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的理想是让整个社会恢复到周朝刚建立时的状态，复兴周公姬旦创建的礼乐制度，从此天下太平，不再有战争，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但是在孔子的时代，周王的实力已经很微弱了，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为了抢土地年年征战，这是当时的人都知道的，孔子也知道自己的理想恐怕是实现不了了，可他却仍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是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
孔子认为，天下的人只知道追逐利益，不再信奉道德，如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也随波逐流，不去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那么天下将不会有光明的未来，虽然自己的能力很微小，可能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是如果不去做，那就连最微小的希望也没有了，因此孔子终其一生都怀着强烈的使命感。
孔子离开鲁国后先去了卫国，子路妻子的哥哥颜浊邹（zōu）就在卫国，孔子一行人就寄居在颜浊邹家里。卫国的国君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便接见了他，并按照孔子在鲁国的俸禄赠送给他同样多的粮食。过了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就派了大夫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只住了十个月，便离开了卫国国都。
孔子打算前往陈国，经过卫国一个叫匡邑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长垣（yuán）县。因为孔子的样子长得像鲁国发动叛乱的大臣阳虎，而阳虎曾经残害过匡邑的人，匡邑人就把孔子一行人拘留了起来。
弟子们对此感到十分恐惧，孔子说：“周文王死后，周朝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打算毁灭周朝文化，我这个后来人便不应该掌握周朝的文化。上天不想毁灭周朝的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随后孔子派随从的弟子到卫国国都，给一位很有权力的大夫做家臣，然后这位大夫便派人来解救了孔子他们。
孔子离开匡邑后经过卫国的另一个地方蒲邑（在现在的河南省长垣县），一个多月后，返回了卫国国都，寄居在大夫蘧（qú）伯玉家。
蘧伯玉是一位很有学问且品德高尚的长者，孔子对他非常推崇，称赞他是真正的君子。蘧伯玉和孔子一生为挚友，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有十年在卫国，其中两次住在蘧伯玉家，前后达九年。二人无事不谈，充分交流思想，蘧伯玉的政治主张、言行、情操对儒家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卫灵公有位夫人名叫南子，长得美丽动人，很受卫灵公宠爱，但是名声非常不好。南子常听人说起孔子，便想找个机会见他，于是南子让卫灵公去跟孔子说：“四方来的君子想与寡人结为兄弟的，必定会见我的夫人，我的夫人希望见到你。”这个要求在当时是不合于礼的，因此孔子推辞谢绝，然而卫灵公不断的要求，孔子不得已只得去拜见了南子。
孔子的学生子路是个性情耿直的人，他对孔子去见南子这事很不满，孔子说：“我原来不想见她，既然见了便以礼相答。”孔子又起誓说：“我如果不是所说的那样，就让上天厌弃我！就让上天厌弃我！”子路这才不生气了。
孔子在卫国国都住了一个月后，有一天，卫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出宫游览，让孔子乘第二辆车，车队浩浩荡荡的招摇过市。孔子见卫灵公只贪图享乐不讲究道德，于是厌恶卫灵公，离开了卫国。
孔子经过曹国前往宋国，宋国的司马名叫桓魋（huán tuí），司马是掌管全国军队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桓魋为人贪婪残暴，仗着国君宋景公对他的宠信，把持宋国的朝政，把宋国弄得民不聊生，他害怕孔子得到宋景公的重用，威胁自己的地位，便想要杀死孔子。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路边的大树下演习礼仪。桓魋得到消息后马上派兵过来，因为孔子名声很大，他怕杀了孔子受到天下人的谴责，就命令士兵拔起了那颗大树，逼迫孔子他们离开宋国。弟子们催促孔子快走，孔子发牢骚说：“上天把德行降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孔子他们终究还是被赶出了宋国。
孔子他们从宋国逃到了郑国，在路上孔子和弟子们走失了，孔子独自站在郑国国都外城的东门等候。孔子的学生子贡沿途寻找走失的老师，有个郑国人告诉他，东门有个长得像圣人，瘦弱疲惫却似丧家之狗的人。子贡到东门找到了孔子，把这番话告诉了他，孔子笑着说：“他说的长相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狗，说的是啊！说的是啊！”
孔子一行人从郑国到了陈国，寄居在担任司城的公孙贞子家。正逢晋国、楚国争霸，两国轮番攻打陈国，逼迫陈国成为自己的附属国，而东边的吴国也不时侵略陈国，抢夺土地。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见陈国自顾不暇，没有重用自己的意思，就和弟子们离开了陈国。
孔子他们路过卫国的蒲邑时，那里正发生战乱，蒲邑人扣留了孔子。孔子有个弟子叫公良孺，他不但有贤能，而且体形高大，有勇有力，带着五辆私人马车一路跟随孔子。
公良孺对孔子说：“我之前跟着老师在匡邑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遭遇危难，这是命啊。我与老师一起再次蒙难，我宁可拼斗而死。”公良孺率领自己的随从和蒲邑人展开激烈的搏斗，蒲邑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国都城，我们就放了你。”孔子迫于无奈，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便将孔子从东门放走了。
孔子离开蒲邑后，就让大家往卫国都城走，他的学生子贡问：“盟誓可以背弃的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孔子和弟子们来到了卫国都城后，卫灵公听说了非常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可是卫灵公年老了，懒于理政，还是没有任用孔子。孔子叹气说：“如果有人起用我的话，只需一年的时间就会有效果，三年的话就会大见成效。”孔子便和弟子们上路离去了。
晋国的佛肸（bì xī）发动叛乱，他派人来请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跟孔子说：“我曾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那个人在做不好的事，君子是不会去加入的。’如今佛肸反叛，您却打算前往，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句话，但是真正的坚硬再磨也不会变薄，真正的洁白再染也不会变黑。
我哪能是匏（páo）瓜呢，怎么可以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匏瓜是葫芦的变种，古时有甜、苦两种，苦的不能吃。孔子的意思是自己的本心不会改变，可是如果他不能从政，就没有办法推行他的主张，实现他的理想，那就像匏瓜一样没什么用处只能当摆设。但是因为弟子们的反对，孔子还是没有去佛肸那里。
孔子在卫国得不到任用，打算西行去见晋国执掌大权的赵简子。当他到黄河边，听说赵简子在没有得志掌权时，等待窦鸣犊、舜华两个贤能的大夫从政，在掌权后却杀死了他们的事，孔子便做了琴曲《陬（zōu）操》来哀悼被害的二人。孔子了解到赵简子的人品后，怕自己去了凶多吉少，便又返回了卫国，还是寄居在蘧伯玉家。因为得不到卫灵公的任用，住了一段时间后，孔子他们又前往了陈国。
