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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务农民，为农民书写，是赵树理创作的旨归。抱着这种理想的赵树理，以“农民代言人”的姿态捍卫农民切身利益写“问题小说”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赵树理执着的理想就是站在农民的一旁，为民所想，为民所做，建设和谐乡村文化。这种为民请命为民服务的执着也使得赵树理及其文化建构对当下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赵树理；文化建构；新农村建设；问题小说；启蒙 “新农村建设”关系到当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代作家如何在新的文化交替转折过程中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把自我融入到伟大的农村建设中，继承传统乡土文化精神，写出更多的力作和精品，是当代文学期待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此，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书写姿态和执着，秉承着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建设和谐乡村文化，为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成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 一、农民代言人的姿态——“问题小说”的“现实”指导意义 贺仲明在《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一文中，把20世纪乡土小说分为四种创作形态，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形态；以茅盾为中坚的政治功利形态；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明怀旧形态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代言形态。不同于前三种的乡村代言形态的作家们选择的是乡村自身的立场，他们代表着乡村人或乡村文化的利益，从内部来观看和书写乡村世界。[1]如果说鲁迅、茅盾、沈从文是以先知先觉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农民启蒙，赵树理则是以朋友的身份与农民拉平了关系。正是这种平等的关系，加上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使得他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显得具体而实在，因而乡土味更浓，乡土人民的生活描写更加深入。所以从“现代性”的意义上讲，鲁迅所关注的是礼教对国民灵魂的禁锢，赵树理所关注的是习俗、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囿限。赵树理从现实功利的“问题”切入，“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2]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是一种渗透着赵树理深深地关爱农民的意识和为民忧患的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具有能虚心向下，正真地为民办实事说实话示范作用，对农民由拆迁、进城打工遭遇的深层次物质转换及心理变化问题提供新的体验角度，对社会转型中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性”是研究者的一种表述，他的小说的确在民族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起过社会政治教育作用的功效，然而，我们应该探究赵树理这些“问题”的真正创作动机的趋向是什么。有一段赵树理的自述，研究者喜欢引用作为论据：“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英雄报道之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情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意义”[3]。赵树理的“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的“问题”，正如席扬先生所说，是赵树理捕捉到的农村及农民生活中现实“生存困境”的“问题”。农民“生存困境”的“问题”不是单单具有政治方面的含义，而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问题。[4]赵树理的大部分作品是从此处着手描写。如看到“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的地主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人多，老杨式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5]的《李有才板话》。再如《邪不压正》，赵树理创作意图是引起土改干部注意土改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他则写的是“一个流氓趁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因为这些乘机窃权的“流氓”不引起警惕，将会给农民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后果。显然，这些“问题”选择的“生存困境”意味，是赵树理“农民代言人”的体现者对“百姓大众”理性思考发现的归宿。在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新旧交替时期，新与旧，正义与邪恶，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将变的异常尖锐激烈，能不能及时发现新的问题，能不能妥善解决新的问题，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新旧力量孰胜孰败的较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赵树理积极投身其中，显示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责任感。 