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真的很可怕”。年仅36岁的男歌手傅松因嚼槟榔患癌去世，生前给了世人最后的忠告。槟榔，一种打工人提神醒脑的小零食，看似无害但实际上却是“口腔杀手”。早在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就把槟榔列入了“黑名单”，和烟酒、砒霜等同列为一级致癌物。2020年12月05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国际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肿瘤学》发表论文，通过细胞实验证实了槟榔的主要活性成分槟榔碱的遗传毒性，并通过动物实验证实槟榔碱的致癌性。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整个湖南省因槟榔致癌的患者约2.5万例，而到2030年，湖南这一数字将猛增至30万。为何有关槟榔的警告缕缕发生，但槟榔从未被禁售？ 海南槟榔协会回应禁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槟榔真的很可怕”。年仅36岁的男歌手傅松因嚼槟榔患癌去世，生前给了世人最后的忠告。
槟榔，一种打工人提神醒脑的小零食，看似无害但实际上却是“口腔杀手”。早在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就把槟榔列入了“黑名单”，和烟酒、砒霜等同列为一级致癌物。
2020年12月05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在国际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肿瘤学》发表论文，通过细胞实验证实了槟榔的主要活性成分槟榔碱的遗传毒性，并通过动物实验证实槟榔碱的致癌性。
另有权威研究显示，短短十年间（2005~2016年），槟榔就在长沙引起了8222个口腔癌病例。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整个湖南省因槟榔致癌的患者约2.5万例，而到2030年，湖南这一数字将猛增至30万。
就是这样一种能导致口腔癌的致命小零食，在国内外畅销多年。为何有关槟榔的警告缕缕发生，但槟榔从未被禁售？
“当你开始咀嚼它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感觉会击中你的舌头，像有成千上万的绳子在拉扯着你的喉咙。你的脸颊潮红，呼吸缩短，你可能会感觉到轻微的嗡嗡声。”
这是一个槟榔上瘾的人亲口描述的感觉，而他是湖南省数千名口腔癌的患者之一，像他一样的口腔癌患者几十年来接连不断地涌现。
“愿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再没有槟榔”
2022年9月10日，傅松因口腔癌去世，终年36岁。
这是一位年轻的歌手，还处在事业的上升期。他的朋友在悼念他时说：“愿他一路走好，愿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再没有槟榔，没有痛苦，没有癌症。”
傅松在Vlog中展示了自己的伤口
傅松出生于湖南常德，平时很爱嚼槟榔。2021年，傅松因长期嚼槟榔，脸部长了肿瘤后就医，确诊为口腔癌。据傅松透露，他的口腔癌复发了三次。他痛苦地表示，“我只是想以我的经历来告诉大家，槟榔真的很可怕。”
致癌杀手被定性——槟榔碱
为何小小的一颗槟榔能致癌？
早在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附属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就将两种槟榔产品（一种是调味的，一种是未经调味的）列为第I类致癌物，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们对人类是具有致癌性的。
IARC公布的120种I类致癌物清单截图
2021年1月1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在《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Carcinogenicity of acrolein， crotonaldehyde， and arecoline”的论文，对槟榔主要活性成分——槟榔碱（arecoline）致癌性的主要评估结论。
研究发现，槟榔中含有包括该生物碱在内的多种化合物，可以在因纤维过硬导致物理损伤的基础上，再对口腔进行化学破坏。该文指出，槟榔碱被定为2B类致癌物，即“可能对人类致癌”（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但缺乏人体和人体组织的试验证据。
这篇文章为我们揭开了槟榔作为致癌凶手的重要因素之一——槟榔碱。那槟榔碱是如何发挥作用致使人类患癌的？嚼槟榔和口腔癌又有什么关联？
据相关资料介绍：
槟榔致癌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来说，槟榔的纤维粗糙，长期咀嚼会造成牙齿与牙周粘膜的物理损伤，导致口腔溃疡、粘膜的纤维化，最终产生一系列的牙周疾病，而口腔黏膜纤维化的下一阶段就是癌症。
另一方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槟榔碱等化学物质，经过人的咀嚼后在口腔中会分解出一些亚硝酸盐类物质，这是具有致癌性的。亚硝酸盐一旦进入胃部，会和胃酸反应，形成亚硝胺，这是一种强致癌物，将会增加患胃肠癌的风险。
历史上因嚼槟榔患口腔癌的人很多，世人给口腔癌手术后的病人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割脸人”。
这是因为这种手术后的创伤是无法估计的，轻则面部丑陋，情节严重时不得不将脸上癌变的牙床、舌头、嘴唇甚至半张脸切除。这类病人不能吞咽，靠鼻饲、造瘘续命，从此再也无法品尝食物的美味。
致癌“毒果”的黑历史：引起大规模的口腔癌
尽管苦果累累、告诫重重，依旧有很多人难以改掉嚼槟榔的习惯。槟榔在我国流行的地区很多，这其中就包括了槟榔消费大省——湖南。
2017年时，研究人员基于湖南省长沙市12年的口腔癌数据，分析了中国槟榔相关的口腔癌以及健康负担的趋势，该论文发表于《中国牙科研究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上。
论文指出，在湘雅医学院下属的5家医院中，短短十年间（2005~2016年），槟榔就在长沙造成了8222个口腔癌病例。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整个湖南省因槟榔致癌的患者约2.5万例。
综合趋势分析预测，到2030年，槟榔将造成长沙口腔癌10万以上，湖南省口腔癌30万多例，累计的医疗费用经济损失将超过640亿元。
作者表明，根据该论文中的趋势分析，湖南省不断增长的槟榔产业将造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造成巨大的人命和国家资源损失。为了防止这场灾难，中国应该禁止槟榔，并尽快为槟榔消费者提供早期口腔癌筛查。
然而，禁止槟榔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槟榔这种小果子，早在湖南的历史上拓上了坚固的印记，很难被磨灭。
据统计，湖南全省的槟榔产品销售总额，从20世纪90年代的数千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300多亿元。
2019年，在广泛的争议和公众舆论压力下，槟榔种植大省湖南出台了一份行业“禁令”——《关于停止广告宣传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湖南所有槟榔生产企业从2019年3月7日起停止国内全部广告宣传。
槟榔的威胁：跨过国界，也成为美国人的心头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媒体都在宣传槟榔的危害，呼吁大家禁食槟榔。由于全球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深，槟榔的流行已经蔓延到了世界多地。
此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认识到槟榔的致癌特性。2000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在关于美国口腔卫生的报告中，也提到了食用槟榔与口腔粘膜纤维化之间的恶性联系。尽管如此，槟榔产品的进口和销售至今仍未受到严格控制或特别征税，这对美国的消费者群体也同样构成了严重的健康风险。
2022年，艾琳·塔米-莫里（TamiMaury）等人在《公共卫生事业部》（BMC Public Health）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槟榔消费与美国口腔癌以及口腔永久性损伤密切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因槟榔导致的癌症发生在美国一个特定的群体——亚裔中，这一群体有喜欢吃槟榔的习惯。
在这项美国本土跨区域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共调查了275人，其中58%为女性，43%为35~54 岁，67%出生在美国境外。
调查显示，在这些受访者中，91%的人熟悉槟榔，17%的人自称曾经食用过槟榔，另有31%的受访者的朋友/家人曾使用过槟榔。研究还发现，来自印度次大陆移民或后裔与槟榔的食用密切相关，如果身边的朋友有食用过槟榔，也会增加槟榔的消费。
这项研究为今后的槟榔食用行为干预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基础，同时，政府也能够据此来制定相应的举措，从而预防口腔癌的发生。
事实上，这不仅能让我们了解美国口腔癌的患者情况，也能对我国因食用槟榔而导致的口腔癌干预提供帮助。
