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失落马家浜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陈忠大顾明光彭振宇梁河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萧山311203）

摘要：利用古土壤层、河流冲刷面等标志，在岩石地层、磁性地层、生物地层等多重地层划分基础上，依据基准面旋回的等时原理，将杭嘉湖平原第四纪地层划分为9个亚层序、8个气候旋回、27个基准面旋回，进行了不同钻孔、不同地区间地层的精确对比，并根据不同气候旋回期的古地理特征，进行了杭嘉湖平原的第四纪环境变迁研究，将其划分为河湖与潮坪2个发展演化阶段。同时，对杭嘉湖平原成陆后的钱塘江、杭州湾变迁作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杭嘉湖平原；第四纪；地层对比；基准面旋回；环境变迁

第四纪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地层的划分和对比，“化石层序律”几乎是地层学唯一实用的全球性基础。传统的生物地层学用“标准化石”确定地层年代并进行区域或洲际对比。岩石地层则依据岩石或岩石组合进行划分，并尽量寻找分布广泛而连续的“标志层”进行区域对比。但杭嘉湖平原第四纪地层所经历的时间总共只有；所含化石，例如有孔虫、介形虫、超微钙藻等，地质分布时间往往要长出1～2个数量级；本区第四纪地层相变极其频繁，相距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相邻钻孔便无法直接对比；沉积物最终进入稳定的地质状态之前，还会经历多次剥蚀、搬运的改造，地层缺失和频繁相变则成为本区第四系的重要特征；海积平原在很大程度上是侧向加积，随海平面升降向陆或向海退积及进积。因此，笔者利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的理论，采用“基准面旋回”概念和岩石地层、气候地层、年代地层、磁性地层和层序地层等多重地层划分的研究方法，建立等时地层格架及对比依据，解决标准孔与一般钻孔的气候旋回等时对比问题，并利用“基准面旋回”等时性的理论，对气候旋回内的地层进一步进行对比，制作准瞬时岩相古地理图［1］，分析不同时期的古地理特征，以探讨其环境演化过程。

1 第四纪地层划分

《中国地质年代表》将第四纪下限定为。根据长1－1孔古地磁资料所标定的年限，杭嘉湖平原大致推定第四纪底界位于该孔处。杭嘉平原第四纪沉积物以厚度变化大、沉积类型复杂多样、岩相变化剧烈，岩性组合复杂为其主要特点。现自下而上如下。

嘉兴组（N－Qpj）

该组仅于钻孔见及，岩性以砾石、砂砾石、中细砂为主，局部有含砾亚粘土或含砾亚砂土，顶部往往见硬塑亚粘土。底部不整合于基岩之上，底板埋藏深度在156～318m，厚度横向变化较大，为6～148m。长1－1孔厚约148m，可划分为3个岩性段：

下段（N－Qpj1）

以砂砾石、含砾砂、中粗砂为主，偶夹薄层细砂及粘土，以黄、棕黄色为主。区域上主要分布于王江泾—西塘—线、新丰—平湖一线的构造凹陷部位，其他地段多已缺失，厚约81m。

中段（N－Qpj2）

主要分布于基底构造凹陷区，厚约30m。岩性下部以灰绿～灰黄色粉细砂为主，局部夹粘性土层；上部以亚粘土、亚砂土为主，含较多铁锰质结核。

上段（N－Qpj3）

下部以具二元结构的褐灰色粉细砂、中粗砂组成，富含钙质；上部由灰蓝、褐黄色粘土、亚粘土组成，富含钙质结核和炭化植物碎屑。主要发育于杭嘉湖平原东北部，厚约35m。

前港组（Qpq）

主要分布于杭嘉湖地区，少量分布于萧山、绍兴地区及慈溪北部，为钻孔所揭露，以粉细砂、亚粘土为主。本组底部以古土壤层与嘉兴组分开。底板埋深91～232m，厚度5～102m，具西南薄、东北厚的表现特征，可分上、下两段。

下段（Qpq1）

以灰色为主；岩性以中细砂、粉细砂为主，含较多的钙泥质结核，厚约43m。顶部一般为灰绿、灰黄色的硬塑亚粘土，含铁锰质结核。

上段（Qpq2）

由亚粘土、亚砂土、中细砂相间构成两个上细下粗的沉积韵律，厚约20m。上部为灰绿色硬塑亚粘土或粘土，富含铁锰质结核、钙质结核；下部为灰色细砂、中细砂，含钙泥质结核。在近山前坡麓地带，厚约20m的粘土中发育较为特征的网纹构造。

本段地层中的海相有孔虫表明在该时期内曾发生过短暂的海侵事件，时间为中更新世晚期，属本区最早的一次小规模海侵事件。

东浦组（Qpd）

广泛分布于平原区，早期以陆相沉积为主，后期则以海陆交替为主。可分为上、下两段：

下段（Qpd1）

下部由亚粘土或粘土、亚砂土或粉砂组成数个上细下粗的沉积韵律；上部为粉砂或亚砂土，局部为粉砂与亚粘土互层，单层厚度数毫米至几十厘米，灰色为主，含钙质结核。

上段（Qpd2）

上部粘土或亚粘土，灰绿、褐黄色，含铁锰质结核和有机质，灰、灰绿色为主，可塑～硬塑，含铁锰质结核、钙质结核；下部主要由砂砾石、亚砂土组成，灰、灰黄色为主，局部灰褐色。

