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研究论文

吴玉康  21民本  2021410067 “萨玛节”是南部侗族现存最古老而盛大的传统节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萨玛系侗语，“萨 ”即祖母，“玛” 即大,萨玛汉译过来就是大祖母的意思。萨玛是侗族人民信奉、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女神,她代表了整个侗族共同的祖先神灵的化身,是侗族唯一共同祭祀的、 本民族自己的神。同时萨玛又是古代侗族女英雄，在侗族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侗家人认为萨玛能赋予他们力量去战胜敌人、战胜自然、战胜灾难，赢得村寨安乐、人畜兴旺。-般是农历十月、二月，但有时也根据生产、生活或其他重大活动情况改为其它月份举行。平时每月初一、十五由管理萨堂的人打扫萨堂，敬供香茶。而一年一度的重大萨玛节祭萨活动，各村都请专门的祭师来主持祭祀仪式。我收集了从2002年至今为止有关侗族萨玛文化的论文（文章）四篇，下面以这些论文（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进行综述。 2010年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人的《镇远侗族“萨玛之歌”》，主要是关于萨玛文化由来和作用，讲述了一位名叫贝芬的侗族少女带领侗族人民反抗封建地主统治的故事，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少女便把她的故事口口相传下来，以激励侗族人民们吃苦耐劳、勇斗邪恶,敢于自我牺牲,奋发向上。“萨玛之歌”中的十一个小标题展示了贝芬带领侗族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所付出的艰苦代价。以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对于萨玛文化由来的准确消息并没有过多的准确消息，更多的是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流传下来。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表明了张泽忠先生的观点：以文化自觉的责任意识重新审视萨玛神的意义信息，有助于认知和理解这一具有人类文明标识意义的”大神母“神话遗存的实际意义。张泽忠先生认为侗语词语中称女性长者为”玛“，与希腊神话中称”大地女神“为”玛“皆源于对”大神母“的尊称。但我找寻资料后发现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她的原型却是一位女首领，并没有被神化。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是有血有肉的一位带领者。 2016年刘畅在《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中指出萨玛节的功能主要有几点：1：文化传承功能；2：社会教化功能：3：民族认同功能；4：群体凝聚功能；通过举行“萨玛节”，祭祀了逝去的先人们的灵魂，向族魂进行了祷告，表达了心愿，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财两发、富贵双全的期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也成为侗家人共同的选择和合理的诉求。刘畅先生表明如今的“萨玛节”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侗族“萨玛节”功能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侗族社会历史发展，了解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了解侗族同胞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对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查阅资料后中所发现举办萨玛节对于侗族人民的意义有些夸大了，萨玛节的举办参与者只有寨老和已婚的妇女，他所覆盖的人员并没有很大，受到影响的人并没有很多，刘畅先生对于萨玛文化的作用我认为是有一些的夸大了 2017年粟文清、吴文君的《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指出人们对萨玛节存在着两个重要误区:1、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先验地认定萨玛节为侗族“原生态文化”，并以榕江县萨玛节最为典型。2、普遍认为萨玛节是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风俗的遗存。吴文君、粟文清在对三宝地区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和黎平侗族进行比较，重新审视了三宝地区的萨玛文化，提出了下面的观点：1、在湘黔桂交界的广大侗族地区，三宝侗族的萨玛文化与众不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2、地处迅速城镇化榕江县城，当下三宝侗族的文化正在急剧.变迁，但变迁并不是刚刚开始，而是自古就有,变迁也不仅仅源于现代化对古老侗族文化的冲击的单一向度，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后粟文清和吴文君根据在三宝侗寨的考察期间获得的有关村寨的民俗生活的材料，特别是口头传说中有萨玛的故事和传说等，质疑了三宝萨玛节的”母系氏族遗存“和”原生态“等普遍说法，并且提出了在侗汉民族居住交界处文化”多维度变迁“的新的分析思路。萨玛文化在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甚至是发展下来，已经极具现代化因素，但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到底是如何来的我觉得这并没有很重要了，但不可否认是萨玛文化对于侗族文化来说还是极具特色的，这不是意味着萨玛文化可以作为侗族地区的一个特色旅游节目而得到更多的人认识呢？还可以带动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不是萨玛文化所能带来的效应呢？