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作家研究论文

苏雪林（1897年2月 24日 —1999年4月21日）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称为阿英“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只是她曾撰文攻击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及发表过反共言论，因此在大陆不为人所喜。（宇慧撰写）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她的作品之一《溪水》已被编入七年级新教材第二学期语文第二课。

只要别人能听懂就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文学院2007-2012年主要科研项目： 赵修广:1990-2012安徽小说研究 201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王 倩:神话学文明起源路径研究 2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王正祥:父母监护与城市中小学生网络媒体使用 201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周生杰:藏书纪事诗研究 2012国家社科基金谢天勇：微博客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引导研究 201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李其名：陈独秀报刊活动研究 2012安徽省人文社科基地项目陈 娟：晚清民国安徽语言文字学著述研究 2012安徽省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刘 倩：元代江南文人及其创作研究 201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郜 峰 ：于语义分析的现代汉语空间介词的认知与功能研究 201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张通海：楚系简帛文字字用研究 201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赵永明：比较性研究方法在同质语文词典校理中的应用201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刘彩霞：师范生从教能力模块训练与集成训练研究与实验 2011教育部教育科学项目陈士部：西方主体间性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对话关系研究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姜胜：《儒林外史》张注考述 2011安徽省人文社科基地项目曹秀兰：遗民文化视野观照下的浙西词派研究 2011安徽省高校青年基金重点目姜胜：安徽学者与《儒林外史》研究 2011安徽省高校青年基一般点目杨阳：中外经典小说的文学色彩学比较研究201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冀运鲁：《聊斋志异》的经典形成之社会学考察2011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王 政：清代“花部”戏曲整理编撰与文献研究 2011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乔琛：清代皖人女性诗词选本研究2010安徽省人文社科基地项目吴超平：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系列研究2010安徽省高校青年项目王宗峰：凡圣之维?D2010安徽省社科基金项目曹秀兰：宋南渡时期安徽词坛研究 2010安徽省社科基金项目赵永明：胡朴安训诂学思想的独特性研究201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周有斌：建国以来淮北人名用字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2010安徽省社科基金项目王政：朱熹《楚辞集注》研究 2010安徽省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王宗峰：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201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张义：古汉语白话语料全文检索软件设计与实现2010省高校青年重点项目张振亚：基于真实语料的现代汉语“这、那”选用限制研究 2010年教育部青年基金周生杰： 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 ，07-08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7-08141）赵慧芳：“中西部地区师范大学生参与农村基础教育的有效模式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教育部青年课题，课题编号EIA090373。陈士部：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现代性语境中的阿多诺美学思想研究” （编号：2009sk215）任 强： 吴世尚《楚辞疏》校笺，08-10年国家高校古委会项目（编号：0811）赵修广：近三十年皖籍著名作家研究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9李中平：当代转型期安徽文学生态研究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9王小文：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研究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9陈 娟：安徽省淮河流域回民反切与调查研究 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9傅 瑛：民国皖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009付嘉豪：李之仪与安徽宋代地域文化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09SQRS072邱瑰华：安徽近现代学人学术研究（2008年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赵慧芳：安徽民国女作家创作研究（2008年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李汉丽：从明代笔记词语看《汉语大词典》的缺失（2008年度省高校青年项目）王成：桐城诗派研究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王政：元明清戏曲母题史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7JA760012王政：《因寄轩文集》点校2007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王宗峰：当代中国大陆故事影片中的身体书写2007JQW129安徽省高校青年基金2007项目熊红菊：《玉台新咏》文学价值诠要2007JQW130安徽省高校青年基金2007项目王伟：丰子恺艺术审美理论研究2007JQW128安徽省高校青年基金2007项目

