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北鼠疫的研究论文

1910年的东北鼠疫有多严重，多少医生因公殉职了？

肺鼠疫。清末1910年东北大鼠疫，病死率近100%。全国赴东北支援的医生中，少数是官派的如伍连德，大多是志愿的，多数是西医医生。

而抗疫战场上，中西医因公死亡率，西医4.1%，中医44%（当地的医生，主要是中医不相信细菌致病说，不肯戴口罩）。

结果，伍连德代表的西医用四个月时间控制住了史上最酷烈的瘟疫肺鼠疫，清政府因此而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科学大会，奉天万国鼠疫大会。

参会的中国医生全是西医，一个中医也没有，会上发表的论文也全是西医论文，一个字的中医研究也没有。这一次中西医“比武”实开近代百年中西医论争之端。

这次疫情是由一位来自外地的劳工引起的。这位劳工打死了一只土拨鼠，就地剥皮而食，回到住处后就开始发病了，感觉头昏、咯血，不久即死去。

这场鼠疫是由一只生病的土拨鼠引起来的，土拨鼠将身上的病菌传给了人，因此引发了严重的鼠疫。

所以，野生动物尤其是生病的野生动物千万不能乱食用。

这场瘟疫主要是由于人类的贪念导致的：

20世纪初，时尚界流行穿皮草，土拨鼠皮经过处理可以媲美貂皮，肉也可以食用，因此土拨鼠的价格飙升3倍，满洲里出口的土拨鼠皮从70万张增长到250万张。俄国人见有利可图，即私募华工，四处抓捕。

从1347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10年中国哈尔滨也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并且迅速殃及东北、华北地区，6万多人死于那场鼠疫。

而抗疫战场上，中西医因公死亡率，西医4.1%，中医44%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很多患者得不到有效医治，有将近一半的医护人员殉职。当时担任防疫总医官的是伍连德，他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是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当时，伍连德主要采用隔绝交通、对传染者进行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消毒的有效方法，成功缓解了疫情的蔓延。

疫情一直持续到1911年的3月11日，此时距离疫情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67天，这一天开始，没有新增的患者。这场疫情终于胜利结束。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很多患者得不到有效医治，有将近一半的医护人员殉职。当时担任防疫总医官是伍连德，他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是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当时，伍连德主要采用隔绝交通、对传染者进行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消毒的有效方法，成功缓解了疫情的蔓延。

1910中国哈尔滨也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并且迅速殃及东北、华北地区，6万多人死于那场鼠疫。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很多患者得不到有效医治，有将近一半的医护人员殉职。当时担任防疫总医官的是伍连德，他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侨，是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图为当时的防疫人员，很多人连口罩都没有。

当时，伍连德主要采用隔绝交通、对传染者进行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消毒的有效方法，成功缓解了疫情的蔓延。

这种鼠疫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染，相对来说比现在的新冠病毒传染性稍微弱一点。

1911年1月31日，这一天正好是大年初一，因疫情死亡的人员开始大规模的集体火葬，以消灭传染源。

1910年横扫东北大地的这场鼠疫是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历时6个月，有六万余人在此次疫情中死亡，其中有两百多医务工作者因公殉职。

这场鼠疫第一例发生在傅家甸 ，很快在哈尔滨蔓延开来，甚至波及到整个东北地区。清政府对此次疫情非常重视，伍连德临危受命来到东北全权负责领导防疫工作，伍连德来到病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当时人的思想封建，是无法接受解剖尸体的，为了获取真正的病因，伍连德秘密的解剖了一个病而死的日本女人，确定了这次大面积流行的是肺鼠疫，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播的。伍连德提出用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的方法控制病情蔓延，还自己研究发明了有隔离病毒作用的口罩，隔离、戴口罩防止传染，和现在的防疫措施很相似，可见在当时医疗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伍连德提出的方法还是很科学正确的。

虽然伍连德提出的防疫办法不错，疫情有所缓解，但是伍连德面对大片的因病而死的尸体，他意识到这些尸体有可能会成为巨大的传染源，所以伍连德大胆的提出，将尸体火化处理，在那个封建的社会，这个做法是很大胆的，在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后，伍连德将大量尸体集中火化，这个冲破当时人们传统观念的大胆行为，将病毒的传染源彻底消除，疫情得到了控制，得病人数逐渐下降直至为零。

虽然伍连德采用了很有效的控制疫情的手段，但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用品有限，而且很多的医务工作人员并没有很强的防范意识，所以还是有很多医务工作者在此次防疫工作中被传染而致病，光荣的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