宁波组（Qpn）

上部以河湖相亚粘土、粘土为主，灰黄、灰绿色，硬塑，含铁锰质结核。中部为粉细砂、亚砂土、亚粘土组成，含钙质及有机质，灰色为主；下部为亚粘土，灰－深灰色，可塑。底板埋深6～85m，厚度0～49m。

河姆渡组（Qhh）

包括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松泽及良渚等5个文化层及其以下的全新世沉积地层，时限为.（或.）至.。因此，各地出现的河姆渡组其文化层及岩性组合并不一样，但其文化层则为显著标志。

镇海组（Qhzh）

区内广泛发育，构成现今之平原表土层。下部以淤泥质亚粘土、粘土为主，流塑～软塑，灰色，局部夹粉砂透镜体；上部成因类型复杂，在地势低洼处一般以泻湖相、湖沼相的亚粘土、粘土为主，灰褐、灰色，形成湖沼水网平原。

河口地区以亚砂土、粉砂为主，灰色，微层理发育，形成河口冲海积平原。

滨海平原区，以海积、冲海积粉砂、亚砂土为主，薄层理十分发育，灰色为主。底板埋藏深度5～76m。

2 气候旋回与基准面旋回划分

第四纪时间跨度短，生物已失去或部分失去了划分年代地层的作用。作者采用了气候旋回和基准面旋回等时性的理论，利用气候旋回、磁性地层学和层序地层学等方法技术对全区地层进行了高精度对比，并以微相作为编图单位制作不同时间段的古地理图，揭示其古环境演化。

在寒冷期形成的“硬土层”、铁锰质结核层等暴露面是气候旋回转换的自然界面，以暴露面为界线进行划分，由暖至冷为一个周期，亦即一个气候旋回。

基准面是分隔沉积作用与侵蚀作用的理论势能均衡面，在这个面上既无沉积作用，又无侵蚀作用。基准面总是向其幅度最大值或最小值单向移动，构成一个升和降旋回，称基准面旋回，在这个时间域中保存的岩层组成一个成因层序，因其边界为时间面，所以为一个时间地层单位，故亚层序是一个相当短周期基准面旋回时间间隔的地质体。

依据气候旋回划分标志、基准面旋回叠加样式及界面特征，将杭嘉湖平原第四系划分为8个气候旋回和9个亚层序，亚层序与气候周期呈明显的耦合关系表明亚层序受控于气候周期性变化［1］。其中，更新世包括7个气候旋回，全新世1个气候旋回，每个气候旋回则分别可划分为3～4个基准面旋回（表1）。

表1 杭嘉湖平原第四纪气候旋回与基准面旋回划分表

3 区域对比

第四纪地层区域对比仅限于长江三角洲平原区的上海、江苏两地，而且仅对海积平原的第四纪地层进行了对比研究。长江三角洲平原区第四纪对比是第四纪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作者在区域对比的研究过程中，首先依据古土壤层、风化壳，以及河流冲刷面等寒冷期的标志，再依据基准面旋回的等时原理，对气候旋回中的地层进行更精确对比，使其对比精度大为提高，同时利用磁性地层所确定的年龄、气候地层标志作为重要标志，并以上海嘉定G414孔、江苏南通SK10孔及本区长1－1孔为标准进行区域对比［2］。

晚更新世地层对比

《中国地层典（第四系）》下界年龄为，这条年代界线分别位于浙江嘉兴组、上海安亭组、江苏海门组之中。下更新统的顶界为布容正极性与松山负极性时的界面。在这两条年代界线之间，为浙江嘉兴组、上海安亭组及江苏海门组，因此，它们是可以相互对比的。

中更新世地层对比

中更新世时限为～，浙江将其沉积物称前港组，顶界为一古土壤层，说明为一个由暖变冷的气候旋回。上海在之上为嘉定组，顶界面则为一河流冲刷面，是因气候变冷，海平面下降，河流向海延伸的产物，亦标示温度下降，虽然表现形式不一样，但亦反映出一个气候旋回。江苏中更新世称启东组，其顶界面为一硬土层，亦反映气候变冷，与浙江具有相同的气候变化规律。因此，它们是可以对比的。

晚更新世及全新世地层对比

晚更新世为13万年至1万年。

浙江包括东浦组、宁波组。东浦组位于布容磁性底界（万年）之下的古土壤层之上，顶界则以布容磁性事件顶界（万年）之上的古土壤层为界。上部的宁波组顶界是以末次冰川结束为标志，其沉积物表现为一“硬土层”。

上海上更新统亦包括昆山、滆湖两个组。昆山组底界也为布容磁性事件底界之下的冲刷面，顶界为该磁性事件之上的冲刷面，其上的滆湖组顶界亦为末次冰期为界面。因此，浙江的东浦组、宁波组是可以与上海的昆山组、滆湖组分别相对比的。

江苏晚更新世昆山组的顶界为一可与东浦组对比的古土壤层，滆湖组顶界亦为末次冰期，因此它们是可以对比的。

全新世无论是浙江还是上海、江苏，均以末次冰期作为划分标志，或以哥德堡磁性事件为准，所以本区的河姆渡组和镇海组可以与上海组、如东组对比（表2）。

4 杭嘉湖平原环境变迁

杭嘉湖平原第四纪的发展与演化

杭嘉湖平原第四纪的发展以首次海泛波及本区为标志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全为陆相的湖泊与河流沉积，被称为“河湖”发展阶段。晚期则以潮坪沉积为主，称为“潮坪”发展阶段。