扩展资料：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经》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章、492篇，首创 “语录体” 。是中国现代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诗圣杜甫曾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足以说明孔子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圣人。
最开始是孔门内部酝酿了一场造圣运动，子贡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弟子对孔子表达崇拜之情的言论，但是大多都是“请事斯语”之类的表态，子贡则与众不同，他对孔子感情最深，用心最专，他的许多言论都有把孔子神圣化的倾向。齐景公曾问子贡道：“夫子贤乎？”子贡立即为孔子正名道：“夫子乃圣，其徒贤哉！”（《论衡·知实篇》）某国太宰也曾问子贡道：“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道：“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孔子去世后，孔门一度遭遇危机，卫公孙朝、叔孙武叔、陈子禽等人都曾公开质疑或诋毁孔子，他们甚至不尊称孔子为“夫子”，而是直呼其为“仲尼”。关键时刻，子贡挺身而出，发挥其“言语”特长，公开为孔子辩护，维护孔子的神圣地位。
子贡盛赞孔子是“文武之道”的传承者，把孔子比作不可窥视的高墙深院和只能仰视的日月苍天，孔子去世时，因为当时他不在身边，众弟子结庐守孝三年结束后，他又独自一人留下来继续守心孝三年，可见他对孔子的感情非同一般。
当孔门受到攻击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予以反击。但是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高举孔子这面大旗，把孔子打造成为圣人，于是他串联宰我、有若等人共同策划和发起了一场造圣运动，宰我、子贡、有若三人不仅在孔门之中具有绝对的号召力，在诸侯各国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宰我、子贡在孔门四科中均列“言语”优等，说话极具煽动性，而有若不仅长相酷似孔子，而且研习儒学也独有心得，众弟子曾一度打算推举他为孔门领袖，“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他们三人联手造势，分别把孔子比作尧舜、百世之王和麒麟、凤凰、泰山、河海等等，把孔子的思想境界和历史功绩赞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孔子称圣之事当然不容置疑！至此，孔门的造圣运动终于完成。
到了孟子时代，孟子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孔子列为“四圣”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此外，他还把孔子纳入尧舜、商汤、文王的圣王道统，按照圣王五百年一现的历史规律，从周文王到孔子，其间正好五百年，这样就明确了孔子在历史上的合法地位，而孟子本人也以孔子忠实信徒的身份而获得“亚圣”的头衔。
司马迁编修《史记》时，专作《孔子世家》，通过这种史书编修体例，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与各国诸侯并列的高度：“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是官方确认的正史，因此孔子的“至圣”地位至此正式确立。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学一跃成为官学，求仕者无不研学儒家经典，孔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天下人景仰的万世师表和超凡圣人。
1.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2.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3.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非儒学），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也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不可思议的是，自公元前六世纪至今，孔子的精神生命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活了两千多年，并将毫无疑问得延续下去。这个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符号的“至圣先师”孔圣人究竟为什么如此特别？我们如何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迷雾，来描绘和认识孔夫子真实的生命历程？日本著名汉文学家白川静通过自己的研究考证，在他的著作《孔子传》中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解答。 白川静，1910年出生于日本福井县，2006年病逝。毕业于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是日本最著名的汉字学家，甲骨文研究家，被誉为日本的郭沫若，2004年因其在古文字领域研究的杰出成就，而被日本政府授予“日本文化勋章”。一生痴迷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笔耕不缀、著作等身。从38岁发表首篇论文《卜辞的本质》起，他陆续写作了《说文新义》15卷、《金文通释》9卷、《白川静著作集》12卷，73岁到80岁编著出版了《字统》、《字训》、《字通》三部辞书，92岁时开始发行《白川静作品集》的副卷。 身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古文字为主业的学者，白川静有自己独特的中国古文化研究进路。研究古代文学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充分了解，要对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充分了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解读中国古代各种文献，要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献就要能读懂铸在铜器上的金文，和刻在乌龟背上的甲骨文。白川静以研究中国古文字为起点来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这本《孔子传》就是他在研究中收获的对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认识的副产品。卑微的生世和伟大的人格孔子卑微的出生并没有妨碍他伟大人格的形成。白川静通过考证提出，和我们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读到的不同，孔子出生卑微，很可能是一个私生子，父亲身份不明，母亲大概是巫女。所谓巫女，就是一个家庭里的长女或者加重最小的女儿为了家中的祭祀，一生不嫁而留在家里。孔子很可能成长于巫师和巫婆群里，供奉祭品的器物是他童年熟悉的玩物，成年后受人雇佣为人主持丧事喜事的仪式。孔子是一个巫师社会的人。经过作者考证，儒，最初指的是在远古社会中，在祭祀中被当做献祭祭品，而被焚烧的男巫。儒教这个团体，也就是一个巫师、巫女集合，以祭祀等仪式为业的下层社会团体。对于艰难的童年生活，孔子自己也曾经慨叹“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我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孔子的与众不同在于，正如同在他漫长一生中还会经历的重重坎坷一样，前半生的黑暗并没有成为阻挡他人生路途的障碍。白川静在书中评论到：孔子在卑贱中长大。因此，才开始用深邃的目光审视人生。思想不是从高贵身份人那里诞生的。榨取和占有只能带来退化，唯有贫贱才是产生伟大精神的土壤。” 逆境培养了孔子的同理心，磨砺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不断的求学精神，最终成就了孔子伟大的人格。现实的失败和思想的不朽孔子生前在现实中遭遇的挫败反而促成了后世他思想的不朽。孔子在四十岁的后半段，开始登上社会舞台，周围有弟子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孔子的学说不被鲁国国君采纳，四处流亡推销自己的学说也不成功，大半生都在流亡和漂泊中度过，累累若丧家之犬。