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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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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处-0702
选题要恰当毕业论文写作，选题是关键，论文查重在学习撰写毕业论文时首先就应该学会论文如何选题。在进行毕业论文的选题时，应着重注意选题要恰当。题目大小适中，对实际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应结合当前科技和经济发展，尽可能选择与社会发展及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题目。一个题目太小了则不利于展开理论上的探讨。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1.揭示课题的实质。2.提问式。3.交代内容范围。4.用判断句式。5. 用形象化的语句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特别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以上便是论文如何选题的一些说明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选题新颖，格式按照目标期刊要求，重复率低，尽量是原创，基础的会比临床的容易发表。医学论文的方法与技巧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理解和感触，下面优助医学来总结一下：一、选题：1.研究的目标取向 2.研究的具体范围 3.问题产生质疑有争鸣性二、文献梳理和文献的使用没有文献也像在空中造房子一样没有基础。文献是学术传承和学术伦理的载体。尊重文献就是尊重前人的研究，尊重文献，也体现了学术发展的脉络。因此，文献在撰写论文中至关重要。三、论证的逻辑1、层次感，而不是平面感2、缜密性，而不是一盘散沙3、科学性，而不是宣传性4、学理性，而不是口语化5、严谨性，而不是随意性6、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论证，而不是学术散文天马行空四、论文的结尾论文的结尾既是整篇论文的点睛之处，也是揭示学术在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因而，结尾一定要有气势，气势磅礴的结尾，往往能够凸显论文的整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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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李永辉，男，1965年出生，博士学历，内蒙古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教授，专业方向为普通外科和泌尿外科疾病。1990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1996年和2004年分别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得外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任外科主任、石家庄市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亲自主持完成临床肝移植6例，肾移植（其中包括临床亲属肾移植）50余例，均获成功。在内蒙古自治区医院泌尿外科从事临床、科研及内蒙古医学院和包头医学院教学工作，任内蒙古医学杂志编委，泌尿外科副主任。2006年晋升外科副主任医师，2008年晋升外科主任医师。目录声明：百度百科是免费编辑平台，无收费代编服务详情李永辉内蒙古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教授本词条是多义词，共30个义项展开李永辉，男，1965年出生，博士学历，内蒙古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教授，专业方向为普通外科和泌尿外科疾病。中文名李永辉出生日期1965年职业内蒙古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教授性别男学位/学历博士快速导航成就荣誉个人经历男，1965年6月生。1990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1996年和2004年分别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得外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任外科主任、石家庄市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亲自主持完成临床肝移植6例，肾移植（其中包括临床亲属肾移植）50余例，均获成功。在内蒙古自治区医院泌尿外科从事临床、科研及内蒙古医学院和包头医学院教学工作，任内蒙古医学杂志编委，泌尿外科副主任。2006年晋升外科副主任医师，2008年晋升外科主任医师。成就荣誉主持省级科研项目两项。在研的项目有：1，泌尿系肿瘤; 2, 泌尿外科微创手术技术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曾有多篇论文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SCI和中华医学会系列等统计源杂志上发表。近三年的论文有：《美国器官移植管理模式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慢性前列腺炎药物治疗观察》；《自体动静脉内瘘手术在尿毒症性血液透析病人中的应用》…….。
李永辉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是待人和蔼可亲，是位不可多得的好教授
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著作和，科研成果成就来自己判断。科研成就。主要科研成果《联合国的历程》（合著），副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 三国演义 > 之谜》（合著），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5 年《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年《论荒诞派》（译著），昆仑出版社， 1992 年《传记》（译著），昆仑出版社， 1993 年《狱中书简——致亲爱的奥尔嘉》（译著）， [ 香港 ] 田园书屋， 1998 年《多轨外交》（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另外，还发表论文和其他各类文章数十篇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美国政治，中国外交
器官移植可以让很多人重获新生，健康生活。我国法律规定：公民自愿捐赠的器官，是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而且可以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全国只有169家三甲医院。每一例器官分配，由国家监管，每一台移植手术，需要省级、国家级的飞行检查，每一台手术都要记录在案。反对的一方，认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器官移植供体来源合法吗？每年我国大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器官移植仅有1万多人，器官短缺和高昂的费用引发震惊全中国人体器官贩卖案，51个肾脏，涉案金额1034万，平均每个肾脏20多万。2017年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 Liver International )决定，撤销浙江大学第一附属主任医师郑树森等人在线发表的一篇与肝移植有关的论文，撤稿原因并非论文数据造假，而是缺少563例肝移植器官来源的伦理证明。巨大的短缺引发肮脏的“交易链”。器官移植是能够让患者获得健康，不能让不法分子为了利益而去毁坏健康！
