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监督主题论文

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不仅仅是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研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应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一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第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应是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体制。综合这三方面的要求，改革的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建立和强化以下运行机制，即:强化效率效益机制、强化规范约束机制、强化协调指导机制、强化廉政监督机制。(一)强化效率效益机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效率机制，一方面是由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当前，需要着重从市场经济要求的角度去认识强化行政管理效率机制的必要，险。效率观念是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作为市场中的商品生产者，不但其生产的产品对人们要有用，而且其生产该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要低于同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其产品在市场上才具有竞争力，才能实现其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商品生产者都非常重视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一系列调控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机构，这些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商品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因而必然会影响其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但要求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必须讲求效率，也同样要求政府和社会的经济调控和管理部门以及一切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有关的行政部门都要讲求效率。市场经济社会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我国当前为了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行政办事机构的工作效率。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需强化的效率机制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的效率机制:1、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率相结合的效率机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体制，因而，我们的行政管理中的效率和效益，首先要求对人民要具有有益性，对社会要具有有益性，要讲求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性。我们的行政管理系统面对着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大量问题的解决，往往带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和优质服务，不容拖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然要求这种体制注意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首先要求这种社会效益。行政行为又是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的。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问题，也就是对行政的投入与行政行为效果之间的比率题。我国政府部门重投入不重产出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部门争编制，争预算，争拨款，而高编制、高预算往往带来的是机构林立，冗员增多，经费浪费，最终是产出率低，效率低下。因此，强化成本效益观念与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应该用最少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尽可能少的投入，尽可能低的行政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应形成并强化社会效益与成本效益相结合的效率机制。2、机构效率机制我国行政管理的组织机构就应具有效率机制，机构设置不叠床架屋，不重复交*;机构之间各自职能的界定科学明确，责权分明，避免相互之间扯皮、推i}、争权等现象;人员编制合理精干，每个岗位都有各自的科学的设置依据，有其岗位职责，人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行政管理体制就具有一种机构效率机制。3、决策效率机制行政机关要依据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做到作出的决策应是最佳的决策，避免决策上的失误。决策上的失误，往往会造成物质财富的重大损失，带来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严重困难，而正确决策带来的效益往往是最大的效益。强化决策效率机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向。4、程序效率机制当前在行政效率方面，行政程序不科学、不合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件事往往由于环节过多，手续繁复，职责不清，久久不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公文旅行、推拖扯皮成了行政管理运行中的公害。行政程序合理、科学，会极大地提高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效率。针对现存行政管理程序的状况，强化程序效率机制，政府和各部门需制定科学的行政程序，严格杜绝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使行政管理程序符合高效的原则。 5、素质效率机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人员个体形成的集体协作完成的。行政人员个体的素质水平以及由个体形成的集体素质水平，对行政工作的质量、效率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很难设想一支政治、业务素质不高的行政人员队伍能高效地完成行政任务。行政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素质、行政管理知识能力素质和专业管理业务素质。在政治思想素质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树立艰苦奋斗作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在行政管理能力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具有行政管理的科学知识，‘懂得并把握行政管理的特点和规律，具备较高的行政管理能力。在专业管理业务素质方面，要求行政人员具有所从事的专业管理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精通所管理的业务，能胜任其专业管理工作。行政人员有了这些方面的较高的素质，就具有明确的方向、高度的责任感，能够做出高效工作和优质服务，出色地完成各项行政工作。(二)强化规范约束机制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运行应该按照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精神文明所要求的规范运行，强化以下几种规范约束机制:1、法制规范约束机制行政机关本身就是执法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其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法律这一国家强制力实行的社会行为规范，同样规范和约束各级政府和一切行政部门以及全体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影响，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法制观念相当薄弱，“政府要守法”、“民可告官”这些观念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吏治观念大相径庭。①因而，应该强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法制规范约束机制，既要强化这方面的“硬件”建设，又要强化这方面的“软件”建设。“硬件”建设主要是指制定并完善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使行政行为有法可依。同时要加大对己颁布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做到对行政机关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当前在《行政诉讼法》的执行中，就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民要告官仍存在着重重阻力和困难。“软件”建设主要是指强化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对于任何政党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具有同等的规范约束力，而且行政机关更应模范地依法行政，起表率作用。