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66年在IRRI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培育出奇迹稻（IR8）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将杂交水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而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这项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中国已取得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开发成功后开展杂交水稻新探索指明了方向。
1987年7月16日，袁隆平学生李必湖、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并且育 性转换明显和同步。
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同年他提出“杂交水稻的发展战略”，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全国性的协作攻关。历经九年的艰苦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取得了成功，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产5%～10%，且米质一般都较好，近年的种植面积为6000亩左右。
两系法杂交水稻为中国独创，它的成功是作物育种上的重大突破，再次体现了以袁隆平为首的中国杂交水稻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智慧，继续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水平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
1997年，他又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形态模式和选育技术路线，开始了“中国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这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通过攻关研究，2000年已实现了第一期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的指标，比现有高产杂交稻每亩增产50公斤左右，尤其1999年在云南永胜还创造了亩产高达1137.5公斤的高产新纪录，第一期超级杂交稻的推广面积为3000万亩。
2001年以来，袁隆平指导选育成大面积示范亩产800公斤、米质优良的第二代超级杂交稻，并于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第二期超级稻目标。第二期超级杂交稻于2006年开始推广，2011年种植面积达800万亩，在大面积生产上比第一期超级稻高50公斤/亩以上。
袁隆平仍不满足，进一步提出了将常规育种与生物技术结合，攻关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大面积示范每亩900公斤目标，经过努力，2011、2012年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攻关百亩示范分别达亩产926.6公斤、917.7公斤，标志中国超级杂交稻第三期目标实现。2013年，启动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杂交稻第四期目标攻关。
2013年9月29日，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在湖南省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村实现百亩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2006年，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即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力争用三亩地产出现有四亩地的粮食。2007年率先在湖南20个县启动实施，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计划在全国推广6000万亩，产出8000万亩的粮食，等于增加了2000万亩粮食耕地，可多养活3000多万人。到2012年，“种三产四”丰产工程项目扩大到在50个县市区实施，面积为882.2万亩，增产稻谷达9.62亿公斤。截至2012年，累计示范推广面积2000多万亩，增产20多亿公斤，为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新的贡献。
2013年9月29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证实，经农业部测产验收，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攻关的国家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
2016年11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以及相关技术专家、测产验收专家来到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三千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现场实割测得晚稻平均亩产705.68公斤（干谷）。同样该攻关模式，2016年7月20日在兴宁经过专家组实割测得早稻平均亩产832.1公斤，加上本次实割产量，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1537.78公斤，创双季稻产量世界纪录。
2018年5月22日，位于三亚水稻国家公园的有机覆膜直播试验示范田进行测产验收，测得亩产1065.3公斤，创下海南省水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扩展资料：
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一位“神农”捧出了拯救世界性饥饿的法宝－－杂交水稻，创造了一个风靡世界的“绿色神话”。这个被冠名为“东方魔稻”的奇迹让中国人看到生的希望，也让世界人民远离饥饿。他就是袁隆平。
工作后的袁隆平来到了偏远的湘西农村。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 他利用课余时间走 出课堂,亲自下地研究水稻,像一个普通农民一样躬耕于田间。
在长期的研究中,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由此灵感一现,萌生了培养杂交水稻的念头。 然而袁隆平的设想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相悖, 许多权威学者认为他是蚍蜉撼树, 根本不可能成功, 但是他凭着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 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
六七月份的天气,袁隆平每天带着水壶和馒头,拿着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的寻 找理想中的苗珠。 艰苦的条件和不规律的饮食, 让他患上了肠胃病。 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 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 14万余株的稻穗后,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和研究,他终于写成了令世界震惊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
随后,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 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都没有培育出不育度都达到100%的水稻苗来。终于在1974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试种的“南优2号”杂交水稻亩产达到了628公斤，与常规稻亩产150公斤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976年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一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用勤劳和勇敢揭开了我国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推广的序幕。