来源：深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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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配烟，没有明天
9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
槟榔原产于马来西亚，在中国主要分布于云南、海南、湖南及台湾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据统计，全球约有7亿人以不同形式咀嚼槟榔，占全球总人数的10%。槟榔成为继烟草、酒精、咖啡因之后第四大嗜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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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槟榔
许多人吃槟榔，主要是认为它内部的槟榔碱可以提神，这种物质可以让嚼食者产生依赖，逐渐成瘾。
然而，经常食用槟榔会导致口腔癌。早在2003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已把槟榔列入“黑名单”，与砒霜等同列为一级致癌物。2017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致癌物清单——槟榔果、含药草的槟榔嚼块和不含烟草的槟榔嚼块也包含在“一类致癌物清单”中。
湖南人爱嚼槟榔全国有名。2018年，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官网刊登的数据显示：当时该院口腔额外科病房内，50位住院患者有45人患口腔癌，其中44人有长期、大量咀嚼槟榔病史。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新加坡、阿联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大量国家已将槟榔列入毒品范围。
医学上常说：十个口腔癌，九个嚼槟榔。备受争议的槟榔为什么还在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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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危害这么大，为什么还在卖？
经济效益可能是主因之一。
槟榔行业背后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年产值，本身利润丰厚、从业人员众多、与地方利益密切绑定。
有数据显示，湖南省槟榔食品生产企业带动相关产业超过500亿元。海南省的槟榔种植占全省农业人口的41.37%，已经超过橡胶、椰子，成为海南热带作物的第一大产业。
一项发表于2020年的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湖南嚼食槟榔的人口比例已接近50%，全国槟榔产业年产值达400亿元，其中湖南占了四分之三，年产值达300亿元。
按照从业者的预测，如果一直不加限制，槟榔加工业每年将以25%-30%的速度增长。未来10年，湖南的槟榔产业有望达到千亿规模。
2007年，湘潭市还将槟榔文化纳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2017年8月出台文件，提出将本地槟榔产业5年发展到500亿元产值的计划。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槟榔相关企业共2.6万家。从省份分布来看，数量排名前三的是湖南省、海南省和福建省。
从城市分布来看，数量排名前七的城市均在湖南，其中排名前三的是长沙市、益阳市、湘潭市。
在广电总局发文之前，槟榔市场能发展得如此壮大，也离不开生产厂家的精心营销网购平台、电商直播、网剧植入、综艺冠名……槟榔从小众的地方性食品逐渐拥有更多曝光的机会，并迅速在消费者中产生了病毒式传播的效果。
有的厂家不仅宣称槟榔提神醒脑、常备无患，甚至还打出“有枸杞更养生”的概念。随着槟榔广告被禁，这些花哨的广告噱头和槟榔企业也被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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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该如何监管槟榔？
近几年来，国内已有省份开始对槟榔产业进行管控。
2019年3月7日，湖南槟榔食品行业协会曾下发通知，要求湖南所有的槟榔生产企业从即日起停止国内的全部广告宣传。但由于这份《通知》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无法撼动槟榔行业现状。
2021年3月，广州也开展过对槟榔广告的治理，全面叫停了广州全市媒体、户外的槟榔广告。
一名槟榔行业从业者表示，考虑到槟榔行业涉及的经济和民生影响，槟榔被完全消灭的可能性很低。另有从业者称，槟榔和香烟一样，有它的市场需求。我国现行的广告法明令禁止香烟广告，也禁止酒类广告出现诱导饮酒的内容，且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饮酒有消除紧张和焦虑等功效，但并未提及槟榔。
究竟该如何监管槟榔？有观点指出，除药用外，槟榔可能会被视为毒品禁售。也有人建议，仿照烟草行业对其进行特殊管制。
另有媒体人认为，槟榔应参照烟酒的管理标准，向槟榔企业收重税；同时，禁止将槟榔制品销售给未成年人；禁止槟榔制品做公开广告。
一边是特色产业，一边是公共健康与卫生，两者如何取舍与平衡，槟榔到底如何监管？该有一个规范的答案了。
统筹 郭春晓 编导 庞海宇 动画陈周洲 张美乐 王梦涵 张天依 管航 剪辑 雷秀坤 配音 徐世昕 运营 徐世昕
值班编辑 吾彦祖 康嘻嘻
中外医学家联合研制出了一项可在两个半小时左右快速筛查宫颈癌的技术。9月22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英国《柳叶刀—肿瘤学》（The Lancet Oncology）杂志，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这项名为HPV快速筛查法（careHPV）的技术与现在普遍使用的两种宫颈癌检测法相比，能够更加快速而准确地捕捉到由人乳头状瘤病毒（HPV）导致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 该研究项目临床试验的负责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乔友林教授说：“临床检测结果显示，这项技术的假阴性率为10%，假阳性率为16%，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的杂交捕获二代（HC2）技术，比较令人满意。” 在美国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流行病学家乔友林和他的研究团队与美国卫生科技推广研究所（PATH）和德国凯杰公司（QIAGEN）合作，历经5年，研究成功了这项筛查技术。 与目前通常使用的巴氏涂片和液基细胞学技术相比，HPV快速检测技术实验设施简单，操作容易。乔友林说：“乡村卫生员经过基本训练，就能很好地掌握这个技术，而且，可以在没有水电的情况下操作。”他率领研究团队在山西襄垣县和武乡县，采用三种方法——HPV快速筛查法（careHPV），醋酸染色后观察（VIA）法，以及杂交捕获二代技术检测（HC2）法对2388名30－54岁妇女进行了对比检测。 结果表明，HPV快速筛查技术，识别宫颈癌与高度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都大大优于醋酸染色后观察法，并与杂交捕获二代技术的检测准确度相差不大。 这项技术在中国应用获得成功，改写了宫颈癌生化检测技术的历史。“它的准确度与杂交捕获二代（HC2）技术相差甚小，但费用却比它少10倍，”乔友林说。 作为一种面向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宫颈癌预防的实用方法，HPV快速筛查技术拥有广阔的前景。 HPV病毒几乎在所有子宫颈癌病例中都存在，是引发子宫颈癌的元凶。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子宫颈癌是仅次于乳腺癌的威胁妇女健康的第二杀手。全球每年大约有47万妇女罹患宫颈癌，中国约有10万，其中70%是农村妇女。著名艺人梅艳芳和李媛媛，都不幸死于这一疾病。 自巴氏涂片1941年问世以来，宫颈癌早期病变检出率增加，全球宫颈癌发病率下降了80%。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该技术却比较困难。 乔友林说，“首先，它需要建立高标准的细胞学检查系统，以及培养训练有素、能准确阅读巴氏涂片的细胞学技术人员，这两方面所需的费用都相当可观。”另外，巴氏涂片的敏感度并不令人满意，假阴性率约可高达40%。 从理论上讲，液基细胞学加杂交捕获二代的HPV检测技术是最佳检测方法，其假阴性率为2%，假阳率为15%。“唯一的问题是，做一次这样的检测需要花费500多元人民币，即便是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妇女也太高了。它只适合深圳等高收入城市，”乔友林说。目前，醋酸染色观察法是贫困地区宫颈癌筛查的主要模式。这个检测只需要10元人民币，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他说，“如果妇科医生不熟练，或没有接受良好的培训，肉眼观察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率可以高达40%和20%。” 