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门回归的论文参考文献

一、香港、澳门回归说明了：

1、“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

2、说明中华民族已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中国具备了收回香港、澳门的实力和能力。

3、实现祖国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各民族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保障。

二、香港、澳门回归的意义有：

1、有利于促进香港、澳门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发展，促进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2、香港、澳门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通过香港、澳门回归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这一政策是英明正确的，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有利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

3、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不仅是给西方大国以有力的回击，而且回归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一种模式，对世界和平解决争端作出了贡献。

扩展资料

1、中葡正式建交后，两国官员开始频繁互访。1980年3月，澳门总督伊芝迪应北京政府邀请进行访问。随著两国友谊的增进，最高领导人也开始进行互访。198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访问葡萄牙，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会面就澳门问题交换意见。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与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晤，同表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

2、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区第一届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长官人选获中央政府委任后，董建华于1997年1月24日任命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2月20日，中央政府根据董建华的提名，任命特区第一届政府23名主要官员。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香港回归、

百度百科—澳门回归

澳门回归祖国在亚洲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澳门回归祖国也奠定了中葡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基础，澳门回归祖国还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

1、澳门回归祖国在亚洲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1553年葡萄牙入居澳门，到葡人获得统治权，再到现在已近500年。如今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页，不仅意味着西方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结束，而且最终结束了白人在亚洲统治的历史。为了使澳门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中国历届政府曾作出过各种努力。

但只有在今天，中国一发出收回的声音，葡萄牙政府即顺应了潮流，这足以说明现在中国的强大。而且中国在解决澳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上，又表现出了体谅和现实态度，将在本世纪内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放到了本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充分反映出一种宽宏的气度。

2、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中葡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基础。

中葡联合声明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葡萄牙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开辟了前景。

中葡联合声明既重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也尊重葡方的利益，是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典范，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历史性文献。中葡两国的友好合作是澳门顺利回归的保证，而将来澳门回归后，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澳门也将成为中葡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纽带。

3、澳门回归祖国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

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充份显示了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中国统一大业指导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一国两制”方针将能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全面振兴。

澳门回归祖国的时间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

以上内容参考 兴安广播电视台-澳门回归背景意义简介澳门回归的过程是怎样的？

澳门故事不多的，16世纪中叶葡萄牙向明朝租借作为补给的港口，这时候是平等的或者是明朝恩赐给欧洲人的葡萄牙要向中央政府交租金，后来鸦片战争的时候趁着中国内忧外患拒绝租金并抢占了战略要塞并先后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它处无异”才正式形成了现在的回归前的情况，葡萄牙本身实力就不强属于跟风占了这块土地，解放初期国家也是为了留下一个和西方通话的中间人，毕竟葡萄牙和英美不一样属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趋向中立的。领外就是二战日本人没有打澳门，原因是葡萄牙属中立国以及大量日侨居于巴西，巴西当时没有正式独立本身和葡萄牙关系很密切威胁如果日军攻击澳门巴西就驱逐百万日本侨民，日本衡量后决定放弃澳门，这个有好多帖子你感兴趣自己去看看。

