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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没有精神专科医院,但湘雅二医院精神科研究所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湘雅二医院精神科研究所由我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创始人之一、前湘雅医学院老院长凌敏猷先生创建于1934年，1951年成为卫生部精神病学高级师资培训基地，1956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建立博士点。2000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1月被批准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总体综合实力居国际先进、国内领先行列，主办了教育部部属唯一的精神医学系，现有博士生导师11人，近十年已培养精神卫生系本科生14届，硕、博士研究生300余名，居全国同学科之首。精神医学2002年被教育部特批为特色专业，并列入国家教育部专业招生目录；被湖南省教育厅评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重点建设专业。2002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校实力排名，本学科为同学科所属专业的中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第一名。有3名教授分别获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及全国医药院校五年制、七年制《精神病学》及研究生教材的主编。三人分别为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官员和科学顾问、以及国外三本期刊编委。本学科点主编、主办《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为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心理社会因素、成瘾行为与健康合作研究中心；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青少年专业委员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均设在本所。湘雅二医院精神科近年来本学科获得八五攻关、九五攻关、十五攻关、国家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CMB、WHO及其他国际协作等科研项目100余项，共计经费2000多万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及省部级成果奖共50余项，在国内、外各种专业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1300余篇，主编出版著作40多部。现有教授14人，副教授10人，博士生导师9人，几乎全部医生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湘雅二医院精神科主持制订了中国精神疾病诊断与分类标准，研制了一系列心理测量与心理评估量表及软件。设有三个病室，收治各类精神疾病病人、及自愿戒毒病人。开展的血药浓度监测，动态脑电图和睡眠脑电图、成套心理测评、儿童感觉统合测定等和多功能电休克治疗仪、多导电生理检测仪、攻击反应测验系统等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了新技术。在精神药物的血药浓度监测、精神药物中毒的药物分析与诊断、难治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药物治疗、测评精神疾病的认知功能及精神药物对生育的影响和精神疾病遗传进行咨询与指导；精?应激的心理应付、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神经症、心身疾病的治疗；吸毒与酒瘾的脱隐与康复治疗；儿童心理障碍及相关疾病的诊治、司法精神病鉴定等等方面居国内领先行列。湘雅二医院精神科点具有五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突出的专业特色，五个研究方向为临床医学心理评估、精神应激、成瘾医学、儿童精神卫生和生物精神病学研究方向。湘雅二医院精神科临床医学心理评估研究方向：临床心理评估技术是采用心理测量手段评估人（病人）的心理现象及其特征的主要方法，其核心技术是临床心理测验。20多年来，在20余项国内外科研基金、开发基金?如国家八五攻关、与美国NIH合作项目等支持下，逐步研制了智力、人格、神经心理、适应行为及评定量表等五大系列测验（量表）共计30余种，其中10种测验建立了计算机专家系统，数量占国内常用大型标准化心理测验70%以上，理论上解决了我国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民族个体高级脑功能的测评问题，总体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该方向研究共发表论文400余篇，专著10本，国内外期刊引用近300篇次，培养硕士研究生50余名，博士生30多名，举办全国临床心理测验学习班83届，学员人数3400名，使研制的测验得到了广泛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为此，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2000年）、三等（1993年）奖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共15次。被公认为我国临床心理测验研制、开发及培训中心，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评估专业委员挂靠单位，并承办《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湘雅二医院精神科精神应激研究方向：精神应激研究始于70年代末， 在应激的测量、生物致病机制、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际合作项目资助十余项, 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参编专著近20部, 获省部级成果奖6项, 部分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究方向对应激相关疾病, 如糖尿病、神经症、消化性溃疡、慢性疼痛、急性灾害性事件、气功及相关障碍、节育术并发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开创了我国应激相关疾病研究的先河。节育术并发症的心理干预等方面的研究中成绩斐然, 成果转化甚佳,节育术并发症的预测诊断仪已获国家专利, 并已作为产品推向市场。在应激的中介机制研究方面, 重点是应激与神经内分泌改变的关系, 近来瞄准国际前沿, 通过应激动物模型及先进的神经影像学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湘雅二医院精神科根据老庄哲学思想, 特别是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为而不争的行为原则、返朴归真的价值取向。吸收现代认知疗法的成功经验, 制定了可操作的治疗程序, 建立了适合我国社会文化特点的道家认知疗法。此疗法已基本规范成型,该疗法对焦虑、抑郁神经症及精神应激障碍具有较好的疗效。