苏雪林（1899～ ）现代女作家、文学研究家。字雪林.原籍安徽太平，生于浙江瑞安。她的著作颇丰。女作家苏雪林的丈夫是张宝龄，他是一个商人，他和苏雪林并不是两情相悦，两人结婚纯粹是因为两家的撮合。苏雪林在法国留学时曾经三次拒绝家里的催婚，但最后为了孝顺母亲，苏雪林还是和张宝龄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虽有一段甜蜜的新婚生活，却最终因性格不合而长年分居。苏雪林在1949年去了台湾，张宝龄在1956年因病去世。两人的婚姻本可幸福美满，但却因为性格不合等缘故导致最终以悲剧收场，这实在不能不令人叹息。

方言与中国现代文学初论【内容提要】 普通话写作建构了现代文学的特定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方言作为规范之外的文学话语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从非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生命的角度与世界对话，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随着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方言可能终将会蜕变为民族“共语”而不是“独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及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的确立，使汉语的现代化写作被纳入特定的轨道，同时也反射出言说方式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彼此限定又互相丰富的联系。方言作为此种规范之外的话语形式和文学语言资源，是对汉语写作特定性和普遍性的消解。它以语言的自由态势对逻辑语法权势及各种语言定规以冲击，为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审美感觉；同时它作为人类最鲜活最本己的声音，是对遮蔽存在本真的所谓“文明之音”的解蔽。以方言为语言形式，无疑是文学倾听大地、回到本原的一条便捷之径。 一 海德格尔把“因地而异的说话方式称为方言”①。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具备特殊的审美品质，已有众多学者作家对此有明确认识，如胡适就认为它是最自然的语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②；刘半农认为它有“地域的神味”③，张爱玲认为它有“语气的神韵”④。但这些都仅是从方言的外部特质来说的，就其本质而言，方言不加修饰，最接近人类存在之本真。经由政治、伦理、逻辑、技术严密修整过的书面语，即所谓的“文明”“文化”之音，容易造成对生存本真的遮蔽，而方言作为自然之声音，是解构“文明之音”的赤裸之声，它与地域、时间、人贯通于一。 方言是人类直接面对大地、山川的语言。在德语中，表示方言的词是mundarden，字面意思是“口型”，而口以及我们整个的有机体，都联系着大地，方言是来自大地的自然原始之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方言中各各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就是大地。而口不光是在某个被表象为有机体的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倒是身体和口都归属于大地的涌动与生长——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⑤大地、地母是西方哲学中常见的意象，大地的语言就是生存的语言，是自然涌现的语言，是呈现存在本身的语言，是对技术架构的批判语言，是对于一切非存在的消解，对一切非本真的解蔽。方言是地域、大地上开出的口之花朵，方言的大地之音让世界显现，并随之生长而互相协调。方言还是终有一死者的人的生命与大地的自然联系，地域以方言直达人的血脉灵魂之中，渗透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以方言为文学语言形式，地域在文学作品中就不再是普通话文学中的背景要素，而是决定性的因子。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和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中，它召唤出形象、思想、氛围与色调，是使一切生长并丰富起来的催化剂。反过来，地域如果不以方言的形式呈现，它的形色声音就要逊色许多。因而可以说，地域及方言共同携带着一个文学主题，如川籍作家沙汀用四川方言展现四川西北情状而一举成名。老舍也主要以北京方言描述老北平风貌，而当他写一个年轻女人的内心独白如《月牙儿》时，他就不好再使用北京方言而运用普通话。 一方面，地域通过方言说话，地域在语言里传达自身，呈现风土人情；另一方面，方言诉说着土地、地方，而且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地域在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文化空间意义的组合，它带有鲜明的历史时间意义。这里的时间具备双重指向性。首先是一种即时性时间，是人物、社会、民族在其中浸沉、在其中变易的时间。方言是如此紧密地与人群之口相联，而人群之口归属于大地的流动和生长，因而方言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研究者往往可以借助小说中的方言，来考证作者的地域和年代，如《金瓶梅》。又如在沙汀小说中，大量特殊的方言词汇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其次，方言又与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根生即原生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言联系着人古老的传统性以及当下时代的遥远历史，在方言的深处沉淀着时间，居留不前的时间。正如海德格尔所宣称，真实的时间乃是曾在者之到达，曾在者并不是过去之物，而是本质现身者的聚集。人类对世界的原初体验、认识通达无数时光经由方言而至，更能深刻揭示人的本质性的存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就记录了方言的这种特征，如马桥方言中的“醒”指的是“蠢”，而“醒”字源于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举世独醒的屈原作为楚的忠臣，却在曾被楚国无情杀戮的汩罗江地区投水自杀，他是“醒者”还是“觉者”?当地人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独特的“醒”的含义，并延用至今。可见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语言、地域、时间都离不开人，语言的创造与人的生存体验应该是一回事，方言本质论最终归结于人的生存本体论。