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罪研究论文

刑法论文选题有很多：1.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罪刑法定原则哲学根据探究，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罪刑法定与扩张解释的关系，罪刑法定视角中的中国司法解释）2.刑法的空间效力探疑（论刑法的空间效力的普遍原则与打击国际犯罪）3.试论刑法的溯及力4.犯罪本质的学理之争与司法选择5.法益概念在中国刑法中之地位探讨6.不作为犯罪的机理（论不作为犯罪中的作为义务来源，论不纯正不作为犯）7.论刑法中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意义8.试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9.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辨析10.变态人格在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上的意义11.醉酒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探究12.试论刑法上的身份犯13.评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及立法建议14.信赖原则与犯罪过失理论15.试论刑法中的目的犯16.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的处断原则探讨（论事实认识错误，论法律认识错误，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中的认识错误）17.试论期待可能性与中国刑法18.试论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论特殊防卫权的适用，论正当防卫的程度限制要件，论防卫过当的认定与刑事责任）19.紧急避险的理论辨析（论对无责任能力者防卫的刑法定性，论紧急避险主体的排除性规定，论紧急避险的程度限制要件）20.论预备犯在刑法中的地位（论预备犯的处罚根据，论国外刑法上的预备罪对我国的借鉴意义）21.试论共同过失犯罪22.试论教唆犯的构成条件（论教唆自杀的刑事责任，论教唆未遂——兼评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论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23.论牵连犯在刑法中的地位24.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之争25.试论我国刑罚体系的完善（论刑罚体系的构建原则，论刑罚体系与行政处罚的协调）26.死刑正当性辨析（论死刑的刑罚根据：报应与预防，论死刑的威慑效应，论死刑的立法限制，论死刑的司法限制，废除死刑的中国路径，死刑与民意的关系，死刑存废与文明的冲突，死刑存废的地区性分析：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从区域一体化看死刑废除：以欧盟为例）27.罚金刑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与完善28.社区矫正在中国29.论赦免30.交通肇事罪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与适用，从日本刑法上的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看我国交通肇事罪的完善）31.试论中国刑法中关于走私罪的体系建构（论走私罪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32.试评刑法修正案（六）中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兼论洗钱犯罪的完善33.试论中国刑法中金融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建议（论罪中的“财物/欺/陷入错误/处分财产”要件，论金融罪与罪的关系，论贷款罪与贷款纠纷的区别，论机器的刑法适用）34.试论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完善（从TRIPs规定看我国知识产权罪的立法完善/司法适用）35.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安乐死”（论刑法中“生命”的界定，论协助自杀的刑事责任）36.强奸罪的理论与立法比较（论强奸罪的主体，论强奸罪的对象，论强奸罪的行为构成，论强奸罪的“强迫”要件，论强奸罪与猥亵妇女罪的区别，论对儿童性侵害的刑法规制）37.试论转化型抢劫犯38.论侵占罪（论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论侵占罪规定中的“遗忘物”，论侵占罪的“拒不退还”要件）39.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立法体系的完善（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认定，论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普通犯罪集团的区别）40.论医疗事故的刑事立法41.试论公害犯罪的构成要件42.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完善/司法适用43.关于构建中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制裁体系探析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刑法论文题目供你进行参考：1、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2、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3、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4、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5、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6、美国有组织犯罪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7、海峡两岸犯罪停止形态立法比较研究8、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9、死刑实证研究之死刑观的调查报告10、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缺陷及其弥补方法11、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12、论犯罪构成与犯罪阻却事由的关系13、中日涉罪之轻微行为处理模式比较研究14、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15、非法实施专利行为入罪论