葡萄牙人于一五一一年征服满剌加，于一五一三年就开始有商船到中国来。一五一六年，一五一七年，先后派商船到广东出售胡椒等货物，并非法占据广东东莞县属的屯门岛。此后，又派马斯客伦哈斯率领舰队到福建漳州非法踏勘海岸地形。一五二一年，明因葡萄牙人拒绝退出屯门，以武力驱逐他们出境。一五二三年，一五四七年，一五四九年，葡萄牙人先后侵扰广东新会的西草湾、福建的漳州和诏安，都被明军击退。但自一五三五年起，澳门一直有葡萄牙人居住。一五五三年，他们通过对地方官的行贿，以租借的名义占据澳门的部分土地。一五五七年，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俨然把澳门看作他们的殖民地。这是四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境内长期非法占据的第一块土地。不过中国在澳门仍设有官署，拥有主权。 关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英法列强接连侵夺中国权益，进一步刺激了葡萄牙这样的西方小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葡萄牙早在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就占据了澳门，到鸦片战争以后，眼见清政府的国防力量衰弱，便想正式吞并这块中国领土。1880至1883年中俄、中法关系紧张时，葡萄牙当局几次想乘机逼使清政府正式承认澳门归葡所有，但都未能得逞。中法战争后，葡萄牙这一侵略意图愈趋明显。 1885年7月18日，在伦敦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第九款中曾规定：中英双方就尽速“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偷漏之事”。1886年，清政府派江海关道员邵友濂和总税务司赫德同香港英国当局会商港粤间贸易征收税金、防止走私的办法。但是，香港英国当局表示，这类办法必须以澳门同样接受为前提，“澳门若不肯照办，则香港亦不肯应允”。这一先决条件，无异于逼使清政府与葡萄牙去进行交涉，这就给后者直接进行讹诈提供了可乘之机。 原来，英国强占香港后，清政府对于由香港出入大陆的船只和货物，都照中国海关税则，按洋货收取进出口税；而澳门是葡萄牙人租赁中国的地方，故而来往澳门的货物，按照国内贸易的规定计征税款。这样，香港的税率大大高于澳门，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英国对此极不甘心，总想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这次得知赫德赴香港交涉鸦片贸易协定，就把实现这一图谋寄托于赫德。赫德乘往香港之便，亲赴澳门极力诱劝葡萄牙向清政府提出永远驻扎、管理澳门并割让拱北及马溜洲等岛屿的要求。 1886年6月，赫德和澳门葡萄牙总督罗纱密拟一个约稿，送交清政府参考。清政府授权赫德派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去里斯本进行谈判，但却明确表示，中国决不割让澳门及拱北，只允许葡萄牙人在租赁并按年缴税租银的条件下治理澳门。1887年3月26日（光绪十三年4月19日），赫德的代表金登干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也称《里斯本议定书》。据此，葡萄牙同意按照香港的办法在澳门协同中国缉查走私，而金登干则代表清政府承认“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金登干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时，曾应允其来华缔约。同年12月1日，由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葡萄牙全权代表罗纱在北京正式签订《和好通商条约》，并于当日交换批准。条约共五十四款，主要内容为：一、中国仍允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二、葡萄牙得派公使驻北京，并在通商口岸设领事；三、葡萄牙取得领事裁判权；四、葡人可以享受中国已给或将给其他国家的通商特权，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买土地，建造房屋，设立栈房、教堂、医院等权。葡萄牙通过这个商约，肯定了它在澳门的地位，同时在中国取得了与其他西方国家同样的特权地位。这样，清统治者为了征收鸦片税的问题，竟在条约中出卖了澳门。而实际上，澳门对大陆上的鸦片及其他走私并未因此得以消弭，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反而更加黑暗了。然而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28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已正式宣布：1887年12月1日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作废。所以，葡萄牙盘踞澳门早已失去条约的根据。因而，中国在适当的时候收回澳门的全部主权，是顺理成章的事。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将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方式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同年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该决议。 1974年4月葡萄牙内革命成功，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地化政，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同年澳氹大桥建成通车，全长2.57公里。 1975年最后一批葡萄牙驻军撤离澳门。 1976年葡萄牙法规定澳门是在葡萄牙管辖下的特殊地区。 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达成的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5年中葡两国领导人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候已经成熟，同意于次年举行正式外交谈判。 1987年3月中葡双方在北京进行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也最后一轮谈判，26日，双方草签联合声明。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总理代表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葡联合声明》。 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澳门进入过渡期。中葡联合声明小组、土地小组成立。 1993年3月31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首先，澳门回归祖国在亚洲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553年葡萄牙入居澳门，到葡人获得统治权，再到现在已近500年。如今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页，不仅意味着西方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的结束，而且最终结束了白人在亚洲统治的历史。为了使澳门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中国历届政府曾作出过各种努力。但只有在今天，中国一发出收回的声音，葡萄牙政府即顺应了潮流，这足以说明现在中国的强大。而且中国在解决澳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上，又表现出了体谅和现实态度，将在本世纪内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放到了本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充分反映出一种宽宏的气度。其次，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中葡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基础。中葡联合声明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葡萄牙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开辟了前景。中葡联合声明既重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也尊重葡方的利益，是相互理解和友谊的典范，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历史性文献。中葡两国的友好合作是澳门顺利回归的保证，而将来澳门回归后，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澳门也将成为中葡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纽带。最后，澳门回归祖国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国家统一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客观地分析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充份显示了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中国统一大业指导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一国两制”方针将能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的全面振兴。