在实施心理治疗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2004年与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及解剖学系联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体解剖学与神经生物学系，合作成立了全球首个具个人生活史及医疗、心理精神状况纪录的“中国脑库”，希望破解人类精神疾病之谜。为人类脑部的研究拓展新的空间。湘雅二医院精神科成瘾医学研究方向：物质依赖是世界范?的医学、公共卫生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成瘾行为的机制、治疗、康复尚无重大突破。从80年代末开始对成瘾行为进行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国内科研基金, 如美国CMB、“九五”攻关、国家“973”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世界卫生组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支持下, 投入科研经费600余万元, 在成瘾行为的机制、临床治疗与康复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参编著作10余部, 获省级科研成果奖3项，主要研究内容及特色如下:湘雅二医院精神科研究了吗啡成瘾大鼠在依赖期、戒断期的外显行为变化, 采?微透析技术动态观察了活体大鼠脑边缘系统单胺和阿片肽系统的改变, 以及各种治疗对吗啡依赖行为、单胺、阿片肽及其表达的影响影响。澄清了长期使用外源性吗啡类药物降低内源性阿片肽水平这一假设; 紧密结合临床实际, 发现阿片类激动剂与拮抗剂结合使用, 不仅能较好地解决戒断反应问题, 也能促进脑内单胺递质、内源性阿片肽的恢复, 对脱瘾治疗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同时研究方向根据社区治疗及行为认知治疗理论与方法, 结合我国的情况, 在劳教场所通过对吸毒康复者进行社区康复及预防复吸训练。随访研究发现, 与传统劳动教养相比, 解教后复吸率?显降低, 社会心理及躯体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被国内同行称为“湖南模式”, 受到司法部的重视。研究结果对我国毒品政策的正确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湘雅二医院精神科生物精神病学研究方向：从60年代就开始了精神疾病的生物学研究，包括对情感性精神疾病神经递质及神经内分泌的研究，对精神分裂症的家系遗传、神经生化、局部脑功能代谢、认知功能、脑电生理和药物治疗的系列动态研究。发现了功能性精神疾病的一些有诊断和治疗干预意义的生物学标记。在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及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课题资助下，围绕分?遗传与发病机制相关的生物学标记的研究，有望在该病的遗传基因、受体机制和治疗干预等方面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在精神药物药理机制与合理用药及新药发展的研究方面，由于大脑的复杂性，对精神疾病生物学病因的探索需要通过药物治疗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加以证实。作为卫生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定的神经精神药物临床药理基地，对系列新型精神药物进行了各期临床试验及部分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对常用药物进行了血药浓度监测及探索药物“治疗窗”浓度的研究。目前在研究精神药物对单胺类神经递质和受体基因表达的影?，以及药物代谢酶表型和基因型分布在药物效应个体差异的影响作用。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儿童精神卫生方向：对多动症、学习困难的流行病学、病因学（生化、遗传、影象学）、诊断评估方法、神经机制与治疗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开发了治疗儿童多动症的三类新药多动宁。从认知功能方面和多动症谱系障碍探讨多动症病因学；探讨汉语阅读障碍的神经语言学机制，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道路为国内首创，发现汉语阅读障碍的神经语言学特征。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在儿童心理障碍的诊断及评估方面，主持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第三版儿童精神障碍部分?修订工作，研制了《儿童心理障碍标准化诊断与防治的人工智能专家系统》软件，修订了《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汉语阅读技能诊断测验》及一系列儿童心理评估量表及其相关软件；编制了持续性注意测验软件；发扬跨学科优势，与信息科学密切合作，为国内开展儿童心理障碍提供了较全面的诊断、测评工具，填补多项国内空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在儿童早期发育和心理障碍的综合干预方面，研究方向长期系统开展了婴幼儿心理发展与优生优育的前瞻性研究，提出干预措施；研制注意力训练软件、儿童孤独独症的一对一全程式干预培?及计算机培训软件。针对婴儿的气质特征及家庭环境早期干预方案, 孤独症的全程式培训在儿童早期干预有创新性。湘雅二医院精神科研究方向20多年来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专业队伍。80年开始培训本专业的硕士、博士，这些人才已成为国内开展儿童精神病防治的中坚力量，同时，通过举办学习班，先后培训了儿少精神科医师300余名。主编了《现代儿童精神医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儿童精神医学的研究生必读专著。本学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其他省部级课题16项，发表论文140余篇，在国际会议大会报告14篇，参编著作19部，获科研成果奖9项，其中部级4项。主持全国性会议7次，举办学习班16次。另外，湘雅三院也有精神科，但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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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莱恩魏斯（BRIAN L. WEISS）是个严谨的人，他的目的在于探索科学的真相；2、他的职业精神科主治医师：曾任耶鲁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迈阿密大学精神药物研究部主任、西奈山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专攻生物精神医学与药物滥用，曾发表三十七篇科学论文与专文。3、魏斯医生花了四年，写下 Many Lives, Many Masters（被翻译成《前世今生：16堂生死启蒙课》 ）这本书。这本书是根据他的精神病治疗经验，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让公众了解到生命的不朽与真义。4、说他是什么家都小看了他，他是一个正直而伟大的传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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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初探论文篇二 《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已成为社会的一大 热点 ，各高校的相关数据不断攀升。