走私毒品是一种跨国性犯罪，是毒品犯罪中最严重的一种，因此，各国无不通过刑事立法，对走私毒品的犯罪严加惩处。例如，新加坡法律规定，走私鸦片1200克，大麻500克，大麻粉200克，可卡因30克，海洛因15克以上者，可判处刑。我国《刑法》第347条亦对走私毒品罪作了明确规定。刑法学界对走私毒品罪的法律特征有了较为成熟的通说，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就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司法实践中，比较难区分的是贩卖走私毒品的定性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贩卖走私毒品的行为，无论毒品卖到何处，无论转手几次，毒品仍是走私来的，性质未变。因此，任何贩卖走私毒品的行为，都属于违反海关监管，侵犯国家对毒品进出口管制的行为，应定走私毒品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贩卖走私毒品不是直接走私毒品，而是贩卖已进入国内的走私毒品，在国内贩卖走私毒品，只能属于贩卖毒品罪。笔者认为，贩卖走私毒品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犯罪行为特征及其侵害的直接案件来确定。根据司法实践和有关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定走私毒品罪：（1）非法从境外购买毒品入境后贩卖的，或者走私毒品犯罪分子直接指挥他人贩卖走私的毒品的；（2）境外贩毒分子相互勾结，将毒品运输入境后贩卖的；（3）贩毒分子假道我国将毒品运往第三国或地区，或者在我国境内非法购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并偷运出境的；（4）走私毒品集团购买，运输毒品，或者在边境地区与境外走私毒品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买卖，运输毒品的。（5）与走私毒品犯罪分子通谋，为其提供货款，资金，实物，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藏匿等方便的；（6）明知是毒品走私犯罪分子，而直接向其非法贩入毒品供倒卖的。2、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罪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转手倒卖或销售自制的鸦片、海洛英、吗啡、大麻、可卡因或国家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贩卖毒品是毒品犯罪中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的一种犯罪。毒品制造出来以后，必然通过销售来实现其价值并赚取巨额利润，而吸毒者大多也要通过购买毒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毒品的贩卖是毒品从制造到消费过程的主渠道和中心环节。毒品的贩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世界毒品非法贸易的利润已超过石油利润，每年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军火交易。35毒品交易造成了世界毒品的泛滥，是其他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我国当前各种毒品犯罪来说，贩卖毒品的案件在全部毒品案件中所占比例也是极高的。无论是集团贩卖，或是个人零星贩毒，或是武装贩毒，都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严重的是，吸毒者“以贩养吸”的现象尤为普遍。因此，贩卖毒品是缉毒中打击的重点对象。世界各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毒品危害，均在各项禁毒立法中，将贩毒作为重点打击的目标。美国在1987年国会通过的一项反毒品法案中，对贩毒可判处5-10年有期徒刑，严重者可判处40年至无期徒刑。对在学校距离1000英尺内贩毒的罪犯，要加倍判处刑罚，以保护青少年和儿童。对用其他犯罪手段或邮寄方法贩毒的从严打击。马来西亚法律规定，贩卖鸦片1000克，大麻200克，吗啡15克，海洛英15克以上的将被判处死刑。伊朗从1988年开始发起禁毒运动，规定贩卖海洛因，吗啡30克，鸦片5000克以上者，判处死刑。此外，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的法律规定，对贩卖毒品的严重罪犯，可以判处死刑。希腊、澳大利亚、尼日利亚、英国、日本等国的法律规定，对贩卖毒品罪最高可处终身监禁。近年来，俄罗斯、尼泊尔、古巴、印度等许多国家也都修订了禁毒立法，对贩毒罪规定了极严格的刑罚。贩卖毒品罪的特征已在学界形成通说，笔者不再赘述。笔者只就司法实践中贩卖毒品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谈点意见。在司法实践中，对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问题和犯罪引诱问题有较大的争议，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只要是实施了贩卖毒品行为，就应视为完成犯罪过程，是犯罪既遂。36有学者认为，贩卖毒品以实际上转移给买方为既遂。