您想问的是郑树森论文被撤回是什么意思吗？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发言。郑树森的肝脏器官移植尤其涉及器官来自于中国死刑犯安全性数据，因而决定撤回其于2016年5月9日发表的一篇旨在研究肝移植后脂肪变性的严重程度及其他危险因素的文章。郑树森，1950年1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肝胆外科、肝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浙江大学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肝胆胰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一般1年存活率在90－95％左右，5年存活率在85－90％，5年之后可以获得长期存活。通常情况下，良性肝病的预后相对较好。如果是肝癌等恶性疾病，术后预后需要结合米兰标准、杭州标准等肝癌肝移植的准入标准而定亲属供肝可以减少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但是把捐献者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一般建议选择国内成熟的肝移植中心，比如北京的武警总医院，广州的中山一院，或者杭州的浙医一院费用一般尸肝30万，亲属肝移植25万左右 ——这个是浙江大学的数据 根据Rickettsia网友的回答补充：尸肝30万包括10万取肝材料费用（在全国诸个大型移植中心里，这个是比较实惠的）和约20万的围手术期费用活肝包括5万左右的供者费用盒20万左右的受者费用如果术后恢复较慢，费用可能会有所上升。当然，大部分患者都在上述范围里
安徽医科大学刘付宝和耿小平都很好刘付宝主任医师,副教授 肝胆胰外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好评数：9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门诊(绩溪路)主任医师合肥肝胆胰外科第5名 全国肝胆胰外科第959名擅长： 擅长肝胆胰外科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治，特别是各种肝癌肝切除、肝内外胆管结石、胰腺良恶性肿瘤、肝门胆管癌或胆囊癌，胃肠癌等根治性切除，个人累积开展胰腺十二指肠切除400余例,擅长肝胆胰外科的腹腔镜外科手术。收起执业经历： 副教授，医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安医大一附院 肝胆胰外科主任，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安徽省卫计委首届青年领军人才,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门静脉高压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外科学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肝胆胰学组委员，曾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和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肝胆胰及移植外科研修肝脏移植，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肝胆胰外科疑难复杂疾病的诊治，特别是各种肝癌肝切除、肝内外胆管结石、胰腺良恶性肿瘤、肝门胆管癌或胆囊癌，胃肠癌等根治性切除，个人累积开展胰腺十二指肠切除400余例,擅长肝胆胰外科的腹腔镜外科手术。作为主刀之一参与全省首例肝肾联合移植，参与及主刀肝脏移植30余例，负责肝移植术后随访200例次，发表文章40余篇，担任《肝胆外科杂志》，《中华肝脏病学杂志》，《重庆医学杂志》，《中华普通外科杂志》电子版及《手术学杂志》编委，主持省级重点课题3项，作为第二负责人参与安徽省卫生厅医学科研重点项目及安徽省科技攻关各一项，2008年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年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11年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培养研究生10余名, 2014年获得安医大一附院首届“服务之星”荣誉称号，并多次获得医院科技先进工作者。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的医学期刊都是。有上百种期刊呢
医学期刊常规来说只分为 SCI 核心期刊 和普通期刊但是有一些省份会自己把期刊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比如浙江省一类期刊是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二类的是除国家级核心期刊之外的其它核心期刊，三类的就是普通期刊。还有河南、陕西、四川 等地也把期刊分为A类B类或者一类二类也有的是一类为中文核心或者中华牌，二类为科技核心
国家级医学期刊目录1.内科学《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中国危重病急救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心律失常杂志》《国外医学脑血管疾病分册》《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国外医学呼吸系统分册》、《中华肾脏病杂志》、《国外医学泌尿系统分册》、《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华风湿病学杂志》、《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国外医学内分泌分册》、《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华消化杂志》、《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2.外科学《中华外科杂志》、《中华实验外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中华普通外科杂志》、《中华肝胆外科杂志》、《中华胃肠外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中国骨伤》、《中华创伤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华整形外科杂志》、《中华烧伤杂志》、《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中华手外科杂志》、《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国外医学移植与血液净化分册》3.妇产科学《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4.儿科《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小儿外科杂志》、《中国儿童保健杂志》、《小儿急救医学》、《国外医学儿科学分册》5.口腔医学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中华口腔种植学杂志》6.眼科学 《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美国医学会眼科杂志中文版》、《国外医学眼科学分册》7.耳鼻咽喉《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国外医学耳鼻咽喉科学分册》8.皮肤性病《中华皮肤科杂志》、《国外医学皮肤性病学分册》9.精神病学《中华精神科杂志》、《中国行为医学科学》⒑肿瘤学 《中华肿瘤杂志》、《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国外医学肿瘤学分册》⒒麻醉学《中华麻醉学杂志》、《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⒓中医内科 《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国中医急症》、《中医药学刊》、《中国中医药科技》、《中国中医风湿病杂志》⒔中医外科《中医正骨》、《中医肛肠病杂志》、《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中国针灸》、《中国骨伤》、《针刺研究》⒕中西医结合《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⒖医学影像《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中华核 医学杂志》、《国外医学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⒗护理 《中华护理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中华护理教育》《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⒘病理 