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中的性别研究论文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近代京剧里有生旦净丑四种扮相，其中旦角都是女性角色，有青衣花旦刀马旦等类型。毕飞宇有个小说就叫《青衣》，讲的是一代名角筱燕秋的故事，表现了女性在时代里的困境还有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但这是立足于现代的故事。 最初我笼统地认为古代的戏班女性是不允许上台的，所有旦角都是由男性扮演，诸如近代的“四大名旦”都是男性。我看过两部涉及京剧的电影，一部是张国荣的《霸王别姬》，一部是林青霞钟楚红和叶倩文主演的《刀马旦》。 我清晰的记得《刀马旦》里的片段，当白妞（叶倩文）化上妆想混水摸鱼地上场时，班主父亲对她说：“快把妆给我卸下来！别再给我丢人，让人看见戏班的招牌就砸了！”说着拧着她耳朵拉进后台，把白妞的脸粗暴地按进脸盆洗掉了她满脸妆容。戏班里的乾旦们在她身后笑作一团：“女人扮女人还叫演戏啊，没艺术，谁愿意看。”我好奇的是，无论是在《刀马旦》里的名角花锦绣（秦沛），还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张国荣），也可以拓展到所有戏曲中由男性扮演的女性角色，当时在台下欣赏他们的人会把他们当做男性还是女性来看待呢？观众是在欣赏男性美还是欣赏女性美？或者说，站在台上的旦角，会被人定义为男还是女？ 再从另一个角度，《刀马旦》里的花锦绣被军阀大帅看上，要收房做相公，被逼婚时着急爆发亮出一口男人声线，《霸王别姬》里葛优演的袁世卿想方设法地要得到程蝶衣，这意味着，在男性眼中的旦角扮演者已不再是男性？还是说这展现了古代同性恋的一种形态？ 关于这个问题，我问了董老师和几个很有思想的朋友，得出了几个没有经过考证的观点： 一是男旦演的就是女性角色，就像一个明星在电视剧里扮演老师，我们当然会把电视里的明星当做是老师； 二，观众分为三部分，一种是戏剧创作之外的观众群，二种是真正的戏迷或者欣赏者，三种是高官以及上流阶层的审美群体，这三个群体的认知会因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出入； 三，旦角是男是女的根本的问题其实是艺术与现实的问题，演员就个人而言并不是艺术要关注的问题，是研究艺术家或者世俗要关注的问题，也许追求艺术的人会意在于旦角的角色，而追求世俗的人在意的是演员。 关于艺术与性别，我最初的了解是，在世界级的艺术家里，在真正的人文审美中，他们都是跨越了性别的，他们追求的是人类的美而非单一性别的好看，不少艺术家都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 比如贾宝玉就是个双性恋，他对秦钟的感情已经明显区别于他对其他的男性，张国荣在音乐上自然是比不上谭咏麟，谭咏麟的演唱会是纯粹的音乐盛宴，创造的是中国殿堂级的音乐狂欢，而张国荣的演唱会更像是艺术盛宴，音乐只是演唱会的一部分，比如他在艺术上的突破之一就是关于性别的跨越，比如在跨越九七演唱会，张国荣在演唱《红》的时候，穿着全身的黑色西装，在西服裤子之下却是丝袜，脚踩这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与朱永龙贴身共舞，在这时，张国荣将自己骨子里的‘媚骨’展现得淋漓尽致。 颇有几分‘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味道。 张国荣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了自己对《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和小说的理解与看法——我看到了张国荣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说张丰毅和陈凯歌对于同性恋都存有避讳与心底的间隙，自己和张丰毅搭戏时，张丰毅的手需要搭在自己的腰间，张国荣倚在他身上时发现张丰毅一直在发抖。相比于李碧华的原著小说，陈凯歌的电影呈现删改了好多，把同性恋变成历史剧情下的一条气若游丝的暗线，对于同性恋的呈现显得畏手畏脚，虽然这与内地的语境有关，但这也是陈凯歌不够伟大的地方。 旦角和同性恋，我知道在古代很早有‘龙阳之好’，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道家思想极大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官方思想，三教合流后，人们的思想向多元化发展，关注到个人的需求与表达。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在不需要考虑传宗接代的自由氛围下，上流社会同性恋的思潮多少渗透到中下层百姓中。就这些来讲，我只能确定上流社会的审美会对下层的性别观造成影响，但也仅限于此。 可关于‘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以及是否呈现出同性恋的倾向’这个问题的找寻，还远不可以完结，对旦角本身及其历史脉络我尚且都没有认识全面，一些定义下的太过草率。 首先看一下鲁迅，鲁迅对男旦的看法很像如今老一辈对如今男扮女装的看法，将男旦的传统看做是滑稽、可羞、失败的，甚至将男女不分的人称之为‘猴子’： 这出自鲁迅在《坟》里一篇文章《论照相之类》，表达过他对中国男旦的看法，很明显，鲁迅这里对中国旦角文化持一种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否定这种将性别扭曲的传统做法。但就鲁迅的观点来说，对我想回答的这个问题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否决这种文化，而是尝试理解它（除此之外，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里也有关于对男旦的批判）。 