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卡夫卡小说中的父亲情结

《致父亲：天才卡夫卡成长的怕与爱》（［奥］卡夫卡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一书，实际是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一封信，这封信牵涉了事关现代家庭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卡夫卡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文学天才，但是他幼年时的家庭教育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的父亲勤俭持家有道，但是教育子女无方，以至于卡夫卡几乎终生与父亲不和，三十多年后仍然笼罩在幼年时父亲呵斥他的阴影中。在卡夫卡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终于鼓足勇气，写出了这封《致父亲》的信。借着这封信，卡夫卡将自己三十多年来所受父亲的压抑和盘托出，使得这封信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文本，同时也是研究家庭教育、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孩子的成长与身份认同等话题的一个经典文本。 阅读这封信，首当其冲的一个难题就是，教育方式与教育结果之间似乎没有严密的因果关联。一个近乎苛刻暴戾的父亲，却收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天才。坏的教育并没有影响一个好的收获。这种现象，连同相当开明进步的教育并不必然导致孩子的成功这一我们屡见不鲜的事实一起，一直在困扰着当代家长。 在事关孩子的教育这一问题上，方法与结果之间果真没有必然的关联？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寻找教育方法又有什么意义？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才算正确？ 阅读这封信另外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卡夫卡从孩童时代起就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心理在追求着一个能够独立作出判断的自我。对父亲粗暴冷漠的倾诉同时就是在向父亲证明，本来是可以有另外的一种下判断的方式的，但是这些判断都因为父亲的威严而被压抑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既要看到卡夫卡渴望独立，寻找身份认同，希望实现独立的自我，但是同时也一定不要过于轻信，不要因此而认为一个养育出卡夫卡这样的天才的父亲一无是处。父亲做了什么，父亲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我们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判断。卡夫卡的倾诉反映了他的直观感受，但是这些感受只能说是一个天才的反思，天才未必是一个全才，他的反思也未必处处有理。 事实上，就连卡夫卡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给挚友的一封信中曾经说道：“你在读信时要理解所有那些律师玩的花招，这是一封律师式的信。”律师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控诉的不遗余力和辩护的全力以赴了。所以在阅读这一封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慎重对待卡夫卡的批驳，最好能从他的表述背后看出他想表达的真实意愿来，而不必拘泥于其表述的形式本身。仔细研究卡夫卡与父亲的交往，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孩子与父母之间玩的是一场教育游戏和成长游戏。游戏的规则本来是父母先来确定的，在玩的过程中，孩子先是遵守规则，制定相应的参与策略，获得相对应的参与效果，继而质疑规则、躲避规则，最终挑战规则。这个过程的渐变，事实上是发生在每一个家庭中的。但是我们每一代人的粗心大意，导致了对这一过程的忽略，或者说几乎是每一代都在遗忘。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代沟的存在不仅是代与代之间对外在事物看法上的差异，还是作为父母的成人对于家庭游戏的阶段性的不重视、不理解，不能够适时地调整角色、转换角色；同时作为孩子的一方也不能够适时地明白，许多东西只是阶段性的，过了这个阶段再调整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双方共同的遗忘（父母一方为主）和无知（孩子一方为主）最终把一个对过程进行认知和把握的东西演化成了对世界进行认知和判断的东西。这就必然导致无谓的冲突。 父亲的严厉喝斥在卡夫卡那里影响深远，事实上，卡夫卡倾其一生都生活在这种教育的阴影里，他的小说也大都因此而附加上了探讨这种关系的主题。从现代人的观点来讲，这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教育个案。 