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科是医疗机构的一个诊疗科目,妇科是妇产科的一个分支专业,是以诊疗女性妇科病为诊疗的专业科室。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妇科中医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妇科中医论文篇1 浅析中医治疗妇科疾病用药特点 [摘要]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妇科疾病的发病率成逐年上升趋势。中医在妇科疾病的治疗中已经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妇科疾病的特点，其辨证用药具有独具一格的特色，该文按照妇科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杂病的顺序，结合古今文献的论述及名老中医治疗妇科病的经验体悟，举例说明中医在治疗妇科疾病时选药关键之处，启示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选择恰当的中药是获得疗效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整理分析治疗经、带、胎、产、杂疾病的用药特点，可以帮助了解妇科病各个时期病症的特点，提升运用中药的能力，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医;妇科疾病;治疗;用药特点 中医在治疗妇科疾病上拥有独特的优势，运用中医理论辨证施治是其关键之处，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中药则更为重要，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本文按照妇科经、带、胎、产、杂病的顺序，分析中医治疗妇科病时的用药特点。由于历代医家用药经验众多，且各具特色，因此只能抽取其中一小部分浅谈，希望能为临床治疗提供启迪。 1 妇科疾病概述 中医妇科根据女性月经、带下、妊娠、产育、哺乳的生理现象，将妇科疾病分为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五类。其中“月经病”是指月经周期、经期、经量、经色、经质发生异常，或伴随月经周期、或在经断前后出现明显不适症状为特征的疾病;“带下病”指带下量明显增多，色、质、味异常或伴全身、局部症状者;“妊娠病”是指妊娠期间，发生与妊娠有关的疾病，又叫“胎前病”;“产后病”指产妇在新产后或产褥期发生与分娩或产褥有关的疾病;除经、带、胎、产疾病以外，各种与妇科解剖、生理、病理密切相关的疾病，统称为“杂病”，本文主要论述瘕、不孕症。瘕指妇女下腹胞中结块，伴有或胀、或痛、或异常出血者。不孕症是指有正常性生活，未避孕一年未妊娠者。 2 浅谈用药特点 2.1 月经病 月经病的发病居于妇科疾病之首，在治疗用药方面，古代文献记载颇多，如《校注妇人良方・调经门》有“经行之际，禁用苦寒辛散之药”的告诫;《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门》有“调经不宜过用寒凉药论”及“调经不宜过用大辛热药论”的专论。 月经病种类较多，如月经先期、月经过多、崩漏、痛经、闭经等，治疗时根据“经前勿乱补，经后勿乱攻”的原则选择药物。如在行经期间，多采用活血通经、乘势利导的药物，以促进经血排出，如当归、川芎、桃仁、红花之类，但应注意月经过多者慎用红花、丹参等活血化瘀功效较强的药物，以免引起阴道出血过多。 可以选用夏枯草[1]，独降肝火，避免因经期阴血下聚胞宫，肝失所藏，疏泄不利;蒲黄，生用活血，助益母草收缩子宫之力，又能利尿消水，缓解经期水肿;炒用则祛瘀止血，以防行血活血太过，血不归经;病在冲任者[2]，用血肉有情之品直入冲任，峻补气血阴阳，补益阴精常用炙龟板、炙鳖甲，温补肾阳多用鹿角胶或鹿角霜，滋养阴血则以紫河车、阿胶为主。经后期，多用滋养肝肾之品，如白芍、熟地、山茱萸、山药、茯苓、丹参等。经前期则常用柴胡、郁金、橘叶、合欢皮疏肝理气，调畅情志。