河湖发展阶段

早期的河湖发展阶段包括了第一至第四气候旋回，相当于嘉兴组至前港组下段。杭嘉湖平原现存的南西高、北东低，西南部为丘陵区的地貌格局，在新世纪上新世时业已形成，且一直控制着第四纪的沉积。

初始，湖泊主要发育于北部，南部的慈溪仅见零星小湖，它们均被古陆或剥蚀区围限，严格受地形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上湖泊向南、西推进，直逼南、西部的丘陵地带。表现为小湖逐渐合并为较大湖泊，丘陵地带的洼地也形成大小不等的湖泊。这一现象反映了气候总体越来越暖的变化规律。

表2 第四纪地层划分与区域对比表

河流几乎每一气候旋回均有出现，且越来越发育，源区则逐渐向南推移，规模渐次变大。洪积扇各气候期均可见到，它们大小不一，或居于丘陵之间，或位于平原之中。河流的发育程度与降雨量密切相关，其逐渐发育的特点也印证了气候变暖降雨量增加的气候变化特点。河流源区向丘陵地带推移，似表明夷平作用的加强。洪积扇不仅见于丘陵地带，平原区也可见到，表明不仅丘陵地带的地形相对高差比现今要高，而且平原区中还存在不少的丘陵。

虽然总体反映出气候变暖，但在这一阶段中，有四次次级气候波动出现，表现出湖泊范围随气候温度增高而加大，降低则缩小的正相关关系。每一气候旋回的早期，湖泊分布限于北东部，至中期则向南扩展，且南、西部丘陵地区也可见到大小不等的湖泊。气候旋回的晚期则湖泊向北东萎缩，原连成一体的大湖由于湖平面降低而分离成东、西两个湖泊。

剥蚀区的分布则与湖泊演化相反，每一气候旋回出现早期增大，中期缩小，晚期又增大的变化规律。表现为早期呈片出现，中期仅在西、南丘陵边缘及原湖区中零星出现，晚期则又呈片出现，有时还伸入湖中将湖泊分成两部分或组成半岛。

从湖泊与剥蚀区消长变化规律分析，它们与气候旋回呈耦合关系，也即气候旋回控制了湖泊及剥蚀区的发展、演化。当温度增高时，降雨量随即增高，河流发育，湖平面抬高，造成剥蚀区缩小，湖泊面积扩大。丘陵地带也因降雨量增加、地下水位抬高，在低洼处集水形成大小不一的湖泊。当气候变冷变干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

本阶段构造活动控制沉积的现象也是明显的。第一气候旋回末期剥蚀区呈北东向分布的现象就有可能是北东向断裂再次活动造成的差异性沉降造成；第二气候旋回晚期，嘉兴、乍浦两条伸向湖区的半岛，反而出现湖平面下降、半岛缩小的现象，反映可能地壳下降所致；第三气候旋回早、晚期出现北东部为浅湖，南东部为深湖的北东高、南西低的湖底地形，只能是由于构造作用加强造成“地块”掀斜形成。本阶段构造活动与气候变化共同控制着沉积作用及沉积物的分布。

潮坪发展阶段

至第五气候旋回，潮水侵入本区，相应的潮坪沉积开始出现，揭开了杭嘉湖平原以海相沉积为主的发展阶段。海侵初期岸线位于湖州—余杭—海盐—慈溪一线。第六气候旋回海侵高峰期，岸线已达湖州南—三墩—萧山—绍兴—慈溪一线。而第七气候旋回海侵高峰期岸线向南推至杭州—萧山一带。因此，从第五气候旋回至第七气候旋回为海侵高峰期，即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区内海域不断扩大，岸线南移，标志着这一时期，温度总体变暖。每一气候周期均具有冷—暖—冷的变化规律，表现为海侵初始—海侵高峰—海水退却三个发展阶段，沉积物的响应是潮间带或潮下带沉积向南西推移，古陆及剥蚀区缩小、砂坝或砂堤减小或向南西推进。当海水退却时，岸线向海位移，古陆增加，剥蚀区急剧加大成片出现，往往仅见潮上带沉积。但是，在第七气候旋回末期，即晚更新世末期，则出现大幅度的海退现象，表现为剥蚀区的大范围出现，岸线向北东推移且出现大量的砂堤，而区内仅见潮上带沉积，这可能是冰期到来的反映。依据古地理图分析，本阶段潮水是由北东向南西侵入为主，另在慈溪及余姚两地分别还有由东向西、由南东向北西的两个进潮口。

全新世早期，为冰期后的海侵期，主要表现为剥蚀区与古陆将潮坪分割为多个不等的沉积区，且均为潮上带的沉积，古太湖比现今要大的多。至第二基准面旋回期，海域急剧扩大，除现在的丘陵区外，几乎全为海水淹没；杭州湾出现浅海沉积，周边依次出现潮下带、潮间、潮上带沉积物，代表了高海平面特征。第三基准面旋回期的最大特点是剥蚀区急剧扩大，岸线移至湖洲、洛舍、王店、乍浦一带。1～3个基准面旋回组成了一个次级的气候周期。至第四基准面旋回期，又出现大规模的海侵作用，岸线与第二基准面旋回相似，直达现存丘陵地带，标志一个新的次级气候旋回开始。