尽管国际上研究开发的预防宫颈癌的疫苗已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获准上市，但是，疫苗只能预防70%左右的宫颈癌，而且对已经感染HPV病毒的妇女不起作用。 因此，HPV病毒的检测对防治宫颈癌仍然至关重要。研究出经济、准确、安全、有效的宫颈癌筛查方法也因此成为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妇女一生中能做一次，作到早诊早治疗，那么，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可望下降三分之一，”美国卫生科技推广研究所的约翰·瑟拉斯（John Sellors）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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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0年7月7日ScienceDirect显示，《柳叶刀》影响因子为59.102。据2020年7月7日《柳叶刀》杂志官网显示：《柳叶刀》根据2019年期刊引文报告与Clarivate Analytics 2020分析，影响因子为6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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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自己出钱《柳叶刀》为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视的同行评审性质医学期刊之一，主要由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发行，部分与里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协同出版。1823年由托马斯·威克利（Thomas Wakley）所创刊，据2020年7月7日ScienceDirect显示，《柳叶刀》影响因子为59.102。据2020年7月7日《柳叶刀》杂志官网显示：《柳叶刀》根据2019年期刊引文报告与Clarivate Analytics 2020分析，影响因子为60.392。该期刊登载有原创性的研究文章、评论文章（小组讨论及评论）、社论、书评、短篇研究文章，也有其它一些在刊内常登载的文章，诸如特刊消息及案例报道等。
这几年，“糖”似乎变成了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各种精致大V、健身博主天天喊着吃糖毁一生，拒不吃糖的生酮饮食也成了许多减肥人士奉为圭臬的存在。 但其实， 关于糖的风险，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 50年代，美国科学院发现，饮食中有导致冠心病的两大“疑凶”：一个是脂肪和胆固醇，另一个就是饮食里添加的糖分——像调味用的白糖、红糖、蜂蜜、糖浆，甚至果泥、果酱、浓缩果汁等等，统统都有罪。 但奇怪的是，很快，关于糖的危害的声音便越来越弱。 到80年代时，几乎所有人 都相信，糖是无辜的，脂肪和胆固醇才是健康杀手。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悄悄动作，只为让人们吃下越来越多的糖。1943年，世界仍在二战的硝烟里摸索着未来。 那一年，意大利无条件投降，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 那年的糖，是可以拿来“炫富”的金贵玩意儿。在美国，一磅（差不多9两）糖的价格，足可以买一加仑（差不多4升）牛奶。更重要的是，光有钱未必能吃到糖，还必须有“糖票”。即便如此，糖依然供不应求。 媒体只好发动宣传，号召大家少吃糖。 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个和“糖”息息相关的机构悄然成立了。它叫做糖业研究基金会，也就是未来的 美国糖业协会 。它的背后，是美国的整个制糖产业。 它不关心战乱，也不在意炫富。 它找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塞尔·基斯（Ancel Keys）教授，悄悄给了他 36000美元 （差不多等于 现在的约27万美元 ），请他研究“人体中糖的代谢”。 基斯拿了钱，但他之后最主要的研究却并不是糖的代谢。 毕竟，要让一样东西看起来更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其它的东西看起来更差。就像咱们小时候，决定你爸妈认为你有多优秀的，往往是“别人家的孩子”的优秀程度。 对糖来说，也是如此。 基斯对糖的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脂肪有害”的理论。 他说，脂类（脂肪和胆固醇）正是导致冠心病的元凶。 当时，科学家们正为冠心病的饮食原因争论不休，不光脂类日子不好过，糖也一样遭到了质疑，糖业大佬们因此颇为头疼。但糖业研究基金会的老大亨利·哈斯（Henry Hass）却从基斯的理论中看到了难得的商机。哈斯的计划，是推崇低脂饮食。 因为在当时的美国饮食里，脂肪提供了大概40%的热量，低脂饮食要把脂肪热量的比例降到20%。所以，这20%的热量差额，当然得通过吃点儿别的找补回来！因此，哪种食物能占据脂肪空出的这20%热量的江山，哪种食物就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也就能攫取更多的利润。 ——这正是哈斯的天才想法， 让糖来占据脂肪让出的这20%热量差额。 1954年，他在美国糖用甜菜技术协会大会上提出了这个设想，并表示，这个策略可以让每个人吃糖的平均量比当时增加33%。 这等大好前景，哪能坐视不理！于是，制糖产业决定投入60万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500多万美元）来告诉“那些从未学过生物化学的人……正是因为糖，我们每个人才能得以生存，并有力气面对每天的生活。” 同时，1958年，基斯发表了著名的“七国研究”——他在全球7个不同国家都发现，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和冠心病发病率相关。这进一步增强了“脂肪有害糖无害”的观念。 但不久，糖业协会就发现，高糖低脂的饮食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美好健康。对于糖业协会来说，60年代是紧张而压抑的。他们急迫地寻觅着可能的出路。 1962年，美国医学协会食品与营养顾问团在美国医学协会会刊上发文表示， 低脂高糖的饮食可能会导致胆固醇升高。 紧接着，1964年，英国生理学家约翰·尤德金（John Yudkin）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说， 导致冠心病的元凶并非只有脂肪， 蔗糖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对医学领域有点了解的人大概知道，这种论文的影响力，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忽略掉的。 糖业协会相当发愁，内部会议和报告对此讨论了一轮又一轮。负责盯这事儿的是糖业协会的二把手兼科研总监，约翰·希克森（John Hickson），他建议“通过科研、宣传和立法方面的努力，来驳倒那些需要反击的公众观念”。 他还提议，找些营养方面的专家，一起看看这些说吃糖不好的论文里有些啥弱点，也好精确打击。 于是，1965年，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系主任弗雷德里克·斯塔勒 （Frederick Stare）应糖业协会的邀请，作为特别委员加入了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 斯塔勒在业内赫赫有名，美国科学院、美国国立心脏研究所、美国心脏协会都曾请他做过顾问。糖业研究基金会有他背书，无疑多了一块重量级的砝码。 而且，对于科学家在产业界任职及敛财，美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管控。所以当时，斯塔勒在糖业协会中的角色，一来没有管控，二来不用对公众披露。 也就没有人知道， 他的各种建议与看法背后，究竟是科学，还是交易。 只是从此，营养领域的科学研究背后，开始隐约浮现糖业协会的影子。就在斯塔勒加入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这一年，糖业协会批准了一个“ 226号项目 ”。 226号项目披着“科研项目”的皮，但实质上可以说是个公关项目——说白了， 就是砸钱请科学家来制造对糖业有利的论文。 糖业协会财大气粗，为一篇论文砸下6500美元，接近现在的5万美元——差不多是如今一个博士后研究员在美国一年的工资。 当时那6500美元付给了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 的两位教授： D·马克·赫格斯特德 （D. Mark Hegsted）和 罗伯特·麦克甘迪 （Robert McGandy）。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关于蔗糖和果糖代谢危害的论文，并写出一篇相关的综述——就是对这些论文进行一番评头论足。 这其实有点儿像现在的美妆博主，搜集一堆产品一一点评。至于评价的立场是客观事实还是钱钱，就只有他们自个儿知道了。 我们能了解到的，是其中一位教授赫格斯特德写给糖业协会的信： “我们非常清楚你们对碳水化合物（糖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的特殊兴趣，我们会（在综述论文里）尽可能地覆盖这方面内容。”