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每年种杂交稻才2亿亩，常规稻种了2.45亿亩，杂交稻种植面积低于常规稻。杂交稻面积占我国耕地总面积20.23亿亩的百分之十。杂交稻每年增产了二、三百亿斤稻谷，这占我国粮食总产一万二千多亿斤的零头还不够的。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将近9O%不是种的杂交稻，而是常规稻、小麦和玉米。正是这三项在解决吃饭问题上，作用远远大于杂交水稻。
袁隆平确实在杂交水稻方面作出重大的贡献，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如现在的杂交水稻品种过用在上个世记六、七十年代也还是二、三百公斤；过去的一些好品种现在用也能达到四、五百公斤。是因栽培、肥料、农药科技共同进步的结晶，是广大农技推广战线上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要树立一面旗帜，那就是袁隆平！你的三个数字是众多科技人员集体创造的，请别忘了县及县以下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默然无名的老农技推广者啊！
《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来在1919年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1922年秋天，诗人徐志摩从英国剑桥留学归国，石破天惊地发表了一篇——『徐志摩离婚通告』，文名尚未远播的他立即以此头号新闻震动了中国，造成了近代史上头一宗西式离婚事件，挑战了百年前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 徐志摩当时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寻求灵魂伴侣”这样一个想望，引领徐志摩在匆匆的三十六载人生里历经了三段感情，交错于三个不同典型女子的生命之间，他们共同创造了诗人徐志摩，也同样因他而改变了各自的命运 。后人引用”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温瑞安的武侠小说中写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后来，优客李玲在红颜四大名捕中又写作“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
3月30日是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E.H. Gombrich）诞辰110周年，他的影响不只局限在学界，更因《艺术的故事》一书打开了普通人观看艺术的大门。记者/ 薛芃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一个“陌生而迷人的领域”1935年，贡布里希26岁，刚刚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也正是维也纳学派活跃的时期，但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也因为经济不景气，他没找到工作，赋闲在家。出版人瑙拉特（Walter Neurath）找到他，邀他将一本用英文写给孩子的历史书翻译成德语，他翻看了一下，觉得自己能直接用德语写一本更好的。后来贡布里希的孙女列奥尼记述了在此之前的一段往事。写博士论文期间，贡布里希经常与一位朋友的女儿通书信，小姑娘想知道他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于是他就必须用轻快简单的文字来告诉孩子自己博士论文的内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朱利奥·罗马诺的艺术。在这段枯燥的学术写作期间，与小朋友的通信成了一个调剂放松的方式，这也让他意识到，用简单的语言讲复杂的专业概念是有价值的，并且他能够做到。瑙拉特看了样稿后很满意，并要求贡布里希在短短六周之内完成那本历史书的写作，以赶上原定的出版时间。1936年，《世界小史》出版，好评不断，出版社立刻敦促他再写一本类似的艺术史通俗读物，一隔15年，贡布里希在1950年才写成这本《艺术的故事》。他在前言中写道，写这本书时，他把书那头的阅读对象想象成了一位“刚刚独自发现这个艺术世界的少年读者”。但给少年写的书并不意味着浅薄，在他看来，给年轻人的书无需有别于给成年人的书，甚至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一旦多用术语或装腔作势，就会露出“掉书袋”和“学究气”的马脚，深入浅出、润物无声才是他希望达到的境界。虽然通俗读物的写作是很多学者的禁忌，但要真的做到这种境界也绝非易事。1909年，贡布里希出生在一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与象征主义诗人冯·霍夫曼斯塔尔为友；母亲是一位钢琴家，在当时颇有名气，与捷克音乐家马勒和勋伯格都很要好。贡布里希从小在人文主义和音乐氛围浓郁的城市和家庭中长大，这也让他终身不仅是位艺术写作者，也是一位忠实的古典音乐热爱者。贡布里希曾经在谈及音乐影响的自述中写道，起初自己更注重音乐本身，因此常听一些名气不大的音乐家的作品，初听很迷人，但听久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他们的音乐中没有惊讶，空洞琐碎，莫扎特如果要写，一定会写得比较好”。他发现这些不知名的作品不经听，经不住推敲，而那些伟大音乐家的丰富性和巨大创造力是会历久弥新的。“如果你问我从音乐中学到了什么，我认为我学到的是，人们得逐渐学习才能对大师们产生巨大的崇敬。”有意思的是，在《艺术的故事》开篇导论中，贡布里希就亮出了自己的这个观点：“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他推崇来自个体的创造力，或许与早年的音乐感悟有关，把艺术的叙述对象聚焦在人身上，对于大众而言，无疑也是更好接受的。他把艺术这个东西拽下了神坛，那些博物馆里挂在墙上的、摆在橱窗里的本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不过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制作的东西”。而每个人喜欢某一张画，又或是不喜欢某一个雕塑，任何理由都是说得通的，只要你喜欢，能引发情感上的共鸣、感官上的愉悦，就是好作品。这样一来，贡布里希很快就把读者与艺术拉近了，当心态放低，艺术也就不再那么严肃了。写作《艺术的故事》时，贡布里希其实已经远离艺术一段时间了。