1842年，英国用炮舰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其时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已有近三百年历史了。但是，早期澳门的法理地位与1842年以后香港岛的地位截然不同。为了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葡萄牙人是如何进入和租借澳门以及当时中国政府和澳门的实际关系。 葡萄牙是欧洲西南部的一个小国，资源贫乏，但却是历史上西方的第一个殖民主义国家。1510年，葡萄牙舰队攻占了印度果阿，次年吞并马六甲王国，建立了东南亚地区的商业霸权。自1514年起，葡萄牙先后侵入我珠江口、屯门、广州一带，并在屯门登陆，擅修工事，建造炮台，予以强行占领。葡萄牙人还四处抢劫华商，骚扰边民，掠买儿童，殖民海盗的本性暴露无遗。1521年，明政府令广东海道副使汪鋐以武力将葡萄牙人逐出屯门。但是葡萄牙侵略者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卷土重来，妄图重占屯门。明军在西草湾海面再次与葡萄牙人激战，予之以重创。明军的自卫反击沉重地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的嚣张气焰，于是他们转而北走闽浙，在漳州海面及宁波海面进行非法走私贸易，亦商亦盗，掠买人口，并与倭寇联手，曾先后盘踞浙江的双屿和福建的月港和浯屿（金门）等地，但都遭到明军的严厉打击，最后不得不撤离闽浙海面。此后，葡萄牙殖民者从失败中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同于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采取凭借武力建立商站和军事据点以扩大侵略的惯用手段，在中国行不通。要和中国打交道，除了凭借武力外，还要通过“和平”的方式。1553年，葡萄牙人索萨率船自马六甲来到广东，请求恢复通商，并在广东近海寻觅一处合适的港湾作为对华贸易基地和商船往来于日本和印度间的中途停靠港。他精心策划，隐瞒国籍，大肆行贿，终于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获准在澳门岸边搭篷暂住。关于此事，中方资料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舶夷趋濠镜（即澳门）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仅篷累数十间”。（郭棐：《广东通志》，卷69，《澳门》）葡方文献说：“1554年前后，葡萄牙人取得海道副使汪柏的许可入居澳门。起初，葡萄牙人并不向中国官府纳租，而是每年给广东海道副使贿银五百两。”（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49－v－4：《耶稣会士在亚洲》；C，A，蒙他笃：《历史上的澳门———新旧中国的国际性》，1984年香港出版，第43页）中葡两国上述文献记载表明：葡萄牙人是以借地晾晒湿水贡物为托词，以重金贿赂为手段，才得以进入澳门暂住的。1557年，葡萄牙人未经明政府许可，开始在澳门擅自盖屋建村，实行非法居留。1573年，葡萄牙人将每年五百两贿银变成借居澳门的租金，逐年向香山县丞交纳。此外，明政府对来澳门贸易的葡商还要征收十分之二的货物税（后改为船税）。由此可见，当时的澳门仍在明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国内一些著作称，葡萄牙人于1553年“侵占”澳门。其实此说并不能成立。而西方近代殖民者为了掩饰其先辈的贿赂与欺的劣迹而编造的葡萄牙人驱逐盘踞在澳门的海盗而得澳门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不值一驳。然而，明政府何以听任汪柏允许葡萄牙人借居澳门而不加以制止呢？汪柏纳贿固属可鄙，但是将葡萄牙人借居澳门仅仅归之于汪柏受贿的个人原因也是不全面的。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当时就遭到广东按察使丁以忠等人的极力反对，但两广总督等封疆大吏支持汪柏的行动，这就不能仅仅归咎于汪柏个人受贿。此后，葡萄牙人在澳门势力剧增，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官绅们纷纷上奏朝廷，主张必尽驱逐，须以大兵临之，以弭外忧者有之；建议令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有之；提出倭去而夷留，允许葡萄牙人留澳者有之。但是讨论的结果，还是让葡萄牙人留澳的意见占了上风。此中原因，除了部分官员认为可利用葡萄牙人抵御海盗，以及广东方面历来靠“贸易以饷兵”外，就明政府而言，允许葡萄牙人租借澳门，是天朝大国“怀柔夷人”政策的体现，也符合将海外贸易地点远离政权中心的原则。