但是如果跳出文本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这封信中所表达的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仅仅是他认为最成问题的一面。而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表现得异乎寻常地遵命与豁达。总体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在父母的计划与安排当中，他的态度也是尽力不偏离父母的计划与安排。他可以十几年如一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还会十分成熟地劝说朋友：“您要表现出爱。您要用您的平静、宽容和耐心，一句话，用您的爱唤醒您父母身上已经处于消亡中的东西。不管他们怎样打您，怎么不公，您都要爱他们，重新引领他们恢复公正、恢复自尊。因为什么叫不公？不公就是健康状况不佳，迷途，摔倒，在尘土中爬行，不符合人的尊严的姿势。您必须像对待两个迷途的人那样，用您的爱把您的父母扶起扶正。您一定要这样做，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否则我们就不是人。您不能因为痛苦而谴责他们。” 卡夫卡的一生充满了悖谬：内省与冲动，懦弱与顽强，绝望与救赎。他文学创作中的悖谬手法奠定了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在分析他与父亲的关系时，应该看到悖谬的背后是一种激烈的内省。这种内省与他对父亲表面的尊崇构成了一种张力，吸引人们去追索，去解开这位为人类的合理生存而苦苦思索一生的伟大天才的思想之谜。 也正因为如此，这封信成了最终没有送达收信者手中的千古奇书，留下了无尽的思索空间。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作，小说描述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独立养家的经济支柱，一夜变成了大甲虫的荒诞故事，表现个人被社会异化后的孤立、恐惧和绝望，也反映出人性的冷漠和社会的冷酷。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家人对待他的态度，随着他对家庭的作用的变化而变化。开始时他还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来源，早上没有正常上班，妈妈担心地在门外提醒他，爸爸边敲门边轻声叫他，妹妹更是关心他的身体。当他一直保持虫子的形状，家人被迫忙于挣钱时，他就被家人视为怪物和累赘。当他吓跑了房客后，连最亲近的妹妹都忍不住要赶走他。当他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纷纷请假去郊游散心。 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人会生病，比如脑梗病人就会失去语言功能，行动不便，食欲减少，视力减退，脑袋却还保持清醒，就和小说中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情况一样。假如把格里高尔变虫子的事件，转变为他身患绝症，我们就不会觉得荒诞，常病床前无孝子，家人从最初的关心，到生活负担加重的埋怨，到变成累赘的嫌弃，直到他死亡而高兴，这就是人性。卡夫卡不过是加了一件荒诞的外套，用变成虫子来表现人性的真相，真如东野圭吾所说：“这世间唯太阳和人心不能直视”。 一、为了养家，不喜欢的工作也得拚命干 格里高尔不喜欢当旅行推销员，工作繁忙，出去谈生意麻烦很多，旅途疲惫又烦心，不能准时用餐，食物又相当差劲，充足的睡眠时间。可是他不得不做，因为父母欠了老板一大笔钱，他还得为家人买大房子，给母亲请厨娘和保姆，让父母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他还想成就妹妹的梦想，让她去上音乐学院。他不敢偷赖，老板也不允许他偷赖，他只能像奴隶一样地受老板驱使。其他的同事可以悠闲自在，不慌不忙享用早餐，他不可以，他怕被老板炒鱿鱼，让一家人陷入困境，只能强忍着痛苦干下去。 这样的职场中人，多么像我们身边那些背着房贷、车贷的中年人，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肩上的责任压得他们气都喘不过来。即使这样老板还认为996是职工的福分，你稍不努力，职位马上就被人替代。于是有病也不敢请假，有些程序员甚至在电脑旁放上一张折叠床，加班到受不了了，倒在床上歇会儿，醒来继续干。他们差不多异化为赚钱的机器，而不是血肉之躯。 格里高尔拚命工作，天天出差，入职五年不敢生一次病，没请过半天假。当他变成虫子的当天，四点钟闹钟响时没听到，醒过来已经六点半了，错过了五点的列车，他心里焦急万分，想尽方法准备爬起来去上班，可是他做不到了。六点四十分母亲催他起床，他想把自己的情况说给妈妈听，可最终只说了一句：“好，妈妈，谢谢你，我马上就起来了。” 全家人都觉察到他没去上班而吃惊，却没有人去深究他是怎么啦？父亲用拳头敲着侧门喊：“格里高尔！你是怎么一回事？”妹妹从另一侧门说：“格里高尔，你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他多么希望父亲能进去帮他一把，把他从床上扶起来，可是他不想让家人担心，而是言不由衷地说：“我马上好。” 我们在外面多么辛苦也不想在父母面前叹声苦，即使生病了也是笑着告诉家人，没事，马上好。我们怕他们担心，只报喜不报忧，让他们放心，心里全是他们，唯独没有自己。