历史上第一次隔离措施确定病原和传播途径后，伍连德采取的防疫措施就是被后世效仿的隔离法。用隔离预防传染病并非伍连德所创，在黑死病流行时就采用了隔离手段。东北大鼠疫发生的几年前，旧金山鼠疫期间，有关当局认为鼠疫是中国移民带来的，于是将全城的中国人隔离起来，但还是无法控制鼠疫流行，后来才发现是老鼠传播的。伍连德在东北大鼠疫时采取的隔离法是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将病人和疫区隔离起来，以达到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流行的大规模尝试。伍连德采取的隔离法分两部分：一是将鼠疫病人、疑似病人及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二是将流行中心哈尔滨傅家甸和外界隔断。这样不仅隔离了病人，同时将潜在的病人也隔离起来。各级政府对于这个隔离方案没有异议，为了保证鼠疫不扩散，是可以用牺牲傅家甸两万多人为代价的，伍连德完全可以下令彻底封锁傅家甸，任其自生自灭，也算是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控制鼠疫的成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防疫委员会总部也设在傅家甸，与疫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并由官府提供所有的费用，负责该区两万多居民的生活。半日之间，傅家甸两万多居民与外界完全隔绝，哈尔滨的俄国人居住区和东北其他疫区也相继效仿。为了消灭鼠疫的感染源，伍连德力主焚烧鼠疫病死者尸体，此举有违入土为安的传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清政府为了大局，下特旨予以批准，此举导致整个北中国掀起了一场用现代科学来抗击鼠疫的运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躲避鼠疫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形成了组建卫生防疫组织的共识。成立中央卫生会，开始组建全国性防疫组织，各地的防疫机构相继建立，各种防疫规范也相继出炉。由于政府重视，态度开明，民间舆论界受到鼓励，大力进行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提倡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躲避鼠疫。各报开辟专栏或连续刊载预防鼠疫的相关知识，号召改良传统不良生活习惯，甚至从国家民族存亡的整体高度来看待卫生问题，开始在社会上树立科学的卫生观念。社会团体积极配合清政府的防疫措施，也相应地成立了各种民间防疫机构。民间积极筹措防疫款项，帮助政府共渡防疫难关。在这场和鼠疫的战争中，人们的公共意识空前增强，科学开始深入人心。隔离开始后，各地严格坚持下去，结果在百日之内，鼠疫绝迹。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多人，只是之前印度鼠疫流行时一个礼拜的死亡人数。科学的胜利在鼠疫流行中和流行结束后，伍连德对这次鼠疫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将鼠疫的传播途径搞得相当清楚，而且找到了最初的病例。这场鼠疫大流行的源头被精确地定位在俄国大乌拉站的一间华人工棚里，使得东北大鼠疫不像其他鼠疫大流行那样有很多疑问，甚至连是不是鼠疫都争吵不休。伍连德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定鼠疫还会再次出现，于是坚守哈尔滨，苦心经营鼠疫防疫，1920年，鼠疫果然卷土重来，由于准备充分，得以在鼠疫早期进行防疫，第二次鼠疫流行很快被控制住了，至此第三次全球大鼠疫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在东北第一次和第二次鼠疫流行中，伍连德先生用科学为武器，秉持科学理念，不仅以科学的方法全力防疫，而且和各种迷信及不科学的旧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防疫措施上毫不妥协和让步，使得东三省大鼠疫的防疫史成为一部科学的历史。

在人类灾难史上，瘟疫始终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第一大杀手，而在诸多瘟疫排名中，14世纪欧洲发生的黑死病最为恐怖，有学者统计，在1348-1350年的三年时间里，黑死病带走欧洲三千万人口，此后三百年更是肆虐蹂躏欧洲，将近一半的欧洲人口因黑死病而丧生，由此可见黑死病的厉害之处。

对于我们来说，黑死病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其实黑死病就是我们熟知的鼠疫，感染黑死病的人，患者皮肤上会出现很多黑斑，因此，欧洲人管这种瘟疫叫“黑死病”，我们称其为鼠疫。

根据资料显示，黑死病很可能是沿着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路线传到中东，再传到欧洲的，在1346年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由于久攻不下，就用抛石机将感染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入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细菌战，也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鼠疫对两三百年后的中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644年大概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风云诡异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面农民起义出身的李自成称帝建国号“大顺”，张献忠则在四川定年号为“大顺”，而在东北的新皇帝则定年号为“顺治”，如果算上年初还没有自杀的崇祯皇帝，中国同时出现了四位皇帝，而且三位都想要“顺”。