从30年代赵树理产生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志愿，到他“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只要群众看的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6]的决心，再到他“说书唱戏是劝人哩！”不仅“不是为劝人”“就可以不写”，而且“劝人”[7]的意义不大，他也不主张写的现实实际功利目的，以致在50年代作为一个解放后被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始终清醒地知道自己“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8]，理性锋芒尖锐地指向“问题”的所在，甚至以“困惑”的“沉默”来维护自己“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性”。这构成了赵树理一生创作的基本脉络，也构成赵树理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捍卫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理想文化建构，这对于现代化建设中关键性一步的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确产生深远的意义。 二、知识分子的追求——和谐乡村文化的建设 正像海涅所说：“在每一个民族的作家心胸中，已经铭记着该民族未来的形象”[9]一样，作为20世纪40年代最为了解熟悉农民、为农民代言的“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笔下的文学世界，正是构建着民族未来的形象，是赵树理对和谐乡村文化的建构。不管是赵树理对“为何农民不欢迎新文学？”这个久久回旋在他头脑中的“痛”，还是他从事文学创造和实践社会理想的最初动因。赵树理以自己拥有的知识承担起五四知识分子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任。长期以来，中国以农业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而以土地作为其主要生存方式的农民缺乏交流和沟通，成为“沉默”的社会人。中国要想现代化，没有农民的觉醒是无能为力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大都以西方文化价值尺度为标准，以进化论为武器，坚持新优于旧，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态度之坚决，前所未有。他们所创造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表现为与西方文化的趋同。喝着民间农民文化和新文化混合“奶汁”长大的赵树理，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五四”启蒙与农民接受之间存在距离的问题。当这种有意识的质疑变成无意识的改造时，赵树理执着的理想就是站在农民的一旁，为民所想，为民所做，正真让民众走出自己性格的缺陷，完成他启蒙民众的任务，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这也许是农村出生又上过学的赵树理承“上”启“下”宁死也为民请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 当赵树理首次看到毛泽东的《讲话》时，他欣喜若狂，觉得自己多年来的文艺思想终于得到了他人，并且是一位强有力的重要人物的呼应。《小二黑结婚》的成功，把赵树理文艺思想实践的理想由隐性推向显性。赵树理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名人。但是，名分的大小对于赵树理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大张旗鼓地实现“为民写作”的宏愿。作为一个以农民文化为选择的知识分子，赵树理明白农民身上积淀的旧习，也懂得农民摆脱旧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艰巨性。在无产阶级革命张扬农民的战斗性却减弱对农民批判意识的40年代，赵树理也为农民呐喊、呼号，但同时注入他对农民精神的关注。如《小二黑结婚》里的金旺兄弟利用农民在动荡中形成的政治冷漠，混进了新政权组织，从而为他破坏小二黑小芹的自由恋爱取得一时合法性，提出对农民“做稳了奴隶”的臣民意识、奴化心理的批判，希望农民以自己的个性、勇气和智慧去争取解放的实现。这实在是从中国封建习俗的政治基础上揭示出了反封建的艰难性。再如《孟祥英翻身》，除对婆媳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外，还说明一个问题：妇女的解放需要妇女们自己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以赢得。解放区有了政策并不等于立刻能摆脱奴隶意识，农民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放自己。还比如，赵树理对老秦非自觉的奴性心理、小毛之辈的奴性意识的挖掘等，都体现出赵树理知识分子启蒙思想的高度。50年代赵树理主要从对农民经济政治翻身过程的描写中显示农民精神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新社会建立起来了，没落腐朽的封建经济制度可以消灭，但封建思想、小农意识、奴性意识的影响仍然会长期存在，要想农民真正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50年代出现***，“浮夸风”时，赵树理则以表扬陈秉正的手，潘永福的实干等“老百姓”勤劳朴素的特征，“沉默”于体制对“问题”的忽略之处，而体现出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关注和坚守。出身于农村的赵树理，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恋乡情结一直笼罩着他“全心全意”爱农民和农村，“五四”文化的批判理性又使赵树理不得不敏锐地关注农民的“国民性”改造。两种情感的汇集，使赵树理既可以从高处也可以从农民的生活体会中切实地抓住现实问题，反映出农民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有效地对“国民性”批判，启蒙农民，这样农民才正真从物质精神上脱贫，过上赵树理心目中农民应该过上的好日子。 赵树理在他的反映合作化的小说《三里湾》里对农民未来的蓝图作过这样的设想： 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离滩地不高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出好多新房顶。