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文字的论文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 甲骨文 → 金文 → 小篆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商） （周） （秦） （汉） （魏晋） 草书 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 “汉字七体”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才逐渐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字都有着与众不同独特的民族、民风的内涵，中国的文字史里处处深深地刻着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勤劳。然而，现今有些人对本国文字了解甚少，而对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投入极大的热情，却依然是个半调子。文字是国家的灵魂，为了了解祖国文字的变迁，祖国的历史，祖国的灵魂，我们选择了这个课题。 中国文字的发展，经过秦统一中国后，连续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使汉字逐渐走向规范化。汉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其中，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隶书则有秦隶、汉隶之别。由此可知，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字体，都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总体来说，楷书形成后，中国文字已基本定型（表一）。 （表一：汉字书体的演变） 1甲骨文 秦统一文字前，中国的汉字，不论从字体、应用角度而言，还是混乱的。古文广义而言，其包括大篆在内的小篆以前的文字；狭义的讲，指中国文字史上大篆以前的文字。这里采用狭义的古文概念。古文包含甲骨文与金文；其中，前者被人们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为商朝后期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符合象形、会意的造字原则，形声字只占20％。其文字有刀刻的，有的填满朱砂，也有直接朱书墨书的。因文字多为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殷代图像金文：先秦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彝器款识。与甲骨文相比，金文象形程度更高，显示了更古的文字面貌。金文填实的写法，使形象生动逼真，浑厚自然。 甲骨文是商代书写的俗体，金文才是正体，显示了正体多繁，俗体趋简的印迹（如表二）。 （表二：甲骨、金文对照表） 甲骨文因多为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故其文字带有坚硬的笔法（如图3）。这种如刀刻的笔法，亦有被运用在现代平面设计上（如图4）。 2大篆 在中国文字史上，夏、商、周三代，就其对文字学的贡献而言，以史籀为最。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别创新体，以趋简便。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因其为史籀所作，故世称"籀文"。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 3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等人所整理出的标准字体。由大篆简化而成。又名玉筋篆，因其具有笔力遒劲之意。小篆之形体结构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作了改换归并。与大篆相比较无象形性。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其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4隶书 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着的变化是从婉曲的钱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 角变成有 角。 一般人认为隶书是指有波磔的、一横一捺都拖着像刻刀一样的长长尾巴的隶书，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隶书主要有秦隶和汉隶，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汉隶则为隶书之成熟字体。通常所说的隶书是指汉隶中的"八分"而言（图6）。"八分"是在秦隶之后，渐生波磔。隶书发展到八分，已经是姿致成熟。隶书因其字较方正、厚实，故带有刚正不阿的严肃感（图7）。图8虽为英文字母，但其有菱有角的字体，有隶书的〃味道〃。 5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之字属之。包含了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及章草之简捷等。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且为世人所喜爱。楷书有一种稳重而衍生出宁静之感；文字因个人书写的方式、性格之异，而有不同风格的同一字体（图9、10）。图11与宋徽宗的瘦金体同样是以细线条勾勒出文字，但因转折处以圆滑的方式表现，呈现出与瘦金体截然不同的视觉感。 6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字）体。行书不同于隶、楷，其流动程度可以由书写者自由运用。行书表现出浪漫唯美的气息（图12）。 （图12） 7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大部分较章草及行书更趋于简捷。草书给予观者豪放不羁、流畅之感（如图13、14、15）。 8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刷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其发端于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朝，定型于明朝，故日本人称其为"明朝体"。由于宋体字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9电脑字体 随看文化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在西方文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如海报（POP）体、综艺体、勘亭流、少女字体等，及更多的宋体之变形，如仿宋、扁宋等。并将各类汉字电脑化，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 如 下图（其由左至右依序为：迭圆体、综艺体、古印体、勘亭流及海报体） 汉字的起源是一个未解之谜。说到汉字，不得不提甲骨文，得到考古支持的商代甲骨文最早出现在3300年前，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至今共发现了5000个以上的甲骨文单字，其中可以认识的约有1700字。从一定程度上讲，同样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没有理由落于人后那么多！思索的同时，我们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会意和形声成分，在这些甲骨文中，“会意字”不到80％，形声字占20％多。这与古代埃及人、苏美尔人等其他早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远远不如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在古埃及人早已经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宏大的金字塔时，中国却只有夯土建筑。在古埃及人已经在坚硬的石头上刻下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时，中国却只能在兽骨或龟甲上刻出粗糙的划痕。但是看看中国的甲骨文的抽象程度，却又远远高于古埃及那些具象的图形。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汉字更不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了，当希腊人建造帕台侬神庙的精美雕塑，罗马人建立万神庙的巨大穹顶时，中国还只有秦汉时期夯土的长城，和陶制的殉葬兵马俑，但是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统一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隶书与今天的汉字已很接近。