2、监督规范约束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首先来自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受人民的委托，代表人民群众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监督各级一府两院，听取和审查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提出质询，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加强各级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会有力推动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规范地运行，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防止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出现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以及侵犯、妨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监督规范约束机制还包括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行政监察是指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指令的情况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察，严肃政纪，搞好政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各级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的审计监督是整个审计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审计监督主要包括对各级政府的财政审计，对财政预算执行的审计，对国家各种专项资金的审计，对各级政府的固定资金投资的审计，对行政机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对财税部门理财行为的监督，以及对领导干部离任的审计等，以维护国家财经纪律，改进财政预算的客观调控和管理，提高各类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财经行为，防止侵占挪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以及为小团体和个人谋私利等现象的发生。我国审计制度和机构是在改革开放中新建的，时间不长，需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的基础，还是要归结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规范约束机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监督、审计监督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代表人民监督，但毕竟是人民通过中介进行的间接监督。这里讲的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则指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监督权的直接监督。这种直接民主监督，一是群众的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等)，对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曝光。二是人民来信来访，向各级政府的信访部门，对政府及其部门和工作人员以来信或直接来访的形式，提出意见、检举、申诉等。各级领导干部也可建立接待日制度，直接接待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三是群众举报，群众利用各级政府和部门设立的举报站、举报箱、举报电话，对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揭发、检举。人民群众的直接的民主监督形成了对我国管理体制的最广泛的监督规范约束机制，督促行政管理遵照法律规范，依照国家的方针、政策，按照行政纪律，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序而规范地运行。3、信用规范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信用不但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的规范约束机制，而且也拓展到行政行为规范运行之中。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排斥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受到限制，信用机制也未发展起来，社会缺乏系统化的信用管理体系，人们的信用意识淡薄，契约、合同等信用形式未被很好运用，信用的规范约束不强。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信用意识逐渐强化，契约、合同等信用形式逐步发展了起来，经济运行中的信用规范约束机制正在形成，并产生越来越广泛和重要的作用。与经济运行中的这种机制相适应，行政管轰体制中也开始采用信用规范约束手段，女口对政府和各部门的领导人实行目标责任管理，签订目标责任书，在到期时由上级检查验收，实现目标任务者给予奖励，未实现目标任务者给予惩罚。在专业管理如科技管理中，也可采取合同信用形式，如农业科技承包合同等。由于我国未经历社会经济信用关系普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行政管理行为中，信用规范约束极为薄弱，需强化行政管理的信用规范约束机制。(三)强化廉政监督机制本来行政管理规范约束机制中应包括廉政机制，但考虑到反腐倡廉是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社会热点，关系到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关系到民心的向背，故而专题进行研究。一个廉洁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是我国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然具备的根本特征和运行机制。而今天特别强调需强化廉洁机制，是由于我国历史传统背景与当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些因素的作用。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作风，对社会影响甚深。加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产生货币拜物教，货币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崇拜偶像，拜金主义思想逐渐滋生起来，我国近年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拜物教、拜金主义思想的滋生，腐败之风的侵袭，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今大强调强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廉政机制，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强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廉政机制。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强化他律康政机制 所谓“他律”廉政机制，是指在行政行为主体外部以强制性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社会主体施加的方式，促使行政行为主体按廉政规范运作。他律廉政机制中也同样包含了前述规范约束机制中的法律机制、监督机制等，不再赘述。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他律廉政机制中的治标机制与治本机制两个方面探讨强化他律廉政机制的措施。反腐倡廉应该标本廉治，综合治理。治标主要是运用法制和政纪手段，严厉责处腐败，惩治腐败，遏制腐败;治本，主要是在体制、机制、政策、制度、教育方面加以完善，从源头上堵塞腐败发生的漏洞，减少和消除腐败滋生的条件，预防腐败的发生。当前在治标廉政机制方面，主要需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首先解决好执法部门存在的不秉公执法、循私枉法、以执法权谋私等腐败问题，首先要搞好执法部门的自身廉政建设。这样才能真正运用法制手段，严肃惩处各种腐败分子。廉政的治标机制固属重要，可以对腐败分子发挥法制的威慑作用。但是，强化他律廉政机制中的治本机制，则尤为重要。为什么有些腐败现象惩而复生，反复性很大，就是治本机制还不完善。需要从制度建设等方面强化治本的他律机制，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如中央制定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制度，都着眼于从源头上堵塞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产生的漏洞，从治本方面强化对领导干部廉政的他律机制，防患于未然。又如中央最近决定，政法机关部门一律不得再从事经商活动，这些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认真进行清理，这些公司与政法机关要尽快脱钩。这是保证政法机关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政法机关肩负着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大职责。而政法机关经营办企业，是政法机关发生种种腐败现象的一个根源，会在经商谋利与公平执法之间发生矛盾。如有的利用政法部门的权力，违反公平交易、正当竞争的原则，搞垄断性经营，与民争利;有的违反国家经济法规，走私贩私，牟取非法暴利等，不但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损伤了政法部门的形象。又如决定在公检法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也是从体制和制度方面防止执法机关腐败现象滋生、强化廉政的他律治本机制的重要举措。应该看出，我们在反腐倡廉的治本方面，在强化廉政他律治本机制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2、强化自律廉政机制所谓“自律”廉政机制，是指行政行为主体自觉、主动、积极地按廉政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自律廉政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培育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的职业伦理道德，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管理伦理道德，而且首先应形成和培育廉政伦理道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廉政伦理道德规范。第一、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应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廉政伦理道德的核心。