标志着意识形态统一的普通话使人生活在按标准秩序严格编码的符号世界中，具有某种抽象性和一般性。方言以其对语言规范的破坏彰显人的本真自由，恢复人的生存常态；方言作为日常语言形式，呈现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和极其多样性，它与人类日常感性的或经验的生活形态紧密相连，因而能表达人的具体性、自然性及个体性。最经常被引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话是：想象一种语言就等于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方言正是以特定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认识人类正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的。在方言文学中，人物不仅没有失掉普遍意义，而且能长久地刻在读者的心扉。譬如提起《海上花列传》，我们就会想起那些持着吴侬软语、能言善辩的上海倌人如沈小红、黄翠凤、周双珠、周双玉；提起老舍会令我们想到京腔京韵的落魄旗人和下层百姓，如《正红旗下》的大姐婆婆、二哥福海；而提到沙汀则令人想起那些操着川腔辣语，开着粗鲁的玩笑，隐身于社会阴暗角落的小人物如丁跛公、龚老法团等。 二 我国在周代就出现了方言的概念，即“殊方异语”。西周的金文铜器铭辞是我国最早的正式的文学语言，周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周以王畿一带方言为标准，确定“雅言”，其铭辞作为官方史录用的是“雅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典籍中开始有方言词汇的出现，但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北方周秦洛通语为主，如《诗经》和《楚辞》。秦代形成文言文，以秦小篆和秦语词汇来取代六国的东土文字和各地方言，做到了书面语的统一，文学语言就开始与口语分开。今《史记》载李斯的《谏逐客书》和《上二世书》，以及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都是当时文言文的范例，当时的方言作品却很少记载和留存。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是用当时越地方言所唱的民歌，可能是最早的方言作品，但已有论者指出《越人歌》也可能是非汉民族语言，并不是方言。随着唐宋变文、说唱、平话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如《醒世姻缘传》用了鲁东方言，《水浒传》、《金瓶梅》人物对话杂用山东方言，《西游记》和《儒林外史》分别有淮安方言和安徽全椒方言，《红楼梦》则主要是下江官话（南京方言）和北京话的综合，《何典》、《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大量运用吴语方言和民间谣谚。清末还产生了方言《圣经》以及方言白话报。 明清白话小说多用方言土语这个传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随着传统文学形式的取消而中断了，经过欧化改革的白话和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共同体的确立，使文学语言形式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一方面给文学带来新气象，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压抑了文学语言的创造与生长。虽然新文学伊始，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观也从理论上着重于民间口语的发掘，胡适因注意到黄遵宪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而竭力想提倡方言文学，要求作家在使用白话时不避俗字俗语，充分采纳各地的土话以及大胆的方言化，周作人1923年提出“乡土艺术”也倡导把土气息泥滋味表现在文字上，但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实际创作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以方言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方言俗语只是点缀式的出现在部分乡土小说的对话语言中。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方言从古代文学中的自然使用到新文学有意识地提倡，它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特殊审美性和合理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铺垫，方言写作成为正式的书写方式得到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作为一种语言形态与写作策略，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被强调的。这种理论倡导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得到呼应，并在中国文坛烙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它是以老北京方言、四川方言文学为代表的，其成就卓著的作家有老舍、沙汀、李人等。这些作家对方言的运用不再是原声原字不加修改的记录如《海上花列传》中的吴地方言，令外地读者一筹莫展，也不是新文学伊始为增添小说乡土气息或增强人物乡土性的语言点缀；而是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却又不失原味，保留了方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思维逻辑，收拢地域的声色气味化为某种独特的“腔调”，成为不单单是字词语法排列的特定方言模式。这一文学样式成果显著，有《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淘金记》、《死水微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种成绩的鼓舞下，各地方言创作不断得到提倡。如1947年华南地区兴起方言文学运动，1948年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方言文学研究会，次年模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样式发起关于方言文学的讨论与推广的运动，并发表了一些粤语小说及诗歌、杂文。此时方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茅盾、郭沫若等人空前强调，方言上升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⑥。 建国后文坛以方言入文者不乏其人，较著名的有京味文学的后继者邓友梅、刘绍棠、王朔，及带有山西方言的赵树理。