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方鸿渐论文参考文献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是这样一位被围在城里的人，可又不甘困于一座城中。身为一名留洋学生，却始终没能得到学位，最终只好“”得一张假文凭回国。

后又遇到鲍小姐、苏小姐、唐小姐，兜兜转转又从这座“恋爱之城”中挣扎着走出。但最后与孙柔嘉的“婚姻之城”却将他牢牢困住，无法走出。孙小姐的挑剔、心机、虚弱、势力，渐渐都映在了方鸿渐的眼里，不断的矛盾也使他厌烦了这段婚姻。

其实，方鸿渐不仅仅是方鸿渐，他代表的是一类人，我甚至觉得他代表着所有人。书中的方鸿渐经历了四个女人，鲍小姐其实代表着人的欲望，苏小姐代表着家世地位，唐小姐代表着爱情，而最后的方太太可能就代表着现实。

看起来他有着选择权，但作者想说对于方鸿渐这样的人物，其实是没有选择的。他就代表了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过人的才学、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出众的能力和样貌，只是跟着命运抛出的橄榄枝随波逐流，最终只能迷失于一座座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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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是旧中国一个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这位江南的绅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因为学不了他们家乡很看重的土木工程，于是转到社会学系，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而勉强毕业。

由于一个偶然因素的出现（未来丈人的帮助）便毫无心理准备地走上了留洋之路，学中文的人出洋“深造”就显得有些滑稽。

但“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了，又不访《永乐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国的文献……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围城》有感：我们都是另一个“方鸿渐”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围城>>中方鸿渐是个其有复杂性格的人,他上复杂的思想性格情感生活.一方面他在 追求纯真的朴实的爱,讨厌爱情生活中的世俗气.一方面他胆小怯弱.他的矛盾状态中为爱情几经追求,失爱.再追求.再爱.最后成为情场上的失败者.方鸿渐复杂的思想性格其次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一方面,他希望过真诚愉快自由的家庭生活,一方面,他又软弱无能,摆脱不开旧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压力.致使刚成立的小家庭陷于破裂的危机.方鸿渐的思想复杂的思想性格其次表现在事业生活上.在事业上,方鸿渐虽然有一定的主义感,对生活中的坏现象有着不平的愤怒,也进行挣扎,但有时抱有幻想,常常屈于环境的压迫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在他身上有着封建次序的绝望.也有着古老生活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着20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也有着对西洋文化的鄙夷.他当然说不上是英雄.但也不是个坏人,他身上有些善良正直的品行和民族灵魂.但那样的社会不仅造成了他的矛盾思想性格也注定了他不会有焕发光彩的生活道路.恋爱婚姻生活是小说塑造方鸿渐形象的主要场景。这条线也在第一章拉开了序幕。客观地讲，方鸿渐像贾宝玉一样受女孩子青睐（用周太太的话说就是‘瞧不出你这样一个人，倒是你抢我夺的一块好肥肉。’）。与“无用”的评价相平行的还有另一种评价，这就是赵辛楣所说的“不讨厌”。苏小姐、鲍小姐对方鸿渐也有“不讨厌”、“人还过得去”的评语。唐晓芙、孙柔嘉的感想不得而知。但从二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也愿意接近方。如果再加上周小姐、张小姐、刘小姐，先后与方鸿渐有过婚恋性质接触的女性多达七人。然而，如此交桃花运的方鸿渐偏偏是个爱情失败者，“无用”在这方面反而表现得尤为突出孙柔嘉是步入方鸿渐爱情生活的第三个女人婚姻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以方鸿渐的婚姻之旅遵循了现实原则，他在事业失败，本不打算结婚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和同校助教孙柔嘉结了婚，一结婚方鸿渐便进入了“金漆的鸟笼”，掉入了婚姻的围城。之前本与自己的那个大家庭疏远了，况且没有结婚，对大家庭中那些琐事早已漠不关心，对父母的顽固也已敬而远之，“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方鸿渐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甚至父子之间的真情实相，自己有如蒙在鼓里”，旧式的大家庭合他觉得格格不入。本已脱围的他结婚之后又不知不觉地闯入这一围城，困惑的他为了摆脱围困，便从大家庭出来与妻子另组小家。但他的新式小家庭也并非是他的安乐窝和避风港，反而大围城中的小围城，他被包围得更紧，被攻击得更猛。而且婚后他觉得自己娶的好象不是原来的那个人，妻子由婚前的腼腆、稚弱变得多疑善妨和极富主见，他整天都处在太太无休止的争吵和唠叨中。苦恼还远不止于此，他因重回上海没有靠山，求职困难，而妻子靠姑母找到清闲且工资比他高的工作。作为男人，自己本觉窝囊，失去了男子汉的尊严与地位。而妻子洋奴亲戚势利和卑劣更犹雪上加霜。尽管如此，他还是有意识地对柔嘉迁就，维持这段婚姻，但苦心经营的结果却是各种矛盾愈演愈烈，夫妻感情裂缝越来越大，两人从口角到动手大打一场。夫妻不离而散。小说的后部分用了大约七分之一的篇幅描写方鸿渐家庭关系的矛盾，形象地表现了方鸿渐被家庭所围困的痛苦，这正与前文人物口中说的：“结婚就象金漆鸟笼，笼外的鸟想进去，笼内的鸟想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结局”（褚慎明）“法国也有这么一句格言：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苏文纨）前后呼应。主人公方鸿渐婚姻阶段的人生又是在围城中跌爬滚打，以失败告终。 导致方鸿渐婚姻陷入围城的原因还有现代婚姻本身。方鸿渐的婚姻便是以性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婚后不久他便对妻子发出幻灭般的感慨：“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都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真情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婚姻干脆，”这不仅是方鸿渐的人个体验，而且也是现代人的普遍经验。