这样，才能摆正政府、公务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摆正小团体利益、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只有摆正了这种关系，才会具有人民公仆的意识，才能不滥用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权力，才一能不会在个人合法收入之外去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这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基础之上的廉政伦理道德，是一种高境界的廉政伦理道德。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下廉政伦理道德的最重要的准则。第二、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谈义利观，首先得弄清“义”这一道德内涵。“义”是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虽然诸子百家以及各个朝代对“义”有不同的解说，但一般而言，“义”的内涵可概括为公正无私、行为端正、扬善耻恶、处事合乎理。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史上长期讨论的话题，我们在这里不去赘述。总的来说，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是:先义而后利，将“义”作为取舍利的标准，如“义然后取”(《论语》);“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如果个人私利违背了“义”的规范，则提倡舍利取义，以至“舍生而取义”(《孟子》)。我们今天要的新的义利观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应具备新的时代内涵。今天我们讲“义”，除了吸取传统“义”的内涵的积极意义之外，应该将“义”提到社会主义道德的高度去认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把是否有益于人民作为我们做人处事的最高标准，有益于人民的事就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不干。古代也把“义”作为处事的标准，所谓“义者，宜也”(《礼记》)，也就是说，义就是应当的、合理的。但那时候不可能把是否有益于人民作为衡量适宜不适宜、合理不合理的最高标准。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并不排斥个人应该获得的合理的利益，不能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应该是义利统一观。但这种统一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应该在维护人民的权益、为人民谋福利之中去实现个人的合理的利益。第三、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今天之所以要强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有的己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权力成了谋取私利的最有力的工具，如果说他们认为“钱能通神”，那么，在他们手中，“权又通钱”，因而认为“权更能通神”。无怪乎登门买官者有之，买官到手后，大搞权钱交易者更有之。当今中国社会最富的群体中，有不少是用权取得非法收入而暴富的。有无正确的权力观，己成为关系到能否坚持廉政的关键。不论是我国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其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是执行人民的意志，而且行使职能与权力的目的是维护人民的权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将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损害人民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人民应该而且必然要从这些人手中剥夺其权力，让权力的运行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而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者，也必然要受到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的制裁。第四、应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廉政美德。在这方面有着值得借鉴、吸取和发扬的丰富的遗产。我国传统廉政伦理道德有如下一些主要的内涵:第一，对“廉”的界定。认为廉是轻淡资财、重视道义的大节问题，如“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韩非子》);“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还认为廉是从政的根本，是考察官吏的最高标准，如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又如《周礼·天官》判断官吏的六条标准是:廉善(即清廉而政绩优异)、廉能(即廉洁而有才能)、廉敬(即清廉而敬业)、廉正(即廉洁正直)、廉法(即清廉守法)和廉辨(即廉正而明辨是非)，六条标准都冠之以“廉”，也就是说，廉是判断官吏的六条标准的核心、灵魂。有的著述中还对廉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如“尚廉，谓甘一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直，不受贿赂，门无请渴，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义，皆谢却之。”(徐元瑞:《史学指南》)第二，将廉政提到关系国家安危、政令能否贯彻执行的高度去认识。如管子认为廉政是立国的“四维”之一，四维绝则国覆灭。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些关于廉政伦理道德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廉政伦理道德规范都有借鉴、继承的价值。(四)强化协调指导机制我国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应该是运转协调的体制，防止和消除政令不畅、各自为政、扯皮推诱等妨碍协调运转的现象。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协调指导机制。第一、强化纵向协调指导机制纵向协调机制，是指上下级之间、上下级对口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要强化纵向协调指导机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首要的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将集权与适度分权结合起来，一方面又必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的原则，保证政令的统一、通畅的执行，保证国家规划、计划、政策以及各项宏观决策的实现:一方面又要充调动和发挥各个地区、下级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高度集中统一、过分集权的状况，使各地区、各下级部门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计划、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处理本地区、本部门所管理的事宜。这就需要根据各级地方政府、各下级部门的职责，下放相应的权力，改变职责与权力不符、有职无权、有责无权的状况，以减少和消除事无巨细都向上级请示、依赖上级、上交矛盾等现象，使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具有活力和创造性，使得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各对口的上下级部门之间处于协调运转的状态。第二、强化横向协调指导机制横向协调指导机制，是指同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指导机制。强化横向协调指导机制，首要的则是科学合理地界定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与相应的权限，做到职能界线分明，责权分工明确，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同一个部门承担，克服职权不清、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互相推i}扯皮或互争权力等弊端，以免导致横向关系之间经常出现摩擦、不能协调运转的现象发生。第三，强化各方协同运作机制。以现代化信息手段，及时调节上下左右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机制。行政管理是一个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系统整体与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行政管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依存于整体中各个要素合乎规律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这就要求从系统整体功能的角度经常观察系统与各要素之间以及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的运行状况与关系，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运作与关系。要在动态中及时调节行政管理系统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化解各种影响协调运转的因素，需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特别在今天知识经济社会条件下，办公信息化、办公家庭化正在成为现实，就是一个部门之内的行政活动，也离不开信息网络。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从决策到执行以至执行结果的反馈，都得*信息的收集、储存、处理、传输和应用。特别在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上下左右之间更需经常交流信息，及时协调处理在相互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消化解决妨碍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运转的因素，调节各行政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行政行为，使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经常处于协调运转的最佳状态。参考文献1.李贵鲜、陈福今、张德信:《公共行政概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2.黄达强、刘怡昌:《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3.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4.