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名研究论文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目前，在语言学的发展中，呈现出一个新的趋势，即语言已不仅仅被认为是交际和认知的工具，它更被看作是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代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俄语语言文学界亦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为众多俄罗斯语文学家所熟悉的一个术语是“国情语言学”，但从90年代起，在俄罗斯语文学界更多的提到“文化语言学”这个术语，从“国情”到“文化”，实际上反映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俄罗斯学术界，文化语言学这个领域目前有四个基本学派，其代表人物分别为，Ю.С.Степанов，Н.Д.Арутюнова，В.Н.Телий，В.В.Воробьёв。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讲，深入了解使用所学语言的国家和民族是很有帮助和必要的。反过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基本情况及性格特征等，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他所使用的语言上。俄罗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使得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显得尤其特别和值得研究。本篇论文的写作正是基于此。本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主要分成两个大的章节，在第一章里，主要是对本论文写作所涉及的一些主要理论、概念进行了介绍性的概述，包括文化语言学，文化，民族性格等，这些介绍概述是为第二章的分析提供一个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明确一下在分析中会涉及的概念、方法等。第二章则主要侧重于对俄语成语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俄罗斯这个民族一些主要性格特征及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在俄语成语俗语中的反映。 “语言”与“文化”是两个内涵都很丰富的概念。因此，在论文中，是选择两个概念其中的某个具体部分，进行研究分析的。成语俗语作为语言中相对稳定的一个分支体系，是最具形象性、且最“保守”的语言体系，因此在成语俗语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保存了很多信息，当然也包括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及其文化相关的信息。而民族性格的形成则是在很多包含于“文化”概念中的因素，诸如历史及发展环境、民族生存地区及周边环境等等综合作用结果下形成的。所以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正是想通过对成语俗语的研究分析，去发现它和俄罗斯民族性格之间的一些联系，即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一些主要特点是如何反映在俄语语言(成语俗语)当中的。 在我国俄语学界中，有不少对俄语成语俗语的研究。但之前的这些研究中，在对俄语成语考察时，要么是从词源的角度，介绍俄语中成语俗语的来源有哪些，例如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个风俗习惯，或是历史事件，亦或是来源于宗教生活；要么是反过来，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俄语成语俗语，介绍他们反映俄罗斯国情中的哪些方面，包括历史事件、人物，或者风俗传统、节庆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研究的进行，其理论上的依据还是从“国情语言学”出发的。本论文在写作时，主要从“文化语言学”这一理论出发，尝试将处于文化层面上的“民族性格”中的一些典型特点，包括矛盾性、宗教性和不可预知性等，与俄语成语俗语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语言间的联系与反映关系。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