分化葡萄牙殖民者与倭寇的关系，也是明政府奉行这一政策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明政府及其后的清政府，虽然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但并未放弃对该地的管理。明政府采取“建城设官而县（香山县）治之”的方针，在澳门设置行政、军事、司法、海关等行使主权的管理机构，派官员治理。（参见1999年1月1日《光明日报》，赵雄、李国荣文：《澳门问题明珍档的重要发现》）到了清代，又先后设置县丞和同知管理澳门。明清政府并规定葡萄牙人不得在澳门买卖土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不得在澳门建造、改建和扩建房屋。此外，还制定了各种法令、章程和条例，要求葡萄牙人严格执行。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夷目”遇事须向守澳官请示报告。明清政府官员还经常到澳门巡视，传谕政令，了解情况。在军事上，明朝在澳门设参将，清朝委派从二品的副将对澳门行使管理权，下辖官兵二千名。鸦片战争前，先后有荷兰、西班牙、英国等国侵夺澳门的军事行动，均为我澳门守军击退，保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在司法上，明清政府拥有对在澳门犯罪的葡萄牙人的定罪、复审、监督、执行治罪等权力，由香山县负责实施。在经济上，葡萄牙等外国商船进入澳门贸易，必须持有明清政府发给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必须向中国政府办理申报手续，向澳门海关缴纳关税。总之，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了全面的主权。葡萄牙人在澳门虽然获得了居留权、贸易权和一定的“自治权”，但都自认是租居澳门的臣民，服从中国政府管理。早期澳门实际上是一个在明清政府有效管辖之下、由葡萄牙人经营的特殊贸易地区。正如瑞典著名史学家龙思泰所说：葡萄牙人居澳虽已近三百年，但“他们从未获得澳门的主权”。（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译本，1997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从根本上说，早期澳门的法理地位是由当时中葡双方力量对比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决定的。是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其综合国力明显优于葡萄牙。葡萄牙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占据优势，但与中国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比，能够到达中国沿海地区的葡萄牙兵力实在有限。历史已经证实，鸦片战争前，不仅葡萄牙，而且后起的更强大的荷兰等西方殖民者，企图凭借武力侵占中国海岸和近海岛屿的一切尝试，也都遭到了失败。也就是说，葡萄牙人不是不想依仗坚船利炮侵占中国领土，他们也倾其全力这样做了，但是他们当时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后来葡萄牙转而采用欺、行贿的卑劣方法来租借澳门，但由中国保留对澳门的完整主权，实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这与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的香港岛的地位有本质的区别。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葡萄牙当局一反近三百年来基本“恭顺”的常态，对自己借居澳门和中国对该地保有完整主权的状况已经极不满足。他们十分艳羡英国人在香港的地位，力图变澳门为第二个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此后一个长时期内，葡萄牙不断侵夺我澳门主权，扩占、蚕食我澳门附近领土、领水，诱逼清政府与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得陇望蜀，贪得无厌。早在1843年，葡政府即向清王朝提出免纳地租，将原澳门城墙三巴门以外至关闸一带和凼仔港划归澳门，宣布澳门为自由港等无理要求，但遭到拒绝。1845年11月，葡女王不顾中国反对，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6年，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独臂武夫亚马勒接任澳葡总督。他以变澳门为“（葡萄牙）绝对自治的殖民地”为己任，强占我三巴门至关闸的领土，钉闭我海关行台，驱逐我海关官员，并公然向澳门中国居民征税。亚马勒的倒行逆施导致他1849年8月被愤怒的中国爱国村民刺死。