无论是跳跃着前进的文字文化，还是中国汉字这一庞大的复杂语言文字符号系统，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文字出现的早期，象形文字可以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语言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开始创造一些仅代表发音的符号来记录这些语言。中国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会意字，如“日＋月＝明，女＋子＝好”； 表音字，如“阿”，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个音节； 通假字，如“说－悦”；开始出现于汉字中。 提及汉语，免不了令人联想到同样占文化课很大分量的英语。同时，我们也想了很多。学习一种语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这种语言思考，就想用母语思考一样。但是，最能发挥个人思想创造性的还是母语，更何况要学好“外语”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古罗马人并不因为羡慕希腊文明，而改用希腊语——尽管两种语言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同样要把拉丁文、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不是改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同样，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也不是自己改用阿拉伯文，而是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更进一步地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并加以普及。 对于外语好的个人而言，直接看外文原文根本不费劲。但要他翻译出来，效率就要低很多。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人人都化大量精力学外文，那效率就很低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像历史上那些失去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一样，彻底消失了。最好的选择就是象阿拉伯人、或文艺复兴时的欧洲人那样，以少数擅长语言的人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之后，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普及。只有这样，本民族中才能更多的人用母语进行高效率的思考、创新。 汉语现在在英语面前面临的困境是：基于这个语言的文明正处于高峰期——并不象阿拉伯人面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那样，是处于经失落的静态文明；也不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面对的是正走向衰落的伊斯兰文明。现在，大量新的科技成果、新知识、新思想依然在英语世界产生，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事实上的国际社交语言，它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从使用它的人口来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居世界第二位，大约有4亿多人。然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语的人数，要远比这多得多，可以说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民族。所以，现在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学习英语消耗了学生大量时间，就不该学英语了。光学好英语是不够的，全民学英语也不表明就能提高素质，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从利马窦、徐光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艺复兴思想算起，已经几百年了；如果从鸦片战争，从林则徐翻译西方书籍、报纸算起，也有160多年了；即便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也有近百年的时间了。当代的中国，应该正处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转折关头。现在的中国，应该是学习英语，与翻译并重；最重要的是要开始用母语思考、创新。提高科研、新闻等行业从业者的英语水平，与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先进科学文化思想并重。不应该在中国把英语变成象欧洲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那样的“贵族语言”。 文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痕迹，中国文字的演变是跳跃式的，是华丽的，是耐人寻味的，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人创造中国文字，中国文字也同样引导着中国人前进。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 中国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解说，是历史上首次对六书定义的正式记载。后世对六书的解说，仍以许义为核心。 [编辑]六种构造条例解说 [编辑]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编辑]指事 属于“独体造字法”。与象形的主要分别，是指事字含有绘画较抽像中的东西。例如“刃”字是在“刀”的锋利处加上一点，以作标示；“凶”字则是在陷阱处加上交叉符号；“上”、“下”二字则是在主体“一”的上方或下方画上标示符号；“三”则由三横来表示。这些字的勾画，都有较抽像的部份。 [编辑]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编辑]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编辑]转注 属于“用字法”。不同地区因为发音有不同，以及地域上的隔阂，以至对同样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称呼。当这两个字是用来表达相同的东西，词义一样时，它们会有相同的部首或部件。例如“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 [编辑]六书的运用 实际上，古人并不是先有六书才造汉字。因为汉字在商朝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有系统，那时还未有关于六书的记载。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当有了“六书”这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这系统为依据。好像“軚”、“锿”是形声字，“凹”、“凸”、“氹”是指事字，“畑”、“奀”是会意字。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好像“鲤”、“鲮”、“鲩”、“鳅”等事物，都是鱼类，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形声字就成了最方便的方法，只要用形旁“鱼”就可以交代它们的类属，再用相近发音的声旁来区分这些字。到了近代，有80%的汉字是形声的字

20年代以后﹐随著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民国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以上对民国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 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在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一方面由于在民国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随著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