杂交水稻研制成功后，各种荣誉纷纷而来：杂交水稻之父、国家首个最高科技奖、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袁隆平也从一个躬耕的农业科学家变成了一个身价千亿的世界名人。但令人感动的是他虽然已经获得了那么高的荣誉、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虽然他已经是一位八旬老人，但他仍然穿着35元的衣服，昼夜躬耕于稻田。
他这一辈子，就做好了一件事，培育优良的杂交稻，解决人类的粮食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袁隆平
起袁隆平，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是赫赫有名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确实，作为在世界上倍受尊重的“杂交水稻之父”，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作为农民兄弟眼中的“米菩萨”，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可谓是大功至伟。但是，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网民尊称他为“人民科学家”时，这位77岁的世界科学大师却谦虚地说：“‘人民科学家’谈不上，我只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如果要说什么家，我觉得农学家最合适。”接受记者采访时，袁隆平坚信，一定能让自己的“禾下乘凉梦”梦想成真——水稻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稻谷像花生米那样大，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摄影 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 4月29日，袁隆平在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院士，这只是他获得的大大小小无数荣誉中的一个。因为改变世界粮食格局的一个发明——杂交水稻，他已经获得过国家特等发明奖、美国“世界粮食奖”等数十多项国际、国内大奖。但这些奖励对袁隆平来说“都差不多，没有高下之分”，他更关心和一直在努力的就是早日让自己的“禾下乘凉梦”梦想成真——水稻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帚还长，稻谷像花生米那样大，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在实验田观察水稻长势（5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赵众志 摄爱提问、好自由的城市学生立志学农扎根农业 5月10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袁隆平说：“我觉得，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因此，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不仅要知识多，而且要人品好，不仅要出科技成果，而且要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只有这样，才配当一个科研工作者，也才能当好一个科研工作者。”这其实是他多年的人生感悟，从一位普通的城市学生到世界农学泰斗，他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1930年9月，袁隆平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在兄弟五个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1942年初秋，他从重庆市龙门浩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在学习中，袁隆平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思索，爱提问。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并且保持至今，受益终生。 1943年,袁隆平转学到博学中学。期间吃的是杂粮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能打一次“牙祭”。但学习还是紧张而有规律的，早上6点钟起床，10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这养成了他干事利索、遵守时间的作风。 1947年,湖北省举行游泳比赛，袁隆平由于个头小,没有被选中。在参赛那天，不服气的他坐在参赛同学的自行车后面进入了赛场，体育老师发现他热情很高才勉强答应让他去试一试。结果，他出人意料的获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第一名。而其他同学无一入选。不久，他又在湖北省里的比赛中又夺得了男子自由泳的两块银牌。从此，他酷爱上了游泳直到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塑就了他百折不挠、勇于搏击的个性。 上小学时，一次参观园艺场时，他对生气勃勃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春华秋实的变化规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尽管父亲袁兴烈希望他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19岁的袁隆平仍无返顾地报考并考取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大学期间，袁隆平主修专业是遗传育种学。这一选择决定了袁隆平的人生轨迹，不仅使他的人生丰富而具有传奇色彩，中国一位蜚声世界的科学大师也从此起步。 但袁隆平对自己的学生生涯却有着另一种理解。5月10日，袁隆平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风趣而谦逊地说：“我的大学同学说我的爱好应该是‘自由’，特长是‘散漫’。现在听了这么多的赞扬话，我的压力不小啊！”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湖南湘西雪峰山麓的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最初他研究红薯、西红柿的育种栽培。就是在这里，袁隆平看到有人饿死在路边，意识到只有水稻才是农民的救命粮。 为了让人民不再挨饿挑战权威 发现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袁隆平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敢想敢做敢坚持，相信自己能够依靠科技的力量和自己的本事自主创新，终于获得巨大成功。（资料图片） 1960年，天灾人祸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也同样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一天中午，走出校门，他远远地看到马路边围了一堆人，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围观的人都脸上堆满了忧伤。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感到了“饿殍”两个字的刺痛。他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必须做点什么。 当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无性杂交可以改良品种,创造新品种”的传统论断垄断着科学界。袁隆平继续做了许多试验，依然没有任何头绪。他开始怀疑“无性杂交”的一贯正确性，决定改变方向，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索，研究水稻杂交。而在当时,作为自花授粉的水稻被认为根本没有杂交优势。“别人都讲我是‘鬼五十七’(长沙方言，意为不务正业)，我也不理。”从此，他义无反顾地选定了杂交水稻这道科研课题。 1960年7月，盛夏的一天，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田中，袁隆平像往常一样下课后挽起裤腿到稻田查看。突然，他发现了一株植株高大、颗粒饱满的水稻“鹤立鸡群”。他如获至宝，马上用布条加以标记，反复观察，并采集花药进行镜检。 第二年，他把收获的种子种下去，结果长出的水稻高的高、矮的矮。“当时我非常失望地坐在田埂上……突然灵感来了，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会出现性状分离，所以这一定是个天然杂交种!” 