《论语》里记载了流亡时期孔子的待遇，“杀夫子者无罪，籍夫子者无禁”。（杀害夫子的不会被治罪，凌辱孔夫子的不会受到禁阻。）孔子的思想，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成为主流的统治思想。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当成国学，唐朝官方颁布修订《五经正义》，作为当时士子学习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宋朝讲《论语》列入经典。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完全确立，儒家思想也跟着成为难以撼动的权威。但后世统治权威标榜捍卫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孔子学说的真意。孔子学说，本是当时时代的反体制理论。作者写到：每个人都生存在特定的世界里，谁都无法超越这一特定的条件。如果把这个特定的条件称作体制，那么人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生存的。顺从体制而生存，而得到满足，人也许是幸福的。但是，当体制中抑制人的可能性的力量发生时，人就会设想超越这一体制，于是，就有了变革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思想就是在企图变革的地方产生的，所以，变革者就不能不是一个思想家，或者，不得不是这样一个行为者。但是，类似这样的思想或行为是肯定不会被体制内的人所接受的，所以，一个思想家常常也是一个反体制者，至少会被当做一个反体制者来对待。 一个人如果完全适应他所处的时代，那么并不会产生什么想法。只有与时代发生格格不入，思想才会出现。好的思想本来就是带有反体制性质的。试想如果孔子实际从政，必然会有所妥协有所消磨。因为在体制中反对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子正得益于自己不为君主所用、常年流亡的身份，反而获得了圈外人的中立和自由。好的思想，本身就是能超脱出时代而获得不朽的生命。外在的法则和内在的德性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法则发达完备的社会里，孔子启发我们要召唤自己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的世界直到当今，被作者称为法则性的世界。作者写到：孔子没后，儒家便各立门户了...传统遭到了破坏，庞大的社会由于外部规则的压力，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的东西都突变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力量。这就是法则的社会，《论语》就是在这个法则化的时代中诞生的。 所谓法则，即道德与法律，这两者都是社会形成的契约规范，都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按照当代社会依法治国的原则，法律就是我们外在行为的规范，我们一旦违反，就会被施加惩罚。过度依赖法则会造成种种问题。如果法则本身是恶法，那么社会会陷入动乱与不安。即便法则是良法，法律也只能是最低程度的道德，依靠法律时候惩罚社会治理成本也会很高。法律约束不到的地方，就是依靠人类主体道德自觉的地方。人类主体道德自觉就是孔子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仁。孔子的精神核心是仁和礼。礼，是外在的约束人行为的社会规范，但是礼并不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强加给人的。礼，是由“克己复礼”，通过我们一天天克服自己的内心欲望，通过实践一步步达成社会规范的要求。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同理心，是一种做人的最基本，是通过内心的召唤和修炼，修炼内在的德行，通过实践来达到礼的要求。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充分发挥主体自觉的行为方式。孔子强调的礼，并不是僵化刻板的遵守繁文缛节，而是发自内心、真心实意地按照礼行动。用现代心理学的话来描述，就是行善应当更多依靠内部动机而非外部动机。在发挥人的主体性这一点来讲，作者认为，孔子晚年思想真正的传人应当是庄子，因其超脱世俗法则，注重生命本生的哲学取向。孔子的肉身血脉已经流传了七十九代而不断。孔子的形象在这期间的每个时代都会被不断更新和改写。在他传记式的生命不断延续的同时，衷心期待孔子的真实思想和面貌能够被每一代人准确接收和解读，只有用更多个体生命实践，才能让孔子精神在新时代依然焕发出新的生机。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 教育 家、大 政治 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下面是我为你搜集孔子的生平简介是什么，希望对你有帮助!孔子的生平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贵族。 孔子集华夏上古 文化 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儒家文化圈及世界有深远的影响。全中国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当代作家华轩居士在多篇作品中颂扬孔丘。 孔子被世人尊称为“孔圣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他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开创了一个思想核心为“仁”和“礼”的思想学派。孔子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还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教育家、政治家。 孔子以子为姓，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孔子从小就刻苦好学，从他在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老师时却还是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够，选择不远千里地前往洛阳拜老子为师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追求学问的热衷。孔子曾带领他的一些弟子周游列国十余年，以增加自己的学识和见闻。晚年时期回归后，孔子仍旧继续他讲学事业，培养学生，同时他还对六经等古籍进行整理和修订。而世人皆知的《论语》不是孔子自己所著，是由他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所记录整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成的，书中有不少可供人学习的孔子 典故 或孔子的言行。 孔子是哲学思想上的大家，他崇尚仁义、礼乐，提倡德治。在推崇人道精神的同时，孔子还注重建立制度以维持社会秩序。孔子还提出了利与义之间要更为重视道义的义利观念，以及重视民生，先富后教的经济思想。除了在道德和经济方面，孔子在其他领域比如 旅游 方面、艺术方面等都有一定的思想成就。而这些使孔子成为伟大思想家的同时，也对中国 传统文化 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生平 事迹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关于他的祖先，曾是宋国的贵族，那时由于遭到遭难，迁居到鲁国。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十七岁时，母亲也离他而去。他一生的教育全靠自己自读自修，好学的他还拜了好多个师傅，所以不论是 礼仪 还是音乐、 射箭 ，他都是样样精通。 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没有较多的贡献，年轻的他做过微不足道的芝麻小官，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才当上了鲁国的宰相一职。可惜光景不长，由于政治上 意见 不统一，于是一气之下就离开了鲁国，开始了他的周游列国之行。近十年的时间才回到鲁国，埋头于讲学和正立古书籍。 