但应注意柴胡用量，柴胡虽有疏肝之效，但是如若疏肝太过，则会引动相火，伤及阴津，患者表现为耳鸣、头胀头痛，自觉有热气从尾椎循后脊向上到大椎，后分散为两股从凤池处入脑，脑鸣甚，心中烦躁[3]。 月经稀发者多属脾虚湿盛者，选择桑白皮、威灵仙、冬瓜皮、生苡仁可健脾祛湿，痛经者多为肾阳亏虚，不通则痛，采用生麻黄、桂枝、吴茱萸、干姜、肉桂等到达温阳行气止痛之效，阴道出血淋漓不尽者可选用侧柏叶、蒲黄炭、海螵蛸参、三七等止血药，对于长期阴道不规则出血而致气血亏虚者，可加入人参、炒白术等补气药，但为防止人参温燥之性，常配麦冬、沙参等甘寒滋润之品。 治疗月经病，应注意以“调”、“和”为主。不宜过用辛温燥烈之品，以免耗血伤阴，宜选择黄芪、淫羊藿、巴戟天、续断、菟丝子较平和之品;亦不可过用寒凉，如阴虚火旺者，常用炒黄柏、白薇之类，恐“热邪虽除，火退寒生，瘀血滞留”;且不可过用破血药，行瘀忌过于攻伐，以免太过耗气伤血伤正，宜益母草、泽兰之类;不宜理气过于香窜，以免劫阴耗气，可用玫瑰花、枳壳、青皮、陈皮、佛手等轻灵之品[4]。 2.2 带下病 带下病用药，《素问玄机原病式》主张用辛、苦、寒药按法治之，使郁结开通，热去燥结而愈，不可用辛热药。《丹溪心法》提出，治法以燥湿为先，湿痰下注者采用升提为主。薛立斋主张用健脾升阳止带为主。 《傅青主女科・带下篇》指出“带下俱是湿证”，因此辩证治疗多从湿论治，临床常用完带汤、易黄汤、四妙散之类清热健脾除湿止带的方剂。但完带汤对于脾虚湿盛症情较轻者疗效确切，对劳倦过度、中气下陷者则力有不逮，可改用益气聪明汤治疗。对于湿热内蕴，兼有阴虚内热者，可用四妙丸合青蒿鳖甲汤治疗，将苍术易以白术，燥性大减，且白术多脂，无伤阴之弊。二方合用，以清、透为主，滋阴而不腻，化湿而不伤阴，使湿热除而阴虚复[5]。由于带下病与湿关系密切，因此考虑到白芍养阴助湿，故多不用，而用白芷燥湿止带，兼以止痛。有医家总结到[6]：治疗带下病，祛湿药多用、苦寒药慎用、滋阴药少用、辛热药不用。 除了内服用药外，使用中药熏洗，借助药物的挥发作用，疗效亦佳。常用外洗药为蛇床子、苦参、黄柏、蒲公英、百部、枯矾、花椒等，伴阴道干涩者减枯矾加马鞭草、丹参、甘草;外阴白色病变者减枯矾加姜黄、补骨脂;有皲裂破溃者减花椒加乌梅、诃子，并用蛋黄油外涂[7]。 2.3 妊娠病 妊娠期间用药，凡峻下、滑利、祛瘀、破血、耗气、散气以及一切有毒药品，都宜慎用或禁用，因为可能对孕妇的健康及胎儿的发育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甚至会引起堕胎、小产或胎儿畸形，因此，重视妊娠病用药意义重大。 《妇人大全良方》指出：“妊娠用药，宜清凉，不可轻用桂枝、半夏、桃仁、芒硝等类。凡用药，病情退则止，不可尽剂，此为大法”。关于用药原则，《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曰：“胎前清热养血为主，理脾疏气是为兼，三禁汗下利小便，随症虚实寒热看。” 自古有“胎前宜凉”的说法，因此妊娠早期一般以清热理脾安胎为主，多用黄芩、白术、栀子;中晚期则重滋阴安胎，多用白芍、熟地、山茱萸、枸杞子。用药虽以益阴敛阴药物为主，但不能选用过分苦寒或有走下作用的药物，如寒水石、黄柏、泽泻等，防止过分苦寒伤阴，导致胎元不固;另外，清热之品应选择性味较为平稳的药物，以免过分寒凉影响胎儿的发育，常用金银花、黄芩、青蒿等;不宜用当归、川芎等辛温“走而不守”之品。考虑早孕期妊娠反应的问题，慎用过分滋腻的药物，如大枣、白芍等，以防碍胃[8]。 对于兼症，如大便秘结者，可用山药、生地黄、肉苁蓉等滋补肾精，润肠通便之品，慎用茯苓、泽泻等渗利之药;夜尿频者，可用覆盆子、益智仁;腰痛者，常加杜仲、黄精、狗脊等。对于母儿血型不合者，常用茵陈降低其抗体效价，疗效甚佳。 对于妊娠禁忌药，如半夏、莪术、牛膝、水蛭、甘遂、芫花、蜈蚣、全蝎等，治疗时应慎用或禁用，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亦可适当选用，即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但用药时应注意[9]：宜选择作用和缓之品如柴胡、苏梗、大腹皮、枳壳、香附、桃仁、丹皮、丹参、当归、川芎、五灵脂、益母草等;应适当配伍养血安胎药如阿胶、桑寄生、何首乌等;严格掌握剂量，“衰其大半而止“，以免动胎伤胎。如妊娠浮肿者，宜选择皮类利水药，如茯苓、扁豆、桑白皮、大腹皮等。 