1936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一家人离开了维也纳，来到伦敦定居。贡布里希开始进入瓦尔堡研究院工作，后来“二战”爆发，贡布里希中断了学术研究，进入英国广播电台（BBC）做监听敌方电台的工作。结束几年的监听工作后，他理所当然要回到艺术史的工作中去。为了敦促自己系统性地重新梳理一遍艺术史，也为了完成多年前的出版任务，于是开始了《艺术的故事》的写作。他后来回忆说：“我之所以能写成这本书，是因为我把自己的记忆作为过滤器，我在写它时几乎没看任何参考书，我只是记下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还记得的有关艺术史的东西，我把它写成一个故事形式，所以叫《艺术的故事》。”也正因如此，它能成为一本结构清晰、环环相扣的个人化著作，而有别于那些面面俱到的、翔实的皇皇巨著。贡布里希在讲述从原始时期到20世纪的艺术发展历程中，嵌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既“所见”和“所知”的关联与矛盾性。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知道一个人正常的长相，眼鼻耳嘴、身体四肢虽然各不相同，但逃不出规律性的结构，这是“所知”；但同样是画一个人，达·芬奇、伦勃朗、毕加索画得各不相同，这是“所见”。千百年来，“所知”和“所见”是所有艺术家都面临的问题，看到了什么，又画出了什么，怎样掌握规则、凌驾于规则，又创造出新的规则，最终画成什么样子决定了你成为一位怎样的艺术家。在这对关系中，千差万别的思考和表现，成就了千差万别的艺术风格。在贡布里希这里，没有艺术的优劣论，他希望看画的人“不要随意指责画家画得不正确，摒弃陋习和偏见，接受新画法。有一颗赤子之心，捕捉每个暗示，感受内在和谐，排除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艺术因此而走进每个人心中。一位古典学者的野心1950年，当《艺术的故事》在英国费顿出版社出版后，迅速成了畅销著作，但对于贡布里希而言，这本书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说自己那时“过着两种生活”，在读者眼里，他是《艺术的故事》的作者，另一面，他是瓦尔堡研究院的学者。这两个身份看似不冲突，但在瓦尔堡研究院，大概不会有人对《艺术的故事》感兴趣，因为它太通俗了，同事们对他写的普桑或达·芬奇的论文更感兴趣。当时的院长扎克斯尔也明确表示希望贡布里希不要再写通俗书了，回归到学术研究上去。但这本书的出版的确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那之前，我只是一名清贫的学者，和外界没有联系，在工作中也默默无闻。”在那之后，贡布里希声名鹊起，公众活动邀约不断，先后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哈佛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但直至退休，他都没有离开过瓦尔堡研究院。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是德国艺术史家，他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瓦尔堡图书馆，后来从图书馆衍生出了研究院，以图像学研究闻名，培养出了一大批重要的艺术史学者。1929年，瓦尔堡病逝，几年后，图书馆和研究院陆续从汉堡大学搬迁至伦敦大学，贡布里希来到研究院时，也是研究院刚刚在伦敦落脚的时候。在瓦尔堡期间，贡布里希的授课从漫画到心理学，从新柏拉图主义到占星术，覆盖面很广，而无论什么领域，瓦尔堡研究院的同仁们始终在解决一个问题，即“古典遗产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希望探究古代世界的记忆，或是延续古典传统。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贡布里希的出发点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贡布里希发表的人生中第一篇论文是《一首中国诗译成德文的一些可能性》。在1930年，他探讨了诸如《静夜思》这样的中国古诗如何翻译成德语的问题。青年时期，他的母亲曾收过一名中国学生，叫李唯宁，与贡布里希成了朋友，并教他汉语和中国文化，后来李唯宁回国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为徐志摩的那首《偶然》谱了曲。基于这种种成长因素和历史背景，贡布里希反对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所谓“时代精神”，他希望可以回归人文主义的精神关照。1960年，《艺术与错觉》出版，这是1956年他在华盛顿梅隆讲座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20世纪初的艺术史学界盛行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学者当属瑞士人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他从绘画的空间、构图、线条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入手来分析一幅作品，这种方法影响了很多人，当然也包括贡布里希。但贡布里希的野心是跳脱出来，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20世纪中叶，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越来越盛行，艺术不仅仅是艺术，它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都发生着关联，《艺术与错觉》就是在这时完成的。1972年，他又完成了这个系列研究的另一半《象征的图像》。到了《象征的图像》，他特别说明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给艺术研究者看的，甚至也给一些专业的科学家看。《偏爱原始性》是贡布里希的最后一部著作，在他去世一年后才正式出版。一直以来，贡布里希都对原始主义感兴趣，也零零散散写过一些论文，但始终没有系统的讨论。将这项工作放在了人生的晚期，正如很多艺术家越是到了晚年，就越是想要回归天真与稚拙的艺术手法那样，贡布里希也是试图用一个新的视角，去探讨这股复古潮流，回到原点。