他的思想核心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同时提倡“爱人”，要求统治者相亲相爱，爱惜民力。其次，还主张严格遵守“礼”的规定。之后周朝就利用这“礼”的原则来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尊卑的等级的典章制度。自汉以后，成为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 孔子在教育这方面，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推出私人讲学的风气。还提出“有教无类的 口号 ”，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对今天的教育意义是极其大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身为教育家的名声与作为思想家的名声一样大，他是我国 历史 上第一个为教育事业付出一生精力的人，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行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孔子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因材施教这个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都会有所差异，在对每个人的教育方面不能“一视同仁”，应该要根据每个人个人的特点以及能力来施行教育，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同时他还提倡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受教育的对象没有富贵贫贱之分。孔子还强调在教育学生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 孔子还重视启蒙教育，认为学习应该从小时候就开始。他还强调作为学生就应该保持认真努力的 学习态度 ，虚心向学，在学习新的知识的同时还要经常 复习 早已学过的知识，毕竟温故而知新。孔子认为学生要学会自我思考，而不是仅靠老师的教导，老师也不能只把注重知识灌输给学生，要让学生自己思考，并加以恰到好处的引导。 孔子不仅提出了不少优秀的教育思想，他本身还是个教育家。他广收学生，据说门下弟子有三千。他通过跟学生聊天以及仔细观察学生的言行的方式来判断学生的具体情况，然后根据学生的情况来施行教育。孔子在作为老师时，还以身作则，把自己当做学生的榜样，供学生学习。也正因为孔子正确合适的教育方法，使他培养出众多有才又有德的人。猜你喜欢： 1. 孔子人物生平介绍 2. 孔子生平事迹 3. 孔子生平事迹 4. 圣人孔子的生平事迹 5. 孔子生平故事 6. 后人对孔子的尊称是什么 7. 孔子的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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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杜甫曾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足以说明孔子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圣人。
最开始是孔门内部酝酿了一场造圣运动，子贡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弟子对孔子表达崇拜之情的言论，但是大多都是“请事斯语”之类的表态，子贡则与众不同，他对孔子感情最深，用心最专，他的许多言论都有把孔子神圣化的倾向。齐景公曾问子贡道：“夫子贤乎？”子贡立即为孔子正名道：“夫子乃圣，其徒贤哉！”（《论衡·知实篇》）某国太宰也曾问子贡道：“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道：“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孔子去世后，孔门一度遭遇危机，卫公孙朝、叔孙武叔、陈子禽等人都曾公开质疑或诋毁孔子，他们甚至不尊称孔子为“夫子”，而是直呼其为“仲尼”。关键时刻，子贡挺身而出，发挥其“言语”特长，公开为孔子辩护，维护孔子的神圣地位。
子贡盛赞孔子是“文武之道”的传承者，把孔子比作不可窥视的高墙深院和只能仰视的日月苍天，孔子去世时，因为当时他不在身边，众弟子结庐守孝三年结束后，他又独自一人留下来继续守心孝三年，可见他对孔子的感情非同一般。
当孔门受到攻击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予以反击。但是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高举孔子这面大旗，把孔子打造成为圣人，于是他串联宰我、有若等人共同策划和发起了一场造圣运动，宰我、子贡、有若三人不仅在孔门之中具有绝对的号召力，在诸侯各国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宰我、子贡在孔门四科中均列“言语”优等，说话极具煽动性，而有若不仅长相酷似孔子，而且研习儒学也独有心得，众弟子曾一度打算推举他为孔门领袖，“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他们三人联手造势，分别把孔子比作尧舜、百世之王和麒麟、凤凰、泰山、河海等等，把孔子的思想境界和历史功绩赞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孔子称圣之事当然不容置疑！至此，孔门的造圣运动终于完成。
到了孟子时代，孟子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孔子列为“四圣”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此外，他还把孔子纳入尧舜、商汤、文王的圣王道统，按照圣王五百年一现的历史规律，从周文王到孔子，其间正好五百年，这样就明确了孔子在历史上的合法地位，而孟子本人也以孔子忠实信徒的身份而获得“亚圣”的头衔。
司马迁编修《史记》时，专作《孔子世家》，通过这种史书编修体例，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与各国诸侯并列的高度：“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是官方确认的正史，因此孔子的“至圣”地位至此正式确立。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学一跃成为官学，求仕者无不研学儒家经典，孔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天下人景仰的万世师表和超凡圣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是宋国贵族，避难迁鲁。他出生时，家世已经没落。年轻时做过季孙氏的委吏(管仓库)和乘田(管繁殖牲口)等。三十多岁到齐国，几年没有得到齐君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五十多岁时，由鲁国中都宰(都城行政长官)升任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后又曾周游宋、卫、蔡、齐、楚等国。晚年在鲁国编订古代文化典籍《诗》《尚书》《春秋》等，教授门徒。孔子的弟子曾将他的谈话和他与门徒的问答，辑成《论语》一书，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摘 要：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关键词：教育思想;德育;德政礼治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314-01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一、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二、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三、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
孔子关于仁的论文
