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国籍问题研究论文

果敢确实是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的后裔，因为各种原因流落在海外，现在他们的学习和语言都是中国的话，所以他就只承认是北京才是首都，别的地方都是不承认的

冯梦龙百科名片 冯梦龙塑像冯梦龙（1574－1646），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子犹，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等。汉族，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的作品比较强调感情和行为，最有名的作品为《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三言与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两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冯梦龙以其对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为我国文学做出了独异的贡献。中文名： 冯梦龙 别名： 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 国籍： 明朝 出生地： 南直隶苏州府吴县长洲（今苏州） 出生日期： 1574年 逝世日期： 1646年 职业： 作家 代表作品： 三言，新列国志，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 目录生平冯梦龙“三言”以外的戏剧成就冯梦龙“三言”以外的其他作品《冯梦龙集》简介名言主要成就“三言”《智囊》“三言”由来与出处“三言”的主要内容与文学特色“三言”的版本与流传冯梦龙的文学思想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三言二拍的海外传播冯梦龙与侯慧卿的感情戏剧生平冯梦龙“三言”以外的戏剧成就冯梦龙“三言”以外的其他作品《冯梦龙集》简介名言主要成就 “三言” 《智囊》“三言”由来与出处“三言”的主要内容与文学特色“三言”的版本与流传冯梦龙的文学思想冯梦龙与明代哲学思潮三言二拍的海外传播冯梦龙与侯慧卿的感情戏剧展开 三言二拍编辑本段生平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蒙初（1644），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阮大钺、王思任（1646），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熊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我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 冯梦龙故居所在地苏州十全街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磷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还以七十高龄，奔走反清，他除了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冯梦龙还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兵南下，他进行抗清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清顺治三年（1646）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 《情史》封面？”（《情史》卷谴责。

这个地方叫做果敢地区，现在的果敢地区是属于缅甸的一个高度自治区，但是在以前的时候，果敢的人都是从中国这边迁徙过去的，但是由于中国在近代受到列强的入侵，导致果敢地区被割离。果敢地区离中国只有几十里远，在果敢80万人口中，其中缅北汉人的就占据40%，是主要的人群。由于果敢的高度自治，使得果敢地区货币是人民币，连通讯都是中国移动。

