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赋比兴影响研究的小论文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文化传承的纽带———浅谈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发端，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也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文艺创作奠基铺路。论其功用，称之为文化传承的纽带亦不为过。集门户论，成一家言关于赋比兴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胜景。一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丰富着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艺术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标准，众口难一，不免让浅尝辄止者莫衷一是，难以超越。所以，给赋比兴下一个普遍性强、标准程度高的定义，便成为研究赋比兴的要义。研究学者关于赋比兴的意义虽然阐述的较多，但引人留意的却并非浩如烟海。主要有：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刘勰：《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锺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归纳一下，不难得出———赋者，铺也；比者，喻也；兴者，起也。为便于理解，简言之，即：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情感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如是的定义既解释了赋比兴的意义，也道出其艺术特色，可以说切中肯綮。解读《诗经》，探研赋比兴赋，如风止的湖面，缓缓延展，不堆砌，平静的让人洗耳恭听，拭目以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酿成比的香茗，让如香气般潜在的思想内涵通过露于皮表的具体形象透析出来，再现内中世界纷呈的的物象；兴恰似珍馐盛宴前袭鼻的馥郁香气，让你由此及彼，由彼到此，来去中调动情感的升华，体味艺术的超凡魅力。赋是一种非曲径通幽式的艺术创作方法，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也运用的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的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为人熟知的《邶风·静女》，全文不用“比、兴”，完全用“赋”，情景逼真的写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幽会时诙谐幽默的场面，叙事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性格特点也略有刻画，在平淡叙述中，展现了心仪男女故意制造咫尺天涯距离的浪漫情怀。《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魏风·硕鼠》当推为典型之作，据《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正是借用这一形象，用比的手法表现，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也使此诗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篇明确表述 “乌托邦”理想的作品，已开后世文学描绘“桃花源”社会的先声。而且，运用比表达喜爱之物，可使之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使之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谈及“兴”在《诗经》中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而更多的，是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当然，“兴”的两种功用并不是隔离开的。《秦风·无衣》便是明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中的前两句既是第一章的起兴句，也是全诗的起兴句，“袍”与“矛”谐音“ao”，起到和谐韵律的作用，同时，从“岂曰无衣”的发问到“与子同袍”的承诺，引出下文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沙场生死情怀，全诗表里融洽相当，给人一种思维缜密、无懈可击之感，从侧面也道出“兴”的要义：文已尽而意有余。虽对赋比兴作了板块型分析，但在诗歌创作中，它们往往被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诗经》的开卷之作《周南·关雎》，便熔赋、比、兴于一炉，体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千古流传的起兴句，以“对鸣合唱的忠情鸟”引出倜傥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思慕，切情切意。而下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则是比的完整体现，作者没有把对女主人公那种想念、追求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通过比的手法，将女主人公那种摇摆不定与心态的变化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而将《关雎》塑成“周邑之咏初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的文艺作品，思想如骨，形式如肉，只有骨肉附贴，才是有生命的。巧借奇魅赋比兴，诗词歌赋若点睛以《诗经》为肇始，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屡见于后世的诗词歌赋的创作，并成为铸就诸多名篇的点睛之笔。博览群诗，“兴”的表现手法无疑是众捧之星。这大抵与中国古代诗歌重意境、意象有难以割舍的关系。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除了以它笃深的情怀感动世人外，诗歌创作中“兴”的运用也是直截明了。为了传递“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太白以皎洁月光起兴，由月光幻望到满地白霜，而尾联直抒胸臆———低头思故乡。“兴”的运用，让此诗情意来得更缠绵，来得更委婉，与其说是借景抒情，不如说是触景生情，也便是一种真“兴”。“词”这一文体的鼎盛时期在宋，内忧外患的宋王朝，不仅词人多，流芳后世的名词也很多。婉约派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 《一剪梅》更是人人称道，通观全词，“赋”的表现手法渗透创造过程中的缝缝隙隙。从首句的“红藕香残玉簟秋”到末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感情清晰明了，不加雕饰，使人一读即懂，一懂即感。可以说，“赋”在词中的运用是司空见惯的，也是最娴熟的。“赋”的运用，无疑让词的艺术成就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歌的代表作，除了它浓缩了乐府诗歌的艺术精华外，作品中的赋比兴的运用也很出彩。在讲到兰芝、仲卿的对彼此的坚贞孰轻孰重时，有如是几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很明显，运用了比的手法，把抽象的坚贞操行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值得说明的是，后世的文学创作对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划清界限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赋比兴，只有分配的不均，没有分配的有无，这也是需要认识清楚的，否则，便会造成学术上的形而上学。赋比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学创作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文体，还是表现手法，都在按特定的轨迹徐徐变化。在 《诗经》中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可谓独占鳌头，也正是因为这样，经过几代变更，它成了介于诗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呈现诗的散文化，散文诗化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而且一跃成为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作为一种新文体，虽沿用了作为表现手法的名称———赋，而它的内容却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就汉赋来讲，它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化，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所以，若要将作为文体的赋与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相比较，恐怕不甚妥当，但毋庸质疑的是作为文体的赋的确吸收了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的平铺直叙的风格，畅谈胸臆，非曲径通幽，只开门见山。比和兴都是以间接地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一是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方法，二是指它们在现代文学中的角色。“兴”在如今被唤为“作铺垫”，“比”则被接受为“打比方”。时下文坛，无论叙事记人抒情，章启的环境描写总是不可或缺的，此之谓“兴”，而在描绘景物时，往往附上人的情感，以使之有声有色，血肉丰满。综观，赋比兴在经历过千载百年的变迁后，已经很难让人辨清它的面容，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它的灵魂却永远不会改变，现在是，以后也是。伴随流金岁月的脚步声，被视为文化传承纽带的赋比兴也愈加坚韧。作为表现手法，赋比兴在文学沃野上注定永生扮演孺子牛的形象。

《诗经》的普遍性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