从“仁”与“礼”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凡君子所行就是“仁”，即使在当下不符合“礼”，但从长远看来还是符合“仁”的标准的；而小人就必须用“礼”来约束，使之行为不违背“仁”。以“仁”、“礼”关系作为标准，孔子从道德上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从智力上把人分为上智、中人及下智。下面是我整理的孔子关于仁的论文，欢迎来参考！
关键词：“仁”；“礼”；划分
对于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一般认为二者是意识和实践的关系，“仁”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和追求的最高目标，“礼”是价值标准和外在要求，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仁”就是内化的“礼”，“礼”就是外化的“仁”，“仁”是内圣的基础，“礼”是外王的条件，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成就内圣外王的圣贤。但是，在《宪问》中有记录，“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管仲是肯定的，说管仲的行为是符合“仁”的标准的；而在《八佾》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这一句中，明显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管仲不符合“礼”的规定性的。由此可见，管仲这个人在孔子那里，用孔子的“仁”和“礼”的标准去衡量，是只符合“仁”而不符合“礼”的。一般的对于“仁”与“礼”的关系的认识，是认为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也就是说，具有“仁”的品质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必然合乎“礼”的规定，反之，在行为上能遵守“礼”的人，也肯定就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但是孔子却认为管仲达到了“仁”却不符合“礼”，这与一般的对于孔子“仁”和“礼”关系的认识是相矛盾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与“礼”并没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君子是一刻也不会离开“仁”的，君子之所以叫做君子就是因为他们符合“仁”的标准。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人是君子，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是符合“仁”的标准的，即使在当下不符合“礼”的要求，从长远看来，还是符合大众利益的，还是可以归于“仁”的。就像《宪问》里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未死，有利于天下民众，便是大节，为公子纠而死，只是小信小节，小节要服从大节。顾炎武在《曰知录》中说：“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可见，即使管仲的做法不符合“礼”的要求，他依然是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在《伯泰》中有记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蒽，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颜渊》中也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无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他们本身不能达到“仁”的境界，所以他们的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规定性以保证其不会破坏“仁”，这个规定性就是“礼”。“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礼”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是维护一种秩序或者达到“仁”这样一种状态的必要手段。
可见，“仁”与“礼”的区别并不在于一个是“意识”一个是“实践”，而是对于不同等级的人要达到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不同规定性。是孔子对人的不同划分导致了“仁”与“礼”这两个概念的差别。简而言之，孔子认为能达到“仁”的境界，并且其行为不违背“仁”，不违背民众利益的人是“君子”；而不能达到“仁”的境界，并且其行为必须依靠“礼”来约束才能不违背“仁”的要求的人是小人或者愚人，也可以说是一般民众。根据这个标准，从道德上，孔子把人划分为君子与小人；从智力上，把人划分为上智，中人与下智。
孔子所说的君子始终是不违“仁”的，而小人却在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程度上违反了“仁”。一、在对待“天”、“道”、“命”的态度上，“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君子有所畏，所以他们在行事的时候，必然是以不违背“天命”、“大人”或者“圣人之言”为前提，或者说是出发点的。而他们行事的目的也是有利于这些他们所敬畏的事物的。而小人则无所畏惧，他们没有任何敬畏，所以在行事中只依据自己的好恶来行动，所以行事的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不利的结果或者影响。“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所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可见，君子通常在“大道”上有所担当，而小人却在小事上计较。
二、在对待义利的关系上，“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始终把“德”和“义”摆在首位，并不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心怀天下，为人民着想，所以能凡事皆以“仁”为出发点，小人却正好相反，如果没有一定的礼数来加以约束，他们就会没有任何顾忌的去追求私利。
三、在对待他人的问题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君子在与人交往中，注重整体的利益以及团结，可以为了整体而牺牲自我。小人只会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勾结在一起，当整体失去价值的时候，小人们便会分散开来。这种现象也就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而“礼”恰恰是要把大家约束在一个维度之内，使得人们不能随意的破坏一种和谐或者说秩序。破坏整体利益的就是只顾一己私利的小人，也可以说，“礼”就是用来规范小人的行为的。
四、在对待困难的态度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君子面对困难毫不退避，敢于直面问题，并且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与信念，不像小人一样整天为了困难而哀愁，消极。君子解决问题依靠自己，不依赖于别人，也不会为了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而危害别人的利益。小人就正好相反了。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小人往往会借助别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有时甚至是使用损人利己的方式。
正因为君子在各个方面，无论是行为还是信念都坚持大众为先，不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所以君子的行为从始自终都不会离开“仁”，也就是说，君子的行为就代表了“仁”。小人作为与君子相对的一群人，他们凡事以自己为先，这样就容易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更有甚者会祸国殃民，所以对于这类人，要制定一套“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规定他们该做什么，要如何做。这样才不会危害人民的利益与统治的秩序。