艺术史通常都是写进步的历史——技艺的进步，比如绘画中透视法、明暗法的出现和改良，或是艺术风格的变化，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崇尚自然的思想是如何颠覆中世纪禁锢的，古典主义又如何走向了现代主义，风格上的变化未必可称为进步，但总是像一个螺旋似的，是在不断探索、走向未知的。但《偏爱原始性》则关注艺术趣味的反向发展，艺术是如何“走向粗陋，走向笨拙，走向天真，走向异域，走向原始，走向复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西方艺术和文学中的趣味史”，也就是说，贡布里希不仅写艺术，更写到了文学和其他视觉文化范畴。该书出版后，《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评论，作者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教授格尔兹（Clifford Greertz），他说贡布里希是“欧洲最后一位人文主义者”，综合地、科学地研究西方高雅文化，同时保卫那种文化，同时对抗现代野蛮、可怕的简单化。
慢慢来，比较快。刚踏入实验室，对SCI论文还没有概念，当时想象中作为一名小硕士，能够发一篇中文核心就算厉害了，英文是我不敢想的。 现阶段研三，面临毕业压力，我的第一篇sci也顺利接收，总的来说，还是顺利。从投稿到接受历时88天，投的是PCTOC，大类三区，影响因子2.73，尽管影响因子比较低，但作为我硕士阶段的一个小成果，也挺有成就感。 2021年11月24投稿，2022年1月4返修，审稿意见是大修，补了一点实验数据，审稿人也提出了我论文的语言问题，期刊邮件里给了8周的返修时间，正好是过年期间。论文返修回来时正好遇上搬实验室，第一周基本都在忙搬实验室的事情，也没有时间修改论文。因此决定寒假留校改论文，过年也就没回家。 直到过完年，我的文章改得差不多了，当时打算送公司润一下色，导师说拿给实验室巴基斯坦的博后改一改语法，当时2.15号，我那天鬼使神差的登录了期刊官网，鬼使神差的发现一个2.18的日期……才发现官网结稿日期和期刊邮箱给的不一致，连忙发了返修延期申请，也和导师商量了。 延期申请邮件发了之后期刊并没有回复，最终我还是在2月18按时提交了返修稿，只是没有来得及去润色也没有给博后修改就提交了。意外的事，提交后两天，2月20就收到了接受通知。 这篇文章一路相对很顺利，少不了我的导师的指导，能遇见这样一位认真负责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之前有跟导师提过读博的事情，现在文章有了，又找了导师跟他说了我希望留下来硕博连读。最终导师也同意了。 现在一下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不用再为毕业发愁，也不用为去哪里读博发愁…… 未来的路还很长，读博可能也远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压力和挑战，但慢慢来，希望总是会有的。
会为自己感到自豪，也会觉得自己很厉害，毕竟是第一次写论文。
应该会很有成就感吧，虽然我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
慢慢来，比较快。刚踏入实验室，对SCI论文还没有概念，当时想象中作为一名小硕士，能够发一篇中文核心就算厉害了，英文是我不敢想的。 现阶段研三，面临毕业压力，我的第一篇sci也顺利接收，总的来说，还是顺利。从投稿到接受历时88天，投的是PCTOC，大类三区，影响因子2.73，尽管影响因子比较低，但作为我硕士阶段的一个小成果，也挺有成就感。 2021年11月24投稿，2022年1月4返修，审稿意见是大修，补了一点实验数据，审稿人也提出了我论文的语言问题，期刊邮件里给了8周的返修时间，正好是过年期间。论文返修回来时正好遇上搬实验室，第一周基本都在忙搬实验室的事情，也没有时间修改论文。因此决定寒假留校改论文，过年也就没回家。 直到过完年，我的文章改得差不多了，当时打算送公司润一下色，导师说拿给实验室巴基斯坦的博后改一改语法，当时2.15号，我那天鬼使神差的登录了期刊官网，鬼使神差的发现一个2.18的日期……才发现官网结稿日期和期刊邮箱给的不一致，连忙发了返修延期申请，也和导师商量了。 延期申请邮件发了之后期刊并没有回复，最终我还是在2月18按时提交了返修稿，只是没有来得及去润色也没有给博后修改就提交了。意外的事，提交后两天，2月20就收到了接受通知。 这篇文章一路相对很顺利，少不了我的导师的指导，能遇见这样一位认真负责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之前有跟导师提过读博的事情，现在文章有了，又找了导师跟他说了我希望留下来硕博连读。最终导师也同意了。 现在一下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不用再为毕业发愁，也不用为去哪里读博发愁…… 未来的路还很长，读博可能也远比我想象中的更有压力和挑战，但慢慢来，希望总是会有的。
应该会很有成就感吧，虽然我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
找到你要发的刊物，可以去知网搜，一般会有杂志信息，电话或者邮箱，投稿。或者身边有熟人介绍编辑，我当时就是，要多些钱，刊物有点水，但是方便，反正要求也不高再然后就是找代理机构，这个要擦亮眼睛了，让你先交定金的一般都是，要先录用了，查稿后再给钱
论文发表可以从网上尝试发给；去报社打一个发表也可以。
被称中国的爱因斯坦，这个人叫做华罗庚，是一位数学家，为祖国的数学发展，奉献了一生的精力和时间。值得敬仰。
感觉自己有所成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让自己心里有所自豪，毕竟是第一篇嘛，以后还会有更多成就。
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的院士。——贝特曼
在上中小学时，教室走廊外边总会挂着一些名人的画像以及名人名言。其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而说这句话的人就是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华罗庚。他哪怕只拥有一个初中文凭却凭靠自身的实力被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他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他的成就遍及数学很多重要领域。
家贫被迫辍学
1910年华罗庚出生于江苏常州金坛区，他的父母是金坛区某杂货店的店主。然而就这样一位受人推崇的数学家，在上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只是勉强及格，甚至在读初一的时候，也依旧只是在及格的边缘。直到初一的期末他才意识到只要刻苦钻研，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学习就是一个艰苦的劳动。