尽管从后世的上帝视角来看，取代明朝的会是关外的满洲政权，实际上这是有失偏颇的，明朝的强大实力让满洲的统治者认为不可驾驭，当时满洲的一代雄主皇太极暴毙，他的继任者顺治皇帝当时只有六岁，估计就是满洲人自己都没有问鼎中原的计划。

当时最被给予厚望的人应该是李自成，李自成是坚决的反明农民起义将领，在他的十几年起义生涯中，虽然备受打压，最惨的时候，身边只剩下十八骑，但是他都顽强的挺了过来，并且在1643年攻破潼关，打败宿敌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气势正旺。

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大有要大干一场的趋势，二月初二，闯军开始东征。李自成的军事能力是相当差劲的，在其戎马一生当中，鲜有胜绩，出兵仅仅半个月就遭遇宁武关守官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当时周遇吉手下不过几千兵，而李自成则是几十万大军，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对决。

让人震惊的是，双方大战十余日，李自成还没有拿下宁武关，最后不得已采取人海战术，付出上万人的代价，一直到三月初一才拿下宁武，守官总兵周遇吉战死沙场。这一场仗直接将李自成两年来攒下的自信全部打垮，当时李自成就已经萌生退意。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李自成还没有来得及撤退，闯军收到了大同总兵和宣府总兵的降表，于是李自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继续东征。

估计翻开历史，很少会发现，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竟然是以这样摧枯拉朽的方式打到北京，从宁武关出发之后，往往李自成还没有到达的地方，降表就已经来了，所到之处，没到之处，全是投降的消息。

三月十五日抵达居庸关，让人想不到的是，被崇祯勤王召来的唐通，也在阵前投降给李自成，而诺大的北京城，更是一天之内就打开城门投降，可以说，从宁武关之后，李自成以气势就赢得了战争。

对于李自成东征这一个半月的历史，实在充满了太多的魔幻，有的时候甚至会让人产生怀疑，明朝怎么会这样不堪一击，明朝的士兵真的这样怂，望风而降？

如果人们一味的从政治军事史中寻找原因，估计很难发现那一场发生在明朝末年的鼠疫，很多历史学家后来证明发生在明朝末年的瘟疫就是鼠疫，鼠疫的肆虐横行，很可能是明朝官军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

历史学者曹树基根据明朝末年华北一带的地方志以及明代人的一些记录得出，在1997年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引发历史学界的极大震动。

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感染者通常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早期感染鼠疫者大多是通过跳蚤传播的腺鼠疫，鼠蚤叮咬处引流区淋巴结肿痛，并且快速肿大，通常在两到四天内达到高峰，在三到五天内死亡。

相对于腺鼠疫来说，肺鼠疫感染更为可怕，它可以通过呼吸道进行感染，患者感染后几个小时内就会出现状况，严重者两到三天就会休克死亡。

这场鼠疫中，两种鼠疫都存在，甚至交叉感染的状况，腺鼠疫经常在爆发后转化为鼠疫，因此，极难控制。

之所以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明朝当局对鼠疫的忽视，因为鼠疫大多是来自草原上生活的老鼠，而明朝在推翻元朝之后，经常性采取闭关的策略，大大减少了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这就使得明朝中期以后的统治者始终对鼠疫不够重视。

而到了万历年间，由于人口的增加，农民开始对草原进行开垦，使得人与草原鼠接触的机会增多，使得鼠疫开始逐渐爆发，刚开始是个例，后来渐成规模。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 门不起者”。

明末大瘟疫实际上早在崇祯六年时就已经在山西爆发，一直到河北，传入北京时，正是崇祯十六年（1644年），明朝被推翻的前一年。

根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京畿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台湾明史专家邱仲麟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的文章中写道，在1643年时，北京已经开始大规模爆发瘟疫，几十万北京人死于这场瘟疫。

到1644年，则演变为：“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由此可见，随着鼠疫的蔓延，官兵也未能幸免，明朝的整个国防系统都陷入瘫痪，这也是为何，李自成东征之时，大批明朝官兵投降，实际上已是迫不得已，毫无战斗力，这也是为什么李自成在接收城池之后，不率领明朝降军继续作战的原因。

虽然明朝已是强弩之末，深处内忧外患之下，但是这场鼠疫的爆发的确让不堪负重的明王朝最终被压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明朝从1368年建国到1644年被推翻，276年国祚；而清朝自皇太极1636年建立大清，到1912年溥仪退位，也正好是276年国祚。