袁隆平马上想到，把雌雄同蕊的水稻雄花人工去除，授以另一个品种的花粉，就能得到有杂交优势的种子了!但单凭人力不可能大量生产这样的种子，如果专门培育一种雄花退化的水稻，将其和其他的品种混种在一起，用竹竿一赶花粉就落在雌花上了，就能大量生产杂交稻种了！ 想到这里，袁隆平欣喜若狂，也更加充满信心。接下来几年的夏天，水稻扬花吐穗的时候，他都拿着放大镜，顶着烈日在田间苦苦寻觅。1964年7月5日，他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洞庭早籼稻田中找到一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1965年7月，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000多个稻穗，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繁殖了1～2代。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这是他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直击禁区。 今天回想起那一切，袁隆平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杂交水稻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要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也不能害怕冷嘲热讽，害怕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永远也创不了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科技创新既需要仁者的胸怀、智者的头脑，更需要勇者的胆识、志者的坚韧。我们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坚持，相信自己能够依靠科技的力量和自己的本事自主创新，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这样才会取得成功。”
不能因为别人在好的学校读书就认为他的人品也好，北大的论文当然也会有抄袭造假的嫌疑。
复旦大学马余刚院士团队在激光核物理领域获得重要进展。2022年1月31日，一项飞秒强激光核物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以「飞秒泵浦时抖动电子与离子库伦碰撞所产生的同质异能态」（Femtosecond Pumping of Nuclear Isomeric States by the Coulomb Collision of Ions with Quivering Electrons ） 为题，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8, 052501 (2022) ；doi://10.1103/PhysRevLett.128.052501 ）上发表。论文由上海交通大学张杰院士团队与复旦大学马余刚院士团队合作完成，陈黎明和符长波是论文通讯作者，冯杰为论文的第一作者。
近年来随着强激光技术的发展，强激光驱动下与原子核相关的物理过程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原子核同质异能态，即处在亚稳态的核素，由于其核结构理论的研究价值以及潜在的应用价值，一直以来是核物理研究的重要课题。超短的飞秒脉冲强激光，由于其能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高度集中，有望形成超高电荷密度的加速以获得传统加速器无法比拟的超高的产生率，激发产生同质异能态。这将对核结构、医学射线成像、原子核时钟、伽马激光器、天体核合成等领域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在该文中，合作团队报道了首次从实验上观测到了飞秒激光驱动产生的同质异能态。团队利用一台百太瓦级桌面型激光器为驱动源，观测到了Kr83核素的同质异能态（其能级为42keV，寿命为1.83小时）。其峰值产生效率达2.34E15 p/s，超出传统加速器所能达到的峰值产生率数个量级。理论分析表明，近固体密度的电子在强激光场和团簇等离子体共同作用下会多次往返抖动形成共振，增加电子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机会，进而大幅提高了同质异能素的产额。理论分析同时表明，该实验条件下的同质异能态可能主要来自于库伦激发机制，但不排除另外一种重要激发机制NEEC的存在。NEEC，即电子俘获核激发（Nuclear Excitation by Electron Capture），是原子核内转换（Internal Conversion）的逆过程，实验上尽管经过数十年的寻找，但仍没确切被证实。
此外马余刚团队近期也受邀发表了综述文章，其题为「New Opportunities for Nuclear and Atomic Physics in Femto-to-Nanometer Scale with Ultra-Intensity Lasers」【Matter and Radiation at Extremes 7, 024201 (2022); 】。文章综述了目前存在于原子和原子核尺度之间（也就是纳米和飞米尺度之间）的一些物理困惑，包括: 质子电荷半径、中子寿命、深度狄拉克态（Deep Dirac Level）等；并 探索 了利用强激光研究此尺度范围问题的可能途径，包括NEEC、电子桥（Electron Bridge）等。文章以「编辑推荐」的方式发表，并获得了AZO Optics的报道推荐（）。该文章由符长波、张国强、马余刚共同执笔完成。
原文链接：
--复旦大学官网
施一公的牛可以用一句话概况：周五，四天，三篇article，两篇Science，一篇Nature。关键，这两项工作随便哪一项都是结构生物学登峰造极之作。4天时间，两篇Science，一篇Nature。
目前全球公认的3大高含金量论文：Science、Nature和Cell（简称“CNS”），能在这3类论文上发表文章的教授学者都是具有很强科研学术能力的人。所以很多普通高校的教授，终其一生也难以在这种级别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而施一公在4天时间里，先后发表了3篇这种级别的论文。
说到施一公，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作为曾经清华大学副校长，现在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有着过人的科研学术能力，同时因为对学生要求严格，先后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后起之秀。
很多人只知道施一公有着华丽的履历，丰富的科研成果，但是对施一公究竟有多厉害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
比如大家知道施一公全国数学联赛获一等奖保送清华，毕业后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过博士后研究，之后用了10年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成长为讲席教授。
而接下来于2008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担任生命科学院院长，博导。之后几年获得了中科院院士头衔，并逐渐成长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对于施一公而言，他的前途一片光明，而且清华大学作为国内顶尖高校的代表，给了他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施展拳脚的机会。
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担任西湖大学校长，计划将西湖大学建设成为一所“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高水平大学。