2.4 产后病 尽管目前尚无中药能否进入乳汁的文献资料，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应假定药物能通过血乳屏障转运到乳汁为乳儿所吸收，因此凡大辛大热、大苦大寒、大滋大补、峻下滑利、破血耗气、回乳与影响乳汁分泌及有毒之品，均应禁用或慎用。如应用番泻叶、大黄等药性寒凉的泻药时应停止哺乳，以免药物成分进入乳汁造成乳儿腹泻。应用中药治疗期间，乳母应在哺乳后立即服用药物，以使下一次哺乳时药物浓度尽可能低一些[10]。 关于产后用药，前人提出“三禁”：禁大汗以防亡阳，禁峻下以防亡阴，禁通利小便以防亡津液。即解表不可过于发汗，攻里不可过于削伐，清热慎用芩连，温里慎用附桂，产后胃气虚弱，加之需要哺乳，消导之品既重伤胃气，又使乳汁减少，故不可重用，如三棱、莪术、麦芽、神曲之类尤当慎之[11]。如产后缺乳者，可加入漏芦、通草、王不留行、路路通等行气通络药，与猪蹄并煎，起到通络增乳之效。 2.5 杂病 2.5.1 瘕 《济阴纲目》中记载：“善治瘕者，调其气而破其血，消其食而豁其痰，衰其大半而止，不可猛攻峻施，以伤正气”。 《医学衷中参西录》[12]指出：“三棱、莪术、水蛭，皆为消瘕专药”，并用人参、黄芪等诸药保护气血，使瘀血去而气血不至伤损。除应用活血化瘀药外，可配伍祛痰散结类药物，如浙贝母、鸡内金等，正如李东垣所说“善治瘕者，调其气而破其血，消其食而豁其痰”。加上橘核、荔枝核等行气散结之药，使气血畅通，结消散。此外，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经前顺其疏泄之性，加入香附、郁金等药加强疏肝之力，经后则顺其充盈之性促进血海之充盈，通过补益肝肾，适当配合理气化瘀药，如熟地黄、山药、山萸肉、菟丝子、金樱子等[13]。 2.5.2 不孕症 不孕症的治疗一般采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理念，在明确西医诊断的基础上，根据脏腑、气虚、经络等辨证分型治疗。 排卵障碍性不孕者，常在经后期以补肾药为主，如紫河车、鹿角胶等，配合赤芍、丹参活血化瘀，促进卵泡发育、成熟，排卵期则在补肾药的前提下，加重行气活血药的应用，如泽兰、益母草、蒲黄、川牛膝等。若兼有气郁，加柴胡、郁金、香附、乌药;血瘀重者，白芍改为赤芍，加川牛膝、益母草、泽兰、水蛭、土鳖虫;血虚有寒者，加肉桂、吴茱萸;血虚有热者，熟地易为生地，加黄芩、牡丹皮[14]。 输卵管阻塞性不孕，多采用三棱、莪术、乳香、没药、夏枯草、荔枝核等活血化瘀，穿山甲、地龙、水蛭等行气通络，路路通、王不留行、海藻、皂角刺、白芥子等散结利水[15]。临床亦可采用中药灌肠，这样内服外用疗效甚佳。 3 小结 关于妇科疾病的治疗选药，应根据经、带、胎、产、杂病各自病证的特点，把握用药的原则，注重经验用药的积累，这样才能药到病除，提高临床疗效。月经病，一般以四物汤为基础方，辨证加减治疗，但应注意在理气、活血、温阳、滋阴的同时，不可过用破气、攻血、温燥、寒凉之品，否则尽管治疗大法正确，但却达不到原先设想的效果，反而耗损人体气血。带下病的治疗，谨遵“祛湿药多用、苦寒药慎用、滋阴药少用、辛热药不用”的原则，另外重视外用药的熏洗，多采用清热祛湿解毒止痒之品，内服外用，则可在极短时间内祛除病邪。妊娠病与产后病者，根据“产前宜凉，产后宜热”的原则，多采用滋阴或温热之品，辨证用药。对于妊娠禁忌药慎用或不用，但是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酌情使用，不拘泥于传统束缚，即可谓真正达到“辨证论治”的要求。对于瘕、不孕症等杂病，在症情适宜的情况下，应大胆使用虫类药、破气药等性味稍峻猛之品，这样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疗效，免于长期使用一些理气药，不仅疗效不明显，而且耗伤正气。 由于众医家临床用药经验颇丰，本文只浅谈一小部分用药特点，希望通过这些用药特点启发大家，重视临床用药原则及选药特点，提升中医治疗水平，产生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 朱梅.刘琨治疗月经病的经验[J].北京中医，2005，24(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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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配伍”的含义，有着重从配伍目的来定义的。