古钱塘江在第五气候旋回期已具雏形，虽然其后的各时期时隐时现，但从进潮口分析，尤其是全新世的进潮口基本上均是逆江而上漫浸陆地，所以，从它形成以后，至少是在全新世它一直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有时是因海进，迫使它退出本区。

与河湖发展阶段一样，构造活动也起到控制沉积的作用，但本阶段的构造作用，尤其是进入全新世后，比河湖发展阶段要弱的多。

.以来的钱塘江、杭州湾变迁

通过资料分析，杭嘉湖平原全面成陆后，钱塘江、杭州湾自.开始至.以前，岸线就向北推移，于.前后，钱塘江与杭州湾位置雏形基本形成。在2100～.时，杭州萧山城厢镇—慈溪—镇海一线以南地区业已出水成陆，萧绍、宁奉平原形成，那时的杭州湾堪称“大喇叭”，其口宽达100多km，湾顶位于现今杭州，南界于今日萧山—慈溪—镇海一线，曹娥江口有一个次级喇叭型河口湾。

.后，由于海平面下降，古长江口南移，三角洲不断向测区北东方向的海域延伸和乍浦—金山深槽潮流的冲刷等，渐形成现今之三角湾海岸。河口段由于水动力条件复杂，宽浅的河槽和岸坡由疏松的轻亚粘土和粉砂组成，使河槽极不稳定，导致两岸产生大冲大淤的变化及河床南、北往返摆动现象。

.后，钱塘江河口及杭州湾涨涌强烈，岸线变化变迁频繁，河口段由北大门，中小门和南大门记载了钱塘江入海河槽的巨大变化（图1），岸线摆动幅度达20km。

杭州湾南岸萧山—慈溪—镇海以北的大片陆地是最近600年以来杭州湾湾顶东移，南部边滩渐向北淤涨，造成杭州湾从“大喇叭”变成“中喇叭”的河口地貌过程中形成，从14世纪（明）至今累计，杭州湾湾顶东推了近50km。

图1 钱塘江及杭州湾演化变迁图

20世纪50年代以来，杭州湾北岸以冲刷为主的侵蚀海岸，进行系统整流护岸工程，逐步使北岸成为相对稳定岸段，但个别地段仍冲淤更叠。杭州湾南岸一直处于淤涨状态，局部则表现为相对稳定海岸，属连续堆积型。

由上可知，最近50年来杭州湾海滨平原淤泥质海岸线一直处于侵蚀和淤涨的变化中，稳定不变仅是相对而言，在前期变化剧烈地段后期有所缓和，然北塌南淤的总趋势仍存在。

5 结论与讨论

（1）利用气候旋回与基准面旋回理论，结合岩石多重地层划分方法，较好地解决了不同钻孔间对比问题，进一步提高了杭嘉湖平原的第四纪地层划分和对比精度。

（2）通过气候旋回与基准面旋回研究，将杭嘉湖平原第四纪地层划分为9个亚层序、8个气候旋回、27个基准面旋回，较系统、全面地分析杭嘉湖平原第四纪的环境发展与演化过程，并进一步划分为河湖与潮坪两个阶段。

（3）杭州湾北岸以冲刷为主的侵蚀海岸，虽经系统整流护岸使其成为相对稳定岸段，但个别地段仍冲淤更叠，南岸一直处于淤涨状态，局部则表现为相对稳定海岸，属连续堆积型。

参考文献

［1］陈忠大，覃兆松，梁河等.杭嘉湖平原第四纪地层高精度对比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地质，2002，29（3）：275～280

［2］陈忠大，顾明光，彭振宇等.杭嘉湖平原第四纪地质研究.2004，内部版，4～138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Contrast of Quaternary Stratigraphy in Hang-Jia-Hu plain

Chen Zhongda, Gu Mingguang, Peng Zhenyu, Liang He

(Zhejiang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Xiaoshan 311203)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viding of lithostratigraphy, magnetostraigraphy and biostratigraphy, and the isochronous theory of cycle of base-level, we divide Q of the Hang-Jia-Hu plain into 9 sub-sequence, 8 cycle of climate, and 27 cycle of base-level according to the mark, such as pelaeopedological and river wash-surface. And we do the high-resolusion contrast of Quernary stratigraphy on the different stratigraphic hole and the different area. Besides these, with the old geographic feather of different cycle of climate, we study the change of Quernary stratigraphy condition in Hang-Jia-Hu plain, and divide Q of the plain into 2 segment of developed and evolvement, which are river-lake and tide-level ground. Meanwhile, we do the frist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Qian-Tang-Jiang river and Huangzhou bay, which happened after Hang-Jia-Hu plain become land.