何院士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不信神鬼，不唯权势，有正义有担当有建树的著名科学家，是民族脊梁。 何院士有些飘了，不要以为是院士，就什么都懂，像特朗普一样。发言不专业，会让人觉得是某个利益的代言人。 何祚庥院士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在 历史 的关键时候敢于讲真话，功劳很大。是国家栋梁之材！ 何院士反伪科学，反邪教功不可没。但春风得意之际，无需暗示自己高人一头。还有仅仅抓住中医古籍的某些错误，就武断地把中医归为“伪科学”，是十分不妥的。如果回顾一下，当年“特异功能”之风甚嚣尘上之时，美国人是很不以为然的（虽然不妨碍美国以后又庇护了一些“特异功能大师”）。此外美国主流医学界，对中医抱着“疑而又用”的态度，一方面千方百计搜集中药组方，一方面又说中医“不科学”。而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西医界基本上是认同美国做法的。某些西医专家公开配合方舟子抹黑中医，就是明显例证。而方舟子不是鼓吹中去（中）医留（中）药吗！不知何院士是否也受此影响了？ 除了物理 他什么都懂 觉得和方舟子有点像。 当我们需要评价一位院士的时候，一般可以参照听其言观其行的方式，但是无论方法如何，如何客观的评价都需要建立在事实依据的前提上，不能人云亦云，一切结论都必须要有坚实的事实做基础。譬如我们可以从何院士曾经公开发表的论文看到何院士的某一面。大家看看论文摘要就可以了。 通过摘要，客观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何院士的这一篇论文通过专业物理学的发展史去跨界论证 社会 科学的政治思想。 社会 科学也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那就要讲究专业性和严谨性，在这里，量子力学的发展史是没有问题，文中所证明的政治思想也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是作者如何运用 社会 科学的论证手段和方法去论证前者和后者的关系问题。是归纳法吗？演绎法？统计调查？ 院士也好，专家也好，离开自己的专业，就是门外汉了！以自己的昏昏，怎能使人昭昭？ 最伟大的院士。 如果每位院士都像何一样，科学院就不要再成立下去为好。院士是专家，不是外星人。飘起来了，自以为是，害别人也害自已。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对非专业的中医可以回答不懂，但决不能乱讲！害了大众，也害了国家。
华罗庚于1910年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1925年，初中毕业后就因家境贫困无法继续升学。1928年，18岁的华罗庚在他的数学老师王维克的推荐下，到金坛中学担任庶务员。然而不幸，他在这年患了伤寒症，卧床达五个月之久，从此左腿瘫痪。但他并不悲观、气馁，而是顽强地发奋自学。有一次，他发现苏家驹教授关于五次代数方程求解的一篇论文中有误：一个十二阶行列式的值算得不对，于是他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和看法写成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文章，投寄给上海《科学》杂志社。1930年，此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这时华罗庚年仅20岁。就是这篇论文，完全改变了华罗庚以后的生活道路。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到了这篇论文后，大为赞赏。到处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大家都说不知道。碰巧数学系有位教员名叫唐培经，知道华罗庚这个人。他告诉熊庆来，说华罗庚并不是什么大学教授，而只是一个自学青年。熊庆来爱才心切，并不在乎学历，当即托唐培经邀请华罗庚来清华大学工作。1931年，唐培经拿着华罗庚寄来的照片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去接由金坛北上的华罗庚。华罗庚，这位未来的大数学家，当时就是这样拖着残腿、柱着拐仗走进了清华园。起初，他在数学系当助理员，经管收发信函兼打字，并保管图书资料。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熊庆来还让他经常跟学生一道去教室听课。勤奋好学的华罗庚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学完了，学问大有长进。熊庆来对这位年轻人十分器重，有时碰到了复杂的计算也会大声喊道：“华罗庚，过来一下，帮我算算这道题！”两年后，华罗庚被破格提升为助教，继而升为讲师。后来，熊庆来又选送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8年，华罗庚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年仅28岁。华罗庚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数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著有论文二百余篇、专著十本，成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法国南锡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他的名字已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一宋尼博物馆，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八十八个数学伟人之一。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杨光荣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鸿祯院士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1916 年 11 月 17 日生于山东省苍山县卞庄。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39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1947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兼副院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民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会副主席。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名誉资深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国地质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领域包括古生物学、地层学、古地理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地质学史。主要研究成果是: 在地层古生物和古地理方面，建立了四射珊瑚的系统分类和演化阶段; 提出了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地层分类观点，将沉积相与构造背景相结合，区别不同的古地理格局与古构造的框架，出版了 《中国古地理图集》; 区分了中国盆地的不同类型及其构造发展特征; 提出了层序地层的分类级别体系及其与天文周期之间的可能联系; 在大地构造和全球构造方面，提出了构造名词体系和中国及全球的构造单元和构造阶段的划分，提出了以泛大陆为准的大陆聚散周期的认识和地球史上不同类型和级别的节律及其可能的天文控制因素; 进行了全球古大陆再造研究，由此形成了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 在地质学历史方面，提出以学科史和学科思想史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求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发表论文 240 余篇，出版专著、文集、图集和教材等 20 余种，曾获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 集体，1982) ; 第三届、第五届二等奖 ( 1987，1991) ，首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材特等奖 ( 1988) ，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4) 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 ( 1996) 。王鸿祯能够取得以上成就，是和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和特有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
一、充实底蕴、拓宽基础
王鸿祯生于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家庭。父亲是前清末科秀才，工书法，喜文辞，曾就读于济南政法学堂。他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文字训练。1925 年因家乡战乱，到外地读书，1927 年读完小学，次年还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不少古典小说，接触到 《中山全集》等书籍。1929 年考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适值新任校长徐眉生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革新，使王鸿祯得以广涉博读文史、自然书籍，参与多种社团活动，扩展了志趣，增长了才干。