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限度就会产生死亡。大学生自杀的缘由主要有就业压力、学业压力、个人信仰的偏失以及心理素质脆弱。为此，高等教育必须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并适时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关键词：自杀;大学生;生命教育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充满青春激情、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他们在“象牙塔”内一边忘我地吸纳人类知识精华、探寻社会发展真理，一边尽情展示活力四射的亮丽才华。毋庸置疑，担负着民族复兴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的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国家最宝贵、最紧缺的人才资源财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大学生的发展状况昭示着国家明天的发展前景。但是，近年来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自杀的事件却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4月，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化学系一名研三女生服毒轻生，第二天该校经济学院金融系又一名研一女生跳楼轻生[1];2009年11月，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用两条毛巾系在一起自缢于宿舍的卫生间，从而结束了自己30岁的生命;2010年3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属硕博连读的高才生)从该校本部主楼跳楼身亡;2012年3月，仅10天内，南京就有两名女大学生先后自杀身亡[2]。 大学生自杀已成为吸引社会眼球的一大热点，其数据不断攀升。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1-2005年，全国共有281名大学生自杀，其中存活72人，死亡209人，自杀死亡率为;2006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剧增到130起之多，被称为自杀“高发年”;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63起，其中上海、北京各23起;2009年，北京仅上半年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而上海这一年则发生了21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13人死亡;2010年，江苏省教育厅在新学期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仅上半年江苏高校学生自杀人数就超出了40人[3]。由于就业压力、 毕业 论文、恋人分合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每年5月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最多。故而，这个石榴怒放、热情似火的5月被称为大学生“黑5月”。 二、自杀现象的哲学省思 自杀，这一极具悲情色彩的沉重话题，不仅是教育家、心理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哲学家高度重视的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杀现象几乎成了一种“社会瘟疫”，全世界每年每十万人中就有16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者却是自杀“成功”者的20倍。就中国而言，自杀现象极其严峻，每年约23-25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未遂者高达200万人，每2分钟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1人自杀死亡。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披露，自杀已成为继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意外死亡之后的第五大死因。然而，在15-34岁的死亡人群中，死亡的第一位原因并非是医学上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而是令人震惊的自杀[4]。2012年3月，重庆交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廖桂芳教授主持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创新模式构建课题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重庆十余所高校的980名大学生中，针对“脑中是否有过自杀念头”这一问题，的学生选择“偶尔有”，的学生选择“经常有”;而在“是否有过自杀行为”一项中，的大学生选择曾经有过自杀行为[5]。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当今社会，人们不再为果腹之食、蔽体之衣而终日忧虑与奔波，不少中产阶级女性为了追求“波澜起伏”的身材体形每天殚精竭虑地搜寻瘦身、整形与美容的最佳方法。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逐渐攀升的自杀率不得不让社会学家、哲学家们陷入沉思。 学术界对自杀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领域。就社会学领域而言，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是系统研究自杀的第一人，1897年他发表的《自杀论》可谓是研究自杀的第一本经典力作。他在该著中有力地反驳了有关自杀的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解释，深刻指出其解释的缺陷性，故而不能自圆其说。他认为自杀与心理状态、自然条件、种族、遗传素质、精神病、个人素质、气候变化等并无直接关联，而是与社会环境(主要涉及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婚姻变迁、经济危机、工作变更等)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将其概括为“自杀的社会性质”[6]。迪尔凯姆把自杀作为一项极其严重的社会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超越了以往或简单经验式归纳或主观臆想式的研究。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他只对与自杀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比如降职、失业、离婚等)进行线性描述，而没有对自杀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作出“彻底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 心理学家采取迥异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尤其是致力于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学者们努力从人格特征、无意识、本能以及早年的经验等场域试图揭开自杀的神秘面纱。