Key words: Hang-Jia-Hu plain; Quaternary (Q);Contrast of stratigraphy; Cycle of base-level; Environmental change

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 历史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关于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引言

小麦是旱地高产作物，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现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其在农业史研究方面的意义，而且还在于在考古学 文化 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随着古代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深入，对史前时代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 热点 问题。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显示，正是在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小麦遗存普遍出现，这可能暗示当时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农业特别是小麦 种植 有某种关联(1)。关于农业对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直接作用，在北美东部的史前文化中也有明显的表现(2)。由于受到考古资料的局限，至今仍然对小麦这种重要粮食作物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本文通过系统 收集 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先秦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3)进行系统总结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小麦产生与发展历史过程，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设想。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到秦以前的时期，是探讨小麦这种作物在中国出现和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本文中的“早期”就是指秦及其以前的时期。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一直受到 植物 学家、农学家、古文字学家的重视，而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的工作很欠缺。事实上，研究这个问题，考古学资料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系统检索公开报道的小麦考古遗存资料后发现，到目前为止，小麦考古遗存的相关报道不仅数量少，而且有些资料的可靠性比较低。我们将所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考古 报告 中公布的材料，另一类是转载或者是非考古报告中公布的材料。第一类资料，还可以根据标本是否经过专业人员鉴定细分为两类。

从表中可以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河南陕县庙底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这个资料未见正式报告中报道，只是在论述性文章中提到;认为是“麦类印痕”，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亦或是其它麦类。山西保德王家湾出土的史前时代“麦粒印痕”，既不曾见于正式报告，也没有明确小麦还是大麦(23)。20世纪60年代报道的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发现的遗存，也是“麦”，没有明确是否为小麦或大麦。鉴于上述，我们暂时对这三个材料存疑，就是我们在分析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时空分布时不采用这些数据。此外，文献20中提到的几个遗存资料，都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其中除山东日照两城镇、河南洛阳皂角树、陕西周原和安徽亳县 钓鱼 台以外，我们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 自然 也不能将河南新密新砦、偃师商城商代早期、殷墟商代晚期的发现作为正式资料来引用。关于遗存的年代，我们优先选择那些炭化麦测年结果，但对于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只是最近才被重视的，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报道都没有对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所以，如果麦类遗存与明确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共存关系是确定的，就采信其年代;而象新疆发现的三处遗存资料，其年代是根据与其共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判定的，但问题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也是不确定的，例如，对于新疆“含彩陶类型”的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孔雀河下游墓葬的年代也只是推测，对于这三个遗存的年代，本文也存疑，最起码有待新的资料来证实。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前面提到的存疑的麦类遗存资料，就可以做出图l。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就是龙山时代，空间分布上从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年代是距今4800年)、甘肃民乐东灰山(距今5000—4000年)、陕西武功赵家来(4400—4000)、歧山周原，到山东(24)茌平教场铺、胶州赵家庄和日照两城镇;此后的夏商周时期，不仅有小麦遗存，还有大麦遗存，有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三期)，商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陕西歧山周原、西藏昌果沟，周代的安徽亳县钓鱼台、青海丰台。

上述资料显示，在龙山时代，似乎小麦突然在中国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而且从胶州赵家庄等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小麦形态看，显然已经是完全驯化成熟的小麦，已经远远脱离了小麦种植活动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现，在河南省范围内，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小麦遗存。而此后的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分布空间范围扩大了;如果将这种考古发现状况与文献记载的商代小麦生产情况对比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是极不相称的;同时，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公认的，这与考古发现的小麦遗存数量少也是不相符合的。据此我们推测，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小麦遗存现存在很大偏差，就是河南境内的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也会比较普遍地存在小麦遗存(25)，而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发现。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现状

关于小麦在中国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感 兴趣 的话题。一般来讲，探讨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某种农作物栽培起源和发展，首先要弄清其发展的时空范围。出现最早的地点或者区域往往被认为是起源地，而那个地点的时代就是起源的时间。中国古代种植的是普通六倍体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来源问题，学术界有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小麦是由西亚经过中亚传播过来的(26)，另一种关观点认为，中国小麦是本地起源的，有人主张是在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起源(27)，有的人主张是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起源的(28)。

主张普通小麦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在中国没有形成普通小麦的物种条件，普通小麦(即六倍体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Aegilops quarrosa)天然杂交、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而形成的一个物种(29)。中国历史上从未种植过二粒小麦，自然界也不存在野生二粒小麦，所以，虽然作为自然植被成分的粗山羊草分布在新疆伊犁河谷、作为多年连作麦田中的杂草存在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和河南等省的若干县，由于上述两个区域都没有二粒小麦，中国不具备粗山羊草与二粒小麦自然杂交的客观条件，也就是不具备形成普通小麦物种的条件。而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东欧洲的很多考古遗址中都出土了普通小麦的一种(Hulled spelta wheat)，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中亚、安那托里亚高原中部、印度和中东欧洲普遍出现了普通小麦的另一个种，而这种小麦可能就是后来传播到中国的小麦物种(30)，中国的普通小麦在距今5000年前后才出现。当然，事实上，虽然普通小麦作为一个物种，不是在中国形成的，但传播到中国后出现了很多变异，这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些变异包括“云南小麦”( King)、“西藏半野生小麦”(田间杂草)( ssp. Tibetanum Shao)、“新疆小麦”( Dong)等。物种的起源中心和变异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源中心是指物种形成的地方，而当一个物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栽培，可能会形成很多新的变异，产生一些新的物种，这种变异性十分丰富的地方，被称为变异性中心，也叫多样性中心或者是次生起源中心。中国普通小麦的变种也是世界之最，中国是普通小麦的变异中心、多样性中心和次生起源中心。