于是我找了两本关于中国古代同性恋研究的书，施晔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和张在舟的《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下面我所讲的关于旦角以及同性恋历史的发展是根据这两本书的作者所进行的考证以及这他们所参考的一些资料。这两本书有丰富的史料引用，从不同的文献中归纳整理出同类型以及符合中国同性恋发展历程的记载或表述。我草草捧读后顿觉张在舟和施晔二位长辈的良苦用心。 首先可以明确一点，男旦与同性恋有关系，但旦角身份并不是与同性恋倾向绑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几率高低，概率大小的问题。古代有许多戏剧戏文里会出现对男旦的同性恋描述，戏谑调侃这样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倾向性的想法，男旦是比较容易去做龙阳（同性恋）营生的。一名成功演出的旦角是从小就开始对其进行女性塑造的，包含但不限于身段、唱腔、神态、着装，经年累月的沉浸后，有的人就会扭曲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就像《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男儿郎’终于变成‘女儿郎’。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人同性恋意识的发觉有先天有后天，在后天的塑造里也有很多种方式，角色对其的塑造只是其中一个角度。为了说明男旦不一定是同性恋，还可以举太多反例。因为优伶的地位低贱，面对同性权贵的强逼下，也产生了许多男旦因为维护自己的文雅只好自杀以明志的故事。旦角，就同性恋而言，它在中国是作为一种亘古已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存在的，中国古代在传统上对同性恋比较宽容，一个人只要能娶妻生子不耽误家族传承，那么他的私生活的其余方面就不会被严格追究，社会对同性恋采取的是一种熟视无睹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态度。男扮女装在封建制度初期便存在，在先秦初期，一些倡优侏儒为博得掌权者兴致，会采取男扮女装的办法，用滑稽的肢体动作来创造性别反差感，从而博得皇帝好感。在三国时，进行明确女装行为的具体倡优人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氛围不再像先前历朝一样讲求宏大和崇高，文学以及艺术都逐步落脚到个人，关心个人冷暖与命运，所以同性恋作为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感情现象得到世家大族和社会风气的喑哑默认。唐代有弄假妇之戏，是此朝代的男扮女装的特有现象之一。宋朝算是历代里对同性恋现象最不避讳的朝代，人们瓦舍勾栏等市民生活丰富多彩，杂剧说唱，乐舞，杂技等诸多技艺均受百姓欢迎，男扮女装数见不鲜，除此之外宋代甚至有同性恋合法化的趋势。到了明代，昆曲形成更是标志南戏进入鼎盛，在南戏日渐兴盛的过程中，社会上的宋明理学影响日益加深，男女之防理欲之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从而影响百姓的认知与审美。戏班逐渐形成男班和女班的划分，在商业性质的戏班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男女不再合演。随着女班从舞台上的消失，男旦体质逐渐得到确立。可以看出男扮女装到男旦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二者有所区别，男旦体制和明代以前的男扮女装普遍都是扮净丑等次要角色或者次要演员，而作为主角的“旦”，还大多都是女扮女。但在明代，旦色制度性地需要由男伶人来扮演，这是与宋元时期的明显区别。旦色标志着男旦体制的形成。详细来讲，在明清时期，旦角还不全都由男性来扮，男旦取代女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同性恋现象是伶人之中一部分人的男色活动，关于这一时期的戏剧演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同性恋有关：1，男女不同台演出。这就使得在男性的舞台上的旦角需要由男性来演，‘狎优’就是多指这种旦角的。2，在当时盛行的戏曲演出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比如在戏业发达的北京，女戏却是凤毛麟角。这说明，清代人们大多欣赏由男性来出演戏曲的独特现象。3，明清的程朱理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相当强烈，女性被禁锢在了‘三从四德’中，而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被男性转嫁到女性身上，女性裹足达到顶峰，男人却在天理的高度来要求自身和女性的欲望，因此女性的社会活动能力大受限制，这是造成女班不兴的重要原因。张在舟说：“明清男班的畸形发达突出了其中存在的同性恋问题。”4，明清江南地区家班兴盛，家班里有自己的男班和女班，其中有的女优伶在身份上相当于主人的小妾或媵人，而男优伶与主任有时也会存在性关系。5，明清明文规定官吏禁止嫖娼或在风月场所过夜，取消了唐宋以来的官妓制度，在少了这种娱乐后，‘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其实，对于名士高官来讲，舞台下的美男和舞台上的歌妓同样值得留恋。关于明清理学与女班衰落，张在舟还补充了一点。理学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愈加严密，在道德问题上强调的是异性恋方面，通过限制男女之间的交往以求得道德的纯净，再具体一些就是降低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于是贞操观念得到加强，妇女改嫁成为可耻的事情，而三寸小脚却得到了男人们的赏爱。