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的系主任，也就是已经加入糖业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斯塔勒，自然也未能置身事外。他负责指导这篇综述的写作。 但是，这篇综述的写作并不顺利。当时在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研究团队，每次几位哈佛教授写完综述准备结稿的时候，那个团队就会发点新论文出来，说吃糖和胆固醇升高有关。于是几位教授就只好再次改稿，以便将这些新论文囊括进来，进行评判。 这个过程估计比较苦逼，以至于赫格斯特德教授中途给糖业协会写信吐槽：“每次那个爱荷华州的研究团队发表一篇论文，我们就不得不重写一段来反驳他们……” 就这么反复修改了近一年半，终于有了一个令糖业协会满意的版本。糖业协会二把手兼科研总监希克森写给教授们的信件里，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开心：“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非常期待它的刊出。 ” 1967年，这篇综述论文终于登上了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署名是哈佛的那三位营养系教授。我特地扒出了这篇论文的全文： 一看之下，叹为观止。说真的，我们现在总说网上有些文章带节奏啥的，比起这篇论文，统，统，弱，爆，了！！！ 记不记得前面提到过，糖业协会二把手希克森曾经提议， 对说吃糖不好的论文实行“弱点精确打击” ？ 现在这个计划完美地变成了现实。 三位哈佛教授写的这篇综述论文，先通篇讲述脂肪摄入如何和胆固醇升高有关，然后仿佛不经意间提起某个关于糖的著名研究，用轻飘飘的语气开始历数这个研究各种或大或小的毛病。 至于这些研究有什么重要的发现？那当然是只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更不会提起，这些研究都一致地发现了吃糖和胆固醇升高之间的关联。 那么，论文里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些什么内容？自然是脂类摄入与胆固醇升高的关联。这时候，作者们似乎完全换了一套标准，不再锱铢必较地挑剔研究的每一个细节，而是重点强调了这些研究的结论，以及它们对饮食指导的重要意义。 多么巧妙的笔法， 貌似无意地推崇了说脂类有害的研究，同时不着痕迹地打压了那些说吃糖不好的研究。 嗯，这套操作，完全可以去知乎上回答问题“什么是‘双重标准’？” 同时，三位写综述的哈佛教授按照科研惯例，在综述的末尾写下了自己接受的所有科研资助和经费，但不知为什么， 独独没写糖业协会的那笔钱。 这篇综述论文大大挫伤了学术界“反糖派”的元气，毕竟，“吃糖和冠心病有关”这一观点的提出者尤德金，他的研究正是这篇综述中重点打击挑刺儿的对象。 至此，糖业协会226号项目的目标完美达成。而且由于这几位教授没有披露这笔资金， 因此这背后的利益牵扯自然也瞒天过海，无人知晓。 而制糖产业也从此尝到了甜头，开始在科研领域频频动作。在那之后，制糖产业开始不断资助许多关于冠心病及慢性疾病的研究，以求让学界观点对自己有利。 同时，身为糖业协会科学顾问的哈佛营养学系系主任斯塔勒，也开始在媒体上公开为糖业协会站台。 1971年，美国国立牙科研究所发起了国家龋齿项目，本来的目标是限制民众的蔗糖摄入。制糖产业眼看大事不好，赶紧贴了上来。可是吃糖对牙不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怎么办呢？ 制糖产业依然有办法。他们资助并参与各种相关研究，同时借这个便利，偷偷排挤掉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研究项目。最终，国家龋齿项目收到的研究报告里，近80%都拿了制糖产业的资助。 而国家龋齿项目的重点，也硬生生地从限制蔗糖摄入，给改成 了龋齿预防方面的牙科学研究。 不是没有反对吃糖的声音。像前面提到的英国生理学家尤德金（也是“反糖派”的领军人物），还有美国农业部的谢尔登·赖泽（Sheldon Reiser）和朱迪丝·哈尔弗林奇（Judith Hallfrisch），都指出过糖对健康的潜在危害。 但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塔勒、安塞尔·基斯等糖业研究基金会“自家”科学家的攻势之下，这些反对的声音也都渐渐沉寂了。 1973年， 当年收了糖业协会钱的哈佛教授之一， 赫格斯特德， 当选了 美国科学院院士 。 1976年，由制糖产业资助的论文影响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对糖的安全性的评估， 将糖评定为非常安全的食物。 FDA的认定给这场漫长的辩论暂时画上了一个句点。普通大众自然是听从FDA的意见——FDA都说吃糖安全，那肯定是特别安全了。于是，糖的消费量逐年攀升，不只是蔗糖，还有后来生产成本更低的高果糖浆。 同时，1978年，赫格斯特德加入了美国农业部，负责人类营养方面，并参与美国膳食指南的编写。后来，他还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而美国，还有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 肥胖及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长。 直到21世纪。2002年，《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What if It's All Been a Big Fat Lie?》（要是那些关于脂肪的说法是个弥天大谎，该怎么办？）。 渐渐地，有一些领域内的科学家开始发声，质疑糖对健康的安全性。而这，距离FDA在糖业协会的影响下认定吃糖无害，已经过去了近30年。 糖与脂肪的论战又一次登上了舞台。 2017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涉及五大洲的共18个国家，发现脂肪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反而是 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与死亡风险息息相关——而糖，正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风向，似乎变了——也可能是因为当年那几位哈佛教授都已作古。在《柳叶刀》上这项大型研究发表之后，关于糖的负面消息便不断传来。仅仅今年一年，就有多项长期跟踪研究表明， 含糖饮料（包括纯果汁）不仅和高糖尿病风险相关，还和患癌风险增高有关。 还好“糖”是个死物。这要是个明星，恐怕经纪人要哭死了。 而在中国，这些年来，食糖的消费量一直在上涨。 近年来，中国全国每年食糖的消费量在 1500万吨 左右，每年 增长 最多可达 20万吨 。 而同时，“万圣节”的活动，也从美国流传到了国内大城市，“不给糖就捣蛋”的广告，带着浓烈的配色，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刺激着所有人——包括孩子们的眼球。 可你知道吗？万圣节夜的活动，最初不过是穷苦的家庭，在这个纪念亡灵的深秋夜里沿街敲开各家的门，用为这家的亡灵祈祷为条件，换取一点果腹的食物。当这个习俗从爱尔兰传到美国后，孩子们开始借此在邻居家捣蛋， 而要想阻止孩子们捣蛋，给些甜甜的南瓜就足够。 不知是哪位天才的糖果商看出了其中的商机，渐渐地， 糖果取代了南瓜 ，“不给糖就捣蛋”成为了万圣节的固定口号。而每年10月各处的糖果大卖，也让糖果商们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 而这个 纯商业 的活动，如今已在中国渐渐铺开影响。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每年的食糖消费量，依然在不断增长。 制糖产业，不只在幕后操纵了科学，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你吃下去的每一克糖，也许并不单纯是因为你想吃糖，还悄悄藏着制糖产业盈利的渴望。 但这一切对健康的影响，却终归得由我们自己承担。 致谢：感谢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生@花瓶为本文提出建设性建议。 参考资料： 1. Kearns, C. E., Schmidt, L. A., Glantz, S. A. Sugar Industry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esearch: A HistoricalAnalysis of Internal Industry Documents. JAMA Intern Med . 2016. 176(11):1680–1685. doi:10.1001/jamainternmed.2016.5394 2. 3. 糖业研究基金会资助的记录： 4. 5. Keys A. Coronaryheart disease in seven countries. Circulation , 1970, 41(1): 186-195. 6. McGandy RB, HegstedDM, Stare FJ. Dietary fats, carbohydrates and atherosclerotic vascular disease. N Engl J Med . 1967;277(4):186–192. 7. Kearns CE, Glantz SA, Schmidt LA. Sugar industry influence on the scientific agenda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ntal Research’s 1971 National Caries Program: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internal documents. PLoS Med . 2015;12(3):e1001798. 