后来他在上初中二年级时，他的数学成绩才有了根本上的改变。让他有这样的改变，最主要的是他在读中学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数学老师李月波。这位老师激发了他学习数学的兴趣，通过不断地教导他让他在中学时打好了学习数学的基础。1925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了，并且顺利取得了初中毕业证书。这也成为他人生中获得的最高文凭证书
虽然他成绩很优异，但是由于家中经济困难，实在无法再为华罗庚提供多余的费用让他去读高中。后来他选择去上海的中华工商职业会计学校学习，因为当时高中的费用远远要大过于读职业技术学校费用。
在职业会计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在数学方面总是表现得高人一筹。16岁的华罗庚参加上海市职工珠算比赛时，以独到的心算加珠算方法击败了上海各界算高手，夺得了比赛的第1名。然而他在学校只读了一年，父母实在无力承担他在上海的生活费用，他只好回到了家中帮父母打理杂货店生意。
生活总是如此不幸
他失学在家之后，依旧在坚持钻研数学学问。由于过于专注经常忽略了客人，导致很多人都称他为书呆子，经常被周围邻居笑话。然而他在数学的逐渐研究过程中，学会了一种清晰而简洁的思维方法，也就是后来被国际数学界称誉的直接法。
后来中学母校的校长看他在数学方面极其有天赋，于是就聘用他为学校的会计。那时候华罗庚就已经在家自学了高中以及大学一二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开始发现和研究问题。甚至再撰写一些论文准备在一些学术杂志上发表。
然而他刚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家中就遭遇了不幸。母亲突然离世，城中又流行起了伤寒病，他很不幸地被染上了伤寒病，一病不起。华罗庚一躺就是半年，当时医生都断定无法救治，然而没多久他就痊愈了。虽然是战胜了病魔，却由于长时间卧床，也让他左腿关节变形弯曲了，无法正常行走。
人生转折点
他恢复之后继续做着以前的工作，每天依旧勤奋钻研数学知识。后来他在《科学》杂志上发现苏家驹在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中有一些问题，并且向杂志提出质疑，杂志收到之后并及时的更正。而华罗庚对这个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于是他就将自己的见解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杂志上。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的关注，后来熊庆来就多方打听华罗庚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数学家。后来有人告诉他，华罗庚只是一个杂货店的小伙计。熊庆来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于是马上联系了华罗庚并且让他来清华大学工作以及学习。当时熊庆来的这个决定，获得了清华大学多位教授的认可以及支持。
就这样22岁的华罗庚来到了清华，由于他学历仅有初中文凭，刚开始他只是一名助理员。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去学校图书馆看一些关于数学方面的知识，甚至还经常去旁听与数学相关的数学课程，也自己自学了英语。在清华工作学习期间，他写出了很有质量的数论论文。他的才华也开始慢慢被人熟知，后来他逐步从一名助理员变成了助教甚至变成了讲师。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
26岁的华罗庚就在清华大学以及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代的极力推荐下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至少发表了15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高斯的论文发表之后，在世界的数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也让华罗庚这个名字，在数学界广为流传。后来他还改进了数学首席教授哈带的结论，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这个理论也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
当时以他的成就，完全可以在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当时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一年的时间，专心研究于一个问题。华罗庚认为他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并不是为了获得学位。所以他从未正式申请过学位，以至于他后来一直都是初中文凭。
后来国内的战争爆发，由于担心国家形势发展，他放弃了前往苏联学习的计划，收拾行装就坐上了回祖国的轮船。回国的他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的数学教授。在那个期间，他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本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
在战争期间，但还帮助中国共产党破解了敌军的密码。1946年华罗庚受到美国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的邀请，成为了一名研究员。后来他又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谢绝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为我国的数学界贡献出毕生力量。