如：配伍是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有 目的地按证机需要和药用特点，有选择地将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配伍在一起，以增强或改变 其原有的部分功用，调其偏性，制其毒性，消除或减缓其对人体的不利因素，使其各具特性 的药物发挥整体综合效能；亦有从强调药物组合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方面来定义 的，如：配伍是指两味或两味以上的中药有规律、有制度地配合、搭配。各类方剂的组成具有一定规律。解表药与止咳化痰药配伍：肺与皮毛相表里，外邪侵犯皮毛，必然会影响肺气宣降而出现喘 咳、痰多。止咳化痰药有镇咳祛痰作 用，能改善肺功能，而肺气宣降正常，又能更好地通过“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以增强 皮毛防御功能而利于表证的解除，所以解表剂中常以解表药配伍止咳化痰药。解表药与清热药配伍：体现在辛凉解表剂中。风热袭肺，或风寒郁而化热壅遏于肺，肺失清 肃而见口渴咽痛、咳喘，当以“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训，综合前人治温之意 而用辛凉解表药配伍清热药，成辛凉解表剂。解表药与补益或助阳药配伍：虚人感受外邪，邪正交争，正虚不能祛邪外出，故虚人外感常 用解表药与补益或助阳药配伍，既可借助药势以鼓邪外出，又可防解表药祛邪伤正，使表证 得解，正虚不受影响。配伍的主要方法用药如用兵，根据战情调兵遣将。方剂组成中君、臣、佐、使药的 选择、确定和安排，实际上是针对病因病位症状的药物具体化，也是组方特别是四味药以上 方 剂的配伍方法。组方没有固定的模式，并非每一种意义的臣佐使药都要具备(每一方中必有 君药)，每味药也并非只任一职。每味方剂药味的多少，君臣佐使是否齐备，应据病证大小 ，治疗要求，药物功用而定。正因为每一首方中并非君臣佐使个个齐备，君臣佐使的配伍亦 非惟一方法，所以我们将其视为一种配伍的主要方法，而不列入配伍原则之列。在君、臣、佐、使及七情研究中的应用药味在方中地位上有君、臣、佐、使的 差异，药物间存在相须、相使、相乘、相恶等关系。利用药理实验可以了解各药味在方中的 主次、药效的协同、拮抗等作用，从而阐明复方的配伍关系。如在四逆汤配伍规律研究 中发现，附子虽有强心作用，但作用不强，配与强心作用不明显的干姜后，强心作 用明显增强，而且还降低了附子的毒副作用，说明四逆汤中附子为君，干姜为臣，两者之间 有相须、佐制关系。配伍禁忌：在复方配伍中，有些药物应避免合用。《神农本草经》称这些药物之间的关系为“相恶”和“相反”。据《蜀本草》统计，《本经》所载药物中，相恶的有六十种，而相反的则有十八种。历代关于配伍禁忌的认识和发展，在古籍中说法并不一致。金元时期概括为“十九畏”和“十八反”，并编成歌诀，现将歌诀内容列举于下。（1）十九畏：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2）十八反：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乌头反贝母、瓜萎、半夏、白蔹、白及；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细辛、芍药。此后的《本草纲目》及《药鉴》等书所记，略有出入，但不如十八反、十九畏歌那样普遍认可和传播习诵。《神农本草经·序例》指出“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尔，勿合用也”。自宋代以后，将“相畏”关系也列为配伍禁忌，与“相恶”混淆不清。因此，“十九畏”的概念，与“配伍”一节中所谈的“七情”之一的“相畏”，涵义并不相同。“十九畏”和“十八反”诸药，有一部分同实际应用有些出入，历代医家也有所论及，引古方为据，证明某些药物仍然可以合用。如感应丸中的巴豆与牵牛同用；甘遂半夏汤以甘草同甘遂并列；散肿溃坚汤、海藻玉壶汤等均合用甘草和海藻；十香返魂丹是将丁香、郁金同用；大活络丹乌头与犀角同用等等。