冯梦龙《情史》评辑的“情美学”创建及其价值意义何悦玲内容提要 作为晚明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冯梦龙的《情史》评辑贯穿其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简而言之，贯穿于《情史》评辑中的，是以“情”为本体、以“情”、“理”相融为旨归、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最终理想境界的“情”审美体系。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情史》评辑的这一“情美学”创建，不仅与晚明“情文化”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对秦汉以来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而且对理学思潮及“情文化”的偏至发展，呈现出双重的纠偏意旨。关键词 冯梦龙 《情史》 情美学 价值意义《情史类略》（简称《情史》）是晚明作家冯梦龙评辑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集。作为诞生于宋、明以来情、理关系争辩背景中的文学作品，其贯穿着冯梦龙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未产生足够的兴趣。基于此，本文拟以《情史》评辑中的“情美学”作为观照对象，对其体系内涵及价值意义进行初步的阐释，以就教于方家。一在中国文化中，“情”本身具有“审美的性格”。此诚如美籍华人学者吴森先生解释“情”云：“从字形的结构来说，‘情’字是形声字，从‘心’旁得意义，从‘青’得声音。但从‘心’旁的字太多了。‘情’字所以别于其他‘心’旁的字，完全因为‘青’字的缘故。宋代文学家王圣美用归纳法把‘青’字的含义展示出来。‘青’字含有‘美好’之意。他找着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下列几个我们常见到的：‘晴：日之美者。’‘清：水之美者。’‘菁：艸之美者。’‘精：米之美者。’‘倩：人之美者。’‘请：言之美者。’‘情’字不用说了。代入公式，‘心之美者是为情。’”①徐复观先生指出：“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流。不过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须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没有此种转换，便可以忽视艺术，不成就艺术。”②冯梦龙《情史》的评辑，正贯穿着对“情”之审美性格的把握，对“情”之理想世界的愿景。冯梦龙的“情美学”，首先是以“情”为本体建构起来的。在《情史·龙子犹序》中，冯梦龙明确指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在冯梦龙看来，“情”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终极本原和一切生命创造的原动力。在此基础上，冯梦龙将仁义道德的根源之地，也归结到“情”上。如《情芽类》在《情史》中居第十五卷，包括故事27篇，辑录了各类圣人、贤人、僧人皆不能免情的故事。在该卷末尾总评中，冯梦龙指出：“草木之生意，动而为芽；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文王、孔子之圣也而情，文正、清献诸公之方正也而情，子卿、澹庵之坚贞也而情，卫公之豪侠也而情，和靖、元章之清且洁也而情。情何尝误人哉？人自为情误耳！红愁绿惨，生趣固为斩然。即蝶嚷莺喧，春意亦觉破碎。然必曰草木可不必芽，是欲以隆冬结天地之局。吾未见其可也！”在冯梦龙看来，“圣”、“方正”、“坚贞”、“豪侠”、“清洁”等道德人格均以“情”为本根，始终包含着“情”的渗透和奠基。如果失去这一本根，人生不仅会了无“生趣”，显示出冰冷的状态，而且也无法成就艺术化的人生境界。在此基础上，冯梦龙又进一步将“情”之本体之功推演到社会及政治领域。如《情侠类·唐玄宗僖宗》篇载：“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畜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在篇末评语中，冯梦龙指出：“去一女子事极小，而令兵士知天子念边之情，其感发极大。所谓王道本乎人情，其则不远”。但另一方面，冯梦龙又不赞成任“情”而为，反对对“情”的狂热崇拜与盲目顺从。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冯梦龙对“情”的不完满体验。在冯梦龙看来，“情”缘首先不可强求，“虽至无情，不能强缘之断，虽至多情，不能强缘之合”（《情缘类》卷末总评）。其次，“情”的付出和回报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增长，赋情弥深、畜憾弥广的事屡见不鲜，因情成仇、为情所累之事件也会经常发生。再次，“情贞”与“情淫”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用“情”稍有不当，“情贞”即会转化为“情淫”。在这些体验基础上，冯梦龙进而以水作论道：“情，犹水也。慎而防之，过溢不上，则虽江海之决，必有沟浍之辱矣”（《情秽类》卷末总评），主张在“情”的追求中，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情”，以理性的精神调节“情”，建构一个以情为本、情理交融的“情美学”境界。《情芽类·孔子》载：“或问：‘孔子有妾乎？’观《孔丛子》载：宰予对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据此，则孔子亦有妾矣。”篇末，冯梦龙议论云：“人知惟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情芽类·张忠定》载：“张公咏帅蜀日，选一小女浣涤纫缝。张悦其人，中夜心动。厉声自呼曰：“张咏小人！不可，不可。”