方言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一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寻出几个方言词汇来。但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以方言来思维，以方言来作为文学作品特定“腔调”的作家作品却愈来愈不多见。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大都将方言作为一种寻根的语言和文化的语言，他们对大众语包括方言土语的运用有这样的自觉，即“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⑦。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品格的内涵上下功夫，却很少能从语言本身着手，将一种语言深入骨髓并自由地表达出来。一直致力于发掘民族性和民间精神的莫言、贾平凹等声称能将所谓的民间“声音”与现代形式相结合，如莫言自称《檀香刑》采用秦地“猫腔”的形式，颠覆了“五四”对民间话本小说、戏曲语言的拒绝，但实际上《檀香刑》在语言内容上都不能表达“猫腔”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郜元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檀香刑》刻意依赖一种非欧化非启蒙的语言，以牺牲文字来简单化的模仿所谓的“民间声音”，因而它所标榜的“民间气息”和“纯粹中国风格”是有某种误区的⑧。贾平凹的《秦腔》也同样如此。相比较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色地转化了传统方言小说的形式，方言成为韩少功进入个体内心世界和讲解社会变迁图景的维度，通过对湖南马桥方言的阐释，透射出语言、历史、人的一体化。诗人于坚也曾撰文提倡口语或方言写作，他认为当代诗歌分为两个向度即普通话写作和受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只有后者才能够真正实现陈独秀的“三推倒三建设”的主张和胡适的文学“八议”，以方言为血脉的口语复苏了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现代汉语与传统相连接的灵活性、人间性及个体性，恢复了汉语与日常事物的本真联系，使文学作为特殊的语言艺术具有自在的本体地位。但这种真知灼见在时下文坛由于种种因素难以得到呼应⑨。三 《圣经?创世纪》讲述道：挪亚的后代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支系，他们决定在巴比伦建一座通天塔，因为语言、口音相通所以进展很快。但上帝认为语言一致使人类有了接近自己的狂妄，于是变乱了人们的语言。人类因而分裂成不同的部族，通天塔因为纷争而停止。巴比伦在希伯来语中即“变乱”的意思。这个故事似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寓意，即作为一种言语动物，人本身的宿命是具有各各不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人类的语言也只能是种族性和区域性的，似乎这样才是人和语言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方言正是以其永不消竭的内在生命力捍卫着文学语言的某种独特性和个体性。如果说普通话创作能体现文学的公共性、广泛性及流通性，那么方言创作则倾向于文学创作的独特个性（包括区域个性、文化个性、主题个性、形象个性、思维及行为个性等）。方言的“私密性”令特定地域的人对之感到亲切与甜蜜，将之应用得丰韵传神，对此外的人群而言，又会带来陌生的惊喜和意外的生动。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方言作为语言形式与文学的现代性意义背道而驰。现代文学是要体现人性的永恒，表达人生的抽象意义，而方言所要提倡与强调的正是人生的特定性、民族性。这似乎表明方言也具有某种局限性，例如它在增加文本意蕴及鲜活性的同时，限制了文本的现代性内涵。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殊途同归，因为文学的最终本质就是以其个体性和不可复制性来实现恒久性目的。因而方言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学语言形式，是文学个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体现。 在地域性和民族性文化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整合性文化的趋势中，这种极端个性化、民族化的方言创作如果不刻意为之，就有渐趋消亡的威胁。方言在一定历史时间内是不会消亡的，方言作为一种对话语也会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学作品为增强其生动及生活性会常常采用方言），但整体性的方言叙述在现在看来，是有生产的危机。民族共同语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使文化和文学逐渐走向一种一体化的大同世界。从“五四”至今的中国现代语文运动，目的就是要创造和规范一种“普遍的民族共同语”，文言和方言土语都是要被超越的对象，所谓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乌托邦最终只是以建立欧化普通语的主体地位了事。同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形式的纯粹意义在文学理论界从未被真正理解过，它受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包装，承载了较多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建国以来，普通话的强制推广，无形中又挤压了方言的话语空间。胡适曾指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⑩但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吴语文学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上海除了允许沪剧、越剧等戏曲存在外，报刊不准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上海方言的广播、电影电视、话剧、歌曲磁带一度也不获允许，因此上海方言还停留在不见书面语的状态。遭受这种待遇的方言还有很多。这种人为的强制措施必然使方言文学和地方文化同时萎缩。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也使方言以及整个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地界的消失及民族国家单一性和完整性的丧失、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以及超空间的团体如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一个消除差异性、个体性和民族性的“地球村”在逐渐形成，这对于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扎根于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的方言创作有着极大的威胁。