明清理学的兴起其实促进了社会上同性恋的风气——正因为异性之间的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就只好而去加强同性恋之间的交往。总的来讲，在社会娱乐中，女伶人（女优）减少，男女优伶不能同台合演，这种情况下，官僚阶层就不得不把目光及欲望对象转移到男性优伶，只有在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单单追求于传宗接代和国家情怀的时候，同性恋的现象才会稍显广泛地浮现，可以说经济水平影响性取向。古代同性恋的现象与周围社会并不太对立，起码不如当代社会那么激烈，如今的社会像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两种群体互相戒备，男性怕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怕成为女性的欲望对象，甚至在网络上传出同性恋审美变态，美丑颠倒等谣言，异性恋、同性恋（包括双性恋）两种群体相互戒备甚至厌拒。有的人他爱的是‘人’，而不是用性别所界定所规矩的‘男人’或‘女人’，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更包容，更真实，更伟大，更纯粹。对于同性恋者来讲，他们接受不了异性恋，就像大多数的异性恋接受不了他们一样。同性恋者和抑郁者一样，他们没有错，只是人数少，总游离于社会边缘，所以难被关注到，进而更难被理解到。所以，理解和包容，是我们面对与‘人’有关的社会问题的底线，是开拓自己边界的需要，是我们理解的出发点。人若是善良的、真实的、开心的，那他有什么不能被人们理解的呢？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抗拒去理解他们呢？最后梳理一下最初我好奇的问题，可以系统地整理成‘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及男旦与同性恋的关系’，旦角由男性扮演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因素，不是长久如此，男旦的身份虽然会对男性的审美取向造成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的，伶人在古代地位低下，在面对性别压迫时——包括同性和异性——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历代对同性恋犯罪所做出的刑罚规定便可看出，但关于同性恋相关刑罚本文没有提及。男旦与同性恋的捆绑是明清开始凸显，但仍旧有其判断依据。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分析在国外有很广泛且成熟的讨论，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分析，比如波伏娃《第二性》里就有诸多对同性恋的论述。但因为时间短以及个人能力不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太多应该完善以及值得发散或者深究的地方。譬如1.造成鲁迅对性别颠倒如此反感的原因有几多？2.现代社会里同性恋者相较于中国古代有何区别？3.现代社会年青一代性别观僵化甚至抱有敌意的原因？4.古代社会里的女同性恋（这个在施晔的那本书里有提及，但并不多）5.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相处模式的不同。6.如何用西方系统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同性恋的种种。（1）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坟》 （2）施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 （3）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2001中州古籍出版社（PS：这是我第一次完成对一个问题从最初的好奇、与人交流再到投入阅读的全过程，最后完成对这个问题的自我解答，或许不能说“完成”，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对一个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满足自我的疑问，虽然这篇文章对此问题的论述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衣不遮体的浅薄内容远远撑不起如此宏大的题目，或许有人已经在相近的问题上倾注了多年心血，我单单凭着几天的阅读实在有愧，但我可以将它视作对自我的一次挑战，这不是一篇成功的论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次畅快的自我满足。谢谢董静怡老师在相处的每周下课都愿意和我这个一无所知的小白讨论问题。）

这可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这样吧，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先说京剧，为什么早期出现的四大名旦都是男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女孩子是不学戏的，那种行业不属于女子，女子只有实在活不下了，才会学唱戏（但是也可以卖身当丫头），加上戏园子里风雨飘荡的生活，男子尚且吃不消，何况女子？你看现在，京剧基本上都是男演男、女演女了。有限的几个串着行当的，都是因为继承父辈的事业，像梅葆玖之列。越剧是另外一个例子，之所以出现女小生，就是因为越剧本身具备儒雅优美的气质，女子在扮演小生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带出三份温柔，这就是越剧为什么到现在还延续了女小生的传统。由上可知，我认为，出现你说的现象的原因，一是历史的某些局限，二是艺术上的要求。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