主张普通小麦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的学者的主要根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卢氏县、三门峡、洛阳和陕西宝鸡、西安等许多地区都发现了与六倍体普通小麦有亲缘关系的小麦草(Aegilops quarrosa)，70年代在西藏发现六倍体野生小麦(Tfiticum xizangense Li，)(31)，根据这些发现，有学者提出普通小麦中国起源的观点，甚至主张中国小麦是由东向西传的(32)，直到欧洲(33)。但是，在不能证明中国曾经存在过栽培二粒小麦、且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的结论没有被修改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国找到粗山羊草，也不能证明普通小麦可能是中国起源的。至于“从中国特有的‘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不难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目前关于普通小麦形成条件的认识(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而且单就这个命题也是需要证明的，只有通过实验的方法在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我们才能进一步推测普通小麦可能起源于中国，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需要有考古学证据。而事实上，考古发现的炭化小麦遗存并不支持这个观点，目前发现的早期炭化小麦遗存，黄河中上游和下游地区的年代基本一致，黄河中上游地区并没有时代很早的炭化小麦证据。

主张小麦在山东起源然后向周围地区传播的观点，主要依据是古代文献。关于古代文献可信性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炭化小麦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在山东，这可能暗示着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小麦种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从炭化小麦遗存的形态特征看，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遗存已经远远脱离了栽培小麦起源阶段，是有一定发展阶段的特征。所以，如果只依据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就断定普通小麦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山东地区，证据显然不充分，况且某种作物起源的研究是不能没有现代 生物 学研究参与的，目前我们不仅没有在山东地区发现任何与栽培二粒小麦有关的遗存，即使是黄河中游地区存在的粗山羊草，在山东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综合来看，上面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都没能证明小麦的确实来源。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图和表中所列的考古发现的炭化麦遗存，我们会发现这个情况是合乎逻辑的，就是目前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的研究(指的是与小麦等遗存相关的古植物学方面的分析等)都不能支持我们对中国早期小麦的历史做一个科学结论，只能是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测，换句话就是说，现在远不到对中国早期小麦来源下结论的时候。参照西亚地区小麦起源和东亚地区水稻起源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关于中国早期小麦历史的研究，还需要积累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同时要开展野生植物资源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早期小麦种植的研究，应当从考古发现、种植的环境条件、野生植物资源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34)。

1.关于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关于中国小麦起源的两种观点，都需要通过系统分析现代植物和考古遗存来完善。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积累资料、探讨方法。我们同意采取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路(35)。考古遗存首先要积累数据，然后进行形态学上的综合研究。

前文已经对目前发现的小麦遗存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显示，在那些可靠的资料中，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属于龙山时代早期阶段，就是距今4800年前后，此后的夏商周时期，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小麦遗存资料。从龙山时代开始，小麦就广布黄河流域，在上游、下游都有发现。黄河中游的河南没有发现，可能是工作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小麦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数量与实际上存在的考古遗址数量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在空间上还有很多空白区域，尽管目前不能预测如果对更多的遗址进行植物遗存提取能够找到多少有小麦遗存的遗址，但至少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现，否则无法解释龙山文化时期小麦普遍性的突然出现;其次，就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中，只有极少部分经过了浮选，假设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有50%以上的经过浮选和科学采样，我们发现小麦遗存的数量也会成倍增长。在积累小麦遗存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相关遗存资料，包括与小麦早期栽培相关的杂草、农田等遗存，小麦耕种和收割相关的工具的研究，灌溉系统的发现与研究等。在上述研究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植物大遗存(炭化植物种子、植株残骸等)、微体遗存(花粉、植硅体和淀粉粒等)分析等植物考古手段。

探讨中国麦作农业与西亚地区的关系，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是必须加以关注的区域。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者先秦时期炭化小麦，需要系统采样分析，西北地区系统的植物考古采样分析与研究，可能是廓清中国小麦种植历史的一个必由之路。

根据山东近年来植物考古发现的情况分析(36)，经过系统浮选的遗址中多数有小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黄河流域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分析，可能会在整个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北方古代遗址中获得更多、时代更早的麦类遗存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探讨中国早期小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我们必然会获得更多的可靠证据。当然，我们现在也需要根据国内外研究和发现，从理论和模式上进行思考，为综合研究做准备。如果小麦是从西北地区传播到山东地区，我们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面找到更多的证据，因为这种农业技术的传播应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实现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不同时空范围内在小麦遗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与研究。目前只有陕西周原王家嘴地点出土的炭化小麦进行了测量分析，其结果是小麦121粒，其中1粒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小麦特征很典型，圆柱状，背部隆起，腹沟很深，其中随机抽取20粒进行测量长宽平均值为、毫米，比现代小麦稍小。新疆孔雀河下游北岸墓葬中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麦遗存，其籽粒明显小于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所出(37)。

