口点燃火把，以此免去灾难。于是千家万户都在这天晚上点起了火把，天神以为人们早已在火海中灭亡，便沉沉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后来，纳西族人民就把这天定为火把节。拉祜族山上住着一个善人和一个恶人，恶人专吃人眼。六月二十四这天，善人用蜂蜡裹在山羊角上，点燃蜂蜡后叫山羊去找恶人，恶人看到火花，以为人们拿火枪来打他，便急忙躲进山洞，并用石块堵住洞口，结果被洞里冒出来的水淹死了。从此人们就不再担心恶人来吃眼睛，可以安安稳稳地搞生产了。因此拉祜族人民就把这天定为火把节。白族在白族的火把节传说中，还有著名的阿南（即曼阿喃）的传说，故事情节与女性人物传说《曼阿喃》和《火烧松明楼》大体一致，是人物传说与火把节传说交叉衍变的结果。彝族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叫斯惹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叫阿体拉巴，两人都有拔山的力气。有一天，斯惹阿比要和阿体拉巴比赛摔跤，可是阿体拉巴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请母亲用一盘铁饼招待斯惹阿比。斯惹阿比认为阿体拉巴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体拉巴回来后，听母亲说斯惹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惹阿比被摔死了。天神恩梯古兹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派了大批蝗虫、螟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体拉巴便在旧历六月二十四那一晚，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起来，到田里去烧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撒梅王与异族抗争，头被砍掉，待到星宿出现又长出一个头来与之奋战厮杀。最后，由于奸细的出卖，砍掉头用尖刀草扫过脖子后，撒梅王的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死不复生。据说尖刀草上的红斑就是撒梅王的血染红的。后来撒梅人在每年的六月二十四、二十五都要打起火把纪念撒梅王，并寻找他的英灵。撒尼支系的《撒尼人的火把节》：善神阿番偷开天门，撒下五谷，使人间的幸福生活超过天上。天神见了大怒，派大力士到地上来出气。阿潘恨大力士霸道，与他摔跤，把大力士摔倒在地上，压出一个坑来，后来天雨把那个坑变成湛蓝的长湖（路南淡水湖）。人们为纪念这位人间英雄，于农历六月二十四进行斗牛、摔跤、宰羊、燃火把等活动，以示悼念之情。阿细支系的《阿细人的火把节》：奴隶主那迢迢把很多的穷弟兄关在牢狱中，穷人阿真等在羊角上绑上火把，冲向那迢迢的府第，烧死奴隶主，同时也烧掉了穷人手上的绳索。为纪念这次胜利，人们举火把游行，相沿成俗。罗婺支系的《喜鹊姑娘》：罗婺彝家有个漂亮能干的姑娘，与彝家小伙阿龙早就相爱了。但附近十二个部落的男子都纷纷前来提亲，其中有个土官老爷凶狠残暴地说，如果不答应，就要血洗山寨，让全寨遭殃。姑娘无奈，答应在六月二十四相亲。相亲期到，姑娘穿上雪白的衣服、黑色短褂，胸前系一块花围裙，烧起一大堆火。十二部的头人也赶来了。姑娘深深地看了阿龙一眼后，纵身跳入火堆中。阿龙和几个小伙子想拽住她，可只扯下了她的衣角。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可她已经以死殉情。为了纪念她，十二个小伙抬起大牛推向对方，以推倒为胜。之后，杀牛饮酒、唱歌跳舞。后来彝家就把六月二十四定为火把节，被阿龙扯下的衣角，成了彝家妇女的围腰带，那焚烧姑娘的青烟，化为山寨的晨雾。据说清晨喜鹊鸣叫的时分，彝山的远处就隐隐绰绰地显出姑娘的身影，因此人们称她为喜鹊姑娘。历史故事南诏王火烧松明楼，慈善夫人忠义殉国唐初的云南境内本有六个部落，称为“六诏”。最南端的部落蒙舍诏也称为南诏。南诏日益强大，一日，南诏王皮逻阁邀约其他五诏首领聚会。邓赕诏首领的妻子慈善夫人认为皮逻阁居心不良，极力劝丈夫不要前往。但丈夫不听，临走时慈善夫人含泪在丈夫的手臂上套了一个铁环，以求护身。