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校内进步学生受到迫害，徐校长离职，王鸿祯随其兄赴北平读了一段中学，因而有机会杂学旁搜，充实了一些文史和外文知识; 读了当时流行的《独立评论》等杂志，慕胡适、丁文江之为人，萌生了 “科学救国”之念。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有幸听到葛利普教授最后一次讲授 《地史学》，又读了他的 《地史学教程》名著，对地质科学的全球性和历史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接触到学术活动的气氛。1938 年他随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到昆明，途中得到袁复礼教授的指点，增强了观察地质现象的兴趣，也初步感受到了曾昭抡、闻一多等同行教授的大家风范。自 1938 ～1939 年间他在西南联大听孙云铸教授讲课，经常听到一些地层古生物名家的研究途径，有所领悟。王鸿祯利用 1938 年暑假，随地质调查所边兆祥等到野外系统实践 5 万分之一地质填图和万分之一地质地形测绘方法，得到较正规的训练，他还努力提高外文水平，阅读德文经典教材名著，撰写外文杂志中有关大地构造论文的述评，在 《地质论评》发表。
王鸿祯 1939 年毕业留校任教，作孙云铸教授的助教和助手。实际上在毕业之前，他已协助孙先生编辑出刊 《北京大学 40 周年纪念文集》地质卷。其后数年，他为了教学需要，系统整理购自国外的成套教学标本和初步鉴定从国内采集的化石标本; 广泛阅读中国地质文献，钻研欧美名家的经典著作。1940 年他短期参加谢家荣教授主持的叙昆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从编译资料到制定规划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受到教育和锻炼。在这一时期，他的专业研究以珊瑚古生物和古生代断代地层为主，也涉及小比例尺路线地质和区域构造。他 1943 年发表的滇西 50 万分之一铁路沿线地质论文就曾为黄汲清在其 1945 年巨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引用。在从教期间，王鸿祯一方面在 《中国地质学会志》、《科学记录》等杂志发表地层古生物论文，一方面协助孙先生的系务工作和组织中国地质学会的学术活动，由此逐步认识到搜集资料、掌握文献的重要性，也初步体会到以正确的观点方法统率资料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利用西南联大的优越条件，旁听文史课程，拓宽了知识基础，增加了自己的一般学术素养。
二、扩展视野、锐意创新
1943 年，孙云铸、袁复礼教授就推荐王鸿祯赴美深造，1944 年获得耶鲁大学首届奖学金，但未能成行。1945 年考取英国文化协会提供的赴英研究生，开始了国外两年的留学生涯。
在剑桥，他的导师是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 O. M. B. Bulman，研究笔石和哺乳类，以思想缜密和系统见长。王鸿祯同他谈了以四射珊瑚为主的研究计划，介绍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立即建议走访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珊瑚名家 Stanley Smith 和伦敦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H. D. Thomas，同时及时地为他申请了各项减免程序，以缩短他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经过同 Thomas 的商讨和材料展示，确定了以研究现代珊瑚骨骼组成单元，从而建立四射珊瑚全新分类的研究途径。此后，他充分使用了自国内带来的和剑桥 Sedgwick 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地质博物馆调查所所存的丰富薄片资料，利用馆藏期刊文献特别丰富的剑桥哲学图书馆，在已有主导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查证和重新解释了珊瑚骨骼的微细构造，确定了 “属”一级的定义并试行建立较高级别的分类体系。所用手段只是双目偏光镜和同步描绘器。这时，他早年取得的绘画和目测技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走访和观察了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地质调查分所的薄片资料和向几位欧美同行通信求教后，于 1947 年 4 月写成了论文文稿，并利用他已有的全球构造轮廓知识，引入了演化阶段和时空分布的见解，使论文既有概念方法上的创新，又有学科内容较广的特征，具备了当时古生物研究的先进水平，得到导师的赞许。5 月间游欧回来，通过了口试，及时参加了当月举行的授予学位典礼。
王鸿祯初到英国，就购读了李四光的 《中国地质学》 ( 1939) ，1946 年初，又在系图书馆见到黄汉清的 《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 ( 1945) 专著，并细读了这两部经典之作，当时他特别注意在构造上有关大陆漂移的争论，也接触到了当时有关花岗岩生成的著名话题。此外，他选修了 M. Black 的沉积学及实验课，也读了德国学者有关欧洲构造发展阶段的论述。在 20 世纪 30 ～40 年代，剑桥有几位年轻的地层古生物学者陆续当选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并同剑桥的岩矿、结晶、地理和气象学者们形成了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群体，到40 年代中期还保存着这方面的流风余韵。王鸿祯受其启发，初步形成了以地层、古生物、沉积和区域构造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
1947 年 5 月，王鸿祯随同由 Woodward 讲座教授 W. B. R. King 法国 Lille 大学教授 P.Pruvost 为首组成的剑桥地质实习团到法比交境和法国西北海岸考察，凭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还写诗留念。其后又到巴黎，分别访问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中国科技史大家李约瑟和对中国地质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学思想家德日进神甫，并向他们致敬。8 月间，他访问了英国几所大学地质系，在布里斯托尔见到 Bulman 挚友W. F. Whittard，谈到北大地质系的战时损失，慷慨赠予全套 《英国古生物志》、 《地质学杂志》和 《英国地质学会志》等大量宝贵文献，并无偿装箱启运，及时到达了北平，情谊可感。他在访问了解了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大学地质系的教学状况后，到著名的湖区度假，并吟诗作画留念。
王鸿祯得到北京大学的资助，于 9 月份赴美访问，同船的有牛津的闵嗣鹤。按预定计划在美访问了哈佛等校的地质系，在耶鲁，他向 C. O. Dunbar 当面致了谢意和歉意，并向已故的 Ch. Schuchert 教授致敬。他在耶鲁、俄亥俄和堪萨斯三校作了有关珊瑚研究的学术交流，见到曾寄赠他珊瑚标本的 J. M. Wells。他还在华盛顿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做了短期工作，参观了纽约自然史博物馆。作为葛利普教授的最后一班学生，他还向私淑于葛氏的R. R. Shrock 和 J. M. Wells 等介绍了葛氏对中国地质界的巨大贡献。美国之行还使王鸿祯有幸见到地质古生物界前辈、斯坦福大学的 Bailey Willis 和纽约的 G. G. Simpson，这也开启了他对地质学史和地质名家的兴趣。
三、教书育人、厚积薄发
王鸿祯从未离开教学岗位，也从未放弃科研机会。但他全力投入教学的时期是从1947 年回国到 60 年代十年动乱之前。他在青年时期从学任教，形成了思路清晰、语言简洁和文风简约的习惯。1952 年后学习苏联，其教学法部分虽然流于烦琐，却也使他把讲课当做一门艺术和享受。几十年前听过他讲课的人们至今还乐道当时获得的深刻印象。他投身教学，从教学计划制订到教材和实习基地建设是全方位的，他兼采西方与苏欧教材之长，使用中国资料写成出版了 《地史学教程》，建立了唐山地区二年级填图实习基地。
王鸿祯在高等地质教育方面，一向重视基础，重视理科地质教育。1956 年他主持制订的地质类教学计划尽量强调了地质基础的重要性，并曾建议恢复理科地质专业。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身体力行。他一再号召年轻教师培养广泛兴趣，结合教学设备，开展初步的科研锻炼。在制订科研规划时，建议将高级教材列入科研规划。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王鸿祯参加了对 《实践论》 和 《矛盾论》 的学习，听了辅导报告，还参加了由北京市委大学部组织的业余学习小组，接触到关于主要矛盾、事物的量变与质变以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前进性等概念，他初步把这些概念用于教学和教材，提出了地质发展阶段性和不可逆性的论点，也进一步明确了以历史构造为中心，以古生物地层和沉积古地理为内容的学术研究途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努力倡导拓宽专业，反复提倡加强专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同时，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尽力争取国际渠道的资金支持。他十分重视师友之间的团结，呼吁不同年龄段的几代学人要真诚合作，互谅互让，年长的一代要做到胸怀广阔，树德立言; 中年一代要做到勤于奉献，勇于开拓; 青年一代要做到锐意创新，敬业求实。20余年来，共指导硕士研究生 19 人、多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23 人、博士后 5 人。