但一个引人惊奇的现象是：在方言文学衰落的同时，方言艺术如方言影视、小品、戏曲说唱之类却频频出现，例如赵本山的方言小品和影视的流行几乎使得东北话成为一种时髦。这一方面证实了方言能表达地域和人物的神韵，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大潮中对方言的浅尝辄止的运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艺术成为一种噱头，使之因为陌生化、乡土化而成为都市文化的参照物，并由于这两种文化间潜在的互相嘲讽而增添了某种喜剧化效果，方言因为“奇货可居”而成为卖点。 除开外界的冲击和影响，方言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操作的困难和创作者自身条件的不足。如何以一种“乡气”、“土气”的方言形式来达到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如何将随意性较强的方言转化成一种有序的文学形式，如何将不具备广泛流传性的地方语言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文学语言，需要的是一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方言的个性与文学的流通性和审美普泛性之间，会产生一个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悖论，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皖籍作家吴组缃就在《文字永远追不上语言》一文中列举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诸多困难。同时，经过严格的普通话教育和熏染的个人，已经离方言的故乡很遥远了。方言的气息、韵味对所有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因而在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深味某一种方言的内蕴并出色地表达出来，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无论语言风格还是遣词造句，文学语言都可以被成批地“仿制”与借鉴，但方言却较难复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使外省人几难卒读，张爱玲将书中苏白全部译成普通话，却使小说韵味尽失，台湾导演侯孝贤根据译本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但他还是不得不让所有演员都说苏白，以呈现原著的原味。 可以说，与普通话相比，方言更强调存在的本真性和个体性。然而在飞速前行的时代列车面前，方言最终将蜕变为一个时代的“共语”，而不是“独语”，时下的方言创作与理论研究也正是在这种趋势的压迫下处于一种极度匮乏的状态。卡夫卡曾无比忧心地说过：“建造巴比伦之塔，但不爬上去， 那么也许会得到允许的。”11具有无穷欲望的人类能否做得到这一点，却是个大大的疑问，因而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在将来能否存在，也就成了一个真问题。 注释： ①⑤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99、20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版。 ②⑩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刘半农：《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5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④张爱玲：《〈国语海上花列传〉译者识》，《国语海上花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⑥见茅盾：《杂谈方言文学》，郭沫若：《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转引自静闻《方言文学运动的新阶段》，《方言文学》，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 ⑦王安忆：《我读我看?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郜元宝、葛红兵：《语言、声音、方块字与小说——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说开去》，《大家》2002年第4期。 ⑨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诗歌研究草案：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于坚集卷5?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卡夫卡：《箴言——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文集3》，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苏雪林（1897-1999），原名功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天婴、杜苦等，安徽省太平县 人，生于浙江瑞安。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后回国在几所大学任过教授。1949年赴香港任职于真理学会，次年至法国研究神话。1952年转台湾做教授，1973年退休。苏雪林在台湾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兼写小说、剧本、传记和散文，所著甚丰，计有散文随笔集十七本，除四十年代的《青鸟集》、《屠龙集》外皆为在台湾完成，曾获台湾“教育部”文艺奖、“文复会”第三届中正最优写作奖、中山文艺创作奖、第六届“国家”理论奖。1999年4月21日,皖籍居台著名老作家苏雪林先生在台南逝世,享年102岁。 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称为阿英“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只是她曾撰文攻击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及发表过反共言论，因此在大陆不为人所喜。（宇慧撰写）

求一位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皖籍女作家的姓名和简介这位皖籍女作家叫苏雪林简介如下：苏雪林（1897年2月 24日 —1999年4月21日）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称为阿英“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只是她曾撰文攻击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及发表过反共言论，因此在大陆不为人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