此后，葡方以此为借口，在英国人支持下悍然派兵进攻关闸，驱逐驻于望厦村的香山县丞，捣毁县丞衙署，企图先造成霸占澳门的既成事实，然后伺机诱逼清政府予以承认。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葡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企图派代表随英军北上，诱逼清政府与之订约，未果，于是转而向法国求助。1862年，葡萄牙特使基马良士串通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开始同清政府全权代表恒祺、崇厚在北京举行谈判，强要清政府与之订立章程，同意澳门地位“与大英国所得无异”。恒祺等称“澳门必须仍归中国设官收税，并每年应输地租万金，方与议立条约”，（文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恭亲王奕欣等奏折》）坚持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双方相持不下。这时，自称“居中排解”，一直参与并操纵谈判的法国公使哥士耆佯示公正，实则暗结葡萄牙，向清政府加压并施展术。当时清政府在战争中败于英法，心有余悸，唯恐开罪法国，重启兵端，又缺乏谈判议约的国际法常识，在葡法连哄带压之下，于1862年8月与葡方拟定了《和好贸易章程》54款，其中涉及澳门地位的条款规定：任凭中国“仍设立官员驻扎澳门”，但其“职任、事权……均与法、英、美诸领事等官驻扎澳门、香港等处无异。”《章程》于同月13日由双方代表在天津签字。双方约定该约经两国国君批准，两年后（即1864年8月）在天津互换。（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88—189页）1862年中葡《和好贸易章程》是葡法密谋，利用清政府的愚昧，主要通过诓手段强加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它表面上规定中国仍在澳门设官，似乎保留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但又在约文中故意含糊其词，将中国驻澳门官员的地位解释成与各国驻澳门领事“无异”。中国派驻澳门的官员既然是“领事”，那就表明澳门是葡萄牙领土而非中国领土，这个官员就是派驻他国的外交官而不是对澳门行使管辖权与治理权的中国地方官。这样，葡萄牙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法，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变成了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而清政府似乎竟不知“领事官”为何物，糊里糊涂地在条约上签了字，还以为澳门“尚为中国治理之区”，实在是其昏无比。《章程》签订后，下一步就是互换条约，以造成对中国主权的非法窃夺合法化。《章程》本来规定在1864年8月换约，但葡萄牙政府换约之心急如星火，于1864年5月派澳门总督兼全权公使阿穆恩赶到天津，无理要求提前换约。此事引起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们的警觉。他们奏请先不必批准条约，并重新推敲约文，发现其中第九款将中国驻澳门官员说成是“领事”，不合旧制。直到这时，清政府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上当，亟谋挽回。在随后的换约谈判中，清政府代表崇厚和薛焕严正指出，中国有权在澳门设官进行管辖和治理，而不是派一个什么“领事官”，要求将葡方偷偷塞进《章程》的此点先加修改，再行换约。阿穆恩则一口咬定必须先换约再商改。双方围绕改约换约孰先孰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僵持不下。阿穆恩见事不成，恼羞成怒，竟然破坏会谈，拂袖而去，返回澳门。之后，双方照会来往，中方仍坚持原有立场不变。葡方施展故技，屡次吁请列强助其实现换约。列强明知《章程》有诈，葡方“议约之初即缺乏起码的诚意”，此事甚为“棘手”，不愿介入。葡方无技可施，终未达到换约的目的，因而此约也从未生效过。然而，葡萄牙侵夺中国澳门领土主权的野心并未收敛。此后它继续蚕食侵占原租借地以北的关闸南北地区、凼仔、路环两岛和对面山岛的湾仔、银坑一带及澳门附近水域，并伺机诱逼清政府与之签订新的条约，承认其对澳门的殖民统治。1883—1885年中法战争后，葡萄牙当局认为强占澳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早在中法战争以前，即有西方一些国家意欲自葡萄牙手中购买澳门的传闻。战争期间，葡萄牙议会又有将澳门租与或卖与他国的提案。法国对此跃跃欲试，企图购买澳门作为进攻华南的基地。英国政府不愿在它的殖民堡垒香港近旁出现一个法国的殖民堡垒，宁可让小国葡萄牙而不能让它的竞争对手法国占据澳门，于是采取了扶助葡萄牙夺取中国澳门的方针。与此同时，在抗法战争中新近丧权蒙辱的清政府，也担心法国购得澳门，准备在澳门问题上对葡萄牙作出重大让步，以此为代价来制止法国控制该地的企图。