8. TaubesG, Couzens CK. Big sugar’s sweet little lies: how the industry kept scientists from asking, does sugar kill? 2012. http://www.motherjones.com/environment/2012/10/sugar-industry-lies-campaign. 9. Reiser, S., Hallfrisch, J.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adipose tissue weight of ratsfed starch or sucrose diets ad libitum or in meals.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 1977. 107(1), 147-155. 10. Swinburn, B. A., Sacks, G., Hall, K. D., McPherson, K., Finegood, D. T., Moodie, M. L., & Gortmaker, S. L. The global obesity pandemic: shaped by global drivers and local environments. The Lancet , 2011. 378 (9793), 804-814. 11. 12. Yudkin, J. Pure,White, and Deadly: How Sugar Is Killing Us and What We Can Do to Stop It. Penguin, 2013. 13. Dehghan, M., et al.Associations of fats and carbohydrate intake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mortality in 18 countries from five continents (PURE): a prospective cohortstudy. Lancet , 2017. 390(10107): 2050-2062. 14. Chazelas E, Srour B,Desmetz E, Kesse-Guyot E, Julia C, Deschamps V, Druesne-Pecollo N, Galan P,Hercberg S, Latino-Martel P, Deschasaux M, Touvier M. Sugary drink consumptionand risk of cancer: results from NutriNet-Santé prospective cohort. BMJ . 2019 Jul10;366:l2408. doi: 10.1136/bmj.l2408. 15. Drouin-Chartier, J. P., et al. Changes in Consumption of Sugary Beverages and Artificially SweetenedBeverages and Subsequent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Results From Three Large Prospective U.S. Cohorts of Women and Men. Diabetes Care . 2019. dc190734.doi:10.2337/dc19-0734 16. 17. 司伟. 中国食糖消费：结构转变与区域差异.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9(3)：134-141. 18. 中国食糖供需平衡表. 中国农业农村部. 2019年7月. 19. 20.http:// 21. Porter, G. P., Grills, N.J. The dark side to Halloween: marketing unhealthyproducts to our children? MJA. 2013. 199 (8):528-529.
世界医学杂志论文
“大数据”浪潮下，传统的临床案例的研究是不是“过时”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几位医生最近的行动鼓舞了临床医生进行临床研究的士气。他们对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重点文章提出了质疑，最终获得了《柳叶刀》及原文作者认可。
发表于《柳叶刀感染性疾病杂志》的这篇论文是《2008年至2012年中国手足口病流行病学调查》，由中国疾控中心、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和美国NIH等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完成。
这是一项基于“大数据”的研究。研究者们基于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测系统记录的共31个省市自治区的手足口病监测数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篇论文其中一处提到，“手足口病的发病症状多持续一天，死亡率便增加1%。”这引起了市妇儿中心的几位临床和公卫医生的'注意：这句结论与自己观察到的临床数据并不吻合。
“在我们的临床病例中，并不是所有症状出现都增加死亡风险，如发热;相同的症状出现在急性期和后遗症期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吞咽障碍。”作者之一李佩青告诉记者。市妇儿中心的几位医生向《柳叶刀感染性疾病杂志》提出了质疑：“根据对2012年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EV71型手足口病病例的连续统计，我们发现，患者发病早期若出现脑干和丘脑方面的症状，会增加死亡风险。”
结果让李佩青们很自豪：《柳叶刀感染性疾病杂志》采纳并刊登了他们的提问，原文作者的回复也发表在了该杂志上。作者承认，这项研究确实没有收集到临床合并症或并发症的数据。市妇儿中心神经康复科主任杨思达认为，“这次临床数据与大数据的交锋中，大数据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提升了临床医生的价值，鼓舞临床医生坚持临床研究。”
具体是在英国，一对男同性恋人，互相在外面出轨，然后家里的狗上了他们的床。
9月23日，首个针对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发病率和卫生服务可及性现状的研究在《柳叶刀》期刊发表。该研究首次报告我国儿童青少年癌症最新发病率的综合数据。研究显示，2018-2020年，我国共有121145名儿童和青少年被诊断为癌症患儿，卫生服务可及性在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发病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团队还指出了改善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癌症现状的措施。该研究由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倪鑫教授团队完成。2019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批复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将全国儿童癌症诊疗机构纳入儿童肿瘤监测网络。截至2022年9月，儿童肿瘤监测网络已覆盖全国587家儿童肿瘤监测点，已登记186万条儿童癌症病例信息。倪鑫教授团队深入分析国家儿童肿瘤监测网络的监测数据及国家相关领域数据库信息，估算了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儿童（0-14岁）和青少年（15-19岁）的癌症发病率，基于儿童肿瘤国际分类标准，报告了12个主要诊断组、47个亚组和81种癌症亚型的最新发病率。研究结果显示，2018-2020年平均每年新发儿童和青少年癌症患者4.038万名；三年平均总发病率为126.48/百万；0-14岁儿童癌症的发病率为122.86/百万，15-19岁青少年癌症的发病率为137.64/百万。在儿童中，排名前三位的癌症依次为白血病（42.33 /百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19.59/百万）和淋巴瘤（11.54/百万）；而在青少年中，恶性上皮癌症和黑色素瘤位居第一（30.39/百万）、其次是白血病（30.08/百万）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16.75/百万）。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局部的数据报告让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白血病新发患者占儿童肿瘤的50%甚至更高。但此次研究结果发现，白血病占比约32%，淋巴瘤占比约9.7%，将近60%的患者是实体肿瘤患者，这说明儿童实体肿瘤的流行病学负担被低估了。此次研究的最大创新点是根据人类发展指数（HDI）对全国和不同HDI地区的儿童肿瘤诊断相关的4个卫生服务指标进行了研究，发现儿童肿瘤发病率与HDI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趋势，儿童肿瘤医师、病理医/技师、儿童肿瘤诊疗机构以及儿科床位的人口和地理密度与HDI水平也呈现正相关趋势。倪鑫教授团队建议，在推进分级诊疗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将儿童癌症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作为设立和评价区域儿童医疗中心和区域癌症中心的标准之一，从制度上要求各地区配备高质量的儿童癌症卫生服务资源，确保癌症患儿在区域内甚至在省内享受便捷的医疗服务，减少异地就诊所带来的非医疗费用支出的现象；同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院与国家医学中心及区域医疗中心的联动，提升各地儿童癌症早期识别与早期诊断能力。此次研究为我国儿童癌症防控措施及政策制定，特别是优化儿童癌症卫生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线数据，还为近年来我国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供了佐证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积极结果，但对于疫苗到底能在什么时候投入使用，各方专家意见并不统一。