2.种植条件分析

农学家或者农业气候专家多数主张在没有灌溉系统的情况下，华北地区没有种植小麦的条件(38)。主要原因是小麦种植需要冬春雪水保墒，华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如果没有灌溉系统，种植小麦很难。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气候条件与现在的差别多大?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古气候环境研究，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发表的关于全新世气候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全新世开始到仰韶时代，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而龙山时代则经历了气候变冷和干的过程(39)，而现有的考古发现显示，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比较普遍的种植水稻(40)，可能表明即使在龙山时代，气温和降水条件也好于现代。所以，全新世早期阶段，黄河流域可能具备种植小麦的气温和降水条件。(2)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黄河流域是否存在灌溉系统，或者存在灌溉系统的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仰韶时代已经普遍种植水稻，而水稻种植是需要灌溉系统的，所以，从客观上，具备修建小麦灌溉设施的条件;其次，距今7000年前后已经出现、龙山时代更加普遍的水井，可能与灌溉系统有关(41)。所以，尽管目前尚没有发现灌溉系统的考古遗存，但龙山文化乃至早些时候有灌溉系统，应没有太大疑问。这里我们还要考虑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保存的困难程度之大，因为中国是农业古国，世世代代从事农耕活动，后代破坏或者改造前代灌溉系统，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发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的困难。

上述分析表明，龙山时代甚至更早阶段，黄河流域具备种植小麦的气候条件，也可能存在灌溉系统，所以，从客观条件方面，能够满足小麦种植。

4.野生植物资源研究

农业就是人类与植物关系问题。关于某种作物栽培的起源，只有在这种作物野生祖本分布地区才有可能。野生祖本多样性中心才有可能是起源中心，从水稻起源地、西亚小麦起源地等的研究都证实这一点。所以，研究中国早期小麦种植历史，除了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遗存提取和分析以外，我们还需要开展植物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植物学调查。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基础。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陕县三门峡和卢氏县首次发现山羊草属中的粗山羊草，后来发现其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甚至到新疆新源牧区，实验证明其为合成六倍体普通小麦的亲本之一，被称为“中国小麦草”(42);相继在云南发现的“铁壳小麦”(Triticum yunnanense .)是由野生种向合成六倍体小麦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

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并有可能实现突破。第一，在发现最早的小麦遗存的区域(43)，系统调查野生植物资源，同时对小麦种子形态、可能的农耕区等进行分析，探讨其与西亚最早的普通小麦遗存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结果将成为我们认识中国早期小麦来源的重要参考材料。第二，系统分析中国现存小麦野生祖本的生态环境特点，并在其周围地区进行全新世以来植被重建研究，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小麦驯化有关的植物资源，这个结果将成为前面的第一项研究的重要补充。

五 先秦时期是中国小麦种植的初期发展阶段

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从龙山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小麦种植活动就已经比较普遍了，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小麦种植可能保持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而文献记载则可以证明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十分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了(44)。

传统观点认为，商周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才有小麦(45)，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肯定需要修改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不仅有了小麦种植，而且很可能已经比较普遍了，小麦在农作物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水稻或者谷子和黍子，但肯定比大豆类更受重视。在山东已经进行系统浮选的四个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全部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这可能表明小麦种植在当时当地是相当普遍的，当然，我们要证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更多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植物考古研究。在黄河中上游的情况也如此。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距今4600年，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这个年代数据是否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小麦种植比黄河下游早出现，目前还不能下结论，要等待更多的考古遗存证据。

目前发现的相当于夏代时期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资料数量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河南洛阳，这可能与夏代延续时间短而且没有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有关。现在已经发现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有登封王城岗二里头文化时期炭化小麦、洛阳皂角树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大麦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刻有麦穗的陶尊残片，麦粒饱满芒较长(另有一个稻穗残片)。

商周时期考古遗址中的与小麦有关的遗存数量增加，而且分布空问范围明显扩大。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晚期的炭化小麦;西藏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公元前1370年(距今3500年)前后的青稞(Hordeum velgare nudum)、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谷子(Setaria italica )、裸燕麦(Avera nuda L.)、豌豆(Pisum sativum L.)等(48)，其中，青稞和谷子数量最多;青海丰台卡约文化遗址中浮选得到20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以大麦(H. vulgate)、小麦()和粟()为主，大麦占90%以上，农田杂草种子数量也比较多，可能表明当地农耕活动规模比较大(49)。安徽省毫县钓鱼台遗址的西周时期陶鬲 内存 有炭化小麦(50)。周原小麦数量占出土谷物数量的，没有公布出土概率;先周时期小麦数量占同时期出土谷物数量的13%;可能说明周人已经规模性地种植小麦了。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来分析我国先秦农作物的比例，条件还欠成熟，主要是因为经过系统植物考古分析的遗址数量太少，结果不具有 统计学 上的意义，而那些偶然发现的各类农作物遗存由于其偶然性，其统计学上的意义更是值得怀疑。但我们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发现却能给一些启示，因为在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四个遗址中，都发现了谷子、黍子、水稻、麦类这四种农作物，发现的豆类植物，虽然无法确定其是否为栽培，但其普遍性则暗示了栽培的可能性非常大，至少在当时人的食物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注意到，即使在山东地区，不同遗址中各类粮食作物比例也不同(51)，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对农作物构成的影响。因为即使是农业 科技 高度发展的今天，农业的 地理 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是否就说明小麦是当地种植的?严文明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各大文化区的生业经济中农业大概已经占主导地位，同时，贸易活动在经济活动中也非常活跃(52)。如果我们承认在黄河流域也具有同样的发展水平的话，那么，考古遗址中的小麦遗存就不一定是反映了小麦种植活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对古代麦作农业活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麦田的寻找和证实。当然，对于水稻和谷子等其他农作物的研究也如此。对于古代农田的研究，是古代农业研究中的关键步骤。