四、协作开拓、更探前缘
王鸿祯在十年动乱之后于 1972 年后重回业务岗位，参与当时提倡的总结性编图及地层资料整理工作，他利用馆藏丰富的地质图书馆查阅资料，对不同比例尺的图件编制和不同地区的地层规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自己也增加了知识，得到了锻炼。
他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和思考，对地质科研的性质积累了一些认识，认为地质作用和现象是地球多圈层、多阶段相互作用和复合，以及与有关空间星体相互影响的综合表现。因而需要组织较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他还强调了扩展时空视野的必要，认为有些地质作用和过程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往往是现象隐蔽了本质，复杂性掩盖了某些规律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复杂性，通过系统的观察思维和综合的分析研究形成创新认识的一个过程。
他组织的较大科研项目是在构造古地理编图和地层专题方面，具有多学科和不同单位协作的特点。他认为这类工作中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明确的学术思想和参与者的基本共识，而在学术思想上，应力求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方法为指导。王鸿祯认为地球科学的时空应建立在时间的连续与不连续和空间的均一与不均一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上。事物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分异的相对均一度为准，而高度均一性往往见于历史悠久的固结基底。因而他的构造划分在构造活动论的前提下，特别重视前寒武纪阶段形成的变质基底。这种思想也体现了时空的密切结合和统一考虑。
其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通力协作也是关键所在。王鸿祯十分珍视人际关系的团结，特别重视发挥青年人思路敏捷、勇于开拓的精神和优势，认为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应当肯定主流，不拘小节，既要放手，又要引导，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宽容对待，使他们既能敬业求实，又敢于锐意创新。他也极为重视在项目实施中勤俭治学，保持投入与产出高效率的特色和学风。
以 20 世纪 80 年代王鸿祯领导的古地理编图项目为例，他认为小比例尺古地理图研究编制的主要前提是区域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地层、古生物、沉积、构造、岩浆岩以及第四纪地质等学科的结合，而在这些学科中，又要分清主次，突出主要矛盾。例如地质构造在地质作用和现象中，既是综合表现，又是主导因素，起到质的规定性作用。在构造性质的活动与稳定两者的矛盾中，活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在图例编订中，首先突出了沉积( 火山) 组合的活动程度。在构造单元、生物区系和盆地类型的划分中都体现了以构造为主导的学术思想。因此，他领导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影响。台湾省著名学者访问中国地质大学时，校长将 《中国岩相古地理图集》作为礼品送他，他激动地说: “这是我在台湾时千方百计地想得到的一本著作，今天得到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王鸿祯长期从事地史地层学的研究和教学，他关心的是这个基础学科中对地质图等地质基本工作起着长期作用的，如统一地层表和地层规范等根本文件的建立问题。他在国内和国际学术活动中经常注意和参与这些方面，并予以及时的报道。他认为地层分类和地层界线等问题既有理论意义，更具应用价值。他反对地层分类中以年代地层单位为准的单一分类法，同意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曾使美国地层学的发展停滞了几十年的评估，但他也不同意等量齐观的多重地层分类，而是将理论分析同实践需求结合考虑，强调等时性与区域分异性的并重和联系，提出以年代地层和岩石地层为主的分类意见。他对近年在地层界线和统一年代地层表建立上的主流学说———全球标准剖面及点和程序方法，持有保留意见，并从物质性和实践性两方面指出了这个方法的欠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组织的层序地层专题研究中强调综合地层学和新一代地层表的探讨，就是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提出的中长期目标。
在这一时期王鸿祯还应用了电镜扫描新技术继续和深入了对珊瑚骨骼的研究，在早年的基础和多年的持续搜求中取得了较全面的分类演化和生物古地理成果，这也使他早年的假说基本上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这个过程引起了他的一些感想和思考。他的珊瑚论文于1950 年在伦敦皇家学会 《哲学丛刊》 发表后，50 年代中至 60 年代初，美国、苏联以及法国的古生物专集珊瑚卷都有介绍，但都不承认他提出的两类骨骼构造单元的原生性质，而这正是他的分类基础的核心部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电镜扫描技术出现，他和助手及时得出了大量数据，说明这种结构不独为珊瑚纲所共有，也有可能是低等无脊椎动物骨骼的常见现象。这个过程说明技术进步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作用，也说明任何创新都会遇到传统观点的抵制，需要长期努力，取得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
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早在学生时代，王鸿祯就得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李四光、葛利普、孙云铸、谢家荣、杨钟健等先生的教诲，后来又在教学工作和学会工作中长期同许多地质前辈共事。因此，他较早地了解了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历史，十分敬佩地质界前辈为发展地质科学和中国地质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86 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会长，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和同事们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协作，他主持编写了英文 “中国地质简史”，在第 28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散发 ( 1989) ，同时争取实现了1990 年在北京组织召开第 15 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他还主编了 《东西方地质学术思想的交流》( 英文，1991) 、 《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 ( 1992) 、 《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 英文，1996) ，及 《比较行星学、地质教育和地质学史》 ( 英文，1997) 等英文专著和文集，多次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展出和交流，受到普遍的好评。