而更为相似的是，明朝灭亡时的鼠疫，在清朝被推翻的时候也正好上演，1910-1911年，清朝东北地区爆发大规模肺鼠疫，被称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鼠疫，从东北爆发后，波及整个华北地区。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场鼠疫以“洪荒之力”爆发，来势汹汹，结果却是仅造成六万人死亡，八个月内被成果消灭，实在是令人惊讶，此时距离1912年2月溥仪宣布退位，只有10个月。

我们现在就来回顾一下这场鼠疫的历程。

晚清时期，迫于日俄对东北虎视眈眈的国际形势，一改清初时期的禁止开发东北形势，开始鼓励人口向东北移民，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闯关东”人口迁移现象明显增加，大量的人口对土地进行开垦，极大的改变了原来的东北自然环境，跟明朝晚期时的山西开发颇有相似之处。

东北地区是重要的皮毛生产地，女真时期还是渔猎民族，打猎本身就是东北地区的重要生活方式，然而随着人口涌入，猎人数量也加大，可能以前的猎人喜欢捕貂，但是在貂减少的情况下，只能捕一些其他有皮毛的动物，比如旱獭（土拨鼠），作为草原鼠的一种，身上携带鼠疫病菌。

一些移民过来的猎人，由于无法分辨哪种旱獭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或者是在利益的趋势下，不管什么样旱獭都去狩猎，导致缺乏鼠疫常识的猎人将鼠疫带回到城镇，有的时候，不止是留下獭皮，甚至还会吃獭肉，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910年10月12日，在满洲里的一个小镇上，确诊第一名鼠疫患者，此后开始爆发，出现大面积感染鼠疫患者，然而当时正处于春节前夕，东北地区又有很多京畿及山东地区的商人或者工人回乡，鼠疫沿着铁路开始扩散，鼠疫“如江河一泻千里，不可遏绝之势蔓延开来”。

经过统计，这场鼠疫导致死亡人口接近六万余人。

在正常的史观中，人们都认为1910年前后的清政府应该已经行将就木，没有任何的政治号召力，然而在这场鼠疫防控中，清政府还是交出一份很好的答卷。

当时的东北已经是日俄争夺的势力范围，日俄两国都想趁机夺取防疫之权，进而鲸吞东北，清政府顶着巨大的压力，积极进行防疫。

清政府首先是将东北作为疫区进行隔离，在12月13日下令在山海关一带，严防鼠疫传入关内，其次是让中央各部积极配合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全部精力用于防治鼠疫上。

尤其是在经济上，尽管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仍然拨出一部分白银用作防疫经费，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也同银行借款专项用于防疫。

在医疗手段上，由于中国传统医学在疫情防治上没有太大作为，清政府转而启用西医，聘留洋医学博士伍连德为防疫处总医官。

伍连德主持防疫期间，采取了一些至今都极有借鉴意义的手段，比如管制交通，病患隔离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对死者尸体采取火化的政策，更是展现出当时中国人对控制鼠疫的决心。

伍连德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取得效果，感染人数开始减少，到1911年4月24日，东三省鼠疫全部清除，清政府取得了防治鼠疫的最终胜利。

尽管在第二年，清政府就宣告倒台，但是在这场鼠疫中，清政府雷厉风行，以大局为重的观念，还是将这场世纪大鼠疫给控制住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鼠疫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如今人们却纷纷对“恶贯满盈”的清政府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点赞？

相当多的历史学者都认为当时明政府处于内忧外患当中，没有精力去控制疫情，其实在我看来，晚清政府的内忧外患未必比明朝好哪去！

晚清时期面对的局面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内部环境中，天灾人祸不断，各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然而都没有推翻清朝统治，想来也是一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比如1876-1878年华北地区发生两百年不遇的旱灾，受灾人数多达千万，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最终成功治理了这场灾难，其中很多措施至今依然存在很大争议，比如李鸿章为募集救灾钱粮，公开出售政府官职，这在近代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

相比于清朝应对灾难的措施，以崇祯为首的明朝政府始终是没有意识到治国的根本在于“以民为本”，前方战事吃紧，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激起更大的民变，灾害只能更进一步加深，战事扩大之后，再次强征苛捐杂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无法收拾。

我始终相信，最后能够打垮人类的，从来都不是病毒，而是愚昧！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虽然诟病良多，但是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上，始终是积极应对，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清政府处理这次鼠疫有以下特点：1、行动果断。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随后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2、态度开明。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伍连德上书朝廷，三天便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3、采取的措施科学。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