现代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多，有些实验研究初步表明，如甘草、甘遂两种药合用时，毒性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甘草的用量比例，甘草的剂量若相等或大于甘遂，毒性较大；又如贝母和半夏分别与乌头配伍，未见明显的增强毒性。而细辛配伍藜芦，则可导致实验动物中毒死亡。由于对“十九畏”和“十八反”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作较深入的实验和观察，并研究其机理，因此，目前应采取慎重态度。一般说来，对于其中一些药物，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仍须避免盲目配合应用。2．妊娠用药禁忌：某些药物具有损害胎元以致堕胎的副作用，所以应该作为妊娠禁忌的药物。根据药物对于胎元损害程度的不同，一般可分为禁用与慎用二类。禁用的大多是毒性较强，或药性猛烈的药物，如巴豆、牵牛、大戟、斑蝥、商陆、麝香、三棱、莪术、水蛭、虻虫等；慎用的包括通经去瘀、行气破滞，以及辛热等药物，如桃仁、红花、大黄、枳实、附子、干姜、肉桂等。凡禁用的药物，绝对不能使用；慎用的药物，则可根据孕妇患病的情况，斟情使用。但没有特殊必要时，应尽量避免，以防发生事故。3．服药时的饮食禁忌：饮食禁忌简称食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忌口。在古代文献上有常山忌葱；地黄、何首乌忌葱、蒜、萝卜，薄荷忌鳖肉；茯苓忌醋；鳖甲忌苋菜：以及蜜反生葱等记载。这说明服用某些药时不可同吃某些食物。另外，由于疾病的关系，在服药期间，凡属生冷、粘腻、腥臭等不易消化及有特殊刺激性的食物，都应根据需要予以避免。高烧患者还应忌油。如果你还想了解更清楚详细，建议你去查阅以下参考文献：〔1〕 王付.经方药物药理临证指南〔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 999.〔2〕 高晓山.中药配伍研究问题瞻望〔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1999，5(6) ：1.〔3〕 夏征农.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4〕 远志.关于中医跨世纪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医杂志，2000，41(1 )：5.〔5〕 邱德文.中医治法十论〔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6〕 秦伯未.秦伯未医方集〔M〕.湖南：科技出版社，1983.〔7〕 杨基森.中药制剂设计学〔M〕.贵州：科技出版社，1992.〔8〕 罗国安，王义明.中药复方有效部分研究方法及理论初探〔J〕.中成药， 1997，19(8)：44.〔9〕 郭立玮，金万勤，彭国平.21世纪的植物药深加工现代化技术〔J〕.南京 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6(2)：65.〔10〕 余亚纲.中成药系统分析三论设计〔J〕.中成药，1993，15(10)：39.〔11〕 薛燕.中药复方霰弹理论-论中药复方现代研究方法〔M〕.北京：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6.〔12〕 周俊.中药复方-天然组合化学库与多靶作用机理〔J〕.中国中西结合杂志，1998 ，18(2)：67.〔13〕 罗国安，等.中药中成药现代化进程〔J〕.中成药，2000，22(1)：71.〔14〕 罗国安，等.中药复方物质基础的现代研究思路〔J〕.中国中医药报，1998-12- 28(第1177期).〔15〕 李仪奎.中药药理世纪回眸〔J〕.中成药，2000，22(1)：59.〔16〕 陈建萍，等.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研究思路与方法〔J〕.中国实验方剂杂志，2000， 6(1)：1.〔17〕 李江.《备急千金要方》茱萸汤治疗作用机理的研究〔D〕.贵阳：中医学院硕士研 究生论文，1996.