王健刚、楼宇生、孙荣:《行政机关学》，上海交通大学1987年出版。5.陈祖耀、张宗尧、严家明;《行政管理知识手册》，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出版。6.韩云水、林孝诚:《军队后勤管理学》，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7.夏书章:《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8.李方:《行政管理学纲要》，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再版。9.唐代望:《现代行政管理学教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10.周世述:《行政管理通论》，劳动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11.张金鉴:《行政学典范》〔台]，行政学会1979年出版。1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1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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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对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督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仅仅是城市化的人口水平，还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水平，而且现有的城市还有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要求。要城市化，首先是城市所提供的市政基础设施要配套完善。城市的道路、桥梁、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等等必须是质量优良、运转良好、效率很高的基础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具有投资额大、涉及面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广大城市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些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市政工程有其独有的特点：一是市政工程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其产品为公众使用；二是市政工程的投资效益不是在项目本身发挥，也不是短期内能产生效益。正是由于市政工程具有这些特点，长期以来，市政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行为不规范，法规滞后和执法不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的管理和素质与城市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不尽人意。 一、市政工程质量管理现状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政府行为，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的财税收入。实质上市政基础设施是纳税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社会公益性项目，工程主要服务于城市区域。由于受到环境、场地、交通等各种因素制约，市政工程的工期一般不会太长，属于“短、平、快”的建设性质。市政工程又要承受献礼、形象、政绩的考验。工程实施后，重政治、轻技术；重工期，轻质量的现象应运而生。 当前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普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注重房屋建筑质量的监管，忽视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管，市政工程建设无论从工程建设质量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还是工程实体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房屋建筑工程。正是这样的忽视，给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埋下了一定的质量隐患。 2005年8月，在省建设厅组织的市政工程质量检查中，抽查9个在建的市政工程项目，45项法定建设程序有20项不符合规定要求，占.其中未办理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占，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的占20%，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占，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占.在市政工程建设中，有相当一部分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后，仍然没有办理好相关的法定手续，使得工程无法竣工验收。抽查的三项桥梁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市政工程因质量问题带来的社会危害案例不只一个，其社会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房屋建筑工程。因此，作为政府履行职责，要“两手硬”、“两手抓”，不能只注重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督，同样要高度重视市政基础设施的质量监督工作。 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对市政工程质量的全面监管 提高市政工程质量，首先要理顺、规范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加强对质量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的监督，堵住不符合规定的单位、设施、材料进入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把加强市政工程质量监管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在抓实、抓好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质量的同时，努力解决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严格市政工程法定建设程序，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行为。各级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应从自身做起，按照法定建设程序办事。 （一）全面开展市政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工作，查找和消除工程实体质量隐患。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过重点检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各项工程建设程序执行情况；检查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落实情况；检查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检查各相关单位、相关工程执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情况；检查工程实体质量，特别是在建工程主体结构的质量安全。清理和纠正市政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消除质量隐患，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使我省的市政工程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使法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得到进一步保证；使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发挥最大作用。近期，省质监总站组织全省各省辖市质监站进行市政工程质量互查，各地区也已陆续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的有效性。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应该将其作为长效机制长抓不懈。 （二）加强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确保工程主体的结构安全。 各级质量监督站要按照《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和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有针对性的质量监督方案，切实加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特别是市政桥梁工程的重要部位、关键工序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现场抽测频次，对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进行认真核查。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的施工技术管理、质量控制进行监督跟踪、加强预控和指导。同时，要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工程质量通病。 （三）切实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目前，尽管各地都有施工图审查机构，但是有的机构缺乏市政公用工程勘察设计的专业人才；有的审查机构没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资质；另一方面，市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淡薄，大部分建设单位虽然能够按照国家要求办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但大都存在办理手续滞后，甚至有些建设单位在工程主体结构即将完成仍未办理有关手续。有的将施工图交由没有市政工程审查资质的机构进行审查，有的采用将施工图委托相关咨询机构进行复核，有的项目没有经过施工图审查即进行施工。有些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不强，跳过施工图审查这一法定程序；有些市、县（市）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设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内容。 