至于转移毒品后行为人是否已获取了利益，则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37有的学者认为，贩卖毒品本身包含了贩与卖两行为，因此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只要买或者卖的行为实施完毕，两者只居其一，就构成本罪既遂，而无须必须卖出获利。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二种观点将贩卖毒品归于过程行为犯（又称过程犯），而第一，三种观点将贩卖毒品罪归于举动犯。第二种观点主张的“毒品转移说”使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范围过窄，故不可取；第一，三种观点因主张只要实施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就是既遂，忽略了毒品作为贩卖毒品犯罪证据的重要性，因为在毒品买卖双方单纯商谈的场合，因缺少毒品买卖的证据，一般是很难认定其实施了购买或贩卖毒品行为，可见这种观点也存在不足。笔者认为，贩卖毒品的既遂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卖出获利，或是否已实际转移毒品，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未能进入交易环节，则属贩卖毒品罪未遂。具体分析如下：1、从贩卖毒品行为特征来看，贩卖毒品罪属于举动犯，不是过程犯。贩卖毒品行为通常始于购买，单就购买毒品行为而论，其已具有双面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购买毒品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可能要出售毒品；另一方面，买大宗毒品往往是实施新的卖出行为的起点或必要前提，因而购买毒品行为同时包含了进一步危害社会的现实危险性；而卖出毒品是把购买毒品产生社会危害变为现实。由此可见，贩卖毒品的过程的这两个关联行为均不缺乏独立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要实施其中一个行为，就具有以下犯罪既遂的必要。所以，贩卖毒品行为的既遂不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实现与否来决定，亦不以贩毒行为过程中的全部行为实施完毕为必要。2、在贩卖毒品过程中，大量被抓获的毒品犯罪人均停顿在购买了毒品尚未卖出，或者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俱获的场合。真正已将毒品由卖方转移到买方手上，毒品交易完成以后被抓获的情形属于少数。实践中，某些毒品交易的现场，双方正在进一步讨价还价，或在正在清点钱款或鉴定毒品的质量，在此很难确切界定是否已将毒品真正转移到买方。如果以“毒品转移说”的观点判断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否，则必然使大量的贩卖的毒品案件作未遂处理，显然标准过严。3、在贩卖毒品中，毒品的数量影响量刑轻重。如果以实际转移到买方的毒品数量既遂标准的数量，那么从毒犯家中搜出的没有出售转移到买方的毒品就只能作未遂认定。由此产生了既遂与未遂的毒品数量能否相加计算的司法难题。例如，某甲在贩卖毒品海洛因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5克，随后从其居住的出租屋里查获海洛因235克。对某甲贩卖毒品海洛英的数量应认定为250克，或是15克，根据《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毒品罪的精神，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及量刑关系三方面分析，贩卖毒品罪以界定为举动犯为准确，对贩毒分子未带到交易现场，而在其居住的地方查获的毒品应计算在贩卖毒品的数量内。4、以毒品被实际带入交易环节为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既遂或未遂，是由于贩毒品的中心环节就是交易，如果仅仅是买卖双方在商讨价钱或者其他问题，而没有将毒品带在交易现场，这只是着手实施贩卖，或者说是谈交易，持第一，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贩卖毒品罪就既遂了；然而，如果从商谈交易的双方身上或现场没有查获毒品，就很难认定贩卖毒品罪，因为缺少交易不可缺少的对象-毒品作为证据，只有当在交易时人赃并获时，无论其是否完成交易，均以既遂论处。这样既符合行为犯的构成特征，又体现了毒品交易的特殊性。由于贩卖毒品罪中贩卖行为复杂多样，因此具体将贩卖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作如下几种分别认定：第一，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实施了购买毒品行为，如果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经买进了毒品，都应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第二，对于非以购买方式获得的毒品予以贩卖的，如祖传，他人馈赠的毒品，只要将毒品带到买方约定的地点开始交易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第三，对于因贩卖毒品被抓获后在其住所查获的毒品，应全数作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认定，不将查获的未卖的毒品作本罪未遂或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理。第四，误把假毒品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如果正地进行毒品交易人赃并获或已将假毒品交易完毕后被抓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未遂论；在其毒品掺杂使假后予以贩卖的，只要没有使其丧失致人瘾癖的毒性，应以贩卖毒品罪既遂论处；如果明知是假毒品而当作真毒品予以贩卖的，应以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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