地里有庄稼都整齐划了——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器正在锄草……小孩子们互相计划着到这里洗澡，捉蛤蟆，捉鱼……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而又祥和的未来农村图景，这大概是赵树理心目中未来中国农村人的祥和吧！可惜这幅美丽的图景来之不易，赵树理用他毕生的精力也没有看到他一生钟爱的农民过上这样美好的日子。但赵树理一辈子置身于农村、为农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耕耘着农村的“田地”。在农民都成为“老杨同志”以后，或许赵树理的作品就会被忘记，但农民农村的命运一天改变不了，赵树理这颗滚烫的为民写书、为民教育、为民而尴尬的心就不会冷却下来。赵树理所构建的农村蓝图正是我们现在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如果赵树理地下有知的话，他终于可以瞑目了。 参考文献： [1] 贺仲明：《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第110-112页. [2] [3] [5] [7] [8]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第1651页、1398页、1648页、1761页、1486页. [4] 席扬：《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6]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主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8-19页. [9] 斯托洛维奇：《艺术活动的功能》，凌继尧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我想我是海啊
摘 要： 农民作家赵树理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不仅在他所创建的文学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展现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我解放的历程，具有深刻的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赵树理小说作品中所刻画的众多女性形象进行综合提炼，探寻了女性世界的外在美、人格美及其美的根源和对现代女性美的指导意义。同时，将新旧社会转型期山西地区独具韵味的女性们跌宕的命运和执着不懈的生命追求冷静深刻地剖析，为新时代女性真正的美提出新的阐释与注解，对升华人性、完美人生具有启迪价值。 关键词： 赵树理小说 女性美 启示 一、女性外在美 黑格尔曾说：“美的生命在于显现。”没有外在形象，美也就不存在了。①赵树理的小说犹如一个优美的画廊，其中的女性形象，恰如在这个画廊里一幅幅个性又精美的画。而女性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外在形体容貌的优美，其风姿气韵是人世间一道绝妙的风景。 （一）相貌美 赵树理惯于通过简洁的山水写意般的笔触，勾勒出画廊中的绝美脸庞。《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就是这样一位被“轻描淡写”的美人。“小芹当两三岁的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②后来小芹长到十八岁，“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的时候好得多”。③而小芹的娘三仙姑当年就“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④小芹却不论从相貌还是品性上都要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⑤这段侧面描写不禁让人联想起乐府民歌《陌上桑》一篇中对秦罗敷的美貌描写：“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⑥ 再如《登记》中的艾艾，同小芹一样，她的美丽也是通过她的娘“小飞蛾”衬托出来的。“原来这个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好像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艾艾则比她娘年轻时更加可爱漂亮，连五婶也说：“还数人家小飞蛾这一个标致！……长得不是跟二十年前的小飞蛾一个样吗？”⑦歌德说：“不断升华的自然界的最后创造物就是美丽的人。”赵树理小说中的新一代女性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她们令人惊叹的美貌。 （二）行为美 “人的行为动作姿态要有十分自觉的审美造型功能，要表现出主体人的美的，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不可忽视，不能掉以轻心”。⑧赵树理小说中的新一代女性举手投足、言语仪态都表现出一种自然朴实的美。 小芹“表面上虽然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⑨面对金旺的轻浮举动，她义正词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⑩当再次遭遇金旺调戏时，她勇敢地大喝，吓跑了恶霸流氓。面对父母之命，她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11}一个淳朴勇敢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传家宝》里金桂的语言更是出彩，她为挑刺儿的婆婆罗列出了一条清晰账：“合作社的来往帐上，咱欠人家六万一。他收过咱二斗大麻子，一万六一斗，二斗是三万二。咱还该分两三万块钱红，等分了红以后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组里去年冬天羊踩粪，欠人家六升羊工伙食米……”{12}账码明细、麻利干脆，让人不禁想到《红楼梦》里那个精明干练的凤姐形象，不由得不赞叹这个女英雄。这些勇敢不屈的语言、执着坚定的语言、大胆反抗的行为、据理力争的行为，都透露出赵树理小说中的新女性们自然本真的女性外在美。 二、新旧转型期女性的人格美 赵树理作为一名颇受赞誉的能够展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时代的歌手，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在他的小说里塑造出了新旧转型期的极具人格美的女性形象。 （一）新旧之间的挣扎美 赵树理笔下的新女性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过渡时代，经历了比先辈和后辈们都要多的磨难和历练。