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侗族萨玛文化的由来是一位侗族女首领带领侗族人民跟地主的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侗族首领而举办的节日，萨玛节寄托着侗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萨玛文化也跟希腊的神的文化有着相同之处，但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信息中却能深究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又有着另一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萨玛文化已经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跟侗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已经成为了侗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萨玛文化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并传承起来，赋予它经济的理念在现代社会是不是更能有助于萨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参考文献 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镇远侗族“萨玛之歌”》2010年衫乡文学第六期 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2010年百色学院学报第五期 刘畅《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2016年凯里学院学报第五期 粟文清、吴文君《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2017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三期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生活在各自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各族人民，身着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和民族风情。总体可以概括为北边长南边短，北边宽南边窄，北边厚南边薄。 同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 青藏高原地区，主要人口为藏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气温低，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季皮袍，夏季棉袍，袖长宽松，白天当衣，晚上当被。为了生活方便不论男女都将右膊裸露在外，袖子别在腰间。每逢节会，欢歌四起，长空舞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黄土高原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使黄土地上人们的服装另有一番情景。冬天人们穿着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夏季白布的尕汗褡儿，青布的黑夹夹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民族服装。 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兄弟的服饰，则明显的带有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而形成的。 例如：维吾尔族传统的民族服装为男子穿绣花衬衣，外套斜领、无纽扣的“裕袢”，“裕袢”身长没膝，外系腰带。在北疆因天气较寒冷，外套常常有纽扣，妇女则喜欢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外面往往还套穿绣花背心。男女皆喜欢头戴绣花小帽，脚穿长筒皮靴。维吾尔族在此服装用料上喜欢选用纯毛、纯棉、真丝、真皮，妇女喜欢艳丽的衣物，并以耳环、戒指、手镯、项链等饰物点缀。手工刺绣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工艺，衬衣、背心及小圆帽上所绣的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 居住在云贵高原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习相关。最具特色的是侗族，他们的蜡染闻名于世，成为贵州地区亮丽的风情线。由于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山大沟深，林木茂密，溶洞暗河遍布。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交通不便，为了生存，他们自己纺纱织布，加工洗染。这种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布料厚实、美观、耐用，可穿、可佩、可戴、可提，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又成为旅游开发项目之一。作为重要民族的傣族，他们的传统服饰，男子多穿对襟或大襟无领短衫，肥筒长裤，也有少数人穿深色筒裙，用白、青、浅蓝、淡黄色的布包头。女子服饰因地域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西双版纳的妇女上穿白色、绯色或淡绿色紧身窄袖短衫，下着各种花样的长及脚面的筒裙，束银腰带，喜欢留长发，并挽髻于顶，插上梳子或鲜花，典雅大方；也有用大布巾包头的。德宏和耿马的妇女上穿齐腰短衣，下着色彩艳丽的筒裙，发髻位于脑后，余发散拖一绺在背后。服饰衣料过去为土布，现多为丝绸、细花布，更显傣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南地区的形容和向往。河流密布，湖海相连，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坦，植物茂盛。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各民族同胞，他们的服饰天人合一，环境造就，典雅别致，小巧玲珑，以薄、短、轻、柔、艳而著称。 彩云之南的傣族、僳僳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气候宜人，山川秀丽，天蓝水碧，风景如画。他们的服饰色彩艳丽，轻柔飘逸，女人们的裙子有摆裙，有长裙，有褶裙。特别是傣家妇女穿的筒裙，五颜六色，美丽得像孔雀开屏，不仅好看而且合身适用。由于这里地处边陲，过去封闭落后，观念保守，所以，很少有短裙。瓦族妇女的裙子也是筒裙，但没有傣族筒裙长，色彩以黑、红相间为主，这与她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 我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生活在这里的广大同胞以汉族为主，服饰介于高原和水乡之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服饰与其他各地区民族的服饰相比较，则是最简洁不过的了。渔民们长年生活在气候温热湿潮的水上作业，捕鱼打捞，穿着简练、轻便、易于晾晒的服装，这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形象。它的功能一是遮风祛寒，二是装饰美观。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情感的影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不打上这一地区的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理环境和情感造就了民族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