市政工程施工图审查是保证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工程质量监管的关口。各有关部门应认真贯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配齐市政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四）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质量行为，重点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 目前，工程建设中质量行为的不规范依然存在，特别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表现在市政工程中尤其突出。有的施工企业不按图纸施工；有的在施工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工程技术规范，偷工减料，埋下质量安全隐患。有的监理企业责任意识淡薄，不能起到“三控制”的实际作用；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制度不落实，使现场工程质量处于失控状态。因此，加大对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的监管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五）加强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保证政府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市政工程涉及的范围广，施工干扰大，影响因素多，专业技术性强，技术要求高。按照省建设厅的要求，除南京、无锡有专门的市政工程质监站外，各市质监站应尽快设立专门的市政工程监督科室，有条件的市、县（市）可以成立市政公用质监分站，配备能够满足开展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技术人员。 从事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人员应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体现技术权威性；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要从政治的高度，树立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要提高监督执法能力，质监人员要学法、懂法、守法，严格按程序执法，体现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科学、公正、权威”。 三、结语 工程质量监督是政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作为市政工程建设的组织者、建设者的各级政府，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质量责无旁贷，市政工程质量是关系国家财产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工程质量马虎不得。市政工程是民心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政府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履行好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模式不断变化是必然的，这就要求质量监督部门和质量监督人员及时掌握新情况、了解新问题、领会新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由不完善、不稳定向趋于完善和稳定变化的过程。下面是我整理的七年级下册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网络政治就是现实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以网络为媒介，在网络世界里的进一步展开和体现。从网络政治的积极方面看，它对中国政治 文化 转型、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网络政治;政治发展;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政治领域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由不完善、不稳定向趋于完善和稳定变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中国政治领域里发生的正向变化和进步，是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加深、政治廉洁度不断提高、政治稳定度不断增强和政治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当前，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政治文化是特定区域内的人群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认为：“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看法，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1]政治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塑造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学者进行的跨国性比较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显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变迁对政治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罗伯特· 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各地区制度变迁的考察和研究发现，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而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2]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非参与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观念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使自由、民主思想很难在中国社会母体内萌发出来。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里，城市和乡村皆为“王土”，市民和农民同为“草民”或“子民”。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社会里，公民、自治、主权、自由、民主等等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在君主政治相对稳定发展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逐渐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凭藉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化 渠道 ，连绵不息地一代代传延下来。[3]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负面因素，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显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非参与型和一些负面因素与中国政治发展所要求的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不相匹配的。

网络政治的兴起对这种非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极大的冲击，有助于中国非参与型传统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方便和廉价的途径，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只需要一台电脑、开通互联网、承担一定的上网费用就可，这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调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网络沟通的平等性，参与过程中的可匿名性，使网络政治的参与者可以自由、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网络政治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网络政治参与者可以切实体验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有研究表明，网络参与者的民主精神比一般公民要更强。[4]网络能够使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并提高政治过程中参与者的互动性，使参与者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获得良好的互动感受，从而极大地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当前，中国电子政务和电子党务的发展大大加速，广大公民在很多时候可以十分顺畅地访问各级党政部门的网站，获得党政部门的相关信息，并可以在有些党政部门的电子论坛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党政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同时，电子政务和电子党务的发展，使公民通过网络与党政领导人沟通变得比以前方便得多，容易得多了，这就大大削弱了科层制下的等级观念，提高了公民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的能力，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如果说，在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着精英政治朝平民政治发展的趋势的话，那么，网络政治的发展毫无疑问加速了这一过程。同时，网络空间是各种文化的汇聚点，在网络空间中，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治文化发生转型，最终形成一种更为先进的、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的政治文化。[5]