张宏文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明年3月可能可以看到第一个成功的疫苗，但效果如何都是未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谈及陈薇院士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刊发的疫苗论文时表示，一个好的疫苗需要一年半、两年的长时间研发，是因为需要满足“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三个条件。
面对新冠病毒这种新发传染病的应急状况，高福认为，目前疫苗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有望在年底前对一些特殊人群上使用疫苗。
参与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的腺病毒载体疫苗研究的教授莎拉·吉尔伯特说：“如果得到监管机构的紧急批准，并最终验证我们研发的疫苗是有效的，那么在9月份第一批数百万剂的疫苗就能生产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日前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也同样表示，“中国的疫苗发展非常快，不会比美国差多少。美国据说9月就可以用在人身上，中国也在赛跑，估计前后不会差多少”。
扩展资料：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要谨慎对待相关成果，开发新冠病毒疫苗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能够引发免疫应答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能够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最新成果“展示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很好前景，但我们离这种疫苗达到让所有人使用的阶段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前景，专家们同样持谨慎态度，指出其一大挑战是如何克服“预存免疫”，且仍需开展进一步临床试验来验证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健康网-中国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鼓舞
参考资料来源：齐鲁网-全球8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山东产”疫苗研发顺利
他在行业内的地位挺高的，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并且带领着广大的青年学子不断的钻研，为祖国的事业贡献了力量
他在行业内的地位比较高，因为他在该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学术知识还是实践能力都很优秀，所以受到了行业人士的肯定。
根据澳门城市大学官方消息，澳门城市大学在澳门塔石体育馆举行荣誉博士学位的颁授典礼。分别为高福、韩方明、余华、高开贤四人授予不同专业的荣誉博士学位。高福目前是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高福曾为我国制定禽流感相关预防控制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是第一批带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组赴塞拉利昂开展抗击埃博拉活动，在国际援助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根据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介绍，高福主要从事病原体微生物交叉寄主传播，感染机制和寄主细胞免疫研究，还有公共卫生政策和全球健康战略研究。
高福曾在山西农业大学兽医学就读本科，山西农业大学在全国排名比较平凡的大学。再加上高福在山西农大攻读兽医专业，当时这个专业并不受欢迎。因此，高福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硕士时，他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微生物学和动物传染病学。虽然与他的本科专业有一定的联系，但研究侧重于传染病领域。这为高福成为疾病预防国际专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积累。而且，高福在牛津读博期间，通过他的两位导师大卫·H·L·毕晓普和欧内斯特·古尔德的接触了许多国际疾病预防专家，博士毕业后，高福曾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科学研究项目。根据据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公布，英国皇家科学院将高福选入英国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旨在科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福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蛋白质工程和病原体微生物、物种间传递的分子机制探索、囊膜病毒融合侵入的分子和结构基础及抑制剂的设计。他也致力于对宿主细胞免疫和公共卫生政策的研究与探索。到目前为止，在《柳叶刀》等国际知名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500多篇，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30多个。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积极结果，但对于疫苗到底能在什么时候投入使用，各方专家意见并不统一。
张宏文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新冠病毒的疫苗，在明年3月可能可以看到第一个成功的疫苗，但效果如何都是未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谈及陈薇院士在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刊发的疫苗论文时表示，一个好的疫苗需要一年半、两年的长时间研发，是因为需要满足“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三个条件。
面对新冠病毒这种新发传染病的应急状况，高福认为，目前疫苗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有望在年底前对一些特殊人群上使用疫苗。
参与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的腺病毒载体疫苗研究的教授莎拉·吉尔伯特说：“如果得到监管机构的紧急批准，并最终验证我们研发的疫苗是有效的，那么在9月份第一批数百万剂的疫苗就能生产出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日前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也同样表示，“中国的疫苗发展非常快，不会比美国差多少。美国据说9月就可以用在人身上，中国也在赛跑，估计前后不会差多少”。
扩展资料：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要谨慎对待相关成果，开发新冠病毒疫苗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能够引发免疫应答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能够保护人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最新成果“展示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很好前景，但我们离这种疫苗达到让所有人使用的阶段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对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前景，专家们同样持谨慎态度，指出其一大挑战是如何克服“预存免疫”，且仍需开展进一步临床试验来验证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健康网-中国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鼓舞