此后，皮逻阁果然火烧了首领们聚集的松明楼，五诏首领均未幸免于难。面对松明楼灰烬，慈善夫人痛哭欲绝。她扑在灰烬中，扒出了丈夫佩带的铁环，这才认出了丈夫的尸体并将其运送回家。后来，皮逻阁听说了这个聪慧贤德的慈善夫人，想娶她为妻。但慈善夫人怎肯再嫁，礼葬其夫后，她就闭城自尽，追随亡夫而去，只留下这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感人故事。从此以后，云南的白族人民便过起火把节，以纪念“火烧松明楼”的历史故事和勇敢聪慧的慈善夫人。郭将军杀夫欲霸妻，贞烈夫人火海自焚汉朝的副将郭世忠杀死了大理的曼阿那酋长，并发觉酋长的妻子阿南夫人长得很漂亮，便要娶她为妻。阿南夫人假意答应，但提出了祭奠亡夫的三个条件。然而，在祭夫时，阿南却点火烧着了灵堂，跃身跳入熊熊烈火中自焚而亡。阿南的忠贞勇敢，博得了人们的赞叹和钦佩。从此每年在阿南自尽的日子，白族同胞便点燃火把，串乡游寨，以示纪念。勇士摔跤斗恶魔，众点火把烧天虫相传在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十大力的恶魔，在人间破坏人们的幸福生活。人们发现后，纷纷上前质问。十大力蛮横地要人与他摔跤，还示威地把一头头壮牛翻倒（从此，火把节时首先要斗牛）。他的挑衅行为惹怒了一位叫包聪的彝族英雄。他走出人群，与十大力扭扯着摔了三天三夜仍不分胜负。于是人们弹着三弦，吹着短笛，拍手跺脚为包聪助威，终于击败了十大力。恶魔发怒，放出蝗虫等各种害虫来糟蹋人们辛辛苦苦种出的庄稼。于是，人们又集合起来，点燃一支支火把去烧害虫，最后终于烧死了所有的害虫，这一天正好是六月廿四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一胜利，每到这一天，都要杀牛宰羊，举行火把节的各种活动，它反映了彝族人民不畏强暴争取幸福生活的斗争精神。杀税使惹怒天神，燃火把群战害虫很久以前，天上地下相通。有一年，天神思体古惹派思惹阿比到人间收税。由于人间闹灾害而歉收，人们交不起租税，人间一位能吃铜铁的大力士俄体拉巴便把收税人思惹阿比打死了。天神大怒，先发洪水想淹没地上的人类，但洪水被人们战胜了。天神又放出各种害虫到人间来吃百姓的庄稼，俄体拉巴和大伙儿围在火塘旁商量治虫的办法，无意中发现一只掉进火塘里的虫很快就被烧死了。于是，俄体拉巴就组织大伙儿举火把烧虫，最终战胜了虫害，夺得了丰收。久而久之相沿成俗，形成了彝族的火把节。阿南公主的故事大理一带，则有阿南公主的故事：“汉元封间，叶榆（今大理）妇阿南者，为酋长曼阿娜之妻。娜为汉将郭世忠所杀，欲妻南，南曰，能从三事当许汝：一做幕以祭故夫；一焚故夫衣，易新衣；一令国人皆知我以礼嫁。忠如其言。明日，聚国人，张松幕祭其夫，下置火。南藏刀出，俟炽，焚夫衣，即引刀自断其颈，仆火中。时六月二十五日也，国人哀之，每岁以是日燃炬吊之，名为星回节。蕴含意义火把节习俗和传说的形成，与族源相同的彝语支各民族的原生崇拜有关，其中尤以对火的信仰有更直接的联系，在西南彝语支各民族的火把节活动中仍保持着以火熏田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苗、催苗出穗、祈求丰年、招引光明、迎接福瑞的民俗功能，其间的民俗心理和信仰观念就是趋吉避凶。凉山彝族的火把节传说即反映了这种把火作为具有神秘因素的超自然力的原始崇拜，仍凝聚着火把节习俗及传说的原生态的民俗基因，属于早期形态的火把节节俗，其文化内核是火崇拜，与氐羌系统的彝语支民族崇火尚日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火把节传说有很多异文，虽来源各有不同，但都大同小异，其文本结构都按人与神的斗争→人战胜神→神进行报复→人再次战胜神→庆贺胜利和夺得丰收的叙述程式来结构故事。这些不同的文本都具有强烈的人本精神，都是以宣告人的胜利、神的失败而告终的，这与神话中以神为主导的叙事方式是不同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的转移（从自然转向社会）及阶级社会的矛盾冲突的加剧，火把节的传说与各民族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紧密交织为一体，进而成为表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一种口头叙事途径。这类传说是次生性的火把节习俗传说，主题是歌颂祖先和英雄。