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克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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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艾德蒙·伯克的帝国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郭家宏艾德蒙·伯克（1729－1792年）是英国18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是英国保守主义集大成者，对英国宪政，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他的帝国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18世纪末，伯克对北美、印度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形成了新的帝国思想，他所阐述的帝国的统治原则，成了英国对土著殖民地的统治原则，为英国在印度新的统治机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英帝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729年1月伯克生于爱尔兰一个律师家庭，早年投奔辉格党，当过辉格党党魁罗金厄姆的私人秘书，是该党得力的理论家。他曾参加过辉格党的改革运动，在美国革命时曾大力支持美国独立。他在议会中发表大量抨击政府，抨击旧的殖民制度的演讲，他的经历对其帝国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伯克的帝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北美、印度两个殖民地发表的演讲中，其核心内容有两方面： （1）提出“帝国宪法”的概念，描绘帝国前景 对未来帝国政治体制的构想是伯克帝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旧的殖民制度下，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管理仅仅限于控制帝国贸易，英国议会从未颁布过向殖民地征税的法令，殖民地也不承认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有征税权，英国与殖民地的冲突主要是由征税引起的。伯克认为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应该保持原来的水平。他反对当时的诺思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征税，主张取消《印花税法案》。他在下院发表的题为“论关系法”演说中，主张议会本身应该满足于矢志维护议会拥有最高立法权的原则，避免通过任何新的立法或征税来任意扩张这种最高权力，改变母国同殖民地的关系。他认为，不顾及时间、观念、局势以及风俗等具体情况的那些人，他们的统治将是不明智的。同样的道理，对于北美殖民地，“他们的宪法的法则必出自他们的具体情况，不能用一个沉重的、垂死的躯体去压迫他们。”[1]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伯克寻求妥协，反对战争，反对政府的武力镇压政策，一再敦促与北美殖民地和解，希望把北美殖民地留在大英帝国内，他并不赞同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分离。实际上，伯克是坚定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的。伯克在批评英国的殖民地政策的同时，提出了帝国思想。他指出“我的帝国思想是……在一个共同的首领之下许多国家的集合体”，“其各附属部分要求许多地方特权和豁免权乃是常有之事”[2]。他认为“就整个帝国而言，英国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在最高立法权之下，帝国的任何一部分都有自主权，而假如某个部分篡取了帝国的权利，那就破坏了整个帝国的美妙安排。[3]”这样从英国自身的利益和法律出发对殖民地征税，就变成了横征暴敛，是不合乎公理的。 在此期间，伯克关于帝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设想也日臻成熟。1775年3月，伯克在下院作了“论与殖民地和解”的演讲，开宗明义提出了未来帝国的政治安排，阐述了他的帝国思想，提出了“帝国宪法”概念。他认为：“在我看来，一个帝国和一个单一国家是有区别的。帝国是许多国家在一个共同首脑下的集合，不管这个首脑是君主，还是共和国总统”。“在这个宪法体制下，附属国常常用许多本国特权和豁免。这些特权与它的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妙。[4]”伯克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英国是首脑，但她又非首脑，也只是其中的一员。 美国宣布独立后，伯克又主张采取谨慎的步骤承认美国，这样虽然领土的自然纽带中断了，但还可以继续维持在血缘和传统友情之上的和平友好关系，不给英国的宿敌法国以可乘之机[5]。在伯克看来，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是那共同的称谓，血肉之情，相似的特权，平等贸易保护制度以及相同的文化。“这些纽带，尽管轻如空气，但却坚如钢铁。[6]”也就是说，伯克主张用殖民地对母国的感情和挚爱的信念作为帝国联系的纽带。如果他们想独立，就应该让他们独立。他反对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主张在宪法中承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说：“别梦想你们的官方文书、你们的指令、你们的悬而未决的案件能把这个神奇的整体聚合在一起。”[7] 对于殖民地政府形式，伯克认为应在自由原则上，由殖民地人民根据他们的性格和实际情况决定哪一种政府更适合于他们。他认为，政府是一回事，其特权是另一回事，这两种事情的存在并无共同的联系。 伯克的这种自由的帝国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联邦分权为特点的思想。这是与当时重商主义殖民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与集权为特点的乔治三世个人统治格格不入的，违背了当时英国舆论的主流。当时的英国，对于北美殖民地，上至国王和大多数议员，下至普遍老百姓，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指导他们的仍然是重商主义的殖民理论，他们仍把北美殖民地当作一个在议会里没有代表权的英国公司来统治。而“无代表，不纳税”，北美殖民地人民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脱离英国统治的法理依据。伯克等人的声音不足以动员英国民众，更不能改变乔治三世国王等人的顽固立场。其结果便是英国顽固坚持强硬政策，拒绝同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解，镇压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其最终结果是走向战争，第一英帝国解体。 伯克的这种帝国思想与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有很大关系。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迅速发展，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英国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使英国深深卷入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作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供应以及产品的销售方面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海外市场，对外贸易对英国工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英国工业增长的发动机⑻。