篇末，冯梦龙又以辩证观点评论道：“……张乖崖，皆能制其情者。政以能制，见其不能忘。”在冯梦龙看来，见其美色而“忘”情，是为“不通情”，见其美色而不能“制”情，是为滥情，“不远情”、“不溺情”方是情理交融的最恰当处置。如果说讴歌“情”、提倡“情”，是冯梦龙“无情化有”主张的显现，那么将理性精神融入“情”中，则是冯梦龙“私情化公”愿望的体现，它们共同的目的均在于导情入正，最终建构起“真善美”相统一的“情美学”理想境界。《情史·情贞类》48篇故事的评辑，正是对这一理想境界的生动演绎。以《张宁妾》而言，其中记载：张宁有二妾，一名寒香，一名晚翠，年可十六七，皆端洁慧性。张无子，将死之际，诸姬悉听之嫁，惟二氏独不忍去，且“泣请曰：‘妾二人有死不贰。幸及公未暝，愿赐一阁同处，且封鈅之，第留一窦以进汤粥。誓死以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发，以誓靡他。公不得已，勉从之。乃寂居小阁，绝不与外通声问。及公卒，设席阁中，旦夕哭临，服三年丧，不窥户者五十余年。”后嗣子文英中进士，感其恩德，遂为奏闻，旌之曰“双节”。在这则故事中，二女身份为妾，既不明白多少“忠孝节烈”的大道理，社会也未必对她们寄予着如此的价值期待。在丈夫将死之际，她们之所以选择“有死不贰”，完全出于其“不忍”之情。在这最原始、最本真的心理情感驱动下，她们置自己少艾、为妾、无子的现实境遇于不顾，毅然“禁足小阁”，五十余年“绝不与外通声问”，不仅最终作出了“忠孝节烈”之举，并且赢得了朝廷“双节”的美誉。如此以来，二女的“情贞”，便奠基于最本根的“至情”、“至性”之上，是“情”与道德的兼容，是“真”与“善”的统一，也无疑是情之“美”的理想境界。故此，在篇末，冯梦龙高度赞扬说：“二姬之所难者有三：少艾，一也；为妾，二也；无子，三也。况听嫁业有治命，前无所迫，后无所冀，独以生前爱重一念，之死靡他。武之牧羝海上十八年，皓之留金十九年，遂为旷古忠臣未有之事。而二姬禁足小阁，且五十余年，其去槁木死灰几何哉！情之极至，乃入无情。天纵其龄，人高其义；寒而愈香，晚而益翠，真无愧焉”。二从先秦至晚明的思想文化发展背景来看，冯梦龙的“情美学”创建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情”和“理（礼）”的关系，一开始是“情”和“性”的关系。“先秦的人性论，虽大体上分为性与情的两个层次，但在本质上却多认为是相同的。”③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二者关系发生了变化。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④此时的“情”，大致相当宋人所说的欲，偏于恶的意味重，情、性关系出现了分裂。到了宋明理学时期，随着“性，即理也”命题的提出，情、性关系遂转变为情、理关系。在情、理关系认知中，理学家们虽然承认情之存在的必然性，指出“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朱熹《近思录》集注卷五）但却普遍把情看作消极的、恶的因素，从而置其于理的规范和框架之下。此诚如张载言：“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⑤朱熹言：“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言：“人心是天渊，心之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⑥理学家的这一认识，不仅使得情、理间的对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而且在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时，极易产生以“理”杀人的消极后果，此诚如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所言：“此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者，为祸如是也。……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⑦正因为理学思潮情、理关系认识的这一局限，到了明代，思想界有识之士开始对理学思潮进行纠偏。李泽厚先生指出：“宋明理学在其整体行程中，大致可以分为奠基时期、成熟时期和瓦解时期。张载、朱熹、王阳明三位著名人物恰好是三个时期的关键代表。……如果说，张的哲学中心范畴（“气”）标志着由宇宙论转向伦理学的逻辑程序和理学起始，朱的中心范畴（“理”）标志着这个理学体系的全面成熟和精巧构造，那么王的中心范畴（“心”）则是潜藏着某种近代趋向的理学末端。”⑧对理学思潮的纠偏，正是从理学体系内部的瓦解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功不可没。在王阳明看来，“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⑨认为“天理”与“人欲”共存于人的一“心”，从而提出了“心本体”的命题。“心本体”命题的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由此开辟了“欲望”进入“理”的道路，使“理”在相对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对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有精彩论断，他指出：“‘欲’在‘理’的名义下被承认一事，一方面表明‘欲’的无自立性，另一方面从天理来说，由于把人欲摄入其中，从而得以对自身进行再编和补强；但其反面，由于欲在理的名义下从负面转为正面，反倒确立了欲在传统观念中的地位。又由于欲被纳入理中，于是逐渐渗透到理的内部，终于使理的内容发生实质的变革。”⑩在阳明学说激励之下，经过王学左派的发展，以张扬“人欲”、反对理学教条为内核的“情文化”思潮随之发生。李贽和文学领域的汤显祖、袁宏道即是其典型代表。李贽高倡：“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戏剧大师汤显祖不仅认为“世总为情”（《汤显祖全集》第三十一卷《耳伯麻姑游诗序》），并且自觉为“情”作使，在《牡丹亭》传奇中，通过青春少女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离奇演绎，充分展现了“情”的生化之能。