有时候我们独自躺在宿舍，发着烧，浑身无力，想说给妈妈听自己难受，但真正通电话时，还是含着泪说：“挺好的，放心吧！” 格里高尔整天和人打交道，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深交，他就像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分担他的痛苦、焦虑和孤独，没有人关心他的身体，也没人考虑他的需求，即使是家人也不行。他本希望继续干五六年，还清父母的债务后，可以开启新的生活，可是还没等到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垮了，变成了虫子。 卡夫卡写作这部小说已经过去了近一百年，今天读来仍会引起共鸣，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杭州快递小哥违章被抓到，瞬间情绪崩溃大哭；南京快递小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结果途中猝死；深圳的程序员被公司辞职后，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每天仍然按时出门；北京互联网公司的裁员，一些精英分子也去举牌抗议。为了家人，我们别无选择，唯有负重拚搏。 二、失去了养家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做人的价值 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只是以为自己感冒了，睡姿不好压麻了手脚，或者像往常一样，痛感只是错觉，他没有为自己的身体担心，而是担心误了列车该怎么办？请病假老板会不会相信，公司来人该怎样应付，一旦被老板炒鱿鱼，老板追债上门父母怎么办？ 公司的首席法律代表还是上门了，五年来他唯一的一次迟到，公司就派人上门问责，全然不顾及他的身体，说什么“商务人士不会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毕竟还是做生意最重要”“对于您旷工的缘由，老板早有提示，认为是刚刚接手收帐的工作，所以你旷工。公司并不是没您不行的，您的业绩非常差劲，怎么能让公司接受呢？”格里高尔的业绩那么好，代表却肆意地歪曲他。 他确实是病了，说话不清楚，站不起来，没有力气开门锁，家人还是关心他，想撞开门，想叫锁匠，想叫医生，毕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听到家人在想办法时，心里是温暖的，鼓起勇气，费尽周折终于开了锁，然后探出了半个身子。他想留住代表，让他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帮他保留职位，他相信自己是太累了才变形的，休息好了就会恢复原样。他不能失业，不能让全家再次陷入困境。 当大家发现他变成了甲虫，老板代表倒退了，母亲吓晕了，父亲如临大敌，眼神中满是不解，然后就战粟着痛哭。他忍着全身的疼痛，爬出去解释，试图挽留代表，代表却恐慌地逃离了。父亲恼怒儿子吓着代表了，嘘着声，把儿子像动物一样驱赶回房。 格里高尔害怕父母用手杖打他，慌里慌张倒退着回房间，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笨拙地转身，强行往门里挤，由于身体太大，卡在了门口，背部都挤伤了，父亲见状狠狠地踹了他一脚，把他踢了进去，让他伤上加伤，然后用手杖把他关进房内。 卡夫卡的父亲非常专制，对子女粗暴，卡夫卡心中一直对他心存畏惧。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就有自己父亲的影子，父亲的粗暴、冷漠是他心中最深的痛。家庭陷入债务危机是父亲犯下的错，他为了弥补父亲的错，只能不顾身体拚命工作。现在他生病了，变成虫了，父亲没有帮他，反而认为他生病吓走代表是伤面子的事，怨愤地用脚踹他。 窗外就是一所医院，家人没有送他去医院，也不请医生来医治，更没有想法让他变回来。他饿了一天，妹妹还认他是哥哥，把食物放在门口，一小盆牛奶上面漂浮着面包碎块。 他受伤的身体根本无法自助吃食，费了很大的劲，牛奶泼在了盆外也没能够喝进肚子。妹妹看到牛奶没有少，没想用勺子喂他，而是端走了。 五年来兢兢业业地养家，让家人吃好住好，却没换来家人一天的精心照顾，最疼爱的妹妹也只是把食物放门口的地上，不用手直接端盆子，而是用抹布盖在盆子上再端起来，一副嫌弃的模样。他虽然有了虫子的外形，但是视力、听力还有思维都保留人类的功能，他自己也没有当自己是动物，家人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他寒心。 房门已经打开，三面的门都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却没人愿意进房间去照顾他，倾听他的心声。他为了不给家人带来困扰，让家人包容自己，主动躲到了长沙发下面。他不会赚钱了，觉得自己成了废物，所所以羞于继续享用大床，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的位置，沙发底下，尽量减少存在感。 想起网上一则消息，48岁的韦先生常年在外打工，因为身体不舒服，回家看病，被医院诊断为冠心病，术前检查听说要花十万元治疗费。他害怕拖累家人便悄无声息地离开，家人苦寻几天后终于找到，但韦先生已离世。 妹妹还送食物来给他，盆子里加点水端了进来，并用旧报约垫在地上，然后放上晚饭时啃光的肉骨头，烂乎乎的蔬菜，杏仁和几颗葡萄干，变质的奶酪，几块面包。完全不再把他当成哥哥，只把他当成了一只动物。