1990 年王鸿祯当选国际地科联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十余年间，为中外地质科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二个方面是倡导和遵从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信念，重视地质人物的研究，从 1987 年起陆续举行了对丁文江、章鸿钊及其他知名学者的纪念活动，主编了 《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 1990) 、《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995) 等专著和文集，体现了对中外前辈大师等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他对学史研究所做的第三个方面是密切配合现代的地学科研和教学，研究中国地质学科发展史和探讨学科思想史。王鸿祯一贯主张: “既要弘扬中国古代地学思想，更要研究近现代学说和学术思想史，探讨学术发展史的独特规律，追溯学术上的本末和渊源，评估得失，做到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除了上述学科史专著外，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他又主编出版了 《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文集，由 50 多位各地质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这部约 50 万字的学科史专著，对我国地质学主要分科的研究成果、研究经验和学科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评述和展望，受到广泛的好评。现在王鸿祯院士已届 90 高龄，思路依然清晰，兴趣仍然广泛。近年来还发表了专题论文，也有些诗作题句，记事述怀，是一位好学多思、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良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年是王先生 90 华诞，敬祝王鸿祯院士身心永健，睿思长青。
杨伟院士发表的文章大约有300多篇，其中包括科技论文、学术论文、书籍等。
颜德岳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微波和天线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培养了很多著名的学生，其中包括：1. 朱小燕，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南京邮电大学校长；2. 张江涛，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3. 程茂华，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4. 宋志平，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南京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以上仅是其中的几位，颜德岳院士的学生还有很多其他杰出的人才。
罗德平院士去河南是为了推动科研和教育的进步。根据查询相关公开资料信息显示，河南工业大学聘请了新加坡国家科学院院士、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罗德平教授全职加入河工大，推动该校的教学和科研的进步。罗德平是国际上著名的化学家，主要的科研方向是绿色化学。不对称有机合成反应。生物质分子的有机转化。有机合成化学新反应、新概念的研究。具有生物活性的复杂天然产物和人工分子的合成研究。其团队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300多篇。在生化制药方向取得了很多科研成果。
颜德岳院士有一些得意的学生，包括李玉、刘明泰、黄登峰和宋星宇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为推动国家科学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材料成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群逝世！我知道他的事迹有数字化材料的创新和运用，还有参与模具技术相关实验研发等。
7月25日上午，上新留学安排学生来到位于延庆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一周的实地学习和科研。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始建于1975年，时为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1986年与中国科学院生态学研究中心合并，建立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性研究机构。01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6个所级实验室及若干支撑服务系统平台。其中二恶英实验室为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实验室、水质分析实验室为计量认证实验室。生态环境中心是农业部批准的农药登记残留试验认证单位之一。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6年，其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系统生态重点实验室。实验室面向国际生态学前沿和国家生态安全需求，以城市与区域生态系统为对象，以生态学为基础，兼融环境学、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开展人类活动胁迫下的生态系统演变机理及其调控机制研究，发展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为解决我国重要生态环境问题、促进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实验室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著名的城市与区域生态学创新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114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名，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名，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1名，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1名，研究员39名，副研究员31名，高级工程师3名。实验室设置5个研究团队20个研究组：（1）城市生态系统过程与调控；（2）区域生态系统过程与调控；（3）景观格局-过程与生态恢复；（4）环境胁迫与生态系统响应；（5）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自实验室成立以来，作为主要研究机构参与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及《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等国内外重要报告的撰写；荣获各种科技奖励37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28项；发表论文2000多篇，出版专著100多部。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等300多人。上新留学此次安排学生进入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学习和科研的项目是：模拟和监测大气污染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学生可以在实验室里亲手操作实验设备，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指定的科研任务，积累科研经验，这对于学生以后从事环境科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02中科院的研究性学习机会看完了上面的介绍，你是不是也想参与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项目呢？心动不如行动，赶快加入我们的科研中来吧！
个人简介： Edward H. Sargent，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副校长、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是多伦多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他是加拿大纳米技术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是胶体量子点光探测领域的开拓者，也是量子点PN结太阳能电池的发明者和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并通过所领导团队的努力，每年都在刷新纪录。迄今为止，已在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团队已经发表超过300篇论文，论文被引用超过20000次，H因子72。