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公开宣称其人生态度为：“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与龚文长先生书》）。当然，从创建理论目的来看，“情文化”思潮并不反对儒家之“理”，他们反对的只是理学教条对人性的过度扼杀。但从思维方式来看，他们与理学家一样，奉行的仍是“情”、“理”对立的思维模式。汤显祖称赞达观和尚“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话语为“一刀两断语”的判断（《汤显祖全集》第四十五卷《寄达观》），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宋明以来“情”、“理”间的长期对立紧张不仅未能得到片刻缓和，而且由于经济及重“情”的进一步激励，对“理”的奉行造成了极大破坏。世人为了利欲的满足，要么挖空心思，要么不择手段。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李瓶儿、西门庆为了财色满足，不惜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气死挡道的花子虚，《醒世言》中的薛素姐，为了独得家产，竟要阉割公公。如此种种，虽是小说家言，却无疑是对晚明现实的高度艺术概括。普通大众如此，士大夫也不例外。明代哲学家何良俊这样记载：“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竟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11)明人吕祖师感叹当时士人对声色之事的津津乐道和恬不知耻说：“尝见读书才士，与一切伶俐俊少，谈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使听者跃跃。”(12)到了晚明后期，内有因宦官专权而带来的政治腐败，外有因周边民族侵扰而呈现的存亡危机，在此情况下，确立与强化人的道德责任感又一次成为社会当务之急。冯梦龙的“情美学”创建，正是此历史当头的必然产物。冯梦龙“情美学”创建中对“情”之本体地位的强调与阐发，显然是直接针对理学思潮“理为情之范”认识而立论的。《情史》评辑中，冯梦龙不仅直接将其作品命名为《情史》，以分类建型的方式，构造出24卷分类的庞大的“情，”文化类型，而且在篇末或卷末仿照“太史公曰”的笔法，以“情史氏曰”、“情主人曰”等形式加以评论。之所以如此，就是企图通过这样的体式，把被理学思潮视为恶、视为不善的“情”，纳入“史”的范畴，从而提高“情”的“史学”地位和意义。不仅如此，在《情贞类》卷末总评中，冯梦龙进一步明确指出：“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单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冯梦龙的这一论断，不仅具有了廓清理学思潮“理为情之范”的迷雾、还归“情为理之维”的本原地位的意义，并且在王阳明基础上，进一步开辟了“情”进入“礼”（理）中的道路，对“礼教”坚冰的打破，出了重重的一击。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冯梦龙的“情美学”的创建，还有另一重要意旨，即纠“情文化”思潮之偏，进而使“情放”走向“情正”。《情史》24卷评辑中，《情贞类》居其首，《情贞类》48篇故事演绎中，“情”之“真”与“善”相统一，之所以如此，显然是直接针对“情文化”思潮的偏至发展而带来的道德失范和欲望膨胀而立论的。不仅如此，冯梦龙“真善美”相统一理想审美境界的创建，一方面使得“情”与“忠孝节烈”道德观念直接挂其钩来，使“情”的自然属性导向一般的道德规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情”获得“道德化”、“刚性化”及“贞正化”品质，使得“忠孝节烈”之类道德观念的实践获得了内在的源头和动力，从而呈现出“不容已”的自然属性。在此，我们倘若看不到冯梦龙这一双重纠偏的意旨，不仅将有负于这位“情主人”的良苦用心，并且对《情史》的理解也将会出现不应有的偏差。注释：①吴森：《“情”与中国文化》，东海大学哲学系主编：牟宗三等《中国文化论文集》（一），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9月，第247页。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82页。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5页。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2页。⑤张载：《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⑥⑨王守仁：《传习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372、10、458页。⑦《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清代近代编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73页。⑧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⑩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11)何良俊：《四有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页。(12)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原载：人文杂志20095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