哥哥吃剩下的、或没吃的食物通通被她当成垃圾倒进桶里。 家是避难所，是避风港，是最温馨的所在，当你受伤了，有家人为你疗伤；当你疲惫了，有家人为你熬汤；当你失意了，有家人给你安慰。所以你为了家人幸福，倾尽全力也愿意，为了不给家人添堵，天大的压力也一个人背。可是家也会伤人，当家人变成你的寄生虫，对你的付出视为理所应当，对你的辛苦视而不见，一旦你失去赚钱能力，就弃你如废物。 三、孤独和绝望是置人死地的软刀子 格里高尔还活着，变成虫仅仅一个多月，妹妹看他再也变不为人了，就要搬空他房里的东西，把他作为人的一切记忆搬空。这也意味着把哥哥曾经对她的关爱全部清空。母亲刚开始时反对的，但最后还是协助妹妹搬家俱。他为了保存一点人的记忆，不管不顾地伏在墙上的画上，那幢他精心装饰的美女的画。 一个人一生中会死三次，第一次是脑死亡，意味着身体死了，第二次是葬礼，意味着在社会中死了，第三次是遗忘，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张爱玲 妹妹和母亲正在把格里高尔一点点遗忘，而父亲已经视他为怪物， 用苹果砸进他的脊背之中，深埋下去，腐败发臭，母亲虽然不忍心，却并没有帮他清理伤口。 一家人全靠他的时代结束了，享受悠闲生活的时光一去不返了，父亲重新找工作做银行保安，母亲做针线补贴家用，妹妹当营业员，他们三人的全部收入也不足以维持过去格里高尔工作时的生活水平。 假如他们能够早些这样共同努力，何至于把格里高尔的身体变形到如此程度。他们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嫌弃他，冷落他。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格里高尔把所有的责任一肩扛，养出了一家子的白眼狼。 变成甲虫的那个早晨，他多么想把细枝末节和母亲说说，可他却说不出口。他最疼爱妹妹，知道妹妹喜欢音乐，喜欢拉小提琴，想出钱供她去学习。可是妹妹却从不问他想什么，要什么？不和他交流。 第一次她把牛奶盛在小盆里放在哥哥门口，让他爬出来自己饮用，然后用抹布盖上小盆端着走，不用手直接拿。第二次送给哥哥的食物是家人吃剩的变质品，然后直接当垃圾扫进桶里。第三次她以哥哥代言人的身份，搬空哥哥房间的家俱。第四次当哥哥爬上房间欣赏她拉的小提琴，从而吓走房客时，她主张把哥哥赶出家门，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父亲是个暴君，格里高尔养家的时候，早上走时他还在睡懒觉，晚上来他穿着睡衣躺在安乐椅里挥挥身就算打了招呼。在格里高尔变形的第一天，就逼他从窄门挤进房间，挤不进一脚踹进去，让他受伤。母亲和妹妹搬家俱那天，他为了保护仅有的一点人的记忆，保护墙上的画不让搬，结果母亲看到他的形象吓晕过去，他担心母亲死去，爬出门去探望，被父亲一顿猛追猛打，把苹果钉入他的脊背。 格里高尔死了，在受尽隔绝，孤单，绝望之后，在遭受暴打、饥饿、污秽等非人折磨之下，他死了。像一只遭人嫌弃的臭虫那样死去，死后家人松了一口气，然后纷纷请假去旅游。在家人眼里，那个为了家人拼死拼活的格里高尔在变形的第一天就开始一点点死去了。 四、人的变形缘于社会价值的异化 卡夫卡生活在一战之后，社会上弥漫着混乱、自私、孤独、绝望的情绪，人的价值观和生存观有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发展到后期出现了希特勒的人种优越论，觉得低贱的、没有价值的生命不配活在世上。《世界的凛冬》中揭露纳粹德国实施四号项目，“对身残和智残的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出生畸形的婴儿、瘫痪在床的人、弱智者和单单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进行大肆杀戮，理由是这些人只会增添社会的负担，没有活着的价值。” 对生命价值认知的偏差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当格里高尔变成虫，失去了为老板工作的价值，失去了为家人赚钱养家的能力时，他也有生存的权利，有存在的价值。但是社会和家人却用冷漠的歧视剥夺了他的生命，这种做法和纳粹的残酷行径没什么区别。 这篇小说让人思考，人的价值，如果以有用没用来衡量，以金钱来定义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反过来也就是告诉人们，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金钱，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爱。如果没有了爱，工作就是冷冰冰赚钱的手段，如果热爱，工作就是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实现梦想的通道；如果没有爱，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就是家庭的累赘，就是被嫌弃的虫子，如果爱，亲人的病痛就是我们的心痛，我们会感同身受，献出自己的关心、耐心和爱心，让他始终被爱包围，充满希望。 在晚年的时候，有人问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弗洛伊德几十年的心理学和研究和对人生的洞察，他总结了两句话：“去爱！去工作！” 人生虽然漫长又复杂，其实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爱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