团队合照
接下来，我列举了Edward H. Sargent教授近期发表在Nature/Science系列期刊的工作！希望借此机会向大佬学习一下！
通过将二氧化碳电化学还原为化学原料，如乙烯，可同时达到二氧化碳减排和生产可再生能源的目的，目前，Cu是CO2RR的主要电催化剂。然而，迄今为止所达到的能源效率和生产率(目前的密度)仍然低于以工业生产乙烯所需的值。
鉴于此，卡内基梅隆大学的Zachary Ulissi、多伦多大学的Edward H. Sargent等人通过密度泛函理论计算结合主动机器学习来识别，描述了Cu-Al电催化剂能有效地将二氧化碳还原为乙烯，具有迄今为止所报道的最高的法拉第效率。与纯铜相比，在电流密度为400mA/cm2下Cu-Al电催化剂的法拉第效率超过了80%，以及在150mA/cm2下，在其阴极乙烯的能量转换效率则达到了~55%。理论计算表明，铜铝合金具有多个活性位点、表面定向和最佳CO结合能，有利于高效的、高选择性地还原CO2。
此外，原位X射线吸收光谱表明，铜和铝能够形成良好的铜配位环境，从而增强C-C二聚作用。这些发现说明了计算和机器学习在指导多金属系统的实验 探索 方面的价值，这些系统超越了传统的单金属电催化剂的局限性。
Accelerated discovery of CO2 electrocatalysts using active machine learning,
电解二氧化碳电还原反应(CO2RR)可用于绿色生产乙醇，然而，该反应的法拉第效率目前仍然不高，特别是在总电流密度超过10mA cm−2下。
鉴于此，多伦多大学的Edward H. Sargent团队报道了一类催化剂，其产乙醇的法拉第效率高达52.1%，阴极能量转化效率为31%。作者发现通过抑制中间体HOCCH*的脱氧作用，可以降低乙烯的选择性，促进乙醇生产。密度泛函理论(DFT)计算表明，由于封闭的N-C层具有很强的供电子能力，在Cu表面涂覆一层氮掺杂碳(N-C)可以促进C-C耦合，抑制HOCCH*中碳氧键的断裂，从而提高CO2RR中乙醇的选择性。
Efficient electrically powered CO2-to-ethanol via suppression of deoxygenation,
堆叠具有较小带隙的太阳能电池形成双结膜，为克服单结光伏电池的Shockley-Queisser极限提供了可能。随着溶液处理钙钛矿的快速发展，有望将钙钛矿的单结效率提高>20％。然而，这一工艺仍未实现与行业相关的纹理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进行整体集成。
来自多伦多大学的Edward H. Sargent 和阿卜杜拉国王 科技 大学的Stefaan De Wolf团队，报道了将溶液处理的微米级钙钛矿顶部电池与完全纹理化的硅异质结底部电池相结合，进行集成双叠层电池的方法。为解决微米级钙钛矿中电荷收集的难点，作者将硅锥体底部的耗尽宽度提高了三倍。此外，通过在钙钛矿表面固定一种自限型钝化剂(1-丁硫醇)，增加了扩散长度且进一步抑制了相偏析。这些多方位的结构改善，使钙钛矿—硅串联太阳能电池的整体效率达到了25.7％。在85°C下进行400小时的热稳定性测试，以及在40°C、在最大功率点下工作400小时后，发现其性能衰减可忽略不计。
Efficient tandem solar cells with solution-processed perovskite on textured crystalline silicon,
由可再生电力驱动的电化学二氧化碳还原反应(CO2RR)，为燃料和化学原料的生产与循环利用提供了一条可观的能源储存途径，然而，目前在改进用于高选择性碳氢化合物生产的电合成途径方面仍存在挑战。为了进一步提高催化作用，非均相方法和均相方法之间的协同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与异质活性位点相邻的有机分子或金属配合物的相互作用，可用于调节反应中间体的稳定性，从而增加法拉第效率(产品选择性)，提高催化性能，并降低反应过电位。
在这里，作者首先讨论了四类分子强化策略：①分子加成修饰的多相催化剂、②有机金属络合物催化剂、③网状催化剂和④无金属聚合物催化剂。作者介绍了目前在分子策略方面的挑战，并描述了电催化CO2RR产多碳产品的前景。这些策略为电催化CO2RR提供了潜在的途径，以解决催化剂活性、选择性和稳定性的挑战，进一步发展CO2RR。
Molecular enhancement of heterogeneous CO2 reduction,
目前通过优化钙钛矿的组成经过组合优化，在最先进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通常含有六种成分(AxByC1−x−yPbXzY3−z)。关于每个组成部分的精确作用仍然存在许多不清晰，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钙钛矿材料中不同组分对晶体结构、性能的影响关系，对于制备新型的高性能钙钛矿材料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鉴于此，多伦多大学的Edward H. Sargent与麻省理工学院的William A. Tisdale等人利用瞬态光致发光显微镜(TPLM)，并结合理论计算，探究了钙钛矿材料中组分—结构—性能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单晶钙钛矿材料内部载流子的扩散率与结构组成无关；而对于多晶钙钛矿，不同的成分对载体扩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CsMAFA型钙钛矿相比，不含MA的CsFA型钙钛矿载流子扩散率要低一个数量级。
元素组成研究表明，CsFA颗粒呈级配组成。在垂直载流子输运和表面电位研究中可以看到，CsFA型钙钛矿由于其非均匀结晶，从而引起晶粒的元素分布不一致，形成了不利于载流子扩散的“壳核结构”。而掺入MA可以有效改善颗粒成分的均匀性，在CsMAFA薄膜中产生了高的扩散系数。
Multi-cation perovskites prevent carrier reflection from grain surfaces, /10.1038/s41563-019-0602-2
电解二氧化碳还原(CO2RR)转化为有价值的燃料和原料，为这类温室气体的利用提供了一条有吸引力的途径。然而，在这类电解装置内，往往是由有限的气体通过液体电解质扩散到催化剂的表面，电解效率仍然不高。
鉴于此，多伦多大学的David Sinton和Edward H. Sargent等人提出了一种催化剂：离聚物本体异质结结构(CIBH)，可用于分离气体、以及离子和电子的传输。CIBH由金属和具有疏水和亲水功能的超细离子层组成，可将气体和离子的输运范围从数十纳米扩展到微米级。采用这种设计策略，作者实现了在7 M KOH电解液中，以铜为催化剂进行电还原CO2，在阴极法拉第效率为45%下，产乙烯的偏电流密度高达1.3A cm-2。
CO2 electrolysis to multicarbon products at activities greater than 1 A cm−2,
手性材料在推动生物标记、手性分析和检测、对映异构体选择性分离、偏振相关光子学和光电子学应用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维半导体的区域选择性磁化可以实现室温下的各向异性磁性，以及自旋极化——这是自旋电子学和量子计算技术所必需的特性。
鉴于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唐智勇研究员课题组、多伦多大学Edward Sargent教授团队等人利用局域磁场调控电偶极矩与磁偶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成功合成了一类新型手性无机纳米材料。
利用这一策略，作者将具有不同晶格、化学成分和磁性能的材料，即一个磁性成分(Fe3O4)和一系列半导体纳米棒结合在一起，在特定的位置吸收紫外线和可见光谱。由此产生的异质纳米棒表现出由特定位置磁场诱导的光学活性。本文提出的区域选择性磁化策略为设计手性和自旋电子学的光学活性纳米材料提供了一条途径。
Regioselective magnetization in semiconducting nanorods,
电催化CO2还原反应(CO2RR)为温室气体的利用、化学燃料的生产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碳中性的方法。然而，从CO2RR高选择性地生产C2产品(例如乙烯)仍然是一个挑战。
鉴于此，多伦多大学Edward H. Sargent教授、加州理工学院Theodor Agapie教授、Jonas C. Peters教授等人提出了一种分子调控策略，用有机分子使电催化剂表面功能化，用于稳定反应中间产物，使CO2RR高选择性地产乙烯。
通过电化学、操作/原位光谱和计算研究，研究了通过芳基吡啶的电二聚作用衍生的分子库对Cu的影响。结果发现，粘附分子提高了CO中间体的稳定性，有利于进一步还原成乙烯。在中性介质的液流电池中，在偏电流密度为230 mA cm-2下，电催化CO2RR产乙烯的法拉第效率高达72%。
Molecular tuning of CO2-to-ethylene con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