早年经历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人 。父亲方克勤，是洪武年间的一名奉

方孝孺半身像

公守法的官吏，在《明史·循吏》中自有传记 。方孝孺年幼时十分机警敏捷，两眼炯炯有神，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乡亲们称他为“小韩愈” 。成年后跟着宋濂学习，宋濂的门生中的知名文人都不及他。就连前辈的胡翰，苏伯衡也自认不如。方孝孺反而轻视文辞写作的学问，常以宣明仁义治天下之道、达到时世太平为己任 。他曾因病卧床，家中粮食断绝。仆人将情况向他报告，他笑着说：“古人三十天仅进食九次，贫穷困扰何止我家啊！”父亲方克勤因“空印”事获罪而被处死，他扶持灵柩归乡安葬，哀情感动了行路的人们 。

步入仕途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因吴沉、揭枢  的推荐，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欣赏他

方孝孺侧身画像

举止就庄严肃，对皇太子朱标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随后按照礼节送他回家  。后来，被仇家连带举发，逮捕到京，朱元璋在案卷上看到他的名字，便释放了他 。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朱元璋说：“现在还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授予其汉中教授之职，每天给众儒学生员讲学，毫不倦怠 。蜀献王朱椿听说方孝孺的贤名，聘请他当世子的教师。他每次见面，就向世子陈说道德。蜀献王以特殊的礼遇表示对他的敬重，把他读书的庐舍命名为“正学“”。

到朱允炆即位，征召他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调他做诗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朱允炆喜欢读书，每当碰上疑难，就召见他让他讲解 。朱允炆临朝，百官奏事，决定群臣的面议可否施行时，朱允炆有时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当时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方孝孺都担任总裁。更定职官制度时，方孝孺的官职改为文学博士。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朝廷议定讨伐，诏令、檄文皆出于方孝孺的手笔 。

辅佐建文

建文三年（1401年），燕军攻掠大名府。朱棣听到齐泰、黄子澄已经奔窜的消息，上书请求朱允炆命盛庸、吴杰、平安诸将停止军事行动[14]  。方孝孺建议：“燕军长期驻扎在大名府，天气暑热降雨，他们应该会不战自疲。火速命令辽东诸将进入山海关，进攻永平府，真定府诸将过卢沟桥直捣北平，燕王他一定回军救援。我方以大量军队追随燕王之后，可以取得擒拿他的结局。现在他的奏事文书恰好送到，应暂且给以答覆，文书往返时间超出一月，就会使得他的将士心 意懈怠。我方商定合击的态势，进而消灭燕军，就不会很费事了。”朱允炆表示赞同，命令方孝孺起草诏书，派遣大理寺少卿薛岩乘车马疾行，答覆燕王，完全赦免燕王的罪行，让他罢兵回归自己的属地。又写下传布的谕旨数千字交给薛岩，拿到燕军之中，秘密散发给众将士。薛岩到燕军中，他将谕旨藏匿起来，不敢出示给将士们，燕王也没有尊奉诏令  。

建文三年（1401年）五月，吴杰、平安、盛庸派遣军队扰乱燕军粮饷运输线。朱棣又派遣指挥武胜上书朱允炆，伸诉以前的请求。朱允炆想要应允，方孝孺说：“此时若停止军队作战，以后就难以再次凋动集中了，愿皇上不要被燕王所迷惑。”朱允炆便杀了武胜来，拒绝朱棣的请求  。不久，燕兵抢掠了沛县，烧毁粮船。这时候，讨伐河北的军队疲乏无功，而德州运送粮饷的道路又被断绝，方孝孺以此深感忧虑。由于朱棣的世子朱高炽性情仁厚，他的弟弟朱高煦则狡狯谲诈，又得到朱棣的宠爱，曾想夺取世子的地位，方孝孺谋划用计策离间他们，造成他们内部变乱  。于是将这一建议禀报朱允炆，派遣锦衣卫千户张安携带着有皇帝玺印的书信，前往北平赐予燕世子。世子收到书信没有启封，连同张安一起送往燕王军前，方孝孺的离间计谋无法实行  。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军到达江北，朱允炆下诏征集各地军队。方孝孺说：“事情太紧迫了。派人前去以割地向燕王作许诺，拖延几天，东南一带征募的军队会渐渐汇集，北方军队不善于驾舟操揖，决战于江上，胜负还是难见分晓的  。”朱允炆派遣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前往燕王军中，陈述割地议和的条件，燕王不听。朱允炆命众将调集水军于江上，而陈瑄率战舰投降了朱棣，燕军便渡过了长江，时间是六月乙卯日  。朱允炆忧虑畏惧，有人劝他前往别的地方，图谋复兴。方孝孺坚决请求守卫南京城池以待援军，即使事不成功，也应为社稷而死。乙丑日，金川门大开，燕军入城，朱允炆自焚。这一天，方孝孺也被抓进了监狱 。

