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修论文中国精神参考文献

大学生如何弘扬中国精神大学生作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传承中国精神，弘扬精神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大学生要充分学习了解中国精神的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之处。其次，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要做到随时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世界文化也出现了融合与交流之时，那么重视中国精神所要体现他的民族担当和优越性的时刻。大学生要紧扣时代潮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担，将中国精神中华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

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 向 摘要：文章认为，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使“品德”到“道德”有了可能。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 1902 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89.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251.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21.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思修结课论文——弘扬中国精神 1500字【摘要】弘扬中国精神 ;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使中国精神得到世界的认可与尊重。随着基督教的衰落，中国以伦理与审美为本的文化在现代反而富有生命力。尤其是中国二元中和的文化精神使中国自古就允许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共存，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建立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而国际关系中的“协和万邦”则会导向一个和平的绿色星球，这比崇尚二元对立与炮舰政策的西方文化精神更有利于当代世界的发展。因此，随着中国梦的真正实现，世界文明也会因此而得以提升。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梦的全面实现依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中国独立自强的层面，没有这个基础的层面，中国就会陷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泥潭而任人宰割。中国自强强国的梦想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得以实现的：这表现在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更表现在1951年7月就基本上分出胜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梦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摆脱贫穷而在经济上起飞，从邓小平领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人民在逐步走向小康，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富国梦正在逐渐实现。中国梦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中国精神得以弘扬。即中国在当前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使中国的价值观得到世界的认可，使中国真正在国际上获得尊重。正是在这个方面将中国梦与中国精神密切联系了起来。固然，中国精神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悠久精神，甚至高举反传统大旗的“五四”一代人，由于他们在童年、少年阶段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身上具有浓重的传统文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拯救家国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被蹂躏的危险，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拿绿卡”住在外国，都充满了传统文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使命感，毅然归国拯救华夏；倒是“文革”一代不读中国古代经典的学子，走出国门就不想回来，有的甚至还拿着绿卡回国傲其邻人！这就是季羡林临终前为什么那么重视国学教育，因为这种国学教育能够使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精神内化成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抵制一切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行。而且，中国精神还有超越爱国主义而具有拯救现代化弊病的文化价值。儒家在忠实于大地的伦理法则下，实现了类似宗教的不朽与超越应该看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在不平衡与精神痛苦中完成的，中国要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避免个人的孤独感与荒诞感造成的畸变与裂痕，文化梦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不然的话，各种怪力乱神与邪教就有了滋生的土壤。事实上，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伴随着的正是上帝逐步死亡的世俗化，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文化的大厦几乎是轰然倒塌，西方人在精神上如临孤独痛苦的荒原。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不是以神明为本的文化，因而现代科学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创世造人，却不能摧毁儒家的礼义。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与现代科学并没有大的冲突，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①等语录来看，孔子基本上是不相信鬼神却鉴于宇宙之大而对鬼神取存疑的态度。这种世俗化的姿态不但使中国文化接受起现代科学来并没有什么障碍，而且对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人文重建也有重要价值。中国是以伦理（儒家）与审美（庄学）为本的文化，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审美超越的追寻都可以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知音。那么，怎样使伦理与审美结合，来消除现代人的焦虑与价值危机？这就是中国梦所要展示的现代文化魅力。中国精神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孔子的伦理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人本精神足以抵御西方传统的神本主义和现代的物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衰落之时以拯救文明为己任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到儒家文明中寻找拯救西方的新人文主义。儒家在忠实于大地的伦理法则下，实现了类似宗教的不朽与超越。儒家为什么以孝道为本并且具有祖宗崇拜的文化特征？因为人的生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向上可以追溯到祖宗。而生养子女保证祖宗的生命血脉得以延续，从而实现生命的不朽也非常重要，所以孟子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个体的生命就在整体族类的生生不息中得以超越，情感在伦理之乐中得以抚慰。而士大夫还要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血脉的延续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超越是整体性的，当人作为个体的时候，儒家尤其是道家还倡导审美的超越。在基督教的大厦倾覆之际，这种以伦理与审美价值为核心的中国精神其在当代世界意义尤其值得重视。甚至在现代化建设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伦理价值的积极意义。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再像西方那样，进行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那么，儒家教化的资本积累不但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国文化“和”的观念，在当代世界最应该受到推崇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概念不同，中国的二元概念都是反对对立要求中和的。按照中国的传统，乾与坤、天与地、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等二元概念都要求中和，因为天地合，才能生万物；男女和，才会有父子；君臣和，社会有机体才能正常转动。这就是《国语》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儒、道、阴阳各家的共性，就是都推崇“和”。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庄子致力于和而反对分。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他以“克己复礼为仁”，又说“礼之用，和为贵”③，并将致中和的中庸之道看成是至高的道德。《礼记》中的《中庸》一篇，就是阐述怎样致中和的，并以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把握中国文化的中和精神，就能把握中国精神之脉动。那么，二元中和的中国精神比二元冲突的西方传统为什么更适合当代世界？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起。《圣经》中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并让人支配天上的鸟、地上的兽和水中的鱼。这样一来，人与世界万物相比就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说：“跟属人的灵魂相比，太阳、月亮和地球算得了什么呢？”④这种教化与工具理性相结合，导致了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人类的生态灾难越来越严重。与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相比，中国文化精神则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人应该“敬天礼地”，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生态智慧加上从陶渊明的田园诗到王维的山水诗、画的艺术实践，对于当代建立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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