总而言之，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十分便捷和廉价的渠道，促进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培养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对于扭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非参与性，促进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起到重要作用。

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政治社会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条件下，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基础上，通过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 [6]政治社会化对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这主要表现为：政治社会化使政治成员个体获得了适应政治生活必需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政治社会化可以塑造和维护政治权威，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政治凝聚力，为政治秩序的运行提供可靠而有效的保障;政治社会化可以培养公民的政治素质，培养合格的政治角色，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在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文化的传播都需要一定的渠道和媒介。这些渠道和媒介主要有：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工作场所、大众传播媒介、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场合、民间组织，等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政治的兴起为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媒介。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公民可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这一途径来实现政治社会化过程，他们可以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学习政治文化、认识政治现象，并且获得适应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从而起到传承政治文化、 教育 社会成员、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也会相应降低逐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难度，有利于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可以有效获得广泛的政治信息，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重要事件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可以参加与政治相关的投票或选举活动，并且，这种投票和选举能使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干扰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每个政治参与者基本上可以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判断和选择。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实践，能够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就中国目前政治参与的状况而言，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相对有限，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显得较为迟缓，一些公民政治社会化水平较低，这样，网络政治参与的便捷性、平等性和开放性就为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这对推进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普通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提高社会成员个体层面的政治社会化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网络政治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公民在网络政治过程中的政治社会化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政治生活领域里的政治社会化。首先，互动性较强。互联网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互动、分享的环节之上的，网络能把严肃的话题通过互动的平台以更人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让网友参与其中，这十分有利于网络政治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互相交流政治 经验 ，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其次，直接性较高。在互联网上，网络使用者可以相当自由地对政治问题和社会事件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投票或网络选举活动，从而可以培养网络政治参与者政治参与的热情、理性、宽容和合作精神，积累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并获得一定的直接政治经验。再次，多中心性。网络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进行运作，基本上消除了歧视，使传统的、统一的政治控制显得苍白无力，从而引发了政治社会化模式的新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巨大的、分散的、不同价值取向和不同政治观点的网络信息的存在，也要求网络政治参与者有较强的政治鉴别能力，善于从政治上思考纷繁复杂的各种网络信息，能够对国际形势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善于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做到理论上成熟、思想上清醒、政治上坚定，能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非分明，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这对于提高公民的政治技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随着网络进一步进入中国广大公民日常生活中，网络将更加显现其在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作用，成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这对于提高中国公民的政治知识与政治技能，塑造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意识，维护中国政治稳定，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学术界有人称之为“总体性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体制，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的。[7]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国家凭借各种形式的运动将中央政府的经济、社会、文化改造目标嵌入基层社会，把基层社会改造成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家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开始向社会其他层面扩散，民间组织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使“总体性社会”的某些特征开始削弱。但是，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而社会的力量过于弱小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于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结构必然起到重大促进作用，网络政治兴起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权力均衡的一种过程。当前，由于中国民间组织发育的不健全以及民间组织成长的环境不完善，民间组织作为公民政治参与重要渠道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从整体而言，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现有的制度环境对民间组织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取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民间组织实力和规模的发展壮大。[8]网络媒体为公众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巨大平台，网民在网上交流的过程中，网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断增长，有相同政治志趣和政治倾向的网民开始结合在一起，大量的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开始产生。这些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在无形中就将大量网民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它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大量的政治信息，能突破地域的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学者霍华德·莱茵歌德(Howard Rheingold)在谈及网络“虚拟社团”的影响时说：“网络虚拟社团不仅仅是互联网改变人类结社方式的一种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中也包含着人类进一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9]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互联网只是人们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但是，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具有一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