后来传统道德观念对火把节习俗传说的渗透，反映为女性人物传说与火把节传说的相互交叉。不论是早期的喜鹊姑娘，还是后来的阿南、慈善夫人，大都有一种共同的“投火自焚”的命运结局，这类传说一方面反映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黑暗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阴谋，另一方面更是“一女不更二夫”的刚烈女性的传说，意在表节烈之德。从喜鹊姑娘、阿南到慈善夫人，一个个殉情、殉夫、殉国的忠贞形象，人们将这些善良勇敢的女性人物的命运与火把节传说紧紧联系在一起，表达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进贤烈而诋淫恶”的感情和愿望。这类传说应属后起。总之，从火把节传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层级的历史累层，与这个节日在西南各民族民间长期发展是相同步的，火把节的传说在其久远的流传中不断衍变，甚至影响到了某些地区的节俗，使原生态的、“祭祀性的”火把节也附着上了“纪念性节日”的衍生涵义，如鹤庆的传说把六月十九妇女用凤仙花染红指甲也归到慈善夫人身上，说是对慈善刨夫尸把指甲都刨出血了或烫红了的一种纪念。少数民族的举办时间彝族、纳西族、基诺族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举行，白族在六月二十五举行，拉祜族在六月二十举行，节期二三天。彝族认为过火把节是要长出的谷穗像火把一样粗壮。后人以此祭火驱家中田中鬼邪，以保人畜平安。如今人们还利用集会欢聚之机，进行社交或情人相会，并在节日开展商贸活动。“火把节”也是白族的一个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白族人民就会举行预祝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活动。汉族的火把节江苏省南通地区是整个汉族中可以说是唯一进行火把节的地区，每年的冬至那一天，当地的精壮男子都会拿着一大把由稻秆作成的火把，在房前屋后浇上油，在田间地头绕上几圈，以乞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于长期的历时性发展（时间维度上的）和地域性的演变（空间维度上的），火把节所呈现出的民俗文化内涵不可能还是早期那种单一形态，而是复合形态，含括了传统社会的多种活动事项，包容着宗教、信仰、伦理、歌舞、技艺、民间审美等丰富的内涵。民间广泛流传的“火把节传说”，就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可能性。彝族地区素有“火之故乡”的美誉，彝族人民能歌善舞，秉持着先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音乐舞蹈传统和口头艺术，在火把节习俗形成的歌调、传说乃至史诗表演等也当属“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宗重要传承。火把歌调彝族地区流传着十分丰富的火把歌调，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有固定的火把歌调，由于彝语方言发音不同，大小凉山彝族称之为“都则朵洛嗬”，“都则”即祭火，“朵洛”意为祝愿，“嗬”即为歌。云南楚雄彝族诺苏支系称为“朵则朵额”，“朵则”意为祭火，“额”则是“玩”的意思。彝族的火把节历来最为隆重，并逐渐衍成了成套的节俗歌调。在楚雄彝族的这一歌种中，包括有《烧火歌》、《送火歌》、《招魂调》、《同乐调》、《火把节对歌》、《火把节祭歌》等等。演唱这些歌调的时间、地点和歌者亦各有所殊，如《烧火歌》由合户家长率领阖家在自家屋檐下的“节日火堆”旁围圈齐唱，以示庆贺；《招魂调》则由各家主妇独唱，同时手托祭物（粮、盐、酒、肉），直向自家菜地或粮田走去，边走边唱，当返回时，便采一株庄稼苗，示意已将人魂、畜魂和庄稼魂一并接回家来共度火把节，同时象征迎来人丁清吉、六畜兴旺和五谷丰稔之年；《火把节对歌》仅供本寨人们聚会寨边坝场对歌时所唱；《火把节祭歌》由〈生产和畜牧〉、〈献酒〉、〈除祟〉、〈稻场祭经〉四部分组成，由祭司毕摩在火把节当夜进行祭祀时诵念的歌调，反映了彝族以火除祟、祈神求福的原生宗教观念。