华罗庚一生中发表了众多著作，甚至还开创了一个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学派“中国解析数论学派”。由于他在数学方面的多个研究都对数学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辍学少年变成世界著名数学家，他这一路所付出的艰辛常人无法体会。他靠着勤奋以及努力走出了传奇的一生，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他是华罗庚，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是他的数学水平是很多人都比不了了，后来经过自学，他被推荐到了剑桥留学。因为成就太高，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1903年,蒋观云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蒋观云（1866～1929），名智由，原名国亮，字观云、星侪、心斋，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东浒山人。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见国势衰弱，怀救国革新之志，未赴任。同情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1902年冬自费留学日本，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任主编，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投身诗界革命，前期诗作多反对封建专制、颂扬西方民主，史称“近世诗界三杰”之一。 晚年寓居上海，诗作转向保守。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秋冬和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春夏的《海上观云集初编》一书，于1902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论述了“荒古之民”及“鬼神怪异之术”等初民社会，论述了风俗之生成、因袭、风俗与人心之关系、中西风俗之比较、神道妖怪之说与破迷信、启民智之革命等，但却未见“神话”二字出现于其中。梓于日本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在与迦勒底古代宗教的比较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多神信仰。他写道：“迦勒底古代之宗教，崇奉多神，数多之神，各自支配其领土。诸神中之最贵者，为日、月、星，以上帝为诸神之极，君主为天之代表，有半神之观念。今按中国古代，亦崇奉多神，日有纪，月亦有纪，星辰亦有纪。而其神之最尊重无匹者，厥惟上帝。……”他还以《山海经》和《帝王世纪》中的神形为例，说明神形的进化分为三代：“《山海经》记载，有所谓鸟身人首之神者，有所谓龙身马首之神者……多不胜数。又《帝王世纪》，称伏羲女娲氏为蛇身人首；神农氏为人身牛首；神农以后，亦全体为人类。”1903年，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以“谈丛”为栏题，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采用了梁启超在他之前已经采用的“神话”这一新词。在这篇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篇神话论文的文章中，作为诗人的蒋观云，是以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观点来看神话的，他写道：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而言，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国神话，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至历史，又呆举事实，为泥塑木雕之历史，非龙跳虎踯之历史。故人才之生，其规模志趣，代降而愈趋于狭小。（如汉不及唐，不及汉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证。）他反对传统儒学家经学家们特别是乾嘉学派，把神话看成是荒诞怪异（怪、神、谐、异）的梦呓，“以为荒诞而不足道”，而认为神话是文学，是“鼓荡”人心之“有力者”、“重要之首端”，充分地估价了神话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积极作用，这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进步之所在。他所重视的神话之“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鼓荡”人心的作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于人心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在神话学在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已相当发达、甚至趋于成熟，而我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同“盗火者”那样向西方盗取现代文明和思想之火，竭力挣脱旧经学旧儒学的禁锢的时候，作为我国现代神话学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学术文章作者的蒋观云，无疑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开创性角色。但由于他把古代的神话与后世的文学完全等同视之，故而认为中国的神话，即使像盘古那样气势恢弘，而又神秘莫解的创世和推原神话，都不能不显得“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代降而趋于狭小”的断言，可见出他关于神话和历史的阐释，在学理上显示出某种幼稚和偏狭。20年后，蒋观云又写了一部《中国人种考》（1929年11月）。在这部书里，在其论述中华民族起源地、大洪水等问题时，作者显然也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论点，但他对神话的“想象附会”（即幻想性）特性所作的发挥，则特别值得注意，表达了自己的见地。他写道：“基督教中洪水之说，曾有人谓在纪元前2349年，而与中国尧时之洪水，为同一时期之事，其前后相差，仅不过五十余年。西方洪水，以泛滥潴蓄之余，越帕米尔高原，超阿尔泰山，汇合于戈壁沙漠，而从甘肃之低地，进于陕西山西之低地，以出于河南直隶（今河北）之平原，余势横溢以及南方，其间或费五十余年之岁月，然后西方之洪水，东方始见其影响。