被诛灭族

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

方孝孺像

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

至此，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被召到朝廷，悲切哀恸的声息响遍大殿的台上台下 。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  。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1402年7月25日），方孝孺慷慨赴死，作绝命之词说道：“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或者另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时年四十六岁。他的门生、德庆侯廖永忠的孙子廖镛与其弟廖铭收拾他的遗骨，掩埋在聚宝门外的山上 。

方孝孺有位兄长方孝闻，他致力学问，举止淳厚，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也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跳进秦淮河溺死 。

方孝孺的著作从此也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书者皆为死罪。但是，仍有人冒死藏之，如《侯城集》等，使方孝孺的文章得以传世。

身后之事

朱高炽即位后，吩咐礼部：“建文朝众臣，已遭处决示众。他们

方孝孺题跋像

的家属沦为官籍奴仆者，都释放为民，发还他们田地。其外亲戍边者，只留下一人于戍守之处，其余释放还乡。”

万历十三年（1558年）三月，释放因方孝孺获罪而被贬谪守边者的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共有一千三百多人[30]  。然而方孝孺一家死绝，无后代，惟有方克勤之弟方克家有儿子名孝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孝复曾上书皇帝，请求减损信国公汤和增收的宁海县的赋税，被贬谪戍守庆远卫，因编入军籍，在诛灭方孝孺“十族”时得以免死。方孝复的儿子方琬，后来也获释为民。[31]  明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是方孝孺的后裔，一时士大夫们都相信了他的话，还为此纂成《归宗录》。不久方氏觉察到其中的虚假，告到官府，才了结此事。明神宗初年，有诏旨褒扬、编录建文朝的忠臣，在南京建起表忠祠，被旌表者，徐辉祖为首，其次就是方孝孺 。

文学成就

方孝孺的政论文、史论、散文、诗歌俱佳，绝大部分收集在《逊志斋集》中。其文学作品，如《蚊对》、《指喻》、《越巫》、《鼻对》、《吴士》、《越车》等等，都有其特色。“主题鲜明，议论大胆”。这是方孝孺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如他写的《越巫》一文，通过一个以“治鬼”术人的越巫，最后被人装鬼反其道吓死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社会上巫祝欺人为生的邪恶与自欺，落得个身赴黄泉的可悲结局。他还善于以“寓热于冷、以形传神”的手法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如《吴

方孝孺塑像

士》一文即属此类。文中借张士诚的形象讽刺那些偏听偏信、轻于用人的当权者，又借与吴士交游的“钱塘无赖”的群体形象，揭露了浮夸之风的社会基础。“选材严、开掘深”，这也是他文学作品的特色。《指喻》可视为范例，其是一篇议论性散文，由叙事和论理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叙事，后一部分阐发所叙之事中蕴含的道理。借“喻”立说，两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第四个特点是善于借喻，运用对比寓言等写作技巧。最具代表性的属《鼻对》和《蚊对》。《蚊对》是一篇探讨生活哲理的伦理散文，即事论理，从被蚊虫叮咬这件具体的日常生活琐事，升华到人生重大的哲理原则。《明史》说，“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四库全书总目》在评其文章更是“纵横豪放，颇出入东坡、龙川之间  。