综观上述，尽管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具备小麦种植的自然条件，而且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龙山时代，但是，中国的小麦是否为本地起源，仍然是一个需要多 学科 合作进行证明的科学问题。不仅如此，关于中国古代小麦种植状况的研究，也将成为考古学、农学共同关注的课题。

绍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东巡到苗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将苗山更名为会稽山。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在此建立都城，卧薪尝胆，复国兴邦。秦行郡县，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析为山阴、会稽两县，同城而治，直至清末。其中公元1130年，宋高宗赵构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为绍兴府，并于次年改元为绍兴元年，绍兴由此得名。民国建元，撤府建县，合二为一，统名绍兴。1983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市、县并设，同驻越城。2001年绍兴县遂新建县城，迁址柯桥。1982年，国务院公布绍兴市（县级，即绍兴县）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先秦时期，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1978年以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绍兴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较大增加。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理法，撰成《周易参同契》一书，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被后世誉为“万古丹王”；东晋建武元年（317），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184～189），由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史学家慧皎、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著名；名刹中，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诸暨五洩禅寺，郡城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1982年，日本空海访华团来绍兴寻根问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宗教输入中国。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1850～1868），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此后，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足迹遍及绍兴城乡，以施粥、施米、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并广建教堂。至民国8年（1919），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所）124处、教徒2955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缮，一些著名法师升座讲经，重大佛事活动相继举行；道教已近湮灭；基督教、天主教会摆脱外国教会势力控制，经过爱国爱教的革新运动，获得健康发展。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宗教信徒5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其中基督教徒万名、天主教徒365名、佛教僧尼252名、三皈依信徒约万名；全市有各教各级爱国组织18个，各教活动场所218处。教徒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和参加宗教活动，爱国爱教，心情舒畅。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国家投入的绍兴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分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沉原因，我们认为绍兴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地域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地域文化包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治水文化。绍兴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几千年前，南有山洪之患，北有潮汐之害，人们为了生存，进行了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治水斗争。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他忧国忧民，以治水为己任，十三个春秋，披星戴月，“三过家门而不入”。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领导绍兴人民开始围堤修筑鉴湖，鉴湖水利工程成为我国江南一带最古老的灌溉工程。东晋南朝时，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西兴运河，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物资的集散。唐会稽县令李俊之主持增建海塘，长百余里；后又有汤绍恩主持兴建三江闸，抵御海潮，扩大耕地。至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围垦、90年代兴建标准海塘和本世纪初的围涂造田，更是谱写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新篇章。绍兴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治河流、抗海潮、战山洪、改沼泽，围滩涂，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历尽千辛万苦，使远古时代的蛮荒之地逐渐变成了山明水秀的鱼米之乡，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名士文化。毛泽东诗句中的“鉴湖越台名士乡”点出了绍兴地域特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名士文化。大禹、勾践、范蠡、马臻、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文长、蔡元培、鲁迅、秋瑾等，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代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数不胜数，此文化之精粹，即历代名人名士为民族之复兴，为国家之强盛，敢于上下求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先驱。他们一生追求的是真理和光明，追求的是民族、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引导和激励后人去实现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也包括了“师爷文化”，“绍兴师爷”作为地域性很强的历史群体，其主持正义的精神，以及善用法典的智谋，同样闪耀着名士文化的思想光芒。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重要的精神动力，也成为绍兴县地域形象的重要标志。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纺织文化。据有关专家研究认定，绍兴的纺织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至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时代，将丝绸用于贡品已很普遍；二千五百年前越王勾践时代，蚕织业已举国为事，首度昌盛；隋朝时珍品脱颖，名重朝野；唐宋时，品量俱旺，产品以越罗总其名而风靡天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恢复期、发展期、徘徊期。改革开放后，绍兴的纺织业开始走上复兴之路：机杼之声遍及城乡，轻纺市场雄居亚洲，五洲商贾汇集越地，交易信息辐射全球。被称为“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在绍兴县人民的努力下，做大做强，精益求精，在设计、生产、染整、营销等各个方面乃至整个纺织业都实行了新的跨越，成为推动绍兴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更成为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从纺织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绍兴县人民咬定目标不放松、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个性和精神。 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酿酒文化。绍兴是中国黄酒的故乡，酿酒历史悠久，传说大禹时古越就有米酒，到春秋末期饮用米酒已很普及。到唐代，绍兴有“醉乡”之称；宋代绍兴已被形容为“城中酒垆千百所”之地；到清代已是“越酒行天下”了。在绍兴，不论山区和平原，不论城镇与乡村，在旧时，又无论官宦之家、缙绅达士，还是市井小民、贫困百姓，都与酒结缘，与酒为朋；酒成了绍兴人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生活的必需之物，由此引发出的绍兴特有的酒联、酒谜、酒舞、酒歌和酒乐，以及无数酒的传说、酒的诗文，形成了丰富浓厚的酒文化。绍兴黄酒最大的特点是越陈的酒越香，入口柔和温润，但其性又芳香醇烈，后劲十足，与绍兴人外柔内刚的个性十分相似。在黄酒文化的熏陶下，绍兴人形成了做事务实不事张扬的个性，体现出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精神。 除此之外，绍兴素以“文化之邦”著称于世，拥有越剧、绍剧、调腔、莲花落等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中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建有绍兴大剧院、绍剧艺术中心等一批高档次文化设施，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