在智力上，孔子把人划分为三个等级：上智、中人和下智。“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在这里，孔子说的“上”指的就是他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等等。对于中人以下智力的人，不必对他说太多高深的，他所不能够理解的话语，即使告诉他，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如何帮助实现“上”，只需要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要如何去做就可以了。这样形成的规定性就变成了“礼”，中人以下的人只要遵守“礼”就不会违背“仁”。对于中人以上的人，他们的智力可以领悟到孔子所说的“上”所容纳的广泛内涵，并且能够自觉的为实现“上”而作出努力。他们会思考什么于“上”是有益的，什么于“上”是有害的，能够自觉的趋利避害。所以他们的行为就不会违背“上”，也就不需要“礼”的约束。因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可见，孔子理想中的人是君子，是上智之人，因为只有他们能实现孔子的理想与信仰。但对于小人和下智之人，孔子也没有放弃，依靠“礼”来约束他们，依靠“教”来化育他们，期望他们能够配合君子和上智之人来实现自己的追求。
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
导语：孔子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下面是我整理的孔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性社会，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道德失范，礼崩乐坏。针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以礼治国，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系统和等级制度。在《颜渊》中有“君君，臣臣，子子”，又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一、孔子的正名思想
孔子说“必先正名”，在孔子看来要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首先要进行正名，即“辨位”。“正”是规范，端正，拨正的意思。“名”是名分，角色，权利义务，次序，身份地位的意思。“正名”即“辨位”的意思，调节一个社会不同分和不同群体的身份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在封建社会君臣、长幼、上下代表的是不同的身份、权利和财产关系。孔子主张要安于本位，各安其位，各安其命。卫国的卫灵公不喜欢自己的太子，于是太子出走，卫灵公死后皇位由其孙子继位，九年后，卫灵公的儿子回来要求恢复君位，于是孔子在《子路》篇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看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造成社会次序混乱，社会动荡，礼乐不兴的主要原因。在齐景公向孔子问政的时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哉得而食诸？”孔子认为，为君者就要像君王的样子，做君主该做的事，为臣者就要要做臣子该做的事，同样的父亲和儿子也要各自做各自该做的事情。
二、仁道的政治思想
仁道思想是孔子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是孔子仁爱思想在政治中的体现。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要遵循仁道。梁启超曾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爱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基础。孔子曾说“仁者，爱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看来，人们之所以有礼不遵，社会混乱是因为行礼必须有“仁”这个内在的基础，有了“仁”，行礼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因此，可以说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外在目的。仁就是指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仁道是统治者治国的方略。儒家思想中的“博施济众”，“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孔子仁道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同时提出了“为仁由己”的修行方法，仁完全要靠自己的修行，不能靠别人而达到。
三、德礼政刑并举的政治思想
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重要主张，孔子主张以德治国，辅之以刑罚。在《为政》中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则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单纯的以行政命令和刑罚制裁治理国家虽然可以暂时的抑制不良行为，但是却无法根本性的消除不良行为的产生，也无法深入民心。而道德和教化结合行政制度相结合才是治国的最有效的方法。孔子的德治首先需要统治者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在《子路》篇中有“其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在《颜渊》中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主张“养”、“教”、“治”相结合，即“养民”、“教民”、“治民”。养民意思是使人民富裕起来。主张对人民应富之、足食、足兵，取信于民。统治者要劝农，惜力役，轻徭薄赋，节财均用，缩小差距。“教民”指的是要教化民众，使人民识礼仪，维护社会稳定。“治民”指的是治理民众。德礼政刑并举的思想是孔子主张的统治者治国的最佳的治国方略，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四、孔子的大同政治思想
大同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提出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孔子向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在《礼记.礼运》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提出仁道思想，德礼政刑思想，是为了达到大同理想社会，体现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和民本主义思想。
孔子的“正名”、“仁道”、“德礼政刑”的政治思想是孔子所提出的重要政治主张，为新时代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整理的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 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着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
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
（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
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
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什么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 ，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
