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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论文提纲
《聊斋志异》是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经典之作那么它在其中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一、 总述《聊斋志异》的地位、前人研究《聊斋志异》关于讽刺艺术的情况。
二、概括《聊斋志异》中鬼狐妖的形象。与魏晋、唐传奇中鬼狐妖形象进行对比，突出现在《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妖的形象是拥有完美的人性、超凡的本领和美貌，这与前人所塑造的厉鬼和狡猾狐狸妖的形象有着颠覆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就一方面说明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勇于打破常规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鬼狐妖的形象有一种提升的空间，鬼狐妖的形象人格化了。
三、鬼狐妖的形象塑造上就具有讽刺艺术。讽刺用于暴露对象的缺点和可爱之处，用夸张或者反讽等方式揭示事实。以《婴宁》为例。婴宁爱笑的形象到最后不笑的形象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容不了像婴宁这样纯真、笑得烂漫的女子的存在，讽刺当时肮脏的人间社会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事物的存在。
四、人与鬼狐妖形象的对比，更显出鬼狐的人性的光辉。作者用鬼狐代表正义的呼声，没有塑造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下，人非人，甚至远离人间的鬼狐妖比君子更可爱更具有人性的光辉，所以作者只能寄托虚幻的鬼狐妖来展示出世间的美好，另一方面，也讽刺了在当时社会的人都带着一颗邪恶贪婪的心活着，导致了人性的毁灭，人都不能算是人了，只能通过鬼狐原本被认为是邪恶的代表来传递人性的美好，而原
本最应该具备人性的美好的人却比不上鬼狐妖。
1、以《武孝廉》为例。石孝廉原本是身患重症之人，靠的狐女的一颗救命丸续命，狐女不求回报而且还愿意伺候石孝廉，后来石孝廉得知狐女的真实身份后却要杀了她。一个善良、宽厚和气、得体的狐女和一个以怨报德、豺狼野心的石孝廉这两个形象有着鲜明的对比，反衬出人类的丑恶，竟然比狐狸还要凶狠，进一步讽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丑恶。
2、《葛巾》为例。葛巾这一美艳的花妖，被常大用的爱花之情所感动，而以身相许，葛巾不仅使常大用家业兴旺，而且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常大用的弟弟，两姐妹为常家生了儿子，葛巾做到了传统妇女的典范，但是在常大用知道了妻子的真是身份后，以前对葛巾的痴爱却消失了，甚至对葛巾产生怀疑，与叶公好龙这一故事一样，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常大用这人物，揭示了他的虚伪、表里不一的坏作风。
3、以《小翠》为例。一个狐仙，对于王家无意之中施予的恩德，还想着报答，而王家傻公子受小翠再生之福，却因一只破瓶打碎而被打碎而失声叫骂，何其鄙吝之至，和公子分手后又破镜重圆，找好替身后又从容离去，从这件事可以知道，仙人之情，远比世俗之人深厚。讽刺了世俗之人鄙陋的人性，不及狐狸的情谊之深。
五、结束语。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梦幻小说经历了先秦的萌芽、六朝的发轫、唐宋的定型、蒙元的平寂,至明清时期达到辉煌。
对明清梦幻小说进行研究可以更为清晰地探索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情节范型和叙事神理,从而在历史纵线上观照文言梦幻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对传统古典小说的继承和超越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自明建国起至嘉靖初年,以“剪灯”系列为代表,文言梦幻小说逐渐走出蒙元低谷,进入承前启后的复苏期; 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黑暗的政治使得梦幻题材成为文士抒发情怀、消释块垒的重要载体,文言梦幻小说相继涌现。而《聊斋志异》的出现,则标志着文言梦幻小说走出唐传奇梦幻小说的光环步入一个新的高峰;雍正至乾嘉年间,《聊斋志异》的风行,促使模拟效颦之作继踵激增,风起云涌,繁荣一时,出现了许多颇有新意、颇有创制的作品;道光以后,文言梦幻小说逐渐落潮,直至完全终结,退出历史舞台。文言梦幻小说是文人的释怀与写心,明清时期的文言梦幻小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情节范型方面又有所创新与突破。
其常见情节范型主要有六类:以梦幻的形式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在人生如梦的感触中表现自己落魄境遇、用世志向、刺世之心、政治理想和人生社会哲理思考的“梦幻人生范型”;因相思爱恋“心驰到彼”、灵肉分离的“因爱离魂范型”;因渴望自由平等、精神交通的婚恋,故而在精神上幻想一种理想婚恋的“婚姻艳遇范型”;以梦幻的形式承载某种政治目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政治话语范型”;受佛教思想、佛经故事影响,用小说的体裁于梦中劝诫世人弃恶从善,以淳化社会风俗的'“果报轮回范型”;以梦游地狱和梦游仙境的形式批判现实的黑暗与表达理想社会图景的“游冥游仙范型”。
梦幻小说自有一套叙事策略,尽管其并非文言梦幻小说所专有。但通过对明清文言梦幻小说进行理性分析和透视,可以从中体察出明清文言梦幻小说与其它文言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文言梦幻小说是文士的主体性创造活动的结晶,真实地反映了文士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追求。受梦幻本身所具有的朦胧性、虚幻性等特有属性的决定,明清时期的文言梦幻小说体现出鲜明的虚实相生的浪漫幻设特点、姿彩各异的语言特色以及浓郁的诗情画意韵味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论文。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渐趋势微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它却将梦幻载体的精髓注入其后文学体裁。民国之后,五四时期,梦幻题材的一度繁荣,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因此,通过对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集中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题材、范型之发展渊源及其艺术特色,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文言梦幻小说的整体面貌。
中文摘要3-4
英文摘要4-8
引言8-23
一、文言梦幻小说的界定8-11
二、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流变11-14
三、文言梦幻小说的研究历史与现状14-21
四、文言梦幻小说研究的意义与方法21-23
第一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23-45
第一节 “剪灯”系列:承前启后的复苏期(明建国起至嘉靖初年)23-26
第二节 《聊斋志异》:走向高峰的转型期(明嘉靖初年-清康熙年间)26-38
第三节 “聊斋”拟作:推波助澜的沿承期(雍正年间起至乾嘉盛世)38-41
第四节 《聊斋》余絮:新旧交替的终结期(道光年间至光绪末年)41-45
第二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常见情节范型研究(上)45-61
第一节 梦幻人生范型45-52
第二节 因爱离魂范型52-57
第三节 婚姻艳遇范型57-61
第三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常见情节范型研究(下)61-85
第一节 政治话语范型61-70
第二节 果报轮回范型70-78
第三节 游冥游仙范型78-85
第四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亚常见情节范型研究(存目)85-86
第五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叙事模式研究86-102
第一节 叙事视角86-91
第二节 叙事时间91-97
第三节 叙事结构97-102
第六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审美追求102-110
第一节 虚实相生的浪漫幻设102-104
第二节 姿彩各异的语言艺术104-107
第三节 诗情画意的韵味107-110
第七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梦幻与白话梦幻小说比较研究(存目)110-111
第八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文化研究(存目)111-112
第九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影响及地位112-114
附录114-121
结语121-123
参考文献123-127
后记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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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
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
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
”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
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
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
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
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
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
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
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
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
南宋情况则不同。
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
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
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
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
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
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
再看学校。
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
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
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
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
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
学校已为虚设[9]。
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
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
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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