她们不仅遭受着和母辈们相似的压迫和摧残，而且面对着妇女独立新观念的召唤，因此她们的矛盾和挣扎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妇女都要强烈和真实。 小芹，这样一个集各种美好品质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在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道路上受到了来自于以亲生母亲“三仙姑”为代表的封建旧势力和以村干部金旺为代表的恶霸势力的双重压迫。不可否认小芹是勇敢的，但也要承认她的勇敢并不是抛家舍业不顾一切地挣脱，而是有一定保留的勇敢。小芹在爱上小二黑之后，也只是悄悄地和他相好，并没有更进一步地争取婚姻自主，而是等待别人的介绍，正因如此，才导致坏分子和恶势力有机可乘，破坏他们的姻缘。然而尽管有挣扎，但小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却从未放弃过。小芹在新旧交替中的挣扎体现出了那个时代农村女性特殊的美好所在，美在真实的矛盾心理和行为。这种强烈的挣扎性和矛盾性比之其他作品中的女性更具鲜明的时代感。 同样，孟祥英（《孟祥英翻身》）在转变的过程中，也是挣扎与艰难的。比如“村里的群众要去太仓村斗争特务任二孩”{13}那一次，面对恶势力的恐吓，孟祥英也觉着有点可怕，她也拿不定主意了，问工作员：“不去行不行？”这次的犹豫徘徊体现了在转变期间孟祥英的痛苦和艰难，她身上印着深深的封建枷锁痕迹，若要消除这痕迹，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转变观念适应新形势。可贵的是她壮着胆量一步步走向光明，不能不说她的挣扎也是美丽的。 （二）追求独立自主的执著美 一个社会人性解放程度、自由程度往往从人最基本的需求――“情感”与“性”的方面表现出来。从《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到《邪不压正》中的软英，这些年轻女性面对不自主的婚姻，执著地追求个人幸福，最终取得了美满的结果。而到了《三里湾》中，女性不但要选择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恋人，而且是在真正意义的“平等”原则上和男子平起平坐。马有翼和灵芝的闲谈已经有三年的历史了，而她和玉生之间的交往还不到二十天，可是最后还是选择了玉生，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也太快了！为什么和有翼交往那么长时间，还不如这几个钟头呢？”{14}于是她又把有翼和玉生比较了一下。在有翼和玉生的比拼中，玉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思想上，玉生注意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翼时刻服从封建主义的娘；文化上，玉生虽然学问低点，但是却创造了很多人做不出来的成绩……结果一目了然。从灵芝的择婿态度，不难看出新一代女性在面对婚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被选择，而是从精神和物质层面上为自己的婚姻幸福做打算，呈现了一种强者风范。 新一代女性不仅在自身的婚姻爱情中争取主动，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主人翁作用。孟祥英原来是一个受尽欺凌的小媳妇，后来受到党的教育参加了社会工作后，她被压抑着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在连年灾荒中，孟祥英出色地领导了村上妇女生产度荒。后来还担任了区妇救会的工作，被选为劳动英雄，参加了专署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当然，有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还不够，还要获得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在《传家宝》中作者通过对金桂的描写，让人们看到妇女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后，在经济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要求得到独立解放。只有这样，妇女才能更好站起来，和男人一同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三、赵树理笔下女性美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一）外在美与内在美和谐统一 外在的美是一个个静止不动的音符，内在的美是演奏出撞击听众灵魂的令人迷醉的音乐。赵树理笔下的新女性们不仅外表迷人，内在人格美更打动人心。假使小芹不去和守旧的封建势力抗争，她只能像母亲“三仙姑”一样让美好的容颜在荆棘丛生的压迫里逝去，成为下一个装神卖俏的“三仙姑”。正是因为她在水深火热的压力中的挣扎和执著，才成就了内外统一的美。赵树理正是通过这样内外一致的女性之美来表达他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美好希望。 女性美，美在自然，美在由内而外的和谐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女性只注意了自己的外表形象，忽视了内在的修养。再美的外貌也终有衰老的一天，如果只把美丽的容貌作为衡量自身的价值尺度，那么随着容颜的老去，自我价值感也将毁灭。所以现代女性应当从外在转到内在，把自我的价值感更多地转移到这些内心财富上来。 （二）传统美与现代美相结合 妇女研究表明：“真正的女性美是人的美和女人的美、自然美（性美）和社会美（内在美）、女性自我认同的美和男性认可的美的统一。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美对现代女性美的内涵有启发指导意义。”{15}她们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传承美德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得传统美德得到传承的同时又得到了升华和弘扬，使得传统美与现代美相得益彰。因此，现代女性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在知识、智力、才能、品格、性情、涵养与道德情操方面多加努力，与时俱进，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为秀外慧中、魅力四射的美丽女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赵树理作品中的女性画廊，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追求幸福、追求平等、追求解放、追求自由的亮丽风景画。