参考资料来源：齐鲁网-全球8种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山东产”疫苗研发顺利
5月11日晚，武汉市下发《关于开展全市新冠病毒核酸筛查的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民核酸检测的“十天大会战”。
通知要求，核酸筛查以各区为主体，采取整区推进的方式进行。要求各区按10天期限，做好本辖区全员核酸筛查计划安排。
此前虽然也一直在持续地进行核酸检测，但到4月底，一共三个多月时间下来，累计覆盖的也只是103万人
当时很多国外媒体还质疑我们，10天内不可能完成1000多万次检测。
而真正的医学检验业内专家，也在担心大规模取样的组织、安全、判读等一系列问题。
毕竟，1000万人口真要10天全部测完，一天就是100万的检测量啊！
这是一次全球前所未见的大型公卫措施。
而在4月19日，湖北新冠疫情防指第78场新闻发布会上，所公布的数据是——武汉市现有53家核酸检测机构，211个核酸检测点，日均检测能力4.6万人次，不到5万。
显然，武汉最新的千万级人口普测要求，与原有检测能力的差距超过了20倍。
根据发稿前（23日傍晚）最新公布的22日检测人数，后端完成的日检测人数已经飙升到1470950人次，接近150万人！
与此同时，22日前端已经完成90%以上人口的采集工作，周末的23、24日两天将完成剩余人口的补采工作。
但是武汉以惊人的速度，在10天内将“不可能的任务” 如期完成。
现在，武汉各小区的业主群里，居民争晒核酸检测结果，几乎刷屏。
从各张图表呈现中，都可以直观发现，尽管核酸筛查量不断加大，但无症状感染者的检出数量和检出率却持续降低，人群中病毒的残存感染和传播越来越弱。
这也是符合病毒传播与疫情消退规律的
人口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超出人作为个体理解的规模。
武汉全民筛查，工程量浩大。若按常规的检测手段，每人依次检测，日均检测量须达到100万才可以，所以常规检测手段近乎不可行。
能够在短短数天内把检测数量飙升20倍，就必须采用本系列文章在3月30日就已经介绍过的——“混样检测”（Pooling of samples，也被称为合并样本、样本集成）方法。
就是把10人乃至20人的咽/鼻拭子样本，混在一起测。
将几人的鼻/咽拭子混在同一采集管里进行取样处理，只需要一人份的核酸检测试剂
若结果为阴性，则判定所有样本都是阴性，一旦检测到阳性，重新对这些人进行二次逐个检测，以予确认。
这样，在感染率很低的情况下，可以大幅提升总体检测效率。
此前，科研人员已经在检验了在新冠病毒检测中，采用混样检测方式的效果与可靠性。
4月6日，斯坦福大学临床病毒学实验室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论文，他们在三月份使用这一方法进行回顾性研究，将样本以9个或10个一组合并成“合并样本”，然后测试。
研究团队筛查了292份 “合并样本”（2740个鼻咽样本和148个肺泡灌洗样本，共2888份样本），最后找到2份阳性样品。
但也有1次“合并样本”检测结果为阳性。但在重新测试该组的各份样本时，无法重现。认为可能是假阳性。
当然，假阳性不怕，复检确认即可；令人略担心的是假阴性。
4月28日，德国萨尔大学病毒学研究所在《柳叶刀·传染病》发表的的一篇论文认为，通过“合并样本”的方法，最多可合并30个样本且足以保证检测的准确性。
论文还评估了检测灵敏度——只是略微降低，因为PCR测试本来就要做扩增处理的，被稀释了问题也不大。
但是研究人员在论文中也从提到，如果单个样本本来就处在临界阳性（即病毒量很微弱），就可能会导致漏检。
为了保证检测的敏感度不要降低，实际使用的混样比例应控制在5~10人，最高不应超过20人。
也就是说，最多能把设备检测能力扩增20倍。
另外，这个办法适于低感染率下的超大规模筛查，不太适用于疫情爆发时的就诊病人确诊检测判断。因为感染者比例高，“合并样本”阳性比例也高，实际运作起来难以增效，甚至很可能会降效。
这也就是武汉日监测数据从5万人出头，短期飙升到85万人的方法策略。
但这只是测试环节的技巧，真正的难度，还在于大规模采样，必须要靠人来完成。
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后端（毕竟可以合并样本倍增效率），而在于必须一一完成的前端。
这次武汉千万核酸检测，真正了不起的，正是那些默默负重的医护人员。
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现在5月份日最高气温已经接近30度了。
近30度的天气，她们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还要接待每一位检测者。
一天当中，她们要把这个流程重复成百上千次，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人数较多的小区还要加班到深夜。
最近几天，在一些小区，已经有医护人员中暑晕倒的情况。
但正是她们在短短一周内，完成了500万人口的取样任务，未来还要完成剩下500万，最终完成对武汉这座超千万人口城市的全民普测。
没有她们的点滴努力汇集到一起，这个惊人的检测任务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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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行业内的地位挺高的，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并且带领着广大的青年学子不断的钻研，为祖国的事业贡献了力量
在文章中，英国的作者讨论了几种使大麻更安全的潜在选择。例如，可以通过修改大麻中两种主要化学成分的剂量来抵消药物的一些危害：四氢大麻酚（THC）和大麻酚（CBD）。
“虽然大多数使用者不会因使用大麻而产生问题，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我们可以减少和减轻与大麻相关的危害，”研究作者Amir Englund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研究成瘾和大麻影响的研究助理，“随着大麻周围迅速变化的政治气候，
，有效减少大麻相关危害的需求从未如此之大，迫切需要更多的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信息，”Englund补充说。[关于大麻的25个奇怪事实]
近年来，美国8个州已将大麻的娱乐性使用合法化，包括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州、阿拉斯加、缅因州、马萨诸塞州、华盛顿、内华达州和科罗拉多州。然而，更多的州已经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尽管根据联邦法律，这种药物仍然是非法的。
其他国家也放松了大麻法律：乌拉圭在2013年将大麻销售合法化，加拿大将在2017年将娱乐性大麻使用合法化。此外，一些欧洲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已经减少或取消了对持有毒品的制裁，作者说，
目前还不清楚大麻合法化将如何影响人们对毒品的使用，但是法律上的改变不太可能减少吸食大麻的人数，作者在3月1日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上的论文中写道。因此，现在是考虑如何减少大麻的危害的时候了，他们说，
几项研究表明，大麻中较高浓度的CBD可以防止药物的有害影响，作者说。这可能是因为CBD抵消了THC的一些负面影响，研究人员说，
然而，作者说，CBD抵消THC负面影响所需的剂量尚不清楚。因此，研究人员说，未来的研究需要检查含有不同THC与CBD比率的大麻产品，以及这些产品如何影响认知、精神病症状和成瘾的发展。
使大麻更安全的另一个选择是调节药物的效力，新的论文说。例如，一些国家建议将大麻的THC含量限制在15%，而其他国家则建议根据其THC含量征税大麻。作者说，“KDSPE”“KDSPs”然而，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了解大麻的效力如何影响药物的危害程度，作者说。作者说，这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吸食大麻者的关节，询问吸食这种香烟的频率，以及其他问题来实现。最后，研究人员应该研究如何减少烟草消费也可以减少大麻的危害，由于这两种物质经常一起使用，作者说：
beu Kilmer，兰德药物政策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同意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告知大麻政策，包括对人们使用的大麻产品类型和这些产品的健康后果的研究。
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需要关于人们使用的产品和
（图：美联社）
2020年的春节，是令人难忘的。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让很多人都焦虑起来。这场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如何发生和传播的？死亡率和传播速度有多高？如何降低被感染的可能性？
Part1.感染
首先我们要知道，病毒是如何感染患者的。
病毒要进入细胞，细胞上就必须要有它对应的受体（Receptor）。比如艾滋病病毒HIV的常见受体是CD4蛋白，通常在血液里免疫细胞的表面，所以HIV可以通过血液传播，而不用担心空气传播。