东北鼠疫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其房屋估价焚烧，去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这场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卷走了6万余人的性命。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随后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以及直隶、山东等地方的一些医生，陆续前往东北。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针对伍连德下令“焚尸”一事，还有一段曲折经历。当时在伍连德布置并实施的各种堪称科学的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此时的伍连德忽然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因为鼠疫杆菌可以在尸身上存活很久。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伍连德上书朝廷，描述了哈尔滨尸横遍野，无力掩埋的现状，并申明尸体中含有的疫菌将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不尽早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呈请圣上颁一道圣旨，准许火葬。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想来，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宣统三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哈尔滨的文武官员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终于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

我觉得还是比较负责的，具体情况是： 东北大鼠疫清政府咋控制的？1910年底，中国东三省爆发鼠疫，这是第三次全球大鼠疫的顶峰。清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全力以赴，任命陆军军医学堂帮办、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海归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统一协调东北防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现代医学开展防疫行动。据《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记载，伍连德初到哈尔滨的时候，还不清楚流行的到底是不是鼠疫，伍连德来到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冒险解剖病死者尸体，在显微镜下看到鼠疫杆菌。在抵达哈尔滨六天后，向北京报告：东北流行的确实是鼠疫。确定病原和传播途径后，伍连德采取的防疫措施就是被后世效仿的隔离法。用隔离预防传染病并非伍连德所创，在黑死病流行时就采用了隔离手段。东北大鼠疫发生的几年前，旧金山鼠疫期间，有关当局认为鼠疫是中国移民带来的，于是将全城的中国人隔离起来，但还是无法控制鼠疫流行，后来才发现是老鼠传播的。伍连德在东北大鼠疫时采取的隔离法是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将病人和疫区隔离起来，以达到控制和消灭传染病流行的大规模尝试。伍连德采取的隔离法分两部分：一是将鼠疫病人、疑似病人及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二是将流行中心哈尔滨傅家甸和外界隔断。这样不仅隔离了病人，同时将潜在的病人也隔离起来。各级政府对于这个隔离方案没有异议，为了保证鼠疫不扩散，是可以用牺牲傅家甸两万多人为代价的，伍连德完全可以下令彻底封锁傅家甸，任其自生自灭，也算是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控制鼠疫的成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防疫委员会总部也设在傅家甸，与疫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并由官府提供所有的费用，负责该区两万多居民的生活。半日之间，傅家甸两万多居民与外界完全隔绝，哈尔滨的俄国人居住区和东北其他疫区也相继效仿。为了消灭鼠疫的感染源，伍连德力主焚烧鼠疫病死者尸体，此举有违入土为安的传统，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清政府为了大局，下特旨予以批准，此举导致整个北中国掀起了一场用现代科学来抗击鼠疫的运动。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形成了组建卫生防疫组织的共识。成立中央卫生会，开始组建全国性防疫组织，各地的防疫机构相继建立，各种防疫规范也相继出炉。由于政府重视，态度开明，民间舆论界受到鼓励，大力进行防疫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提倡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躲避鼠疫。各报开辟专栏或连续刊载预防鼠疫的相关知识，号召改良传统不良生活习惯，甚至从国家民族存亡的整体高度来看待卫生问题，开始在社会上树立科学的卫生观念。社会团体积极配合清政府的防疫措施，也相应地成立了各种民间防疫机构。民间积极筹措防疫款项，帮助政府共渡防疫难关。在这场和鼠疫的战争中，人们的公共意识空前增强，科学开始深入人心。隔离开始后，各地严格坚持下去，结果在百日之内，鼠疫绝迹。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多人，只是之前印度鼠疫流行时一个礼拜的死亡人数。在鼠疫流行中和流行结束后，伍连德对这次鼠疫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不仅将鼠疫的传播途径搞得相当清楚，而且找到了最初的病例。这场鼠疫大流行的源头被精确地定位在俄国大乌拉站的一间华人工棚里，使得东北大鼠疫不像其他鼠疫大流行那样有很多疑问，甚至连是不是鼠疫都争吵不休。伍连德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定鼠疫还会再次出现，于是坚守哈尔滨，苦心经营鼠疫防疫，1920年，鼠疫果然卷土重来，由于准备充分，得以在鼠疫早期进行防疫，第二次鼠疫流行很快被控制住了，至此第三次全球大鼠疫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

东北的大鼠疫，已经被当时的从国外留学的一个医生实行了宵禁而控制住了，这样就没有爆发起来，到最后直接就把鼠疫消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