奥地利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自杀是个体极度的自我攻击。他认为当个体处于焦虑、忧伤、抑郁寡欢而不能得到很好的宣泄、释怀时，他就会采取自我惩罚、自我攻击的方式分散、转移心中郁积的愁怨。在此基础上，他把自杀解释为个体与生俱来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身上皆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这二者分别代表人格系统中的建设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当人格这架天平因破坏性倾向超重而失衡时，个体就会出现病态而走向或自杀或杀人的危险之极端。美国的卡尔·门林格尔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观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途径，当这种宣泄对外受阻时他就会转过身指向自己，当自我宣泄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的“度”时，就会发生悲惨的自杀行为[7]。在中国心理学界，学者们主要认为自杀是个体人格障碍的结果。当自杀行为发生时，他们置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于不顾，总要追溯到自杀者患有某种程度的抑郁症;反之，当某人抑郁寡欢，人们就会担心他有朝一日会走上危险的自杀之路。 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说从“死亡本能”的角度解释自杀现象，虽然在逻辑结构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层面却难以得到证实。因为生命的本质是维系生命对永恒的追求，即活得越长越好。那么作为具有高级 理性思维 能力的鲜活的个体何以舍生求死?我们认为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的限度就产生死亡，因此痛苦的本质是死亡。失恋是精神上的痛苦，失业是因物质损失而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降职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当生命产生痛苦时，理性思维就会支配他寻找解除痛苦的良方。当没有别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主体摆脱痛苦时，死成了一种选择，于是就产生了自杀。当然，以献身为目的的自杀不在此讨论之列(比如公元前278年自投汨罗江的屈原，又如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的陈天华等，这样的自杀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转换，即以牺牲生物生命而换取社会生命)。 三、大学生自杀缘由探析 尽管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自杀，发现自杀源于个体对痛苦的解脱，即以死亡的方式解除痛苦的折磨。但是，我们从自杀者的遗书以及与自杀未遂者的深度交流中可以发现，每一个选择自杀的大学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错综复杂的因素，只有解开这些扑朔离迷、催促自杀的“死结”才能唤醒每一个试图自杀的大学生热爱生活、抵制忧伤、拒绝自杀。 (一)就业压力 严峻的就业形势、强大的就业压力是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那些出生“草根”阶层、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而又债台高筑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夕由于不能顺利就业，故而往往会助推走向不归的自杀之旅。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直到19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统招统分”制度，在此期间，大学生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政府会给你安排一个相应的就业岗位。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甚一日。1998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万人，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并非热衷科学研究的本科生选择 考研 以缓解就业压力，当硕士毕业时由于就业岗位与理想岗位落差较大故而选择考博。博士研究生一般年龄较大，学业任务繁重，如果再叠加上经济拮据、就业前景不乐观等因素，常常会使其走上不归路。 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13层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吴博士缘何自杀，其遗书明白显示，“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他多么希望年迈的母亲“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毕业后的窘境使他不能回报含辛茹苦的母亲，在强烈的自责意识驱使下，他选择了以死谢罪。北邮吴博士因对前途隐忧而自杀一事令人扼腕叹息，而刘伟的自杀则直指就业受阻。石家庄学院的大三女生刘伟(专科)，来自威县农村，2009年1月23日自溺于一个倾倒垃圾的狭小水池。刘伟自杀身亡后留下多达10万字的 日记 ，其日记显示，令刘伟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找不到工作——毕业前夕的就业压力，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8]。目前，中国高校每年有6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再加上历年的累积，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逾700万。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面对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心理素质较差、自身能力不强的大学生则会萌生出自杀轻身的念头。 (二)学业压力 在对自杀大学生轻生缘由的深度探讨与挖掘中，我们发现学业压力(尤其是女生)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原因。很多跨入大学校门的“天之骄子”在此前接受长达12年的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成绩优秀，出类拔萃，既得到教师的肯定、家长的夸赞，同时更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在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的成长过程中自我优越感非常突出。然而进入高校后，由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集体皆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昔日那些鹤立鸡群的优秀生变得不再优秀，成绩平平，故而心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落差遂萌发轻生之念。 