顾是说也，以为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则戈壁一带，曾有人认为太古时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尚有咸水之湖，与有人认阿非利加撒哈喇之大沙漠，为太古时一大海者，其说相同。如是，则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国之大陆者，于地势为顺。若当尧之时代，则地壳之皱纹亦已大定，山海凹凸之形势，与今日之小有变迁，而必无大相异同之事。然则……且尧时洪水，或不过中国一部分之事，未必当其时，而谓全地球俱浸没于浩浩滔天之中，即征之各国古书，载洪水之事，亦见不一见；然多系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当挪亚之大洪水。若必欲据中国之事以实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火，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炉灰以止淫水。’似明言上古有一次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犹后世之言天漏，地维缺者，犹言大地陆沉，雨息而得再见日月云霞，则以为炼五色石而补之矣；水退而地体奠定，则以为立鳌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要之，惟此洪水，其时期为最古，以吾人始祖亦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或者与巴比仑、犹太希腊同载其相传之古说欤？未可知也，而其年代则固未能确定也。” 说华夏民族自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是当时西方和日本学界十分盛行的一种观点，20世纪一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此说不过是一伪说而已。蒋观云一反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里将神话看作是文学之“首端”（滥觞）、强调其作用于人心的文学观，而把古代神话作为考证和论述中国人种起源和历史演化的比较资料，阐述和宣传其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显然更多地受到了人类学派的某些影响。他写道：“……印度书中所言八明之化身，中国书中所言黄土抟人，希腊神话中所言掷石化人，一入于吾辈今日之眼，既不免惊其说之离奇，而又邈无证据，置之于学术界中，无一毫价值可言。然欲认人类为突出，则虽欲不若是之荒诞而有所不可，而试从是等诸说，以回顾达氏（达尔文）之所言，则所谓由万物进化而来者，其说实至平易，而固毫不足为怪异也。” 相比之下，此时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比年轻时变得开阔了。进而，他还从人种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异形之神人作释义：“《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亦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之类人猿。类人猿中有名‘萨弥阿’者，其前肢盖极长。又所谓‘毛民’者，当太古栖息林木中，为防寒暑护风雨，一般无不有毛，其后以无用毛之必要，渐次淘汰而至于尽，而其时原人之一种，或犹有毛，故号之曰‘毛民’耳。又黑齿为文身之俗，今日蛮民中尚多有之，是固易解者，至当时之所谓国，决非如今日之状态，或于一方之间，取其有特异者而言之，如后世称马多者曰‘马国’，象多者曰‘象国’，其所指者或为类人猿，或为兽类，而不必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夫今日学问中可据为论点者，自必以科学为本，而无庸引此荒远之书。虽然，既为我国流传之古籍，故亦略举一而二附于其次也。” 他的这种解释，其立场，不是神话学的，而是科学的。论者说：“他企图利用所知道的动物学、民族志及原始文化史等知识，去解释《山海经》里一些奇异的人物、事象，而且对这部古典著作所记载的资料，采取了有区别的对待的态度。虽然他所解释的现象，只限于书里的一部分，解说也不太充分，可是这种说法，大体上还是站得住的，的确进入了过去学者在这问题上所未踏到的境界。它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对于这部古典著作的某些疑难部分所作的比较科学的新见解。”在此书中，蒋观云对《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作了解说：“中国古书，多言昆仑，而又述黄帝之所游（注：《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山海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及黄帝之行宫。至周之穆王，欲骋八骏，一巡游其地以为快，而屈原作赋，亦若不胜驰慕之情。此明示中国古来，于昆仑若有特别之关系。且观古书所载，述昆仑之形势，亦颇详尽。夫以吾人所知三代以后之事例之，如所谓张骞玄奘之西行者，其事盖少。何则？以中国气候之温和，物产之丰备，土地之平易，既无须出塞西行，为逐水草而谋生计，而以其道路之险难，亦足阻人旅行之情。然则，太古时代，以何因由，而反于往来西方之事独密？此而谓由中国西行，以探其地，毋宁谓由西东来，而道路所经由，因得熟悉其地形也。且犹有不可解者，古书所言西方之事，何以皆归之于黄帝，而取百家之说，以参差互证，又俱言西方盖有乐国，即黄帝之梦华胥，亦云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今天看来，他的这段解说尽管不无捕风捉影之嫌疑，但他看取问题和立论阐发的角度，也有可取之处。蒋观云在他的时代，发表了中国神话学史上了第一篇神话专文，为中国现代神话学揭开了第一章，其功绩永垂史籍。摘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祖籍为江西省德安县的袁隆平，1930年农历7月初9出生在北平一个旧职员的家庭，父亲袁兴烈，母亲华静，都是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袁隆平的童年是在动荡迁徙的生活中度过的。袁隆平有五个兄弟，他排行老二。袁隆平1953年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偏远荒凉的湘西南一隅的黔阳安江农校当老师。