1740年英国工业产值为2420万英镑，其中出口额仅为630万英镑，1770年英国工业产值增为3690万英镑，出口 1120万英镑。1800年英国工业产值增至6820万英镑，出口额为2350万英镑[8]。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在世界贸易的海洋线路上取得了霸主地位。相应的，英国帝国政策的目标也由开拓殖民地，垄断殖民地的贸易，转移到扩大在全世界的贸易，控制战略基地，以此来保卫帝国贸易,英帝国的利益已从美洲转向东方[9]。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迫切要求废除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以便使英国可以到其它国家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在这种形势下，旧的重商主义殖民理论的根基已经发生动摇，废除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根除旧的重商主义殖民体系的弊端，实行自由贸易成了英国政府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伯克关于帝国问题的种种演讲，实际上代表了工业资产阶段的观点。伯克不但关心“帝国的安宁与繁荣”，而且也关注她的自由，使英国宪法的全部福扯恩泽国王陛下的所有臣民。他不仅仅对维护大英帝国感兴趣，也为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伯克制定“帝国宪法”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在这个联邦中，英王是大英帝国共同的首脑，英国也是其中一个成员。尽管当时这种思想未被英国政府接受，但是伯克的关于制定“帝国宪法”的思想对未来英帝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70年代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建立及20世纪英联邦的建立，都体现了伯克“帝国宪法”的思想。 （2）主张以“人道和正义”原则统治印度，提出了“殖民地托管”理论。 在伯克的帝国思想中，对新帝国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其“殖民地托管”理论。所谓托管即在法律上将某物持有，辉格党人将此应用到帝国统治上。“殖民地托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18世纪末英国帝国观念重大变化的反应。第一英帝国本质上是商业帝国，它主要关心的是利润。为此它可以用一切手段来获取利润，比如详尽的帝国贸易法律，使用奴隶，而很少考虑为英帝国的臣民做些什么事情[10]。因而过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掠夺抢劫行为未受到人们的指责。但这种情况到18世纪末由于“福音教派”及“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之时，在宗教文化领域，兴起了福音教派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受到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对于上层人物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许多政治领袖是该教派虔诚的信徒。福音教派特别强调个人拯救，强调个人的灵魂对上帝负责[11]。他们坚信所有的人在上帝眼里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必须对那些不幸的兄弟同情，理解，而不论他们的种族、肤色，因为这些人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12]。福音教派的复兴，极大地刺激了人道主义活动的发展。“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基督教那种“所有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种信念。开始于这时期的人道主义运动。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殖民地的态度。首先，由于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掀起了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对奴隶贸易的攻击标志着对土著民族新的责任感出现，是对旧帝国那种只关心利润，为获取利润而不择手段的作法的否定。其次，由于福音教派和人道主义运动的传播，在英国人们开始考虑帝国责任问题，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种种腐败行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思想渐渐由以伯克为代表的辉格党人发展成“殖民地托管”理论。 按照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那些拥有帝国的国家应对其统治的臣民负责，因而给殖民地一个好的政府是大不列颠道德上的责任。帝国的统治应当公正，永远不出现暴政[13]。在伯克关于印度事务的一系列演讲中，在伯克不遗余力所发起的弹劾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运动中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正如伯克在弹劾黑斯廷斯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呼吁平等精神，正义精神，保护精神，慈悲精神，这些应当成为每一个英国统治的地方的特征”[14]。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的殖民地托管不同。 殖民地托管理论是在对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的猛烈抨击中形成的。18世纪80年代，伯克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对东印度公司的口诛笔伐上，他坚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腐败的，必须通过议会立法来对它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1781年，伯克出任英国议会成立的关于印度事务的小型调查委员会主席，准备了一系列著名的报告，这些报告开始向国民不断灌输对殖民地的责任感。这深深影响了英国同殖民地非欧洲裔臣民的关系[15]。 殖民地托管理论的核心是为殖民地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杜绝腐败现象的出现。为此伯克主张把东印度公司置于英国议会的控制之下，规范他们对印度的统治，消除他们对国内政治的腐败现象。1783年12月，伯克在下院发表“关于福克斯先生的东印度法案”的演说，这是他关于印度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在这篇演说中，伯克列举了大量事实和证据，说明以黑斯廷斯总督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的横暴统治给印度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力主对印度进行改革，并开始总结他的殖民地托管理论。