此外，方孝孺撰有《周礼考次》、《大易枝辞》、《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文统》等。

方孝孺所撰写的《重刻成化本逊志斋集》收入宁海县文物办库房。该书在宁海一藏家处发现，全套18本，每本书长26．5厘米、宽16．6厘米、厚1厘米，内收集有方孝孺绝大部分的政论文、史论、散文、诗歌等，其文学作品《蚊对》《指喻》《越巫》《鼻对》《吴士》《越车》等皆在其中。因方孝孺殉节后其书被禁，故流传甚少。1928年，宁海乡绅胡撝谦深感“宁海为其生长之乡，宁海诚不可无刻本”，以成化本为底本重刊，名为《重刻成化本逊志斋集》，共40卷，包括拾遗卷和附录卷；书中篇目一如成化本，但内容已远超成化本范围。

历史评价

朱元璋：此庄士，当老其才。

姚广孝：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高炽：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

李贽：孝孺自幼精敏绝伦，双眸炯炯，日读书积寸。为文雄迈深醇，乡人呼为小韩子。

钱士升：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

乾隆帝：当时永乐位本藩臣，乃犯顺称兵、阴谋夺国，诸人自当义不戴天。虽齐泰、黄子澄等轻率寡谋，方孝儒识见迂阔，未足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及大势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者。

张廷玉：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蔡东藩：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

胡适：①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人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方孝孺在燕王进入南京后，因拒绝起草即位诏被杀了十族。当时姚广孝曾劝明成祖给读书人留个种子，明成祖不听，终于把他灭九族，灭十族。甚至留有方孝孺片纸只字也是有罪的，这是明成祖要毁灭方孝孺的政治思想。②所以以后明朝200年，再没有政治思想家。我国政治思想在14世纪以前，决不逊于欧洲，但近500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的。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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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种子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这一美誉是明成祖朱棣的高参姚广孝的创意。

姚广孝了解方孝孺，破城之前，曾请求朱棣，称看重气节的方孝孺不会轻易归顺，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当初是应允的，但在金銮殿上，由于方孝孺的极不配合，朱棣灭了他的十族。

说到方孝孺，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心情都会非常沉重。惟有“读书种子”这一美誉，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知识改变命运，不管改朝换代，沧海桑田，读书求知永远是人间真理。

方孝孺作品

被灭十族

历史上只有“灭九族”的酷刑，有史

电视剧《郑和下西洋》片段

以来，“灭十族”惟方孝孺与景清两人。

朱棣即位后，请“读书种子”、第一大儒方孝孺为他起草登基公告，当然为思想正统、极端忠于前皇的方孝孺所拒绝。

因为有求方孝孺，当方孝孺批驳朱棣将篡位辨解为“法周公辅成王”时，朱棣还是保持耐性说是皇室家事，意为让方孝孺回避。偏偏方孝孺顶真到底，拒不同意。

初见“诛十族”于祝枝山《野记》，一般认为非正史。

《明史·方孝孺列传》是“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也就是说明成祖只杀了方孝孺父系一族。根据另一则史料《立斋闲录》里面的记载是：“今校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监簿除前编缺坏外所存簿籍载正学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族叔文度文恭海敏族侄谅经良族弟希定希崇希用希善族侄孙起宗起成起庄小荀居安渊胜族孙崇俭等”。根据《立斋闲录》的记载被杀的这些人都是方家父系这一系的，没有有母系和妻系的人名被列出。与《明史》中记载的“（杀）方孝孺，并夷其族“可以相互印证。

《明史·方孝孺列传》并未记载被灭十族，株连坐死847人（一作873人）等字眼，但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明末乡贤大家黄宗羲的《方正学孝孺》、《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等大量文献都记载他被灭了十族。另外，崇祯年间编纂的《熹宗实录》也记载了方孝孺被夷十族的故事，而且还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故事。

所谓诛十族只不过是后人为了造成戏剧性的效果，夸大事实所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