楚雄彝族的火把歌调，唱词多属传统相沿，五字韵句，词头句尾有相对固定的衬格，填以“哦伙嘀哩伙”、“阿伙喔、噢来”等类的虚词演唱，其中部分歌调有较长的虚衬词乐段，有独唱、齐唱、对唱加和腔，一般不用乐器伴奏。各歌调以五声徵调居多，羽调次之。在其徵调式歌调中，常出现徵、宫二重调式音韵交错的现象，大多以上下乐句为主题演化成中、小型歌体和少量叙事歌体，采用二、三拍子。火把史诗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流传在云南富宁县、广西那坡县和越南与中国交界罗罗（又作倮倮）支系彝族的居住区，历史悠久，影响极深，流传甚广。史诗系当地彝族原生宗教祭司“腊摩”在“荞年节”（火把节）、“跳宫节”等祭祀性节日中的有关仪式上演唱的世传歌词，又叫《铜鼓歌》。在罗罗彝族支系中，祭祀礼仪与相关的仪式活动中，祭祀铜鼓或以铜鼓为祭器是一种重要的支系文化表征，腊摩作为祭司在诸多的节日仪式活动──跳宫（即跳铜鼓舞）中演唱的世传祭词《铜鼓歌》，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口承语言民俗事象。以举族祭祀战争中救护先祖的金竹为主要活动的跳宫节，又有“大跳”和“小跳”之分。“大跳”一般为九年或二十七年举行一次，要跳九天九夜，除在跳宫坪上进行祭祀和欢跳以外，还要到某个特定的山头及全寨各家各户去跳。“小跳”即一年一度所举行的跳宫节活动，前后举行四天，每天的活动分别为祭山、祭乐神、祭锦神（锦绣前程之神）和驱邪鬼。同样是跳宫节，各个寨子的仪式程序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活动都是以腊摩的祭祀为中心，是以诵唱《铜鼓歌》、欢跳铜鼓舞为主要祭祀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歌舞娱神祭神的传统盛会。“荞年节”即火把节，广西彝区已不盛行此节，在云南境内富宁一带的罗罗支系中称彝族盛大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为“荞年节”。这与农历六月彝家主要农作物荞麦大体丰收有关。史诗《换鼓》一章追溯了“荞年节”的产生和由来：迁徙到滇桂边界的四支彝人在瘟疫中绝处逢生后，又遇大旱带来的灾荒，那时的彝家的腊摩波仙出一良策，要彝家耕种耐旱的荞子。他自己徒步来到交趾（今缅甸）借荞种，可贪婪凶狠的交趾人非铜鼓不换，无奈之余，被缚的波仙只好屈从，以十面铜鼓换回十石荞种，使彝家转危为安，为了纪念荞和鼓的恩德，彝家在每年的旧历六月击鼓过荞年（火把节）。富宁一带的彝族人认为，“荞年节”（火把节）跳铜鼓舞，就是为了使天神快乐，铜鼓舞可以娱神慰神，并使天神赐给人们以丰年，护佑寨子里的人平安无疾，少死多生。此外，在广西境内的彝区，《铜鼓歌》吟唱得最多、最完整的场合是在每年节日期间“卜铜鼓”、“祭铜鼓”、“开铜鼓”和“封铜鼓”的具体仪式上及其相关的节庆活动中。由此可见，史诗的形成与罗罗彝族在特定的仪式性节日期间传演《铜鼓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以上节日大多由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史诗《铜鼓王》也同样是由祭司腊摩祭祀铜鼓的祭词发展而来的，祭祀仪式及其由此发展而来的节日活动场合是史诗形成并代代传演的民俗文化场，祭司腊摩是史诗的诵唱者、编撰者、整理者和传播者，其诗与史角色和谐地统一在祭祀仪式中。正如《伊利亚特》、《罗摩衍那》的产生离不开行荷马、蚁蛭式的人物一样，彝族英雄史诗的产生和形成也离不开祭司兼歌师的腊摩。文化传承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彝族火把节”（四川凉山、云南楚雄）经国务院批准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火把节在“西南文化区”的传承火把节不仅仅只是彝族的传统佳节，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在彝语支其他民族如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基诺族等民族中也有相当久远的历史。