伯克声称如无止境勒索殖民地，只会导致冲突[16]，他说：“20年之后，我们在印度的征眼象当初一样残酷，土著人很少了解他们所看到的灰头发的英国人，一帮年轻人（几乎是小男孩）统治着那里，他们之间没有友谊、他们对土著人毫不同情。……英国没有修建教堂、医院、学校、宫殿；英国没有修筑桥梁、公路、灌渠、水库——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那么我们留在印度的东西将说明，在我们统治的这一不光彩的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一只猩猩或老虎。[17]” 针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腐败暴虐给印度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一现象，伯克认为，英国在印度滥用权力，臭名昭著，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8]。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是建立垄断、制造特权的特许状[19]。如果滥用职权属实，则契约就被破坏，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已经背离了它的真正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可改正，而因为他们在行为和体制上是不可改正的就应该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去掉。[20]”正如东印度公司权威是一种托管的分支一样，我们的权威则是托管的源头[21]。 对殖民地实行托管的保证是在殖民地实行法制，以此来根除腐败的影响。伯克讲道：“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法案要剪除这种影响之源。其设想和主要的目的是要在法律的诸原则上规定对印度的管理。[22]”1786年之后，伯克持久不懈地在议会下院发起弹劾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运动，伯克认为，黑斯廷斯是腐败的旧制度代表[23]。在长达10年时间中，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伯克始终不改初衷。他在弹劾黑斯廷斯开场演说中讲道：“今天的事情不是这个人的事情，它不单单是要在法庭上确认这个被告有罪与否，而且是数百万人将沦为悲苦或得到幸福问题……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现在大英帝国最大部分的印度的利益，而且将决定英国本身的信誉，我们要通过这一审判决定个人犯罪是否会被转变成公共的罪行和民族的耻辱，或者这个国家是否将把给其政府投上短暂阴影的这类罪犯改造成反映这个王国的荣誉，正义和人道的永恒光辉的东西”[24]。 对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弹劾实质上不是对黑斯廷斯个人的弹劾，而是对英国旧的腐败的殖民制度的弹劾，是对“人道和正义”原则的呼唤。纵观伯克所有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出，伯克并不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更无意把英国的权威从印度完全撤出，而是希望改变英国对印度腐败的殖民统治。以巩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而把印度当作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及产品销售市场。但不能否认，伯克是真心实意地想以“正义和人道”为原则，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进行改革的，他对印度殖民地人民深重苦难抱以同情，遍览伯克关于印度的演说和书信，对以黑斯廷斯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专横统治和肆意掠夺的义愤比比皆是，同时也就充满了对印度人民的悲悯。 伯克在批评黑斯廷斯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黑斯廷斯作为英国派去的一名总督，应该用英国的原则，而非英国的形式去统治印度”[25]，而所谓英国的原则就是“人道和正义”的原则。当时曾有人认为不能用欧洲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黑斯廷斯等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伯克对此驳斥道：“我们反对地理道德论……道德的法则到处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行动在英国视为折磨、掠夺、贿赂以及压迫的行为，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整个世界就不是这样了[26]”。 伯克在弹劾黑斯廷斯时总结道：“我以英吉利民族的名义弹劾他，她的古老的名誉受到了玷污；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他们的权利被他践踏在脚下，他们的国家被他变成荒漠；最后，以人类本身的名义，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的名义，我弹劾共同的敌人及所有的压迫者”[27]。最后英国议会宣布对黑斯廷斯所有的指责不成立。伯克对此写道：“我们来这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呼唤正义”[28]。他还说：“为人制定的政治权力，必须最大限度为人谋利。[29]”这样看来，殖民地托管理论的原则就是“人道和正义”的原则，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也应用英国的原则去统治，英国应当关心印度人民的疾苦。 为保证“人道和正义”的原则能在印度实行；伯克还为东印度公司设计一套政府制度，使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公开地对其在印度体面的政府公开负责，同时又不使它变成国王及其大臣的荫庇的另一源泉。为此他起草了一系列印度议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类似现代公共机构的组织—— 一个独立于政府但受章程约束的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组织[30]。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根除东印度公司的腐败行为。 殖民地托管理论在弹劾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运动中日渐成熟。这种新的殖民思想一经形成，便极大的影响了英国新的殖民政策的制定。在此之后，英国人开始关心土著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教育等方面的事务。他们开始在印度修筑道路，兴办学校，革除殖民地落后的陋习。英国人开始为殖民地的建设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在19世纪英国对于落后地区殖民地政府政策有很大影响。第一英帝国解体后，第二英帝国之所以能迅速扩大，最终形成了遍及全世界的“日不落帝国”，甚至这些殖民地在独立以后仍然留在英联邦之内，与英国政府采纳这种新的殖民统治理论，实行新的殖民统治政策，注意改善英国的殖民统治形象有很大的联系。伯克的帝国思想与旧的重商主义殖民理论有很大不同，其殖民地托管理论实际上也是对旧的重商主义只关心利润的殖民理论的否定。目的是给那些仍未充分发展的地区人民一个公正、稳定的政府[31]，而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赤裸裸的殖民掠夺。