他笔下的女性由内而外的美，永远值得现代女性借鉴和学习。赵树理那种关注人的自然、质朴和健康的美，关注人的内外统一的美，是从人性和发展为出发点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念对现代女性审美依然有重要的启示，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积极指导作用，因为他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女性真正的美首先在于自身精神的独立，在广阔的人生舞台上，以自身独特魅力与男性同闯难关、共享喜悦，创造永不褪色的美。 注释： ①杨辛，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19. ②③④⑤⑦⑨⑩{11}{12}{13}罗君策编.赵树理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⑥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65. ⑧庄汉新.美学纲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60. {14}里功，姚晓华编.赵树理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29. {15}荣维毅.女性美研究之我见［D］.妇女研究论丛，1996：38. 参考文献： ［1］庄汉新.美学纲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134-161. ［2］里功，姚晓华.赵树理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1-261. ［3］罗君策编.赵树理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454. ［4］唐�|.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5］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6］黄修己.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上）.近三十年赵树理研究选萃［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10］荣维毅.女性美研究之我见［D］.妇女研究论丛1996.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2009级硕士生在读）
鲁鲁鲁德林
一，作家自身丰厚的民俗积淀 作为鲁迅所开创的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流派的后继者、高晓声乡土文学创作模式的前驱者，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村生活得功臣，赵树理自身经历赋予了他的文学创作以极大地民俗性表现潜能。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东南的沁水县的尉迟村，由于经济文化的相对独立落后，该地“三圣教”盛行，其祖父赵东丰能将三圣教教文倒背如流，且能写会算。父亲赵和清深得其父熏陶，且擅长音律，是乡里八音会成员。祖母敬惜字纸，对灶神、喜神、财神等与民间生活相关的诸神恭敬备至。这些传承多年的民俗生活，民俗观念一直到赵树理降生还在延续着。家庭启蒙与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获得了以乡土词汇妙语连珠的能力，家乡所在又是至今仍视为全国方言最集中、最复杂、种类繁多之地；与生活相关的知识、能力他几乎无所不通。所有这些，都是晋东南大地对他的厚赐。 同时，他从小喜爱民间曲艺、戏曲和民间乐器，深受民间文艺熏陶。这些熟悉与爱好民间艺术的热情、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以及对农民深受阶级压迫的义慨对他后来的文艺创作有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他后来小说创作的艺术基础的形成基础。正因为赵树理爱好民间艺术，具有民间艺人的素质。所以，他能了解农民的文化知识，深知农民群众的艺术爱好和艺术要求。抗战期间直至解放后，他始终生活在民众中，追求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成了他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艺的基本准则和自觉追求。他“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觉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物，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1] 作为一个活生生、浑身具有晋东南泥土气息的赵树理，他的语言标志，就是他那土里土气的幽默风趣。民俗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因素溶化到他的个性和艺术思维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从内到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作家赵树理作品的民俗性之所由来。 二．赵树理小说叙述中的民俗色彩 由于作家深深扎根于农村，饱尝大地的乳汁，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不表现出乡村民俗对他的影响，所以在他文学创作中也时时闪现出民俗的光彩。 在布局谋篇和组织情节方面，一些作品几乎全部以当地民俗为依托。民俗成了情节的骨干，比如《小二黑结婚》，《登记》等等。《小二黑结婚》开头即推出二诸葛，三仙姑这两个落后于新时代的迷信、落后的小人物个体，更是蕴含着几千年的保守、愚昧因素的古老民俗的情节内容。小说还会不会具有赵树理特色，还是不是“小二黑结婚”？就“小二黑结婚”而言，故事围绕旧的民俗展开，新旧思想交锋，作家辛辣的讽刺，诙谐的笑骂，幽默的文采借相关民俗得以发生。 民俗对于另一篇小说《登记》同样重要。作品开头由民俗意味着=很浓的一枚标志着私定终身的“罗汉钱”引发，然后从简单的人物介绍，事件说明，中间穿插了包办婚姻，婆媳关系。小飞蛾挨打的民俗性情节和细节，终结以破除迷信，移风易素，有力配合了当时新中国第一步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小说中的民俗即是旧事物本身的组成部分，又是作者用以抨击旧事物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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