火把节习俗在这些民族中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与各民族的原生崇拜、民间信仰以及本土宗教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这些民族尤其是彝语支民族的历史源流、文化传承和社会交往紧密相关。渗透在火把节中的‘狂欢化’的民俗精神山地彝族的火把节最完整、最丰富保留着人类群体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其主题一向是对人类生命繁衍的讴歌，对族群生活理想的希冀，故而成为研究彝民族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角度。换言之，彝族火把节作为盛大的传统佳节，渗透着一种“狂欢化”的民俗精神，传达着素朴的生命观念和生活态度。彝族火把节一般历时三天三夜，分为迎火、玩火、送火三个阶段。火把节第一天：祭火。这一天，村村寨寨都会宰牛杀羊，集体分享，并备酒肉祭祖。夜幕降临时，临近村寨的人们会在老人们选定的地点搭建祭台，以传统方式击石取火点燃圣火，由毕摩（彝族民间祭司）诵经祭火。然后，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会从毕摩手里接过用蒿草扎成的火把，游走于田边地角，效仿阿什嫫以火驱虫的传说。火把节第二天：传火。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聚集在祭台圣火下，举行各式各样的传统节日活动。小伙们要效仿传说中的阿体拉巴，赛马、摔跤、唱歌、斗牛、斗羊、斗鸡。姑娘们则效仿传说中的阿什嫫，身着美丽的衣裳，撑起黄油伞，跳起“朵洛荷”、达体舞。在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彝家的选美了。年长的老人们要按照传说中阿体拉巴勤劳勇敢、英武神俊和阿什嫫善良聪慧、美丽大方的标准从小伙姑娘中选出一年一度的美男和美女。夜幕降临，一对对有情男女，在山间，在溪畔，在黄色的油伞下，拨动月琴，弹响口弦，互诉相思。故也有人将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称作是“东方的情人节”。火把节第三天：送火。这是整个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的高潮。这一天夜幕降临时，人人都会手持火把，竞相奔走。最后人们将手中的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巨大的篝火，欢乐的人们会聚在篝火四周尽情地歌唱、舞蹈。[1]火把节的三天三夜，都各具特色，每个晚上吃过晚饭，首先由某一家开始点燃火把，然后就争先恐后地燃起火把往村外走，人们唱起火把歌，歌声随着火把的漫延响彻山谷。随后按约定俗成的方向又形成一条火龙来到公共娱乐场地，他们将火把集中起来燃成一堆大火，全寨人围着火堆，快乐地跳舞游戏。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的第一天晚上，小孩子们唱歌、跳舞、捉迷藏做游戏。人们在大敞坝上烧起一堆篝火，做各种游戏时，上下辈之间的拘谨在这节日的气氛中荡然无存。俗话说，火把节是玩的节日，过节三天没玩错的说法。就连那些刚接来婆家过第一个火把节的新媳妇（凉山彝人新婚夫妇成家一般都从火把节开始坐锅。）也用披毡半掩着脸羞羞答答地藏在婆婆姑子背后看热闹来了。人们狂欢到一弯弦月升上东山时才回家歇息。姑娘们激动得索性不睡，你帮我我帮你地帮着收拾打扮。准备第二天的穿着打扮，并准备干粮、肉食、水果等东西，以便更好地前往相聚过节之地。节日那天，寨里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竖立若干火把，准备活动使用。同时在村寨附近选择一块开阔地，在地中央竖立一根长10～20米的青松，青松顶端横放一根挂满红色纸花的木棒，缘青松四周用易燃柴草堆砌成一个宝塔形大火炬，作为活动场所。傍晚，节日活动的主持人率领锣鼓队敲锣打鼓，寨中各家闻听锣鼓声即出门点燃火把，男女老少举着火把向活动场所汇集。人们到齐之后，主持人一声号令，大家举火把向宝塔形火炬奔去，将其点燃。一时火光冲天，欢声四起，大家各举小火把围着大火炬，跳起“丰收舞”，唱起丰收歌，载歌载舞，热情奔放。歌舞结束，各家各户的人们举着火把向自己的田土走去，分散举行火把游行，一直要游遍各自的田边地角，以此表达消灭害虫，祝祈风调雨顺，确保五谷丰收，人丁平安，六畜兴旺的心愿。织金彝族的火把节，以三塘镇松树坪的节日活动场面为大，每年均有上千人参加。活动场所还立有序碑，记述这里火把节的形成与延续。