到校的第一个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组织上安排袁隆平教俄语，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了任务。此后，袁隆平还教过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光荫荏苒，袁隆平大学毕业一晃就几年了，已到了大龄青年的他仍然是孑然一身。同事朋友们纷纷热心给袁隆平张罗对象。但是，总是介绍一个吹一个，姑娘们都对袁隆平敬而远之。有一次，一位男同事陪袁隆平去“相亲”，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让人啼笑皆非。为什么呢？因为年轻时候的袁隆平生活太随便，他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
2、正当袁隆平为婚姻而苦恼的时候，爱神却悄无声息地向他走来，1956年，袁隆平被派到邻近一中学去代课，一位慧眼识珠的年轻女教师为袁隆平的才华和抱负所倾倒，他们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在长达三年的热恋中，他们都把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对方。袁隆平沉浸在温柔的爱河里深深地陶醉了。
同事和朋友们都为袁隆平感到高兴，他们催袁隆平趁热打铁，快点结婚。不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运动却搅黄了他的好梦，在反右斗争中，袁隆平由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安江农校出现了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他险些被划为“中右”。
消息传开，学校领导找那位女教师谈话了，“要爱情还是要进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这位慧眼识珠的姑娘也终于退却了。30岁的袁隆平倾刻陷进了失恋的痛苦之中而不知所措。
196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块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便萌生了要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大胆设想。杂交水稻研究属于世界性难题。因为传统理论认为，水稻为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立志要攻克这道世界难题。
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事业上的袁隆平，终于感动了一位贤淑的姑娘，这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邓哲。
邓哲本来就是袁隆平的学生，经老师和同学牵线，本来就对袁隆平满怀敬意的邓哲满口答应了。他们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也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物品，两个相知恨晚的大龄青年，利用邓哲来安江农校参加运动会的机会（邓哲是业余篮球运动员），仅用50元钱的喜糖举行了一个非常俭朴的婚礼。结婚时，袁隆平33岁，邓哲25岁。
3、要研究杂交水稻，首先必须在自然界中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时不仅没有实物可利用，而且连中外的科研资料上也没有记载。袁隆平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有天然杂交稻，肯定就有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决定在茫茫的大自然中去寻找。新婚妻子邓哲全力支持丈夫的科研事业，她跟随丈夫一道踏上漫漫的寻找之路。
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株必须在水稻吐穗扬花的时候，深入到稻田的海洋中逐株逐株去寻觅。盛夏的稻田里骄阳似火，田间地头的气温通常高达40摄氏度。
夫妻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忍受着密密匝匝稻叶的切肌之痛与昆虫的叮咬，每天都一头扎进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里大海捞针。中暑了，吃几粒仁丹丸吞几片消凉片，累了就靠在田埂上歇一歇。从1964年6月开始至1965年7月，袁隆平带着妻子邓哲踏遍了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所有稻田，终于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经过两个春秋的艰苦试验，袁隆平把两年来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写出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4期上，引起了国家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4、然而，杂交水稻研究刚刚起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意想不到的是，已列入“黑名单”的袁隆平碰到了救星，他们在翻查袁隆平的档案，准备新帐旧帐一起算时，发现了国家科委九局致安江农校的一封便函救了他。袁隆平因此被列入保护对象而免遭了一场劫难。
5、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上级为了让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研究搞下去，决定调袁隆平到省农科院工作，而妻子邓哲未能随调，只好带着孩子留在了黔阳。袁隆平这一走，夫妻双方就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异地分居生活。理解支持丈夫的邓哲毫无怨言，独自用弱肩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邓哲为袁隆平共生养3个儿子，一个自己有工作的女人拖着3个年龄都只差两岁的男孩子，其艰难困苦之情可想而知。后来奶奶和外婆家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两个70—80岁的高龄老人生活无着，邓哲又把两个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此后近10年的时间里，邓哲一个人带着3个半大的孩子，外加两个生活需要照顾的老人。赡老抚幼，耗尽了心血。