另一类大学生进入高校后，由于学校管理宽泛，自己或沉浸于网络游戏而荒芜学业，或广泛交友，成天穿梭于不同的校园，或盲目疯狂考证等，从而导致专业欠缺，“挂科”红灯频频闪亮，当自我良知发现后，悔恨交加，遂以死谢罪。2010年3月，西安某高校一男生因两度拿不到毕业证，遂服药自杀。2010年3月28日，南京林业大学一黄姓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身亡，其死因与考研压力有关。2010年4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大三女生陈蕾从本校逸夫楼的九层跳下，结束了自己21岁的生命。学校教务档案显示：截止到大三当年，陈蕾还有60多个学分没有修。大三时，陈蕾11门功课全部不及格(缺考两门)[9]。 (三)个人信仰偏失 大学生作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青年才俊，理应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事物的运行发展。就个人的成长发展而言，必须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理性地辨别真仿，自觉地抵制歪理邪说，而不应该受社会上一些邪教组织所蛊惑。几年前，非法邪教组织——“”利用参与者强身健体的初衷而传播邪教，使部分是非观念不正确、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陷入消极厌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受蛊惑而成为牺牲品的人群中也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学生。 安徽中医学院一大四女生，在大学期间发现结肠脾区长有肿瘤，在安徽省著名的肿瘤专家直接指导下进行治疗，病情迅速好转。其后有人向该女生兜售“”，宣传只要练功，不用服药和做手术肿瘤就会自然消失，致使该女生停药而“练功”。当病情恶化痛苦难忍时，该女生从医院五楼病房自杀身亡。1999年7月4日，山西省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生常浩驰，为求“”，在村外堆积树枝，浇上汽油自焚身亡。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学生吕涛，1997年开始练习“”并深陷其中，1998年6月15日凌晨从该校第二教学楼8楼跳楼身亡，时年24岁。由于个人信仰的偏失，在歪理邪教的蛊惑下，自杀身亡的大学生委实可惜、可悲、可叹。 (四)心理素质脆弱 当前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是“90后”，少部分属于“80后”。无论是“90后”还是“80后”，独生子女者占绝大多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除了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外，还有爷爷奶妈、外公外婆的呵护、溺爱。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极不利于其个性的健全发展，除了学习之外，其他的事情几乎全被家人“承包”，实属不折不扣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层层关爱的包围下，孩子变得十分任性、唯我独尊，由于没有(很少)经历挫折的磨练故而其心理素质十分脆弱。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单亲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家庭中的实际人口数进一步减少，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迪尔凯姆指出，“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家庭里，共同的感情和怀念不可能十分强烈。在这种家庭中，不可能形成作为联系同一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大传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每当遇到挫折时，家庭提供的情感支持十分有限，而这样的大学生由于平常很少与同学交流、沟通，故而也难从同学那里获得真诚的帮助。为此，不得不承认心理素质脆弱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对大学生实施生命教育的举措 (一)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 生命教育是指帮助个体科学认识生命，从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在不断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不断激发个体生命的潜能，努力提高自我调适能力和生存能力，克服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最终实现生命价值的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个体从出生到入学这一阶段家庭是生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在长达十多年的学校教育期间学校则是主要承担者，个体成年后的生命教育主要是自我教育。高等教育在个体成长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肩负着实施生命教育的重大责任。然而，自近代以来，高等学校在工具理性主义(Tool Rationalism)的强势冲击下而重理工轻人文，博雅教育在高校中的地位日渐下降，尤其是二战以来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现象。近年来，频繁的大学生自杀现象折射出高等学校对生命教育价值的低估与漠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深刻指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帮助生命个体的正常发展，教育是助长生命健康发展的一切作为。”[10]而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则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教育的出发点是个体的生命，归宿点是生命的健康与全面发展。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认识生命、敬畏生命和热爱生命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爱生命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高等学校在引导学生探寻科学真理、剖析自然奥秘、不断创造新知识新科技的同时更应关爱生命(生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点)，把生命教育放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从而使个体愉快学习、健康生活、幸福成长。