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传播学论文

酷儿理论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法，即两分思维方法。有些思想家把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称作两分监狱，认为它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酷儿理论自觉地跨越了性别类型的尊卑顺序，它的中心逻辑是解构两分结构，即对性别身份非此即彼的划分。这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概念酷儿并不指称某一种性别类型，并不指称某一种性别，而是指这样一种过程：性别身份的表达能够摆脱这样的结构框架。酷儿并不是一个新的固定性别主体的标签，而是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类型，它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两分核心相对立。它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以这样一种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和过程性的，是由不断的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在反对性别的两分结构（男性与女性）的问题上，巴特勒也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家。跟随福柯的理论脉络，她向固定的女性身份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探索一种批判各种身份分类的激进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别的内在能力、本质或身份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它们不过是一种重复的实践，通过这种反复的实践，某种表象被沉淀、被凝固下来，它们就被当成某种内在本质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欲望的异性恋化需要'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对立，并且把这种对立加以制度化，把它们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本质。(转引自Segal，190)在酷儿理论对各种身份分类的挑战中，超性别（transgender)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谓超性别包括异装和易性，还包括既不异装也不易性但是喜欢像另一个性别的人那样生活的人。巴特勒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学统计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理性别是不确定的。两性界线不清和有越来越模糊趋势的表现在当今世界随处可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在悉尼，打破两性界线的人们举行了一日的游行，有成千上万的正常人看到了他们，成为这一新时尚的见证人。美国的麦可．杰克逊是猫王以后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来最著名的男女同体的民间英雄。他的存在是对男女两分观念的威胁。英国的辛普森（MarkSimpson)在大众传媒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同性恋色情明星、被动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诙谐的公众形象，他的形象出现在从足球和健美到关于去毛和男裤的广告当中，他的形象说明，男性身体--裸露的、被动的、作为性感对象而被人渴望、被人观赏的--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被展露出来，他说：传统异性恋的观念在这种颠倒面前已难以为继。(Segal，198-199)显然，传统的男性形象和行为规范也被他的形象颠覆了。除易性行为外，异装行为也是超性别潮流中一个重要的形态。异装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两分的简单概念的挑战，是对男性和女性这种分类法的质疑。超越性别角色这一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恋者，他们的存在使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全部定义都成了问题。这两种人的自我社会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符，他们的生理性别是男性或女性，而他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是另一种性别。他们的性倾向也与生理性别不符：在心理上是异性恋的，而在生理上却是同性恋的。 进入90年代，超越性别和性别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也就是说，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社会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这就是90年代人们所面临的新局面。伯恩斯坦(KateBornstein)在1994年说：对于谁是易性者这一问题的回答完全可以是这样的：任何承认这一点的人。一种更政治化的回答是：任何人--他的社会性别表现从社会性别结构本身看来是有问题的。(Beemynetal，35)对此，巴特勒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易性者。她是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标准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也没有人能够成为标准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对于超性别现象的重视，使得双性恋倾向在酷儿理论中拥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儿理论认为，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区别；如果实现了这一变化，所有的人将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双性恋潜力。双性恋之所以有着特别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双性恋者的存在本是就对正常人、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区分质疑，双性恋的形象就是一个重要的越轨的（transgres-sive)形象。双性恋能够解构社会性别与性的两分结构的原因在于：首先，因为双性恋占据了一个在各种身份之间暖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够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间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种身份内部的差异。其次；因为身份不定，双性恋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份的特殊性质：一方面是个人性行为和情感选择随时间不同的巨大不连续性；另一方面是个人政治身份的不连续性。有些酷儿已经幽默地自称为弯曲的直线(straightwithatwist)。直线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异性恋者的通俗说法。弯曲的直线这种说法充分揭示了各种分类界线之间正在变得模糊起来的新趋势。将来，我们会有弯曲的直线，会有搞同性恋的异性恋，会有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一位学者打趣地说：谁知道呢，也许在明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论文标题：女同性恋的异性恋--最后的未知领域。(Heller，47) 英国背景的瓦特尼（Watney)和美国背景的沃纳(MichaelWarner)将酷儿政治定义为伪装神圣的道德主义的男女同性恋身份政治的对立面。瓦特尼指出，传统的同性恋身份政治为了向人们对同性恋的刻版印象和熟视无睹挑战，有一种以同性恋社群价值的名义压抑在酷儿性行为中大量存在的差异的偏向，因此创造出一套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规化的图景。相反，酷儿文化是对这种高度正规化的同性恋价值的否定，其性多样化的图景囊括了从奥斯卡．王尔德到芬兰的汤姆(TomofFinland)，甚至包括麦当娜这样的人。瓦特尼宣称，酷儿文化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性认识论权威的挑战。酷儿理论抨击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别，揭露和批判了这种两分论的隐蔽的运作方式。酷儿理论家司德维克(Sedgwick)是这样解释的：某种文化中两极对立的分类，比如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划分，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动态的关系之中。因此，仅仅争取对同性恋的正面评价是不够的，还要保护人们选择做酷儿的权利。酷儿理论向男女同性恋身份本身质疑，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酷儿理论尝试将个人身份政治转向意义政治（thepoliticsofsignification)。酷儿理论认为，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动关系和角色变换创造出来的。酷儿理论批判了传统同性恋理论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构男女同性恋身份的同时，异性恋是如何被正规化的。第四，酷儿理论具有重大的策略意义。酷儿理论相信民主原则在个人和个性的发展中也同样适用；酷儿政治建立了一种政治的联盟，它包括双性恋者、异性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以及一切拒绝占统治地位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体制的人。酷儿政治接受所有认同这一新政治的人，不论他们过去有着何种性身份、性倾向或性活动。严格地说，一个人既不能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边缘化，可以改变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酷儿。酷儿一词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义，而不是指称某种具有永久性意义的身份。酷儿性（queemess)并不是一种新的身份，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这些人们拥有共同的经验，他们共同作为性越轨者（sexualoutlaws)的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一种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本质主义的身份。它出现在那些孤立的个人当中，与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价值相对立，与异性恋霸权相对立。许多酷儿活跃分子不再将自己定义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甚至不说自己是异性恋者，而简简单单单地自称为酷儿。酷儿的性活动很难在传统的性结构领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动性、协商性、争议性、创造性的选择。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也许需要走出来，但是酷儿身份却是走进去的。酷儿还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分类方式：酷儿，较酷儿，最酷儿（queer，queerer，queerest)。这种分类方式与以往的任何分类方式都不一样。酷儿理论的多重主体论（multiplesubjectivities)造成了在不同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背景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ies)，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超性别者、易性者和双性恋者的社群之间更强有力的联合，为他们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条件。值得提出的一点是，酷儿理论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中国文化中一向就有一种把各种事物之间的界限搞模糊而不是把它们区分清楚的倾向，由于同性恋身份政治在中国一向不发达，也由于国家和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一向不像西方那么激烈，因此，借鉴酷儿理论，中国的同性恋政治有可能跨越身份政治的阶段，直接进入与所有非常态性倾向者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异性恋霸权的阶段，共同创造抵抗权力压抑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