王卫凯，锐，荣
杨小凯，男，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杨小凯的《中国往何处去》让我看到了，他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 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灌输教育的结果，所以在真正的提高之后，他很轻易地服从了资产阶级。
杨小凯甚至在上升期间，也是非常低调、发表有限的学者。 不过，林毅夫等人甚至比他的伴侣黄有光，杨小凯的出版和引用都差得多。 但量化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 这是一个在一个时代创造出新领域的人，学术生活的长短，认同和学术环境如此糟糕，以致歧视是不可避免的。
杨小凯的作为是当时很高的层次。为人低调，现在非学科领域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了。一生智慧，奈何。
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经常点赞慧航学长，不存在什么争个你死我活。因为我是个文化产业管理的学生，看到教科书不明白也会经常看看慧航学长的专栏，常常有与智者交谈的感觉。不过我自己本次坚定支持：他的创新足够获得诺奖，他的才华是足以支持他的领域的。
杨小凯谈到的中国转型，我对此非常认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看。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表现经济论文
[摘要]本文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含义出发，探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外部表现，对认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及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工业化城市化协调发展
一、工业化、城市化的含义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分别反映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工业化意味着产业和就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即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城市化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的集中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是平行发展，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将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依赖于两者的互动发展，即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为动力共同发展。从理论上来讲，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存在。专业化经济是指由于劳动分工引起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经济产出的增加，而集聚经济是一种通过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获得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系统力量。分工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专业化经济，引起商品种类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增加了产品之间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可分为以下三种：一是运输费用，与交易产品的数量有关；二是固定交易费用，它是每次交易中确定价格所需要固定的议价费用；三是狭义内生费用，是指交易中人们为了从分工中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利益，结果造成分工利益不能充分利用或者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而集聚经济恰好能降低这三种交易费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可以降低运输交易费用；交易技术或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降低固定交易费用；人口集聚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缩减而降低内生交易费用。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可简单概括为：分工与专业化提高了生产率水平，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引起产业结构的.转变，从而促进了工业化的不断深化。工业企业为降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的提高，一般选择将其经济活动集聚于城市，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由于城市集聚经济效益的存在，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从而推动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外部表现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集中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也就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城市的发展进一步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的良性循环。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演进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工业化占主导地位，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展动力。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内部分工水平相对比较低，在市场上交易的产品种类比较少，专门从事产品交易的专业服务人员也比较少。这个时期制造业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而言，专业化分工程度是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比较高，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吸纳能力相对比较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虽然低于农业，但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市化的发展是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城镇的功能是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集聚场所，并提供相应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产品的交易数量与种类相对比较少；城镇的发展主要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城市的外延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开始加快。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期阶段，二者互动发展特征最为明显。随着工业化演进，工业分工逐步深化，中间产品增加，一方面促进了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产品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对专业中间商以及专业化服务经济的需求提高，推动了服务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对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表现在通过共用基础设施，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过面对面的交谈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分工细化表现出对于企业的生产服务于对于人口的生活服务加强吸引人口进入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与市场范围的扩张，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为工业专业化生产提供条件。生产资料工业产生“资本排斥劳动”，使得工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降低；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其比重提高，逐渐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从空间转移来看，这个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稳步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有一个大的飞跃。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熟阶段，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城市化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功能的强化。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工业生产总量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减小，工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开始呈现负增长或者零增长。服务业分工深化，生活服务业的重要性加强，服务业对于空间上可接近性的要求，使得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由工业演变为服务业，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互相促动，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等成为吸收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与非农产业差距减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非常缓慢，城市化发展主要表现为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普景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澳)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妻子是吴小娟，他们有一女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