第一英帝国是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其殖民政策必然体现着浓厚的重商主义的色彩。由于英国政府开拓殖民地的动机是为了商业与财富，所以英国在政治上对殖民地的控制比较松弛，而为了商业及财富，英国严格控制着殖民地的商业及贸易，对殖民地进行掠夺。政治上控制松弛与经济上严格限制构成了旧帝国统治体制的特征。在白人殖民地，由于其居民大都是英国移民，他们把英国的自由传统也移植到了殖民地，所以那里没有腐败滋生的土壤。而在印度等土著人地区殖民地，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在那里不断挑起战争，大肆抢掠殖民地的财富，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关心殖民地人民生死的不人道的作法。通过为殖民地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改变英国在土著人地区殖民地的统治，杜绝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腐败行为，缓和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以利于英国在印度的持久统治。伯克的帝国思想与同期的理论家亚当·斯密的殖民理论也有所不同，亚当·斯密的殖民地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其殖民地自由贸易理论，即英国对殖民地不实行独占政策，任其同所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他们认为与其耗费巨大的行政管理费用和军事占领费用来独占殖民地，倒不如放弃这种独占，省下这些费用，而用自由贸易的办法来取得更多的利润。主张给北美殖民地以议会代表权，使之自动服从于英国[32]。伯克的帝国思想的着重点在政治方面，主张用联邦的方式对帝国进行统治，用感情、挚爱的纽带来维系帝国的统一。当然，他们二人的帝国思想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帝国思想，代表了英帝国的发展方向。伯克的帝国思想是英帝国从旧帝国向新帝国过渡时期产生的新的帝国思想，是对旧的重商主义殖民理论的否定，对于英帝国新的帝国政策的制定，特别是英国对印度殖民地及其他土著殖民地的政策的制定，对于英帝国新的帝国体制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有助于英国殖民统治的稳定，在英帝国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注释： [1]转引自陈志瑞博士论文《自由与保守——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第40页。 [2]马克思·贝洛夫等：《关于美国革命的争论》（Max Beloff（ed），The De bat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1－1783）伦敦，1949年版，第216页。 [3]致查尔斯·宾厄姆，1773年10月30 日，《艾德蒙·伯克通信集》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Vol（Ⅱ），剑桥， 965年，第475页。 [4]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Edited by George Benbnete，The Concept of Empire……Burke to Attlee，1774－1947），伦敦，1967年，第 40页。 [5]转自陈志瑞博士论文《自由与保守——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第41页。 [6]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41页。 [7]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42页。[8]罗得里克·弗拉德等著：《1700年以来英国经济史》第一卷，1700－1860，（Roderick Floud and Dorlald Maccloskey，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 40页。 [9] W·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W·D·Hussey，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1500－1960），剑桥，1963年，第138页。 [10]W·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第146页。[11]拉姆齐·缪尔著：《英联邦简史》（Ramsay Muir，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Ⅱ) Mordern Commonwealth 1763—1915）第二卷，伦敦，1927年版，第 130页。 [12] 拉姆齐·缪尔著：《英联邦简史》，第二卷，第130页。 [13]W·D·赫西著：《英帝国与联邦》，第147页。 [14]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0页。 [15]文森特·哈罗著：《第二英帝国的建立 1763－1793）（Vincent T．Harlow：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1763－1793，）第2卷，朗曼，1964年版，第113页。 [16]（英）布赖恩·拉平著：《帝国斜阳》（中文版），钱乘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17]D·D·霍姆，梅·兰塞姆编：《英国历史文件集》，（D·D·Hom，May Ransome，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1714－1783），第10卷，伦敦，1969年，第821页。 [18]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0页。 [19]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1页。 [20]伊恩·汉普希尔－蒙克著：《艾德蒙·伯克的政治哲学）（Iain Hampsher－Monk，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朗曼，1987年，第153页。 [21]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3页。 [22]伊恩·汉普希尔－蒙克著：《艾德蒙·伯克的政治哲学》，第155页。 [23] J·斯蒂文·沃森：《乔治三世统治时代）（J·Steven Watson，The Reign of George 1760-1815），牛津，第 311页。 [24]转自陈志瑞博士论文《自由与保守：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第45页。 [25]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4页。 [26]乔治·贝内特编：《帝国的观念——从伯克到艾德礼，1774—1947），第55页。 [27] W·A·贝克：《英国通史1688—1852》（W·A·Baker，G·R·St·Anbyn，A General History of English，1688—1852）伦敦，1963，第178页。 [28] H·H·多德韦尔:《剑桥英帝国史》（H·H·1，Dodwell，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Ⅳ）.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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