火把节，汉文最早的典籍中称为“星回节”，是白语xil(柴) huix(火) jia 的音译。现代白语中有三种称呼，一种是xinl huix jia， 另一种是 fv ngua vd （音近：夫汪吾，即六月疯)，第三种称呼叫 zul hol yind (做花船）。火把节在西南民族中影响甚广。其起源是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乏人研究。中国主流学界对此关注极少。本土学者缺乏足够的研究力量投入其中，再加上明朝沐英在大理的文化灭绝政策，所以研究难度也非常大。民间广泛流传的起源是"火烧松明楼"的故事。相传在唐代，大理地区六诏之一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企图吞并其他五沼。六月二十四这天，皮逻阁诱召各诏首领到松明楼喝酒，纵火将他们烧死。邓赕诏主的柏洁夫人早就看穿皮罗阁的野心，劝丈夫不要去，但迫于祭祖和南诏的威力，不得不去。柏节夫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于是将一只铁钏戴在丈夫的手上，后据此认出了丈夫的遗体。南诏王见柏节夫人貌美聪慧，便逼她为妾。柏节夫人假意答应，但回去将丈夫掩埋后，率众与围城的南诏兵浴血奋战，弹尽粮绝后于六月二十五日投海而死。每到六月二十五这天，大理、剑川、洱源等白族聚居区城乡各族群众都要穿上节日的盛装，杀猪宰羊，庆祝节日。小孩忙着劈火把，姑娘们忙着把从山上挖来的金风花根捣碎，包在手上染成红指甲，大人们在村寨广场中央，用一根20来米高的木杆竖在地上，周围用麦秆、干竹等捆成一个大火把，上面插着预示五谷丰登的彩色升斗，一根根彩线串起的梨果挂满火把。入夜，人们点燃大火把后，孩子们各自举着小火把在田野上奔跑喊叫，不时将一把把松香面撒在火苗上，腾起阵阵烈焰。靠近海边的村庄，还要进行划船比赛。人们以此来纪念高风亮节、坚贞不屈的柏节夫人。其实结合火把节风俗流行的民族的历史特点分析，可以得到一些有意义的认识。火把节流行于云南北方民族集团内，即氐羌集团，包括白族，彝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内部。根据一般的认识，氐羌民族来自寒冷干燥的青藏高原。火对这些民族的生存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火堆火把在过去数千年的民族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由此产生对火的高端价值评判和精神信仰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反观地处热带的云南南部民族，比如傣族，水对他们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傣族有泼水节。地缘地理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造就了相关文化特色的发育。这应该是对火把节起源的严肃思考的起点。火把节起源问题的一个分论则是:”火把节起源的唯一性“问题。在火把节被简单归为彝族节以后，一个愚蠢的推论就是：白族火把节源自彝族火把节。这个推论存在的硬伤是彝族内部火把节高度不一致。时间上不一致，地域分布上也不一致。乌蒙地区的的彝族甚至根本没有火把节的风俗。所以此推论无法解释白族火把节在民族内时间内容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性的特征。有鉴于白族建立的南诏大理国延续500多年对云南的影响，”彝族火把节源自白族“的推论更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退一步说，考虑到彝族火把节在称谓，相关传说，时间，庆祝形式的巨大差异，除了大理州的彝族火把节是源自白族以外，其他地方的彝族火把节很有可能是独立起源的。火文化在氐羌系北来民族中的仪式化表达的普遍性完全可以产生不止一次的独立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