此外，清政府是时急需扩大中央的财政收入来推行“新政”。为此，它与英国达成了英国帮助中国防止走私和鸦片进口关税及厘金并收的协议。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提出澳门应与香港“一例办理”此事，否则“香港亦不肯应允”。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和与之素无正式条约关系的葡萄牙举行谈判。正是在这个情况下，英国与葡萄牙阴谋勾结，在澳门问题上对清政府进行讹诈。应该指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对此事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此人作为清政府的官员，却自称是葡萄牙人的“朋友和顾问”。他一面对清政府游说施压，以增加国库收入诱逼清政府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夺；一面怂恿支持葡萄牙攫取澳门，以换取其同意在鸦片问题上澳门与香港一例办理，并破坏法国攫取澳门的计谋，上下其手，一箭双雕，操纵即将举行的中葡谈判。（参见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第4册，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第372，431，437—439等页；王彦威纂：《清季外交史料》，卷67，第22页）1886年11月，赫德派他的亲信、中国海关官员英人金登干去葡京里斯本和葡萄牙政府谈判。1887年3月，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里斯本草约》，内称：中国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门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葡萄牙同意“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草约》还载明，鸦片税收问题，澳门照香港“类推办理”。（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23页）1887年7月，葡萄牙政府派前澳门总督罗沙为特使到北京谈判最后议定及签订条约问题。他抓住《草约》中葡方塞进去的“属澳之地”几个字大做文章，并带来一份澳门“属地”图，将东至九洲洋，西至澳门西边对岸山岛的湾仔、银坑，北至前山城后山脚，南至横琴岛方圆百余里的地方划入澳门“属地”界限，迫使中方承认，然后订约。清政府总理衙门讥讽罗沙说：“附属地反而比澳门大，馒头比蒸笼还大，怎么能行！”予以坚拒。（前引陈霞飞书，第4册，第624页）赫德见势不妙，他深知《草约》本是故意含糊其词，蒙清政府接受的，便为罗沙出谋划策：“目前不宜指明附属地，先签立条约。条约的条款内有了‘澳门及其附属地’等字，将来日子一久，自会形成更有利的东西……再在纸面上规定澳门的附属地”。（前引陈霞飞书，第4册，第610—611页）这就是赫德先下种再静待开花结果的策略。罗沙对这位英国军师的指点心领神会，才同意在条约签字以前暂时不谈划定澳门“属地”界限的问题。1887年12月1日，中葡双方代表奕欣、孙毓汶和罗沙在北京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其中关于澳门地位的条款，清政府对同年3月中葡《草约》中有关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的规定“仍允无异”。至此，葡长期梦寐以求的夺取澳门的野心，终于在事实上得以实现。但《条约》明文规定，葡萄牙未经中国同意，“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这说明澳门非如当年香港岛与九龙司之割让与英，澳门仍然是中国领土，中国对之享有法定的最终处分权。葡萄牙只是“永居、管理澳门”，澳门的地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地，中国在法理上仍享有对澳门的主权。1887年中葡条约签订后，葡萄牙继续扩占我澳门附近的领土领水，为会订澳门界址作准备。葡方此举背离了1887年条约有关“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的规定，（前引王铁崖书，第1册，第523页）纯属违约行为。1909年，两国在香港举行澳门划界谈判，葡方代表马查多旧调重弹，提出澳门界址应包括由关闸至妈阁庙的整个澳门半岛，以及青洲、凼仔、路环、大小横琴、对面山等岛屿和广大水域，关闸以北到北山岭为局外中立。该方案包括的澳门界址竟较葡萄牙人原租居地的范围扩大约三十倍。由于葡方得寸进尺，恣意索求，这次谈判未有结果。此后，澳门一直处于葡萄牙的实际控制管理之下，澳门问题长期悬而未决。1999年12月20日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