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由传统的稳健发展模式(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而驶进了跨越发展的快车道(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高等教育扩招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对高层次专业人才适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对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高校扩招的持续推进，毕业生的就业率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为了卓有成效地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少高校都以社会需求为专业设置的导向，同时在课程设置中也增大技能性、操作性课程的比例，尤其是许多高职院校更是恣意削减人文社科课程，使个体全面发展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的任务、追求、价值与使命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不断发挖潜在的能力，不断完善自己尚缺的能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而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他认为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就教育追求而言，亚里士多德把体育、德育和智育分别与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对等重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六艺”等，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注解也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追求。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在强化技能技巧、操作训练的同时，更要夯实哲学基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从生命的本源与心灵深处维护大学生的健康，使其真正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 大学生在心理发展上介于成熟与半成熟之间，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故而存在很大的波动性，他们常常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情绪、心理变化。此外，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严峻，学习成绩不佳、失恋等因素的叠加可能成为心理障碍的推手。在对自杀未遂者的心理访谈、分析中，发现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与引导。心理咨询是指通过人际关系，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技巧，帮助来访者实现自强自立的过程。通过心理咨询，为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条件，提高其精神生活质量和心理效能水平，以实现降低和减少心理障碍，防止精神疾病，保障心理健康的目的。通过心理咨询与引导让大学生正视现实，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和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在失败、挫折面前能够保持理性、正确的心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四)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作为学生系统学习的学科及其进程与安排的课程既是学校践履正常教育活动的基本依据，同时又是学校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保证，在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具有“跑道”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高等教育中开设生命教育课程，而且为数不少的国家在基础教育中也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港、台地区很重视生命教育，中国台湾曾宣布2001年为“生命教育年”，大力推动生命教育走进课堂，走进生活。中国台湾当局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哲学与人生》、《生死关怀》、《道德思考与抉择》、《宗教与人生》等，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内容体系。然而中国大陆由于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不够深刻，故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并且课程体系很不完善，在现有的1280所高职(专科)院校中几乎没有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的第一本“生命教育”读本诞生于武汉大学，该校把生命教育从思想道德教育中独立出来，列为全校通选课之一。哈尔滨医科大学对选修健康教育课程的学生进行测试，其结果显示在导致学生产生心理痛苦的9项危险因素中，已经有8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南民族大学部分学院开设了生命教育必修课，强化对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见，中国高校必须要提高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加强对生命课程的开发，使其系统化与科学化，把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从日常生活走进正式的课程与教学进程。 参考文献： [1]陈海生，钟梓毅.暨南大学两名女研究生轻生：一人服毒一人跳楼[N].新快报，2012-04-18. [2]吴纪攀，黄昆. 南京10天内两名女大学生先后自杀身亡[EB/OL].[2012-03-09]. [3]黄永奎，张韵君.大学生生命教育应转入快车道[J].高教研究，2011(2)：31-35. [4]王卫红.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45. [5]黄军.调查显示重庆17%大学生曾有自杀行为[EB/OL].[2012-03-16]. [6]迪尔凯姆.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 [7]卡尔·门林格尔.人对抗自己[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28. [8]杨继斌.女毕业生的死亡日记[N].南方周末 ，2009-03-19 . [9]杨猛，姚欢.女大学生自杀：活着为何比死亡更痛苦[J].南都周刊，2010(19)：62. [10]龙春平.新世纪大学生生命教育的 反思 [J].时代教育，2012(1)：2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生命教育初探论文相关 文章 ： 1. 关于生命教育的论文 2. 浅谈生命教育的论文 3. 生命教育的相关论文 4. 大学生生命观教育论文 5. 大学生生命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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