6、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在国内国际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坎坷人生
1、袁隆平奋斗的故事
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八十几岁高龄的他仍然活跃在科研场上，为我国的水稻研究事业做着贡献。袁隆平的励志故事充满了奋斗和坚持的色彩，不畏艰难，知难而进是袁隆平院士做科研一贯的原则。“一颗种子改变世界”是对袁隆平所作贡献最好的诠释。
这个励志故事从袁隆平年轻的时候开始讲起。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那时国家实行毕业分配政策，袁隆平被分到穷乡僻壤的安江农业学校当教师，负责教三门课。
然而就在这个落后的湖南乡下，袁隆平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18年岁月——这些日子里，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做农业科研，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那个年代的人都深受饥饿的折磨。1960年，严重的大饥荒像蝗虫般掠过中华大地，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袁隆平内心的壮志被激发起来了，他发誓，一定要研究出一种高产的水稻，让自己的同胞吃饱!当时，科学家都认定水稻杂交没有优势，可是倔强的袁隆平不认输，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无数次实验、无数次失败，都没有使他气馁。
天才都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有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走在实验田里，突然发现一株特殊的稻穗，袁隆平在惊喜之下，继续潜心研究。终于，在1973年，袁隆平在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2、游泳夺冠
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体育运动会。袁隆平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报名，要求参加预选。老师朝他打量一番后，摇摇头说：“你个子太小，体力不够，不行！”他心里不服气，心想：自己从8岁开始，在随父母逃难的途中，就是走水路来重庆的，一天不小心，在船上被四弟隆德推下了水，险些被淹死，幸亏被一位老船工救上船来，才保住了性命。
从此自己下决心要学会游泳，今后能遇难救人。9岁逃难到了重庆，每到夏天，放学回家后自己就要去长江边的“龙门浩”戏水。渐渐地，他掌握了熟练的游泳技术，甚至可以搏击嘉陵江和横渡长江了。因此，他很想在正式比赛的场合去试一试。
预赛的那天早晨，由周老师带队，10多个初选上的同学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奔向比赛的游泳场，袁隆平也偷偷地跳上最后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后架上同行。
待到达预赛场地时，周老师发现了他，便笑着对他说：你既然来了，也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他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
接下来，袁隆平又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回母校时，袁隆平受到热烈欢迎，同学们在校门口把他抬起来，使劲地往上抛了多次。
袁隆平，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2000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6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致力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先后成功研发出“三系法”杂交 水稻、“两系法”杂交水稻、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与此同时，袁隆平提出并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 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2017年7月，任青岛海水稻学院首席教授。2017年9月，袁隆平宣布一项剔除水稻中重金属镉的新成果。2018年4月14日，袁隆平在海南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发表了对转基因的看法。
对于转基因大豆，袁隆平指出，只要是通过安全检测的转基因作物，都是没有问题的。袁隆平表示，转基因是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2018年9月8日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袁隆平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获评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袁隆平
当时鲁迅还公开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说鈤》，还翻译了一些科幻小说。
做这些是因为鲁迅希望通过自己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努力，促使祖国人民从蒙昧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为日后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