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w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
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孔子关于仁的论文
从“仁”与“礼”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凡君子所行就是“仁”，即使在当下不符合“礼”，但从长远看来还是符合“仁”的标准的；而小人就必须用“礼”来约束，使之行为不违背“仁”。以“仁”、“礼”关系作为标准，孔子从道德上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从智力上把人分为上智、中人及下智。下面是我整理的孔子关于仁的论文，欢迎来参考！
关键词：“仁”；“礼”；划分
对于孔子思想中“仁”与“礼”的关系，一般认为二者是意识和实践的关系，“仁”是孔子的理想人格和追求的最高目标，“礼”是价值标准和外在要求，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仁”就是内化的“礼”，“礼”就是外化的“仁”，“仁”是内圣的基础，“礼”是外王的条件，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成就内圣外王的圣贤。但是，在《宪问》中有记录，“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管仲是肯定的，说管仲的行为是符合“仁”的标准的；而在《八佾》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这一句中，明显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管仲不符合“礼”的规定性的。由此可见，管仲这个人在孔子那里，用孔子的“仁”和“礼”的标准去衡量，是只符合“仁”而不符合“礼”的。一般的对于“仁”与“礼”的关系的认识，是认为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也就是说，具有“仁”的品质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必然合乎“礼”的规定，反之，在行为上能遵守“礼”的人，也肯定就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但是孔子却认为管仲达到了“仁”却不符合“礼”，这与一般的对于孔子“仁”和“礼”关系的认识是相矛盾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与“礼”并没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君子是一刻也不会离开“仁”的，君子之所以叫做君子就是因为他们符合“仁”的标准。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人是君子，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就是符合“仁”的标准的，即使在当下不符合“礼”的要求，从长远看来，还是符合大众利益的，还是可以归于“仁”的。就像《宪问》里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未死，有利于天下民众，便是大节，为公子纠而死，只是小信小节，小节要服从大节。顾炎武在《曰知录》中说：“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可见，即使管仲的做法不符合“礼”的要求，他依然是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在《伯泰》中有记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蒽，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颜渊》中也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无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他们本身不能达到“仁”的境界，所以他们的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规定性以保证其不会破坏“仁”，这个规定性就是“礼”。“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礼”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是维护一种秩序或者达到“仁”这样一种状态的必要手段。
可见，“仁”与“礼”的区别并不在于一个是“意识”一个是“实践”，而是对于不同等级的人要达到孔子心目中理想人格的不同规定性。是孔子对人的不同划分导致了“仁”与“礼”这两个概念的差别。简而言之，孔子认为能达到“仁”的境界，并且其行为不违背“仁”，不违背民众利益的人是“君子”；而不能达到“仁”的境界，并且其行为必须依靠“礼”来约束才能不违背“仁”的要求的人是小人或者愚人，也可以说是一般民众。根据这个标准，从道德上，孔子把人划分为君子与小人；从智力上，把人划分为上智，中人与下智。
孔子所说的君子始终是不违“仁”的，而小人却在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程度上违反了“仁”。一、在对待“天”、“道”、“命”的态度上，“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君子有所畏，所以他们在行事的时候，必然是以不违背“天命”、“大人”或者“圣人之言”为前提，或者说是出发点的。而他们行事的目的也是有利于这些他们所敬畏的事物的。而小人则无所畏惧，他们没有任何敬畏，所以在行事中只依据自己的好恶来行动，所以行事的结果往往造成许多不利的结果或者影响。“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所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可见，君子通常在“大道”上有所担当，而小人却在小事上计较。
二、在对待义利的关系上，“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始终把“德”和“义”摆在首位，并不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心怀天下，为人民着想，所以能凡事皆以“仁”为出发点，小人却正好相反，如果没有一定的礼数来加以约束，他们就会没有任何顾忌的去追求私利。
三、在对待他人的问题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
君子在与人交往中，注重整体的利益以及团结，可以为了整体而牺牲自我。小人只会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勾结在一起，当整体失去价值的时候，小人们便会分散开来。这种现象也就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而“礼”恰恰是要把大家约束在一个维度之内，使得人们不能随意的破坏一种和谐或者说秩序。破坏整体利益的就是只顾一己私利的小人，也可以说，“礼”就是用来规范小人的行为的。
四、在对待困难的态度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君子面对困难毫不退避，敢于直面问题，并且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与信念，不像小人一样整天为了困难而哀愁，消极。君子解决问题依靠自己，不依赖于别人，也不会为了解决自己遇到的困难而危害别人的利益。小人就正好相反了。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小人往往会借助别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有时甚至是使用损人利己的方式。
正因为君子在各个方面，无论是行为还是信念都坚持大众为先，不以自己的利益为重，所以君子的行为从始自终都不会离开“仁”，也就是说，君子的行为就代表了“仁”。小人作为与君子相对的一群人，他们凡事以自己为先，这样就容易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更有甚者会祸国殃民，所以对于这类人，要制定一套“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规定他们该做什么，要如何做。这样才不会危害人民的利益与统治的秩序。