家庭从无到有又到无带给他的除了伤痛之外，便又是一无所得。他的这一段人生又是前段人生的翻版——复原性始终追随着他。因此，方鸿渐的围城人生在所难免，现代人的困境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婚姻绝对是一个错误。方鸿渐自己也是不大乐意的。可他怎么玩得过这么一个上海小姐？软弱的方鸿渐是没有办法拒绝的。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方鸿渐的洒脱。方鸿渐是在与唐晓芙恋爱失败后，赴三闾大学任教的途中认识孙柔嘉的孙小姐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骨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太开，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方鸿渐正如赵辛楣所说的那样，“你一念的温柔，心里种下了情种，”结果真的旧病重犯，面对孙柔嘉费尽心机设置的温柔陷阱，他明明知晓仍违心地一步步踏了进去，最后麻木地成了孙柔嘉囊中的猎物。刚见面时，方鸿渐与赵辛楣还以孙柔嘉相互打趣；觉察到孙柔嘉偷听俩人谈话后，赵辛楣便及时提醒方鸿渐当心孙小姐，方鸿渐却不以为然，说赵辛楣说孙小姐的话完全是痴人说梦。然而事实却果真朝着赵辛楣预料 的方向发展 教育;主人公方鸿渐正好生长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他出生一个封建味极浓的大家庭，但从小又在新学堂里接受新教育，传统文化和近代文明的结合生下了这个“混血儿”。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开放和浮躁培养了他懦弱无能、爱慕虚荣、荒唐无聊的性格特点，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身本还存有好的一面如在好的社会环境里他很可能发展成人才，但在那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好的一面反而成了他人生的困扰。以上两个方面都是社会座环境给予他的独特性格。而性格对人生的影响，这某一类人即是以方鸿渐,赵辛楣为代表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不少曾经留学海外，有西方的文化视野，然而，他们身上又有传统文化的因袭，在抗战的时代洪流中，他们没有选择作时代的斗士，却又不肯现实低头不肯与现实的污秽合流。于是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的流浪儿，无处皈依，内心找不到平衡的支点，百无聊赖，他们内心里有着深深的寂寞，他们既无法将自己在时代中安放稳当，同时，他们也无法将自己在婚姻与家庭中安放稳当。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婚姻，家庭，幸福的意义。钱钟书未必不是这群人中的一个。 说事业，他在事业上是失败的。先是寄生在没过门的挂名丈人的银行里做个闲职。这算是别人赏赐的饭碗，等于白拿工资。得罪岳母，被赶出点金银行，同时也被扫地出门。因为他是赵辛楣认为的情敌，无意间拾了个刚筹建的国立大学副教授的职务。然后，舟车仆仆地赶到湖南平城。经历了一年的事事非非，看够了人情冷暖，受够了夹在领导和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的痛苦之后，又被校长解了职。又是靠辛楣之力，在华美报社做了个资料室主任这个无足轻重的差事。这次丢工作还算体面些－自己辞的职。但这一举动却又几乎使他的婚姻围城轰然倒塌。文章的最后写到方鸿渐又准备去投靠赵辛楣，结果会如何呢――可想而知，自命不凡而又没什么本事的方鸿渐在这样的社会城堡的游戏规则中只能是失败的。 其实“事业”这个说法太伟大，岂是一般人能企及的？找份好工作就很不容易了。方鸿渐虽说是个海归，但肚子里那点货色却不是社会所急需的，纵有聪明伶俐机智幽默又有何用？论厚颜无耻不及韩学愈、论放达睿智不及赵辛楣、更没有李梅亭的蝇营狗苟、顾尔谦的阿谀逢迎、高松年的老奸巨滑，他只好当了替补为各系打杂，被谁都看不起。若是方鸿渐就此认了命，也没得话说，关键是他咽不下这口怨气，于是一面在心里鄙视韩学愈之流，一面又觉得自己吃了亏上了当，甚至还在心里幻想来年高松年给他“扶正”。可事实上奴才要转干为主子是多么不容易，但变成半个主子却大有可能，他怎么就没有汪处厚看得明白呢？其实不是他不明白，是他不想明白，他想用那些幻想，那些永远都不会来临的希望来慰藉自己，来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逃避寻找理由，从点金银行到三闾大学，从三闾大学到华美新闻社，接着又想从上海投奔辛楣去内地。得到着他的又是另一个失败.鸿渐在《围城》中走过了人生旅程中的爱情、事业、婚姻阶段，其间他对爱情、事业、婚姻都进行了本能的追求，但现实却与他作对，让他的自身性格与社会时代背景在他身后形成庞大坚固的围城，使他处处受围，痛苦得几乎要窒息在人生的“围城”中。小说的结尾写他父亲送他那个闹钟当当响起，“这个时间无意中包涵对人生讽刺和感伤”，说明了人生地现实处境决定方鸿渐实现不了他所追求地人生。因此，方鸿渐的人生旅程不是快乐的历程而是痛苦的旅程，整个现代人生就是一种“一无可进的进口号 无可去的去处”的绝境，一座森严的“围城”在这严实的困境中，三大阶段的人生旅程都是起点、终点的重合，每一次的努力奋进都是白费力气，他的人生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更替一样，朝代变了，但其本质没变，社会没有发展历史没有进步，是复原性的。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1]

方鸿渐为一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为一个失败的人，失败为因为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其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为《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为《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为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对方鸿渐来说，还为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为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为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

扩展资料：

《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为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为文化批判的层面。主要为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为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