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耳在聽歌
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面对同一文体阅读的层次是很不相同的，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和大学里的教授在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都会同情杜十娘，怒斥李甲、孙富。而不同在于乡间老太太没有教授更深入的从社会学、美学等方面去思考它的价值。读小说的人爱从小说中看“热闹”，这就是小说广为流传的原因，而鉴赏则必须跳出“看热闹”的境界。明清小说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其魅力肯定不如现当代小说，只要看一看古典名著和小小说各自在柜台的行销量就知道了，而存在的读者群中基于“古典名著”去读的也远大于了喜爱的理由。为什么学生缺乏对古典小说的热情呢？古典小说包括明清小说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感造成了很大的阅读不适应，有学生在阅读《红楼梦》时，就奇怪，宝、黛整天除了吃喝，就不见他们学习，也不明白宝、黛的爱情价值究竟有什么值得称道。这是清代作品，写于1757至1778年左右，距离不过三百年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学生阅读的困难首先来自语言障碍，虽然这些作品使用的基本为当时白话，但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已基本上相当于阅读浅易文言文了。更大的障碍来自生活情景的改变，由明清到今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学生很难想象三五百年前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甚至于每一个生活细节上都无法想象。学生对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认识，大多来源于真真假假戏说性的明清电视剧中，可*程度有限，有时甚至有错误认识的可能性。由此推出这样的结论是必然的，我们要鉴赏明清小说第一要务在于认识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整体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封建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完备，专制主义更加加强。同时也正走向没落和衰败，此时农耕文明高度发达，而商品经济在富庶的地方日益萌芽，在城镇中出现了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城市中一种有别于农耕社会的新的群体----市民阶层正在兴起。而同时属于这个阶层的思潮也渐兴起。如在清乾隆年间，山西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地方官员向皇帝禀告此地民风，第一流的子弟不再走科举之路，又往往都送去学经商，在明清小说中这样的离子当然就屡见不鲜了，如《白秋练》的男主人公，就是父亲不想让他走科举之路，转而经商，于闲暇读玩诗书引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重商轻农甚至蔑视科举这样的思想，虽然是一种“叛经离道”，这种思潮虽然在冲击着封建体制的大局。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在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就会明白杜十娘为什么没把百宝箱的秘密告诉给李甲，直到被李甲出卖，十娘想用这些财宝去撬布政使老爷的家门，使他能接受自己，想用钱财打破封建门阀制度的壁垒，这种思想不但十娘有，《白秋连》中的女主人公被公公认可，原因也是白秋练善于玩期货，能预测物价跌落，一句话，能赚钱。社会生活的改变，使作家们的思想也在发生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崇拜圣贤，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兴起。这使得文学观念也有了新的特质。于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了具有草根文化特质的“忠义”的极力歌颂。甚至极有点个人恩怨色彩的华容道放操也被作为忠义精神极力推崇。而在《水浒传》中我们看到的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而对造反作乱的农民起义的英雄极力歌颂。在《西游记》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个自称“齐天大圣”公然叫嚷“皇帝轮流做”的孙悟空，而整个的《红楼梦》更具全身心的为那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包办的命运的宝、黛的讴歌。课本中选取的小说甚至片段里都包好着崭新的思想的因子，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杜十娘向封建伦理价值的抗争，也看到杜十娘面对金钱对人性尤其对美好感情的冲击所选择的最为悲壮的投水作为她的最后的反击。
亲切的海沫儿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
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
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
”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
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
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
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
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
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
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
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
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
南宋情况则不同。
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
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
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
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
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
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
再看学校。
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
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
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
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
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
学校已为虚设[9]。
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
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
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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