在智力上，孔子把人划分为三个等级：上智、中人和下智。“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在这里，孔子说的“上”指的就是他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等等。对于中人以下智力的人，不必对他说太多高深的，他所不能够理解的话语，即使告诉他，他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如何帮助实现“上”，只需要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要如何去做就可以了。这样形成的规定性就变成了“礼”，中人以下的人只要遵守“礼”就不会违背“仁”。对于中人以上的人，他们的智力可以领悟到孔子所说的“上”所容纳的广泛内涵，并且能够自觉的为实现“上”而作出努力。他们会思考什么于“上”是有益的，什么于“上”是有害的，能够自觉的趋利避害。所以他们的行为就不会违背“上”，也就不需要“礼”的约束。因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可见，孔子理想中的人是君子，是上智之人，因为只有他们能实现孔子的理想与信仰。但对于小人和下智之人，孔子也没有放弃，依靠“礼”来约束他们，依靠“教”来化育他们，期望他们能够配合君子和上智之人来实现自己的追求。
孔子与水摘要孔子一生对水情有独钟，他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从而提出自己深刻的见解和认识，告诉我们要有河水般的执着精神、进取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关键词孔子水进取作为儒家的圣贤,孔子给后人树立了道德大师的形象,他开创的儒家文化，不仅仅是维系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纽带，其中的许多精髓至今还深深植根于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国民性格,对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泽被深远。孔子一生对水情有独钟，他通过对水的观察和思考,从而提出自己深刻的见解和认识.,进而以此更好的来把握和认识人生。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人生的天然教科书,文人择水而居,临水而咏,踏水而歌,所思所想皆能折射出其独有的情怀，历朝历代名人都会对水加以推崇，管子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等记载都把水视为离不开的重要物质，同时,它又是催生文学精品的产婆,文人自古就和水相亲,一不小心就留下千古绝唱.苏轼赤壁泛舟“不知东方之既白”,前后两篇《赤壁赋》,成为流传百世的华章。水无尊贵卑贱之分,再高的水流终究要落地而奔走。水的平民化是文人心灵的归宿.因此孔子面对大水时,不由叹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为何又会被孔子这样的智者所乐呢?因为水的许多特征与儒家的许多伦理道德有着相似之处“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真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孔子眼中的水,像德、像仁、像公正、像坚强的意志。有人说水是宇宙的缩影,孔子则更加具体化,认为它是仁德之人的缩影,儒家独特的思维把水完全人格化了。孔子乐水绝不仅仅是对自然的陶醉，更主要的是对水的观察和体验,从中领悟人生的真谛,并把水之美和人类道德精神联系起来,并由此推衍出儒家的文化道德内涵，成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之水、人格之水。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人生境遇人生在世,不如意处十有八九。孔子生于鲁国,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诸侯之间时常发生兼并战争.年轻时的孔子可谓意气风发,立志作出一番大的成就“.吾十五有志于学”,他不但十五岁便立志学习周礼,立志甚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番美妙的憧憬,内容却显得有些渺茫,实现不易,孔子用道德建构的“理想国”，以喋喋不休的劝说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孔子率领自己的门徒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处处碰壁,不是冷遇便是奚落“.伐树于宋，削迹于卫，戚戚然以至于死。”孔子也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此悲惨的境况，不能不使他无数次地黯然神伤，终于不平则鸣，喊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巨大牢骚。自古文人仕途失意,便想乘桴入海,绝尘弃缘.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孔子也不例外.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进取精神孔子在不得志时,曾经发出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事实上,孔子并不是真的想隐逸在苍茫的大海中,过道家所谓“逍遥游”式的生活,其实这只不过是老人家“干七十余君无所遇”的无奈与感慨。孔子实际上是个主张积极入世并身体力行的人，他认为作为一个“士”,应该走出家门,辅佐明君.而不是囿于乡里,一事无成。不肯出去从政治国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作士；并且特别反感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有人以《论语.先进》“四子伺坐章”为例,说孔子也有超然出世的思想。一天，孔子饶有兴致地问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慷慨陈词，惟有曾点与众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番话显得很没有抱负，没想到却得到了夫子的赞同：“吾与点也!”。“乍一看来,沐浴春风，与世无争,其实这种境地正是建筑在其前述子路以勇武卫国,冉求以礼乐治国,公西华以外交护国的基础上,是国家治理成更高水平的表现,正说明孔子积极入世的态度.事实上,孔子为了入世治国‘,席不暇暖‘’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他自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是何等积极,何等自信!他的一生屡遭坎坷,却从未停息过对理想的追求,一次孔子,站在滔滔大河边上,望着滚滚东流的河水,思绪万千，一方面感叹人生年华如流水，一方面赞美水之无畏无惧、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青春终会老去,万事万物都将成为一江春水,面对有限的人生,作为天地间渺小如草芥的人又怎样度过这一生呢?孔子告诉我们用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生，像流水一样，不断向前涌进。他这话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方面孔子本身也是以身示范，尽管在弘道的过程中,处处碰壁,但是他依然如奔流的河水.执着、义无返顾的追求着他心中的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站在大海、大江、大河、小溪旁，面对昼夜不停的流水，感悟人生的真谛，像孔子一样学习水不断进取的精神,真是受益无穷。参考文献：[1]周瀚光朱幼文.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2.[3]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4]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骆承烈.孔学研究.齐鲁书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