这就是，互联网成了中国网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很多中国网民一天不上论坛看看帖子、灌灌水就觉得难受，这就使得中国网民更加乐意参与网络结社，或者在网上就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网络就大大加强了公民之间、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在它们在网络中形成了种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与传统的社团相比，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组织起来更方便，地域几乎不受限制，成员也大多没有身份限制，它把网民的交往空间大大扩展了。有的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与传统社团组织具有几乎完全一样的组织结构，既有等级制度，也有官僚制度。同时，一些新兴的民间组织也经常利用网络进行联络组织，开展宣传工作，并已经十分熟练地掌握了在网络中与政府组织既斗争又合作的技能。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不断平衡，并和谐相处，国家与社会结构日益合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美国学者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需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维护人类福祉。[10]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的大量产生无疑增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提高了中国公民的社会行为能力，对于平衡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改革

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完善政府决策和咨询过程。英国学者提姆·约旦(Tim Jordan)认为：“网络的通讯能力克服了许多基于身份的不平等，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同时与另外的很多人进行通讯，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控制着公共决策的官僚体系。” [11]随着中国电子政务的兴起和发展，公民在信息对称和信息真实的环境下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政府工作程序，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化。并且，政府在决策和咨询过程中，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民意调查和征询公民意见，不仅可以有效地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还可以充分吸收和听取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加之网络信息内容十分丰富，便于检索、易于复制、成本低廉，从而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网络技术 的发展使广大公民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拓展兴趣范围，关注周围生活的变化，多层次、高密度关注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运作，更积极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这样，网络政治的兴起使得以参与、回应、互动为特征的新的决策理念开始渗透到公共生活领域，以科学理性、平等协商、利益协调为特征的新的决策模式开始产生，对于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多向互动的利益表达与决策机制具有重要影响。

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作为政府机关而言，电子政务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各级政府适应网络发展，特别是网络政治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构成了网络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子政务作为信息时代政府办公管理最基本和最普遍的技术手段，不仅在公共行政领域，同时也逐渐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近年来，中国电子政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政府上网热的兴起，电子邮件、网上信息发布、信息资源共享、电视电话会议、电子税务等等方式的使用，明显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政府运行的成本，并可以降低广大公民对政府的生疏感和距离感，使政府行为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网络政治的兴起为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手段。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加强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但是，当前中国的民主监督机制仍然是中国政治体制中非常薄弱的环节，还不够完善和有效，缺乏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随着网络政治的兴起，一种新的民主监督形式——网络监督正在形成。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监督的对象和范围，以及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充分体现出监督的大众化、经常化和多元化特征，可以有效遏制政治腐败行为。同时，近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表明，一些社会问题经过网络媒体的传播，通过网络舆论的监督，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督促有关部门解决。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7年7月18日公布的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显示，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亿，仅次于美国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在中国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超过四成()，表现出较强的高学历特征。这使中国网络监督具有庞大和高素质的队伍，为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网络监督可以成为中国民主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监督机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结语

由于网络具有的开放性、便捷性和虚拟性等特点，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相比，也有鲜明的特色，例如，在网络政治中，虚拟性与现实性共生、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相融、可操控性与高透明度并存，等等。这样，网络政治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在网络领域的展开，另一方面又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网络政治的兴起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中国网络政治运行的过程中，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网络政治参与过程缺乏明确的规范性，网络舆论的可炒作性和可操控性空间较大，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在网络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积极引导和规范，要加强对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思想教育，增强他们的自律精神，并加强相关网络立法，使网络政治的发展在健康良好的轨道上运行。权衡网络政治兴起的利弊，可以说，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会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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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vin A. Hill, John E. Hughes,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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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6).

[8]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影响评估[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4).

[9] Howard Rheingold. “Rethinking virtual communities”. In David Bell eds. Cybercultures: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3-66.

[10] Robert A. Dahl.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

[11] Tim Jordan.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199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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