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受体和SARS一样，都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受体（ACE2R）。这意味着病毒要感染人类，首先得接触到有这种受体的细胞，完成受体结合。这个受体主要分布在呼吸道和小肠，但口鼻腔的黏膜也有，只是分布相对较少。
黏膜的意义在于分泌黏液，保持湿润。我们的嘴唇、眼皮、鼻腔和口腔里都有大量的黏膜细胞。理论上来说，当病毒以某种方式接触到你的口腔黏膜，与受体结合，感染就开始了。
为了让你理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化后的大致流程：
1.首先冠状病毒的包膜会和细胞膜融合，释放病毒遗传物质一段RNA单链。这种RNA可以直接作为信使RNA，过细胞里的核糖体，合成RNA复制酶。
2.RNA复制酶会根据病毒RNA生成RNA负链，这条负链会继续和复制酶生成更多病毒的RNA片段和RNA正链，这些不同RNA片段又会和核糖体生成更多不同的病毒蛋白质结构。
3.最后，蛋白外壳和RNA会组合生成新的冠状病毒颗粒，通过高尔基体分泌至细胞外，感染新的细胞。每个被感染的细胞会产生成千上万个新病毒颗粒，蔓延到气管、支气管，最终到达肺泡，引发肺炎。
感染完成后，传播也不是难事。你三对唾液腺分泌的唾液会混合著来自咽喉等部位的呼吸道分泌物，让包裹着病毒的唾液随着你的喷嚏和咳嗽传播到空气中，接触其他人的呼吸道和黏膜。飞沫传播，黏膜感染，这就是冠状病毒为什么这么容易传播的原因。
2019年12月8日，一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病人因为持续7天的发热、咳嗽和呼吸困难入院。5天后，他没有去过海鲜市场妻子也因为不明原因肺炎入院。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1月2日，41名新型肺炎患者被确诊。此时喜迎春节的市民们还不知道，一场可能感染上万人的瘟疫已经开始了。
Part2.传播
在这篇1月24日发表于《柳叶刀》的论文中，我们可以了解最早被确诊的41名患者的具体情况。
截至1月22日，41人中有28人出院，6人死亡。发烧和咳嗽是最常见的症状，从起病到呼吸困难，平均8天。在肺炎初期，人传人的信号就已经很明显了，这41人中有14人都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
1月24日的另一篇论文研究了一个12月29前往在武汉旅行的深圳家庭。
最早出现症状的男士在到达武汉后的第4天开始发烧腹泻，之后3天，他的老婆岳父岳母和也都开始发烧咳嗽。1月5日，全家返回深圳，4天后，没有去过武汉的母亲开始全身乏力。最终，这个7口之家里，6人确诊新冠肺炎，包括他没有明显症状的儿子。
在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里传播冠状病毒并不难：
1.首先是喷嚏，你会喷出10000个以上的飞沫，最远传到8米之外。
2.然后是咳嗽，1000～2000粒飞沫，最远6米。
3.最后，即使是平静的说话每分钟也会产生大概500粒飞沫。
这是你打出喷嚏后0.34秒的样子。绿色的是那些100微米以上的大飞沫运动轨迹，因为足够重，它们会在10秒内落在地上。而红色的则是小飞沫们形成的雾云。它们会在空气中迅速蒸发变小，成为干燥的飞沫核。上皮细胞蛋白质会包裹着冠状病毒，在空气中漂荡，接触其他人的黏膜。
1月30的这篇论文进一步分析了武汉前425例确诊患者的数据。
这张表中，横坐标是从感染至发病的时间，纵坐标是相对概率。可以看到大部分感染者7天内就会发病，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是5.2天。现在我们知道，在2020年1月11日之前确诊的295人里，只有45人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此外还有7名医护人员。但在十天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要戴口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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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口罩
从2020年1月20日开始，口罩就成为了稀缺资源。
看起来戴口罩当然是个好办法，口罩的多层结构可以有效的阻隔大颗粒，而那些奈米级的微粒又会因为静电效应被吸附在内部纤维上。
所以，如果我们把颗粒的直径作为横坐标，过滤效率作为纵坐标，这些口罩的过滤效果实际上是一条U型曲线。可以看到，最难过滤的其实是直径0.3微米左右的颗粒。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口罩把0.3微米的氯化钠过滤能力作为测试指标，能在测试中过滤95%以上的就是N95。
N95的过滤效果当然最好，但即便是效果最烂的纱布口罩，对于10微米以上也就是我们头发直径十分之一左右的颗粒，也能做到接近80%的防护率。
那飞沫核的尺寸到底有多大呢？根据这份07年的论文，咳嗽产生的飞沫核尺寸82%都集中在0.74～2.12微米。
这么看，绝大多数飞沫核用普通的医用口罩就已经够了，而在美国2800多名流感医护人员参与的一项随机试验中，佩戴N95口罩和医用口罩的流感感染率甚至并没有显著差别。所以，也别在意那些繁杂的口罩类型，品牌和各国标准了。
相比是不是戴着N95，更重要的是：你洗手了吗？洗手是因为你的手上很可能有活着的冠状病毒。以SARS病毒为例，在这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中，它们在玻璃、塑料、金属上都可以存活至少2天，它们随着飞沫留在各种地方，而你的的手很可能就会摸到。然后你揉眼睛抠鼻屎的时候，病毒就会接触到黏膜细胞，完成感染。所以，洗手洗久一点。
Part4.勇气
最后一个问题是，还会死多少人？
这是从1月11日到1月31日全中国累计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增长曲线。如果我们用总死亡数除以总确诊数，可以得到一个2%左右的患病死亡率。但这样的计算方式并不准确。
根据前425名确诊患者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是5.2天，从发病到就诊平均是4.6天，就诊到入院平均4.5天，而入院到ICU是3.5天，假设从ICU到死亡是3天，整个过程就是21天左右。而如果就诊3天后就能确诊，那从确诊到死亡大概是8天。所以，1月31号的死亡患者大概在1月23号确诊。
如果我们用湖北省1月29～1月31日这三天死亡的124人除以1月21～1月23日确诊的279人的话，病死率高达44.4%。但因为湖北省的医疗资源紧张确诊困难，很多老年病患发展到了重症才能确诊，病死率肯定偏高。相比之下，除湖北省外全国其他地区的数据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1月29～1月31日，中国其他省份死亡患者共3人，除以1月21～1月23日确诊的260人，病死率在1.1%左右，确实不高。如果按照这个病死率倒推1月21～23日的湖北感染者，那应该不是279人，而是10700人。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计算过程，样本量小，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但随着未来数据的完善，病死率的结果会越来越清晰。疫情爆发后，多家机构也陆续发布了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R0值的预估，大多数都在2～3之间。
R0（Basicreproductionnumber）基本传染数，意味着在不做干预的情况下单个感染者传播疾病的平均人数。新型冠状病毒的R0在2～3意味着每个感染者会将病毒传染给2～3个人。这也是肺炎在初期开始爆发的原因。
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强干预，这个平均传染数会开始降低，比如03年SARS最初的平均传染数是2.9，然后在2.0～3.5之间波动，最后降至0.4，直到完全消失。对于新冠肺炎，这条曲线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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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瘟疫让我们所有人精神紧张，但实际上，倒霉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过去几年，中国平均每年有8.8万人死于流感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6.3万人死于交通事故，3.8万人死于安全事故。只要我们迈出家门，去工地，去办公室，去流水线，风险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当然应该把倒霉的概率尽可能降低，但我们之所以赞颂勇气，是因为我们人类总是在明知风险的时候，仍然选择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看一眼这场肺炎的主角——这个直径在0.1微米左右的畸形圆球。可怕吗？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RNA序列、知道了它的感染机制、传播机制、临床表现和致死概率。
根据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曹彬等科研人员2020年1月24日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早期41例确诊病例显示，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出现症状。只是，第一例新冠状病毒并不代表一定是第一个感染病毒的人。至于第一例住院患者是否还活着，现在官方也没有说明。