《中华病理学杂志》⒙医技《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国外医学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学分册》、《中华理疗杂志》《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国外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分册》、《国外医学输血及血液学分册》⒚药学 《中国药学杂志》、《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杂志》、《中国中药杂志》《药学学报》、《中国晦洋药物杂志》、《中国药房》、《药物分析杂志》、《中国医院药学杂志》、《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中国现代应用药学》、《中国药物化学杂志》、《中国新药杂志》、《药物生物技术》，《中国临床药学杂志》、《药物流行病学杂志》、《中国药理学报》、《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⒛疾控与公卫专业《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国公共卫生》、《现代预防医学》、《热带医学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中国工业医学杂志》、《中国职业医学》、《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生病杂志》、《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中国地方病学杂志》、《中国计划免疫》，《中国学校卫生》、《环境与健康杂志》、《中国妇幼保健杂志》、《中国校医》、《中国卫生监督》、《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1.综合类《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中国综合临床》《医师进修杂志》、《中国基层医药》、《中国医师杂志》、《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中华医学美容杂志》、《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物理医学与健康杂志》、《国外医学预防、诊断、治疗用生物制品分册》22.基础类《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中华微生物和免疫学杂志》、《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国外医学病毒学分册》、《国外医学免疫学分册》、《国外医学遗传学分册》23.学报类1．国家级单位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学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报》、《中国中医研究院院报》2、原卫生部属医学院校类：《中国医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北京医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医学版)(上海医科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 (医学科学版)(中山医科大学学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同济医科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 (医学版)(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 (医学版)(华西医科大学学报)、《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医学版)(西安医科大学学报)、《湖南医科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山东医科大学学报)3、军医大学类：《第一军医大学学报》、《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第四军医大学学报》4、中医院校类：《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5、药学院校类：《中国药科大学学报》附注：判断是否国家级医学期刊的依据是： 以职称评审有关文件附录中国家级期刊的定义为依据，其中的国家一级学会指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国中医药学会．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中国针灸学会， 由这些学会单独或协同共他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不包括科普期刊)才能判定为国家级期刊．上述期刊名单只供参考．评审时以刊登该文章的期刊的主办单位为判断依据。论文著作条件有关文件规定的论文、著作条件及附录的有关解释，并对如下问题作进一步明确：1、关于国家一级学会和国家级期刊问题。结合卫生系列实际情况，在执行中原则上可按以下规定把握：国级一级医学专业学会在现阶段是指：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国家级期刊是指：由国家一级医学专业学会、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并出版的医学专业学术期刊，以及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所属本科以上医药院校、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药科大学以及第一、二、三、四军医大学主办的学报。参考名单见“国家级医学期刊目录”。2、在经出版主管部门审批的医学专业期刊增刊（不包括论文集、专辑、特刊）上发表的论文，在申报评审时有效，不受数量限制。3、在外文医学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凡被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可按国家级论文对待；没有被收录的，按省级论文对待。4、多人完成的著作中，只有著作的章节有署明作者姓名的、或书中有明确界定的，才能计算编著者完成的字数，申报评审时有效，没有明确界定的无效。
您想问的是郑树森论文被撤回是什么意思吗？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发言。郑树森的肝脏器官移植尤其涉及器官来自于中国死刑犯安全性数据，因而决定撤回其于2016年5月9日发表的一篇旨在研究肝移植后脂肪变性的严重程度及其他危险因素的文章。郑树森，1950年1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肝胆外科、肝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浙江大学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肝胆胰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肝脏移植手术是目前治疗肝脏疾病的主要方法，肝移植实际上就是将一个健康的肝脏采用手术的方式移植到患者的体内，使其发挥正常的肝功能作用。例如患有肝脏肿瘤、肝硬化的患者一般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但是很多患者都表示很后悔做肝脏移植，主要有如下原因：肝移植手术为大型手术，操作精细复杂，术中也存在许多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风险：术中有时会诱发心脏问题，引起心跳骤停；术后风险是引起腹腔渗血；另外还有可能会诱发心脏功能、肾功能、肺功能衰竭；患者对移植肝脏的急性排斥等；因此才会有不少患者非常后悔做了肝移植手术。 但肝移植手术中存在的风险具有个体差异，在手术本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些不良情况虽可能发生，但发生率在逐渐下降。目前的肝脏移植手术已经非常成熟，手术预后也非常好，尤其是肝硬化、肝癌患者，移植后可以大大增加生存寿命。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何况是这么大型复杂的手术，但是对于末期肝癌患者这无疑是最后的希望，生命何其珍贵，若有合适肝源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可以考虑做肝移植手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